财政理论论文

财政理论论文（通用6篇）

篇1：财政理论论文

试论中国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理论思考

摘 要：中国财政学家在苏联财政学家提出的财政职能两分法的基础上,先后提出财政职能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均认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至于什么是财政监督,叶振鹏(1980)说,“监督职能就是利用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通过财政资金运动来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情况,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使国家有可能有计划地分配资金、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自觉地组织平衡实现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核算与监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财政监督的考察,间接提出了与一个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财政监督的特征。如徐瑞蛾对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财政监督的状况进行了整理。并提出其共同点是:公共资金是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体系,包括财政部门监督、审计监督、议会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财政监督高度法治化、透明度很高。还有不少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财政监督包括财政、审计、税务、司法、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的监督。狭义上的财政监督是指财政机关及其专职机构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执行财税法规和政策的情况以及对财政收支等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督察、调查和检查活动。

关键词：中国财政、监督

针对中国现行财政监督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傅道忠认为,“目前财政监督的方式“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事后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对公共收入检查多,对公共支出监督少。”部分研究者对此提出改进建议,如贾康认为,财政监督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从事后检查、事后处罚为主向事前、事中监督和及时纠正调整的方向转变;二是要从合规性检查向合规性与合理性检查相结合,并且加强政策性、纳税绩效性的检查方向转变。

一、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重新界定

在界定“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之前,有必要明确“监督”和“财政‘的概念。《辞海》将“监”释为“监视、监察”,《新华辞典》将“监”释为“察看”,将“督”释为“监管、察看”,因此“监督”连成一词,基本意思是从旁察看,发现问题。从经济角度看,监督是委托人通过预算约束、要求和制定操作规则等方式来控制代理人行为所作的努力,目的是为了减少便车行为以及偷懒行为,从而使效益最大化。从管理角度看,监督是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目标而对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过程所实施的检查、审核、督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

什么叫“财政”,20世纪4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对“财政”一词做如下解释:财政谓理财之政,即国家或公共团体以维持其生存发达之目的,而活动收入、支出经费之经济行为也。陈共教授对“财政”的解释是,从实际工作来看,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它的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所长指出,财政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这种“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必然引出了对财政活动进行监督的问题。

至于什么叫“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从前面的文献回顾来看,学界都没有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概念区分开来,把监督财政的概念并入财政监督的概念来理解,普遍认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认为,这样对财政监督进行下定义过于含糊,真是概念和范畴没有搞清楚,在财政监督过程中很难处理好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

二、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联系及其主要区别

1.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联系。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所进行的各类监督活动,都是国家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都是国家监督活动,都有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督程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两者的作用都是维护全局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税政策的贯彻落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主要区别。首先是监督的主体不同。关于财政监督的主体问题,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有三种:一种是单指财政部门(这里指广义财政部门而非仅指财政部,如有的国家包括国库部、财政部,有的包括计划预算部、财政部等);另一种是独立审计部门;还有一种是最高权力机关。这也是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两个概念进行混淆而得出的结果。这种认识显然是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主体混在一起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应该把两者的`监督主体分开来看,即财政监督的主体是财政部门,包括各级财政机关的专职财政监督机构和其他业务机构。而监督财政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主要是人大、审计、税务、司法、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的纳税民众。在监督财政的诸多主体中,最有力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其次是监督的客体范围不同。监督的客体在法律上主要是针对什么进行监督,即监督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范围和客体主要是两方面:一种是仅对财政收支活动进行监督;另一种是对政府财政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包括预算监督、税务监督、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国有财产监督等。还有的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范围和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预算管理监督、财政收入监督、财政支出监督、国有权益监督、会计监督、内部监督。以上观点都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范围和客体进行了混淆。在实际当中必然会出现谁都想监督,结果谁都监督不了的现象。即监督“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严格来说财政监督的客体和范围主要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涉及的财政收支活动。主要是财政部门日常的财政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国有财产监督等。而监督财政的范围和客体主要是指对政府财政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计划、财政结算计划,政府的各项支出等方面。最后是,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性质不同。财政监督的性质是各级财政机关履行国家的行政权利,是受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委托,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履行财政监督的权力,保证国家财政运行透明化,真正保证依法理财,体现“民生财政”。而监督财政的性质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人民代表履行国家权力。主要受广大纳税者及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或纳税者的意志履行监督财政的职能。同时,审计、司法、税务、新闻媒体以及各类群众组织和团体也是代表广大人民或纳税者的意志进行社会监督,是履行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

