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柏林危机（共7篇）
篇1：两次柏林危机
什么是柏林危机
由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提出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外交战略。其主旨是企图通过英国在与美国、英联邦和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环节中的特殊联系，充当三者的联结点和纽带，以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和大国地位。1948年时处在野地位的保守党领袖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的概念。他说“当我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
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极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土在内，还有美国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就是联合起来的欧洲。
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结合足以推倒它们，或者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环中的每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
丘吉尔的这一外交思想，就是试图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基础，希望法、德和解，恢复欧洲均势，并利用原有的殖民地体系，挽救和恢复在二战中被削弱的英国的国际地位。乃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的一种无奈选择。它表明，英国外交既想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又试图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不与其传统的利益观决裂。然而英国政治家们在推行“三环外交”的过程中，始终背者“世界大国地位”的沉重包袱，不能不面对实力有限与战线过长的矛盾。这也是导致英国外交战略不得不逐步收缩，从大国全球外交逐步朝重点面向欧洲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环外交”曾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战后初期的工党政府基本上奉行这一外交政策思想。
柏林危机(Berlin Crisis)
第一次发生于1948年，又称“柏林封锁(Berlin Blockade)”，是冷战开始后其中一个最早发生的危机，其导火线为1948年6月24日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至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停止行动之后，危机缓和。
第二次发生于1958年，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驻军，后来以苏联让步完结。
第三次发生于1961年，苏联重新提出西柏林撤军要求，事件以苏联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作结，美苏关系以苏联冻结柏林问题而得以缓和。
结果
70年代初苏联推行缓和政策，争取西方国家承认欧洲现状，在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同时建议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为西方国家所接受。1970年3月6日，苏、美、英、法四国开始谈判。1971年9月3日签署了《西柏林协定》，并于1972年6月3日生效。
主要内容有：
①重申美、英、法在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
②西方国家的平民和货物沿西柏林通道的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
③“维持和发展”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但西柏林仍然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于它管辖。
④西柏林人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和商业等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
⑤联邦德国可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利益，等等。
《西柏林协定》签订后，柏林局势趋于稳定，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发展。
篇2：两次柏林危机
背景：
1、战后德国被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大柏林”地区由四国占领
2、美苏为建立和发展各自的同盟体系不断加强对抗和争夺，意图使德国变为己方阵营的独立政治力量
3、东西方对德和约难以达成，德国分裂状态不断加深
4、导火索：西占区“货币改革”
1948年2月至6月，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提出“伦
敦建议”，内容为法占区与英美双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并共同制宪，成立联邦德国，将联邦德国纳入欧洲复兴计划。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公布了“关于改革植国货币制度的法令”；6月21日，正式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发行了“B”记德国马克。这一行动成为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苏联得知该计划后，于6月19日提出抗议，占领军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表《告
德国民众书》，书中称英美法三国欲分解德国。6月22日，苏联宣布在东占区和整个大柏林实行币制改革，发行“D”德国马克。次日，两种货币在大柏林同时流通，造成混乱；美英法并于同一天宣布在西柏林也将实行币制改革，流通“B”记德马克。
过程：
1、苏方措施：封锁西柏林与西占区间水陆交通
2、美国坚守西柏林：
非军事行动：大规模空运与反封锁行动
军事行动：向西德地区增兵进行军事威慑，原子弹（“烤肉机计划”： 美国的这项
举措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压力，使其不敢轻易将事态扩大。
3、苏联策略的改变：经过秘密谈判4、1949年5月5日达成协议：决定从5月12日起，双方取消一切有关交通运输的限制。
结果：世界航空史上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柏林空运也随之而告终。在前后11个月的空运中，美、英等国总共出动运输机高达27．8万多架次；平均每天飞往西柏林的运输机有599架；累计运至西柏林的物资总重量高达232．6万多吨；运输机每天消耗燃料量为60万加仑；美、英两国空军由于飞行事故损失了7架运输机，70名机组成员殉职。
然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斗争绝未就此平息。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宣告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宣告成立。德国由此开始了长达40年之久的分裂，全世界由此陷入了漫长而激烈的冷战，爆发了一次又一次新的危机：修建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核军备竞争、星球大战计划……。由此而言，“柏林危机”仅仅只是第一次冷战高峰。
