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侦查制度

检察侦查制度（精选6篇）

篇1：检察侦查制度

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09-2-23 10:18:49 作者：倪金龙

【摘要】技术侦查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是因为技侦措施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显示了科技的作用；熟悉是因为技侦还是属于侦查手段，跟传统的查询、调查等侦查措施具有相似的属性。当前，学者们热衷于探讨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查办犯罪，然而，各家观点往往将技侦有意无意地神秘化，本文主要从分析当前技侦的有关观点进行分析，并试图探究技术侦查措施制度中构建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技术侦查 犯罪黑数 实时证据 法律规制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征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

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走向富裕、和谐。然而，经济发展也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弊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犯罪率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加大而渐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高发期，据统计，我国的犯罪黑数正逐年加大，犯罪黑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社会上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司法机关获知或没有被纳入官方犯罪统计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1]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但在逐步崇尚人权保障的语境下，运用传统的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来查缉犯罪，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对提高侦查成效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技术侦查就是近年来为学界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对于技术侦查的概念，学界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技术侦查简称“技侦”，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秘密地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的种类一般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等。[2]有的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技术侦查包括监听跟踪监视，监听通讯，电子监控，心理测试，秘密拍照、录音、录像等行为。[3]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秘密地收集证的一种侦查措施。其种类包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等。其中需要其他部门协助的为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而其他技术侦查手段可由侦查机关自行实施。

（二）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比较

技术侦查虽然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但从实质看，其本身还是一种侦查措施，其与传统侦查措施，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鉴定、通缉，相似性体现在：一方面任何侦查措施都包含着侵犯人权的危险性，如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即便是调查访问、侦查实验等强制色彩并不浓厚的侦查措施，如果非法实施或实施不当，同样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这些侦查措施都必须由相应的机关行使，并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对其进行监督制约。

但是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

（1）更具技术性。技术侦查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即现代科技设备。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需要强大的科技设备；窥视监控，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也需要高质量的科技设备。技术侦查是以科技为依托的，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技术侦查就只停留在书本层面。而其他侦查措施则对设备要求并不高，传统侦查措施往往只需要：“一支笔一张嘴”，强调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2）更加隐蔽性。秘密侦查的最大特征是必须秘密进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一特点也是秘密侦查发挥其特殊作用的前提。如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最大的特点在于

它的隐秘性，即侦查机关采取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时，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无须取得对方的同意。被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对象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交谈时自然无所顾虑，甚至直接透露犯罪的具体情节，使侦查机关得以沿循有关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或有关物证；而通过这种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在此后的审判中也可作为有力的指控证据。

（3）更易侵权性。相对于传统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措施极易产生侵害人权的消极后果。以电话监听为例，一方面通过监听可以获悉特定的犯罪信息，以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无辜第三人的隐私权。此外，技术侦查的秘密性特点，导致其容易失去监督，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作为侵犯私权的工具。

（4）具有强制性。强制侦查是与任意侦查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侦查机关采取的涉及限制或者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财产、隐私等权利的措施，其区分的根据是以相对人是否自愿予以配合。如讯问犯罪嫌疑人、鉴定，属于任意侦查措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是为了有效侦查的需要，对相对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可能经过相对人的同意，也不以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很显然，技术侦查手段属于强制性侦查行为。

二、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的合理性

技术侦查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也是科技在社会的一个体现。技术和侦查相结合，解决了一些传统难以实现的问题，可以形象地记录发生的一些事实。在国外，运用技术手段来收集证据、破获犯罪非常普遍，我国在实践中也已逐步采用了技术侦查来查办犯罪，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来查办职务犯罪具有广阔的前景，如：记录行贿受贿的交易过程；秘密获得某些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证据；记录犯罪嫌疑人密谋实施犯罪的过程；另外还可以准确定位犯罪嫌疑人的所在位置，以便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为加大办案力度，惩治腐败，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一）政治上的合理性

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彭真同志曾指出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一条政治纪律，表明党内同志之间不是敌对关系，在纪检监察部门是不可以采用技术侦查的，但目前这一方面也正在被突破，最近广东纪委纠风办就利用秘密录像的方法收集某些机关单位的不良作风。而至于司法机关能否采用技术侦查，可以从上述论述中推断出肯定的答案，因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对象不是党员，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纪检监察部门是对中共党员是否违反党章等违纪问题进行检查。显然，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这两概念之间不是全同关系，检察机关跟纪检部门的职能范围是不同的。

另外，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职务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就连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都坦言，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4]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作斗争。而我国当前对腐败打击力度不够，据统计，从1978年开始，官员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5]应该说这与反腐部门缺乏有力的侦查手段有密切关系。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迫切期望公平、公开的法治环境，对国家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为了有效的查处和打击腐败犯罪，理应而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提高检察机关发现和惩治腐败犯罪的能力。

