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差距（精选九篇）
知识差距 篇1
事实似乎也印证了笔者这一推断, 据海关统计, 1至5月, 中国进出口累计贸易顺差229.7亿美元, 减少35.1%, 贸易规模虽有增长, 但却是在去年糟糕的数据基础上的增长, 不能与金融危机前相比, 而且顺差进一步减少且低于预期, 说明我们面临的贸易形势不容乐观。
5月以来,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财经专家分析, 投资者甚至已经开始探讨希腊退出欧元区之后, 欧元是否会崩溃, 5月14日, 欧盟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这不仅开创了欧盟对华反补贴的先例, 也是欧盟首次对中国同一产品动用双重贸易救济。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以各种面孔卷土重来, 其中, 看似理由最正当且中国最容易被攻击的保护主义形势之一, 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因为中国是世贸组织的一员, 而入世时中国承诺全面履行TRIPS协议 (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要求, 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有近十个年头,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化, 与之配套的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在内的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做到了熟稔国际经济贸易法律, 但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与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因此在遭遇与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时, 中国的司法体系是否能经受考验是个疑问。
所谓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就是凭借国家的司法力量对知识产权权利进行调节和分配, 保障知识产权立法的贯彻和实现, 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打击破坏侵害知识产权的各种行为, 通过司法程序, 审查行政行为, 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具体途径是通过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者国家公诉人向人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刑事、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民事法律责任, 以及通过不服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处罚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进行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 以坚持正确的行政处罚或者纠正错误的处罚, 使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三大基本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为核心, 相关法律及法规规章为补充的基本满足TRIPS协议最低要求的法律体系, 立法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这是司法保护体系的基础。
根据TRIPS协议和各国相关立法通例,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民事诉讼保护、刑事诉讼保护和行政诉讼保护。经过近30年的努力,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执法机构基本完备, 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已经能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司法保护三大职能。
然而, 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执法程序仍然有和TRIPS协议不相吻合之处, 容易成为对方加以攻击的口实, 具体表现在:
著作权法中有众所周知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对盗版侵权打击不够问题和知识产权滥用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在具体案件执法审判时的不足, 比如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对于同一事实和案件既涉及民事责任又构成犯罪的, 采用“先刑后民”原则即先审刑事部分后审民事部分, 这不符合著作权案件的现实, 首先, 著作权侵权是否构成犯罪, 先要判断对著作权权属、侵权行为能否成立等民事问题, 且这些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 法官的判断顺序其实是“先民后刑”的, 因此现行“先刑后民”原则与法官的判断顺序矛盾, 从而对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次, 著作权侵权行为延续时间较长, 收集证据难度很大, 而且往往起诉时侵权行为仍在继续, 权利人利益被侵害的程度仍在加大, 因此要有效地保护受害人, 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就需要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固定证据, 而这些措施目前只在民事诉讼法中有规定, 在民事诉讼中采取, 单纯的刑事诉讼无法做到。这样, 先审完刑事案在审民事部分会耽误保全措施的及时实施, 最终有可能导致对权利人不能予以及时救济;再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除非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否则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侵犯知识产权案属于自诉案件。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及上述司法解释均未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具体标准做出明确规定, 并且在审理民事案件 (原告自诉) 过程中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可能达到犯罪的标准, 而原告没有提出刑事自诉的情况下, 法院应当在何种条件或情况下将该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这使法官对一些侵权案件是否移送公安机关难以把握, 因此实践中很少有将审理中的著作权民事侵权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况, 这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对侵权人的刑事处罚, 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处罚力度, 没能实际履行TRIPS协议要求从严处罚盗版侵权等问题的义务。
对于侵犯著作权是否构成犯罪在认定上也比较困难, 因为著作权法47条虽然规定了8种侵权行为, 但只笼统地规定“明确规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具体规定刑罚的是刑法的217和218条, 可是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却只规定了5种侵权行为, 另外3种是否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则没有说明, 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 而且刑法中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罪名只有两个即217条的侵犯著作权罪、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显然太少, 不足以涵盖纷繁复杂的侵权行为, 且刑法中对著作权作品范围的认定比著作权法第3条要狭窄, 这就造成了对于刑法没有规定的严重侵权犯罪行为无法定罪量刑, 无法满足TRIPS协议的要求。
即使不考虑刑法量刑罪名设置单薄的问题, 刑法也还存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定罪量刑标准过高的问题, 体现在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中不仅要求客观上有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而且该行为必须达到“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主观上则要求“以营利为目的”, 其随后的司法解释规定“数额较大”是指3万元以上, 但具体是指什么数额, 其具体量刑时采用的“违法所得额”和“非法经营数额”两个概念是有冲突的。2004年《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解释》第12条则明确规定: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 制造、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 很明显“非法经营数额”高于“违法所得额”, 2004年的司法解释使用非法经营数额的规定解决了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标准的量化问题, 但由于刑法中采用的是违法所得数额的计算标准, 这样就造成了两种金额标准混存的局面, 给法官执行造成了困惑;另外, 在对已经被确认构成犯罪的被告进行处罚时, 除主刑外, 往往有附加刑———罚金, 但刑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罚金的标准和数额, 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容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不公平现象。
从法院执行角度来看, 问题也很多, 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基层法院没有知识产权庭, 不具备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条件, 使很多地方有了案子没法审;各地执法标准不一, 一件相同的案件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往往产生不同的判决, 典型的如驰名商标认定问题;知识产权案件多且专业化较强, 而在此领域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法官严重不足, 于是出现了办案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情况, 而且由于我国法官按照干部制度要进行岗位流动, 往往知识产权庭的法官刚熟悉了业务就被调到了其他庭, 而从其他庭新调来的法官又不懂行, 近一步降低了判案质量, 这种法官少、专业性差的情况还导致法官往往就案办案, 顾不上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梳理和总结, 无法将宝贵的审判经验和共性规律提供给继任者和社会大众分享, 这是一个无形的损失。
对于这些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只要理清思路, 还是不难得到改观的。首先, 对于司法保护执法存在的问题, 除了完善立法外, 也要根据执行中的尴尬和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从执法程序上说, 具体有: (1) 著作权可以适当考虑“先民后刑”的特殊处理顺序, 先确定著作权权属以及侵权达到什么程度, 以采取及时有效的保全措施, 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2) 在自诉案件中, 当侵权达到何种程度法官可以将其移送公安机关, 应给与明确的标准; (3) 对于附加刑——罚金, 著作权法应规定处罚标准和金额, 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4) 在全国各级法院应设立知识产权庭, 由专业法官进行审理, 取消知识产权庭法官的轮岗制度, 同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解决案子多法官少的局面; (5) 要求法官定期总结交流庭审经验, 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积累判例财富。 (6) 在具体执行上, 可以考虑加大力度发展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裁定, 因为仲裁时间短、手续简单、专业性强, 一方面解决了大量知识产权纠纷不能及时审理的问题, 另一方面解放了法院, 法院专门去审理纠纷严重, 双方无法达成任何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件等。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振兴, 国际贸易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矛盾和交锋不断涌现,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虽然在入世后进步明显, 但与TRIPS协议相比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漏洞明显, 很容易授人以柄, 造成被动。今年国际经济形势更加复杂,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 本文将TRIPS协议与中国商标权保护立法与执法现状进行了详尽分析和比对, 阐述了中国最新的商标权保护体系与TRIPS协议的差异, 探讨了以商标保护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对贸易的影响, 以期未雨绸缪, 防范商标贸易保护于未然。
关键词：商标权保护,TRIPS协议,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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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秀贞, 全毅, 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摩擦及对策[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 (2) .