篇3：两次柏林危机
2004年安徽省阜阳市“大头娃娃”事件发生后, 4月22日媒体公布了45家劣质奶粉黑名单, 三鹿集团赫然在目, 这无疑是对三鹿一个沉重而致命的打击。三鹿集团得到此消息后, 迅速做出反应:由集团两位副总直赴享阳, 请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误报三鹿的证明并在新闻会上发表声明, 澄清事实, 利用媒体将此消息发布。同时, 三鹿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 经多方努力, 国家四部局4月26日联合下文, 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对三鹿的封杀给予解禁。短短的4天时间, 三鹿集团由被列入黑名单到澄清事实, 上演了一部企业危机事件的生死时速。
当医生怀疑导致婴儿患病的是三鹿奶粉时, 三鹿保持静默;媒体大肆报道“某品牌”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时, 此时已经心照不宣直指三鹿, 但三鹿还是在静默中观望;直到2008年9月11日, 三鹿还辩称质量无问题, 随后三鹿自检发现问题, 到9月1 1日晚才有了正式回应, 并决定召回产品。在三鹿保持沉默这一时段, 有关三鹿的负面信息已是满天飞了, 三鹿的品牌受到极大损害。
二、问题提出及对策机制
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 各类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所谓危机, 就是突然发生并给企业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 潜在的危机是时常伴随着企业存在的。据零点调查公司最近发布的《京沪两抵企业危机管理线装研究报告》显示:目前, 有14.4%的被访企业处于高度危机状态 (5种危机以上) , 40%处于中度危机状态 (3种~4种危机) , 仅有45.2%的企业处于一般危机状态 (1种~2种危机) 。企业危机的表现往往是突如其来, 出乎预料的。如果一旦危机来临, 企业处理的好的话, 企业不仅能转危为安, 而且将以此对企业提高关注度、知名度、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相反, 如果重视不够, 处理不当, 对企业的打击也将是致命的。
如何避免危机是现代企业必须要考虑和实施的, 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要进行危机管理工作。所谓危机管理就是企业要有忧患意识, 对潜在的或出现的危机采取预防或处理的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和危害。做好危机管理应注意以下步骤:
1. 识别危机
任何形式的危机爆发之前, 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先兆, 预先发现这些苗头、信号, 并及时采取响应的措施, 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有资料显示, 目前国内企业的一些管理人员的危机意识还不是很强, 我国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危机识别能力较弱, 仅有14.7%的人员有较高的危机识别能力。为了更好地预防和识别危机, 企业可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危机预警机制的建立能够减少危机的监测成本和提高危机的监测结果, 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为确保危机预警机制的有效性和高效率, 企业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收集信息, 制定危机管理计划。企业在日常的管理中, 还要重视加强对员工的危机教育, 让员工有危机感, 通过案例等方式, 增强员工认识危机对企业的危害, 进而增强识别危机的能力。
2. 快速反应
在危机管理中, 速度是决定危机化解成败的关键。危机一旦出现, 企业应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小组, 有条不乱地开展工作。对内, 要对员工作出解释, 让员工知情, 争取员工的支持与理解, 稳定企业员工的信心。对外, 快速查明事件的原因, 危机的起源是解决危机的重要突破口。启动信息网络找准病因, 切忌盲目行事。快速搜集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言论, 搜集企业界、学术界、媒体、消费者的反应, 并搜集分析竞争对手的信息, 如竞争对象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言行、其企业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情况等。在事件调查过程中, 企业品牌信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政府来树立的, 可邀请政府配合调查。查明原因后, 快速制定应对的策略, 利用媒体快速传递准确、及时的信息, 消除负面影响。
3. 充分利用媒体
危机的信息传播是危机管理的重要一环, 是企业说服公众最有力的方式。媒体是大众传播媒介, 具有传播广泛性、及时性的特点, 是企业实现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危机出现时, 企业应避免采取“鸵鸟政策”、“沉默是金”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做法, 要敢于并迅速公开面对媒体, 借助媒体的力量, 澄清事实, 表明态度, 发布挽救的措施, 得到社会的谅解与支持。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应注意:一是确立企业唯一信息发布人, 保持新闻口径的一致性;二是选择多种传播的渠道, 既可选择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官方主流媒体, 也可利用信息量大、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的互联网传播;三是企业的态度要公开、诚恳, 讲实话, 使媒体感受到企业是在积极、主动地处理事件。
4. 转化危机
危机并不一定都是坏事, 美国管理与公关专家奥古斯丁说过:“每一次危机的本身, 既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 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 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危机可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也会产生正面的效应。危机发生时的企业已成为了社会的焦点, 被社会广为关注, 企业不仅要具备处理好危机的能力.还要善于抓住机遇, 转化危机, 主动牵制危机的关注点, 借助企业文化营销的力量, 拉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借助企业文化的宣传, 提升企业的品牌。
摘要：2004年的“大头娃娃”事件, 三鹿奶粉牵连其中, 但三鹿集团迅速采取措施, 为我们演绎了企业危机公关中“兵贵神速”的精彩, 有效抑制了危机的扩散。但四年后, 面对“结石门”事件, 三鹿集团非但没有及时做出响应, 阻止危机进一步扩散, 甚至想通过推卸责任方式转嫁危机, 使得企业形象大打折扣, 一时陷入空前危机。本文从三鹿集团对两次危机不同的应对措施着手, 通过区分它们的不同, 从而探究企业危机管理的一般性原则。
关键词：三鹿奶粉,大头娃娃,结石门
参考文献
[1]马鸣清:从三鹿奶粉转危为安看企业危机管理[OL]
[2]艾学蛟:三鹿的非常危机[OL]
