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正规毕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既指非正规部门就业，也指正规部门无正式劳动关系就业。实证分析发现，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占全部就业学生的比例已达40.7%，其主要来源于社会弱势阶层，拥有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都较少，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集中于城市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与正规就业大学生相比，非正规就业大学生月收入更低，各项社会福利更少，就业质量更差。
第一篇：正规毕业论文范文
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与合作
摘 要：非正规金融一直都作为一股强劲的草根力量活跃在金融市场，特别是农村金融市场。如何正确看待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竞争，并且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发展正规金融，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本文在调查基础上,从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冲击入手, 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阐述了两种金融的几种合作模式以及效果。
关键词：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竞争;合作
一、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冲击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由于正规金融无法全面地覆盖农村市場，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在借贷方面因无合格抵押物等原因难以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并广泛存在，对正规金融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多样，主要以民间借贷、合会、典当行、私人钱庄、钱背、互助会、农村合作基金会(自1999年后取消)、民间票据等形式在民间进行各种融资活动。
近年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规模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多项实地调查也表明，无论从笔数还是从金额上看，来自民间渠道的贷款已然占很大比重。全国农户来自银行和信用社的借款约占借款总额的26%，而来自私人和其他途径的借款却达到71%。东部地区的农户贷款约81%来自民间，这个比重要高于中部和西部的平均水平。其中浙江是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也是非正规金融极为活跃的地区。下面以浙江省为例作以分析。
据调查，在浙江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单个钱庄的借贷规模能达到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非正规金融的灵活制度和资金规模，对浙江省不计其数的个体经济起步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非正规金融在浙江农村市场的占有率也相当高。以温州周林村为例，农户借款来源调查结果(表1)可说明这一点。
浙江的民间融资非常发达。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调查统计，2004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超过300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支行曾经做过的调查显示，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而其民间借贷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浙江的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如康奈、奥康、红蜻蜓、正泰等，在创业初期大多是靠民间的非正规金融获得的发展资金。
非正规金融以其掌握信息的充足性和贷款条件的灵活性等特点，使其即使存在高利率也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可以弥补正规金融制度在一些地区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正规金融在产品、利率和客户等多方面带来了冲击和竞争。
二、非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分析
一直以来，非正规金融作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在农村发展壮大，是有其自身优势的。
首先，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它对客户具有信息优势。由于地域、血缘等原因，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往往在生活上有频繁的接触。无论是从借款人的资金需求上，还是还款能力上，非正规金融都能及时掌握信息。而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则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次，非正规金融有着重要的成本优势。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发展的一个劣势体现在成本问题上。农村市场对于贷款的需求往往每笔数额偏小，且需求范围广。加之农村市场的基础设施薄弱，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上所付出的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有时甚至会超过利息收益。而非正规金融因为其乡土性，除了只有微乎其微的信息搜寻和贷后监督成本外，其借贷操作简便，经营灵活，又大大减少了其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再次，非正规金融活动有担保优势。就是按正规金融机构的规定，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很难提供合格有效的担保抵押品，而在非正规金融交易中，很多不被正规金融市场接受的物品也可作为担保品，如房屋、土地、未收割的农作物、牲畜等。有时，甚至是只依靠亲情关系和借方的信誉，借贷活动就可以进行。这正是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选择非正规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后，相对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提供的贷款更为方便及时。它避免了正规金融机构在贷款申请和审查过程中的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农户往往更愿意选择非正规金融。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模式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作为两种不同的机制长期存在，都有其相对优势和局限性。简单来说，正规金融有其资金优势和信息劣势，非正规金融则有着信息优势和资金劣势。二者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开展合作，也许更能提高金融效率。目前，正规金融可通过多种方式与非正规金融进行一定程度的联合。
1.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合作金融组织可以较好地解决区域内的资金需求问题，通过吸纳非金融机构的其他股份，扩大正规金融在部分地区的市场，提高金融的效率，同时规范金融活动秩序，并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在我国，这种方式的实践体现在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2003年4月8日，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挂牌成立。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是根据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原宁波鄞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成员、辖内其他农户、企业法人和其他自然人、法人共同发起，对原鄞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整体改制组建成立的依法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区性农村合作金融企业。农村合作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浙江的杭州、萧山、余杭、富阳等地，全国其他省份也纷纷成立农村合作银行，以全新形式开展农村金融活动。
2.“信用社+合作社+农户”模式
这种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农户自愿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向农村信用社入股，信用社向联保小组发放贷款。这种模式也是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结合。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能降低信用社的贷款风险;同时，随着更多农户的加入，股金数额的扩大也有利于信用社的发展壮大，最终实现农户、合作社、信用社三方共赢。