篇2：财政理论论文

一、对现代财政理论框架的认识

在当前的学科归类中，财政学归属应用经济学。但由于财政活动非常复杂，理论界对财政学的归属长期存在争议。20世纪初，“国外财政学家有的认为财政学根本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属于政治学范围，有的认为它是政治经济之间的边缘学科”。1922年，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中，第一句就是“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1960年，布坎南在《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高培勇认为，人们广泛认同财政兼具经济和政治两种属性，财政学可以分为财政经济学和财政管理学。杨志勇将财政学看做介于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之间的一门学科。

(一)财政学基础理论

财政学基础理论的核心是财政本质论，有3种理论观点，即国家分配论、公共需要论与财政主体结构论。

国家分配论和公共需要论反映了财政主体体现统治阶级或全体人民两种极端的财政本质特征。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财政活动往往倾向于满足政权掌控者的利益，但也具有满足公共需要的成分。财政主体结构论是整合国家分配论和公共需要论的结果。财政学基础理论可进一步分为财政主体论、财政职能论、财政客体论和财政运行论，从4个方面反映财政本质的特征。财政主体论。可分为国家主体论、公共权力中心论、财政主体结构论3种观点。主张国家分配论的学者认为，国家是财政主体，财政随着国家的产生与消亡而产生与消亡。主张公共需要论的学者认为，公众在自由平等基础上以契约形式建立公共权力中心，构成财政主体。财政主体结构论认为，不同社会力量互相作用形成对财政活动的合力，政府及对政府产生影响的社会阶层共同构成财政主体。财政职能论。

从主观角度看，财政职能就是实现财政主体的意志，可分为统治阶级剥削论、实现公共需要论、不同阶层利益综合论。从客观角度看，可分为综合职能论和经济职能论。综合职能论认为财政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能，在关系国家与社会生死存亡的时期，其政治、社会职能更为突出。马斯格雷夫的经济职能论认为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3大职能，对我国影响颇大。财政客体论。可分为剩余产品论与财富(收入)让渡论。剩余产品论认为，财政对象来源于人类全部产品扣除基本生存所需产品外的一部分，剩余产品提供了财政产生的可能性和财政筹资的最大界限。

财富(收入)让渡论认为，财政对象来源于收入提供者，是作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对价存在的。财政运行论。可分为统治阶级意志论、公共选择论和公私合作论。主张国家分配论的学者，把财政运行过程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过程，与被统治阶级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因而财政研究的目的基本上就是为政府出谋划策。公共选择论则认为财政运行是公共选择的过程，它从交易费用和决策效率的角度对不同的财政决策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的建议服务于公共管理需要。公私合作论认为，财政运行中可通过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二)财政经济学理论(微观、宏观)

财政经济学理论是现代财政理论的核心，分为微观、宏观2个部分。微观财政学可分为财政收入(税收)理论和财政支出理论。财政收入理论是适应17世纪以来现代国家演化中限制政府收入权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税收和公债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财政支出理论是适应19世纪以来发挥财政支出对经济社会促进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成为研究热点的。1936年凯恩斯创立宏观财政学。此后，宏观财政学理论一直是显学之一，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这些不同的宏观财政学理论派别在20世纪以来反复活跃，是世界多国政府干预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财政管理学理论

财政管理学理论可分为政府预算理论和分级财政管理理论。政府预算理论分析研究政府横向财政管理问题，又可分为预算管理技术理论、财政收入管理和财政支出管理理论。近年来我国预算管理领域的多项改革，如复式预算、零基预算、绩效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都是在广义政府预算管理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分级财政管理理论可分为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的分级财政管理理论。分级财政管理理论从纵向研究财政管理问题，是近年来我国财政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当前的分级财政管理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政策主张是以财政分级的扁平化为方向，逐步建立三级财政，实行同一规则下的分税制。

(四)财政社会学理论财政社会学理论

从全社会及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认识财政问题，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而且通过对税收和预算制度变革的研究，探求推进现代国家建构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途径。从财政收入角度看，历史上的国家可以分为租金国家、利润国家和税收国家，明晰政府与社会的活动边界，纳税人用税收交换公共服务反映国家发展的趋势;从财政管理角度看，国家可分为前预算国家、预算国家和超预算国家，预算由政府管理的工具演化为管理政府的`工具。向现代社会转型既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是市场化的结果，还是财政制度变迁的结果。市场机制带来的讨价还价导致了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政府官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及纳税人与政府的讨价还价带来公共产品效用的增加。国家收钱、分钱和花钱的方式变了，政治结构和活动方式也会跟着发生变化。20世纪末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使财政社会学理论的阐释力受到重视。