篇4：连闯两次金融危机的秘诀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只有三名员工的无名承包商，发展到今日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跨国公司，马来西亚联合机械集团(UNIMECHGROUP BERHAD)安然渡过两次经济萧条，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更稳，根基扎得更实。作为马来西亚机械工业界的翘楚，他们战胜困境、获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马来西亚联合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主席林嘉水。
“三个人六只手”白手起家
林嘉水可以说又是一个白手兴家的典范。父母早年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州落脚，一家七口仅靠父亲在戏班拉二胡勉强度日。但就是这样捉襟见肘的生活培养了他坚韧的性格。中学毕业后，他做过家教，担任过仓库的管理员。1977年，不甘平淡的他联合弟弟林炎昌和妹夫共同筹集一万八千令吉，在槟城州北海的王春添路租下一个办事处，开始从事机械服务工程，这也是联合机械集团的前身。成立之初，除了林嘉水和弟弟之外，只有一名员工，三个人六只手，联合机械的天下就是靠他们赤手空拳打拼出来的。
当时正值马来西亚槟城州工业化起步期，凡是涉及工业市场的领域，都要用到机械配件。林嘉水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认为“机械制造业的前途无可限量”，便决定投身这一产业。
“开始时主要是以服务工程为主，后来才慢慢地拿代理，例如意大利的燃烧器，业务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此时的林嘉水既是老板，也是产品的推销员，就连收账也要自己一手包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联合机械集团已然成为马来西亚机械工业界的骄傲，并以其全面的工业服务著称。
勇闯东南亚金融风暴
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但在林嘉水看来，这次金融风暴并没给联合机械造成多大的影响，集团的营业额反而平稳增长。这主要归功于联合机械集团自1992年开启的海外业务，他们的产品不仅在马来西亚国内销售，同时也分销至多个国家，遍布亚洲、澳洲与美洲等地。
林嘉水告诉记者：“联合机械集团的顾客群多数是外销公司，并且主要是销售到欧美地区的厂家。199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主要是东南亚地区，而欧美国家的需求还很稳健。所以马来西亚本地的外销公司业务都还好，这间接地提高了联合机械集团的营业额。”
当然，199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有其负面影响。经济萧条，利率升高，马来西亚很多本地公司深受其害，联合机械集团的呆帐也因此上升不少。但因为拥有良好的风险管理，联合机械集团的各项业务在金融风暴之年“都有成长”。由于林嘉水在业内外的杰出表现，2003年他获封了拿督头衔。
再战全球金融危机
事隔十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再次来袭。已经走出马来西亚，并向中国、印度、日本进军的联合机械集团又将如何应对?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市场的波动，让所有的投资者只能作壁上观，这个情况将会持续直到美国经济回暖。所以，尽管联合机械集团已在行业站稳脚跟，公司的正常运作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在其它方面还是受到了全球的骨牌效应。”
据林嘉水介绍，从2008年10月开始，联合机械集团的营业额已有放缓的迹象。他预计2009年公司的营业额会比去年下跌10-15％。“200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经济，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去年上半年，马来西亚的原材料，如棕油和橡胶等，卖到了空前的高价，钢铁、洋灰(即水泥，记者注)的价格也节节上升，但下半年开始却来了个大逆转。国际石油价格从上半年的高价迅速下滑，连带所有主要商品的价格一路狂跌。因此，今年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是产品市场的萎缩和生产成本的提高。”
在这样一个经济衰退的时期，联合机械集团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产品研发以及质量提升上。林嘉水告诉记者：“在经济腾飞时，积极提高营业额似乎是所有集团一致的动作。然而在经济放缓时，我们该停下脚步，做好生产线，加强产品质量，开拓新市场，从而为经济回暖做出最好的准备。”
“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只要以积极正面的态度面对，危机还是可以化机会，否则即使是机遇，我们还是会错失啊!”林嘉水如是说。
看好中国制造业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制造业依靠低成本的优势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中国制造的商品大量出口，在国际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几年，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制造业在原料、土地、人力、能源、交易等各方面的成本直线上升，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压缩。
对此，林嘉水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中国生产成本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但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在中国生产的成本还是比较低。而且足够的人力资源也是其一诱人的卖点。所以，外商撤离中国可能只是短期的迹象。中国制造业的前景还是可看的。”
目前，联合机械集团已在中国大陆的天津、沧州等地投资建厂发展制造业，经营范围涉及阀门制造、蒸汽系统设计、流体控制与输送系统等多个领域，市场则主要面向马来西亚国内市场。林嘉水表示，这种模式还将延续下去。此外，集团还计划在中国投资其他相关领域的项目，进一步发展中国国内的市场。他说：“除了阀门与管件之外，联合机械集团也在东莞等地投资电子工业。我们希望把投资分散在不同的领域，从而降低企业风险。虽然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面向马来西亚国内市场，不过，我们也有销售到其它国家，例如新加坡、泰国、印尼、越南、澳洲、菲律宾、中国等地。我们的目标是把集团旗下的品牌推出亚洲，走向全世界。”
林嘉水同样看好中国内地的市场：“我们正在积极地开拓中国内地市场。希望有朝一日，在内地建立起自己的阀门与管件品牌。”
管好企业，才能决胜海外市场
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的投资门槛大大降低，中国企业迎来“走出去”的最好时机，却一直苦于“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拥有十几年海外投资经验的林嘉水有着自己的心得：“其实无论是哪个企业若想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林嘉水认为，想要在海外开拓一个新的市场，需具备三个必要条件：“首先我们产品的品质一定要获得他人的肯定。只要产品的品质得到市场的肯定，那么我们拓展海外的计划就已成功了一半。而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品质证书，也是让海外发展进一步实施的前提。”
此外，还得考虑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因素。要跨出海外，就得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需要了解当地消费者对产品有怎样的要求。每一个市场都该有特定的市场策略。而制定一个市场策略，就要研究当地的市场需求与竞争态势。
