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媒体

公民媒体（精选十篇）

公民媒体 篇1

一、公民新闻的媒介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在于公众的主动参与, 以及传播媒介的及时性和广泛性。现总结公众广泛应用的传播媒介如下:

(1) 网络评论。网络评论是公民参与新闻评论最早的方式。主要是指公民在新浪、搜狐、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浏览新闻后, 可以在“我要评论”、留言板中发表自己的新闻看法。发表内容可以是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感受、对新闻事件的补充, 或者公众发表对媒体、新闻事件本身的批评或认同, 公众之间还可以在留言板进行观点的交流互动。媒体可以通过网络评论了解公众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和看法, 及时对新闻报道进行完善、补充、解释、说明, 以更好地引导大众舆论。

(2) 博客。2005年被称之为“博客年”, 博客也顺势成为公众发表个人情感日志, 对新闻事件看法的重要平台。一般情况下, 新闻媒体关注面较广, 发布的新闻数量较多, 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是公众关注的内容, 在微博中, 博主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编辑、整理、修改、汇总后的新闻信息发布在主页上, 方便读者阅读并获取有用信息。而且部分博主会以知情人的身份对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报道, 对新闻事件进行补充说明。信息价值高的博客往往拥有大量的粉丝, 粉丝与粉丝、粉丝与博主之间可以就新闻评论进行互动交流, 还可以对社会不公平问题进行批判, 呼吁大家关注弱势群体等。博客成为公众参与新闻评论、监督公权力的又一平台。

(3) 微博。微博最大的特点在于信息短小精悍 (字数限制在140字以内) , 实现了信息的同步传送。微博主要是朋友间相互分享生活趣事、描写生活状态、传播有价值信息的平台。由于微博使用的广泛性, 微博用户希望发布信息受关注心理的影响, 只要出现和公众利益相关的线索, 公众就会自觉转发, 通过转发信息不断的循环, 转发的人越多就证明信息的价值越大。而且微博在收集一手资料、揭露社会黑暗面、网络问政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微博成为公民新闻的有效平台是十分可能的。

二、公民新闻的影响

(1) 对记者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传统记者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对新闻事件的收集、写作和发表上。一般情况下只关心事件的矛盾和冲突点能否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 而对于事件的背景、原因、最终事件如何解决并不关心。随着公众新闻的出现, 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发布者, 公众对于新闻的需要不仅仅是事件本身, 而需要对事件的起因、结果及影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这对于记者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不仅需要具备深度挖掘信息的能力, 还要有评论的能力, 能够从公众的各种认识中, 认识到事件的本质, 并发表深度报道, 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2) 对主流媒体的反驳和补充。传统媒体是新闻的主要发布者, 其有权决定什么样的新闻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 而什么样的新闻被屏蔽掉。所以经常在国内出现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 而有关国内的负面报道则多是通过国外媒体或小道消息获取。为保证新闻的公正、全面, “谁来监督媒体”成为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公民新闻”由于题材多元化、报道及时性、关注问题敏锐而满足了公众追逐真相的需求, 随着事件的揭露, 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但可以监督传统媒体, 迫使其对事件真相跟踪报道, 而不能为了掩盖事实而进行虚假报道。在公民新闻的监督下,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媒体有虚假和扭曲报道事实的情况, 但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媒体的恶性行为, 起到了平衡媒体的作用。

(3) 有助加快民主化进程。公民新闻为大众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平台, 有助于有关部门了解不同阶层人民的心声, 加快民主化进程。例如, 税收问题、拆迁问题、警民冲突问题等, 尚未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但解决这些问题, 是实现民主化的必经之路, 大众通过公共平台发布的抱怨或是解决方案, 都可以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从而将问题的解决纳入日程。另外, 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 公民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或不幸遭遇通过公共平台进行分享, 以供其他人借鉴或规避。例如, 部分地区出现拐卖妇女儿童事件, 人们将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进行公布, 提醒大家小心防范, 增进了社会个体彼此的了解, 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三、公民新闻带来的启示

公民新闻的出现在监督新闻媒体、推进民主化进程、提高记者工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 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到网络中开始公开表达对公共事件的看法, 促进了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 但由于无法从制度上保证其发展, 大陆公民新闻的发展仍处在不稳定的、个人化的非体系状态, 主要表现在全社会的情感表达、“愤青”的呐喊、“民粹”色彩, 甚至是言语互相攻击的网络暴力, 同时也伴随着虚假、低俗化的信息, 这些都在瓦解公民新闻的价值。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制度的保证和媒介素养不够高。所以, 为保障公民新闻成为传统媒体的有力补充, 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加快相关制度方面的制定和大众媒介素养的培养乃当务之急。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新闻传播、报道不再是专业新闻机构的专利, 公民可以通过网络论坛、新浪微博、博客等平台及时发布新闻信息, “公民新闻”正成为专业媒体新闻有力的补充。“公民新闻”作为近年来的新生事物, 其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好坏有待考证。为此, 本文在分析公民新闻传播媒介的基础上, 指出公民新闻的影响, 并得出一定的启示, 以期对于发挥“公民新闻”的正能量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公民新闻,微博

参考文献

[1]丹·杰摩尔.草根媒体[M].陈建勋,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马梅.论政府、媒体与公民的“共同进化”[J].学术界, 2011 (6) :66-73.