3.转贷
这种方式的具体做法是：正规金融机构雇佣乡村中介，并提供资金给乡村中介，他们再把这些资金转贷给农户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借款人还款后，乡村中介再将贷款偿还给正规金融机构。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种有效的信贷分层，正规金融机构可利用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相对优势，通过非正规金融这一中介，将信贷活动逐步扩大。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说 ，一方面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少放贷风险，另一方面也可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增加了业务量，扩大盈利空间。对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放贷者来说，通过与正规金融机构的配合，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对于农村的资金需求者来说，这种形式也大大改善了他们贷款难的处境。
在我国农村，可作为乡村中介的主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会、信贷协会等金融类乡村中介;另一种则是一些可经营捆绑信贷的龙头企业。捆绑信贷是指信贷与其他交易的互联。如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肉鸡加工企业作为龙头企业会经常与肉鸡养殖户实行捆绑信贷。肉鸡加工厂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再向肉鸡养殖户提供信贷，在肉鸡长成时农户将肉鸡销售给这些龙头企业，同时还贷。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以赊销的方式向农户提供幼苗、肥料、仔畜、技术等，公司收购农户农产品时，再从中扣除赊销的金额及利息。这样，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就通过龙头企业间接向农户发放贷款，支持生产活动。
四、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竞争与合作效果分析
1.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
非正规金融的出现，已然打破了正规金融的垄断局面，各式的非正规金融形式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储蓄，分流了大量的银行存款和贷款，增加了银行的经营压力。非正规金融的灵活和方便在现阶段更好地适应了农村经济的需求，给正规金融带来了竞争和压力。正规金融受国家的监管，拥有规范的组织形式和业务流程，同时，其产品和业务的创新会受到多种原因的限制。而非正规金融的一切活动主要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它的金融产品、客户需求以及利率高低都是由市场决定的。这就导致了二者在金融产品、利率和客户上都存在着竞争。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竞争的存在更有利于提高市场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多元化。非正规金融的压力会对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倒逼，有助于正規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进行金融创新。同时，正规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也有助于规范非正规金融的经营，降低非正规金融的利率，逐步淘汰其不合理的部分。这样，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合理的竞争中能互相促进，对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有着积极作用。
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中的合法部分，应予以支持，从而促进其与正规金融的竞争;而对于非正规金融中的非法部分，如高利贷、地下钱庄等，则应进行管制，取缔不正当竞争。
2.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互补
除竞争关系外，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还存在着微妙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体现在，只要是正规金融经营薄弱的地区，就会有相对繁荣的非正规金融存在。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信息便利的地区，而与之相对的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信贷供给则严重不足。非正规金融在这些地区就会非常活跃。虽然二者在业务上有重合和竞争的地方，但是由于二者都具备各自的相对优势，他们在信贷市场往往服务不同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分工。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利用各自优势对对方劣势的弥补，恰好构成了一种合理的互补关系。
3.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
关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关系，有学者提出了4种战略：一是“自上而下”战略，即通过正规金融的制度适应，使得非正规金融更易于与其打交道;二是“自下而上”战略，帮助大的非正规金融将资金聚集在一起，形成正规金融;三是在缺少足够的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地方，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微观金融组织;四是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接起来，联接方式主要分为水平联接和垂直联接。水平联接是指借款人首先向正规金融申请贷款，无法满足的部分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垂直联接是指非正规金融从正规金融取得贷款，然后再将其贷给农户。具体可以是正规金融机构同专职放贷者、小组金融以及捆绑信贷的联接。
通过两者的合作，正规金融可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拓展市场，非正规金融可以降低其融资成本。但是，不同的市场结构也会导致不同的合作效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接并不能增加金融供给或改善借款人的境况。例如，当放贷者之间成为合作关系，正规信贷的扩展可能为加强非正规金融放贷者之间合谋的能力，最终导致其利率水平的提高，借款人的贷款条件恶化。
事实上，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需要展开的可以达到互相促进效果的竞争并不够充分，二者的相互合作更是不多。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使得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合理竞争，合法合作，真正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最终实现农村金融市场的优化和改进。
五、小结
根据对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关于正规和非正规金融的融资情况分析，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以其在农村市场的相对优势对正规金融在存贷方面形成相当大的冲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非正规金融都作为一股强劲的草根力量活跃在金融市场。因此，我们对于非正规金融不应该仅仅采取打压的形式，应利用其优势与之合理的竞争并通过一些方式进行合作，最终达到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目标。
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同时存在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元金融结构。二者的共存会在资金、产品、利率及客户等诸多问题上产生一定的竞争;而二者各自的相对优势及不同的信贷服务对象又导致了一种互补关系;同时，二者并非是永久对立的关系，若能开展有效的合作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应，正规金融可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拓展市场，非正规金融可以降低其融资成本。但是，若制度方式设计的不合理，也许会导致借款条件的恶化。因此，应当设计出符合农村市场特殊环境的竞争和合作方案。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和合作问题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借鉴方面已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具体落实到推广问题，还是会有一些障碍，导致了竞争与合作的不充分。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在中国农村市场成为现实，为农村经济服务，还需制定相应的方案在一些试点进行实践，来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责任编辑：吴之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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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丽红.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作者：赵倩