篇5：两次柏林危机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经济危机均会导致各国宏观经济出现大幅衰退, 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但具体到某一行业, 因其在整个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及本行业的具体状况不同, 所受到的冲击也不尽相同。就煤矿而言, 两次危机发生后, 煤炭市场需求都大幅萎缩、价格暴跌、产品库存上升, 但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对煤炭行业的伤害要比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得多。
究其原因, 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山西资源整合对国内资源供给构成实质性影响;二是下游行业的产能过剩对煤炭需求形成有力支撑。
基于安全、环境等因素考虑, 山西在全省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整合, 由于重组过程中被整合矿井全部处于停产状态, 总体产能受到抑制, 而且, 资源整合导致的产量下降正好与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疲软相吻合。因此, 对抑制煤炭市场大幅下滑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9年山西省煤炭产量6.15亿吨, 比2008年减少4000多万吨。
然而, 本次整合对煤炭市场的影响是暂时的, 整合后产能释放对煤炭市场的影响也有待观察, 但是长期来讲产能逐步增加是确定的, 就目前来看, 产能过剩的风险在加大。随着新一轮煤炭资源整合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大型煤炭企业对过去产量较低的小煤矿技改的完成, 一个个亿吨级的煤炭企业集团产能将在短期内集中释放, 一大批大型现代化煤矿在陆续投产。据统计, 2010年全国近千万吨级的新增大型煤炭项目就有设计14780万吨的年产能, 煤炭年产能平均增长约2亿吨。我国煤炭生产大省的产量也在呈井喷式增长。2009年, 内蒙古煤炭产量增速为37%, 陕西为33%, 宁夏为30%, 新疆为29%。
煤炭企业维持产销平衡的必要性
1. 从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的节约方面。
虽然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 但煤炭作为不可再生能源毕竟消耗一吨减少一吨, 市场的大起大落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例如, 九八年市场疲软时期, 我公司就有大量唐山矿、钱营矿原煤进入发电厂作为燃料消费掉, 现在看来相当可惜, 但在市场化条件下, 为了生存企业只能适应市场需求。
2. 保证产销平衡、维持相对较高的煤炭价格对企业的稳定发展, 保证能源的稳定供应方面至关重要。
煤炭企业属于高投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虽然近年来煤矿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但由于产业特点限制, 许多矿井开采条件较差, 生产效率还较低, 企业效益主要还是依赖产品的市场价格, 维持较为合理的煤炭价格, 可以保证企业有足够资金用于生产及安全方面的投入, 促进煤矿的健康、持续发展, 只有这样, 才能为社会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 一旦产销失衡, 对整个行业的伤害是深远而长久的。
3.对发展新能源产业、低碳经济,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提倡发展新能源产业, 但实际上新能源产业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得到迅猛发展, 这除了技术瓶颈外, 成本因素也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 在目前化石能源价格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很难与之竞争, 因此, 保持产销平衡, 适度提高电煤价格, 还原煤炭的完全成本, 不但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浪费, 对降低污染、实现能源多元化、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那么, 在目前条件下如何实现产销平衡呢?我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1.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职能, 客观分析市场供需, 对煤炭产能提出预警。煤炭行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 目前已基本上完全步入市场化轨道, 强行控制产量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在目前市场主体相对分散的情况下也难以有效实施。但是, 如果企业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产能将使整个行业陷入被动。因此, 需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提前对全国产需状况进行分析、评估、预警, 并发布规范的年度报告, 引导煤炭企业合理控制煤炭产量, 有序推进煤炭产能建设, 防止出现产量严重过剩、恶性竞争、竞相降价现象, 防止煤炭经济运行大起大落。
2. 加强煤炭行业整合, 提高行业产能集中度。
山西煤矿兼并重组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河南省煤炭整合序幕也已拉开, 煤炭资源整合对提高行业集中度、避免无序竞争意义重大,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鼓励、引导煤炭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地方小煤矿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增加能源供应、保障国计民生方面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 但其在安全生产、生态破坏等方面的弊病暴露无疑, 随着国家大型煤炭基地的陆续建成, 地方小煤矿应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3. 加强煤炭储备基地建设。
我国煤炭资源“北富南贫、西多东少”的分布结构与经济发达程度决定我国“西煤东调、北煤南运”的煤炭流通格局将长期存在。由于我国煤炭流通距离较长, 在发生突发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无论是公路、铁路、港口还是海运哪一方受到影响, 煤炭运输通道都将受到冲击, 煤炭资源供给将受到威胁。加强储煤基地建设, 可以缓解突发因素导致的煤炭短期失衡。
