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海争端解决模式分析
南海问题的争端
不做霸主，但不能没有霸气
———浅谈我对中国政府在南海争端的表现的看法
一. 南海遭遇侵占了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即汉武帝时代，就发现了南沙，从宋朝起，就已宣布对其行使管辖权。直到上世纪中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主权提出任何质疑。而70年代后，风云骤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对整个南沙或其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礁。最近中菲美济礁之争又将南沙争端推向一个高潮。
关于南海的争端，可说也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由于内忧外患的问题而错失了对南海领域的守护时机。对于周边的小国家的非分占领，中国政府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一直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下把事情拖延到现在这个局面。但是现在，中国不能不去直面这个敏感的话题了。
二. 不能上当，拒绝战争
南海争端的升级与美国在背后一直搞的小动作是脱不了关系的。插足他国的争端，挑起更多的矛盾，阻碍矛盾的和平解决这似乎是美国最大的爱好。美国的确非常迫切想来得到一场战争,以扭转经济急转直下的困境.危机有多大,人类的战争就有多大!美国全世界积极的寻找战机!这是每一个当选总统最大的承诺.综观近几十年的美国,每一个总统上任,都在积极筹划战争，战争是转嫁国内经济矛盾激化的最佳途径!
危机当头，作为中国领导决策人该做些什么呢?国内军方是否被蓄意的挑衅所激怒呢!如果以弱击强，那就会正中对方的圈套!那是否就没有解决办法呢?有，而且是最佳的解决之道!那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为当条件还未成熟之前的上上之策!
目前形势严峻，南海问题一定要得到合理又不失中国威信的有效解决!。唯一的解决之道是“避实就虚”和对方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就是充分运用经济杠杆，抛售美国国债，彻底搞垮对方的心脏要害-经济。激化对方内部矛盾制造内乱，让它首尾不能相顾。
再说了，一战争起来受害的还是人民百姓，更何况这是一个武器怎样先进的时代啊，一开打那还得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三. 驻军，一定要驻军
不能再退步，别人是一步步紧逼，如果再退，想退到什么时候，领土都没有了，要经济要发展还有什么用，这就好我认为现在在所有岛屿上能做的就是驻军，(你硬，驻军也不会影响和平解决，不硬，什么都别扯)一定要驻军比是一个人，夺走你的四肢，给你全世界的钱，你还能护的住吗，有钱又能干什么，驻军，一定要驻军，不惜一切代价。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菲的领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不做霸主，但也不
能没有一点霸气，任人欺负，回顾别国做霸主的也都过得很好，反而更没有人欺负，也没有别国敢去占人家的领土，也没有人反对他们的霸权，相反大家都去巴结他们，谁硬才听谁的，高尚的道德和礼仪是对懂得高尚的人和国家说的!
想中国早一百年也是文明国度，以诚挚的热情欢迎四方朋友，可有国家因为你热情好客而不来瓜分你，难道因为你礼让日本就不再南京屠杀了，有过吗?世界就是这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中国要强大，为什么要强大，不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欺负，现在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就应该为了我们最终的目的而战斗，什么叫强大，大到别人不敢欺负，不单单是有钱，有力量，而是敢下手，敢玩命，叫谁在惹我们时都想好了它的性命，中国有句古话，楞的怕横的，楞的怕不要命的，如果你不要命，你的命也许保存的更长，因为别人不想死，就不敢惹你!相反获取利益贪图便宜是每一个人或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去做的!
你让， 让到何时?想留给子孙什么，也许我们没钱，但脊梁要硬，能顶天立地，我就不相信，十六亿人就守不住那一片海，骨气何在?尊严何在?若中国连这么一片海都守不住，中国在外面的华人华侨还能有尊严吗，还能有地位吗，以后中国人在外面还能挺起胸膛吗，不怕自己弱，怕自己没骨气，怕自己认熊，况且中国现在也不弱，凭什么要让他们欺负，我们这么多年发展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国际上站得住挺得起腰吗，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让，坚决一步不能退，玩命也不能退，不是我的不强求，是我的天皇老子也别想抢一点，逼急了死都一起带上!
我们以前因为内忧外而错失了派军队驻守的机会，才让旁边的小国占了便宜，现在就落下了大麻烦。这就仿佛大人在放纵一个小孩子，如果当时没有阻止他拿这件东西，那么等到他拿了以后就很难再叫他还回来了。小孩子别看他小，但实际是很难对付的。所以一定要驻军，让他们时刻知道这是中国的领地，中国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
四. 起航吧，军舰
2009年3月爱调研就南海争端问题的解决措施及看法进行了一项相关调查。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我国派超大型船只镇守海域对菲律宾等国将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也有43%的受访者对此举的效果表示不确定。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是有一定威慑力的。因为中国"渔政311号"巡视南海，就引起了菲律宾朝野震动。
中国的海军实力是足够对周边的小国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派大型船只镇守海域，以及定时派遣巡逻舰队的巡视，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那些对南海怀有非分之想的国家带来压力!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不会退让，中国要向世界证明，中国不是软弱的!中国不做霸主，但有霸气!