公民与公民道德 篇2

公民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第一，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影响了社会协调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践证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社会的良好发展，更谈不上人类的全面发展。第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每一个公民都要在社会中争取做个道德规范的好公民；在职业生涯中做一个好工作者；在家庭生活里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广大党员也要起先进带头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第三，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的主体，各种社会关系就是人在其社会实践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所以，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也就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存在着不少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我们应该把开展这项建设同党员的先进性教育结合起来，同各行各业的建设结合起来，以公民道德建设为着力点，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公民不服从”与媒体表达 篇3

[美]汉娜·阿伦特 著 郑辟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定价：35.00元

公民不服从的可贵，在于这种精神是公民權利意识的雏形，因为它直接对抗制度设计中明显的缺陷和不公，并对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严正的质疑。

虽然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弘扬，“公民不服从”概念的内容和实践却越来越具有世界影响力。各个国家政治模式、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的不同，造就了它在内容、强弱、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就本质来说，这个概念的广泛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理性的全面提升，也成为社会公民寻求拓宽意见表达的渠道，并形成强大舆论凝聚力，在自身的正常利益遭受侵害却又无法得到合法保护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违抗和不支持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性遭遇挑战，并被“祛魅”。公民不服从的可贵，在于这种精神是公民权利意识的雏形，因为它直接对抗制度设计中明显的缺陷和不公，并对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严正的质疑。

亨利·大卫·梭罗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为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驱动力，汉娜·阿伦特、德沃金、约翰·罗尔斯等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地阐释。尤其是汉娜·阿伦特写于1970年的《公民不服从》对公民不服从运动本质的精辟阐述，无疑具有先验的启发意义。在她看来，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民结社传统的一种体现。这是对法律和政府权威的挑战，却因它明知违法而进行的公开活动，不同于背地进行的犯罪活动，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不过，汉娜·阿伦特也对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危险性进行了阐释，特别是稳定的公共世界和法理秩序将会遭遇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她的一番言辞对于公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中国当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鉴戒和训导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各地纷纷出现的抗击野蛮拆迁事件、非暴力群体性事件，正给政府的施政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当然，我们还不能忽略媒体在推进“公民不服从运动”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随着互联网这样一种人类史上具有颠覆意义的媒体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以博客、论坛等形式作为介入工具，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以传统受众的身份来面对媒体靶向性十足的灌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公民记者”，参与到传统的新闻制作过程中，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公民新闻”，绕开了传统官方媒体的一家独大，这使公民不服从运动获得了另一种媒体表达的崭新路径和渠道。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被广泛使用和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性话题被屡屡制造、渲染、评价、讨论和转述，各种声音和观点的力量以巨大的潜势集结在一起，各种对于社会的不满和怨怼情绪被无限地放大，在微博这个巨大的储水池里发酵。微博的使用者们完全不需要在现实中以集会、游行等形式来表达对立情绪，因为这样非常容易遭到体制的惩罚和追究。相反，网络空间的隐秘性以及微博的强大技术支撑特点，使得公民在表达不服从意见时，完全可以采用区别于现实空间里的直接对抗，转而用汉娜·阿伦特所总结的“非暴力”的形式来实现公民不服从。当真实身份被隐匿起来，人们完全可以抓住互联网的监管漏洞和缺失，法律的震慑力变相地被瓦解和削弱，强大的舆论场便在网络空间里快速和强大地形成起来。这不是传统媒体报道权的自然让渡，而是技术赋权，是新媒体技术可以被人轻易掌握和运用后，公民对原本专属于专业媒介拥有话语权的抢夺和竞争。

当然，真实社会里的话题向虚拟空间的转移，一方面消解了社会暴力对抗也就是以暴制暴的可能，但一方面，网络围观造成的对现实人物和时间的过渡介入，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干扰等问题，也凸显了阿伦特所言的公民不服从所包含天生的“危险性”。

浅析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 篇4

一、公民新闻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 技术环境

媒介传播形式的变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 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给公民带来新的互动平台与通信体验。随着博客传入中国, 公民可以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个人的信息内容。在这一时期, 产生了以图文形式为主要表现手段, 运用出位的言行、夸张的言辞博得网民关注的内容生产群体。这一时期以芙蓉姐姐、犀利哥等网络红人为代表。在这一时期, 公民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而是信息内容积极的生产者与传播者, 实现了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受众地位变化。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 媒介形式的多样化, 传统媒介传播模式的颠覆, 公民实现了媒介角色的主动逆袭, 话语权不再掌握在权威人士与媒介组织中。由此, 公民新闻开始在媒介传播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 媒介环境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传统媒体面临着失去受众的危险, 需要在改革中谋求新的发展。传播环境的变化导致传媒市场的游戏规则需要重新洗牌。话语权的分散, 受众地位的变化, 媒介融合的趋势, 导致公民新闻的出现。面对信息传播形态的变化, 公民可以在第一时间以直播、微博、视频等多种形式在不同的渠道进行信息传播, 分散在各地的公民已经成为新闻发布的潜在主体。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导致信息质量的筛选成为重中之重, 传统媒体的深加工能够有效弥补自媒体的信息缺陷, 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加工后报道出新闻真相。