第二篇：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特征、发展困境与破解之策
摘要：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既指非正规部门就业，也指正规部门无正式劳动关系就业。实证分析发现，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占全部就业学生的比例已达40.7%，其主要来源于社会弱势阶层，拥有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都较少，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集中于城市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与正规就业大学生相比，非正规就业大学生月收入更低，各项社会福利更少，就业质量更差。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大学生就业理念落后、离校就业服务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政策缺失等困境。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微观层面大学生需要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科学认知，中观层面高校应优化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教育与服务，宏观层面政府则需完善劳动力市场并优化非正规就业政策。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就业质量;劳动关系
一、問题提出与数据来源
非正规就业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如印度为83.6%、墨西哥为53.7%;而且发达国家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也较高，如美国为30.0%、日本为25.0%。[1]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2]但与发达国家非正规就业主体主要是低学历者不同，我国非正规就业主体除了农民工等低学历群体之外，还有大学毕业生等高学历群体(以下简称大学生)。有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已占全部就业大学生的40.7%，有效缓解了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3]
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实践蓬勃发展相矛盾的是，我国理论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理论根基[4]、形成机制[5]和劳民工等低人力资本群体如何非正规就业[6][7]几个方面，而对大学生这个人力资本较高群体的非正规就业研究远远不够。笔者以“大学生”和“非正规就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合并进行精确查询，发现截止到2018年3月21日，相关学术论文才17篇，且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原因[8]、形成机制[9]和优化对策[10]，而基于较大规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数据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不利于准确把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困境与形成机制，也有碍于制定科学的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政策。
针对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实践蓬勃发展与相关实证研究匮乏的矛盾，本文基于较大规模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问卷调查数据，集中探讨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困境与破解之策三个问题，以期理论上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研究“添砖加瓦”，实践上为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提供对策建议。本文基于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与30名非正规就业大学生访谈结果，设计了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情况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针对非正规就业大学生流动性大、聚集程度低和分散广的特征，根据可达性原则，采取“滚雪球”方式，采用问卷星与微信推送技术，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与“互联网”将调查问卷发送给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填写并回收。2017年3月至8月，本研究一共向全国31个省份的各行各业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与正规就业大学生发放问卷900份，回收问卷702份，其中有效问卷550份，有效回收率为61.1%;550份有效问卷中正规就业大学生107人，非正规就业大学生443人，占比80.5%。运用统计软件SPSS21.0进行数据分析。
二、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基本特征
“非正规就业”最初于1972年被国际劳工组织提出，指非正规部门就业[11]，后来范围扩大到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以及在正规部门中进行的非正规就业[12]。本文认为非正规就业概念界定应该将劳动者所在单位类型和就业者的就业身份结合起来，它的本质内涵是“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等方面(至少是某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基础上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13];它的外延除了传统的非正规部门①就业者(包含非正规部门的雇主、非正规部门的雇员和家庭帮工)外，还包括在正规部门就业但未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未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雇员。本研究基于数据描述分析，发现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具有如下特征。
(一)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个人特征：就业弱势群体
在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到底哪些大学生进行非正规就业，他们的这种选择究竟是无奈之举还是有意为之，本研究首先对非正规就业大学生的个人特征进行了分析，如表1。
从表1可知，一方面，从先赋性因素来看，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子女。从家庭所在地看，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主要来源于农村与城镇，两者占比分别为62.3%与22.1%，而城市只有15.6%;从父母最高学历来看，非正规就业大学生的父母亲学历一般较低，大多为高中及以下，占比达到76.7%，文化资本不足;从家庭年收入来看，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家庭年收入也较低，大多在5万以下，占比54.8%，家庭经济资本占有少;男女大学生进行非正规就业比例分别为50.3%与49.7%，男性略高于女性。这与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的研究发现男性非正规就业者略高于女性的研究结果相同[14]，也从侧面证明了本次问卷调查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从后致性因素来看，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人力资本拥有较少。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一般来源于高职或一般本科高校，重点本科毕业生只占18.6%，这与重点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更好相关;从专业来看，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主要来源于人文社科，占比为43.8%，这与这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对更难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大学生选择非正规就业并非其刻意为之，更多是就业弱势大学生的无奈之举。这是因为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再向普及化推进，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长，2018年高达820万之多，而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工智能进步又导致产业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宏观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不断变弱，来源于社会弱势家庭且拥有较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较弱，获得优质正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较低。