班级：08旅管
姓名：陈姗姗
学号：2008052874
第二篇：南海争端论文及心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课程作业小组心得(字数不限：即把本次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小组成员有哪些心得体会写下来，包括学到哪些知识以及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次实践活动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整个过程有序不混乱，较好地完成了实践任务。
近年来，南海争端逐步国际化，南海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我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遭破坏。在大国插手干预与群国集体发难的同时南海问题产生矛盾频率和爆发冲突的概率越来越大，昭示着南海问题有不断升级的趋势。
一、南海最新局势
近来，南海问题不断升级，先是中国渔船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正常作业时，遭到越 南武装舰船的非法驱赶，引发中越两国的外交抗议和相互指责。随后，越南不仅通过实弹演 习、颁发最新征兵令等挑衅行为来显示“主权存在”，而且在河内连续爆发数次反华示威游 行。美联社就此评论称，越南此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回应”中国，因为中国此前要求越南 停止在该海域的所有石油勘探活动。紧接着，菲律宾方面计划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并宣布出动海军拆除了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上“非法设置的标识”。中国则通过派遣海巡穿越南海赴新加坡访问等动作以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与西太平洋相关国家进行了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新一轮南海争端的原因
1、越南和菲律宾的内部考量。
2011年，越南菲律宾经济形势恶化，政治上建树无多，老百姓不满情绪上升，各国有着通过打民族主义牌转移内部矛盾的盘算。
2、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效应。
自新世纪以来，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汇聚领土争端、地缘博弈与安全问题。美国为了确保其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主导权，从去年开始高调回归亚洲，不仅加大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投资力度，而且更加强调在军事和安全上的积极介入，煽风点火。
3、中国国家能力的显著增强。
中国经过长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实力。对此，周边国家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欲以既成事实来逼迫中国就范，从而使得本已紧张的南海局势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二、中国南海及南海诸岛问题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分析越南、菲律宾等国为什么在70年代突然提出主权要求? 70年代南海发现了石油资源。南沙海域内，已探明含油气盆地6个，面积约为27万平方公里，石油含量约为230亿桶，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这些国家乘着当时我国正处于文革之机，抢占岛屿南海争端的焦点在于石油，石油是大国经济的命脉。开发石油最多的越南和菲律宾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都不愿意把吞下去的吐出来。例如：越南曾公布了海洋战略蓝图，提出2020年要把目前海洋经济产值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48%增加到53-55%，海洋经济的出口额要达到全国出口额的55-60%，离开了南海，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2南海争端的历史因素
二十世纪，日本和法国人曾来这里进行经济开发和殖民活动。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交涉。1951年，美国主持草拟、制定《旧金山对日和约》，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其对西沙和南沙两群岛的“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却没有明确两者的主权归属，也没有明确中国收回主权。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中陷入被动。法国、日本对南沙群岛的侵略也是导致后来南海争端的一个“历史因素”。
3争夺南海资源与航运安全加速了南海的争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南海和南沙群岛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出来，许多国家觊觎南石油资源是南海争端激化的主要原因。越菲马等国也正是看中了南海丰富的油气和渔业资源，
近年来不断强调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主权或部分主权，并依靠南海油气资源获得的巨额不断扩充军备，加快在南海未来战场上的建设步伐。美日等国家插手南海问题也是因为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上开采的油田大多是西方大型石油公司投资的，南海问题关乎西方国家的利益。同时，南海是多个国家的“海上生命线”。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但南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贸易通道。中国有外贸量的87%是通过水路进行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南海地区的。中国有大量的能源进口需要经过南海海域。中国要保证经济安全必须具备保护自己运输通道的能力、获得能源的能力和中国开发自己海洋国土的能力。
4国际海洋法因素
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并规定专属经济区是指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200 海里。但在确定“专属经济区”界域时，却忽视了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明确的界定。如此，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就可以存在多条分界线，这为那些专属经济区重叠的国家产生冲突埋下了隐患。据此，在本国利益的驱动下，南海周边国家大多采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解释方式，提出非法的主权要求。
5中国在南海的治权长期无法落实
二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回了南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国共内战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和台湾都缺乏全面驻守南沙群岛的实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有足够的实力保卫南海，但我国大陆占领的岛屿面积小，无法大量驻军和修建足以保卫南海的军事基地，即使我们能够通过武力夺取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屿，在没有强大远洋海军支持的情况下，南沙群岛也很难长期坚守。
解决：
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当今我国在南诸岛的主权被侵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更加需要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更加需要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和魄力。南海问题最终以什么方式解决?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和平解决是我们的希望，应该力争;战争解决并不是我们的本愿，但必须要有准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先得扎实地做好以下几件大事：
1战略大局与具体利益的平衡。
正是中国避免南海问题升级的战略初衷给周边国家以错误暗示，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中国需要在保持和平发展战略方向的同时更加主动、坚决地维护具体利益。一旦出现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必须亮出可信的惩罚措施，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抗议。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其不断突破红线的“违规行为”。
2做好“和”、“战”两手准备。
无论是“和”、是“战”，中国都得办好自己的事，作好两手准备。这种准备应包含着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比较容易理解，这就是要继续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的繁荣稳定，不断地改善与增强我们的综合实力;精神的，常为多数人所忽视，则是要进一步提高国人、特别是领导层内部建立在爱国主义凝聚力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其实这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首先要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下，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和解决海上问题，使南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为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3内部政治的协调与平衡。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导致了政治过程的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主体开始积极发言，影响着决策过程。在南海问题上，中央政府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但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社会舆论却希望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要求保护南海领土完整、加快油气资源开采。如何保持内部政治的平衡正在成为中国外交新的挑战。
4双边谈判与多边战略的平衡。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然而，这一策略进展并不顺利。在双边问题多边化、地区问题国际化的现实下，中国不得不探寻更具建设性的多边战略，可通过多边磋商的方式将相关共识制度化，成为有关各方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互利共赢的地区秩序。对于国际势力，中国应该持开放态度，欢迎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的举措，但对于其煽风点火的行为则需要坚决反对、毫不妥协。