(三) 理论环境

随着媒介话语权的分解, 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加强。提倡和维护新闻自由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的标准。为有效促进新闻事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向发展, 深化对新闻自由、新闻边界的理论研究是适应时代的发展。公民为了维持精神权利、自由表达的意志、监督舆论, 利用现代通信技术积极参与到新闻活动中来。自由新闻理论发展改变了公民的被动角色, 理论的现实指导促进公民维权意识的表达。自媒体的信息表达方式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 传统的评价管理方式被互联网的转发率、点赞数取代, 沟通渠道的多样化与表达平台的搭建, 降低了信息成本, 帮助公民自主地进行意见表达与信息交流, 促进公民新闻的产生与发展。

二、自媒体时代公民新闻的特征

(一) 传播主体的个性化发展

传统的新闻信息传播者以官方媒体或权威人士为代表, 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格局, 每一个公民都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 实现了传播主体的转变。公民主要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情绪特点发表信息, 更多地表现出个人的意识特点。公民通常在自媒体上传播与个人关联度最高的信息, 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导致公民新闻的出现立足于与个人的关联度之上, 许多公民新闻的发布者大多以第一视角发布亲身经历的新闻事件, 导致新闻的接近性与真实度得到了体现。

(二) 传播对象的小众化

以往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大多采用大众传播的模式,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 信息传播碎片化倾向明显, 新奇、简短、快速成为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信息的接受者大多由有共同兴趣特点的人组成, 呈现出明显的窄传播倾向。公民新闻的受众对象大多指向特定群体。对这一群体来说, 新闻的价值由与自身的关联度决定, 其多选择关注最能体现个人利益、个人需求的信息。

(三) 公民新闻的内容特点

捕捉突发事件。公民新闻主要是在第一时间发布公民个人随机遇见的新闻事件, 所以该类新闻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随机性。公民通过及时捕捉突发事件, 运用身边的媒体工具, 如手机、相机、DV等, 在事件突发现场进行记录, 在社交媒体上产生公民新闻。

直接表达民意。公民新闻在于公众将身边的新闻通过媒体渠道进行传播, 在最大限度内体现百姓生活的原貌。自媒体渠道拓展了公民的表达权利, 避开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环节, 实现了民意的直接表达, 帮助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直接了解百姓的观点与意愿, 实现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激发与调动。

开放性。公民新闻的体裁选择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 任何体裁、观点都可以在公民新闻中进行表达。自媒体上的公民新闻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公民意愿, 实现了新闻的自由传达。公民可以立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采写新闻, 通过自媒体渠道, 来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愿, 将传统媒体渠道无法表达的新闻体裁也进行表达。

三、结语

随着公民新闻在中国的繁荣, 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日益突出。它不仅为传统的新闻理论创新带来了新鲜血液, 也与主流媒体融合, 促进了传统新闻媒体业务发展。但是公民新闻的诞生也加剧了对新闻价值、新闻真相的考察与核实, 信息传播的便捷加速了流言与谎言的诞生。在自媒体时代, 如何发挥媒体渠道的多样化优势, 并加大对新闻质量的考核是新时代对媒介工作者提出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 译.商务印书馆, 2000:189-193.

[2]郑昀.浅析当前新闻策划中的误区及对策[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04) :122-124.

公民媒体 篇5

————学习《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体会 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推动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把社会公德纳入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突出出来，这不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必将对我国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公德是公民在社会交往与社会生活中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是可以加以普遍化的，并且是所有公民都能够做到的，它有更明显的公共性，维护的是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全体公民的整体利益，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广泛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因此，文明的行为方式、良好的公德意识不仅仅是个人优良素质的一种体现，而且对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与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以及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广大公民的道德修养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遵纪守法、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尊老爱幼、保护环境已蔚然成风，但一些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的丑恶现象也大量存在着，自私自利、冷漠歧视、破坏公物、破坏公共秩序等有损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乱砍滥伐、偷捕偷猎等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都对社会公德建设以及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德意识和公德水平十

分重要。

加强社会公德建设首先要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公德氛围，社会各方面应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宣传力度，公民也要人人以身作则，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加以舆论上的监督与鞭笞。另一方面，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社会公德加以规范也十分重要，比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对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有严格的惩处规定，严重的还将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而一些地方出台的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禁放烟花爆竹以及建立见义勇为基金奖励制度等地方性法规也

是推动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举措。

社会公德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公民的个人修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建设都有着引领的作用，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好的职工和好家庭成员的前提，同时社会公德也是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等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础，因此社会公德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把遵守社会公德作为加强个人修养、完善自身人格的基本功来付诸实践，使社会公德意识深入人心，从而

为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全 面进步，这是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在全民族形成共同理想至关重要。有了共同理想，才能有坚固的精神支柱，才能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有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重在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可以高度凝炼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个字，既弘扬了传统美德、继承了革命道德，又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新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时代特色。这20个字，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我们要宣传好这20个字，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们要实践好这20个字，使之成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主旋律；我们要通过宣传、实践这20个字，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道德规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到邓小平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每一个中国人成就伟大人格的根本所在。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就要让每一个公民都有爱国的思想、爱国的情感、爱国的精神、爱国的行动，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凝聚智慧和力量，统一思想和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道德建设群众性强、实践性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贵在自觉，贵在参与。只要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做到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就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我们社会的文