（二）法理上的合理性

有人认为：相比较而言，技术侦查更容易被滥用，更加侵犯公民权益。但是技术侦查跟传统侦查措施一样，每种措施都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技术侦查因其秘密性和强制性，有更大侵犯人权的风险，这就意味着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侦查与代表私人利益的公民隐私权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种法律价值都是不可取舍的，面对“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永恒冲突，法治国家自二十世纪初即对此问题不断探讨，以期寻求一条折衷的道路：在“善与善的价值冲突”之间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

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任意的，在私人利益一定妥协的制度设计下，我们要对技术侦查进行严格限制，将技术侦查对人权的侵犯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内。但什么是可接受、容忍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应当从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范围、实施期限、严格的审批程序，并给予相应的权利救济来保障这个目标的实现。

另外，作为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其本身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也代表着公权力的行使，按照英国法律规定，公务人员的人格被其代表的国家机构所吸收。公权力本质上要求公开、透明运行，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众人物，其个人隐私要比一般市民的范围要小，这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实践上的合理性

犯罪都具有类似的特性，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今天，犯罪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显现出一些新的特性，如现在高智商、高隐蔽性犯罪越来越多；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使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大系统，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犯罪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而突破犯罪的难度也会增大，职务犯罪同样具有犯罪的新特征，同样面临侦查取证困难的问题，必须采用更为有效的措施、方法来发现突破犯罪。我国在有关的法规中已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如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89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上述立法表明我国已经认同了所有侦查机关都可以采取技术侦查，而技术侦查在实践中也已经显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上对其加以规定，显然是一大缺陷，需要尽快完善。

（四）国际法上的合理性

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罪，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更加认识到技侦手段的重要性，因而于2001年10月25日由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给予侦查人员更多的技侦权，其中包括监听个人的全部电话内容、监测民众使用互联网的情况等。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

第三条规定，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将进行实行犯罪的通讯时，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对与犯罪相关联的通讯进行监听。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2004年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的《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

由此可见，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符合世界潮流。

三、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查办职务犯罪，将可以解决实践中取证难的问题，并使自侦部门彻底

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全面收集证据。但是我们也看到单靠技术侦查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所有问题，检察机关在运用技术侦查过程中，亟需解决自侦部门适合运用何种技术侦查手段？可以在哪些阶段运用？如何同其他侦查措施衔接运用，尤其是和诱惑侦查的配合使用。此外，为防止技术侦查被滥用，还需要对技术侦查进行法律规制，严格审批。以下对这几个问题分别论述。

（一）检察机关可采取的技术侦查种类及阶段

根据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类型，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其类型可以分为“监守自盗型”和“权力出租型”。“监守自盗型”包括贪污、挪用公款等，这类犯罪的实施过程除了密谋犯罪过程外，还可能存有其他书证、物证，如会计资料、银行记录等；“权力出租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类犯罪书证、物证较少、或比较隐蔽，而收集有关“权力交易”的过程就成为突破犯罪的依据。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了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就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主动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6]这些措施可以秘密记录犯罪嫌疑人“自愿”展现犯罪的密谋过程。另外在犯罪嫌疑人逃逸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电话监听和电子定位，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准确位置，以便迅速将其抓获。根据办案实际和现行技术条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主要包括：电话监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定位、电子邮件检查。

目前初查这一侦查阶段并没有纳入《刑事诉讼法》，但职务犯罪的特点不像其他类型犯罪一样，留有现场或存在较多的见证人，可以马上确定犯罪的发生及犯罪嫌疑人。其需要经过初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以便对相关人员立案侦查，因此应当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并允许将技术侦查措施运用在侦查阶段且延伸至初查阶段。此外，还应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可以用在追逃工作，因为公安机关常用该措施来确定犯罪嫌疑人逃逸的地点，这对检察机关也同样适用。

（二）与其它侦查措施的衔接

技术侦查措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服务于侦查目的，必须与其它的侦查措施配合使用，优化组合，将公开措施和隐蔽手段结合，内线侦查与外线侦查结合，使之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检察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计划和布置，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争取用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侦查效益。在此，尤其要与诱惑侦查密切配合，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如行受贿犯罪中，当自侦部门收到举报或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受贿嫌疑时，侦查人员可以化装成需要公权力的一方，向权力出租的一方——行贿人表达行贿意向，假如对方积极与“行贿者”讨价还价，侦查人员就可以将这些交易过程秘密录制下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三）司法审查程序

如何有效防止滥用技术侦查损害私权？我国规定：公安机关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对一般对象由设有技术侦查机构的地、市公安处、局长批准，需要使用省级公安厅、局技术侦查手段的，由公安厅、局的刑事侦查处长和技术侦查处长共同审批。侦查对象为党政干部的，按该对象的级别划分审批权限，其中科级及科级以下人员由省级侦查机关主管领导批准，处级及处级以上人员分别由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批准。笔者认为，由侦查机关的主管领导审批，不利于对技术侦查的控制，在国外，对技术侦查的规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只允许经过法官批准后实行有证监听（如法国）；一种是许可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先监听，然后再申请法官批准（如美国）；一种是授予检察官对监听的临时批准权（如德、意）。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也应当由法院来进行审查。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原因在于：我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由于这种差异，我国不应当由法院来实施审查。按照现行制度，我国司法领域没有实行分权制衡，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是属于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分工