知识差距 篇2
杨光润：一提中国制造汽车和世界大牌汽车，大家会异口同声认为最主要是有差距，作为奇瑞掌门人，您总括一下我们到底和世界大牌汽车在制造上存在哪些差距?
尹同耀：中国汽车工业的差距，从技术上没有差距，从品质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
假如从奇瑞公司来说，在管理上来说，我们有些管理跟日本是有差距的，跟欧美不一定有差距。
因为中国是一个做产业的民族，最大的差距是品牌的差距和市场营销能力的差距，因为我们市场化的时间很短，我们的品牌出去才几年，品牌是比较长期积累的过程，这个方面有差距，品牌的差距导致市场营销范围的差距，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改变的，在质量上要上去，比如过去30年取得的进展完全是我们中国人用我们的双手干出来的，这30年我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0年前我们国家外汇储备是1亿美元，现在是两万亿美元，这是两万倍的差距。
30年前中国汽车是什么?用人家的车拿过来改头换面，成立我们自己所谓的品牌。现在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技术也卖出去了，到人家国家那里去建厂了，到俄罗斯去了，要知道中国人造汽车还是俄罗斯教的。
知识差距 篇3
1 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现状分析
1.1 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都得到了显著地增长, 但不容忽视的是二者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统计, 1990年至2012年间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5.7倍, 高达19860元, 而农村名义人均纯收入仅增加到7828元, 城乡居民名义收入比达到2.54∶1。据图1可知, 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三阶段上升的趋势, 1990-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明显, 1998-2006年开始缓慢扩大, 2007年至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攀升的态势。
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分化体现出来。据分析, 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支出差额从1990年的406元扩大到了2012年的7000多元, 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比从1990年的1.7∶1扩大到2012年的2.16∶1, 所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江西省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动与之呈现同步变化的态势 (如图1) , 而且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
1.2 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分析
江西省城镇和农村具有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居民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 江西省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 因此消费的稳定性较强。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 江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 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稳定, 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 因此消费支出的非稳定性波动十分明显。
由图2可知, 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可以用线性方程拟合。因此, 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 储蓄意识较强, 最终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潜力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支撑。
2 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 本文所有数据都取自于《江西统计年鉴 (1991-2012) 》, 具体的计量分析采用Eviews 6.0完成。
在模型的设定上, 用y表示城乡消费差距, 具体数据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减求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 用x来表示, 具体数值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出。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 我们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1990年为基期) 对以上数据进行了平减。另外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 对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进行对数化处理, 记为lny和lnx, 因此模型设立如下:
ln y=α+βlnx+ε
2.2 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对于非平稳序列的方程估计, 容易造成不能预测未来信息的“伪回归”, 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检验方法来判断, 其中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IC准则自动选取。由图2可以看出, 两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因此ADF检验选择既含有趋势项又有截距项。由表1可知, 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 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因此可以确定二者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注:△表示一阶差分。
2.3 协整检验
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是正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先决条件。本文先对lny与lnx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可以得到协整方程如下:
以上结果表明, 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9, 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非常好, F值为2326.267, 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88, 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扩大1个百分点, 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增加0.88个百分点, 也通过了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检验。然后对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 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因此说明lny和ln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协整向量为 (1, -0.88) , 即1990年—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非常显著。
2.4 误差修正模型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lny与lnx具有协整关系, 即江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因此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建立模型如下:
从以上结果看出, F值为14.03, 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为4.28, 通过了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在误差模型中, 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所以, 从短期来看, 1990—2012年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 将导致消费差距拉大0.66个百分点。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为-0.68,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表明当短期变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以 (-0.68) 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3 缩小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创造农民的消费需求, 是刺激江西省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增强国民经济内在动力的重要方向。
3.1 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为了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 首先季节调整三大分配关系,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应增加劳动力要素的分配比例, 尤其是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加快城镇化进程, 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技术进步, 努力就地、就近建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企业, 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创造更多的就业途径和机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生态产业的要求, 积极、有序的引导农村居民进入非农领域, 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3.2 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 稳定农民收入增长预期
当前政府的转移支付应向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困难群体倾斜。首先增加农村的教育支出, 优化三级教育结构, 提高义务教育水平, 尤其是农村幼儿的教育水平。其次增加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支出, 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确保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医疗卫生器械和医务人员的到位。在提高农民生活方面,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摩托车、家电、电脑等电器下乡的实施力度, 不仅可以开拓农村市场, 还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发展。最后应建立农产品收购与价格补贴的长效机制, 解决农民丰产不丰收的问题, 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 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3.3 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 缓解甚至解决青壮年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显得尤为重要。其次重点应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 使广大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助, 不至于因病致贫致困。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统一使用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 构建出一种长效机制, 为进城务工人员和失地农民等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及其基本的生活消费水平提供保障。
摘要：近年来江西省的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最终消费率却逐年降低。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性因素。随着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波浪式上升, 农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1990—2012年的数据, 对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人均消费支出差异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城乡消费差距出现的直接诱因, 而城乡消费差距的存在进一步加深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不平衡;在此基础上, 提出缩小当前江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促进农村消费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差距,最终消费率,协整分析
参考文献
[1]韩立岩.中国收入—消费关系的协整分析与模糊分析[J].管理世界, 199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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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差距 篇4
教育新闻中国青年报邬志辉2015-06-15 07:35 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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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日，湖南邵阳，隆回县三阁司镇刘辉雨老师在教3名学生用直尺测量。CFP供图（资料图片）乡村优秀教师不愿意留守乡村，城镇优秀教师不愿意到乡村交流，师范院校优秀学生不愿意到乡村任教
