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周文化概况及其特点

曲周文化概况及其特点（共6篇）

篇1：曲周文化概况及其特点

曲周文化概况及其特点

文◎任建

曲周县历史源远流长，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和2000多年的建县史，文化资源得天独厚而且富集，底蕴优越厚重，地域特色鲜明。曲周主要的文化脉系一为历史文化，二为人文文化，三为地理文化，四为绿色文化，五为红色文化。

第一，历史文化。

近年，在曲周司寨村出土了一件新石器后期的玉斧，初步鉴定至少是5000多年前的部落文化遗存。西汉初年，公元前201年，郦商被汉高祖册封为曲周侯，这是曲周这个名字始见于记载的开始。曲周侯郦商是西汉初年的重要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迹、故事等很值得挖潜。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曲周侯国改置为曲周县，这是曲周建县的开端，距今已经有2149年。曲周的历史文化，就是在这2000多年的进程中，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

第二，人文文化。

北朝曲梁县令李诡祖及由其演化的增福财神文化、相公文化等在曲周县域内外影响深远。北宋李若水是著名的民族英雄，称为“南朝一人”。明代以四大尚书为代表的一批名人值得发掘梳理，王一鹗是明朝万历年间任兵部尚书，对当时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影响深远。

陈于陛是万历朝的户部尚书，主管财政大权，却两袖清风，是一代廉吏的代表。工部尚书刘荣嗣治理河道，立下殊勋。路振飞是南明隆武朝的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兼兵部尚书，他苦心孤诣，矢志抗清，被称作“明末文天祥”。

刘荣嗣又是明末著名的诗人、书画家，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清初的刘逢源、刘佑是当时河朔诗派的翘楚，乾隆时期的王今远的诗作在北方被称作第一。近代的国画大师彭八百的“兰石”画有着很大的名气。

第三，地理文化。

夏朝“曲周市”，夏朝啸父在曲周市上补履，曲周可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市场”，是华夏之最。殷商的大粮仓“巨桥”就在曲周境内。滏阳河、支漳河是曲周的两条母亲河。滏阳河的河运曾经非常辉煌。支漳河的前身是古漳河、漳河故道，许多村落的命名都与漳河有关。曲周是著名的凤凰城，关于凤凰的传说很多。大桥头、上桥、“三山不见、四海不干”、“曲周好牌坊”等，在曲周人心目中都有最深的印象。曲周历史上龙文化现象经久不衰，曲周龙灯是汉民族龙灯的代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值得大书特书，营销推广。

第四，绿色文化。曲面是曲周的特产，清代时期曾作为贡品。此外还有很多绿色生态的风味小吃。曲周改良治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场景，是绿色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农大试验站和县校合作。近年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晨光色素的天然绿色色素所创造的企业文化和其影响力。

第五，红色文化。近代以来，在对外抗击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中，曲周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如抗日县长郭企之，吕洞固战役，《人山报》等。

此外，曲周还有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民俗文化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文化元素和符号，是我们县优秀的文化资源，我们要进行整理梳理。概括来看，我县文化具有三个特点：

1、我县文化资源数量多，人文荟萃，风姿多彩，传承有序。

2、我县文化地理特色鲜明，兼容并蓄，相互辉映。

3、曲周文化比较分散，整合不够，发掘不深。名人众多，但还是“名气不大”。

篇2：曲周文化概况及其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由教科书出版转向地理学学术著作和译著出版,基本不再出版地理学教科书。在国家统一管理的模式下,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题材和发行方式受到了主管部门的指导,地理学译著的出版传播体现了国家意志, 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

一、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据笔者统计,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译介了120种西方地理学著作,其中1949年至1966年的出版数量有95种之多,而1967年至1978年这12年中仅翻译出版了25种地理学译著。[2]

(一)建国后到“文革”爆发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1949- 1966年)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地理学著作。据表1可见,在“文革”前这17年间出版的95种地理学译著中,1种译著国别无法统计。译自苏联的地理学译著达74种之多,分别占商务印书馆这一时期苏联地理译著出版总量和地理学译著出版总量的82.22% 和77.89% 。苏联地理学著作的集中译介,与我国提出向苏联学习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在当时政策引导下,商务印书馆掀起了译介苏联地理学著作的高潮。1950年,商务印书馆就翻译出版了《通俗天文学》《地球与人》《苏联交通》《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等多部地理学译著。

若将74种苏联地理学译著按学科分类排序,依次为:自然地理译著30种,区域地理26种,经济地理12种,地理学理论与方法3种,地理学史、技术地理、文化地理译著各一种。可见,“文革”前的商务印书馆以出版苏联自然地理、区域地理和经济地理译著为主。自然地理译著包括归属于《苏联大众科学丛书》的七种译著,《普通自然地理简明教程》《普通自然地理》《苏联自然地理概论》等自然地理通论译著,以及 《动力气象学》《海岸地貌》等自然地理分支学科译著。译自苏联的区域地理译著以介绍国家地理状况的国别地理译著为主,涉及到伊朗、蒙古、苏丹、瑞典、荷兰、挪威、澳大利亚、法兰西、西班牙等国家。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得到了苏联的承认,中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交流。20世纪50年代,中国地理学界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邀请苏联地理学者来华讲学,组织翻译苏联地理学著作。在苏联影响下,中国地理学界重视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地理著作的译介,主要是为了指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苏联经济地理译著,集中于1959- 1961这三年时间,出版的经济地理译著侧重于交通运输、生产力配置、经济区划等方面。这些译著的出版体现了当时国内地理学界的实用主义倾向。学界翻译的苏联著作主要用于资源考察、交通运输、工业布局、农业区划等,希望能够指导经济实践。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人文地理学著作的译介受到了极大压制。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仅译介了《人类种族》一种苏联文化地理学著作。

与苏联地理学译著出版的兴盛相反,英、美、德、法、日等国的地理学译著出版量极少。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未与英美等国建交。英美等国的地理学著作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不能翻译出版。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也使出版界不敢翻译出版资产阶级的地理著作。

表2反映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学科分类情况。这段时期,商务印书馆以翻译出版区域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方面的译著为主, 此三类分别占到了这一时期地理译著的38.9% 、34.7% 、 12.6% 。由于受到苏联地理学的影响,国内地理学界重视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轻视人文地理学。商务印书馆人文地理译著出版较少,仅占出版总量的5.5% 。

(二)“文革”爆发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1967- 1978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地理相关书籍几乎全部被批判为“封、资、修毒草”,被停售、封存[3],地理学译著的出版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减少。据笔者查考,商务印书馆在1967- 1971年间没有地理学译著出版。