从2004年至今, 我国境内共计发生四次影响面较大的煤荒, 其中三次是因恶劣天气导致运输受阻造成的。因此, 加强储煤基地建设势在必行。至于在什么地方建设, 业界有不同观点, 有的认为建在枢纽港比较合理, 有的认为建在消费地比较合理, 我个人倾向于消费地布局, 这样更能体现应急储备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保证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绝非建几个储煤基地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发生的煤炭供应紧张除外部因素导致煤炭产量下降、运输受阻外, 下游用煤行业不能保持合理库存水平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减少资金占用, 将库存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 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资源便告急, 抗市场风险能力十分脆弱。例如, 2005年夏季发生的煤荒, 就是由于南方进入用煤高峰, 而大秦线正在进行检修, 造成电厂存煤下降, 煤炭供不应求。夏季是每年用电、用煤的传统旺季, 如果耗煤企业能够提早安排、备足资源, 一个例行检修怎会造成一次小小的煤荒?俗话说, 家中有粮, 心中不慌, 由于自然灾害及事故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企业不改变目前的做法, 即使将来储煤基地建设完成仍然有可能面临“远水不解近渴”的尴尬局面。因此, 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耗煤企业的库存管理。
摘要：本文试图透过两次金融危机对煤炭实体经济的影响, 揭示保持煤炭产销平衡的必要性, 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维持产销平衡进行了探讨。
篇6：两次经济危机的比较与启示
近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向我们袭来。时至今日，这场以美国次贷为发端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仍然看不到噩梦结束的迹象，反而危机的影响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对比本次金融危机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两者有太多的相似，人性的脆弱和贪婪导致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
两次经济危机犯下同样的错误
——背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经历一次疯狂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长期繁荣，工业空前发展。1921年美国工业指数为67，而1929年该指数已经达到119。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当时英、德、法三国比重总和的79％。长期的经济繁荣诱使资本从世界各地流入美国，带来美国空前的资本繁荣。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75点到1929年顶峰时的381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3％；《纽约时报》工业指数从1921年的60多点起步，攀升到1929年9月近470点的历史最高点，形成巨大的金融泡沫。
2007年3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濒临破产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牌，标志着次贷危机的正式爆发。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享受长时间的经济繁荣。1990-199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CPI长期控制在3％以下，失业率在5％以下。2001年至2007年，美国GDP平均增长超过3％，明显高干其他发达国家。1991年至2007年，美国股市已连续上涨17年，是华尔街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繁荣的股市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美国住房贷款从2005年的1,000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超过6,000亿美元，一年增长5倍!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价格疯狂飙升，2000年前30年里，美国家庭住宅价格仅以每年1.4％速度增长，2000-2006年中期，这一速度飙升到7.6％。
——后果。两次经济危机均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
——股市崩盘。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中午，美国的经济繁荣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被彻底粉碎，股市突然暴跌，狂热的美国股市如自由落体，垂直下降，当天就有11个金融家自杀。到10月29日短短5天里骤然下跌了近40％。1929年9月，道琼斯指数从386高点下跌到1932年7月的40.56点，指数跌幅达到90％，连续35个月下跌。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股市大幅度下降。从2007年10月9日创出14164.53点的历史最高收盘纪录，下降到2009年3月6726点，下降幅度高达52％，在历史上此前仅有193i年的市场跌幅超过目前水平，达到47.1％。2008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达创纪录的7.3万亿美元之巨。2008年底美国家庭资产净值比2007年减少了11.2万亿美元，降至51.48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总资产下降15％，降至65.7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拥有的财富倒退到了2004年以前的水平。
——银行倒闭。美国大萧条造成了世界性的金融恐慌。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银行一一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7月，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停业；柏林证券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1930年有744家美国银行倒闭，在整个大萧条期间(1929-1945年)，一共有9,000家银行倒闭。
自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对银行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全世界的银行亏蚀约—万亿美元。五大投行灰飞烟灭。作为美国保险及银行业象征的AIG和花旗深受重创，AIG 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约600亿美元，成为美国上市公司迄今出现的最大单季亏损。花旗集团曾经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公司的市值高达2772亿美元；2009年3月5日公司的市值只剩下55.96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了98％。在美国大约8500家银行中，2009年第一季度有90家银行出现在“有问题机构”名单上，截至2009年3月美国已有18家银行倒闭。
——经济严重衰退。美国GDP从1929年的3147亿美元下降到1934年的2394亿美元，5年期间下降了24％。而消费价格指数在萧条期间也一直呈下降趋势，1933年的CPI与1929年相比下降了24.6％。大萧条带来大量失业。1929—1933年，失业率从3％升至25％；从1931年—1940年的10年间，失业率平均为18.8％。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次贷危机导致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出现负O.5％增长；第四季度GDP变为负6.20／0增长。这也是1982年第一季度GDP下降6.4％以来的最差季度表现。欧元区15国2008年第四季度实际GDP下降1.5％。按照国家看，欧盟中经济规模最大的德国GDP减少了2.1％，为1990年东德西德统一以来的最大减幅。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GDP分别减少1.％、1.2％和1.O％。非欧元区的英国GDP减少1.5％，欧洲主要各国GDP一并减少；日本2008年第4季度GDP下降3.3％，按年率计算则实际下降了12.7％。这一数字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期，是自1974年以来日本GDP的最大降幅。