二、对当前我国财政研究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后，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财政理论研究在探讨现实问题、寻求财政改革指引的过程中，大量引进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盛行的现代财政理论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进行再创新，对财政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成为财政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产生了对财政改革影响巨大的公共财政论，成为财政改革的巨大推动力之一。当前我国的财政理论研究，主要囿于“应用经济学”范畴，被作为“出谋划策”的工具使用，财政学研究者天天在“提建议”，对直接税改革和预算体制改革的推进却十分乏力(两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财政收支间联系松弛，财政约束不力，财政效率不高。在财政管理研究中，着重对财政对象的分析，却不重视对财政主体行为的分析，见“钱”不见“人”;重视技术性研究和应然的判断，忽略程序性研究和如何使其然的推导;财政管理研究多是向政府提出完善管理资金工具的建议，而鲜有为公众提供约束政府的抓手。对财政制度变迁的研究，偏重于现象的演化，缺乏历史纵深分析;对其他国家的借鉴，就财政与财政比较的多，深入到财政与政治、经济、社会演化关系研究的少之又少，视野不够开阔。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财政研究应积极回应现实需求，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支持和动力。

(一)财政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重视财政主体的历史演化

在财政基础理论领域，国家分配论带有“阶级国家论”的鲜明时代印记，在解释阶级矛盾尖锐时代的财政特征时，说服力很强。在为计划经济背书的过程中，国家分配论假定社会主义时期财政主体具有“大公无私”和“无限智慧”的特性。事实证明，这些假定并不成立。公共财政论以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满足公共需求”作为立论假定，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一个发展过程，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需要严苛的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容易满足，公共财政“满足公共需求”的条件在现实中是不一定具备的。在财政基础理论的建构中，对财政主体的历史演化研究十分重要，也是财政制度转型研究的重要基石。社会公共需要的形成与变迁也应是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着力点。有的专家甚至主张将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学的核心概念，将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贯穿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中枢，而公共产品仅是满足公共需要的手段，许多研究者在财政理论研究中错将手段当做目的了。

(二)对财政过程和程序的研究在财政应用研究中日益重要

财政活动不仅是一个“需求—决策”过程，而且是一个执行和效果反馈的过程，“需求—决策—执行—效果反馈”应构成一个周期性循环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甚至在一些基础性民生领域也实行产业化，按照市场的逻辑来组织和运转。市场化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如不加以有效约束，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社会信仰迷失，贫富分化，污染加剧，食品安全等，都与过度市场化有关。过度市场化必然诱发各种“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大致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的这一段时间，发达工业化国家曾经经历过双向运动形成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调整了国家治理制度，在双向运动的张力之间进行平衡。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21世纪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说是在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而财政制度改革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其中，预算管理制度是财政制度的纲，而且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与核心。我国预算制度离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巨额收入的支出仍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财政运行的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只有当政府的征税权和用税权得到实质性制衡，建立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现财政的公共性和法治性，才能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运营效率。不同社会力量对于财政全过程的参与，参与的程序和规则，关系着财政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该成为我国发展新阶段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运用公共选择的视角和方法对我国财政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的预算从“政府管理的工具”向“国家治理的工具”转型服务;引入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对我国的财政史进行重新解读，能够使财政研究获得更多可用的本土资源。

(三)财政研究服务对象需要拓展

篇3：财政理论论文

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必定有公共财政。回顾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漫长历史, 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前进, 具有互动关系。概括地说, 欧洲中世纪后期, 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萌芽阶段;欧洲工业革命前后, 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形成阶段;而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危机时期, 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发展和完善阶段。

1. 财政产生的历史条件。

财政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财政。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出现了剩余产品, 产生了私有制, 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剩余产品的出现, 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是财政产生的经济条件。财政的产生不仅需要具备经济条件, 而且需要具备政治条件。剩余产品的出现造就了私有制, 促进了阶级与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财政产生的政治条件。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和实现其职能, 需要占有和消耗部分社会产品, 因此国家必须凭借其拥有的政治权力, 强制、无偿地征收一部分社会产品, 以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这种凭借国家政治权力进行的分配就是财政。

2. 公共财政的起源。

据考证, 在5 000年前的两河流域, 苏美尔邦国家就存在国家基础建设投资, 主要是灌溉系统建设财政支出, 但财政制度的形成要比财政活动晚得多。在封建社会, 国家的收入可以说是统治者的私人收益, 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使用, 财政收支的不规范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到了中世纪晚期, 专制君主自身的财产收益已不能满足其挥霍的需要, 财政收入进一步转向非个人财产收益的税收方面。而此时正是社会经济规模快速扩张时期, 封建性质的私人财政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从另一方面来看,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 与封建贵族展开了争夺财权的斗争。通过长期的斗争, 资产阶级通过国会夺取了财政收支的控制权, 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都必须向国会提出“财政收支计划书”, 并由国会审核批准。公共财政形成初期, 最普通的形式就是政府预算。公共财政最早是在英国产生, 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统一基金法案”, 规定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必须向国会提交计划, 并且要经过国会的审核批准, 从而确立了国家预算制度。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效仿。