1971年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中央对地理学书籍出版的管控开始松动,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形势比之前稍好。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出版口领导小组负责人讨论出版工作问题,并做出“世界地理一时不好出,中国地理可以出”的批示。4月12日,周总理在出版工作座谈会上认为“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可以重印再版之前的地理书籍,二是可以少出版政治地理著作,多出版自然地理著作。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出版界开始着手出版地理书籍。作为一家有地理图书出版传统的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本地理书籍《杭州山水是怎样形成的》。该书两次印刷共70万册,开创了地理读物发行量史无前例的纪录。

1973年8月9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出版外国地理书的请示报告》。《报告》摸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外出版地理图书的数量,以及国内已收集到外文地理书的数量,并决定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国外地理学著作。对于尚未收集到的外文地理书,出版部门会通过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引进,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书翻译出版。《报告》中就翻译出版力量作了安排, 希望开会拟定一份出版地理书的规划,具体商定翻译出版分工的问题。商务印书馆负责地理学译著出版的日常联系和组织工作。出版口关于翻译出版外国地理书的请示报告,最终获得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的同意。中央决定翻译出版外国地理书的工作由全国17家出版单位共同承担。[4]这份报告的获准,显示了国家对地理学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视,也体现出商务印书馆在地理学译著出版中的枢纽地位。国别地理译著的译者主要来自国内部分高校的外文系。据统计,到1978年前后,出版系统共翻译出版了72种国别地理著作,其中包括非洲21种,亚洲5种,欧洲15种,美洲7种,澳洲2种。虽然部分译文不甚理想,但国别地理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地理教学和研究有着积极意义。[5]

“文革”后期翻译出版的苏联著作急剧减少,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中国和苏联两国产生分歧,中苏关系发展停滞。地理学译著多为高校地理系集体翻译,集体翻译的译著主要有中山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译《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译 《土耳其地理》等。

“文革”后期的1972- 1976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15种地理学译著。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译著多是反映第三世界国家地理状况的国别地理译著,如《刚果(布)地理》《阿尔巴尼亚地理》等。这反映了当时国内了解亚、非、拉区域第三世界国家的愿望。

商务印书馆国别地理译著的出版热潮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这些地理学译著介绍了乍得、加纳、阿尔巴尼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地理概况。商务印书馆在这段时期内也是国内国别地理著作及译著的出版重心。除了国别地理译著外,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国内学者编著的国别地理著作,如《坦桑尼亚》(1973)、《尼泊尔》(1977)等。国别地理译著出版的热潮, 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国人需要通过国别地理译著来了解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地理学学术著作的翻译相对较少,仅有《自然地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地理学分支学科简介》 《洪堡与地理学》《地理学性质的透视》《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等少量几种。

“文革”期间,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选题的确立、翻译工作的组织、发行渠道的选择,均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受控下。 地理学译著以“内部发行”为主,发行数量极为有限,仅有高级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能通过特别渠道购买。同时,地理学译著多起到“批判”的作用。在国家意识主导下,所批判的不仅仅是译著内容本身,出版机构不得不将译著中的观点引申出来强加批判,为读者传授主流的意识形态。

二、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特点

改革开放前,地理学译著具有内部发行、集体翻译、政治色彩浓厚等鲜明的出版特征。国家意识形态决定了应该译介哪些地理学著作,甚至怎样来翻译地理学著作。在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前,出版审查机构通常对地理学译著的内容已经有所了解,对出版后在国内的影响已经有所判断,因此会对商务印书馆和译者的翻译出版行为进行指导。20世纪60年代后,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和发行数量非常有限。“文革”期间, 地理学译著从选题、翻译到出版发行,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这一时期的集体翻译、内部发行等翻译出版行为,在翻译出版史上都是少见的。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地理学译著大多翻译自苏联。英美等国的地理学译著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不能翻译。这种情形在中苏交恶后有所变化,苏联的地理学译著出版数量急剧减少。若是出版苏联地理学译著,也主要是作为批判“苏修”和“新沙皇”的武器。

(一)地理学译著多为内部发行流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发行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属于公开出版发行,这类地理学译著可在书店出售和购买,多为地理学理论类译著。另一种为“内部读物” 或“内部发行”。内部发行是当时政治环境下一种特殊的图书发行方式,读者多为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内部发行的图书。

经笔者文献调研发现,内部发行的地理学译著集中于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内部发行的地理学译著会在封面或版权页上印上“内部读物”字样,或者在版权页上标明“内部发行”字样。这些作为“内部读物”或“内部发行”的地理学译著,扉页上一般会注明“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6]。按照出版年份来看,1975年前出版的地理学译著通常标明“内部读物”字样,而1975年之后出版的译著均标注“内部发行”字样。

一般来说,地理学理论类的译著可以公开出版发行,而国别地理译著多为内部发行。“文革”期间,除《土耳其地理》 外,其他地理学译著都作为“内部读物”通过内部渠道发行。 这一时期内部发行的地理学译著首先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

(二)地理学译著多为集体翻译

由于受到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地理学译著的集体翻译在这一时期较为常见。高校和研究机构是集体翻译的主力。这一时期集体翻译的地理学译著有:天津大学水利系水文教学组翻译的《河流学》(1954)、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地理学和地理教育问题》(1959)等。

据笔者统计,在1954- 1978年出版的31种集体翻译地理学译著中,有16种是集体翻译苏联的地理学著作,占到这一时期出版总量的一半。其中,在20世纪50- 60年代,集体翻译的地理学译著均源自苏联。

这一时期翻译的机构主要来自于高校地理院系和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系、南京大学地理系、天津师范学院地理系、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等。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武汉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等外语院系也承担了部分地理学译著的翻译工作。

(三)地理学译著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前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一时期商务版地理学译著的出版说明、内容提要、序言等副文本,展现了政治环境下商务印书馆和译者在地理学译著中为民众传播的政治思想,反映出这一时期地理学译著浓厚的政治色彩。

通过商务版地理学译著的副文本,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思潮的变迁。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经济。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中苏关系恶化、 美苏争霸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地理学译著副文本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并对美苏争霸的形势进行抨击。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地理学译著,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提倡阶级意识,批判殖民主义,宣传第三世界民族独立,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同时,地理学译著也否定了资产阶级观点,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几乎每本书都会告诉读者“注意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样,地理学译著不是被当作被阅读的,而是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此外,编者和译者在地理学译著的内容简介、译后记等副文本中,也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资产阶级地理思想展开了批判。由于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特殊性,西方世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等思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地理思想,不被国内学界认可。马尔萨斯人口论、唯心主义等思想也在地理学译著中被揭发出来,遭到批判。可见,改革开放前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可看做是国际政治形势的晴雨表。