(二)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区域与单位类型特征：集中于城市的体制外单位
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因而在城市抑或农村就业往往就意味着不同的待遇与职业发展轨迹。443名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中，在农村、城镇与城市就业的人数分别为39、118与286人，所占比例分别为8.8%、26.64%与64.56%。可见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主战场”仍是城市，但农村的比例也达到8.8%，不可忽视。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乡镇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近10年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消融，农村非正规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二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政府也出台了一些鼓励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政策，更多的大学生在政策感召下踊跃投身农村就业。
对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单位类型进行频数分析(如表2)，发现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与自主创业这三类体制外单位，三者的比例分别为47.18%、12.64%和7.45%;而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国家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都较小，最高值是国有企业占比7.22%，最低值是集体企业占比2.48%。薛进军和高文书(2012)基于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也发现，超七成的非正规就业集中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15]这是因为，体制外单位相对于体制内单位而言，用人制度更为灵活，劳动用工的需求量也往往更大;同时体制内单位一般有完善的科层制，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少量的非正规就业机会(如保洁、保安)也往往被“打包”交给了体制外单位。
(三)非正规就业类型特征：多元但极不均衡
非正规就业类型有非全日制就业、自雇型就业、自由职业、劳务派遣就业(合同工)、临时性就业或阶段性就业(如短期就业、季節就业等)、微小型私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和其他非正规就业八种。[16]大学生是一个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的群体，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他们非正规就业类型日益多元，如表3。
从表3可知，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排名前四的类型分别是劳务派遣就业(合同工)、微小型私营企业就业、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四者的占比分别是30.32%、25.43%、13.94%与8.56%，排名靠后的则是非全日制就业、自雇型就业、临时性就业或阶段性就业和其他非正规就业，占比分别只有6.36%、6.11%、5.13%和4.16%。其中排名第一的劳务派遣就业比例与排名第八的临时性就业或阶段性就业比例相差达26.16%，说明了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类型尽管多元但极不均衡。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期，非正规就业类型特征也有较大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经济占主体，自雇型就业、自由职业与自主创业都会比较少;在市场经济时代，私营经济不断发展，自雇型就业、自由职业与自主创业就会不断增加。现代大学生身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同时受“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浪潮的影响，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者自然会较多。
(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质量特征：收入偏低且普遍缺乏就业保障
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一样，是衡量大学生就业情况的重要维度。测量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指标主要有薪酬、工作环境、职业空间与就业保障等。[17]考虑到非正规就业的临时性与灵活性，本文主要从薪酬与就业保障两个客观指标对其质量状况进行分析。
薪酬是大学生就业质量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核心的体现，薪酬的差异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就业质量差异。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主要计酬方式是“按月计酬”，这种方式占比高达74.94%，因此本文按“月薪”列出了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薪酬分布表，如表4。
从表4可知，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月薪在3000-5000元区间的人数最多，比例达到34.54%;而5000元以上的月薪高收入者不多，比例总共只有20.99%，约五分之一。而同期被调查的107名正规就业大学生中，低薪者少，高薪者多，其月薪更多处在5000-7000元之间，比例达到54.8%。麦可思(2016)调查也显示，全国正规就业大学生2016年月薪平均值达到4793元。[18]其他研究也发现，非正规就业者的薪酬一般远低于正规就业者，主要原因是非正规就业往往在收入较低、福利较差与职业发展前景较暗淡的次要劳动力市场进行，工资的多寡遵循劳动生产率原则，工资具有较强的竞争性，教育“信号”效应对其工资增长影响相对较弱，教育回报率低;而正规就业通常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进行，薪酬安排存在一定教育“信号”效应，教育回报率高，人力资本配置与回报会向这类就业岗位倾斜。[19][20]因此，即使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具有同等的劳动生产率，前者也会得到更少的经济回报。但是，如果考虑到正规就业大学生比非正规就业大学生投入更长劳动时间的话，尽管前者的劳动力平均小时工资率仍然更低，但两者的收入差距会缩小。问卷调查发现，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周工作时间较短，平均周工作时间为32.5小时，而正规就业大学生平均周工作时间达到45.8小时。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职场人士面临各种不确定性，而就业保障能给职场人士带来物质与心理保障，无疑也是就业质量的重要体现。目前用人单位提供的就业保障通常有签订劳务合同和购买五险一金两种。问卷调查显示，443名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中签订劳动合的为218人，占49.21%，不足一半。五险一金购买情况是：医疗保险(64.33%的人购买)、工伤保险(55.98%)、生育保险(47.4%)、养老保险(56.43%)、失业保险(48.08%)、公积金(34.54%)。可见，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就业保障程度偏低，这也是非正规就业一直受社会“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尽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已成为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措施，但是，受传统文化、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较多困境。
(一)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理念落后