3. 公共财政理论变迁。

纵观世界各国, 财政的历史源远流长, 而将财政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至今不过200多年。众所周知, 公共财政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 而其形成与发展较其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 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发展的。因此, 本文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 对公共财政理论的变迁与发展进行了梳理。

(1)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财政理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 西欧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 自由经济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1776年,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这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 反对国家干预, 主张自由竞争。同时, 他也承认国家有其存在及执行其应有职能的必要性。此后, 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逐渐丰富。

19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 英美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形成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福利经济学又经历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认为要想增加经济福利、消除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 光靠“看不见的手”是不能消除外部性问题的, 只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干预才能消除外部性, 消除外部性是公共财政的目标之一。

(2)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财政理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垄断随之出现, 市场经济的缺陷进一步凸显。分配不公和经济大幅度波动尤其突出, 并开始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缺陷和政府干预作用的认识与研究日益深化, 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 公共财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929~1933年, 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提出资本主义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使用达到充分水平, 国家有必要采取措施干预经济, 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1936年, 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 认为因市场缺陷造成的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与失衡只能由政府来矫正。20世纪50~60年代, 萨缪尔森、罗宾逊、希克斯、汉森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理论, 凯恩斯理论成为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3) 经济“滞胀”时期的公共财政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行的现象。“滞胀”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政府干预本身也存在着缺陷, 因此凯恩斯主义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的抨击。公共选择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回潮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反思后的新经济理论产物, 既承认市场缺陷, 也承认政府缺陷。该理论认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对市场缺陷和潜在的非市场缺陷 (政府缺陷) 进行比较, 才能知道是否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对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 也要采取种种措施来严格限制政府权力, 以防滥用。

供给学派在此背景下兴起。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抑制通胀、降低社会福利支出, 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供给学派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很大。1981~1988年的美国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以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为依据, 该计划实施不久, 美国就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总之,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各国出现经济“滞胀”以及社会储蓄率、投资率、生产增长率的急速下降, 以及国外竞争力的急剧削弱, 导致西方经济学界对政府干预普遍产生质疑, 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回潮。从现实情况来看, 尽管政府干预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国民经济的运行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干预, 如何提高政府干预水平及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协调性才是政府有效干预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4)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 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 即“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 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失灵的领域, 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与干预。公共财政理论还认为, 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 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分配行为, 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不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 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 因而也就决定了公共财政的非盈利性。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 不能超出这一领域而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二、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的选择

1. 公共财政的本质决定了其理论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管理形式、财政管理体系与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公共财政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政府以社会和市场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全体国民管理国家财产, 取得国民收入, 并将这些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 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以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保障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秩序,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 它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 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公共财政的本质, 也决定了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的选择方向。

2.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基础。

(1) 把市场失效作为财政职能定位的经济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职能的定位应建立在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基础之上, 从市场机制的角度研究公共财政的定位。有效的市场机制通常能产生经济上的高效率, 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信号能有效地引导资源向高效率的企业、行业和地区流动, 从而带来整个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市场竞争机制可使效率低、成本高、技术落后、经营不善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 通过竞争筛选出来的企业必定是高效率的。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悟出了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道理。然而, 市场机制虽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带来效率, 但也有失败或无效的时候。比如, 外部效应、垄断、收入分配不公乃至经济失衡等都是市场失效的典型表现。市场失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社会中, 只有在市场失效的领域, 政府部门的介入才是必要的。在经济领域,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克服市场失效的问题, 财政则是支持政府行使这些职能的手段。财政所要解决的只能是市场不能解决的或者是通过市场解决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由此可见, 社会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职能必须由国家和市场分别承担, 一切可以避免经济效益外溢的生产经营, 其资源配置都应当由市场机制去完成;相反, 凡是具有难以克服的效益外溢性的产品生产, 都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解决。

(2) 以公共需要作为财政支出定位的前提。一般来说, 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 财政职能服务于政府职能, 政府应做什么, 财政资金就应该支持什么, 而政府应做的事很多, 因此应当确定一个划分标准。对此, 西方财政理论界认为, 所有社会产品可划分为三大类, 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其中, 私人产品具有效用的可分割性、消费的竞争性、受益的排他性, 市场能有效提供;相反, 公共产品则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 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还有一些在性质上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 既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的产品, 被称之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 这类产品有的可完全由市场提供, 而市场效率不高或供给不足的则应由政府适当提供。这样, 政府的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产品和一部分准公共产品。财政支出必须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所谓公共需要, 是区别于私人消费的需要, 是市场不能满足的需要, 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需要。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事务;二是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完成的事务;三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筹办而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事务。只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事务, 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