负责、协作配合共同履行国家司法机关职能。

我国不搞分权制衡，并不代表技术侦查权不受约束，对侦查机关的采取技术侦查的监督，应当由一个角色中立的部门来行使。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实施审查是合理的。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可见，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活动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技术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上的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其批准在本质上属于侦查监督的内容，因此，应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审批技术侦查，原因有两个：一是侦监部门的职能是对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包括对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进行监督，逮捕具有相当的人身侵犯性，而技术侦查也是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具有相同的性质，由侦监部门来审查技术侦查是合理的；二是侦查监督部门具有司法监督作用，可以对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该部门在把握证据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另外，由哪级侦监部门来进行审核？笔者认为，作为一项新的措施，假如将审查权放到各级检察机关，在部门利益驱动下，权力被滥用的风险是极大的。当前由省级以上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审批较为合理，限于省级以上，是出于谨慎考虑，因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一般都是需要保密的，且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因此该审批权不能泛化，应当集中省级检察院以上，加强监督。

篇2：检察侦查制度

一、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侦查机关对刑诉法中有关侦查的制度和规范的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侦查权缺少制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进而影响案情的切实查证。1．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担心把人放掉会放纵罪犯；二是侦查工作出现“反复”，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侦查陷入僵局，羁押期满而未能结案；三是少数案情确实复杂，虽经批准延长羁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是由于鉴定的原因等等。

2、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诱供、套供、骗供等问题时有发生。

3、侦查活动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严打斗争中，侦查手段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严厉的方法，从而使严打的概括性精神转向具体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4、其他不按刑诉法办事的情况。例如，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对询问笔录中遗漏或差错提出实事求是的补充或改正意见；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行为不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等等。

二、检察对刑事侦查监督的途径、方法及其不足。我国检察院目前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主要有：（1）通过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进行监督。（2）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3）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因此，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发现侦查活动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4）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有相应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口头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2）书面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即对于侦查活动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在采取侦查措施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警检关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无权指挥公安机关。侦查和起诉在程序上被明显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机关独立进行侦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批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收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而且复查的案件，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活动的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调查报告《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2）检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监督带有倾向性。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监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坚决和明朗。尽管法律要求检察机关要尊重事实真相，并同时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刑事侦查的一个基本情况表明，检察机关无论作为侦查机构还是作为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即使进行法律监督，也经常是从如何有效进行追诉的角度进行法律监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设立中立裁判者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诉力量的过于庞大和辩护方力量的继续萎缩，同时也无助于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这显然表明，只靠侦查机构负责人实施的内部制约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实上，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介入，没有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辩护律师参与范围的扩大，中国的侦查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难被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控辩双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进行对抗，裁判者居中裁判。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个理念进行的。任何一个诉讼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并形成一系列与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项制度必须考虑与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国的庭审方式改革就引发了起诉方式的改革，同样对抗式审判也要求侦查制度的改革。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力量的均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发布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承担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侦查程序中也无从进行。一句话，中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强制性措施，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会经常带来诸如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主要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侦查构造。（3）侦检脱离影响起诉质量。侦查毕竟属于刑事追诉机制的一个环节，刑事追诉的成功与否，最终还要取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说服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不论是由检察机关还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诉都要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实施。可以说，在确保已经侦破的案件取得最终“胜诉”方面，检察机关要比公安机关承担着更大、也更为关键的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检警分离的体制，却造成负责对大多数案件进行侦查的机关，与负责对所有案件支持公诉的机关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将案件侦破完毕，其余的追诉工作也就由检察机关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很难获得公安机关的继续支持和配合。另外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挥公安人员进行侦查，而只能在必要时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就无法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进行指导，进而大大影响了刑事追诉的效果。（4）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际上脱离，也不利于促使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较少受到制约的现状使侦查人员缺少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忽视提高自身素质及改进侦查方法和提高技术手段，而是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和使用强制处分权，尤其是偏重羁押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这些手段使用不当又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存在的违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对违法侦查缺乏制约机制而不能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并予以相应制裁，反过来又会强化侦查人员对这种现象的无所谓态度，形成恶性循环。

篇3：检察侦查制度

关键词：检察机关,警察,检警一体

一、检警一体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具体规定

在法国, 在一个刑事案件发生并由警察确认后, 警察所做的是即时将情况报告给检察官, 待检察官作出指示后, 初步侦查程序启动。“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司法警察在共和国检察官的领导下履行职责”。在时限内或在确定嫌疑人后, 警察机关须尽快通知检察官, 由检察官决定对案件如何处理。在正式侦查中, 预审法官参与进来并享有一定的指挥权, 但是对于检察官的意见预审法官仍然必须服从。在进行改革后, 检察官不仅对采取强制措施有控制权, 对具体的侦查行为也享有控制权。该方案还指出在侦查过程中检察官与警察达成的侦查协议, 检察官单方可以不经警察同意而加以修改。2004年法国又对侦查程序进行了改革, 削弱了预审法官在侦查中的权力, 仅由预审法官负责最严重罪行或侦查复杂的案件, 从而更进一步加强检察官在侦查过程中的作用。在实践中多数普通案件需要检察官与警察直接的沟通来完成侦查, 客观上, 侦查期限较短, 也使得检察官与警察之间的信息交换变得更密集。

