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刑法与刑事责任的关系（精选6篇）

篇1：刑法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禁毒法上的法律责任与刑法上的刑事责任的关系

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明楷

发布时间：2008-06-26 07:56:00

编者按：2008年6月1日，我国禁毒法正式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综合规范禁毒工作的重要法律，对于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今天适逢该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个“6·26”国际禁毒日，本版特邀两位刑法学者就遏制毒品犯罪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剖析和阐释，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禁毒法对违反禁毒法的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与其他行政法律一样，禁毒法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或者规定“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于“构成犯罪的”，并没有规定独立的罪名与法定刑，而是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者的“依法”，显然是指依照刑法。所以，如何认识一般毒品违法与毒品犯罪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禁毒法上的法律责任与刑法上有关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综观禁毒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形：其一，必然构成犯罪的情形（当然，以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且故意实施为前提），如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列举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其二，不能构成犯罪，只能给予行政处分的行为，如禁毒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其三，既可能构成犯罪，也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情形，禁毒法规定的多数行为都是如此。

在上述第三种情形下，司法机关习惯于讨论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或区别）。并被此问题所困扰。但笔者认为，所谓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有关毒品的非法行为，不管其是否触犯了刑法，都可谓违反了禁毒法。但是，刑法仅将部分值得科处刑罚的毒品非法行为类型化为毒品犯罪，这些被类型化为毒品犯罪的行为，并不因为被刑法禁止后，而不再成为禁毒法所禁止的行为。换言之，毒品犯罪都具有双重违法性质，一是违反了刑法，二是违反了禁毒法（与此同时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以，毒品非法行为，只有不触犯刑法时，才仅依照禁毒法处理。于是，毒品犯罪行为与毒品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男人与人的关系、汽车与财物的关系。既然一个人是男人，就必然是人；既然是汽车，就一定是财物。在此，不是男人与人的界限、汽车与财物的区别问题，而是人中的什么人是男人、财物中的什么东西是汽车的问题。所谓毒品犯罪行为与毒品违法行为的界限，实际上只能是毒品犯罪与不构成毒品犯罪的违法行为的界限。于是，问题便在于：以什么为标准将禁毒法禁止的行为中构成毒品犯罪的行为挑选出来以犯罪论处？显然，凡是符合了刑法所规定的毒品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成立毒品犯罪。法官通常不必再追问该行为在禁毒法上是否属于毒品违法行为。

总之，只要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就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确定毒品违法行为与毒品犯罪之间的界限，而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本文不可能对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作解释，仅就禁毒法上的法律责任与刑法上的刑事责任作如下几点阐述：

第一，刑法规定的部分毒品犯罪有数量的限制，而我国有的司法机关习惯于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确定数量标准。在这种情形下，“两高”应尽快就数量标准做出规定，从而使这些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得以明确。例如，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非法持有鸦片2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没有达到该数额标准，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所以，“两高”应规定“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标准，尤其是在新型毒品出现之后。否则，司法机关就常常束手无策。从长远来看，司法机关宜将毒品区分为若干种类，采取折算的办法；对于新类型的毒品，在正式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至少可以按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折算办法计算毒品数量。事实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物药理学特点，参照有关国家毒品量刑标准，于2004年10月制定了《非法药物折算表》，列举了各主要管制药物与海洛因的相当量。司法解释可以对该折算表予以确认，使该折算表适用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第二，刑法与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几种类型的行为表述完全一致，对此，也没有必要考虑所谓毒品违法与毒品犯罪的界限，而应根据刑法的基本精神，对犯罪构成要件做出实质解释，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以犯罪论处，而不必过问这种行为在禁毒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是何种性质。例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构成犯罪；没有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等方面的要求。而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意味着，“强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则规定：“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十日以下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司法机关常常考虑的是，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在什么情形下构成犯罪，在什么情况下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在笔者看来，既然刑法规定的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并不以情节严重为前提，而且，这种行为严重危害公众健康，那么，凡是故意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且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就应当以犯罪论处，不必过问该行为在行政法律上是什么性质。或许有人认为，果真如此，则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就会落空。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即使采取本文的观点，禁毒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不会落空。例如，对于过失实施的上述行为，就不能按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按照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再如，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达到了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行为，也可能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另一方面，倘若基于上述担心，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反过来会让刑法的规定落空，这必然不利于遏制毒品犯罪。