如果仅保留乡村学校却无法配备优秀教师，留守的贫困家庭子女无法接受有质量的教育
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以公民精神去鼓励教师为乡村孩子服务，只能激发少数先进分子的责任意识
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重点在乡村，关键在教师。现在来看，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状况依然令人堪忧，乡村教师年龄老化、知识退化、方法旧化等现象非常普遍，优秀人才不愿去、一般人才进不去、不合格教师退不出等问题非常突出。要建设一支真正“进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队伍，迫切需要给予乡村教师特殊的支持。
近期公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视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基点，给予乡村教师特别的支持与关照。
城乡教育差距的根本是教师的差距
之所以要给乡村教师以特殊支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教师是第一教育资源，城乡教育差距从根本上说是教师的差距。
教师是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关键，是一切重大教育变革的核心力量。在硬件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硬件配置的不足，教师的作用是任何其他资源都不能替代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 从年龄结构上看，乡村小学50岁以上教师占比22.75％，而城市只有4.65％，“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乡村31～50岁的中年教师仅占42.97％，远低于城市学校72.67％的比例，处于十分严重的“中年塌陷”状态；
从专业知识来看，在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知识测试中，省城教师得分为78.95分，县城教师得分为60.84分，乡村教师只有38.40分；
从教师的专业出身来看，乡村学校非师范专业出身的教师占比23.21％，城市学校非师范专业出身的教师仅为9.03％；
从代课教师所占比例来看，乡村学校代课教师比例为10.54％，而城市学校代课教师仅为4.08％。
如果没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受过专业培训、认真负责且得到充分支持的乡村教师队伍，那么提升乡村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将无从谈起。
乡村教师岗位变得越来越不具竞争性
第二，乡村教师岗位缺乏吸引力，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地位。
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教师配置实行的是计划体制，当时的中师生遵循“哪来哪去”的原则，一般回到家乡所在县进行再次分配。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实行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政策，教师资源的配置机制发生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教师岗位变得越来越不具有竞争性，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具有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较差、升迁机会少等次要劳动力市场特征。
从工资上看，省会城市小学和初中教师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2799元和3331元，而乡村教师平均只有2343元和2305元；
从工作量上看，城市教师平均每周上课13.6节，而乡村教师平均每周课时为18.5节； 从职称晋升上看，城市小学和初中教师评上小学和中学高级职称的平均年龄为40岁和45岁，而乡村小学和初中教师却要等到46岁和51岁才能评上高级职称。
我们的调查已经证实，乡村优秀教师不愿意留守乡村，城镇优秀教师不愿意到乡村交流，师范院校优秀学生不愿意到乡村任教。这种状况既伤害了乡村教师的教育情感，也损害了乡村学生的教育利益。
教育发展得不好，底层群体没有机会向上流动
第三，拥有优秀教师是乡村学生的应有权利和人生福祉。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在中西部老少边穷等边远贫困地区。这些地区贫困人口相对集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比较严重。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乡村学校吸引优秀人才的能力日益减弱。然而，随着乡村学校的大量撤并，但凡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往城镇读书了，目前还留守在乡村学校的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如果村小和教学点撤并了，他们很可能会面临失学的危险。如果仅保留了学校却无法配备优秀的教师，那么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仍然无法接受有质量的教育。
在“知识改变命运”和“教育蕴藏财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分层化的教育无疑是对社会公正的严峻挑战。一般来看，教育被认为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如果教育发展得不好，底层群体就无法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也将影响教育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还有4032万乡村学生，占总数的29.2%，279万乡村专任教师占总数的32.6%。确保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他们都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的命运，是发展乡村教育的重要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为他们配备优秀的教师。
为乡村学生配备优秀的教师，主要路径有三种： 一是法令规约路径，即由国家立法规定教师在一所学校任教一定年限后必须到附近乡村学校任教相应的年限。在城乡教师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的情况下，这种强迫是缺乏道义基础的。
二是公民责任路径，即倡导个体从公民责任出发，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从教、到乡村学校从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以公民精神去鼓励现职教师或想成为教师的人为乡村孩子服务，只能激发少数先进分子的责任意识。
三是自由选择路径，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与学校在教师劳动力市场中基于双方自愿的原则进行选择。到什么样的学校任教是教师的个人选择行为，这其中没有强迫，也没有违背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教师全凭职业提供和道义责任进行抉择。政府的道德自觉是教师个体道德自觉的前提。如果政府对乡村教师岗位给予特殊的支持，让乡村教师职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那么教师就会在公民精神和自由选择之间取得平衡，最终造福乡村儿童。
仅靠提高工资还不足以吸引优秀教师赴乡村任教
第四，给予乡村教师特殊支持是教师公平的体现，是学生公平的前提。
城乡教育公平既是城乡学生的公平，更是城乡教师的公平。在城乡教师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背景下，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乡村教师岗位要想吸引到足够多的优秀教师，就必须为乡村教师提供额外的激励，用以补偿他们在不利条件和环境下所付出的额外劳动。
我们的调研发现，当初期月工资达到4000元时，就有79.4%的在校师范生愿意去乡村任教。当然，仅仅靠提高工资水平还不足以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赴乡村任教。因为教师不只在意工资水平，还在意专业发展、尊重和认同、职称晋升、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以，要实现大量优秀教师自愿选择去乡村任教，让乡村学生也能享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必须要为乡村教师岗位提供足够好的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和发展机会，给予全方位的特殊支持。从整体设计和具体举措来看，《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通过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推动城市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重要举措，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来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这样全方位、多角度的特殊支持将有利于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有利于乡村学生享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有利于阻止乡村地区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和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作者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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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差距 篇5
1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表现方面
1.1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伴随着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而愈加显著。由表1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2008年与2013年相比, 城乡居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差值277.72元。同时, 农村居民的收入基数小导致从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城镇居民快于农村居民, 由2003年的2.61倍扩大至2013年的2.76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3年相关数据得出.
1.2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农村中占大多数的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拥有量少、增长幅度小, 而占少数的高收入者财产性收入拥有量多、增长幅度大, 导致了财产性收入差距在不同收入阶层居民之间越来越明显。由表2可以看出, 在2008年至2012年, 农村高收入户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低收入户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17.35倍、24.41倍、15.92倍、15.96倍、16.80倍。由此得出, 农村高收入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明显高于低收入居民, 说明占少数比例的高收入居民拥有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 财富正在向少数人集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中。
1.3 区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区域条件、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优化结构以及理财投资能力等方面也制约着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得。由表3可以看出, 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在2012年东部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的4.12倍和3.73倍。以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高的北京市为例, 人均财产性收入是当年广西省农村居民的31.84倍。除此之外, 由于财产具有衍生性, 财产性收入差距在高低收入区间内反映更为明显, 还会受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影响 (蔡亦敏, 2009) 。
2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成因检视
2.1 财产原因
居民的财产基数拥有量、区域经济的发展、投资市场的健全、社会保障的水平以及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都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密切相关。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决定着所拥有的财产数量。当前, 我国居民财产占有不均衡、群体差距较大, 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而财产从收入中转化而来, 农民长期以来收入水平过低、财产基数较小, 不利于财产规模的累积而限制了财产性收入的获得, 从而扩大了城乡居民在财产性收入上面的差距。其次,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也受到财产结构的影响。土地、住房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来源, 财产性收入主要为储蓄存款且金融理财产品不多。例如农民对土地只有承包经营权, 在现行土地流转制度下, 能够从中获得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少;同时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虽然较大, 但住房价值较低, 能通过租赁等形式在房产上获得财产性收入也颇受掣肘。
2.2 发展原因