综上,笔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内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历史沿革的梳理,对这一时期地理学译著出版数量、国别和学科的阐述,以及对商务版地理学译著出版特点的总结,勾勒出1949- 1978年间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历史图景。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是在著作出版国别的倾向上,这一时期的地理学翻译出版都强烈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摘要：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学术翻译出版的重镇,对其学术翻译出版业的研究非常必要。该文从出版数量、国别、学科及影响因素等层面,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在1949-1978年期间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总结了这一时期地理学译著的出版特点。该文不仅丰富了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史研究,也为地理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篇3：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概况及其特点

摘 要：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由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分为任命前军事教育和任命后军事教育两个阶段。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土耳其陆军十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紧密结合实际开展训练。此外，土耳其的军事高中教育也独具特色。

关键词：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

陆军是土耳其的主要军种，约占其武装力量总兵力的80%。土耳其陆军认为，为更好地履行职责，必须培养卓越的军事领导者。因此，土耳其非常重视军官的军事教育，并建立了较为系统且行之有效的军事教育体制。

一、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的领导机构

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的组织与领导机构是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该司令部位于巴尔加特，其前身是1956年在阿菲永创建的训练团。该训练团经多次撤编、重建和迁址，于1995年正式命名为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隶属于陆军司令部，主要负责协调和管理陆军的教育训练。目前，该司令部由机关、作战和作战支援训练司令部，作战保障资源司令部，训练师司令部，以及院校司令部4个二级司令部组成，下设16所兵种院校（及训练中心）、2所直属院校、3个新兵训练旅。

二、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土耳其陆军军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土耳其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二是地方高等院校毕业生，三是从准尉或士官队伍中选任。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最早效法普鲁士，20世纪50年代后借鉴美国陆军院校教育模式，分为任命前军事教育和任命后军事教育两个阶段。

（一）任命前军事教育

土耳其陆军军官学校是土耳其陆军唯一一所通过大学本科学历教育培养军官的院校，学制4年，每学年分为2个学期，毕业时授予理学士学位和少尉军衔。从1990年起，该校废除了直接从普通中学招生的规定，只招收军事高中毕业生以及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士兵和士官。

该校前两个学年不分专业，每学期开设约10门基础课程，主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第二学年结束后分专业，主要开设管理学、工业工程学、机械工程学、土木工程学、电气电子工程学5个专业。最后两学年在公共系统工程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各自选定的兵种增加相关课程，每学期开设9门课程。

从课程设置看，土耳其陆军军官学校的基础课和必修课约占79%，选修课和专业课约占21%。文化课共计3328学时，其中军事科学课程528学时，社会科学课程720学时，外语课480学时，工程学课程1600学时（包括1024学时的公共工程学和576学时的兵种专业工程学）。科学文化课中的基础课与专业课比重相当。不含暑期集中训练时数，军事课程的学时占文化课总学时的31.6%。

土耳其规定，根据国家武装力量的需要，地方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有义务应征入伍，并担任军官。地方高等院校设有军事系，国防部每年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军事系招生人数。从地方高等院校军事系招收的毕业生一般都从事技术工作，如法律、工程、教育类，且多数晋升至上尉即退出现役。地方高等院校毕业生入伍后，须在兵种院校（及训练中心）接受3个月的基础训练，然后在部队接受3个月的专业训练，考核通过之后才能任职。

优秀的士官在兵种院校接受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同样的军官基础训练后，也可任命为军官。

（二）任命后军事教育

任命后军事教育贯穿土耳其陆军军官职业发展全程，主要由各兵种学校、陆军战争学院和陆军参谋学院负责实施。土耳其陆军编有16所兵种院校（及训练中心），旨在提高军官的指挥和领导能力。担任指挥与参谋岗位的军官还需接受为期40周的指挥与参谋军官教育。

军官在任职前，须到各兵种院校（及训练中心）接受任职教育。各兵种院校（及训练中心）学制长短不一（15周～52周），内容主要是各兵种的军官基础课程和兵种岗位任职课程。

任命后军事教育的核心是“职业发展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作战指挥、机关工作、计算机运用、语言能力等。土耳其陆军规定，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职业发展课程”的考核才能任用。此外，还有许多面向特定军衔的军官开设的课程，如为入伍第六年的军官开设的“职业改进课程”、为中尉军官开设的“任务课程”、为上尉军官开设的“连长课程”、为少校军官开设的“营团参谋课程”、为中校军官开设的“营长课程”、为上校军官开设的“团（副旅）长课程”等。

综合军事学院下设的陆军战争学院负责土耳其陆军中级军官（通常为少校）的教育培训任务，学制2年。教育内容以军事课程为主，包括战争原则、军事战略、武器装备技术等。与其他军种战争学院一样，土耳其陆军战争学院还负责轮训各军种军官（少校至上校）。

此外，土耳其陆军还有计划地选派人员前往北约国家学习深造。例如，每年都选派军官前往联邦德国国防军指挥学院学习参谋课程。

三、土耳其陆军院校教育的特点

（一）注重军官的思想教育

土耳其陆军十分重视军官的思想教育。不仅安排专门时间组织思想教育，每周不少于2小时，还将思想教育渗透到作战、训练、管理和执行任务之中。

土耳其陆军的军官思想教育内容约1/5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的思想及其改革有关。土耳其陆军院校的教室、会议室、办公室，以及大礼堂、操场、体育场所不仅插挂国旗、军旗，还大多悬挂凯末尔的肖像，张贴凯末尔语录，对官兵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每天上课前也利用 5 分钟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军校不允许阅读左翼或宗教出版物，只允许保守派人士开办讲座，从而确保其政治观点与凯末尔的思想保持一致。学员所能接触到的书刊内容和封面都很正统，也曾有学员因涉嫌赞同非主流主张而被开除。土耳其陆军认为，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使军官精神振作、斗志昂扬，而且是土耳其陆军把握其建设方向的有力保障。

（二）紧密结合实际开展训练

土耳其陆军的军事教育与部队训练结合紧密。任命前军事教育注重培养学员军官基本技能，内容包括排级指挥与控制能力、后勤原则、武器装备操作、各兵种营连分队技战术，以及由排级到旅级的战斗支援和战斗支援兵种的基础知识等。此外，院校学员每周都有一个一天下午进行实践训练，每次4小时，每周还有2学时用于体能训练，4学时用于军事技能训练。除四年级学员外，其他学员每学年结束时还要前往安卡拉的射击场和演习场进行为期6周的野外训练。