明程度就会

公民媒体 篇6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 隐私保护 新闻职业道德

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已经逐渐显现。近年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促进了中国社会民主建设的不断完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热点频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经历了多个事件舆情从形成、发酵、高潮、理性回归、淡化、平息的过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舆论监督过程的缺陷，需要媒体人深入思考，以促进中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机制的完善，使舆论监督更好的为社会的进步服务。

一、舆论监督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社会功能，及时准确的监督可以起到扶正避邪、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作用。舆论监督的有效开展有利于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促进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力保障。新闻舆论监督是公众了解、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重要渠道，是防止和纠正司法腐败，推进执法公正、文明执法，实现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舆论监督具有监督社会的能力，但同时也有可能在监督的过程中伤害到当事人的权利。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意在通过媒体对社会上热点事件的报道，形成对违法乱纪行为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其停止违法行为。同时激发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进而给予帮助，并且引发人们对于自身行为的深入思考。然而在实际的舆论监督及舆情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到既向社会公开透明的公布信息，又充分的保护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应当成为媒体人思考和改进的主要方向。笔者以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为例，做以下几点思考分析。

1、事件再现

在对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报道中，部分媒体不顾当事人隐私，曝光细节，引发社会质疑。2011年11月6日，受害人的丈夫杨武第一次把电话打给当地媒体，控诉妻子被联防队员强奸了，自己当时躲在一边。施暴者的家属一遍遍上门谩骂、恐吓。当地的一家媒体记者接到电话后，决定去看看。当这个记者听完杨武的哭诉，忍不住感叹：“你太懦弱了！”这句话，连同强奸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一起写进了新闻报道。

2、社会影响

该案经过网络发酵和微博转载，迅速成为当时的社会热门话题。而知名人士和知名媒体转载的微博，转载和评论数量均过万，仅仅一天时间，围观者对杨武“懦弱”、“懦夫”的评价呈几何式地疯狂增长。此后越来越多的媒体赶到现场即杨武的家中，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被集中传上网络，再加上微博转发，杨武、他的妻子甚至他们年幼的女儿，都一下子出现在公众面前。一家媒体针对杨武的自责，头版头条竟刊出“‘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标题。

3、新闻报道中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

马克思曾对报刊关于私人问题的报道作了如下原则性的阐述：报刊有责任揭示一般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应该揭发个别的人。指出个别的人，只有在不这样做就不能防止社会的某种祸害，或者事情在整个政治活动中已经公开，因而“揭发”一词在德文中已经完全失去其原意的时候，才是必要的。

陈力丹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隐私权”这个概念，但相当完整地说明了隐私权的内容和原则界限：第一，报刊不应当揭发与社会、政治无关的一般个人的私事，例如揭示他的姓名、地址和活动等等；第二，如果这种个人的私事涉及或者妨碍了社会生活，或这个人出于政治活动中，那么他个人的活动就不属于不应该揭发的私事，而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

根据以上分析，杨武案应该被认定为社会、政治无关的一般个人的私事。虽然杨武将事件透漏给媒体，但是初衷却是希望通过社会力量来谴责罪恶行为。媒体对于这起事件的报道，应该以舆论谴责为主要目的。但是实际上新闻媒体的报道，却使他们一家人的隐私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舆论偏离了其主线。

在传媒业中，有一些应该共同遵守的职业规范。例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的《职业伦理规范》提到：“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的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①那么媒体报道方向出现偏差的原因是什么？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媒体以其传播信息迅速快捷，接近普通民众，信息量巨大等特点，在成为受众重要信息源的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围观的平台。每一个网络受众都是一个围观者，大多数网民在看待某一社会事件时，都会结合自己的社会身份，生活经历并且掺杂很多个人情绪。即使受众尽量站在客观角度说话，然而微博和网络的强大传播能力，使得千万级数量的评论铺天盖地的涌向事件的当事人，不管这些评论是支持或是反对，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上升为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偷窥行为。新闻媒体的放大作用，使得被访者生活隐私被肆意宣扬，被访者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基本权利得不到妥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被访者隐私权的保护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刻不容缓的重要责任。那么如何保护被报道者的隐私权呢？

首先，要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强化从业人员职业信仰，不仅仅为了迎合大众而将一切新闻都娱乐化。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告诉我们，对于性犯罪案件当中的受害人应当给予隐私保护。然而，在这起事件中，一些媒体记者除了象征性的使用化名外，不但公布了受害者的住址，还不经同意就跑到受害者家中，提出各种让当事人难堪的问题。记者的镜头不仅对准了情绪悲伤的妻子，而且他们年幼的子女也未加任何保护的出现在镜头中。如此缺乏人文关怀的行为，实际上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其次，媒体报道应集中在谴责罪恶行为，弘扬社会正义方面，对事件做客观全面的分析。在这起事件中杨武和他的妻子都是社会弱势群体，理应得到社会大众的同情。导致他放任妻子受侮而不敢反抗的原因，不仅仅是其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更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原因。把报道的矛头指向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人，不仅不利于社会舆论对于黑恶势力的谴责，更会使无数像杨武这样无助的人对媒体望而生畏。以后即便再碰到不公的事情，也不会选择依靠媒体来解决问题。