两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关于大萧条的原因直到目前为止还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现行解释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的观点：一是以现任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他们着重从宏观经济、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如何对宏观经济监管，大萧条时期生产和消费来解释大萧条的原因。二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凯恩斯认为市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出由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策略来刺激需求，从而带动经济。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积累不平衡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经济萧条、繁荣反复循环，认为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下，衰退和萧条是不可避免的。
此次金融危机原因也是众说纷纭，如指责华尔街的贪婪、监管不力、投机盛行等等，但笔者认为造成此次金融危机是整个美式金融模式的整体性崩溃，是整个体系设计问题，而不是具体某一链条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整个次贷金融链：
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是因为这条链条的几个重要环节同时出现系统、整体性的问题。
——被蔑视的理论假设。设计这一金融链条正常、稳定运转的前提是购房者按时交纳按揭，客观、公正的评级，及时、有效的监管和预警以及值得信赖的投行金融产品。而此次次贷危机爆发所反映的是这一金融链条各个环节同时、集中出现漏洞。正如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业内人士理查德。比特纳在《次贷危机真相》中揭示的一样，房地产经纪商利用手段欺
骗债权人和债务人，经纪商利用巧妙的金融技巧使不合格的贷款者如愿以偿地得到贷款，华尔街与评级机构推波助澜最终导致次贷危机。
——泛滥的资产证券化。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在于美国次贷一次债一相关金融衍生品这一金融创新链条的过度膨胀。美国银行和投行在衍生品交易中，运用高杠杆比率进行融资。在经过不断的衍生和放大后，1万多亿美元的次级贷款衍生创造出数十万亿美元的衍生品，从而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次贷证券化的每一环节(承销商、评级机构和投资者)都为各自机构实现盈利，而且将风险转移到下一个环节，导致次贷证券疯狂的扩张和风险的—环扣一环的蔓延。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所说的“导致原本不相关的风险变得紧密相关，从而导致风险担保机制和降低风险机制彻底失败”。
——不负责任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流金融赛事的裁判员，评级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向投资领域提供客观的分析、判断。但是，评级机构在这个产业链中，没有做到独立、中立和公正。在接受评级的债务担保债券中，有90％次贷债务被给予了AAA等级。有证据表明评级机构在明知道松懈标准评价结构将夸大信贷产品实际价值，会导致重大问题发生的情况下，但在利益的驱动下明知故犯，误导投资者。
——缺位的监管。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形成一片监管的“空白地”；同时，根据美国相关法律，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以至于危机爆发前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居然毫无预警，完全忽视次贷产品的潜在风险，没能很好地辨识和了解次贷产品在整个现代金融体系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和风险发生后的演变方式，导致积累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并最终集中爆发。
世界因此而改变
——美元单一主导的世界货币将受到严重挑战。强势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不可避免地产生天然的矛盾：即作为世界货币她必须超脱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服务全球经济；而作为美国的本国货币她首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本国经济。正如大萧条导致英国废除金本位制，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趋于衰落，最后逐渐被美元所取代一样，本次金融危机将重挫美元的作为世界货币单一主导世界金融的地位。
一方面，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遭到重挫。美国银行发表的报告声称，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危机已经导致全球损失了7.7万亿美元；美国资产的损失约1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资产相关的巨额投资损失将会严重损害金融体系的资本流动性，使信贷紧缩进一步恶化为信贷危机。美国正在发生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另外，美国为挽救衰退的美国经济开动印钞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急速膨胀，短短5个月之内，由9240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12月的2.31万亿美元，已经增加了1.5倍。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迫使美联储也许不得不通过印钞票来筹措资金；而泛滥的美元最终将会严重动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用。世界各国无不为此忧虑，周小川于3月23日曾提倡建立“超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调节全球货币的流动性。目前，这一建议不仅得到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响应，还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呼应。