第三，禁毒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需要根据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予以确定；如果某种行为不能在刑法上找到处罚根据，就不能直接以禁毒法的规定为根据追究刑事责任。例如，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七项规定了“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行为，但刑法并没有规定向他人提供毒品罪。所以，对于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行为，必须以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做出判断。符合贩卖毒品罪或者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构成要件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一般主体无偿向不满14周岁的人提供毒品的，可能成立强迫他人吸毒罪。一般公民无偿向成年的吸食者提供毒品用于吸食的，如其持有毒品的数量没有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数量标准，则仅属于帮助吸毒的行为。由于吸毒本身并不构成犯罪，所以帮助吸毒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再如，禁毒法将“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规定在第六十一条，与“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相并列。其实，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是贩卖毒品的共犯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应按贩卖毒品罪论处。

第四，刑法没有将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禁毒法规定对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这并不排除吸毒者的相关行为可能成立其他毒品犯罪。例如，为了吸食、注射毒品，所持有的毒品数量达到了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数量标准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吸毒者容留他人在自己支配的场所共同吸毒的，成立容留他人吸毒罪。

篇2：刑法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一、引言

刑事政策，其内容必然是围绕着“刑事犯罪”而展开的。曲新久教授在其著作《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一文中将其定义为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姑且不论这一定义是否准确，但基本把形势政策学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刑事政策与刑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刑事政策被提出以来，无数杰出的刑法学者为明确其定义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但刑事政策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二、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一)刑事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刑法

刑法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而言，是一门以剥夺行为人生命、自由、权利、财产等国家刑罚权保障其实施的法律，其制裁手段具有严厉性。刑法对行为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刑法学的基本原则大半都是围绕着如何防止其滥用而展开的，即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性质，正好对应了刑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机能。而刑事政策作为应对犯罪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及具体措施的.总和，其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刑法，还包括各种间接的与防止犯罪有关的各种政策，例如居住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等亦均包括在内。由此可以看出，与刑法相比，刑事政策所关注的范围更加广泛，其手段也更加灵活。以刑事政策取代刑法，一方面破坏了刑法本身的谦抑性，使得刑法的适用失去相应的制约，可能导致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等法治悲剧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会使刑事政策失去其自身本应具有的广泛性、灵活性，而将之束缚在刑法一隅，失去其本应具有的宏大视野。

(二)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与解释

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对这种犯罪是否施以刑罚、刑罚如何执行等等无不是在当时当地刑事政策的指导之下完成的。比如最近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将死缓核准执行死刑的条件进一步限制，将刑法第五十条中的“故意犯罪”改为“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这实际上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的发展结果。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因为各个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未必会完全一致。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刑事政策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因为刑事政策是一门研究如何预防、控制犯罪的学问，那么不同的犯罪形势必然呼唤不同刑事政策。例如，随着近年来我国境内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出现了如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恶性的事件，这必然影响到我国相应刑事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反映到刑法立法上，就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后增加了四个条文(此处暂且不论这些条文的设置是否合理)，加强了对恐怖主义活动打击力度。由此可见，刑事政策是跨越犯罪学与刑法学的桥梁，在对犯罪形势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刑法如何根据犯罪形势的变化应时而变，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当然，刑事政策的应对绝不仅仅局限于刑法立法，它应当而且必然包括其他方面的应对，比如火车站等人流聚集处加强安保人员的反恐应急能力建设、组建专门的应急队伍等等。

三、结语

篇3：刑法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一、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对象