德国的检察官与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 不仅如此, 检察官与法官的位置还可以互换, 同时还可以一同研究制定刑事诉讼政策。德国的检察官同法国的检察官一样, 在侦查阶段拥有无上的领导权。“这意味着, 每一调查程序必须毫无延误地提交给州检察局, 接着由州检察局接任调查程序的指挥权。”在整个侦查和起诉阶段, 德国检察官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 警察虽然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但在决策和方向上要受检察官的领导。在实践中, 虽然由于警察机关具有必要的经验而进行独立的侦查, 在侦查结束时以提交案卷的方式通知检察官, 但这仅限于普通亦即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案件愈严重, 检察官的介入就愈深入, 直至警察的这种独立性消失。

二、检警一体模式的理论基础

检警一体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大行其道, 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法律这一场域, 法国是欧洲众多国家的集大成者。在这里不仅诞生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民法典, 在公法领域, 法国也可以说是最先进的制造厂。大陆法系等众多国家所采用的现代检察制度, 正是起源于法国。在检察官这一角色诞生之初, 便被赋以权力, 以自身的权力去追诉那些没有被法官或被害人所追诉的刑事案件, 这无疑是检察官这一职业具有了浓厚的监督色彩。同样, 在受到法国大革命深刻影响的德国, 完全依照法国的检察官模式, 建立起自己的检察制度, 并赋予检察官监督司法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的监督权。“西方国家检察制度的产生, 以三权分立理论和实践为基础, 一方面是为了废除法官一身兼数职的纠问制度, 制衡法官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为防范法治国家转化为了警察国家, 以有效地控制警察的行为。这种对国家权力的双重控制角色, 使检察官处于法官和警察两大山谷的“‘谷间带’”。作为侦查阶段中的传统主角, 警察权的滥用, 造成了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乏力, 检察权的融入, 首先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发挥。故而检警一体模式从根本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限制了警察权, 使侦查程序在法治的过程中得到完成。检察官对警察的监督, 渗透到方方面面, 尤其是在侦查过程中对侦查权的控制。侦查过程中, 如果对警察的侦查权监督不力, 必将造成侦查权的滥用, 对侦查客体的权利造成侵害, 基于此, 检察官成为了无疑是最好的监督者, 这是由于检察官在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监督的职能和权力, 并且被法律所确认。由此, 检警一体模式下, 检察官的监督、领导地位便有了依据。在许多国家, 检察机关不但具有监督职能、控诉职能, 还具有侦查职能, 这是由于在特定的案件中, 基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 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便于案件的处理, 能有效、及时的控制犯罪, 故而在检警一体模式中, 检察官直接参与到侦查甚至独立的开展侦查是合理的。

三、对检警一体模式的评价

针对侦查权的检察监督, 检警一体模式有其进步性, 但就我国现阶段的检警关系状况, 以及未来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来看, 照搬检警一体模式并不有利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的发展。

(一) 我国现阶段的检警关系已有固定模式, 不宜变更。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分工合作, 互相制约, 互相配合。多年以来, 在侦查过程中, 刑事警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除特定案件外, 基本都是由刑事警察独立完成侦查, 检察机关只是在法定的范围内进行监督, 不参与到具体的侦查过程中, 也不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指令的发布。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这种关系, 已经固定下来并在日常的工作中成为常态, 相应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种模式融入到侦查工作的方方面面, 若对侦查过程中的检警地位做出大幅调整, 必然导致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不力, 检察机关的工作开展不了, 警察的侦查变得束手束脚, 影响刑事诉讼的进程。同时, 大陆法系国家有其独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背景, 检警一体模式也是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照搬到我国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二) 权力制衡的破坏。

检警一体模式中要求检察官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监督并领导警察开展侦查工作, 但这也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 即谁来监督检察官。虽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 侦查阶段并不能完全独立出来, 但是其也有一定的独立性, 法官基本不参与到侦查阶段中来, 故而对检察官的监督在实践中变成真空。考察我国现行的侦查制度,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检察机关有确定逮捕等权力, 公安机关有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复议权, 这种互相制约权力的架构防止了权力没有监督的情况发生。尽管当前我国现行的侦查制度中, 侦查权的监督不力被广大学者所诟病, 但检警一体模式的引入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相反还会打破现有的权力制衡。