第三，媒体应该注意报道的细节把握，把对受害人的伤害降到最低。处于受害中的人，无论其他人如何安慰，对于事件的回忆、叙述都必然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媒体需要通过事件当事人的叙述才能还原事情真相，向社会传达信息。不管是出于对职业道德的遵守还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新闻媒体都应该把对事件当事人的伤害降到最低。比如在杨武事件当中，媒体不应公布受害人的家庭住址，不应该大肆地对杨武的照片进行宣扬，更不应该一次次对受害的妇女王某提出各种让其难堪的问题，以及对其进行拍摄。

这体现的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也是媒体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媒体应该重新认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并且把人文关怀放在首位，不能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就不顾及当事人的尊严，不保护当事人基本的权利。

第四，媒体应该把握新闻舆论监督的度。向社会传递信息是媒体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媒体不仅要掌握好舆论的方向，同时要把握好报道的度，不能过度的把舆论指向某个方面，而不引导社会大众全面地思考问题。

学者陈力丹指出，新闻传媒从业者在进行新闻活动过程中，要明确一条原则：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精神交往论》[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2

（作者：均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研究生）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探析 篇7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信息公开

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出现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新媒体时代。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处于主动地位,而在新媒体时代,媒体首次成为被动方。新媒体时代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媒体时代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受众需要的媒体[1]。这种主被动关系的转变不但引起了媒体发展的根本性变革,而且也影响到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一、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应然状态

新媒体时代带来的变化赋予政府与公民关系以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使得传统的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应然状态随之变化,呈现出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应然状态。

第一,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被授权与授权关系。洛克指出,人们自由安排自己的生命、生活和财产是人们不能侵犯的权利。人们遵循自己的理性以维持社会秩序。但由于缺乏执行判决的措施和执行人, 最后结果就是所有人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证。为维护自身权利,人们组成公民社会,推举出政府执行法律。公民个人权利的让渡构成了政府权力,公民与政府签订契约,公民将权利委托给政府,而政府则践行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2]。因此,政民关系首先应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或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奎德提出,政策分析员在进行政策分析时,应知道谁是他的委托人。政策分析员在进行政策分析时必须面对不同利益集团,但最终要面对的是整个社会,人民才是他的委托人。 政府应更多关注公众和社会需求,关注公共福利事业[3]。新媒体赋予人们更多资源与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需求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因此,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是新媒体时代下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应有之义。

第二,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基础的治理与自治的关系。新媒体使信息传播速度大大提升,与公民自身利益相关的事件得到公民广泛关注,公民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将目光置于公共事务之上,开始意识到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寻求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使得公民自治能力不断加强,特别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公民社会逐渐发展,民间组织的发展使得推进公民自治逐渐成为政府改革的重点。另外,不同于以前政府对社会各方面的管制,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为了适应新的转变,逐渐将政府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因此,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基础的治理与自治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新媒体时代下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一大特色。

第三,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应是以政民良性沟通为特征的合作性伙伴关系。政府与公民的这种关系体现在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而公众积极表达自己的愿望与需求,参与民主管理过程,与政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政府与公民的伙伴关系有利于政府做出公民满意的决策, 从而缓和政府与公民的矛盾,使公共政策得到良好执行,提高政府执行效率,也使政府得到公民的认同。政府与公民良好沟通是创建这种关系的首要条件。只有进行良好的沟通,政府才能明确公民的需求,提供公民真正需要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也能不断完善自己的公共决策。新媒体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更迅捷、高效,并不断丰富沟通的渠道,让沟通更加便捷。

二、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实然状态及成因

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输的模式、更新了旧的传媒理念,还为政府与公民关系带来了良好的转变。但在实践中,两者的关系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政府忽视公众需求,过度干预社会。封建社会政府的专制统治以及建国以来政府为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所采取的以国家为主导的举措,使得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关注过少。新媒体时代来临后,社会与国家的协同进步推动了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关注,但政府对公众需求给予的关注度依旧过低, 主要体现在政府在做出公共决策时,常将其价值天平向利益集团倾斜,而忘记人民对它的委托,最终损害人民的利益。另外,政府常会盲目扩张自身权力,导致对社会的过度干预。虽然我国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将属于社会的权利下放,但在生活中仍旧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现象,体现在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团体的过度干预。

第二,公民意识薄弱,公共利益代表缺位。新媒体的发展使公民已经越来越能意识到保障自身权利与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但封建专制的长期存在、中国短暂的工业社会发展阶段、现代社会的竞争以及中国人民文化素质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精神的形成,最终影响公民意识的培育。另外,集体行动的一些特点使公共利益代表常常出现缺位。奥尔森指出,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当集体进行活动时,每个成员都能从活动中获得利益,当然也包括那些没有参与行动的人,而那些真正参与行动的人却往往要付出一些代价甚至要牺牲部分自己的利益。于是大家都会发现自己的最好、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旁观”。这种大家都想“搭便车”的后果,就使公共利益无法实现[4]。