因果关系是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任何一种自认科学、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对各自研究领域内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列宁说:“人的因果关系概念总是把自然规律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 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 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人为的孤立”原则, 就是在研究因果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各门科学由于其研究的对象不同, 研究因果关系的目的不同, 使得他们所研究的因果关系的具体对象不同。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 是客观上违反刑法规定符合犯罪该当性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作为与不作为) 同危害社会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它的目的, 是确认一定的危害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后果, 即确认主体的特定行为是造成犯罪结果的原因。

二、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

(一) 刑法因果关系作为与哲学因果关系具有统一性的特殊因果关系, 它必须具备因果关系的一切基本特征。

1、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因果关系是客观事物自身所具有的相互依存、制约的联系, 它是客观的, 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因果关系有无的判断, 只能依据客观实际的联系来进行。

2、因果关系的顺序性。在因果联系中, 原因和结果是具有对立统一性质的一对范畴, 原因是对结果有创造力的主动性的方面, 具有始发性;而结果则是被引发出来的被动性的方面, 具有后继性。因果联系就是这两个对立方面的本质联系, 这种联系表现在时间上就是因果关系的顺序性, 原因一定在前, 结果一定在后, 不能倒置。

3、因果关系的同一性。原因与结果在内容上具有同一性。在原因中, 具有结果的未曾显露的实质而结果正是这一实质的显露和展开。因此, 在原因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结果中同样没有。如果两个事物之间不能互相贯通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4、因果关系的相对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因果联系的存在也是普遍的, 各种事物和现象在彼此制约和普遍联系的因果锁链中, 都具有双重身份, 它既是由其他事物引起的结果, 又是产生另外事物的原因。因此, 原因和结果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只有将客观世界无限因果链中的一对现象孤立出来, 才能显现出原因和结果的确定性质。

5、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由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在普遍联系中存在的, 因而其存在和发展, 必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样, 在因果关系世界中, 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的复杂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中, 既要看到因果联系的复杂性, 防止片面性的偏向;也要注意把握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避免表面性的偏向。

(二) 刑法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刑法因果关系作为因果关系的一种, 必定具有一般因果关系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只是说明了刑法因果关系与哲学因果关系相统一的一面。刑法因果关系作为特殊的因果关系, 还必须有其特殊性, 以其自身的规定与哲学因果关系区别开来。刑法因果关系的独有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定性。在研究对象方面, 刑法因果关系只研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 其他原因和结果均不在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之列。由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决定, 任何事物作为原因时, 它往往不只是一果之因;作为结果时, 大多也并非只由一因引起。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也是一样。形成一个危害结果的原因总是多方面的, 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 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和次要的、非决定性的原因, 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 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等等。在这诸多原因中, 只有危害行为这个原因, 才是刑法关注的对象。

2、刑法因果关系的法定性。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内容是刑法规定的。刑法通过规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 同时也就规定了因果关系。若不是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 就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的性质。研究刑法因果关系, 不仅在于证明某两个事物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证明应该能够对定罪量刑有作用。这样, 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外的因果关系虽然也客观存在, 但它不影响定罪量刑, 自然不能成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内容。

三、刑法中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的误区

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不影响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 既要考虑客观因素, 又要考虑主观因素, 它是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体。如果夸大因果关系对于解决刑事责任的意义, 必然导致混淆主客观两方面的区别, 甚至把主观方面的问题作为客观因果关系问题的附庸, 使得主客观两方面的问题均失去各自独立性, 最终破坏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地确定刑事责任的原则。同时要摆脱以下误区:

第一, 脱离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 片面地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是在人的主观罪过支配下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 导致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中寻找因果关系的根据, 使因果关系染上主观性的色彩。这种试图首先借助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确定人的行为性质和结果性质, 以此来确定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是违背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的。例如有人举例认为司机开车压死人, 如果司机主观上无罪过, 司机的行为与死亡就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 片面地理解因果关系在行为事实和构成要件中的作用, 以致把因果关系视为所有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前苏联的特拉伊宁在《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写道:“无论是罪过或是因果关系, 都是每个犯罪构成的要件。”我们认为, 因果关系是客观行为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的有无不能代替整个客观行为事实的有无, 而只有客观行为事实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而行为事实本身包括着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三个内容。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在不同形式的犯罪构成中有不同的要求。在过失犯罪 (包括间接故意犯罪) 中, 由于是以结果为条件才能成立的犯罪, 因此此时行为有无结果, 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 才是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必要内容。