受传统文化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仍有相当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社会精英与天之骄子，觉得毕业后应该获得一份比较稳定且收入高的工作，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因此对传统体制内单位正规就业有着天然的青睐。他们认为，与正规部门的“铁饭碗”相比，非正规就业缺少高贵血统，是低贱的、非正式工作，应该只是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低学历人群的专门就业方式;如果身为天之骄子的自己选择非正规就业，不仅是大材小用，而且还会有失身份并受周边相关群体的轻视。在这种就业理念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持否定性态度，宁肯赋闲在家也不愿意非正规就业。443名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中，62.75%的人不认同自身的就业方式，认为这更多是自己的无奈之举。107名正规就业大学生中，对非正规就业持否定态度的比例更是高达92.65%。实际上，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与大学生就业竞争加剧，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理念远落后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实践，不利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顺利开展，成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顺利开展的理念困境。
(二)高校非正规就业服务不足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背景中，我国高校通过就业平台搭建、信息提供与培训指导等一系列就业服务提供，有效促进了大学生正规就业。但笔者对H省20多所各层各类高校提供的就业服务进行观察与相关利益者访谈后发现，目前高校就业服务主要针对大学生正规就业开展，非正规就业服务明显不足。如高校大学生就业教育与指导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职業观念、掌握职业技能与规划职业生涯的重要手段，但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与培训内容基本都是正规就业知识、观念与技能，非正规就业知识、观念与技能内容过少甚至缺失，使得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缺乏正确的认知与适切的就业能力。又如就业信息提供方面，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往往只提供正规就业信息，非正规就业信息提供甚少。443名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中，只有21.44%的人表示从学校获得过数量不多的非正规就业信息，78.56%的人则反映学校没有发布过非正规就业信息。这是因为非正规就业信息零散隐蔽，其传播途径往往是社会关系网络，高校在收集与发布这类信息时确实存在困难，同时也反映高校非正规就业服务仍然严重不足。高校非正规就业服务不足，导致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缺乏理性认识，缺乏适切的非正规就业能力，也阻碍了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顺利开展。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
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城乡分割、体制内外分割与主次分割等多种形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消融，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变成以主次分割为主。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福利好、压力小、工作环境好、社会保障齐全、满意度高，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相反;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引力”都会促使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但两者之间“鸿沟”与主要劳动力市场自我“保护”机制的存在，使得这种流动往往异常艰难。大学生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进行非正规就业，确实在短期内对微观上大学生自身就业问题的解决与宏观上大学生就业难的缓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大学生是高人力资本群体，如果因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原因而长期滞留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话，那么微观上势必对大学生本人的职业发展造成伤害(443名非正规就业大学生中高达84.2%的人反映自己职业匹配度低)，宏观上则会造成国家人力资源浪费与社会阶层固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不仅使在校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心有隐忧，而且使已经非正规就业的大学生处于“进退两难”尴尬境地，成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困境。
(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政策缺乏
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制度尤其是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相关的制度比较缺乏，阻碍了大学生非正规就业顺利发展。这表现在：一是缺乏专门的法律和政策。2008年我国出台了修正版的《劳动合同法》，但只规定了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这两种非正规就业形式的内涵，且对这两种用工形式的界定仍局限在正规用工所形成的劳动关系之中。同时在国家现行宏观就业政策体系中，也没有专门的非正规就业政策[21]，只有个别地方政府发布了非正规就业政策，如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实行小时工用工形式的若干规定(实行)的通知》，对非正规就业小时工的工作时间、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等作了具体规定[22]。非正规就业专门法律和政策的缺乏，导致用人单位与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大学生的基本权利缺乏共识，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不能被现有劳动法律法规所覆盖。二是各类保障制度缺乏。整个社会还没有建立与非正规就业相适应的灵活有效的失业、保险、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制度，就业政策、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也有很大局限，导致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得不到必要的医疗、养老与安全等保障，经常面临劳务纠纷或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抑制了大学毕业生参与非正规就业的热情。三是财政支持政策乏力。在“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型就业体制下，财政对大学生就业的财政投入缺少强有力的制度保证，非正规就业财政投入更是少之又少，导致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求职信息平台建设、中介服务、税费减免与技术培训都缺少必要的财政资金支持。
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促进之策
在经济“新常态”、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与大学生就业难持续存在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还将持续发展。因此，政府、高校、大学生及其家庭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
(一)微观层面大学生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科学认知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就业方式多元化社会背景中，大学生及其家庭要改变原来的就业理念，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科学认知。首先，大学生及其家庭要认清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形势。随着大学扩招持续推进、宏观经济下行与就业体制改变，大学生就业难在当前乃至较长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存在，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高质量就业机会，大学生进行非正规就业是解决大学生自身就业难的重要出路。其次，要科学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性质。大学生在新时代要破除劳动贵贱之分的传统观念，认识到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只是分工不同，并无职业等级差异;更要认识到，在相关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大学生通过非正规就业也可以实现体面劳动，也同样能实现自身价值。[23]最后，大学生积极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不论是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就业能力都是大学生成功就业与职业发展的“终极武器”，特别是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大学生来说，较高的就业能力有利于其职业流动，获得更大的职业成就。为此大学生一方面要根据市场需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投身社会实践，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大学生要加强与各类人群的社会交往，扩大自身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积累更多社会资本，在“关系本位”的中国通过社会资本获得更多职业资源。