(3) 以公共权力作为财政收入定位的法律依据。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 是满足公共需要的物质基础。私人用于满足私人需要的资金, 是凭借其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取得的;而政府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资金, 必须凭借公共权力获得。所谓公共权力, 是由立法机关赋予政府代表公众行使的权力。在现代民主制度下, 政府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 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 否则就是滥用职权。在组织收入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其行政管辖权获取财政收入, 这类收入都带有典型的管理和强制性征收的特色, 主要包括税收、规费、使用费、罚金等收入。政府也可以依据经济所有权获取财政收入, 其具体形式有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租赁国有资产的租金收入、国家参股所获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国有资源管理费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源收益。此外, 政府还可以凭国家信用获得财政收入, 这类收入是政府按照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 通过发行公共债券获取的。综上所述, 政府是依据公共权力取得财政收入的。各种收入形式都有其优点和不足, 相对而言, 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以及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决定了其在财政收入体系中的地位, 成为各国筹集财政收入的首要选择。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在90%以上。其他收入形式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较低, 收入功能和调控功能难以与税收相比, 只能作为财政收入的辅助形式。

(4) 把公共选择作为财政决策定位的理论依据。西方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的预算决策看成是由公共产品的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 政府通过预算收支提供的公共产品应符合公众的偏好或意愿。为了揭示公众对公共产品的偏好, 并把公众的个别偏好集中成为集体偏好, 从而作出符合公众意愿的决策, 预算决策必须按照一定的民主政治程序进行, 国家预算的内容要向社会公开, 社会公众有权监督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情况, 这就要求国家的预算必须步入民主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轨道。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应当借鉴和吸收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成分, 采纳西方国家科学的预算决策办法,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人民群众之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财政分配权力制衡机制,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配公共选择程序, 实现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摘要：本文阐述了公共财政及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并对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的选择进行了分析, 认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应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成分, 实现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关键词：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理论,公共需要

参考文献

[1].贾康, 冯俏彬.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10年回顾.经济研究参考, 2004;2

[2].陈石.论公共财政的起源、改革与发展.鞍山社会科学, 2004;3

[3].于海峰, 姚凤民.公共财政学.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篇4：财政理论论文

[摘要] 财政资金配置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决策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西方主要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中国财政资金配置必须要科学定位各级政府行为边界与财政资金的职能范围，财政资金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健全财政资金绩效的量化考核制度，要建立财政资金运行的全程监控制度。

[关键词] 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中国财政资金配置启示

一、西方主要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回顾

1.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西方古典财政支出理论是当代西方财政学说的理论渊源。威廉·配第（1623年～1687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赋税论》中，依据政府职能需要，提出了财政开支的一般范围，主要包括六项“公共经费”：军事费用，行政官吏的俸禄，“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各种学校的经费，对孤儿和各种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赡养费，以及修筑公路、疏浚河道等公共福利事业的经费。他认为财政经费支出应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振兴产业为目标，因此主张压缩非生产性开支，相应增加有关生产性支出以及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并主张通过实行行政、法院、教会等制度的改革以缩减支出。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书贯穿了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斯密依据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形成了他独特的自由主义国家观。他认为，政府的活动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必须消耗的那部分物质产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它严重妨碍了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政府应当尽量缩小自己的职能，实行廉价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将国家的职能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社会，二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斯密主张政府的财政开支要压缩到最低限度，主要用于与上述国家职能相应所需的经费，即国防费、司法费和公共设施建设费。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继承了配第与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科学成份，并加以补充和完善，成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的财政支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亦极力鼓吹经济自由放任，同时，他把国家经费全部或几乎全部看作是非生产性消费，因而主张尽量压缩国家财政开支。

2.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19世纪中叶，社会政策学派指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强调社会改革的必然性，提出国家实行社会政策的主张，社会政策学派在德国财政经济学界具有很大影响。瓦格纳（1835年～1917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建者。他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国家对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又谋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现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他极力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树立有计划的生产秩序”取代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防止牺牲别人利益以谋求个人私利；对劳动者及其它小市民从财政物资分配上给予帮助。瓦格纳认为国家不仅有维持国内的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敌的任务，同时还必须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财富的机会。而且国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经济目的之上，在这个关系上要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必须强制对国家尽责。为确保完成国家目的的财源，他主张扩大国有财产，实行铁路、保险、银行的国有化，施行新的特权及烟草专卖，坚决贯彻煤气、水道、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的赋税政策积极地改变人民所得的分配。瓦格纳还联系国家目的、任务及其活动的财政需要论述了国家经费问题，认为国家活动应把法律与权力目的与文化和福利目的这两个国家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实施，为此应形成一种给予机制，这就是财政的经费体系，构成财政需要体系。他提出了三条重要的财政经费原则：一是应有正当自主的财政监督组织；二是应遵守节约的原则；三是应兼顾国民所得与财政需要的原则。特别需提到的是，瓦格纳论述了公共活动特别是国家支出的膨胀问题，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说：“财政经济就是为筹集完成国家总体经济机能的任务所必须的物质辅助手段，而不能不进行的活动。由此可见，财政经济范围必须随各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决定”。