经济发展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起着基础性作用。从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区看来, 东部优势明显, 拥有资源、技术、人才优势等, 造成地区间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机会的不均等;中部位于内陆腹地较为偏远, 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单一, 多为银行储蓄利息收入;西部地区的资源相对匮乏, 而且受到自然条件制约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发展缓慢。由此, 东部地区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途径多元, 而中西部较为单一。其次, “马太效应”也影响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冷崇总, 2013) 。“马太效应”会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产生不同作用, 发达地区具有更为强大的发展潜力, 也有更充足的资源聚合能力和人力资本, 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就越多元。以2013年最高的北京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例, 北京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716.4元, 对比发展相对落后的广西省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53.9元,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额由2005年的569.7元扩大到2013年的1662.5元。
2.3 市场原因
资源配置的手段是市场, 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金融市场中获得, 财产性收入拉大差距的成因之一就是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价格涨跌变化幅度。在房地产市场中, 据数据显示, 2012年底全国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7.09m2, 其中砖木结构就达到15.92m2/人, 市值仅仅为681.90元m2。在土地市场中, 我国不适宜居住的生态脆弱地区就占到55%, 此外, 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基础。但是农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难以在农信社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下得到满足, 同时也没有相对适合农民投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因此, 农民不能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偏好来决定自己的投资途径, 特别是匹配中低收入阶层的、风险较小而安全性较高的理财投资产品明显缺失。
2.4 制度原因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影响着财产性收入差距。在以户籍制度和资源配置制度为特征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 农民面临着投资机会不均等的困境, 严重阻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 政府公共投入差距明显, 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分割问题, 医疗保障、义务教务保障都主要集中在城市, 长此以往, 城镇居民的人力资本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充足, 从而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得以提高, 最终增加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而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投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如水利交通设施等。这些都阻碍了城乡融合及资源、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结合, 不利于农村金融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 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得不到保障。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及生活保障就是土地, 但目前土地产权关系模糊、未形成合力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也不完善, 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有效被发挥, 阻碍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得、拉大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
2.5 素质原因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理财能力, 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内因, 进而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得和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差距。
首先是教育水平, 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师资教育力量悬殊, 在东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高、师资投入充足, 而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投入欠缺。同时农民的知识储备有限, 文化素质偏低, 大多数农民缺乏市场意识, 也难以具备需要专业性较强风险投资能力和拥有规避风险的预判能力。特别是更为偏僻地区的农村居民, 对有风险的投资途径更是避之不及。其次是理财能力, 其财产性收入的多少和个人的投资意识、偏好和抗风险的承受能力息息相关, 这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获得的成因。而且在农民组织化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同时, 相当多的农民在进行市场投资时都是以个人主体独立参与, 因此多会选择投资风险相对较小的储蓄手段从而得到收益也较少的利息收入, 而高风险、高收益的有价证券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青睐, 从而影响了财产性收入的获得。
3 缩小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3.1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理顺分配关系, 在确保增加农民收入的条件下促进收入再分配的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时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各类社会保险等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次调节, 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给增加居民的财产基数提供条件,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也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公正。效率和公平并不矛盾, 效率是调动积极性的关键, 而公平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也是衡量效率的圭臬。在稳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 不仅要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也要拉近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 着重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因为农村居民一直以来徘徊在较低收入状态, 抑制了其财富积累的速度, 所以不仅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进一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切实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从而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异。
3.2 促进经济发展
从整体上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 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首先培养农民从业技能, 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 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进程, 也让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切实利益。其次, 制定相关措施, 大力扶持农民创业积极性, 使其工资性收入得到提高, 最终加快其收入资本积累, 为获得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同时, 促进城乡一体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要加快城镇和乡村间良性互动,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 对产业、土地、人口、资源等这些资源要素进行整合, 通过规划引导, 加速城镇产业的聚集, 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
3.3 完善市场体系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 “要保障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探索农民增加住房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为维护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权益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房地产市场中, 农村房屋租赁市场和买卖市场要在确权、确证、市场操作规范的条件下进行,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权益。此外, 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市场也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 政府与金融机构应贴近市场, 拓展出适应农村居民的周期短、风险低、收益高、收效快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 为闲散农民的资金创新出一条投资途径, 使得农民财产性收入得以增加。
3.4 加强制度建设
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入手,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最根本的制度是土地制度、土地关系是农村最基础的生产关系、土地权益也是农民最大的利益情况下 (韩长赋, 2014) ,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 允许金融机构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 会极大解放农村生产力, 使土地价值在市场中流通得到充分体现, 农民也才能从中拥有真正土地性财产收入。因此, 要在确权、确地、有证转让、规范公开的市场操作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条件下, 在原来的占有、使用、流转、收益等权益的基础上, 再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的权能, 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韩长赋, 2014) , 缩小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其次, 要拓展农民增收途径,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建立投入增长稳定机制, 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和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一, 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建立相应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健康保险制度, 也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 在自我保障的前提下逐步增加社会统筹的比例。第二, 进行农村社会救助, 对农村中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农民, 通过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救助, 使受救助者能继续生存下去。第三, 进行农村社会福利救助。对农村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缺少劳动能力等特定对象提供相关社会公益性救助, 只有增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局面, 使农民可以安心地进行流转土地, 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3.5 提高农民素质
农民的自身素质不仅关系到新农村的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也直接影响自身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素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要大力投入农村教育师资力量, 还要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 也可以通过农村社区和村委会为农村居民开展投资致富的项目。同时, 还可开授一些投资基础课程培训, 转变农民理财投资的观念, 提高对风险的分析能力, 尽可能地规避投资风险, 调动农民的投资热情, 为加快财富累积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蔡亦敏.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问题探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9 (4) .
[2]王婷.增加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评析[J].当代经济研究, 2012 (7) .
[3]冷崇总.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思考[J].价格月刊, 2013 (3) .
[4]赵华伟.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解决途径[J].改革与战略, 2010 (9) .
[5]张丹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相关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人民论坛, 2014 (6) .