(二)中观层面高校优化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服务
新时期高校应以“教育·指导·服务”为主要内容，加强对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服务。首先，高校应主动适应市场用人需要，更新教育理念，将教育与就业相联系，建立适应人才市场变化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计划的调整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融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求，让大学毕业生能够拥有符合新时期产业转型升级的各类素养。其次，高校加强对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指导。加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指导，特别是基于非正规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处于零状态的事实，结合非正规就业市场对人才规格、学生素质等的要求，在常规就业指导课程中设置非正规就业指导板块，并贯穿于整个大学四年全过程与教学各个环节，从而不仅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非正规就业理念，而且让大学生具有充足的非正规就业基本技能。[24]最后，高校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要建设非正规就业实践基地，利用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从事高技能型非正规就业的能力;在大数据时代加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扩大就业信息的搜集范围，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大学生进行非正规就业信息个性化推送;高校整理归类本校学生非正规就业碰到的各类问题与所需各种服务，编制“本土化”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咨询与服务指南，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提供程序、合同签订与中止、社会保障和劳动纠纷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三)宏观层面政府完善劳动力市场并优化非正规就业政策
首先，政府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非正规就业是市场力量孕育的结果，因此在新公共管理时代，政府对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管理要在“放任”与“规范”之间取得适度平衡，并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为此，一方面，加强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信息透明程度，制定必要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用人准则;另一方面，缩小各类劳动力市场经济与非经济差距，创新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消除非正规就业者在各类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的阻碍，促进非正规就业大学生通过职业流动实现“体面劳动”。其次，建立完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尚不能为大学生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提供“一元化”社会保障，而是应该走“从无到有，逐步改善，最终并轨”路径逐步推行社会保障政策，不断建立和完善合理、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后顾之忧。一方面，基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共性特点，设计一种“一揽子”简易社保品种 ，在最低工资保证、工伤、大灾大难和大病医疗，以及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住房、子女教育和必要的工伤大病保险等方面给予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兜底”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基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差异性，可设计一些富有个性化的社会保障产品，满足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多样化社会保障需要。第三，加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法制法规建设。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劳动合同法》、《零短工劳动法》等法规加强对非正规就业保护的经验[25]，我国立法部门应优化《劳动合同法》条款与内容，放宽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概念认定，扩大劳动法律法规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调整范围，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基本权益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非正规就业的规范性程度;同时建立引导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遵守《劳动合同法》与相关就业政策条例要求。最后，完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财政政策，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提供各类财政支持。一方面，对大学生创办或经营的非正规就业部门，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和税收减免;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支持购买社会服务方式，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和技术培训，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建立省级求职电子信息平台，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各省联网的国家级求职招聘信息库。
注释：
①非正规部门是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主要包括小微型企业、家庭型企业、独立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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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
作者：钟云华 朱家德
第三篇：农业补贴、非正规金融是否刺激了农户正规信贷需求？
摘 要：信贷约束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农业补贴和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否有效缓解农村信贷约束有待验证。将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分为有效信贷需求、潜在信贷需求和隐蔽信贷需求，以CHFS调查的2 973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家庭为样本，运用加权Probit 模型考察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都刺激了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应适当增强农业补贴力度，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以进一步缓解农村信贷约束。