3.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破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学派及其理论应运而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凯恩斯（1883年～1948年）认为，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只起辅助作用。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是通过利息率而间接起作用，不如财政政策作用来看直接和有力。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衰退时，应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减税。他特别强调举债支出的作用。他认为，税收的变动，尤其是用累进所得税，虽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单靠税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经济危机和提高就业水平。然而，扩大政府支出的来源，如果是靠增加税收，则又会减少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结果依然达不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赤字的财政政策。汉森（1887年～1975年）是美国经济学家，也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和凱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着重研究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认为利用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所谓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汉森主张政府扩大公共工程投资，这对于扩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具有加速作用。汉森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逆风向行事”。萨缪尔逊是凯恩斯学派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萨缪尔逊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成为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而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与政府经济活动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点：一是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这种支出比政府的一般开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加福利开支。他认为福利开支既是“内在稳定因素”，可自动调节，又可利用它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三是政府应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扩大这方面的直接投资或给予补助金。同时，政府还应重视旨在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公共开支。

4.供给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供给学派是在美国7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是围绕如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滞胀困境这一问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温尼斯基、吉尔德、蒙德尔等。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把滞胀的原因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把需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要刺激总需求，就能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从而忽视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给因素。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对于供给增加只能产生负效应。因此，要医治滞胀这一顽症，就必须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推行注重供给管理的经济政策。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供给不足，那么，减税便是促使供给增加的基本手段，因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这样自然就会促进供给增加。另外，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是促进供给增长的又一重要措施。他们认为，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反而会使失业增加，有损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在庞大的失业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业成本太低而“自愿失业”的。再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需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和众多的管理人员，繁琐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会助长官僚主义弊端，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从摆脱美国财政危机的角度看，也需要削减日益膨胀的社会福利支出。这项开支已占到美国财政支出的40％，比军费开支增加得更快。他们认为这项支出在一定时期曾对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缓和作用，但现在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美国政府日益承受不了这种负担。

二、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对中国财政资金配置的启示

1.科学定位各级政府行为边界与财政资金的职能范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经济改革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首先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这实质上就是规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活动领域与范围。理论研究表明，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构成公共经济部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并由市场来提供是明显不足的，只有依靠政府来配置和向社会供给才能得到满足；私人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可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并可达到充分供给的水平。从本质上讲，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分工就是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的活动领域的分工。财政资金活跃于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社会资金活跃于私人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即使是财政资金活动的纯公共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也仍然可借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力量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并通过财政资金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实现公共产品领域的跨越式增长。当前，应当进一步收缩国有经济部门的范围，将涉及市场能进行有效配置并能充分提供私人产品的国有企业通过控股或拍卖的方式转换成股权多元化的非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部门只保留涉及国计民生的、关系经济运行安全的基础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生产和纯公共产品领域，以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善于利用财政资金调控经济的职能，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投资带动作用，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决不可过度增加财政支出，否则，一方面会增加经济主体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浪费，另一方面又会影响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2.财政资金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要充分市场机制的作用，全面推进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市场化配置是指部分财政资金按市场方式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在编制和执行计划时偏好于政治利益，计划的可行性和政府行为的理性被随意性取代，导致资金的计划配置效率低下。为了实现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市场体系。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只有通过其自身在市场中循环周转来实现，市场的有效性是实现财政资金有效使用的前提条件。因此，以统一、开放、规范、有序为目标的商品、要素、资本、技术以及信息市场的建立是保证财政资金市场化良好运行的条件。二是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一定时期内，各行业的利润水平是不同的，按不同行业制定不同层次的优惠利率水平是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条件。利率水平的确定，必须以市场利率水平为参照，才能实现企业收益与成本的对称，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才真正具有约束力。同时，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也是财政信用顺利开展的条件。三是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执法工作，保证经济参与者的公平竞争，坚决反对把财政信用作为保护落后的手段。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离不开财政资金市场化的规范管理。财政资金在投资领域的使用效益不高，其原因是在资金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市场决策、市场化管理、市场化经营滞后。应建立有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市场化决策程度，把财政投资计划建立在对市场综合考察基础上。