知识差距 篇6
关键词：县级政府,财政差距,GE指数,省内差距,省间差距
一、引言
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是当前县级政府预算内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规定由各省具体制定省以下财政体制。总体看来,现期省以下税收划分仍具有行政集权和财政包干的色彩,并形成财权向上级政府集中、事权向下转移的倾向(阎坤,2007)。在不改变事权的条件下,上级政府纷纷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弥补基层财政支出缺口。1999年县级总支出的40%来自于转移支付,而国家级贫困县甚至高达61%(陈锡文等,2002),2005年县级总支出的42.93%来自于转移支付。
2002年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进一步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为了推行改革,保证目前财税体制的平衡运行,中央增加了“农村税费改革”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在缓解县财政支出压力,特别是“保工资、保运转”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均等化目标受到忽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服务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
目前对省级财政差距研究较多,对全国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研究较少。县财政差距可以分解为省内差距和省际差距,这与各县财政状况不仅牵涉到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还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关。本文选取我国七省内所有县级政府为样本,以2000-2005年为样本期间,采用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GE)指数和广义熵因素分解法等工具考察了样本县财政差距的表现,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平衡效果如何?农业县财政差距和非农业县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表现?在县级政府各项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中,哪些项目扩大了财政差距,哪些项目缩小了财政差距?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部分采用不同的指标分别测算了样本总体、农业县和市辖区的财政差距,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采用因素分解法衡量各收入项目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和绝对贡献;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几点启示。
二、方法和数据
地区财政差距一般以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表示。县级政府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总收入包括本年收入(R1)和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两部分:本年收入包括当年的税收和部分非税收入,总收入下平衡部分包括政府间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和其它未包括在本年收入中并增加收入的部分。总支出包括本年支出(E1)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两部分,本年支出包括当年的所有支出项目,总支出下平衡部分包括所有政府间上解支出和未在本年支出中包括的支出项目。各项目的关系如下式:
其中ACS表示年终结余(1)。按照Tusi(2002)的分析框架,县级政府用于辖区内的财政支出可表示为:
(2)式右边各项构成县级政府本年支出的来源。表1列出了我国县级政府2005年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各大类科目。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部分收费项目包括在其它收入中。税收中营业税、其它收入和增值税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农业税类(2)的比重较小。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包括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从表中看,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中转移支付收入几乎占到了一半,财政自给率与分税制改革前相比大幅度下降(王春娟、焦雨生,2007)。2005年县级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和2002年后增加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返还(3)(见表2),占转移支付总收入的33.2%。1994年后,税收返还在转移支付中占主要地位,但这项返还以税收来源地为基础,有利于发达地区,1998年后,随着专项补助(4)增加,税收返还在总转移支付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黄佩华,2003)。除税收返还外,转移支付收入还包括过渡期转移支付补助(2002年起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体制补助(和体制上解)、结算补助、专项拨款和其他补助(5)等。Zhang(2001)和Wong(1997)认为,专项补助分配具有拉大各省差距的效应,原体制补助平衡了各省之间的财政差距,但是相应项目对县级政府差距的影响效应如何,研究还较少。
注:最后一列数据是各收入项和支出项占总收入或总支出的比重。数据来源:财政部预算司《2005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06年出版。
(一)总体财政差距、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
笔者首先运用GE指标和基尼系数测算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GE(Generalized Entropy)指数也称广义熵指数,算式如下,
其中,fij=,Nij/N,=ΣJj=1Σiji=1fijeij。N代表人口数,eij代表j省内i县的人均财政支出,代表各省以人口比重加权的人均财政支出。根据GE指数将整体差距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的特性,笔者将样本县按省分组,测算样本县的省内财政支出差距和省间财政支出差距,分解公式如下,
其中W表示省内差距,B代表省间差距,其它变量含义同(3)式,笔者测算c=0和c=2时的GE指数(Ic(e),c=0,2)。同时我们运用基尼系数(IG(e))测算各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以进行对比。
(二)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
为了测算各收入来源项目的差距对财政支出差距的贡献率,Tusi(1998;2002)利用Shorrocks(1982)提出的GE因素分解法建立了分解各收入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贡献率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一框架,j省份i县的本年支出Eij可以表示为:
其中rpij(p=1,2,…P)表示R1中第p种税收的人均值,tqij(q=1,2…Q)表示R2中第q项转移支付补助减去E2中同类上解的人均净收入,δij表示年终人均结余(ACS)收入。(6)式也可以表示为以下向量形式,其中e,r1,r2,…rP,t1,t2…,tQ,δ分别与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及结余项相对应。
通过分解,财政支出总差距I(e)可以表示为:
(8)式右边的分别是税收和转移支付净收入对财政差距(e)的绝对贡献量,相对贡献率表示为:
若s(v;x)满足Shorrcks(1982)提出的一系列条件,s(v;x)可表示为:
其中cov(v;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和的相关系数,var(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的e的自相关系数。如果cov(v;e)结果为负,那么相应的v有缩小差距的作用,反之则有扩大差距的作用。
本文利用2000-2005年中国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七个省份(6)所有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一般预算财政收支数据,运用GE指数和基尼系数测算了样本县财政支出差距,并运用GE因素分解法和由Tusi(1998;2002)建立的分析框架考察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仅以预算内财政数据为基础:本文所指的财政差距仅指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差距。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部预算司和国库司编写的2000-2005年各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7)和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印的2001-2006年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三、总体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与分析
将样本县按省分组,表3列出了所有县区的总体财政差距(e)以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为了考察城市和农村地区各自的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趋势,我们还分别选取了农业县(er)和市辖区(eu)并考察各自的总体财政差距状况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
注: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出。
表3中采用三项指标的衡量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表明财政差距对指标的选择较敏感,但从图1的变化趋势上看,三项指标均在初期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其中I0(e)和I2(e)在2001和2002年急剧下降后缓慢上升,IG(e)仅在2001年有轻微的波动。样本中市辖区的财政差距逐年下降,其中I0(eu)和I2(eu)在期初大幅下降后降幅趋缓,IG(eu)的变化较平稳;与市辖区相比,三项指标所衡量的农业县财政差距I(er)都是逐年上升的。由于总体财政差距是农业县和市辖区差距按照人口加权的结果,逐年增加的农业县差距I(er)抵消了市辖区I(eu)的下降趋势而使总体财政差距I(e)扩大。从影响程度来看,市辖区间财政差距较大,期初甚至达到农业县差距的两倍以上。这一结果说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间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总体财政差距,但随着农村地区差距扩大,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返回到逐渐扩大的趋势上来。
就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的测算结果看,c=0和c=2时的省内差距都大于同期的省间差距。样本总体的省内差距在期初都有较大幅度的缩小,这也许与各省在2001或2002年间完善省以下分税制、均衡省内地区差距有关,但2002年后省内差距又有缓慢上升的趋势。省内的均衡性支出一般投向欠发达的农业地区,对农业县省内差距的影响较小。同期一省内部市辖区的差距缩小,省间差距增加,表明各样本省份省内城市的发展差距缩小,同期各省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从绝对指标看,农业县和市辖区的省内差距均大于省间差距。
四、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与分析
(一)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相对贡献率
2005年各收入项目对财政支出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如图2所示。因为各时期地区间总体差距I(e)不同,所以相对贡献率s(v;e)的变化趋势并不与S(v;e)的变化趋势相同。