关键词：农业补贴;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正规信贷需求;信贷约束;有效信贷需求;潜在信贷需求;隐蔽信贷需求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农户受到广泛的正规信贷约束已成共识(Iqbak，1983;顾宁等，2012)[1-2]，较为普遍、也容易理解的解释是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受到了严重的正规信贷供给不足。然而，Kochar(1995)发现， 一些农户确实对正规贷款产品没有需求，其贷款少是因为信贷需求不足[3]。黄祖辉等(2007)对中国农户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只有35.7 %的样本农户存在正规信贷需求，因而单纯通过增加信贷供给来追求贷款覆盖面的做法是低效的，因为覆盖面的扩大需要以信贷市场参与度的提高为前提，而市场参与又以农户对正规信贷存在需求为必要条件[4]。因此，如何扩大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度，刺激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以缓解农户的“自我信贷约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李成友等，2016;严太华等，2015)[5-6]，并且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如基于农户特征视角(李丹等，2013;胡金焱等，2014)[7-8]、外部环境视角(张海洋等，2012)[9]、农户需求与机构供给双重视角(Boucher et al，2007;劉西川等，2009)[10-11]等，这些研究都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给予农户直接的实物或者货币补贴(即农业补贴)，是国家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重要举措。不过根据 Ciaian等(2011)的研究，农业补贴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要视具体的补贴模式而定，如果在生产季节之初补贴会对信贷需求产生挤出效应，而在生产季节之末补贴则会产生促进效应[12]。熊娜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农业补贴对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会抑制农户的信贷需求[13]。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忽视了农户获得的多种非正规金融支持，而非正规金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因而研究者往往会夸大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黄祖辉等，2007;陈鹏等，2011)[4][14]。
事实上，目前我国农户融资来源中非正规金融的比例较大。根据郭沛(2004)、苏士儒和段成东(2005)的研究，农户融资的70%来自于非正规金融[15-16]，胡枫和陈玉宇(2012)的研究表明该比例甚至达到了80%左右[17]。同时，鉴于农业补贴政策的长期存在，为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2015 年国家启动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吕新业 等，2017)[18];并且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后将继续强化农业补贴政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关注农村非正规金融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具体到本文，将基于对我国2 97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对于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点是增加金融供给的主体或数量，比如倡导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鼓励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流向农村等。然而，这种侧重于金融供给的发展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农户的融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李庆海等，2012;张宁等，2014)[19-20]。一些学者开始基于农户信贷需求的视角研究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问题。刘西川等(2009)提出了一个概念清楚的分析框架，就农户对正规信贷的需求进行识别和分类，将农户的信贷需求细分为有效信贷需求、潜在信贷需求和隐蔽信贷需求，并且认为在调查地区大量农户具有潜在的和隐蔽的正规信贷需求，其占有理想贷款需求农户的60%、总样本农户的26% [11]。农户由于风险规避和认知偏差等原因而压抑自身信贷需求，甚至未去申请贷款或者申请后主动放弃(Boucher et al，2008;程郁等，2009)[21-22];而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克服心理门槛，将这种潜在的、隐蔽的信贷需求表现出来，转化为有效信贷需求(李庆海等，2016)[23]。
米运生等(2017)认为，农地流转可以提高我国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并使农户的融资行为趋于正规化[24];黄惠春等(2015)考察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试点村的农户信贷需求率和贷款发生率均高于非试点村，不过当前农地抵押贷款发生率偏低，其预期效果并不显著[25]。张龙耀等(2015)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26]。严太华等(2015)认为，农户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获得正规信贷。不过这些研究关注的都是农户的正规的有效信贷需求。一些学者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从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角度来分析农户的信贷需求问题[6]。吴雨等(2016)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信贷市场主要表现为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比例较高，但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比例较低，有正规信贷需求的农户中未申请贷款的农户比例较高(即潜在的与隐蔽的信贷需求较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有非正规信贷需求的农户比例非常高，有信贷需求的农户中偏好从非正规渠道融资的农户比例较高[27]。刘西川等(2014)实证考察了农户信贷市场中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存在互补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贷款对象为富裕群体时更加明显[28]。陈鹏等(2011)对全国10个省区的2万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具有很强的替代性[14]。丁志国等(2014)认为，农户融资选择过程中更加倾向民间渠道是在充分信息条件下被动选择的结果，而非农户融资的主观偏好[29]。
关于农业补贴能否缓解农户信贷约束，Goodwin等(2006)基于1998—2001 年美国农业资源管理调查(Agri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urvey，ARMS)的微观数据发现，农业补贴有利于降低受到严重信贷约束农户的土地闲置面积[30]。即使无法直接缓解信贷约束，农业补贴仍可通过促进土地增值增加抵押品供给来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Roe et al，2002)[31]。Roberts等(2003)和 Kirwan(2009)的研究均发现了农业补贴资本化为土地租金的证据[32-33]。李江一(2016)认为，当前我国的农业补贴不具有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或通过改变农户风险偏好而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但若在实施农业补贴的同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或降低务农机会成本或将补贴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可提高其政策效果[34]。熊娜等(2011)的研究则表明，农业补贴对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13]。黄祖辉等(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偏向于消费性用途，而国家推行的是以一年期短期农业生产性贷款为主的农业信贷补贴，会造成“消费性需求，生产性补贴”的金融错配局面[4]。
从理论上讲，农业补贴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直接为农户提供生产(消费)资金，因而抑制农户正规信贷需求;二是可以增加农户资本(抵押作用)，从而促进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可以弥补农户对信贷资金需求交易成本，因而刺激农户正规信贷资金需求;能分担农户信贷资金所面临的风险，即刺激农户信贷需求。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农业补贴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难以确定。非正规金融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马晓青等(2012)从融资渠道偏好的角度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发现户主年龄越大、承包土地面积越多、家庭人均资产越高以及有正规渠道融资经历的农户，其对正规融资渠道的偏好越强。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以及合作社成员则偏好于非正规渠道融资。就信贷需求而言，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相互影响[35]。已有大量研究深入探讨了正规信贷部门与非正规信贷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既可能存在替代关系(Kochar，1997)[3]，也可能存在互补关系(Bose，1998;Andersen et al，2006)[36-37]，目前仍未有共识。