(三) 检警一体模式不利于刑事警察开展侦查工作。

检警一体模式要求刑事警察在一定程度上从警察系统中剥离出来, 与检察机关构成一个整体来进入到侦查阶段, 同时要接受检察机关的领导、指挥, 这不利于刑事警察开展工作, 影响侦查效率。众所周知, 刑事警察在侦破一起案件时, 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协作, 这其中特别是其他类别的警察所提供的帮助显得尤为重要, 如治安警察、交通警察, 但如果按照检警一体模式的设计, 刑事警察在侦查过程中依附于检察机关, 接受检察机关的领导, 必然会造成警察与警察间的联动不畅, 效率低下。“因此, 将刑警剥离于公安肢体, 脱离于治安网络, 刑警将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难以得到其他公安力量的有力支持, 其侦查能力无疑会大大下降。尤其是重大案件办理, 如缺乏公安方面全面配合、统一协调的总体作战, 办案将十分艰难。”

(四) 由检察机关领导侦查是不可取的。

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是必要的, 但是要检察机关领导侦查是“强人所难”。检察机关的优势在于对刑事诉讼相关法律的把握, 而警察的优势在于侦查手段、侦查技术及侦查工具等等, 具备不同的优势, 必然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者。首先, 侦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要处理千变万化的情况, 许多甚至是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这需要迅速的应变能力, 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如果将侦查完全的交由检察机关来领导, 以上的快速反应则在警察对检察官的请示过程中和检察官命令的发布过程中夭折, 极有可能造成侦查无法完成。其次, 检察官面对侦查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手段、技术的不熟悉、不专业, 同时具备相应技术的刑事警察, 在检警一体模式下自身并没有独立开展侦查的权力, 这对侦查的开展大为不利。最后, 尽管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特定的案件中有侦查权, 但也仅限于特定的案件中, 如贪污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 这样规定也是基于现实情况的。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的侦查, 主要限于对书面材料的侦查, 检察机关独立便可完成, 但该类侦查只是侦查类别中的一种, 在面对其他类别的侦查时检察机关必然“力不从心”, 也就更无从谈起领导侦查了。

(五) 保持应有的检警距离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当前的实践中, 刑事案件发生后, 先有公安机关的侦查, 后有检察机关的控诉。如果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距离消除, 即将检察机关完全拉入到侦查阶段, 对人权保障不利。这是因为在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并得出结论后, 检察机关会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承担着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机关, 具有“公诉过滤”的功能。由检察机关领导侦查, 检察官便会先入为主, 使“过滤”的效果大打折扣, 会造成对犯罪嫌疑人的过于严厉的对待, 不利于保障人权。

参考文献

[1]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2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71页。

[3]林钰雄:《谈检察官之双重定位——行政官- (司) 法官-》, 《检察官论》, 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1999年版, 第67页。

[4]龙宗智:《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 《法学研究》, 2000年第2期, 第56页。

篇4：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初探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发掘案件事实，追查犯罪嫌疑人为目的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和强制措施，而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制约较少、救济较难、司法化水平最低的阶段。为了抑制侦查活动中过于膨胀的侦查权力，规范侦查活动，避免错案，国家制定了侦查监督制度，其目的在于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至于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但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立法者无法预估的情况，侦查监督制度的监督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司法改革中，应当在进一步完善制度的同时，重新塑造侦查监督权，以更好的规制侦查机关的越权行为。

一、现状分析

侦查监督体现在检察院对于侦查部门的侦查行为和侦查结果都负有审查义务，既审查程序上的瑕疵，也审查实体上的适当性。所以，侦查监督的本质就是否定侦查活动的错误内容，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性在侦查环节即体现于此。在实践中，侦查监督的作用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案环节中，对于立案适当性的监督。（2）侦查环节中，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实施状况的监督。（3）侦查结束阶段，对于刑事诉讼活动走向的把控，具体体现为确定是否继续对犯罪嫌疑人追诉。①本文着重分析侦查环节方面的监督和侦查阶段结束的监督，并对国内公开发布的一些数据进行解读。

基于已有成果的数据②，可以得出几个有意思的结论：

（一）侦查程序监督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一个从1995年至2005年，跨越十年的数据统计显示，侦查监督的数量连年下降。这背后反映了社会背景的变迁，案件数量的爆炸性增长是为主因，复杂的社会变化和法定期限的规定，带来极大的侦查压力，为追求实体真相不得不放宽程序压力，从而引发如今被广为诟病的“重实体，轻程序”思想。

（二）侦查结果监督效果较为突出

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予批捕，检察机关不予批捕所占的比率一直处于高位，这与社会化媒体营造的形象不同，相当一部分案件都被检察院纠正，大批的犯罪嫌疑人不被逮捕。其次是不予起诉，最终被排除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案件依然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不予批捕和不予起诉是侦查监督部门对于侦查部门侦查行为的实质性否定，充分体现了侦监部门的法律监督作用。

二、侦监制度功能弱化分析

侦查监督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侦查行为的规制，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侦监制度并未完全发挥出法律预设的功能，其原因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规范层面上，侦查监督手段较弱

从立法关于侦查机关与侦查监督机关的规定来看，侦查监督机关缺乏权威的监督手段和相应的制裁措施。体现如下：

1.侦监机关的侦查监督材料来源单一。侦监机关对于案件的监督只能来源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而“对于侦查机关的消极侦查和不作为，缺少监督制约机制，导致案件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案件流失严重”③。