土耳其陆军强调，任命后军事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各兵种与岗位的任职需求，注重贴近实战。大多数兵种院校不仅承担军官培训任务，也是本兵种的训练中心，这为其军事教育与部队训练紧密贴合、相互促进提供了便利条件。有的兵种院校，如埃吉尔蒂尔山地突击学校及训练中心等，甚至还将军事教育、部队训练和特种训练融为一体，以特种训练为牵引，提升军事教育与部队训练水平。

（三）军事高中教育特色鲜明

土耳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建立军事高中的国家之一，军事高中负责开展土耳其初级军事教育。目前，土耳其陆军共设有3所军事高中，分别位于库莱利、马尔泰佩和伊斯坦堡。军事高中下设训练部、训练处、训练团及若干勤务分队。训练团编有4个营（每年级1个），每营3个连。军事高中门槛很高，每年报考军事高中的学生大约有6.5万人，实际录取不到1000人。陆军军事高中毕业生优先报考陆军军官学校，是陆军军官学校的主要生源。

军事高中招收拥有土耳其国籍的初中毕业生，学制4年，年度训练时间为1225学时。军事高中第一学年为预科培训，主要进行入伍训练和英语学习，后3年主要完成理工科课程学习。与普通高中相比，军事高中最大的特点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军事高中学生在学习普通高中课程的同时，还要接受国防教育，学习军事基本知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和尚武精神。每周有一节军事常识课，每学年结束后，学员必须在训练营地进行2个月的战术、射击、队列和体能训练。

土耳其陆军认为，军事高中的优势之一是在青少年性格与人生观形成时期就开始培养其军事素质、道德素养以及军人的气质作风，这些都对未来军官教育大有裨益。

篇4：河北省曲周县龙灯文化调查报告

关键词：曲周龙灯,民间艺术,传统文化

一、曲周龙灯的生存环境与历史起源

(一)曲周龙灯的生存环境

曲周县是坐落在太行山东部,位于邯郸市东北部的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的小城,其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也十分便利。总面积有66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十分丰富,约73万亩,占总面积的73%,南北最长跨度约45公里,东西最大跨度约23公里。由于曲周县地处华北平原中南部,属华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分布不均匀,容易出现干旱、暴雨、雹灾、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和蟋蟀、棉铃虫、小麦吸浆虫等虫灾,曲周龙灯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转移了灾害所带来的苦难。

(二)曲周龙灯的历史渊源

曲周自古就有喜好歌舞杂耍的传统。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自邯郸至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为游乐之所”。曲周位于邯郸和沙丘(今广宗县)之间,自然在游乐之所之内。人们将龙灯、歌舞、杂耍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曲周龙灯。

宋朝时期,舞龙灯蔚然成风,元宵节等传统节日的演出必不可少,除此之外每逢天旱,人们祈求风调雨顺,求龙行雨,也经常进行演出。之后各个朝代世代传承,并不断的交流、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曲周具有标志性的一项民间艺术活动。

(三)曲周龙灯工艺特点

曲周龙灯开创了竹制龙体的先河,弥补了我国圆身龙灯的空白,全龙共长25-30米,龙角下粗上尖,龙目怒瞪,龙张巨口,龙齿坚韧,锋利如剑,龙须纤长,随风飘动,工艺精美,十分威武。龙身一般由八个竹笼作为龙节,每个龙节内都要放灯,龙节下用长1.7米,直径5厘米粗的木棒作为把手,供舞龙人所执。(如图:1龙头、2龙节)

(图一:上色前的龙头,拍摄:薛莹。)

(图二:龙节,拍摄:薛莹。)

二、曲周龙灯的分布及演出形式

(一)曲周龙灯的种类及分布

龙灯的属性分水火两种。火龙的背部鳞片为绿色,腹部为蓝色;水龙的背部为蓝色,腹部为红色。水火二龙交相辉映,气势威武。

曲周龙灯的分布情况

(二)曲周龙灯演出形式(以2015年元宵节曲周前龙灯河东村活动记录为例)

2015年,正月十五下午,前河东村的大部分青壮年不约而同的来到村民于小科(前河东村普通村民,2014年申请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龙灯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父辈一直主持村中龙灯活动)家中,准备晚上的活动。很小的院子里,大家坐在小板凳上你一言我一语,商讨着晚上的路线、队形等一系列工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商家为求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便邀请龙灯队伍在商店门前进行演出。今年,前河东龙灯队便收到了很多邀请。夜幕渐渐降临,于小科带领大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请出龙身,放在院中,摆出香炉和毯子,祭天祭祖,并祈求活动一切顺利。龙身出门前,要在门前点一挂鞭炮,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龙头必须先出门,依次是龙身,龙尾。队伍最前面是一辆小型货车,上面载着大鼓、锣、钗,以及演奏者。车斗上插着印有“前河东”字样的红旗,代表着前河东龙灯队。乐队齐鸣,敲着与步点相同的节奏,龙灯队伍须绕着村落游行一圈,寓意保佑村子及村民,龙头龙尾摇摇摆摆,龙身鳌制鲸吞,一节跟着一节上下起伏,十分威武。村口处早已聚集了大量人群等待着龙灯出村,人们比肩继踵,有些年幼的小孩儿,看不见龙灯,便骑在父亲的肩膀上,龙灯队伍前呼后拥,好不热闹。

表演的地点是在一个大型超市门口,很多人已站在街边等待。只见舞龙艺人手持巨龙踏着锣鼓钗的节奏跑步入场,这意味着表演正式开始了。龙头追着由铁丝网制成的大红蜘蛛龙身一节牵着一节上下起伏划着弧线,左右冲撞,让拥挤的人群向后撤退,借以打开场子。随后才进入正题——狂舞,龙口追随着红蜘蛛若即若离,欲吞不得,欲弃不舍,舞龙人用尽全身力气,吆喝着,左右挥舞龙把手,使巨龙上下翻滚,左右盘旋,远处望去通身火红的巨龙犹如奔腾在云雾波涛之中。此时烟花炮竹齐声作响,火光照天,烟雾缭绕,光线忽明忽暗,观众的叫好声、口号声、震天的锣鼓声汇成了强大的声浪,一波波响彻云霄。

三、曲周龙灯本体分析

(一)表演队形

曲周龙灯表演形式有如下几种:

二龙戏珠:又称“二龙对舞”,二龙同戏一蛛,争先恐后,左右争斗。

龙门阵:又叫“群龙共舞”,游行过程中,各村龙灯队遇到一起,便各自起舞,势要争个高低,热闹非凡。

盘头:舞龙人叠起罗汉,龙头在最上方,龙身绕圈盘起来,龙头高高举起,形同仰天长啸,加上周围鞭炮等烟雾缭绕,似腾云驾雾,欲一飞冲天。

盘尾:舞龙人叠起罗汉,龙头俯地,龙尾冲天,模拟蛟龙入水的神态,煞为壮观。

滚龙:龙在地上翻滚,舞龙人手执把手,依次绕身体画圆,人从龙身上跳过。

钻龙:舞龙人从龙的身下钻过,使游龙看起来像在伸缩开合。

(二)演奏乐器

据调查结果显示,在龙灯的演出过程中,经常只有三种乐器伴奏,分别是鼓、锣、钗。下面将具体分析三种乐器在龙等表演中的作用。

鼓:其音色低沉响亮,雄壮有力。用于模仿雷声和炮声时也恰到好处。曲周龙灯的表演中,演奏者必须根据队伍的变化和舞龙人的步伐来控制时值。鼓低沉的声音给整个队伍提供了节奏,使表演在游行、挥舞、走队形等的过程中整齐划一。(如图三)

(图三:曲周龙灯乐器——鼓,拍摄:薛莹。)

锣:主要配合鼓,增强节奏感。

钗:在表演中处于次要地位,需轻打来配合鼓的节奏。

(三)曲周龙灯节奏

曲周龙灯的节奏型比较简单,基本分为以下三种组合

用于进场的游龙以及狂舞(多用于二龙戏珠、龙门阵、滚龙、钻龙等)。变换队形的过程也常用此节奏。

进行曲节奏,一般用于队伍的行进过程中,使舞龙队伍整齐有序。

用于盘头、盘尾完成后的展示。

(四)传承人分析

舞龙:2009年东街村年近古稀的郑玉华入选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郑老先生年事已高,气力稍减,而舞龙极其费力,单单龙头就有三十多斤重,家中子女外出工作,并无人传承老人的手艺,偶尔元宵节前会有寥寥几个小伙子来向老人家请教,应如何舞龙。

制作龙灯:东街村82岁老人刘绳义是龙灯制作的传承人之一。现在,他专门制作龙头。秦振中老人是东街村另外一位制作龙灯的老艺人,已79岁高龄。北铺村的王金玉已87岁高龄,90后小伙儿安源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学糊龙灯,王老人说:“我糊了60多年龙灯,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趁现在还能糊,我得多教教年青人!”后河东村民于小科负责本村的龙灯,糊龙灯时他常带着自己十来岁的儿子,他说:“我爹是玩龙的,我也喜欢,到我儿子这,不能断了,从小得让他学着怎么玩!”

四、结语

听刘绳义老人说,制作一个龙灯,十几个人一起做,要做十几天。整个龙灯近三十米长,仅龙身用绳索串联要500多个竹圈。龙灯制作要126道工序,编、剪、染、晾、粘…如此复杂的工艺,无一处不体现着曲周人的智慧。怎么将这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几年的元宵节只看到经典的游龙以及狂舞,祖辈传下来的那么多舞法,现在只留下了一两个。按照现在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以及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的传承方式已经难以适应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为延缓龙灯艺术消亡的脚步,更应发展新的传承方式。

建议当地教育部门开展“龙灯文化入校园”,让老艺人手把手教孩子们糊龙灯、耍龙灯,既锻炼青少年动手能力,又培养青少年对龙灯的兴趣,更有利于龙灯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除此之外,呼吁相关单位创建专业的龙灯队伍,系统的学习舞龙、制作龙灯的艺术。可经常组织龙灯队进行文艺演出,宣传龙灯文化。群众是文化的受益者也是文化的载体,使龙灯文化更大众化,培养龙灯文化的受众群体也是必不可少的。

篇5：曲周文化概况及其特点

一、唐代女装发展概况

唐代女装的穿戴形式是上身穿襦下身穿裙, 短小的襦、肥长的裙、裙上束至胸是唐代女子服饰最主要的特征。襦是一种短衣, 始于汉魏时期, 兴于唐代, 长度至腰、膝不等, 领口分对襟和交领, 袖子有宽有窄, 有单、夹薄厚之分, 以红、紫色最为流行。唐代女子最常见的单衣为衫, 唐代女子以勇敢、自信, 敢于追求自身美著称, 因此袒胸衫在唐代最为流行。上流社会还流行女性大袖衫, 衣料精美、双袖拖地, 走起来动感十足。裙这种最常见的女装, 在唐代已经成为最受女性喜爱的下裳。唐代女式裙子多为高腰或束胸裙, 唐代流行阔裙, 女性多以宽大的裙摆为美。唐代流行的裙子款式众多, 有石榴裙、花笼裙、间色裙、百鸟裙等, 石榴裙是阔摆红裙的代名词, 花笼裙是用轻如蝉翼的面料织成的, 间色裙是多种色彩布料的组合, 百鸟裙是用鸟兽羽毛捻线织成的, 深受贵族女子喜爱。此外, 唐代女子对胡服和男装也喜爱有加, 究其原因, 女子有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参与权, 民族交流对唐朝服饰产生的重大影响。如今, 我们仍可以从唐代壁画、石刻、雕塑、诗歌中见到身穿胡服的唐代女子的身影[1]86。