5解决南海问题与经营周边地区的平衡。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已经建立起难以动摇的利益共同体格局。因此，我们不宜将南海问题的严重性过于放大，从而使其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中国可以在承认各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油气资源共享的南海能源共同体，并根据投入多少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为了保持其正常运转，应对可能的不确定性威胁，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有建立起持续的共同开发格局，让各国都从中受益才能真正做到搁置争议，并将经济层面的合作拓展至政治、安全领域。这也为突破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军事安全的二元对立困境提供启示。
个人观点：
南海问题不只是区域性问题，更是世界性问题。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仅有利于区域和平，更有利于世界和平。我认为处于南海争端的国家应摒弃前嫌，坐在谈判桌上理性思考，本着和平友好原则，共达互识，正确解决南海争端。只有这样才能造福于各国百姓，使各国社会经济更好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使世界更加和平。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也是具有特别富有反抗外来侵略精神的国家。中华民族各族人民赞成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与交往，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略与压迫。每遇国难当头之际，总会有无数的志士仁人，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以挽救祖国的危亡。
论文写作心得：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写论文让我学会了探究问题的方法，也让我从探究问题中体会到了乐趣。在整个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并进行相关的思考，让我增长了不少的知识，也让我学会多角度的看待分析问题。一路走来，论文改写了好几次：开始时是大纲内容冗杂重心不明确进行修改;之后是对内容上不必要的重复进行删减;也曾因为重要词汇措辞不当进行改进;还有因对概念理解错误各小节划分缺乏逻辑进行的重新推敲每一次的批评与改进，都让我对自己的选题有进一步的思考与理解。就这样，我的写作思路由浑浊变得清晰，内容由空泛变得充实，语言由粗糙变得相对精炼，格式由业余变得规范。通过这次毕业论文的写作，我不但加强了对南海争端问题更深入的理解，还学会了检索信息，收集材料，电脑排版，论文格式等多方面知识。本次论文的写作，让我增长了知识和技能，也让我明白，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抱着务实谨慎不怕困难的态度，精益求精。当然，在本次的写作过程中，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作为本科生在知识与实践经验上的匮乏。所以我决不能停止学习的步伐，在将来的学习与生活中，依然要抱着学海无涯的求知态度不断完善与提升自己。
南海争端经常在新闻网络上看见，但从未真正想过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次的探究，让我了解到了南海问题涉及到的国家，涉及到的历史，涉及到的政治网络等等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视界。也让我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历史在南海方面的辉煌。
人生就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探究中成长的，我相信这一次关于南海问题的探究以及论文的创作会对我的人生给予极大的帮助。
第三篇：美国为何频频介入南海争端
近年来，我国在周边海域与邻国纠纷不断，尤其是在南海地区。越南国内对中国在西沙军演及设立三沙市举行过示威，菲律宾悍然将黄岩岛及南沙群岛划入版图，马来西亚也蠢蠢欲动。然而，南海问题的关键所在其实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对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小动作”或明或暗的支持。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在《盛世危言：远观中国大战略》中指出：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战略定位，认为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强，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一层战略盘算可能是华府在南海问题上施展借力使力、隔山打牛的绝技，对中国间接地施加压力的根本因由。
美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可是，时间将会证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仍然会遇到多次严峻挑战。
美国对南海主权争端的立场，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几度变化，逐渐变得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此处不赘。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表示，南海纷争涉及美国国家利益。同年9月，奥巴马总统声明，强调“海上安全”、“自由航行”的重要性，这是华府向中国发出的最强硬的信息。
其后，希拉里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南海主权争端各方必须遵守国际法，拿出有力的法律依据，证明自己的主权要求，而不仅仅是依据历史先例。她说：“依据国际法，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的唯一依据，应该是根据地貌特征(land features)提出的合理要求。”这个观点无疑对中国宣称对南海的主权要求构成了挑战，因为中国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事实。
希拉里关于地貌特征的说法不足为训。地貌特征并不足以说明某国对于某块土地是否拥有主权。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又称福克斯群岛)距离阿根廷近500公里，距离英国远达13000公里。按照“地貌特征”的说法，马岛同英国风马牛不相及。英国于1832年和1833年先后出兵占领该群岛的西岛和东岛，设置了总督府。美国及国际社会从未对这一现实提出异议。关键在于，至今英国仍对马岛实行有效的统治，而且绝大多数岛民是当初英国移民的后裔。笔者在前边指出，在领土主权争端中，现实必然重于历史。症结即在于此。
倘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一直对南沙多数岛礁实施了有效的占领或控制，时至今日，美国想必对此也无异议。台湾对太平岛实行有效的占领，已逾半个世纪，美国也从未提出异议，即是一例。
总之，2010年以来，美国声称南海问题“攸关美国国家利益”，开始以强力介入南海问题，且反复强调“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任何国家损害美在南海商业利益”，其明显将矛头对准中国，威慑中国的意味呼之欲出。 当然，美国的政策是随时准备以变应变的。这一届政府宣布的政策，未必为下一届政府遵循。即如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不少已经被奥巴马政府的新政策取而代之了。换言之，美国领导人关于南海、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政策性宣示，未必就是持久不变的。
2010年以来，在马岛周边勘探和开采石油的问题上，英国和阿根廷发生了激烈争论。2010年3月1日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远赴阿根廷总统府做客时表态，美国要介入两国在马岛主权归属上的争端。她指出：“美国政府认为马岛问题应该由阿根廷和英国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美国政府愿意为促成双方谈判发挥作用。”英国首相发言人旋即回应：“美国没有直接参与的必要性。”3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永远不会谈判马岛主权归属。可见英国并没有受到希拉里表态的束缚。
相比之下，美国对南海纷争的决策背景就复杂多了。近年亚洲经济发展迅速，区域经贸融合开始出现了以中国为最强大经济引擎的新局面。美国正处于经济复苏欲振乏力的关键时刻，未来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亚洲，自然需要加大在亚洲的战略投入，以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何况，若干与中国在南沙发生主权争端的东盟国家，也希望借助美国之力，以制衡中国，于是有意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彼此一拍即合，于是在今年出现了南海纷争尖锐化的趋向。
金融海啸爆发以来，欧、美久久不能摆脱困局，甚至在财政上出现每况愈下的窘境。中国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假如参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的标准计算，则中国骎骎乎直追美国龙头老大的地位矣。
此外，据估计，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战略定位，亦即认为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强，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此定位可能已经介入其对中国方略的决策过程中了。这一层战略盘算可能是华府在南海问题上施展借力使力、隔山打牛的绝技，对中国间接地施加压力的根本因由。
几年前笔者已经撰文指出，美国战略方向已经东移至亚太地区，重点防范中国，美国一旦从阿富汗、伊拉克两个战场撤军，腾出兵力和资源，则会对中国加强遏制和防堵的力度。这可能就是未来亚太地区情势演变的主要动向，会变得相当惹人注目。
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访华时指出：“中国已经不是崛起中的大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了。”这句话几乎凝聚了华盛顿政、军两界高官的共识。概言之，今后美国要以准超级大国对待中国了。
华府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则中国的处境会尤其被动。假如华府不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则不会整合国际力量对付之，中国也不至于沦为众矢之的;倘若华府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则超级大国之间自有相处之规，在对方核心利益面前，不会越雷池一步，在决策上必然有所忌惮，不至于无所不用其极。鉴于此，中国被定位为准超级大国，可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后，中美关系迭经风波，一路踉跄走来，至今仍然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中国处于较弱的一方，腾挪移身有方，能始终保持这种局面，实属不易。时届中国崛起的关键节点，环顾周边，四处但闻狼嚎，岂能不朝干夕惕，忧惧谨慎乎?