四、刑法中因果关系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客观基础而存在于刑法之中, 它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共同决定刑事责任。刑法因果关系对于刑事责任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刑法因果关系对刑事责任有无影响及影响程度

1、刑法因果关系的有无决定着刑事责任的有无。

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所要求的因果关系, 直接意味着某一结果是否能归罪于行为人, 因此, 这种关系的有无即决定着行为人对于此一结果客观责任的有无, 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全部刑事责任的有无。

2、刑法因果关系的联系程度影响着刑事责任的程度。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 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产生所起的作用可能存在较大差别。有的直接决定着危害结果的产生, 起着关键作用, 与结果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有的则可能只对结果产生起了间接的、较小的作用。这就导致不同的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所应担负的客观责任有差别, 因而对整个刑事责任的程度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3、刑法因果关系通过行为人主观认识对刑事责任产生影响。

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凡是在客观上对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影响甚至决定作用的因素, 要在最后真正对于刑事责任产生作用, 就必须要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罪过产生必要的联系, 也就是只能在行为人对此因果关系存在认识或具有认识可能的情况下, 才能真正成为影响、决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虽然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 但行为人对于这种关系并没有认识, 且也不可能认识的情况下, 它就不能对刑事责任的确定直接产生影响。

4、刑法因果关系能够影响到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和程度。

前面所讲的结合方式, 主要是指因果关系是与何种罪过形式发生结合, 即是与故意, 还是与过失相结合。这在定罪情况下, 主要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如果不具有这种结合, 就不能引起刑事责任。而这里所讲的结合程度, 则是指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形式的联系紧密程度, 这由行为人对这种结果的认识程度和意志程度所决定的。

(二) 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对于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故意犯罪情况下, 行为人必须对于因果关系的联系方式存在正确的认识。也就是应当确实认识到这种具体的情况下, 行为能够导致结果产生的必备要件都已存在, 从而对于行为会造成危害结果的明知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实认识基础之上的, 而不能是没有根据的凭空猜测。否则, 就不能认为行为人具有故意所要求的明知。但是, 只要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 确实有可能促成危害结果的产生有认识就可以了, 而不要求对于行为与结果产生之间的具体联系环节都事先预见得非常清晰。只要在构成要件的范围内有正确认识就可以。

如果行为人因为行为打击方向的错误, 而导致行为作用力没有朝自己所预想的方面运动, 而是转向了自己所没有预想的方向, 这种情况下, 实际造成的危害结果往往不是行为人的初衷所预想的。这仍然属于因果关系认识错误的一种, 因为这也是行为作用力的方向偏离了行为人所预想的轨道, 从而使行为实际作用力造成的结果与行为人所预想的不一致。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刑法学界意见分歧较大的。有的主张应当采用“抽象符合说”;有的主张采用“具体符合说”;有的主张采用“法律符合说”。这里赞成“具体符合说”。因为当时行为人行为原因力所实际作用的方向上是否会存在被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特定性和偶然性。如果当时此一方向上不存在这一种关系, 该行为就不会造成这种实际危害结果了。

作者简介:邹汉冕 (1983-) , 男, 河南南阳人, 贵州大学法学院07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现行的刑法制度中, 因果关系作为构成刑事责任该当性的一个要素, 它不仅对罪刑的认定具有重大影响, 同样对量刑也产生重大影响。因果关系为英美侵权行为法的核心问题, 亦为侵权行为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之一。在实践中法院判决, 经常以因果关系成立与否, 判断加害人是否负担侵权责任, 以及承担多大责任。因果关系影响着刑事责任的认定, 所以正确认识因果关系, 对于正确把握定罪与量刑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因果关系,刑事责任,影响

参考文献

[1]《犯罪通论》马克昌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212页

[2]《列宁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157—158页

[3]《刑法因果关系论》李光灿、张文、龚明礼,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4]《刑法总论》牛建平, 谭光定,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1—82页