3.要健全财政资金绩效的量化考核制度

当前必须要建立合理的财政资金配置绩效的评价机制，加强财政绩效管理，才能真正促进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绩效考评的概念、实施范围、步骤、主体、操作规程、指标设计、监督制衡、结果运用等内容，使绩效考评工作能够在统一的管理制度约束下，规范、协调、有序地进行。在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核实施的步骤上，以项目绩效考评为切入点，项目绩效考评是其他层次绩效考评的基础。等项目绩效考评具备一定经验后，再进行部门绩效考评试点，在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推开，真正实现部门预算的绩效考评。在财政资金配置绩效组织实施上，先以财政部门为主，再过渡到人大、审计、财政各自分工负责立体式的绩效评价模式。在评价方式和评价体系建立上，先推行单位自评或考评为主，财政局重点考评，财政协调部门共同制定评价体系，待评价的指标体系、标准体系、方法以及相关评价制度完善后，再过渡到以审计、财政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为主的评价方式。此外，要建立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评工作信息库，便于监测项目预算周期的完成过程，收集、查询项目资料，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分析计算历史标准值。要科学合理地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以便于绩效考评指标、标准体系和有效组织实施。要硬化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评工作结果的约束力。不同的财政支出绩效监督机关和实施单位，对评价工作结果的运用目的、范围、程序、权限等做出具体规定，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权威性。

4.要建立财政资金运行的全程监控制度

具体措施包括:（1）建立一套连续有效的财政资金运行监控主体网。在财政资金运行的一个循环中，从纳税人纳税到财政支出、财政资金使用各环节应当有不同的监控主体。这些主体可能包括：纳税人群体、财政、税收、计划、审计、监察和人大监督机构，甚至有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要明确各环节监管主体的权责利，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全程监控制度来规范和引导监督主体的监管行为。当前，应抓好财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和项目建成后的后续监控的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中，要明确全程控制制度的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职责、控制程序和控制的法律保障等具体内容。（2）严格预算支出约束和监督。一是考虑建立由各方的专家组成预算审查委员会，对预算进行全面审查；二是搞好法规之间的协调。各级人大和有关执法机关，应认真清理与《预算法》相冲突的法律条款，以维护《预算法》的权威性；三是严格预算支出约束。要追加预算必须按法定程序经人大批准，且每年预算变动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四是强化支出监管。各级人大要经常监督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部门要将财政审计作为重中之重，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支出与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全面推进财政绩效审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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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oornbusch)、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理查德?斯塔兹(Richard Startz)：《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4]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樊纲:《论“国家综合负债”》，經济研究，1999年第３期

[6]张新:《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3期

[7]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8]Matsusaka, J.G. (2004), For the Many or the Few: The Initiative, Public Polic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9]De Mello, L.R. (2004), Ca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trengthen Social Capital?, Public Finance Review 32

篇5：财政理论论文

1.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联系。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所进行的各类监督活动,都是国家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都是国家监督活动,都有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督程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两者的作用都是维护全局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税政策的贯彻落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6]。

2.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主要区别。首先是监督的主体不同。关于财政监督的主体问题,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有三种:一种是单指财政部门(这里指广义财政部门而非仅指财政部,如有的国家包括国库部、财政部,有的包括计划预算部、财政部等);另一种是独立审计部门;还有一种是最高权力机关[7]。这也是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两个概念进行混淆而得出的结果。这种认识显然是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主体混在一起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应该把两者的监督主体分开来看,即财政监督的主体是财政部门,包括各级财政机关的专职财政监督机构和其他业务机构。而监督财政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主要是人大、审计、税务、司法、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的纳税民众。在监督财政的诸多主体中,最有力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其次是监督的客体范围不同。监督的客体在法律上主要是针对什么进行监督,即监督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范围和客体主要是两方面:一种是仅对财政收支活动进行监督;另一种是对政府财政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包括预算监督、税务监督、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国有财产监督等[8]。还有的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范围和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预算管理监督、财政收入监督、财政支出监督、国有权益监督、会计监督、内部监督[9]。以上观点都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范围和客体进行了混淆。在实际当中必然会出现谁都想监督,结果谁都监督不了的现象。即监督“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严格来说财政监督的客体和范围主要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涉及的财政收支活动。主要是财政部门日常的财政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国有财产监督等。而监督财政的范围和客体主要是指对政府财政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计划、财政结算计划,政府的各项支出等方面[10]。最后是,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性质不同。财政监督的性质是各级财政机关履行国家的行政权利,是受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委托,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履行财政监督的权力,保证国家财政运行透明化,真正保证依法理财,体现“民生财政”。而监督财政的性质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人民代表履行国家权力。主要受广大纳税者及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或纳税者的意志履行监督财政的职能。同时,审计、司法、税务、新闻媒体以及各类群众组织和团体也是代表广大人民或纳税者的意志进行社会监督,是履行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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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段景泉,等.财政监督学概论[M].北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8]李武好,等.公共财政框架中的财政监督[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9]张艳霞.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J].辽宁财税,,(1).