二、唐代女装款式演变

1. 唐代襦裙服饰演变。

南北朝时期, 襦裙服开始出现。到了隋朝, 秀丽、婀娜的高腰长裙和小袖短襦成为隋代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唐代女装刚开始与隋代相似, 裙束襦外, 腰节线提高, 多色面料拼制而成的长裙经过贵族女性的改造, 将胸部、颈部肌肤袒露出来, 形成了粉胸半露的服饰风气, 华贵、宽大的长裙及双垂袖带成为女士服饰的主要参考标准。中晚唐时期, 女士服装进一步追求宽大的风气, 《簪花仕女图》中的丰腴雍容的盛唐仕女, 身材丰满、浓妆熏染, 沿袭隋朝女装前制, 襦服袖口紧窄;盛唐出现了小袖和大袖两种不同风格的袖子;中晚唐出现了大袖, 不同阶层的女性根据不同的需要, 对袖口的宽窄有着不同的要求。贵族阶层刚开始流行小袖, 盛唐之后袖口渐宽, 之后, 追求宽大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 朝廷不得已下令禁止女性服饰裙过五幅、曳地三尺。底层劳动阶层的女性袖口的宽度依旧比较窄小, 袖子也较短, 但是在礼服和节日性服装中, 袖子的形状依旧比较宽大。唐代女子襦服的领子式样多变, 对襟、交领、袒领、圆领、方领、鸡心领都很流行, 其中, 低胸袒领给观者一种开放、自信的印象, 这与唐代的社会风气相吻合。唐代襦裙服中分割线也历经了一系列的变化, 唐代早期女性襦裙腰节线提高, 便于勾勒出修长、苗条的体态, 中晚唐时期腰节线一再下移。披帛、披肩是唐人对南北朝“帔子”在创新性继承的基础上创制而成的, 兼具防寒和装饰的双重功能, 以装饰性颇强的丝帛为主[2]115。唐代绘画和陶俑中多见披帛仕女形象。唐代襦服腰线提高, 分割线上移, 将下身的比例夸大突出, 有利于形成一种秀丽、挺拔的艺术效果, 这与唐代清秀、成熟的审美心理是分不开的。唐代服装在腰线和长度上巧动脑筋, 使服饰充满了曲线和直线的美感, 而人体高度的增加则有利于增加权威气质, 这些元素结合起来, 弱化了生硬的比例和稳定的要素带来的呆滞感觉, 赋予唐代襦裙多样、统一的和谐美感。

2. 唐代女式胡服及男式女装的演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包容性最强的朝代之一, 唐代服饰文化深受自信、宽容的时代观念、民族政策的影响, 在大胆借鉴、吸收的基础上, 融合了诸多外来元素, 形成了民族性鲜明的服饰风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 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族服饰与其武力因素结合起来, 开始了对汉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自南北朝时期, 汉族服饰款式、材料纹样就开始大规模借鉴胡地服饰的特点, 至隋唐时, 这一发展趋势明显增强, 中原服饰中随处可见少数民族服饰的痕迹。隋朝女性对小袖披风的喜爱, 与胡地女性如出一辙。在唐代, 民族交流和中外经济、政治往来进一步加强, 借丝绸之路东的波斯文化给唐代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唐朝女性纷纷模仿波斯形制, 在腰间束上革带, 佩挂小刀, 很长一段时间, 民间和贵族阶层的女性都以这种装扮为时尚。安史之乱后, 回鹘、吐蕃多次出兵助唐平判, 唐代借助公主和亲与这些民族以示修好, 回鹘服饰、发髻、舞蹈等得以传入中原并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服饰风气也深受影响。

3. 唐代女装款式多变的原因。

社会风气及外来文化带来的审美理念的变化是导致唐代女装款式演变的根本原因。与其他时代相比, 唐代社会风气民主、开放、自由。唐代女性地位较高, 统治阶级不但有着开放的民族和文化观念, 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受游牧民族母系观念及道家自然思想的影响, 唐代女子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曾亲率娘子军, 为父亲夺取隋朝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后的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都是唐代女性参政议政的典范, 这些女性政治家的出现, 是唐代女性较高地位的体现。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女子男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女性自信的魄力和表现自己的勇气。较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增添了唐代女子的自信, 她们对新鲜事物报有强烈的好奇心, 服饰就成为她们表达自己、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所以, 这个时候的女性一改前朝拘谨、呆板的形象, 开始以活泼、矫健、多变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3]57。

唐朝女装在崇尚自然、舒适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新、奇、多变的元素。从审美的角度来看, 和、礼、雅成为唐代女装在形式和内涵上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此外, 对线条、式样等审美主体的偏爱成为唐代服饰的主体审美理念。民族服饰及审美眼光也是影响唐代女装款式变化的主要原因。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在粗犷、勇敢理念上追求和表达对汉人审美理念产生的一定的冲击。唐代文化经过与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异域文化的长时期的碰撞, 在服装款式、纹样、工艺上不断变化, 使唐代女装逐渐形成直白、纤巧的审美习惯, 具体体现为唐代女性逐渐摆脱崇尚自然之美的审美心理, 开始对多样化服饰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唐人在日常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又开始对生理、心理需求产生了追求, 服饰的功利性、新奇性成为唐代女性追求的主体, 所以在唐代女性眼里, 宽大的衣袖和修长的线条是一种美, 男式女装也是一种美, 这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女性美感功利性的真实体现。

三、唐代女装的影响和应用

唐代襦裙服在华夏传统服装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至今日, 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传统服饰中仍可找到唐代女装留下的浓重痕迹。唐代女装吸收了波斯、回鹘、天竺服饰中的诸多元素, 在装饰图案和式样上融合了诸多异域元素。通过丝绸之路与唐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民族有波斯、大食、天竺、回鹘、突厥、鲜卑等, 印度、日本、朝鲜等国还借助海上或路上交通与中国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 对外来物品的追求和借鉴渗透促使社会上形成了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 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代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古代朝鲜、日本等国家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 在服饰、文字、医学、书法、文学、饮食等方面都带有华夏文明的烙印。日本和服至今仍被称为“吴服”, 意指从中国吴地传来的服饰。日本奈良时期, 曾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 使日本当时的服饰与唐代前期的服饰保持了高度的统一。直至九世纪下半叶, 日本在服饰、朝会之礼上仍对“唐仪”持有高度的热情。后来, 虽然这种热情不断消减, 但是日本服饰并没有停止对华夏服饰模仿的脚步, 如今日本传统礼服在袖子和长裙上仍与唐代女装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审美情趣方面来看, 在日本传统服饰发展和定型过程中, 唐代服饰是其重要参考之一。朝鲜半岛国家的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唐朝服饰的特点,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 多次派遣学者去大唐学习, 朝鲜女服逐渐汉化, 李氏王朝前期, 朝鲜女性短小的上衣、衣带结花束就的高腰裙与唐代女装结构一般无二。直至今日, 朝鲜半岛的女性服饰在许多细节上带有鲜明的大唐遗韵。

参考文献

[1]关.浅析唐代服饰文化内涵[J].河南社会科学, 2008 (7) .

[2]张瑞霞.中国唐代女装与韩国传统女装的比较研究[J].四川丝绸, 2006 (11) .