[5]《法学研究》龚明礼, 论犯罪的因果关系, 1981年第5期。

[6][苏]《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AH.特拉伊宁,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8年版第147页。

篇4：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关键词：司法中；刑事政策；刑法

一、刑事政策和刑法之间的联系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根据我国国情和犯罪状况制定或运用的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矫治犯罪人的各种刑事对策。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 ，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是经过指导和被指导得到的统一。经过司法区域，有关刑事政策和适用刑法存在哪些意义。有的认为要严格的执行规则，而对存在的刑事政策和形式立法有着对立的理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认定不可以相辅相成。刑事政策的意义主要是用在刑事立法中，可是刑事司法应该是主动避免与刑法、社会之间的联系，对于刑法保持着“纯化”的概念。综合我国多年的刑事司法的理论观念，有关犯罪体系的复杂设计中，基本都是设定的有关封闭和自洽的体制来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作出判断，且这种具有开放性的刑事政策是完全不能融入的。因此，在研究罚刑法定的情况下，司法定罪的政策确实是有一定限制的，刑事司法政策基本是刑罚裁量政策。

二、刑事政策和刑法在司法中的相互关系

形势政策与刑法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分析，其实反映的就是党和国家与刑法之间的关系。我国是由工人阶级来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党来组织和领导各阶级的社会生活。从理论上来说，形势政策和刑法两者皆服务于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中的各类现象并非都是平等的。因此，刑事政策作为政策中的一种，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更高更集中的体现，具有更加特殊的地位，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根本指导思想，起到了方向性、指导性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刑法和刑事政策在司法中一定是有矛盾的。处在人权保障的角度，刑罚法的前提下，刑罚是有一定安全性的，一些研究人员把刑法当做是一种能够有自洽的方式体制。可是，在现实中，司法的实施总是背道而驰的，刑事司法的解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建立现实保护社会的问题中，刑法其实是不能自洽的，刑法的社会适应能力还没能达到一种高度。因为人权的保护措施和社会的保障措施，是社会最根本的基础，所以有矛盾也是能够理解的。

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两者之间都是对理想和现实的调整，相应的会有解决的方式：第一，刑罚是偏重人权保护的，不是反对、减少对社会的保障。

三、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根据我国的性质、政体特点以及刑事立法的实践，它们之间的关系中主要由以下几点：第一，刑事政策领导并指导着刑事立法。这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第二、刑事政策是刑法的主要来源。刑法的创立主要是以刑事政策以及我党和国家几十年刑事司法实践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第三，刑事政策指导着刑法的改、废。从本质上来说，刑法的改、废属于刑事立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刑事政策作为刑法的灵魂，既指导刑法，解释刑法，还审视、批判刑法，带动刑法的修改和完善。

四、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

首先，刑事政策指导着刑事司法，刑事政策与刑法相比，其特点之一就是刑事政策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针对性，刑法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指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刑事政策指导着刑事司法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第二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司法不断地适应经常变化的形势。其次，在一定条件下，刑事政策可以代替刑法。但是这一点仍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在什么条件下刑事政策可以代替刑法，刑事政策具体是如何代替刑法的。

五、刑事政策和刑法在司法中的融合方式

我国研究表明，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是建立在制度中的技术形式，这种形式是改善有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主导力量，包含了技术的推定、行为范围等的扩展、犯罪要素的法定量刑的规定等。借助这种技术，刑法能够不断地创新有关维护国家和保障社会的政策。

