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小说看明末士人思想的两重性

2022-09-10

明清之际, 中国社会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 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 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明清之际还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 到明中后期, 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学体系已变得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 人们对理学产生了深深的信仰危机。?在劝善与趋利之间, 究竟存在多大程度的重合与分离?要解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三言”、“二拍”应该是最好的材料之一, 它们不仅部分地保留了经历经验层面的历史真实, 而且还包含了作家对人性人情之多种可能性的表露。

特别是到明代中期以后, 随着明王朝统治因腐败而松弛, 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萌动, 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一种“率性而为”的风气, 出现了一大批任性自适、狂放不羁的文人学士, 他们极力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转述他二哥袁宏道对个性自由的理想是:“凤凰不与凡鸟争巢, 麒麟不共凡马伏枥, 大丈夫当独往独来, 自舒其逸耳, 岂可逐世啼笑, 听人穿鼻络首”。袁宏道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一文中则指出:“率性而行, 是谓真人”。将个性与最高的人格追求联系在一起。明代的政治暴虐, 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 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极端理性的欣赏态度, 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 鼓励了他们道德的自我标榜, 这就是表现在冯梦龙等文人“劝善”的动机与意义所在。生存艰难的巨大压力, 则是弃儒从商的直接动力。古代中国, 士人一般只能从“学而优则仕”中获取生存资源。然而, 明中后期的经济发展, 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使文人思想也剧烈动荡, 放下架子趋利成为了文人的基本选择, 一边是对仕途艰难——最终出将入相的心生向往, 一边摆脱贫穷——享受无拘束的富裕生活, 这也许是众多文人共有的复杂心态。自明代中期以后, 士大夫一扫往日的清高, 纷纷介入商贸, 出现了“士而商”、“商而士”的全新社会现象。所谓“虽士大夫之家, 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 , 士子“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 科第反在次着” (《二刻拍案惊奇》卷37) , 陆士毅“舍儒就商, 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 (《陆文定公集》卷七) , 明代广东布政使张君毅曾弃仕从商, 正如他所说, “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 不屑纤细, 惟择人委任资计出入”[1]经商也要保留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有朝一日可以重新走上科举及第的大道。一边享受无拘束的富裕生活一边对儒生阶层心生向往, 这也许是众多商人共有的复杂心态, 连西门庆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日后能读书谋取文职。针对传统儒道的过于抽象化, 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 (《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 ;李贽声言“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 (《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 。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消费与生产的密切关系, 提出“有千万人之奢华, 即有千万人之生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 , “不知所以市利者, 正起于奢” (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 一类命题。也体现出仕商合流的征兆。从“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可以看出, 明清时期下层“士”子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已变得十分暧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贱民”阶层因财富而得到进一步解放, 而且科举制度本身也越来越腐朽以至于无法再提高“士”的地位, 因此, 无论在上层还是下层, 原有的身份等级制度都受到空前的侵蚀。早期话本对士子大都持赞赏和艳羡的态度;到了晚明以后的通俗小说中, 士子尤其是下层士子却成了作家们争相讽刺批判的对象。他们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漂泊流浪, 家庭生活也是阴暗龌龊, 没有一丝一缕的理性之光, 《醒世姻缘传》中的汪为露, 《姑妄言》中的游混公、卜通等等, 都是典型, 下层士子已经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 往往又由于贫穷等原因而主动放弃了操守, 从而堕入下流。在农、工、商三民中, 商人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 在商人家庭中, 不大可能出现循规蹈矩的“圣人”, 也不需要“屠身”的孝妇, 从整体看, 这是偏离传统道德规范最远的群体。与中上层家庭相比, 庶民家庭生活中的孝悌贞顺等伦理在很多情况下, 有着自己特殊的方式和内涵;而其行为表现无论是“守礼”还是“悖礼”, 主要都直接与物质生活相关。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对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由于明末清初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 地位的提高, 社会影响的扩大, 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尽管如此, 对礼法的认同和实践还是有着阶层性的差别。《醒世姻缘传》中, 薛素姐要求丈夫狄希陈陪她去泰山烧香, 狄希陈回家与父亲商量, 狄员外说:“咱时常罢了, 你如今作着个监生, 也算是诗礼人家了, 怎好叫年小的女人随会烧香的?”也就是说, 平常百姓与诗礼人家还是应该有不同的处世规则, 后者更应该遵守礼法《姑妄言》中第一正经角色钟情对李寡妇的“来奔”不以为非, 还将其介绍给好友梅根为妻;对嫂子鄂氏的改嫁也不计较。士人对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态度不尽相同, 除了一些特殊环境下过激的节孝行为之外, 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往往变得复杂而多元。总的来说, 社会舆论认为, 仕这一阶层应该比普通百姓更守礼法。事实上, 他们中的优秀者高度自觉地体认践履传统道德伦理规范, 家庭生活秩序井然;低劣者则或因财势而变得愈加荒淫无耻, 或因贫穷而完全放弃德操, 更多的则处于中间地带, 在守礼与非礼之间游移。士人对传统礼法观念有遵循的一面, 也有背离的一面。“遵循”还是“背离”, 原因非常复杂, 至少包括当事人的个性品质, 家庭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环境, 时代风气和地方风俗等等, 而最重要的是, 礼法与人情之间本身就存在“重合”与“分离”的复杂关系。

摘要：明清小说中体现出大量道德说教的内容, 但士人在实际生活中对道德礼法所持的态度不一样, 也就是说, 士人在不同的社会阶层, 对待道德标准具有明显的矛盾, 这是作者不自觉地反映出对道德礼法与现实之间自身思想的矛盾。在这些现象的背后, 隐含的是劝善与趋利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者有重合又有分离。

关键词：明清小说,士人思想,劝善与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