一言以蔽之，今日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印度，都是从全球战略格局的角度，看待南海局势演变这一地区性主权争端的。有鉴于此，中国朝野岂能囿于主权、国家安全利益及民族尊严等层面，孤立地看待南海主权争端呢?
第四篇： 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维权执法合作探析
宗艳霞1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摘要：虽然两岸在南海议题上的立场是相近的，但由于当前两岸的政治分歧尚未解决，两岸对于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的表述尚存差异，影响了两岸南海合作的开展。伴随南海争端的不断升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执法遂成为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议题。两岸应携手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由大陆海警局、海事局和台湾海巡署牵头，将双方的海上共同执法机制规范化。
关键词：海峡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南海
The study on th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Zong Yan-xia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two side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similar,but the expression between the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belongs to "China" is different.I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the political deb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for the remaining unresolved. 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e cooperation in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work for cross-strait to face together.The two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soon as possible funding to the South China Sea righ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hould make normalized joint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to both sides of the sealed led by the mainland police bureau, maritime bureau and Taiwan sea patrol office.
Key words: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同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均声称拥有南海主权，对南海问题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主张。在南海问题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海峡两岸根据形势变化采取了不同对策，但从发展脉络看，两岸南海政策具有相当程 1 宗艳霞(1976-)，女，湖北仙桃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法学副教授。E-mail:viv_zyx@sina.com。
度的一致性。上世纪90年代中叶前，两岸学界坚持南海合作的探讨，达成许多共识，两岸的决策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合作意愿。但在南海维权方面，两岸长期以来仅能靠政治默契维持，亟待法制化。2009年至今，两岸尝试在厦金海域与连马海域开展年度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积累了一定的合作经验，有效挤压海上违法行为空间，维护了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和生产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台湾当局不具有捍卫南海“主权”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更不能参加与周边声索国的对话协商，正因为如此，其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增加与大陆政治博弈筹码的政策考量直接影响了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的开展。由此，致使两岸在南海各自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两岸不能在南海行使有效的执法管辖，则不仅不利于维护我国在争议海域的海洋权益，而且在最终解决海域划界的过程中，还可能因不能提供充分管辖权行使证据，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应破解政治、立法和合作机制中存在的障碍，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接洽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固有权利。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南海是主要国际航道，海域中蕴藏丰富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海上恐怖活动、海盗、走私、海洋污染等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已经对国家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甚至社会稳定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首先，南海争端挑战海峡两岸在南海拥有的共同利益。为了争夺南沙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海域资源，南海周边国家罔顾历史事实，片面依据《海洋法公约》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并力图使其转化为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他们动辄以单方面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为由，肆意侵占中国的南沙岛礁，2这与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所持有的立场严重冲突。其次，南海是两岸渔民共同的作业场所。由于南海诸岛地处热带海域，礁岛散布其间，珊瑚礁发育良好，为渔类及海水生物繁衍的温床，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除了是鲔鱼的主要回游地区外，中、西沙群岛近海更有良好的中上层渔场，长久以来一直是广东、 2 Douglas M. 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 Solutions,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London, 1992, p. 11.
福建、海南和台湾渔民活动、捞捕，藉以维生的场所。最后，南海争端威胁两岸经济、能源和资源安全。海上通道在当今世界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是大量物流经船舶运输通过的海域，连接着世界主要经济、资源中心的通道，成为大多数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和诸多利益的交汇之处。南海争端与海峡两岸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利益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第二，两岸海洋事务纠纷不断膨胀催生合作执法。在海上合作执法领域，两岸关于台湾海峡海上垃圾监测、珍稀生物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已开展多年，但对于南海合作维权执法却迟迟未启动，究其原因，并非两岸在海洋事务方面不存在纠纷，而是受制于以往两岸在海洋事务交流范围和总量有限，已出现的海洋事务纠纷往往通过两岸民间渠道、半官方渠道或者两岸政治默契，予以化解，如1991年闽狮渔事件、2003年江少南事件等。南海争端伴随中菲黄岩岛争端和台湾渔民被菲律宾海警枪杀事件愈演愈烈，围绕着台海水域的开发、利用所衍生的捕鱼冲突、船舶污染、违规锚泊、海上违法交易和非法倾废等海上纠纷和不法行为与日剧增。但由于两岸缺乏直接沟通联系的渠道，单边执法行动影响海上执法效果，致使海上执法效果大打折扣，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可以说，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是在两岸交流不断拓展和海洋事务纠纷与日剧增的背景下催生而出的。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可能性
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本身已经包含有只关注事务性合作。在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时，两岸间存在的政治分歧毋宁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背景，而非构成模式的要素。台湾当局明确重申对南海的主权及对南海争端的立场，海峡两岸能否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南海主权，找到化解两岸政治矛盾的新出路，成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第一，两岸南海政策相似共通。海峡两岸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中国”这一点上立场完全相同，即认为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94年台湾地区“行政院”修正通过《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才开始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建构了以五大目标为核心的南海政策体系。这