第三,政民缺乏良好沟通,政府公信力缺失。新媒体使公民得到低成本、高效率的沟通方式。但影响政民沟通的因素依旧存在,主要体现为三点。首先,公民非理性参与政治生活,这主要是由群体心理特征导致的。勒庞认为,群体具有不需负责、传染性及强暗示性的特点,这易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时表现出非理性的状态[5]。其次,网络信息过滤机制缺乏。新媒体赋予公民传播能力,但也降低了把关人的作用,缺乏过滤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引起网络舆论的畸形,产生流言。最后,政府网上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政府官员的特权思想与腐败行为是阻碍政府信息公开的根本原因。一些官员为了私利,热衷暗箱操作,损害公共利益。官员正是运用公众与政府信息的不对称来获取私利。同时,官员由于腐败和低效运作而不愿将政府信息公开,因为公开后不但会被追究责任,而且会受到制裁,失去腐败的机会。这三点都影响了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也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另外,虽然政府总是声称他们代表公共利益,但各行各业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影响行业标准的制定,干预政府监督管制指标的制定,从而使得自身公信力的缺失。

三、改善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行动建议

为促进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良性发展,笔者在研究相关文献和时代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从公民角度出发,公民社会的发展依托于公民的公共精神,否则公民自治是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公共精神的培育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努力,但是公共精神的主体还是公民自身。因此,公民要依托社区资源,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明确自身主体地位,从而培育自身的公共精神[6]。另外,公民受益于新媒体的发展从而获得了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然而,由于群体行动暗示性强等特点,致使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中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因此,公民要理性参与政治,在事件真相揭露之前不随意发言,特别是名人明星更应谨慎发言,以免误导公众。

第二,从社会角度出发,首先,社会要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学校是公民走向社会前的学习场所,公民的公共精神能保证政府的效益,只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公民才会具有这样的意识。亨廷顿认为,一个人受教育水平与参加政治活动的概率成正比。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应通过居民活动对居民进行教育以培养其公共精神。其次,建立社会激励机制。奥尔森认为,社会要创建适合的奖励机制,嘉奖为集体福利做奉献的成员,处罚没有分担群体行动成本的“搭便车者”,创造关注公共福利的社会文明和运营体制以打破困境[4]。最后,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对新媒体的监管不仅要依赖政府法律保障,信息服务企业也应净化网络环境,治理不实信息进行,引导传播不良信息的网民,对其进行约束与处罚。

新媒体时代“公民参与”的现实困境 篇8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公民参与”,话语权,困境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媒介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 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政治, 发出自己的声音, 表达不同的观点, 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新媒体使普通民众获得了一部分话语权, 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大大推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然而种种迹象表明, 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公民参与”概述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核心概念。“公民参与”的概念源于古希腊, 古希腊时期实行城邦制, 城邦内所有政事决策都需要经过城邦全体成年男子组成的公民大会的批准。古希腊城邦制中, 除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外, 所有公民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 这是最早意义上的“公民参与”。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由西方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提出。国外学者认为, “公民参与”是实现民主的工具, 是政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国内关于“公民参与”的问题研究不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俞可平的观点。他认为, “公民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

二、新媒体时代“公民参与”的困境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公民参与”的途径大大增加, 但也带来了文化、技术、制度和市场上的困境。

(一) 文化困境:公民文化匮乏、素质低下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经济蓬勃发展, 大大提高了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 公民文化的发展却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大部分公民沉迷于物质享受当中, 不注重提升自我的内在修养, 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不参与社会公共事件, 这一方面也是由公民文化素养低下造成的。中国实现义务教育的时间不够长, 虽然基本实现了“扫盲”, 但公民要真正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当中, 甚至参与政治决策, 不是仅仅识字就可以的, 培养公民的政治文化素养需要长时间的积淀。由于新媒体的发展, 我国年轻一代成了“低头一族”, 完全抛弃了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们通过手机认识世界, 所有获取的信息都来自网络, 关注的多是明星娱乐话题。可见, 即使新媒体技术再强大, 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件仍然受制于文化因素。

(二) 技术困境:数字鸿沟的存在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普通民众能够通过更多、更简单的途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政治生活不再遥不可及, 其渐渐成了人们日常能接触到的事务。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并不新鲜, 它是确实存在的。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之间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差距, 各地区居民也会受到影响。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个人接收信息的能力, 不同学历的人群之间也存在信息鸿沟。对于想要参与政治生活的公民来说, 互联网的发展确实方便了他们的政治参与, 让他们在了解公共事件、自我表达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途径。但对更多的人来说, 可能由于地域发展水平、文化素质的限制, 让他们在利用新媒体接触公共事务、表达自我的时候显得更加困难。

(三) 制度困境:公民自由和政府管制的冲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以及新媒介的出现, 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取信息、发表意见、表达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 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然而由于自由和权力的冲突, 针对互联网, 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了严格的管制措施。一方面, 政府积极发展科技, 推动互联网的发展, 甚至利用互联网推进社会民主进程 (如政府开通微博, 问计于民) ;另一方面, 政府又不断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 在各个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查。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之下, 公民在网络上的自由表达、获取信息等也无疑会受到一系列的限制。除此之外, 公民同时也会受到另一种看不见的管制。公众可以从技术上获得自由, 但也同样会受到技术的控制。技术所承载的信息是人为控制的, 而技术掌控者一般都有自己的立场, 他们在输入信息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表达观点, 而接受信息的公民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技术掌控者的情绪所左右。甚至技术上的设定也会左右公民在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 如何接收信息、发表意见等都隐藏着设计者的预设, 而民众则在使用过程中被潜移默化地塑造成了设计者想要塑造的形态。