篇6：云南白族服饰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一、白族服饰概述

白族人口约有160万, 居住集中地区在云南, 以洱海为中心向四边辐射, 还有部分居住在云南的丽江、昆明等地, 再有就是分布在南方的一些其他省份例如贵州等。白族服饰和生活习俗相对比较固定, 民族特点分明易见。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白族服饰也随之变化, 但是白族特定的习俗、风俗和生活、思想方式使得白族服饰的传统制作元素依旧故在, 依旧停留在、反应在白族的服饰之中, 也使得这一民族的特色得以保存和发展。白族服饰与众不同, 自成一脉, 现代的白族服饰是南诏大理时期的服饰文化的延续。白族服饰的形成离不开地区的自然环境的限制, 离不开白族人民特有的生活习惯, 离不开白族人民的独特的审美视角。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说过:“习俗在形成个人的行为中起的作用远超过了个人对传统习俗所能发生的任何影响……”白族服饰文化正是这样, 正是在习俗中在历史中产生、壮大和演变的, 白族服饰是白族一大文化特色, 是白族的民族财富。

二、云南白族服饰分类

(一) 白族头饰

白族服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迁。历史记载“绛裙襦、黑头囊、金珐苴、画皮靴、首饰抹额、冠金宝化鬓、襦上复画半臂”以及“霓裳彩斗、云鬓花垂、清歌互举、玉步徐移”, 这是曾经的白族人的服饰形象。即便是20世纪初期的白族服饰也与现在的白族服饰有着较大的区别。之前的风格定位是简洁明快, 当下的定位是色彩斑斓。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白族服饰也与时俱进, 创意革新。金花头饰的创新白族服饰创新的典型代表, 大理的四个美景“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都蕴藏在这一美丽的头饰之中。白族的金花头饰的产生起源于对生活的热爱, 起源于对家乡的热爱, 起源于对自然的热爱。当然也离不开白族人们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聪明智慧的审美情趣。

云南大理周边的白族男子的头饰比较简单, 变化比较少。 较小的男孩子一般只戴帽子。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云龙等地, 成年白族男子的头饰一般使用蓝色或者黑色。保山阿石寨则用7米多的长白布或黑布作包头。

白族妇女头饰相对比较复杂, 对她们而言, 鱼尾帽、花头巾、白缨穗、银簪、冠针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大理和洱源的白族妇女会依据身份、年龄来改变自己的发型以及头饰。主要表现在颜色的变化, 白族未婚少女可以戴花头巾, 梳一个独辫子盘绕发型等; 年轻的媳妇则戴着蓝布挑花头巾;到了老年改为戴黑布头巾。

(二) 白族刺绣

白族妇女在从小时候起, 便学习刺绣的手艺, 白族刺绣也是姑娘媳妇的拿手手工艺, 习惯认为白族姑娘是否心灵手巧、资质聪颖看的就是她的刺绣水准。因此, 无论乡村还是城镇, 刺绣是白族不可或缺的一项家庭社会活动, 大理附近的白族人都是如此。她们刺绣的物品种类繁多, 颜色复杂多变, 图案也是变化多端。白族刺绣的最初目的应该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 家庭中使用到的物品如窗帘、背包、衣服鞋袜、各种服饰等都离不开刺绣。刺绣的人从生活经验出发, 会把代表着幸福富贵, 美好吉祥的植物、花卉、动物、图形等绣在自己的作品上。最为常见的有牡丹、石榴、桃、竹、虎、龙、凤、蝴蝶等。洱源、剑川两地的白族妇女的刺绣作品的图案最为种类繁多又倏忽万变;在颜色变化上, 来自大理下关山区的刺绣作品又略胜一筹。刺绣的手法灵活多变, 有时会先依照花样做好剪纸, 有时会直接刺绣, 遇到比较复杂的手工刺绣时还需要实现打好圈架, 起到固定作用, 然后再绣。这些作品制作完成以后, 一部分是自己使用, 一部分用来馈赠他人, 现在很多也作为民族风特色产品, 销往各地。

(三) 白草皮披肩

白族妇女特有服饰。一首流行的白族民歌道:“白里透红小情妹, 黑绒坎肩白衬衣:头上包块白头帕, 肩披白羊皮。”唱词描绘了白族妇女在服饰上尚白的习俗与肩披白羊皮的特有妁服峁习俗。剑川、洱源、鹤庆、兰坪一带均白族妇女喜披白羊皮的习惯, 历史相当久远。明代学者汤升窀修纂的《南诏野史》载: “西爨自蛮, 知读书, 能文字, 舌音清便, 多冒汉人, 见尊长, 披羊皮, 故嫁女授羊皮一张。”这一古俗, 流传至今。择此嫁妆, 求纯的绵羊皮, 不掺杂毛;羊皮须完整保留羊的四肢和尾巴上的皮毛, 不得残缺。清朝《滇南新浯·夜市》赞云:“男既远游, 女当门户, 催粮编甲亦多妇代夫役, 皆能练事无误。”故披白羊皮是白族妇女勤劳智慧的象征。说的是白族人由于居住地的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白族男子在外谋求营生, 白族妇女则呆在家中包揽了所有家务和田地里的活。羊皮的作用不可谓不大, 干活需要负重时可以用羊皮遮挡一下衣物, 而冬天来临, 寒气逼人时, 羊皮可以保存人体的热量, 不至于劳作中的白族妇女受寒。 也正因为如此, 即便到了衣食无忧的现在社会, 白族的一个千年习俗经久不衰, 那就是女子在结婚拜别父母时, 要跪在羊皮上与父母双亲行隆重的磕头礼。剑川沙溪尤其如此, 当地的白族人是羊皮为家庭必有贮备之物, 可以在市场上花钱购买, 也可以自己家里养白羯羊, 等养大之后, 需要时取其皮来用。三合羊皮的价格比较高昂, 只有家庭经济优渥的人家才会使用。

三、云南白族服饰的特点

白族老老少少的妇女都钟爱白衬衣和各种颜色绚丽的领褂, 这些领褂大多是手工制作, 制作精美, 颜色有的是靓丽的红色, 有的是或深或浅蓝色, 她们穿的裤子则是基本都带有绣花边, 裤子的布料种类繁多, 主要是灰蓝、绿色或者这些颜色相间的, 云南妇女爱在绣花短围裙上的周边镶绣出一些有吉祥寓意的图案, 例如花鸟云朵等, 鞋子也是带有复杂多变的绣花图案的。她们的辫子很长, 可以盘在头顶上, 再用红绳缠绕, 外面包着绣花或彩色头巾, 左侧垂下雪白的缨穗。