五大目标为：(1)坚决维护“南海主权”;(2)加强南海开发管理;(3)积极促进南海合作;(4)和平处理南海争端;(5)维护南海生态环境。自此，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开始体系化。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继续保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为”的立法，体现了其在维护南海主权上的承继性。而大陆地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南海政策，捍卫南海的领土主权，在外交声明中多次指出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他国以立法、军事或其他手段侵占南海，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总的来看，虽然两岸的南海政策论述各有不同，但也存在有很大的共同性，一方面，显示两岸海上执法交流与合作存在较大空间和丰富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两岸在认知中华民族海洋历史、面对海洋现实、处理海洋事务时的思维同一性。
第二，存在聚合海上维权执法力量的需要。20 世纪60 年代南海石油储藏前景被揭示之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置中国早已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确立主权、管辖权的基本事实于不顾，以军事手段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南沙争议由此形成。1982 年《海洋法公约》确定了一系列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赋予沿岸国主张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据此先后提出各自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要求，并不同程度地侵入中国南海“断续线”范围内，造成与中国在南沙主权、管辖权的重叠。目前我国除与越南签订有北部湾划界协议外，与其他相邻和相向国家尚没有签订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周边国家通过单方面宣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已与我形成120到150万平方公里海域争议区，约占我应管辖海域的50%。从区位来看，海上争议区域位于远离大陆领海基线的南海中、南部区域，西与越南相对，东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相接。在执法力量分配上，根据“海巡五法”3规定，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权统一由海岸巡防署行使， 3“海巡五法”指，《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署组织法》、《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各地区巡防局组织通则》。参见边子光：《各国海域执法制度》，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4页。
具体包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境、海上纠纷处理、海上违法行为调查、海上交通秩序管制、海难救助、渔业巡护等事项，海岸巡防署岸上与海上人员配置比例大约为6：1，形成“陆重海轻”的结构设计。大陆地区的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包括海警局与海事局，海警局在接收原海监、渔政、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执法装备的基础上，3000吨以上的执法船只约50余艘，与海事部门拥有的执法力量相当。即使两部门在我国管辖海域联合执法，约平均每3万平方公里内才有一艘执法船。因此，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存在合作的现实需求。
第三，南海维权执法合作属于事务范畴，具备实践性。海上合作维权执法并非两岸不可触及的禁区，1990年后，两岸海上执法部门并非没有合作之经验，但该经验离形成制度尚存在一定距离。2009年9月12日中国海监与台湾海巡署已经在厦门—金门海域组织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这是六十年来海峡两岸首次组织开展的海上联合执法行动。2010年厦门、福州两地海监部门分别与金门、马祖海巡队建立工作联络。2011年至今，原海监福州市支队、厦门市支队又分别与台湾海巡署马祖海巡队、金门海巡队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多次海上合作执法，形成年度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机制。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合作表明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进而证明，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也具备可行性。从合作范畴角度看，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指向的内容为非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引起的威胁因素，即非传统安全因素，合作效用上既包括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区域利益，也包括最大限度地保护两岸同胞在南海地区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冲击和损害，因而，不论从政治环境、执法职责或管理实践看，两岸已具备海上执法合作可能。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政治障碍影响南海维权执法合作
第一，“承认争议”阻碍两岸执法合作。两岸分治是一种事实而非法律状态，在国际法层面，大陆中央政府作为唯一合法政府对外代表国家并不存在争议，因而所谓的“承认争议”仅存在于两岸之间。其一，“承认争议”分化维权执法主体。通常而言，一国海上维权执法应具有统一性，即维权执法主体的权力应源于
同一国家主权，由执政府统一授权分配。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客观上造就了大陆与台湾地区两支互不统一的维权力量，进而形成海上维权主体的分化，一方面，台湾当局表示不会与大陆联合保卫争议海域，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藉以维护渔权等海洋权益，单方面与声索国私相授受，以签订民间协议的名义掩盖了外交谈判的实质，加剧南海争议海域维权执法的难度。其二，“承认争议”阻塞维权执法机构沟通渠道。在敌对规则逻辑下，两岸官方机构长期处于“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不相往来状态，争议问题往往藉由第三方或者两岸民间渠道进行沟通，如红十字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协商过程复杂。沟通渠道的间接性与时滞性影响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进程。
第二，相异化地政策考量影响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意向。上世纪七十年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逐渐被压缩，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当局不能以任何官方身份参与南海国际组织会谈，中国在与东盟成员国的历次谈判中，也没有将台湾地区纳入其中，对于大陆而言，其目的就是要防止台湾当局依靠南海问题宣示主权，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于台湾当局而言，在捍卫南海主权过程中，积极主张通过多边谈判解决南海争端，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发挥其区域影响力，改变在南海争端中被边缘化的局面，以南海问题作为跳板提升其国际空间，增加两岸政治和谈的砝码，两岸维权执法合作这一纯系事务性合作的议题，附着了极为浓厚的政治意味，任何有关两岸海域执法合作的议题，都因此受到政治因素不必要的干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考量具有浓重地政治工具色彩，即把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视为拓展其国际空间、加强其安全的手段，相反，大陆则是希望通过两岸合作形成南海维权执法合力，在保持南海争端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能够有力推进两岸政治互信的积累和增加，推进两岸和解。
(二)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立法困境
“承认争议”否认相互立法的效力。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在政治纷争之下，两岸各自有一套完整独立的法律运作机制，台湾地区事实上已构成单独的法
域，形成不同于祖国大陆的法律体系，并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尽管大陆立法与台湾地区立法中均存在诸多与南海维权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执法合作方面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
第一，缺乏上位法协调的法律冲突。台湾地区海洋事务协调立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构(海岸巡防署)与岛内其他行政机构间的协调立法，如《海岸巡防机关与环境保护机关协调联系办法》、《海岸巡防机关与警察移民及消防机关协调联系办法》;另一部分为台湾地区与大陆海上事务协调立法。具体立法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渔船航行至大陆地区许可及管理办法》、《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其一，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地区和大陆形成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法律冲突。在大陆地区有效实施的国内立法并没有在我国台湾地区实际生效。“一个主权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个法系、四个法域并存” 的法治现状直接酿成两岸在没有共同母法指导下的法律冲突。两岸并不具备共同的宪法上位法指导，也没有统一的上级机关加之协调，即便是在总体法律原则上出现冲突，中央立法、司法机关也很难对其加以调整。其二，缺少双边协议和共同适用的国际法。海上维权执法属于行政执法范畴，199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签订的《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有关海上遣返协定》(《金门协议》)只实施海峡两岸偷渡人员、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海上双向遣返。2009年海峡两岸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条“合作事项”4和第二章第四条“合作范围”5也未涵盖行政执法。