刑事政策和刑法之间互动进步，首先是因为二者之间追求的目的相同，基于价值目的和原则相同，对一般的追求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且二者之间是天生的矛盾关系，政策具有全面、灵活等优点，可是刑法恰恰就缺少这些，因此，有些时候会有些片面、机械与缓迟。这样的矛盾却又是推动刑事政策和刑法进步的主要动力，这其中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为能够选择做出的权衡，因此，正确的处置刑事政策和刑法之间的关系是重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实践问题。进步的方向主要在这三个角度：第一，法律的完善。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之间的法律理念和条例都有着很多原因的阻碍，对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善，可是在司法现实操作中又会碰到这种问题，这样类似的情况就是要依据刑事政策的自我调整，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才能够推进发展。第二，法律条例不清晰。政策是通过法律的条例来对法律发展进行推动的。刑事政策对于刑法的问题有着指引和调整的责任。对于有争议的问题的处置方式，都是要参考法律条例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置。可是，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没有明确的形势政策的条例。若是将政策精神加入法律诠释中，那么将会进一步的发展我国法律实施的实际操作性。第三，刑事政策是刑法进步的国际化责任。我国经济逐渐的发展，经济交易也会越来越频繁，全球化的共同进步是我国目前形式所致，因此，必须要重视有关刑事政策和刑法的法律关系。

六、结论

本文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上还需要有一定的改进空间，在司法中刑事政策和刑法之间的改进还需要再加强。由于没有参考更多的文献，阅读更多的文章，本文肯定会存在不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本人今后花大量的时间进一步的钻研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孙国祥.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J].法学論坛，2013，v.28；No.15006：40-50.

[2]艾尔肯·沙木沙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数民族犯罪控制研究[D].武汉大学，2013.

篇5：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研究的论文

1.2 刑事政策对刑法有指导作用。当时当地刑事政策的指导之下，法律人士可以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对这种犯罪是否施以刑罚、刑罚如何执行等等。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未必会完全一致。由于刑法在不断被修订，所以同一行为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背景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惩罚措施。由于刑事政策是一门研究如何预防、控制犯罪的学问，那么不同的犯罪形势必然呼唤不同刑事政策。比如，随着近年来我国境内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出现了如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事件，这必然影响到我国相应刑事政策的调整。在实践中，刑事政策是跨越犯罪学与刑法学的桥梁，在对犯罪形势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刑法如何根据犯罪形势的变化应时而变，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当然，刑事政策还应该有更宽泛的.应用范围，比如，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加强对反恐应急能力的建设等方面。

2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连接点与融合路径

有关人士指出，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借助诸多制度性技术来改变既有规范的内涵与适用范围。刑法依靠此类制度性技术不断地铸造与重塑自身的规范，以求完美地表达与维护国家的政策意志。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律的不断完善，犯罪的实质标准成为了重要的解释犯罪构成要素的变量。刑事政策的诉求，往往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实质，本身就具有以社会危害性为标准来评判行为性质的倾向。在刑法的相关规定中，两种不同的标准在实质违法性中形成了重合，这正是两者得以融合和贯通的连接点。在实质违法性中引入刑事政策的分析，丰富了实质违法性的分析材料，也使实质违法性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充分展示刑法司法判断中的与时俱进。总之，刑事政策对于犯罪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1 引导犯罪构成要素的分析。根据刑法原则的要求，为了实现刑法的安定性，犯罪构成要素的设定应该是有明确定义的。在具体的犯罪案例中，我们讨论罪与非罪的界限时，实际上已经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刑事政策的价值标准进行衡量。为准确适用刑法，我国司法机关制定有大量的司法解释。而这些司法解释的内容，背后大都有刑事政策的影子。在刑事司法中，刑法规范要接受刑事政策对其的限制与延伸作用，使刑法更加符合社会的实践和立法的预期。

2.2 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司法认定中刑事政策机能。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和罪数作为刑法总则的重要内容，也是犯罪论中的最具理论争议的难点问题。在实践中，对刑事政策的解读工作对于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有重要意义。第一，共同犯罪的认定。共同犯罪是刑法规制的重点，其共犯范围的宽窄，同样体现了刑事政策的需要。第二，犯罪形态。故意犯罪是一个过程，一种犯罪的完成形态如何设定，未完成形态处罚范围，许多情况下也体现了刑事政策的需要。第三，罪数的认定。罪数的认定，涉及到罪与非罪以及是否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由于刑法对于罪数认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之理论研究也难于形成共识，就实际情况而言，司法的认定离不开刑事政策的具体指标。