1. 税收项目差距对财政差距的效应。
图2中税收收入差距主导了地区间财政差距,其中与二、三产业发展关系密切的增值税、营业税、房地产税等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较大:2005年营业税贡献率为24%,其次是增值税。大部分省都将包含小税种的其它收入划归县级财政,其它收入占县级政府税收的比重在1994-2005年间增加了1倍(8),贡献率也从2001年的10.2%增加到21.4%。城建税的贡献率在样本期间比较稳定,保持在5%左右。企业所得税的差距贡献在2001年是27.4%,2002中央和地方实行所得税分享制度后,该税的贡献率保持在10%左右,与此类似,2005年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率为4.76%,比2002前降低了近1倍。但可以预计,这类税收的贡献率随经济发展还会升高。与流转税、所得税相比,农业税类对财政差距的贡献要小得多:2005年农业税取消后,农业税类中仅包括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为8.46%。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规模较大,农业税收入较多,所以这部分收入差距对整体差距的影响较小(9)。
2. 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效应。
图2显示了各转移支付项目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度,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补助、原体制净补助和当年结余收入有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税收返还和其它补助则扩大了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包括省对县和(或)市对县的补助,一般按照地区财政供养人口数和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计算补助规模,2005年这部分收入仅抵消了0.6%的财政差距,没有发挥弥补地区间财政差距的预期作用,原因是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事实上是在省、市、县之间分配,到县一级政府数额缩小,相对规模也缩小;另外,支付公式制定中的“往年”影响或“讨价还价”也会对平衡作用产生负面作用。相比较而言,专项补助和原体制净补助对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较大。税收返还继续成为拉大样本县间财政差距的“补助”项目,2005年税收返还差距解释了样本县20.4%的财政差距,而2002年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曾达到34.3%,下降的原因在于样本县财政支出中来源于税收返还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下降。其它净补助(10)解释了样本县1.6%的财政差距。
注:图中VAT表示增值税;BST表示营业税;UMT表示城市维护建设税;ENT表示企业所得税;PIT表示个人所得税;AGT表示农业税;ORV表示其它收入;REB表示税收返还;NOS表示原体制净补助;NER表示专项补助;IGT表示过渡期转移支付;NOR表示平衡部分的其它收入和补助项;NSR表示当年结余收入。
(二)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绝对贡献
表3列出了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绝对贡献的变化趋势,是各年份相对贡献率与样本县绝对财政差距I0(e)的乘积。各收入项目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不一定会与绝对贡献同向变化,这还要取决于各年份I0(e)的变化。可以看出,解释了地区间财政支出差距的绝大部分。产生样本县税收收入差距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构成,如增值税规模与地区GDP水平和非农产业发展状况相关(Tusi,2005);其次样本地区省以下分税制度差异也影响了县级政府各类税收的收入水平,表1是样本县所在省份税收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划分情况。表3显示,2001年后,各税收项目的绝对贡献随着总差距的缩小而缩小: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绝对贡献在2002年均有大幅度缩小,这可能与当年企业所得税由全部归地方所有到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有关,2004年企业所得税的贡献度又有上升,个人所得税贡献度较稳定。增值税差距仍然是引发地区差距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贡献度在波动中有下降的趋势,营业税和其他收入类的贡献度有些上升。由于样本县在产业结构上有较大差异,如山东、四川和湖南是农业大省,所以农业税类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一直在0.02左右波动,而城市维护建设税在2001年后变化较小,比较稳定。
中央进行税收返还后,各省一般会继续向下一级政府返还,但各省内的返还制度不同(11),表1中税收返还占县级政府总收入的12.37%,这部分收入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差距,但表4显示影响正在减弱。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效果好,但规模较小(见表1),2004年开始发挥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预计作用还会继续加强。其它净补助包含对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补助,其中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减免补助主要投向农业地区,这部分收入在期初扩大了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但影响逐渐缩小。原体制净补助和专项净补助的贡献值在样本期内变化不大,均缩小了财政差距。另外年终结余项缩小了地区间的财政差拒。
五、结论和几点启示
(一)结论
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表明:七省县级政府总体财政差距较大,且2001年后有上升趋势,其中市辖区间差距较大,但趋于下降,而农业县的差距较小,但在不断扩大。表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之间的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县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但随着农业县财政差距扩大,这种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逐渐回到扩大的趋势上来;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省内差距大于省间差距,表明中央政府平衡各省财政差距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省以下财政分配没有起到平衡地区差距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突出均等化特征。
对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税收差距较明显,县级政府增值税、营业税收入分布的地区差距较大,企业所得税差距和个人所得税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转移支付项目看,税收返还扩大了县一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原体制补助和专项补助都缩小了地区财政差距,从差距贡献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上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缩小财政差距的贡献较少,原因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且增长速度小于专项补助,另一方面也与公式设计不规范、均等化目标不明显有关;包含“增加工资补助”、“缓解县乡困难补助”等政策补偿性补助的其它补助项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差距;专项补助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最明显,这与Tusi(2005)得出的专项补助缩小地区差距作用较小的结论相反,这一结果可能与样本的选取有关系。
(二)几点启示
1.
目前县级政府承担大量上级政府“下放”的责任,但基本没有正式的税收权力,税收不足使县级政府预算内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加重。但当前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均等化目标不明显,影响贫穷地区县级政府的发展潜力。
2. 县一级政府“逆均等化”趋势显现。
均等化目标仅仅是地方政府多重目标组合的其中之一,甚至还是较次要的目标。由于缺乏监督,上级政府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有被挪用和挤占的情况,难以达到均等化的预期效果。相关研究表明,一些长期接受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伏润民等,2008);袁飞等(2008)经实证分析认为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扩大有因果关系,原因是在禀赋比较少的地区,由于发展经济有劣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扩大财政供养人口以建立本地政治支持网络或保证地方稳定。
3. 适当调整事权有利于县级政府财政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在一些以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重新划定政府间事权。张丽华、汪冲(200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单纯依靠转移支付制度的改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地区差距是不可能的,只有将农村教育事权上划中央政府和财政才是解决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最佳选择。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加,财力差的地区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效益外溢性服务的提供越来越勉强,随着信息化程度提高,地方政府提供的效率优势减弱,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或中央政府提供从效率上和解决外部性的角度是较合适的。
4. 如何降低政府间制度改革中的谈判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配置也往往取决于上下级政府的政治谈判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区域间财力平衡等目标往往无法实现(Basley&Coate,2001;Ebel&Yilmaz,2002)。本文中财政差距中的省内差距状况证实了在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谈判成本更大。
5.
3克的差距 篇7
对瓶装水而言,生产商在水处理上的成本基本差不多,都需对水源进行必要的过滤、净化与杀菌。康师傅在保证饮用水分量不变的情况下,将瓶子作为其控制成本的重点,继而研发出目前国内市场上最轻的瓶装水瓶子。
通常情况下,550毫升瓶装水的空瓶重量是17克,而康师傅矿物质水的空瓶重量为14克,握在手中,消费者很难感受到这3克的差距。但对饮料生产商来说,一个17克的空瓶和一个14克的相比,差距不仅是3克,而是上百万的利润。有人估计,康师傅空瓶减下来3克重量,每年就能在原料成本上节约600万元。正是3克瓶重的差距,让康师傅矿物质水的销量一路领先。
衢州虽然属于浙江,但是衢州人的口味比较特殊,比其他江浙人的口味要重,爱吃辣,可又不同于川湘的麻辣,做菜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虽然上海也有一些衢州风味的饭馆,但大部分衢州人不可能天天下馆子,更何况为了适应上海本地的顾客,那些饭馆也早已不是正宗的衢州味儿了。
这对小夫妇一商量,何不开一家经营地道衢州土特产的商店?
两人一调查,发现上海只有一些超市经营少量的衢州杂货,还没有一家专门经营衢州土特产的商店。于是两人立刻倾其
所有,又回到家乡说服亲友,凑了八万元钱,在上海闵行区开了一家“衢州乡味”土特产商店。他们把商店装修得非常古朴,还特意请了衢州一位书画名人题写了招牌,因为能给本土增光,那位名人分文不收。
店面准备妥当后,小夫妇便回家收购土笋干、鲜柚皮、干紫藤等土特产。乡邻们疑惑,人家是大城市,咱们这些农村货,会有人要吗?