篇6：财政理论论文

姓名：侯杰学号：201150010042

财政基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是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即重商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形成并走向确立的阶段。作为理论上的反映，重商主义的政策反映了西欧各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并且其分析工具主要是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政策主张，即主要是便业务和技术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英国的托马斯·曼（1571—1641年）是重商主义著名的代表，他所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圣经”。他所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代的产物。法国的柯尔培尔（1619-1683年）任法国财政大臣期间认为征税就像“拔鹅毛”——“即要尽可能多地拔鹅毛，又要让鹅不叫”。英国的威廉·配第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面对英国财政税收混乱的状况，威廉·配第提出了财政税制的改革意见。他力图阐明“王土、租税赋课、关税、户别税、富笺、恩赐金税、罚金、独占、官职、什一税、提高币制、灶税、物品消费税等”的性质和方法（《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并且意识到攫取剩余劳动的主要手段是“贡赋制”。他还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提出了“公平”、“确定”、“简便”、“节省”的赋税四原则。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即古典经济学阶段。这个时期开始把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且认为财政理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1723-1790年）第一次把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肯定了财政是经济范畴，认定了财政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他关于国家职能和财政作用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和《关于司法、警察、岁入和军备》中。亚当·斯密认为，人们之间需要交换劳动和财富，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社会成员在追求和满足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利益得到最大的增进，而政府的任何干预总会破坏这种自然秩序。此外，不论是工业或农业的劳动，只要是生产的、有用的劳动，就能创造财富，而宫廷、政府官员、军队等人员的劳动都是属于非生产性的劳动，其活动和人员应限制在最低程度。商品的交换价值不仅由劳动所决定，还取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以这三部分作为课税依据。财政的职能，是为国防、司法和必要的公共工程筹集税收，分配经费。因此，这一时期所认识的财政职能可归结为两方面，即收入职能和配置职能。《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大卫·李

嘉图（1772-1823年）和约翰·穆勒是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以及政策主张的最主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阐述了税负转嫁与归宿问题的研究，穆勒是古典经济学派的终结者，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政府的国家职能问题。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成型阶段，即新古典经济学阶段。这一时期边际学派与历史学派共存。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瓦尔拉斯（1834-1910年）、英国的杰文斯（1835-1882年）和奥地利的门格尔（1840-1921年），几乎同时提出了一种抽象的经济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商品的边际效用，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边际学派对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产生了公共物品理论；（2）开始用边际分析方法解决财政问题；（3）研究重点开始转向财政支出；（4）开始关注财政收支过程中的财政程序问题。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发展，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在他的著作《财政学体系》（1877~1901）、《社会的财政政策和社会的租税政策》（1891）以及《财政学和国家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论文中，提出强制性的共同经济组织位于个别经济组织之上，必须保障历史所赋予国家的任务得以完成。他提出累进税制，阐述“国家经费膨胀规律”，强调通过国家“租税政策”干预投入和所有的分配，其社会改良思想意在缓和阶级矛盾和贫富分化。在以之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所得税制和再分配调解逐步发展。

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传统西方经济学所信奉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出清’”的理论由于经济危机而面临破产，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也已经束缚了资产阶级的手脚。为摆脱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开始在行动上突破传统的教条，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此条件下，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急需为其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台寻找理论支持。因此，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产生并迅速兴起。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提出增加投资、提高就业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实践中，推行赤字财政等扩张性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收到显著效果。同时凯恩斯也提出了应对赤字的对策，即短期是发行公债，长期是利用财政的“经济内在自动稳定器”的效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局面，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结束。在财政功能角度上，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和佩吉·马斯格雷夫提出，财政发挥稳定职能时，要兼顾配置职能和分配职能，以保证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

萨缪尔森等人阐述的公共物品理论和布坎南强调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科斯对于产权的研究，都对现代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萨谬尔森（1915—）首先提出了公共物品的理论，他是从产品的客观属性角度来进行阐述，提出公共物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即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在之后，布坎南（1919—）等人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财政学甚至是经济学中比较完整而又比较有特色的学科分支。公共选择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1）公共选择者与经济人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2）相互尊重契约双方的利益，是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前提，也是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前提。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包括：（1）公共选择行为的主体，即公共选择者（主要是指官僚、政党、政府、选民等等）的行为特征；（2）在不同的决策规则下，政府的决策可能会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结果；（3）对民主政治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方式的分析；

（4）应当如何去选择一种能够改善公共决策效率的宪章。英国的经济学家科斯对于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出了科斯定理。科斯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即产权的制度安排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在制度创新的原则就在于根据交易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显然，科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在现代混合经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斯片面地夸大了交易成本的影响，而且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被无限夸大。

在其他方面，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更加促进了作为财政学在当代前沿形态的公共经济学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经济学很可能是经济学中最充满矛盾的领域，”“它经常在经济学的边缘探讨，越来越与伦理学、政治学、组织机构研究（公共抉择与制度学）相联系”。

参考文献：

1、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