2.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的监督不足。侦查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可以使用包括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多种强制性措施，但是侦监部门对于这些行为难以有效监督，对于其中的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无法采取及时性手段。

3.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极为薄弱。由于监督主体缺乏强制力，以及监督环节的自我封闭，自侦案件的监督制度虚化，以至于职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被侵害的案件时有报道。在立法层面，侦监部门的监督手段依旧不足，这对于侦查监督权威的塑造有极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实践中侦查监督的效果，进而损害法律的有效实施。

（二）实践层面上，侦查活动脱离于侦查监督

在实践中，侦查监督活动往往依赖于案卷审查。在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国家，检察院的监督依赖于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文书材料与证据材料都被保存在侦查卷宗之内，检察院之后的所有与刑事诉讼活动有关的工作皆立足于此，不管是中断刑事诉讼活动还是继续刑事诉讼，检察院对于案件的判断全部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所有案件材料。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现代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理解成是“以侦查案卷为中心的审查起诉”。④

然而，阅卷方式下的侦查监督制度有着不小的问题。首先，单纯依靠阅卷很难掌握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无法全面获知案件情况，无法准确地判断逮捕必要性；其次，通过阅卷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主要依赖于检察官的职业水准，无法做到兼听则明，这对现实中检察官参差不齐的水平构成了挑战；再次，单纯以阅卷作为主要的侦查监督工作方式，无法避免案卷形成过程中侦查机关的不当手段的发挥，毕竟，作为案卷材料的制作者，侦查机关不可能将自己的所有不当行为记载于卷宗，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难度所在。

对侦查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实施强制措施的恣意行为，现有的侦监制度难以制约。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侦查机关只有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逮捕的时候需要经检察院的批准，而其他强制措施，例如拘传，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行为，只需要本部门上级机关批准即可实施，侦监部门无法及时提出异议。而侦查机关在刑事强制措施之外，还有着另一种恣意。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同时拥有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对于错误的侦查行为，比如抓错了犯罪嫌疑人，可以罚款、劳教等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左手交到右手，从而避开了侦监部门的监督。对于侦查机关这些撤案行为，检察机关并无相应的措施予以监管。由此产生的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问题，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三、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树立共识：检察院是目前中国行使侦查监督权的最合适的司法机关

有学者建议我国应仿效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以法院为中心建立侦监制度，以法院天然的中立性更好的控制侦查行为。此学说有一定道理，然而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是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已经确认的，具有合宪性的天然优势。在宪法未修政体未变的前提下，应当着重对现有制度进行修改、充实，而不是轻言替换。一项替代制度的产生是因为比先前制度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检察控制论确实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法院控制论能够避免检察控制论导致的问题，同时又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我们应当接受检察机关作为中国行使侦查监督权的最合适的司法机关。

（二）在实践中明确侦查监督机关的地位

侦查机关是发掘案件事实的最重要的主体，但是这不能成为削弱检察院侦查监督地位的理由。检察控制论要求在审前程序中确立检察院的核心地位，以权力制约权力，赋予侦查行为外部性监督。

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以及宪法和新刑诉的人权保障条款，侦监制度的改革，必须树立检察院的权威，由检察院负责从侦查行为到侦查结果全方位的监督，真正实现侦查监督的实际效果，确保错误的侦查行为得到纠正。

（三）开发侦监信息来源，确保检察院充分了解侦查活动的全貌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活动中最不透明的阶段，最易造成犯罪嫌疑人权利丧失。同时，被污染的卷宗材料，也有可能模糊案件事实，使得刑事诉讼打击犯罪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角度出发，作为唯一可以有效规制侦查机关行为的部门，检察院应当扩大侦监信息的来源，不能仅仅依赖于侦查机关提供的卷宗材料，同时也要建立強制措施通报机制，确保检察院及时知晓侦查活动的进程，甚至在易发生错案的案件领域中，检察院可以派员参与侦查活动，侦查机关负有配合义务，使得侦查活动全程置于侦查监督之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核心观点源自于《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11月，第28卷，第6期，作者：左卫民，赵开年，四川大学法学院

②数据转引自《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11月，第28卷，第6期，作者：左卫民，赵开年，四川大学法学院

③《审查逮捕后至移送起诉前侦查监督机制之构建》，《人民检察》 2012年第 4 期；作者：李乐平，吴小强；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篇5：浅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功能

时间：2010-11-04 15:35 作者：卢雪华 巫翠玲

新闻来源：

正义网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侦查监督部门在检察机关内部处于打击刑事犯罪和诉讼监督的前沿阵地，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侦监部门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准确定位，不断增强和忠实履行侦查监督职责，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的总体目标，加强和改进侦查监督工作，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责任落到实处，把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任务落到实处。

一、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故意杀人、伤害案件频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