第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法制基础完备程度存在差异性。大陆地区关于海上执法的立法内容庞杂。就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而言，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贯穿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与海上执法相关的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8年制止 4《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项“合作事项”：双方同意在民事、刑事领域相互提供以下协助：
(一)共同打击犯罪;
(二)送达文书;
(三)调查取证;
(四)认可及执行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仲裁判断);
(五)移管(接返)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确定人);
(六)双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项。 5《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二章第4条“合作范围”： 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共同打击双方均认为涉嫌犯罪的行为。双方同意着重打击下列犯罪：
(一)涉及杀人、抢劫、绑架、走私、枪械、毒品、人口贩运、组织偷渡及跨境有组织犯罪等重大犯罪;
(二)侵占、背信、诈骗、洗钱、伪造或变造货币及有价证券等经济犯罪;
(三)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
(四)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动等犯罪;
(五)其他刑事犯罪。
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2002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我国台湾地区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属行政法性质，立法形式包括法律、命令、行政规则、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调整的内容比较宽泛，包括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污染两大部分。就立法体系结构而言，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分散，在水上交通安全法规领域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专门立法领域仍存在立法空白。如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中，不存在一部专门调整海上航行安全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台湾有关航行管理安全的法令规定具体分散在《商港法》、《船舶法》、《船员法》、《航路标识条例》等法律规范中;此外，分道通航制的设立、无线电助导航设施的设置、港口国管制、船舶交通服务与船舶报告制度，及船舶与港口保全制度实施等，几乎皆未系统纳入台湾地区现行的海事立法。
(三)域外势力干扰两岸南海合作维权
南海地区素来是大国力量、意志与利益交汇的集中区域，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出于种种目的，以各种借口和方式介入南海，将南海变成大国权力博弈之地，致使南海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国际化趋势，大大增加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开展维权执法合作的难度。
干扰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借助南海问题牵制中国。从2010年开始，南海地区形势紧张程度升高，利益争夺烈度增加，国家间外交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南海地区日益成为美、日、印等区外大国扩展势力和攫取战略利益的目标地区，南海问题也成为这些区外大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砝码。美国不支持两岸联手捍卫南海主权，并通过对台军售问题和经济制约，并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压，使得台湾当局不得不顾忌美国的压力，故对两岸南海合作采取消极的态度。日本、印度等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崛起的考量，在南海问题上虽然表面上采取中立姿态，但暗中通过经济手段或政治许诺等，离间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南海事务中的合作。随着介入南海问题程度的加深，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切入点选择在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重点攻击中国南海“断续线”与“核心利益”说，通过东盟国家及域外的欧盟、印度等国际社会，制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实施细则，试图给中国设定“行为规范”。美国国内主张介入南海问题的官员大部分呈现“一
边倒”的支持东南亚声索国的诉求，把中国视为南海局势的麻烦制造者，要求中国对南海的紧张局势负责，台湾当局忌惮美国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对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合作维权执法畏手畏脚。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推进路径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一，以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南海合作执法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的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搁置两岸在“一个中国”涵义认知上存在分歧的共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两岸均认“国家主权”统一，不存在领土和主权之争。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得以不断推进各项交流的政治基础，尽管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但是在政府行为能力层面，双方都不否认对方是一个具备行为能力的政治实体。故此，“九二共识”是两岸进行合作执法的政治前提，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也是对同一主权内部两岸立法具有域外效力的肯定。
第二，“九二共识”是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制度环境。两岸在南海海域进行维权执法合作执法属于事务性合作，不牵涉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利能力争议。基于两岸存在的共同政治基础，合作方就存在一定的政治互信，从而搁置争议，优先解决两岸海洋事务交往和对外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商”，否认或曲解“九二共识”，将导致两岸关系将陷入不确定、不稳定状态，不仅两岸两会的谈判难以为继，而且两岸两会协商达成的既有协议的落实与执行也将面临重重困难。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秉持的原则
两岸应从民族大义出发，并尽快通过协商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立场，统一口径，对对方维护南海主权的努力不唱反调，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同维护南海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一，政治互信原则。虽然近几年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两岸分隔
60多年，台湾当局和部分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对心态和不信任感并未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化和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推进而完全消弭，两岸的政治互信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因而，两岸要着手建立南海合作的政治互信，必须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参与各方透过共同开发的过程，建立彼此间的互信;透过相关项目的共同开发与共同合作， 创造进一步合作的气氛。”2004年5月国台办在所发表的“五一七声明”中就提出了“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目前，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上，即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但双方还不能就中国的具体内涵达成共识，为了要顺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双方提出了搁置争议。因此，对于南海问题，台湾当局只要在实践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有所作为，增强大陆与台湾地区政治上的信任感，如此，两岸在南海问题中的摩擦必然大大减少，这也是建立两岸合作的互信基础。
第二，循序渐进原则。在南海争端中，两岸合作执法究竟以何名义共同对外，如何与外国势力交涉等问题，已经关系到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等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议题。相反，如海难救助、环境保护等纯属事务性事项的合作，则要容易和方便得多。两岸南海维权合作领域广泛，对此不应操之过急，两岸应该着眼大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从非敏感的功能性、事务性领域合作开始，如南海海域环境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船舶通航管理等，逐步过渡到敏感程度较高的打击海上犯罪、查私缉私等合作上来。
第三，分工协作原则。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具有的优势领域不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和职能也存在许多差异，两岸应尽快达成默契，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扬长避短，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在维权执法合作内容方面，应通过外交与军事的方式，防范他国侵犯我国南海权益继续扩大化，遏制和化解域外国家因素对南海局势的介入，台湾地区应当在南海争端中与大陆互为犄角、相互配合;在维权执法合作分工方面，大陆和台湾地区应当各自充分利用在南海诸岛中取得优越的地理位置牵制对手。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具体策略