2.3 违法或者刑罚阻却事由中的刑事政策作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对违法或者刑罚阻却事由的认定具有引领性的作用，无论是法定的还是酌定的违法或者刑罚阻却事由，刑事政策的需要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的落实需要贯彻刑事政策。在实践中，相关法律人士应该对符合正当防卫要求的案件作正当防卫认定，即使超出了必要限度，但只要具有防卫性质，就应当作为防卫过当的案件，对防卫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同时，刑事政策可以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违法或者阻却刑罚的事由，这就要求法律人士应该重视发挥刑事政策在发挥超规范阻却违法或者刑罚事由的作用。

结束语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认清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明确二者的交叉性和独立性，对于我国依法治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总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立法有一定的指导和限制作用，虽然限制性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作用，但是法律人士不能忽视刑事政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苗彬.浅析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J].法制博览，，（22）：166.

篇6：刑法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是成年的标志(有的国家规定19岁或20岁甚至21岁、23岁为成年，也有的规定17或16岁为成年)。我国公民年满18周岁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详见宪法第三十三条至五十六条)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这里所说的“被选举权”主要是指可以被选举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年龄还有特殊的规定。例如：年满45周岁才能被选为国家主席;年满23周岁才可以担任法院院长或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谓“民事行为能力”，是指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和能力。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同他的年龄和智力发育相适应。10周岁以下的儿童和精神病人，没有行为能力，他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由其家长、亲友或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代理;10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部分民事能力，例如，他买一般的生活用品，但不能买卖房屋和开办公司等等，法律上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满18周岁而又神智正常的成年人才具有完全民事能力。年满18周岁应依法服兵役。

《兵役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应被征集服役;当年未被征集，在22岁以前，仍可被征集，根据军队需要，也可按照上述年龄征集女性公民。” 在平时，土兵(包括志愿兵)服现役的年龄是18-35周岁，主要是18岁公民。士兵预备役的年龄也是18-35周岁。年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14岁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于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据此规定，年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依法处罚。年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就不能以’年轻’为理由要求从轻或减轻处罚。《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已满16周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律意义上的年龄 不同的年龄阶段，在法律上有着不同的意义。对青少年来说，我国法律、法规涉及年龄的规定主要有下列各种情况：

(一)年满6周岁和7周岁 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应当入学校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可推迟到7周岁。

(二)12周岁至17周岁 工读学校的招生对象是12周岁至17周岁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不适宜留在原校学习，但又不够劳动教养、少年收容所教养或刑事处罚条件的中学生(包括那些被学校开除或自动退学、流浪在社会上的17周岁以下的青少年)。

(三)13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 少年犯管教所接受的少年犯为13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四)不满14岁 1.不满 14岁的人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人;2.不满 14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3.奸淫不满14岁幼女的，均以强奸论，从重处罚;4.不满 14周岁的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身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身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都可以收养。

(五)已满14岁不满16岁 1.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只对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负刑事责任;2.14岁以上不满 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其中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六)已满14岁不满18岁 1.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已满 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

(七)未满16岁 1.不准在道路上赶畜力年;2.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已满16岁 1.已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2.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3.年满16周岁的人可以被企业招用为工人。

(九)16 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 1.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民事违法行为应负完全的民事责任;2.16周岁以上不满 18周岁未成年人的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3.任何组织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人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十)不满18岁 1.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询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表人到场;2.教唆不满18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3.有财产的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4.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十一)年满18周岁 1.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每年12月31日以前满18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兵役。(十二)18周岁以上 1.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对其民事违法行为负完全的民事责任;2.村民会议要由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十三)不得早于18岁 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自治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所规定的结婚年龄，女不早于18周岁。

(十四)不得早于20周岁 1.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女不得早于20周岁;2.上述几个自治区、自治州规定的年龄，男不得早于20周岁。

(十五)不得早于22周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

(十六)年满23岁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人民陪审员，或者被任命为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来源：http://china.findlaw.cn/bianhu/xingshibianhu/xsajdsr/1088210.html 法定刑事责任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