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当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频发，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还因此而带来家庭破裂、劳动力丧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二）侵财型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财产权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多发的抢劫、盗窃等侵财案件，不仅影响人们的财产安全，有的直接还侵害着人们的生命权，使人民安全感不强。

（三）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执法违法、侵犯人权等情况时有发生。

当前，由于各种原因或利益、亲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案件未能及时查处，有案不立、有案不移、有罪不究等情况依然存在，造成执法不公，使人民的合法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二、当前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执法观念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

当前侦查监督干警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工作业绩也是明显的。但部分干警参与引导侦查取证、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参与重特大案件的讨论、参与现场勘查等方面的能力还不强，缺乏进取创新精神，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发展的侦查监督工作的需要。

（二）侦查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

从目前法律规定看，侦查监督只是事后监督，只能通过阅卷或当事人的举报来发现，这种事后监督现状，导致很难发现侦查人员是否刑讯逼供、非法收集证据等违法行为，不能起到提前预防的作用。

（三）侦查监督职能发挥得还不够充分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侦查监督队伍在思想观念、知识储备、能力水平、作风养成以及力量配置等方面都还有不相适应之处，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等现象。

（四）与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一些涉及民生的犯罪案件未得到有效惩处

当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往往出于自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一些涉嫌犯罪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与司法机关联系，使证据灭失，一些犯罪嫌疑人因此逃脱法律的制裁。

三、对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的完善

（一）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理念，增强大局意识。

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检察工作，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通过检察机关开展的“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和纪律教育月活动，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重大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检察机关侦监部门人员要时时处处保持强烈的民生意识，关注群众需求，倾听百姓呼声，增强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感，加大侦查监督力度，以实际行动维护、实现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认真履行侦查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积极参与严打整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及反腐败斗争，重点打击***等邪教组织的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严重危及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以及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严重职务犯罪。

二是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减少社会对立面。要立足实际，切实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侦查监督工作始终，努力从侦查监督环节推动社会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区别对待，对实施轻微犯罪、积极认罪悔过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不捕。二是初犯、偶犯和轻微刑事案件。对初次犯罪且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向被害方履行民事赔偿并得到被害方谅解的情况下，在批捕环节可以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三是外来人员犯罪案件。在办理外来人员轻微刑事案件中，要改变对外来人员构罪即捕的做法，对具备取保候审条件的外来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构罪不捕决定，平等保障外来人员诉讼权利。

三是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强化信访风险意识。完善审查逮捕案件操作流程和信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受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信访风险评估，划分风险等级，并针对个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与公安、法院及当事人所在社区等单位密切联系，通力协作，化解矛盾，息诉罢访，力争减少或杜绝审查批捕环节涉检信访案件的发生。①

四是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实行“检调对接”机制，推行答疑说理制度，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政策与律师调解的对接工作机制（简称“检调对接”机制），化解矛盾，减少对抗。积极推行不捕案件答疑说理制度。不捕案件答疑说理制度即受理的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在重事实、重证据的基础上，经审查决定不予批准逮捕的，在作出不捕决定的同时，随案向公安机关和受害人送达《不予批准逮捕案件理由说明书》一份，从案件事实、证据、法律定性以及无逮捕必要理由等方面，加强对不捕案件决定的说明，做到有理有据。必要时将不捕理由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被害单位、被害人及其家属，告知其不服不批准逮捕的处理方式，接受案件各方对不捕决定的监督，让他们明白不批准逮捕的理由，减少其对审查逮捕工作的误解，保障被害单位、被害人的知情权和救济权，进一步推行阳光检务，确保不捕案件质量，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五是强化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尺度。侦监部门应加大立案监督力度，坚决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执法问题。要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办案和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控告这两种手段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的方式，由静态监督变为动态监督，通过定期不定期到公安机关内部查阅受案登记，从治安处罚案件和劳教案件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解决立而不侦、久侦不结等问题；要加大侦查活动监督力度，选择侦查活动中的严重违法，特别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滥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等为重点，积极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执法行为规范，严格依法文明执法。建立起有效的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使违法办案者受到应有的惩戒，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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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

当前需要把握新形势和新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保障诉讼与监督诉讼两方面的功能于一身，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司法监督属性。当前我国形势总体良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情况也十分严重；人民群众对公正执法的要求、对加强法律监督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要按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提高执法的公信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侦查监督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坚持“一体两翼”的工作格局，着力提高审查逮捕的质量和效果，增强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的力度和实效，认真落实司法改革任务，进一步加强队伍思想作风和监督能力建设，努力开创侦查监督工作新局面。

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全面、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侦查监督部门在新形势下提高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的必然要求。工作中，既要注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从严从重”打击的思维模式，又要防止宽大无度、法外施恩等情况的发生；既要避免一讲“严打”就“构罪皆捕”，又要纠正一讲“从轻”就该捕不捕的极端做法，要用科学、辩证的思维把握好宽与严的关系。在严的方面，要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毒以及故意杀人、抢劫、爆炸、强奸、绑架等严重刑事犯罪，符合逮捕条件的要从快批捕，震慑犯罪，决不手软。对轻微犯罪特别是其中的初犯、偶犯、过失犯及老年人、未成年人，要依法从宽处理，慎用逮捕措施。