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户信贷需求的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不过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首先，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重点关注于农户有效信贷需求(通过信贷申请的方式体现)，对其潜在的、隐蔽的信贷需求关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户真实的信贷需求;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的正规信贷是有益的支持(补充)还是无序的干扰(替代)，目前并无定论;最后，农业补贴作为各国通行的支农措施，是否达到了刺激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目的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有鉴于此，本文在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进行识别与分类的基础上，基于大样本农户调研数据考察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以期为进一步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三、实证分析
1.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识别与分类
根据刘西川等人(2009)的研究，一旦生产或消费受到自有资金限制，农户就有借贷的需要;如果利息高于资本边际收益，农户只存在对资金的需要而没有需求;如果资本边际收益高于需支付的利息，农户则会产生信贷需求[11]。进而可分为以下三类信贷需求：一是有效信贷需求，通过已申请贷款的方式表现出来;二是潜在信贷需求，需求受到了利息以外的其它交易成本的限制;三是隐蔽信贷需求，考虑到抵押和风险方面的因素，
表2 农户认为申请也得不到贷款的原因
表3 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潜在信贷需求以及隐蔽信贷需求
需求受到了
非价格因素的限制。根据2011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中关于农户银行信贷需求的问卷资料，在2 973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家庭中，2 344戶没有申请贷款，占调查样本的78.84%;21.16%的样本农户(629户)申请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其中获得贷款的有201户，申请被拒绝的有428户。再根据农户未申请贷款的原因(见表1)和农户认为申请也得不到贷款的原因(见表2)，可得到样本农户有效信贷需求、潜在信贷需求和隐蔽信贷需求的分布
(见表3)。
2.变量设置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见表4。
表4 变量设置和说明
由表5可知，通过Spearman、Pearson和Kendall相关性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高，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而Breusch-Pagan检验、Bartlett同方差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表明，数据呈现出明显的异方差性。为了提高模型的精确度，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分布特点，选取加权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表5 各变量的VIF值
3.结果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农业补贴对正规信贷需求
表6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影响因素(加权Probit模型)
注：*代表10%水平下显著，** 代表5%水平下显著，*** 代表1%水
具平下显著。
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由于农业补贴大多数是事后补贴，增加了农户的资本，起到了信贷抵押的作用，从而增加了农户信贷需求，这与Ciaian等(2011) 的研究结论相似[12]。虽然农业补贴的作用显著，但绝大多数农业补贴金额位于250～500元之间，总体效应需要加强。非正规金融方面，基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及其他民间集资借贷提高了农户对正规信贷的需求，这与刘西川等(2014)的观点相近，该研究认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互补性，从一个部门获得信贷可以增大从另一个部门的信贷获得性[28]。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金融资产、车辆以及房产等实物资产对正规信贷需求具有抑制作用，合理的解释是，具有较多资产的农户在有资金需求时首先倾向于内部资金积累。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人均收入、家庭負债、风险偏好、是否工作、政治面貌、户主性别、户主户口和学历等都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产生了刺激作用，而对未来的经济预期、户主年龄等对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具有抑制作用。
4.稳健性检验
表7是采用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相比加权Probit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和单个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显然加权Probit模型能更好拟合样本数据，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无论是加权Probit模型还是Logistic模型都表明，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提高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7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注：* 代表10%水平下显著，** 代表5%水平下显著，*** 代表1%水平下显著。
四、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表明，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会刺激我国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适当增强农业补贴力度。农业补贴变相增加了农户资产，可以直接提供生产(消费)资金、弥补交易成本或者分担交易风险，从而提高其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我国的农业补贴主要是生产性补贴，因而通过“农业补贴—刺激农业信贷需求—扩大农业生产”的路径，农业补贴起到了很好的政策性引导作用。不过目前的农业补贴力度有限(户均250～500元)，政策效果不明显。因而从政策资金引导作用的角度来看，需要加强农业补贴力度。二是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互补性，非正规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各具优势，因而在扩大正规金融支农的同时，应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使二者发挥良好的“1+1>2”的协同支农作用。三是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房产、车辆等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是家庭财富的积累，是农户内源性资金的重要来源，可以减少农户对外部信贷的依赖。因此，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加农户财富积累，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其受到的信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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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Are Agricultural Subsidy and Non-formal
Finance Stimulating Regular Credit Demand of Farmer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FS Survey Data
LIU Yong1， LI Rui2
(1.School of Art， Law and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081，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ubsidy; non-formal finance; formal finance; formal credit demand; credit restriction; effective credit demand; potential credit demand; concealed credit demand
CLC number：F832.36;F323.8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8)02-0009-08
作者：刘勇 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