第一，建立巡航执法合作机制。其一，组织大陆中国海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执行海上联合巡航执法。根据台湾地区《海岸巡防法》第4条的规定，巡防机关的职责包括：海域、海岸、河口与非通商口岸之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国、执行通商口岸人员之安全检查及其它犯罪调查事项;海岸巡防署是警察队伍，除了行政执法，还负责侦破海上犯罪案件。在南海执法合作方式上，双可考虑适用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合作执法模式，由双方的执法船在南海组成联合编队巡航，或与对方的海上巡航飞机合作，对发现的可疑违法船舶由进行调查取证和查处。其二，对巡航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以属地管辖为主，以属人管辖为辅。即对发生在东沙群岛和南沙太平岛周遭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台湾海巡署管辖;对发生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除太平岛以外)岛礁周围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南海其他海域发生。属人管辖强调两岸执法合作中，对于悬挂五星红旗和中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悬挂台湾地区旗帜或台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交台湾海巡署管辖，如此体现了对船旗国主权和管辖权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执法合作方的尊重。其三，两岸南海维权执法部门应共同建立信息交换与沟通协商平台，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努力构建起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常态和长效协作机制，联合应对外国海上力量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和对在南海正常作业中国渔民的骚扰，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严厉打击海盗、海上走私等海上犯罪，为两岸往来船舶的航行安全提供坚强的保障。
第二，建立南海事务合作交流机构，签订维权执法合作协议。2014年2月，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与大陆国台办负责人会面协商两岸互设办事处等事宜，标志这两岸协商渠道由“海协会”与“海基会”联络机制向官方联络机制过渡，本文认为，在两岸沟通渠道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应考虑尽快把南海事务合作问题，尤其是其中赋予功能性、事务性的维权执法合作列入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的协调机构，“两会”和两岸对口部门可以在两岸合作协议架构下或依照两岸签署的相关协议讨论南海合作执法组织、执法内容等议题，如协商订立南海资源养护共同行动方案;协商划定准许南海船舶作业最近距离控制线及双方执法管辖和航行区域;商定两岸南海执法纠纷处置和管理协查
制度，包括建立渔业纠纷处置、违规船舶通报、海上执法船情况通报等制度;商定两岸南海海难救助协作制度，包括建立船舶海难救助应急、协助开展海难救助、海难事故信息通报、紧急避险、定期举办联合搜救和救助演练等机制。6未来两岸还可以签署一个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框架协议，并成立由官方授权的“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统筹协商南海维权执法合作事宜，进一步落实了海峡两岸常态化协同执法机制。
第三，选择性适用国际公约。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与国际公约关系紧密。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多参照国际公约制定、修改。两岸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的内容大部分都源于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大陆参照进行国内立法的国际公约，诸如1982年《海洋法公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1974)及1988年议定书修正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及其73年议定书、1978年《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2004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海事公约，同时亦为台湾地区立法所吸收借鉴，例如台湾地区《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条第一项规定“有害物质：指依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所定国际海运危险品准则所指定之物质”，《船舶法》第32条规定“适用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之船舶，应依公约规定施行检验，并具备公约规定之证书”，《船舶危险品装载规则》第6条规定“本规则所称危险品，依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之规定”。虽然与海上执法相关的国际公约多属公法形式，台湾地区往往不具备缔约资格，但并不妨碍其通过单边声明遵从公约或通过多边机制等替代方案履行国际公约的规定。国际公约在台湾立法中同样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如果公约的内容与台湾法律规定相抵触时，原则上以公约效力优先。
四、结语
南海争端直接关系到两岸同胞根本利益，已日益成为两岸间一个应予正视的问题。两岸南海争端中存在共同利益，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合作执法表明，海峡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存在可能性。面对南海争端不断加剧的趋势，两岸应当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断积累政治互信，中国海 6参见《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贯彻国务院支持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闽海渔[2009]273号)。
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应当采取联合维权执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上安全，如此，两岸就能在南海问题上，走出长期的零和博弈模式，共同捍卫一个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创两岸南海合作的新机遇，这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傅崐成：《海洋法专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367-368. [2]施星平：深化厦金海域联合执法机制，《中国海洋报》,2012年11月30日第A7版. [3]龚迎春：争议海域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中国海洋法学评论》[J].2008(2):78. [4] Douglas M. 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 Solutions,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London, 1992, p11. [5]张维一：《南海资源开发与主权维护》[M].台北潘氏图书馆出版,1994:12. [6]李兵：论海上战略通道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J].2010 (2). [7]陈斌华，裴闯，沈汝发：8万平方公里的华丽转身：台湾海峡从‘冲突之海’蜕变为‘合作之海’，人民网，http:///h/2011/0615/c25408-570371758.html，访问时间2013年2月12日。
[8]祝捷：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模式的构建，《台湾研究集刊》[M].2010(3):31. [9]林红：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台湾研究集刊》[M].2010(1):68. [10]邵广昭等：《南沙太平岛国家公园可行性评估及先期规划报告》，台北：国家公园学会2007:76. [11]李国强：关于南海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外交评论》[J].2012 (4):4. [12]季国兴：解决海域管辖争议的应对策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6(1):11. [13]高波：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构变革及启示——以台湾地区海岸巡防署为例，《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2(4):98-99. [14]徐锦堂：国家统一之前台湾地区法律在大陆的效力及其适用问题，《河北法学》[J].2010(7):3-5. [15]刘凌斌：新形势下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刍议，《台湾研究集刊》[J].2011(6):40. [17]艾明江：当前南海危机中的两岸合作及其走向，《理论导刊》[J].2009年第11期，第102页。 [18]冯象：《政法笔记》[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增订版:3. [19]卢建平：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语境下中国死刑废止前景展望，《法学杂志》[J].2009(10). [20]张宁宁：三通背景下两岸区际海事法律冲突，《中国海商法年刊》[J].2010(2):88-89 [21]胡娟：“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原因和举措”，《东南亚南亚研究》[J].2013(2):20. [22]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J].2012(4):68. [23]鞠海龙：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当代亚太》[J].2011(3):109. [24]徐锦堂：国家统一之前台湾地区法律在大陆的效力及其适用问题，《河北法学》[J].2010(7):3-5. [25]王冠群：南海诸岛争端与渔业共同合作[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105. [26]艾明江：当前南海危机中的两岸合作及其走向，《理论导刊》[J].2009(11):102.