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着力强化审查逮捕能力

办案质量是永恒的主题，是侦查监督部门的核心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我们要做好以下四项主要工作：第一要全面把握逮捕的三个条件，加大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力度。根据刑诉法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二要建立告知、建议当事人刑事和解制度。当事人达成和解，有利于修复已经损害的社会关系和双方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有直接被害人的轻微犯罪案件，应当告知、建议当事人双方就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自愿达成和解。第三要健全和规范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犯罪嫌疑人申辩和委托律师意见的制度。第四要加强办案质量监控和管理，建立办案质量分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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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的力度

当前，刑事立案监督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人民群众对维护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央司法改革任务中对完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立案监督工作肩负的责任，把握推动立案监督工作科学发展的难得机遇，坚持力度、质量、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认真研究解决影响立案监督工作深入开展的突出问题，把立案监督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要重点解决开展立案监督工作案件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要突出立案监督的重点，要进一步提高立案监督案件质量，提高有罪判决率，突出监督实效，要与国税、地税、工商、烟草、技监等部门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立案监督工作联系制度，实现了行政执法与立案监督工作的有效衔接。在侦查活动监督方面，要通过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加强对错漏案件的监督，要对捕后改变强制措施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进行监督。

努力适应职务犯罪案件上提一级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创新的新要求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上提一级的改革措施将于近期实施，这是加强职务犯罪办案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的重大改革。也是学习科学发展观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一次新尝试。改革后审查逮捕的主体、报请和决定审查逮捕的程序与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严格执行改革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审查逮捕职责。二是提高审查效率，严守办案时限，保证办案质量。三是既要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也要在工作上形成打击职务犯罪的合力。四是注意总结、调研。加强工作的理性分析，特别是对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对问题的对策研究，缩短磨合期，保证工作的顺利衔接和平稳过度。

搞好业务培训，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和法律监督能力

篇6：检察侦查制度

（试 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互相配合，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保证刑事诉讼依法顺利进行，维护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第二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主要任务是，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对公安机关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全面，确保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

第三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引导而不越位；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三）依法，适时，适度。第四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重点案件包括：

（一）涉外犯罪案件；

（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

（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

（五）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六）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七）集团犯罪案件；

（八）上级机关交办或者领导批示督办的案件以及侦查机关挂牌督办的案件；

（九）本地区首次办理的新罪名犯罪案件和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十）立案监督案件；

（十一）公、检双方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前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公诉部门认为需要或应邀请介入侦查的，可以与侦查监督部门共同进行。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由公诉部门负责。

第六条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一般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进行。下列案件，公安机关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在刑事立案当日通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

（一）致死3人以上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或情节特别恶劣、影响大的杀人案；

（二）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中毒的投放危险物质案；

（三）公共场所、敏感重要部位、重要设施发生的爆炸案及情节恶劣、影响大的纵火案；

（四）抢劫金融网点、运钞车及抢劫现金或财产价值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五）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证券违规操作案、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案；

（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毒品5千克以上案件；

（七）劫机（船、车）、暴狱、劫持人质等情节恶劣、影响大的案件；

（八）盗抢军火、非法制售贩运枪支弹药、枪支弹药失窃及放射性物质、剧毒物质被盗案；

（九）案值500万元以上的制假、售假案；

（十）伪造货币总面额3万元以上的伪造货币案；

（十一）情节严重、致人伤亡的暴力妨碍执行公务及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案；

（十二）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失密、泄密及密码设备丢失、机要人员叛逃案；

（十三）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者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上的水陆交通、安全生产、火灾和食品安全事故案；

（十四）立案监督案件。

第七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应为两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检察官法律职务。

第八条 公安机关要求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须经部门负责人或者主管领导批准后，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出，并将案件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接到公安机关要求介入侦查的意见后，认为需要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由部门负责人批准；重大案件，应当报请主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认为需要主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应当经过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向主管检察长报告。必要时，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可以直接指令检察人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第九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二）参加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等；

（三）参加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证人的询问；

（四）发出《补充侦查意见书》或《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意见书）》；

（五）要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医学鉴定，对其他证据进行司法鉴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搜查、勘验、检查笔录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

（六）参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联席会议；

（七）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八）其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方式。

第十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取证：

（一）对案件的性质发表初步意见；

（二）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逮捕条件或者起诉条件对案件现有证据发表意见；

（四）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不能发表本案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起诉或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

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参加案件讨论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讨论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案由、案件基本情况、讨论情况、检察人员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

第十二条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检察人员，可以与侦查人员共同研究勘验、检查、复验、复查方案，对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工作提出建议。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应当制作《参加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有关事项、结论等。

第十三条 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的检察人员，应当把提出的侦查取证意见、建议以及采纳情况等记录在案，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积极回应介入侦查活动的检察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和落实情况、不予采纳的理由或未落实的原因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送检察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联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第十六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关规定实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