而白族姑娘头上的头饰其实暗含了居住地区大理的几种特色美景, 可以简单说成“风花雪月”, 既体现了白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又起到很大程度的装饰作用。“风花雪月”中的风即下关风, 代表此意的是姑娘头饰中垂下的穗子;花即上关花, 代表此意的是姑娘头饰中艳丽的花饰;雪即苍山雪, 代表此意的是姑娘头饰中洁白无瑕的帽顶;而月即洱海月, 代表此意的是姑娘头饰那像月儿弯弯般的造型。总体而言, 这是代表了白族浪漫唯美、 富有民族特点的一种设计风格。白族妇女还有一个爱好是各种银质的饰品, 例如银耳环、银耳坠、银手镯以及银制“三须”“五须”。玉质或者玛瑙珐琅之类也是很受她们欢迎的, 走起路来, 叮咚作响, 跳起舞来, 响声悦耳动听, 白族妇女的服饰从整体上看还是非常协调、美艳大方的。

(一) 服装样式独具特色, 方便劳作

站在样式角度, 白族服饰样式设计主要是为了便于劳作, 当然建立在此基础上, 不乏各种民族特色的装饰。从大理白族的生长环境来看, 高原湖泊, 劳作时必定会经常下水, 所以, 裤腿为宽大设计, 便于折叠挽起。无论男或是女, 都有着包头配饰, 这一配饰的作用有二, 一是收拢头发, 二是防止紫外线直射。另外还有黑领褂, 布料为羊皮或是麂皮, 主要取其耐磨特点。这些设计都非常符合农耕所需。

(二) 偏白色基调

白族服饰基本色素便是其服饰文化的精髓所在。其主要色调就是白色。而白色, 在色素中, 所代表的主涵义为“尊敬、纯净、简洁、和平、谦卑、精密”, 由此给人的色感是“明快、 纯真、清洁、高雅”。白族与“白”有天缘, 民族的命名用 “白”, 民族服饰的主要色彩基调也用“白”, 这绝是一种巧合之中的必然。当结合白族历史和服饰两种文化来分析时, 不难发现, 通过主色调“白”所体现出的是唯美的审美, 折射着简洁的思维, 反映出谦和的性格。在探究白族服饰文化之后, 可以发现白族先民正是建立在色彩崇拜基础上慎重选择了白色, 这是民族特质的象征, 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

四、云南白族服饰的文化内涵

(一) 道德价值

白族服饰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其民族人的生活习性和喜好, 更是白族道德价值的承载体。其中所体现的伦理意义重大, 比如谦和优雅, 正是在这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中, 才更突显出该民族一心向善的道德价值观, 时刻警醒白族人要以平和待人, 要以善心看待一切, 要简洁淳朴, 时刻鞭策自己成为一个完美之人。服饰是一种外化语言, 表达着自身对于民族特点的理解。白族服饰承载着白族人的道德价值观, 白族人的道德价值观反过来决定着服饰的选择。服饰简洁, 却内涵丰富。道德之无形尽情地寄托于服饰之有形。服饰的特定性折射出道德的特定性, 而各族人民都会通过各自服饰的穿着来凸显自己的身份, 影响自己的行为。服饰所显示的是穿着者的个性特征, 显示的是穿着者的生活态度。 由此不难推断, 一个民族长期性认同某种服饰, 那么这种服饰就自然承载起了这个民族人民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态度。

(二) 追溯白族原始崇拜的历史印记

在唐朝的《南诏图传》和宋朝的《大理国梵像卷》中记载, 南诏和大理国王所穿的服饰上的图案中可以发现, 国王和大将军都有身披“虎皮”的图像。白族儿童的服饰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虎头鞋和虎头帽, 由此可见, 白族人对老虎有崇拜, 因为从这些鞋帽上的虎头纹饰便可见一斑, 甚至在这些鞋帽中直接有虎头图案的手工刺绣, 显示出一种威严, 当然也不乏童趣和天真。一双虎头鞋, 一顶虎头帽, 一针一线, 织出了父母对孩子的爱, 寄托了父母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在《南诏图传》中也记载有白族人崇拜的神物“金鱼”和“海螺”, 现在白族孩童都有戴“鱼尾帽的习俗”, 从这些服饰的图案中, 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出白族先民原始崇拜的历史印记。

(三) 反映了白族的生活劳动

白族服饰从各个方面把白族人生活劳动的真实写照清晰的显示出来, 比如白族劳动人民耕作过程中, 男人的宽管裤就非常便于劳作, 大裤脚一卷便可以下田干活。而女人衣服基本都少补了围腰和巾帽, 主要就是为了防晒。还有白族的各种民俗节日, 比如观音节等, 参加之前, 白族人都会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 不同的节日穿着不同的服饰。比如婚丧嫁娶等这些特殊的社会活动, 都需要穿着相应的服饰。可见, 服饰不同, 功能不一, 服饰所体现的就是白族人的生活习俗, 通过服饰还能够探寻其民族服饰文化, 意蕴深厚。

(四) 体现白族对美好生活的诉求

在白族人的思想里, 蝴蝶就是耕种大丰收的象征, 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标志。这和蝴蝶多, 年景好的民间传说有关。因此, 他们把蝴蝶绣进女人的衣服或者其他服饰中, 不仅代表着白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审美态度, 希望每一年都能瓜甜果香, 每一年都能谷米满仓。

(五) 具有民族凝聚力

费孝通先生说过:“为了加强民族团结, 一个民族总是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 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它民族的风俗习惯, 生活方式的特点, 并赋予强烈的感情, 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历经历史变迁, 白族人的文化模式逐渐被固定下来, 而其中白族服饰已经发展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构成。服饰艺术文化承载着白族人的生活习惯, 表达着白族人的道德价值伦理观, 同时, 白族服饰文化还有着其强大的社会功能, 即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正是在这种凝聚力夏, 白族人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一个民族一旦缺失了强大的凝聚力, 必定会在历史长河中, 在大浪淘沙中被掩埋, 更不用说建立自己的国家, 发展成为现代民族。

五、结语

民族文化无形无色, 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有形之物来体现, 比如服饰。服饰文化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衣服概念, 还是认同某种服饰的民族文化的体现, 正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沉淀之后, 服饰文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代表着更多的东西, 比如民族特质、民族风俗等。反言之, 如果某个民族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服饰文化, 只能说明这是一个新生的民族, 还没有经历历史的沉淀。白族服饰文化含有南诏、大理国等不同文化的沉淀, 不仅实用, 还美观, 整个感觉就是端庄而不失个性, 华丽而不失得体, 这种特点的服饰得到了白族人民的认同, 便于大浪淘沙中保存下来, 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构成, 在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中, 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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