为了把乡土味儿做得更足,小夫妇还特地从家乡招了几个年轻营业员。开张之后,这满眼的乡货、满耳的乡音,不仅吸引了大批老乡,也招来了许多追逐新奇的上海人。第一个月,夫妇俩就获利一万多元!
经过五年的打拼,“衢州乡味”发展起来了。目前,已经在上海开了6家分店,并且开始往南京、苏州等地挺进!
透视居民消费差距 篇8
一、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是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领域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要滞后于城镇居民10～15年。从城乡居民消费内部结构看,城镇居民消费增速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增速,城乡居民消费差异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消费比(农村居民为1)由1998年的3.5扩大到2008年的3.6,其中有3个年份达3.7～3.8;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仅绝对额相差较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756元,仅占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526元的27.8%),而且近十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历年环比增速虽然大多数年份略高于同期城镇居民的增速,但均低于同期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增速,从而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逐年扩大。如果将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十年前(即1998年)的水平,按现在农村居民人数计算,将可以拉动消费总需求增加近17000亿元,约占2008年全国GDP的5.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6%,占城乡居民消费总额的15.7%。
我们再来算一笔城乡消费潜力帐。目前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速度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了3亿多人,目前仅农民工人数就高达2.3亿人,其中有近1.5亿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尽管每年约有1000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并初步实现农村居民的城市化,但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目前全球平均有28%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我国目前仅15%。另据中国市长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报告披露,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城镇化水平不足20%,此后每年几乎以1%的速度发展,到2009年末,我国共有设市建制的城市655个,城镇化水平己升至46.6%。虽然我国国情决定着农村居民不可能全部向大城市和城镇流动,但我国城市化发展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必须要提速发展。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13526元,农村居民为3756元,两者消费差异达6768元,如果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增量按城镇居民的50%、目前农村居民人口按50%计算,这些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每年的消费支出将增加近18000亿元。这将极大地改善我国目前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即使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今后可望进一步提高,但目前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将大大缩小,农村居民消费整体水平将迈上新台阶,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从整体上完成第三次消费升级转型的任务可望基本实现。从目前现状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质量以及耐用消费品平均拥有量均存在很大差距,其消费潜力很大。
(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差距。
由于受目前消费环境、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的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偏向于满足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在我们选定的四类居民主要消费品(食品、居住、衣着、用及服务性支出)中,近十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整体上虽逐年降低,但目前仍有近一半的消费支出用在了食品消费上面;而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和用及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其比重变化的绝对差距起伏不大。
(二)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
我们选取了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主要以粮食和蔬菜为主,奶及制品消费量最少,主要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但从消费比上看,其消费数量明显少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消费的奶及制品、猪牛羊肉、水产品和禽蛋及制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农村居民。这说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质量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其消费质量明显高于农村。
(三)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距明显。
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多少,也是衡量居民家庭富裕与贫穷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因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差异,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差距明显。在2008年12种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中,农村居民仅摩托车的拥有量高于城镇居民,其余11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摩托车拥有量较低主要还受使用方面的限制。除了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热水器、微波炉等)外,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外,近年来陆续走进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器、家用电脑、摄像机、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其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差距更为明显。这也同时说明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很大。
二、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居民消费差距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形成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还同时形成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差距。其特征主要体现在:
(一)地区之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明显
2008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达27343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83元)的2.3倍,比同期人均消费水平最低的地区西藏(3504元)高出6.8倍。人均消费超过或接近万元的地区还有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重庆、辽宁和山东;人均消费不足5000元的地区有贵州、甘肃和云南。
(二)农村居民的地区人均消费差距大于城镇居民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异系数达5.7 (即高消费地区与低消费地区人均消费水平的比值,下同),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系数为4.4。
(三)不同地区居民的城乡消费差距也不尽相同
2008年全国居民的城乡消费差异系数为3.6,其中消费差距最大的地区是贵州省,其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系数高达4.7,其他差距较大的地区还有甘肃(4.0)、西藏(3.9)、宁夏(3.9)、重庆(3.9)、广东(3.8)、新疆、陕西和广西分别为3.7;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小的地区是江西省,其差异系数仅1.5,其他差距较小地区还有北京(2.2)、江苏(2.3)、上海(2.4)、浙江(2.4)、天津(2.6)、黑龙江(2.6)、福建(2.7)、海南和吉林(2.8)。
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在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东部沿海及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相对偏低。2008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达13435元,分别高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年消费支出的45.3%、39.8%和33.8%;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年生活消费4802元,分别高出中、西部及东部地区居民所生活消费的42.2%、67.5%和29.1%。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食品消费所占比重嗯格尔系数),东部地区的居民都要低于其他地区的居民,说明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后,正在逐步追求文化及精神方面的高质量需求。
三、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之间消费差距
根据目前我国城乡住户调查信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在我国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之间,亦存在较为显著的消费差距。我国目前农村住户调查将农村居民划分为5个等次,不同等次居民消费差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的增加,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吃的消费比重不断降低,而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和用于购买生活用品的消费比重逐步提高,用于衣着消费的比重则相对稳定。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中,中、高收入居民生活消费质量明显高于低收入的居民。从2008年城镇居民购买和消费的主要商品看,中、高收入居民消费的数量普遍多于低收入的居民(如高收入居民消费的猪牛羊肉、酒类、瓜果、奶制品和服装大多高出低收入中困难居民的一倍以上);再如从2008年每百户居民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上看,在11种主要耐用消费品年末拥有量中,高收入户的拥有量普遍高于低收入户,不仅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彩电、电冰箱、空调、热水器和移动电话等),高、低收入居民仍有不小的差别外,近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陆续进入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家用汽车、电脑、摄像机、健身器材、钢琴和消毒碗柜等),高、低收入居民之间家庭拥有量的差距更是相差甚远,在城镇约5%较为困难的居民家庭中,家用汽车、电脑、摄像机、健身器材、钢琴和消毒碗柜等拥有量几乎为零。
四、不同年龄阶层的消费者差异
“80后”乃至“90后”的崛起,形成了我国目前居民消费市场上的新生一代。由于新一代成长与经历的社会经济环境与传统一代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和改善,他们带来了全新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对我国居民消费市场走向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与导向作用。如果对新生一代的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行为正确地加以引导,将对扩大我国居民消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升级转型产生积极意义。传统一代与新生一代居民的消费差异可以从表2中看出。
收入差距固化社会阶层 篇9
10年过去, 物是人非。回头看看, 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 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 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 破产的破产, 失业的失业, 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时, 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
与此同时, 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 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 出入高档酒楼, 乘坐头等舱或软卧, 住星级宾馆, 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 在位置最好、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 不用打卡, 公派出国, 疗养, 免费医疗, 脱产学习, 带薪假……他们就是在全中国遍地开花, 全面掘起的新兴阶层, 就职于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的庞大群体。
真实而模糊的收入差距