(四) 市场困境:传媒业的市场化导致媒体道德缺失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对于资源配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传媒业的发展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配置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如过度追求利润, 导致传媒业怪相频出。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大量报道明星娱乐事件, 而对于社会公共事件则敷衍了之。不过这种情况似乎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介出现后得到了好转。近几年, 微博在一些公共事件中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 公民通过微博等新媒体了解到了更多的相关信息。可惜我们过于夸大了微博等新媒体的作用, 市场化浪潮同样也影响到了新媒介。被人们认为是自由讨论平台的微博, 其热门排行长期被明星炒作、广告霸占, 社会公共事件往往是昙花一现, 被海量的信息淹没, 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后就不了了之, 普通民众几乎不会去继续探寻事情的答案。打开各大门户网站, 明星花边新闻、广告、娱乐等信息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公共议题少得可怜。媒体已经沦为了赚钱的工具, 丧失了职业道德。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 “公民参与”的途径大大增多, 但也面临种种困境。公民文化匮乏、言论自由与控制的冲突、传媒业的道德沦丧等都是社会民主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不管是政府还是传媒, 为了社会民主进步, 都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喻国明.解读新媒体的几个关键词[J].广告大观 (媒介版) , 2006 (5) :12-15.

[2]孙少威, 陈莉.公民社会视域下的网络传媒[J].理论观察, 2008 (2) :121-122.

[3]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J].当代传播, 2010 (2) :73-74.

[4]时红燕.信息技术时代的公民参与[J].青年记者, 2008 (8) :51-52.

公民媒体 篇9

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这个术语, 最早由曾经担任美联社主编的肯特·库伯 (Kent Cooper) 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哈罗尔德·克洛斯曾于1951年在隶属于美国新闻编辑者协会的信息自由委员会中担任法律顾问, 随着他所著《国民知情权——进入公共纪录及审议过程的法律权利》一书的出版, 知情权的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1]从内容上讲, 知情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和获取信息的权利, 后者还包括寻求获取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以及向国家机关请求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

知情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愈加突显, 客观上要求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对其加以确认和保护。任何权利的实现都要依托具体的法律制度, 知情权亦不例外。1766年, 瑞典颁布了《出版自由法》, 成为世界上最早以法律规定知情权的国家, 但知情权真正引起各国的关注是在20世纪后半期。1966年, 美国颁布《信息自由法》, 其中涉及保障公民知情权, 使知情权成为较为完整的法定权利, 1976年, 美国又通过《阳光下的政府法》, 和前者及其他法律一起构筑起知情权的法律体系。随后, 信息公开法和知情权被引进其他国家, 并且迅速地在各国确立地位。2002年1月, 我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于2008年5月生效。

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大众传媒则在实际操作中成为公众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途径和机构。就知情权而言, 大众传媒所拥有的权利并不比普通的公民多, 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政治和民主权利, 而不是媒介单独享有的权利, 因此实现知情权的主体并不单是媒介, 还包括公众。大众传媒业作为一项独立的职业, 是以搜集、发布信息为主要职责的, 相对于个体公民而言, 它搜集、发布信息更迅捷, 更便利, 更丰富, 因此媒介就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 媒介机构就成为信息的主要发布者和传播着, 公众知情权的实现途径就主要依靠媒介。

公共危机事件一般指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公共危机事件的性质决定受众对他的关注度非常高, 尤其对于那些处于公共危机事件影响范围内的公众更有迫切知道的愿望, 而且从新闻价值的角度讲, 公共危机事件能引起广大受众的兴趣和关注, 有较高的新闻价值, 媒体应及时予以报道以满足公众需求, 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二、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未能有效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表现

1. 报道不及时。

国内媒体在一些重大事件报道中总是“慢三拍”, 在危机事件发生时通常会考虑的是“及时上报”, 还是“及时报道”?在这种“制度性耽搁”下, 大众传媒往往错过了及时报道的最好时机。“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 中国媒体刚开始的失语让西方媒体占据了话语权, 而西方媒体更多的是扭曲性报道, 接下来中国主流媒体才对此事件进行公开报道。如果中国媒体能及时报道, 把真实信息及时地传达给受众, 将拥有更多话语权。

2. 传播低俗新闻。

大众传媒日益市场化的今天, 使经济效益成为大众传媒追求的目标之一, 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大众传媒忽视了自己的职责, 把那些不受法律保障的、无助于受众文化水准提高的内容发表出来, 表面上看是满足了受众的需求, 但实际上是对受众知情权的践踏。2008年5月19日出版的第60期《旅游新报》, 以“本报推出汶川抗震特刊”为大字标题, 专题中含有袒胸露腿、血染绷带的时装内页, 特别是在B28版以“废墟重生”为题, 把几个裸露的“美女”涂上假鲜血, 在一片假废墟上摆姿态拍写真, 这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 亵渎了神圣的民族尊严, 伤害了崇高的民族情感,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未能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原因分析