第五篇：浅析被告方初步反对的权利在中菲南海争端案中的运用论文
一、“初步反对的权利”的涵义
“初步反对的权利”主要是指被告方在原告方向国际法庭提出请求书后，为了防止该法庭就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判而提出反对意见的资格。早在1924 年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马弗罗马提斯特许权案”中就出现了提出该类反对的司法实践，随后无论是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院还是其他区域性法院或法庭均在其程序规则中设置了该项权利，并在相关案件中被各国广为运用。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仅是在第294 条第3 款规定“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影响争端各方按照适用的程序规则提出初步反对的权利”，而具体问题则直接略过不提。其中“本条的任何规定”指的是第294条中的“初步程序”，之所以特别注明二者之间互不影响，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存在一项共性，即启动的最终结果均将可能阻止国际法庭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判决或裁决。
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更为显著:“初步程序”仅适用于“就第297 条所指争端向国际法院或法庭提出的申请”，即沿海国依据《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部分规定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所引发的争端，而“初步反对”则对此没有任何限制。1978 年《国际法院规则》在第三部分第四节中规定了“初步反对主张”(第79 条)，1997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规定了“初步反对意见”(第97 条)。二者对该权利的表述基本一致，即是“对法庭的管辖或诉讼申请书的可接受性的任何反对，或对实质问题的任何进一步诉讼之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因此，“初步反对”可包括:(1)对某一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反对;(2) 对诉讼申请书可接受性的反对;(3)在实质问题的任何下一步程序进行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
二、本案仲裁法庭的程序规则中的“初步反对”规则解析
本案仲裁法庭于2013 年8 月27 日发布的程序规则第20 条专门对“初步反对”进行了如下规定:
(1)仲裁法庭应当有权将对其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规定于程序中。
(2)对管辖权的反对应不迟于答辩状提交之时。一方指定或参与过指定仲裁员并不妨碍提出请求。一旦在法庭程序中出现法庭有被认为越权之事实发生时，对其越权的抗辩应尽快提出。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这种请求.
(3)法庭应当规定任何涉及其管辖权的抗辩都是一个初步问题，除非在征询各方意见后，认为对其管辖权的反对未具有完全初步的特征，此时，应当决定将该反对与实体问题一并处理。
(4)在判定管辖权或可接受性问题之前，征询各方意见之后，若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应当举行听证会。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仲裁法庭是非常设机构，因此不存在固定的程序规则。当在受理一起案件时仲裁法庭将根据《公约》附件七第5 条的规定“确定自己的程序”，因此在该类不同的案件中相应的程序规则也就存在差异。
相比由该类法庭处理过的同类案件，就“初步反对意见”的规定本案中存在以下进步:
(1)明确规定“初步反对”不受之前争端方是否参与仲裁法庭组成行为的影响，首次强调了即使缔约国参与过法庭的组建也并不能代表是对其管辖权的默认接受。
(2) 增设了反对的对象，即可“尽快”针对“法庭越权之事实”提出抗辩。
(3) 法庭是否将反对意见并入实体问题解决或进一步展开口诉程序，均须在“对双方观点进行征询之后”再作出决定。该处使用的是“征询”，而他案中使用的均是“确定”或“听取”，该措辞更加体现对争端各方的尊重。
(4)规定除非法庭认为该问题并非具备完全的初步特征，否则须将其视为一个初步问题作出裁决。
而在他案中，均允许法庭有权选择将其推迟到最后的裁决中再作决定。但本规则中亦有明显不足:
(1)本案要求“对法庭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案件中规定的是“对任何通知或诉求的反对”，明显缩减了可提出反对的对象范围。
(2)仅要求提出反对的时间不得迟于辩诉状提交之时，缺乏明确的补充规定。虽然第20 条第2 款在最后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反对请求”，但因为该款中共包括两项请求，此规定存在指向不明的问题，而且也未规定如何判断“合理”与提交的最迟期限。而其他许多案件均明确补充规定“在其他情况下，可最多延迟至对申请方的回复进行答辩之时”。
(3) 虽然作出了举行听证会的规定，但举行听证会仅是在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的前提下才决定，争端方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在“毛里求斯诉英国和北爱尔兰案”中规定“只要任何一方请求，法庭就应当在裁决此问题前举行听证会”，同时详细规定了被告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具体程序与时间安排。在“阿根廷诉加纳案”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由加纳提出的初步反对，法庭均应通过口诉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
即使争端各方没有提出请求，国际法庭也应有举行听证会的一般义务，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97 条第4 款和2000 年对《国际法院规则》第79 条修订后的第6 款中均规定:“除法庭另有决定外，进一步程序应是口诉程序。”
三、我国对“初步反对的权利”的运用问题探讨
至今，我国已多次通过声明的方式提出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同时表达了“不接受菲律宾提起的仲裁”的立场。因此，在本案中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1)“初步反对”主要是反对法庭的管辖权，相比其他法庭程序而保持着特有的独立，那么行使该权利则当然不能认为是对仲裁的接受。本案程序规则第20 条第2 款的规定即是力证。
(2)虽然我国多次声明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但该方式毕竟只能间接影响法庭判断，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且在针对性上也缺乏具体化。而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若一方不参与任何与仲裁有关的程序，是否还有权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
答案是肯定的:
(1)根据附件七第5 条和第9 条的相关规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法庭应确定其自己的程序，保证争端每一方有陈述意见和提出其主张的充分机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由此，《公约》允许一国可以不参与程序，并且未因此而剥夺该国争端方的身份。我国作为争端方应享有“陈述意见和提出主张的充分机会”。
(2) 在国际实践中，一国不参与任何法庭程序却依然有权行使该权利并被法庭接受的案例不在少数，其中以“爱琴海大陆架案”最为典型。
(3)《公约》第9条要求:“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由此，即使争端一方拒绝出庭，法庭也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裁决的公正性。程序正义体现实质公正，法庭不能因为我国在制定时未发表任何意见就显失公平地去制定、解释规则或漠视我国应有的自然权利。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在行使该权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 应同时针对仲裁法庭的管辖权和菲律宾的诉求两方面进行反对，虽然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反对时的内容却不相同，由此可以显著提升我国阻止案件进入实体仲裁的把握。
(2)在仲裁法庭要求我国提交辩诉状的截止日期之前提出反对，并同时明确声明该内容仅是“初步反对意见”，与辩诉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3)当发现仲裁法庭有作出超越其权限的行为时，应当迅速提出反对。该项权利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出于对仲裁法庭的尊重或信赖就有所忽视。
(4)为明显区分出我国是在法庭程序之外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建议我国通过声明、照会或信函的方式发表反对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