——不再是美国人的世纪。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已经重创美国称霸全球的基础——经济和美式价值观。首先，金融危机不仅重创美国的金融服务业，而且严重损伤美国的实体经济。2008年后，美国破产企业大幅攀升，其中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上的重磅型企业倒闭达7家。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2008年10月后大幅收缩，降到26年来最低点。美国三大汽车厂商处于破产的边缘，不得不于2008年12月向美国政府申请34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以求渡过难关。
另外，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完全摧毁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及其所宣传的价值观。美国过度的自信，使美国人认为自己可以超越现实的财富能力而通过透支消费，永远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丧失了“美国梦”所宣传的创业、创新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全球资源和财富掠夺。整个美国金融系统被认为已经崩溃。号称全世界最透明，监管最严的监管体系没能发现、预警、制止大范围的漏洞和腐败(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500亿美元的诈骗案就是一个证明)。为了救济金融机构，美国完全违背平时所宣传的自由主义市场价值观，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国有化金融机构。
正如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费恩加尔(Thomas Fingar)所说的金融危机最后将导致“尽管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但是美国的主导能力势将锐减”，21世纪将不再会是美国人的世纪。但美国强大的全球军事能力确保未来10-15年内，美国依然是全球事务的主导力量。
——危机呼唤理论创新。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与其说是经济运行模式出现漏洞，还不如说是指导经济模式设计的经济理论的一次溃败。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当时的经济学教条形成严峻挑战，导致人们对当时盛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重新思考，从而产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不仅被一些学者称为解决经济危机的一针“强心剂”，还带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大变革。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正是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实践，最后使得美国率先走出大萧条。
次贷危机的爆发以来各国纷纷祭出大手笔的经济振兴方案，主要是降息、大规模财政投入刺激消费，扩大政府的公共事业投资，这一措施无不遵照凯恩斯主义基本原理，通过政府财政来提升总需求。但目前为止，这一措施还没产生真正效果。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必将给主流的经济学带来了巨大挑战。
危机呼唤理论创新。未来的经济理论将不再认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神话，放任自流市场的自我调节，而更加强调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依靠政府干预来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秩序，防止因市场机制缺陷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找到的平衡点。
——危机促进有效的监管。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监管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小川指出“造成金融危机的突出原因有三点：其一，美国监管机构繁多、责任交叉导致的漏洞使有些机构可以逃避金融监管；其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未能发挥预警功能；其三，评级公司过多、企业激励机制过分鼓励冒险、会计制度过度放大金融活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来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各国加强国际合作，深化金融监管。改革目前现有的监管体制和机制，规范当前的金融市场规则，控制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实施更加严格风险管理。建立金融市场新秩序是一项紧迫任务，更是当务之急。
篇7：两次柏林危机
在1929～1932年大萧条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时期，针对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问题，罗斯福和里根两位美国总统，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图，并都成功地渡过了经济危机。但是，由于采取几乎截然相反的社会福利政策，民众利益则损益分明。
大萧条促使社会福利制度建立
尽管已经过去了70多年，至今回忆起来，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仍然是20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2年，20岁的希尔维亚•波特从亨特学院毕业。她没能赶上好年景，这一年，每4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
激烈的就业竞争场景随处可见：在纽约曼哈顿六号街某职业介绍所要招聘300人，却有超过5000人前来应聘。尽管纽约本市的失业人口已经多达百万之众，但是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饭碗。
一个阿肯色州的男子为了找工作，竟步行了900英里，来到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当他到达时介绍所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通宵排队。
据1932年的《财富》杂志统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人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失业人数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近3成，这还没有将近1000万的农民包括在内，否则情况还要严重。
当时的工厂确实不需要1929年之前那么多的工人。美国机车公司在1932年整整1年，只卖出了1台机车。而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要卖600台。大萧条时期，美国全国近86000多家企业破产，5500多家银行倒闭，整个工业生产陷入停顿，金融系统也全部瘫痪。
当时普通美国人缺衣少食，生活艰难程度超乎想象。波特很多同学的午餐，往往只花5美分——在餐饮店里点一杯咖啡，然后要杯白开水，把柜台上的免费番茄酱倒到开水里一搅和，就算是一杯番茄汤了。冬天来临，只得将报纸塞在衬衣里御寒，往鞋里垫入硬纸板和棉花取暖。
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沦落为流民。1932年，有200万人美国人在四处流浪。在芝加哥市，近200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他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天明。