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简单推算一下, 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 20000个厅级, 好几万到十来万县级, 较发达地区权力阶层职员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 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 而这是“合法”的收入, 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 南方某地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有两部车, 而且很正常。对公职人员来说, 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 医疗交通吃喝等等, 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
尽管没有权威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日益恶化, 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逐年下降却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通过辛勤劳动和工作已经不能达成“小康”生活的梦想,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的恐惧始终萦绕在老百姓的心里。收入分配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收入差距显然不是一个新话题, 它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走入人们的视线, 今天之所以格外受关注, 有其自身的背景。由于房价、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 大大增加了普通公民的生活开支, 其生活质量及其预期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 大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财富越发向上层集中, 而压力逐渐向底层转移, 这种巨大的不公平与不公正成为最能挑动公众情感的社会热点之一。
按照社科院社会保障室主任张展新的看法, 目前判断收入差距的主要依据是基尼系数, 但基尼系数计算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 一些能够降低收入差距因素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 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 但是这个因素的作用在现有的收入统计中很可能被低估。当然, 一些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也难以准确估算。
相对而言, 普通公民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则要形象得多。1%的人是年薪百万以上, 9%的人是年薪10万以上, 90%的人是年薪2—3万。
不管怎么样,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收入差距所形成的鸿沟, 当大部分人群仍然在为生存所挣扎的时候, 中国已经悄然形成了规模世界第二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已经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动辄出现的腐败案件, 每每暴露出部分官员的极端奢侈生活, 与大多数居民生活压力增大, 不敢或者无力消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些无疑在直觉上强化了贫富差距的印象。
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
2010年3月, 随着北京邮电大学一个年轻博士生命的离去, 一份充满了血泪和无奈的遗书在网上疯传: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 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 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 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
越来越多的贫寒子弟难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 是一个冰冷而严酷的话题, 这颠覆了国人千年以来的价值传统, 成为新时期考验中国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冷冰冰的试金石。比起10年前苍白的知识分子, 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淮。垄断行业人员和公职人员之所以生活水平急剧提高, 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 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 但是绝对数量庞大。
“富二代”奢侈无度与“穷二代”蜗居等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温家宝总理曾不无忧心地说, 自己已经感受到现在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减少了。对低收入群体来说, 其后代可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上不去, 贫困延续, 在城市中如果这个群体庞大, 肯定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现象, 其背后分别隐喻的权利、财富与贫困的“世袭”, 已经严重考验中国的社会公平与秩序。
社会阶层的固化风险, 让很多青年遭遇奋斗的迷惘, 大批渴望城市生活的农村精英, 实实在在地面临着可能成为“房奴”的威胁与恐惧, 这种由农民转变成城市贫民的风险, 对众多常年奋斗在城市的农村精英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前不久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 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 覆巢之下, 纷纷裁员降薪。与此相反, 中国垄断企业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 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 垄断企业员工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 公职人员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阎崇年的帝王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 无不映照了这个社会核心阶层的形成。说明多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之后, 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质变, 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 一个“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
中产阶级的非典型成长路
房地产市场的数度癫狂、汽车时代的骤然来临, 都让人感到生活压力巨大的普通人惊呼看不懂。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与发展状况, 很多学者表示难以给出准确的概念。我国目前可能没有西方国家经典的中产阶级,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主, 但实际上即便不谈中产阶级的概念, 还是有一批人有着可观的收入。问题是这一部分人是谁, 比如说掌握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的人, 可能其收入增长得很快, 但是他又不报, 从其账户上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从消费上可以看出这样一点问题, 比如房价那么高也有人在买, 车的消费量也很高, 还有度假旅游等等。
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模式和西方的中产阶级模式可能不太一样, 收入来源的途径这还是一个问号。相当多的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员工, 尽管表面上收入不多, 但是实实在在地享受起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
作为改善未来中国收入结构的主力军中产阶级, 其非典型的特征, 显然难以承担改善中国未来收入结构的重任。应该说我国的中产阶级确切地说是中等收入阶层, 还是有的, 而且正在壮大。但是透明度不够, 而且让人琢磨不透。正因为如此, 很多严谨的学者甚至否定中产阶级的存在, 而代之为中产收入阶层的称谓。在很多人尚不能明确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现状时, 一些学者的中产阶级破产论又如重磅炸弹在渴望成为中产和准中产的人群中炸开了花。这种收入与支出双高而生活压力巨大的人群, 造成了中国所谓的典型的中产阶级不典型。而非典型的中产却典型地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非典型的中产阶级成长道路, 折射出中国当下的现实。
规范公权力为当务之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收入不平等归结为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二是结果的不平等。并认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如贪官污吏通过权力寻租、掠夺公共财产很容易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 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 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权力的滥用与被寻租。
很多权力阶层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 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 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普通职员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 一套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公职人员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 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 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 仅仅纪律处分了事。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仇视之中, 公职人员一方面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 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 或者投资移民, 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
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淮, 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而我国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 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以上。
不是市场就能解决不平等, 如果是一个靠行政性垄断的市场, 反而会加大不平等。比如金融、电信、电力。还有就是随着公共部门的日益庞大, 财政支出在增长, 社保基金也在增长, 这么庞大的公共资源还没有透明的、能够让社会公众参与的监督和管理体系。
以香港为例, 公务员提高工资水平要由几个委员会审议, 并经过议会辩论表决方可实施。我们完全缺乏这样的程序, 如果说真的借鉴国外经验的话, 不应该只在公务员怎样晋级怎么样考核等技术性的问题上借鉴, 更应该在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上多想办法。应该形成对公共部门的开放性的监督和制约, 部分政府机构仍然在搞分房, 这些钱哪里来?这不属于个人腐败行为, 但是, 这是以某种变通的方式动用公共财政资金来买房, 然后再以打折的形式出售给自己的公务员。面对这种情况, 应该有一个更广泛的, 让民众能够参与、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
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并不陌生, 为了解决庞大的就业压力, 我国始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抓手, 以鼓励就业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 更是推出了以4万亿投资为代表的经济振兴计划, 试图避免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综合问题的恶化。但是有证据表明, 以国有经济部门为主力的救市资金承接者并没有达到显著带动就业的目的。
事实证明, 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等于更不能替代积极的劳动政策。改变低收入者状况, 最重要的还是改善其就业能力和增加就业机会。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抱怨,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很难, 创业不太好搞, 有些法规得不到保障, 各方面盘剥比较严重。像房地产商任志强还在喊, 你说我房地产是暴利, 多少钱被政府拿走了!?可以想象, 有些本来利润率不如房地产那么厚的, 可能也受到盘剥, 这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家阶层、技术精英阶层的形成。
针对中国等亚洲国家面临的困境, 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建议。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积极的劳动政策与劳动保障环境是解决低收入者生存处境的相依相存的必要条件。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的同时需要把我们的法规建设真正落到民营企业, 市场化部门的实处, 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合同法》要全面实施, 尽管《劳动合同法》的个别条款社会有所争议, 但是《劳动合同法》中的平等劳动权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 一些城市发文件, 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进什么行业, 不能进什么行业, 只能是短期雇用不能是长期雇用等等。有《劳动合同法》之后, 就可以肯定这就是违法的所以说《劳动合同法》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机会已经定义出来了。《劳动合同法》, 还有最近要颁布的《社会保险法》真正落实下来, 肯定会降低收入不平等, 阶层固化的问题。
10年之前, 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 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 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 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