此前，波特就想弄清楚，为什么经济突然崩溃，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她把主修课改为经济学。毕业后，波特凭借伶俐的口才，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谋到了一个职位。后来，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研究金融界的状态。
1933年，新就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在思索如何摆脱大萧条。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罗斯福一改美国政府施政传统，采取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推行政府干预经济的系列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
为了让全美国1700多万人不再依靠亲属和政府救济，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就业岗位。
1935年后，罗斯福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立法，创立失业保险、老年保险、最低工资标准、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保障工薪族的经济安全。
罗斯福新政很快将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泥沼。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而罗斯福本人，也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连任4届的总统。
滞胀时代社会福利难削减
在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终于迎来了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黄金发展的20年。
然而，好景不长，从1970年开始，滞胀——这一新的经济难题，开始困扰着美国和欧洲。与大萧条时的“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率”不同，滞胀则意味着“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
1973年，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遭遇了短缺。当时，美国政府为应对食品价格猛涨，曾于6月间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野。
物价疯涨，使得同一年尼克松政府为价格管制而成立物价委员会形同虚设。一开始，物价委员会就批准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在接下来不到3周的时间内，全美国最大的15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提出了提价申请，95%获得批准。结果，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然上涨3.2%，失业率也保持在5%的水平上。
接下来，从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通货膨胀有增无减，美国人的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此时不巧又碰上石油危机，石油价格整整涨了4倍。结果，1974年全年，美国通货膨胀率超过12%，破了二战后的最高纪录。
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而言，残酷的不仅是节节攀升的物价，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点，达到了9%，成为当年的特大新闻。大批汽车厂商又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倒闭浪潮。
事实上，一年前，滞胀局面已经形成。当时刚刚就任的美国总统福特也意识到，通货膨胀是美国政府面临的头号敌人，但他没有想到失业率居然上升得如此之快。
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均于70年代初开始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西方7个主要发达国家的GNP平均年增长率为2.4%，失业率为5.3%，消费物价指数年增长率为9.4%。而在此之前的1968～1972年，该七国的平均增长率为4.3%，平均失业率为3.2%，物价平均上涨率为4.8%。
宏观政策失误、社会福利膨胀和政府管制过度，被认为是导致西方世界滞胀的主要因素，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西方世界长达10年的高通胀、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各国的消费和投资都出现收缩，世界经济步入继大萧条以来的新一轮大衰退。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颠覆罗斯福的“第二次美国革命”。里根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即减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缩减社会福利。这些措施，对当时的普通美国人来说，形同双刃剑。
减税自然是有利。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人的所得税减少了23%；原来政府划分的14个税收档次，被精简到3个档次，私人纳税率平均降低85%，公司的纳税率平均降低3.7%。
但是，在社会福利政策上，里根政府决定“开倒车”。
此前，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36届总统约翰逊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的内政纲领，共制订和实施了近500项计划，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主要用于改善和提高就业、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以及城市发展。1970年后，美国工薪阶层工资上升幅度，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
然而，里根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决定削减的社会福利支出的约有200个项目，如食品券、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学生营养补贴、住房补贴、失业者培训等。
由于这一计划触及了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与约翰逊政府建设“伟大社会”时期福利改革相比，里根政府的“逆向改革”则要“痛苦”得多。由于工资、福利的刚性性质，财政开支始终未能压下来。削减中等收入阶层——这也是构成美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的福利待遇遭遇巨大政治压力。最终，罗斯福新政涉及的社会福利得以保全，而“伟大社会”计划则大部分遭到砍削。
里根的政策，在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消费物价指数在1983年以后大幅度回落，1986年～1989年下降到3%～4%。同时在经济增长方面，1984年GNP增长高达6.8%，为战后之最。失业率1983年以后连续下降，从9.6%下降到1989年的5.3%，为1973年以来最低。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并为后几届政府带来“政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