1. 不尽合理的制度约束。

可以从对“非典”事件的分析中探讨此方面的原因。“非典”发生在广州, 中国媒介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 媒体的嗅觉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已被训练得高度灵敏, 因此集体性沉默不应该是疏忽, 而是主动的失误。考虑到中国传媒的性质和地位, 以及对新闻报道的诸多规定, 把所有责任都加到媒体身上是不公平的。就此事件而言, 根据1989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 卫生部可以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决定及时如实地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疫情, 但发生鼠疫、霍乱、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爆发性大流行的疫情, 以及艾滋病、性病病例, 在对外通报和公布前须征得卫生部同意。还有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批准, 不准对外通报、公布和引用发表未经公布的传染病疫情。”这是对新闻媒介的禁止性规范, 即不得报道未经政府卫生部门发布的或未经批准的疫情新闻。依据政府的法律法规, 在重大疫情期间卫生部门是疫情新闻的唯一消息来源。当时“非典”不属于疫情公布范围, 所以广东省卫生部门就没有及时“切实履行法定的功能公开信息的义务”, 新闻媒介也就不得不保持沉默。新闻媒介本着高度的法律意识,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是具有高度法制精神的体现, 即使法律法规有不完善的地方, 也只能严格遵守不能逾越。

2. 媒体发掘新闻的主动性不够。

这是由政府对媒体的管理方式的变化引起的。在原来的管理方式下, 在有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媒体对于是否报道、如何报道都要请示, 其他的敏感事件也一律回避, 造成了媒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 对稍微复杂的事件都避开, 只在安全的范围内进行报道。长此以往, 媒体失去了探寻敏感领域、追踪负面新闻的勇气, 表现为对某些负面新闻的避开或者浅尝辄止, 未能真正履行媒体挖掘事实真相的责任, 这一点, 尤其在传统媒体上表现更为突出。

四、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如何保障公民知情权

1. 迅速、及时报道事实, 发掘事件真相。

前面谈到, 主要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 媒体丧失了报道负面新闻、敏感新闻的勇气。不过, 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网络媒体是新兴媒体, 对它的管理和监管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不那么严格, 再加上网络媒体开放性、隐匿性等特点, 某些不能或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发布的新闻得以在网络媒体上发布。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真相的浮出, 就是由于广西电视台记者、人民网记者知难而上, 揭开了真相。广西电视台和人民网等媒体同样面临着制度和政府的制约, 但是他们做出了和其他媒体不一样的举动, 由此可见, 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 媒体还是有诸多回旋余地的, 只要有强烈的勇气和职业道德感, 媒体在传播信息、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2006年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在该《应急预案》第三部分的“信息发布”中,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有如下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制度上的友善为媒体报道新闻、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保障受众的知情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 深入、全面报道, 提高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质量。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迅速、及时报道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报道中要求媒体提高报道质量, 把受众真正需要知道的信息全方位报道出来, 同时要注重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包括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 以及事件的影响、未来的发展趋势、事件发生前后决策者的应对措施等, 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事件发生的经过上。

现在的问题是, 媒体在越来越良好的外部环境下的不适应和迷茫。制度上的友善本意是对媒体敞开大门, 让媒体尽量报道受众关注的各方面的信息, 但是在还未充分理解知情权的真正内涵下, 一些媒体却走向了知情权的反面, 对受众真正关心的、需要的信息不感兴趣, 却对突发事件中的暴力、色情、隐私大做文章, 他们的幌子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在他们眼里公众的知情权成了一个什么菜都可以装的篮子。

注释

公民媒体 篇10

一、公民话语权的概念界定

中外学界从各个角度对公民话语权展开了不同的定义, 哈贝马斯从理想交往行为理论的层面对此进行了分析, 他提出著名的理想行为交往理论, 强调公共领域的讨论是民主的最基本形式, 是民主的根基的论断。其对公共领域的定义与探讨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合理化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福克斯和米勒从物理学的角度提出建立公共能量场, 他们认为所谓的公共能量场是表达社会话语的场所, 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执行, 公民的话语在这里得到交流、尊重和表达。笔者认为, 公民话语权是相对于政府、媒体而言, 全体公民 (各国法定含义内) 所享有的表达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想法与意见的基本权利, 通过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 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诉求。

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下公民话语权的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正逐渐步入社会转型阶段, 伴随的是经济发展由高速趋向稳定, 民主法制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与问题。贫富分化现象的愈加严重进一步促进了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不满, 间接导致了群体性事件频发以及公民对“发声”的渴望。但在传统的大众传媒主导时代,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特有的单向传播形式, 公众往往无法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也无法被政府或者执政者、掌权者所倾听、关注。因此, 尽管受众内心充满着表达的欲望和意愿, 却只能作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无法反馈或者主动传递信息。

近年来, 公民关注的公共热点主要集中在一些民生、民权问题上, 如重大政策实施问题、反腐问题、就业问题、房价问题、医患关系问题等。在这类舆论事件的讨论中, 网络不仅作为一个发言的能量场存在, 更是事件发酵的助推器, 很可能引起政府的关注与重视, 甚至促成民主法制“质”的改变与进步。在多种权力与声音的交锋中, 传统的话语权格局正被改变。作为我国民主建设渠道的有力补充, 新浪微博、微信这类社交媒体所代表的新媒介正通过海量和即时的信息制造与衍生、病毒式的传播速度和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的覆盖人群, 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公民话语权的合法维护与发展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下发展公民话语权存在的瓶颈

众所周知的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导致人们对精神文明与进步的不断追求, 民主法制的每一次里程碑式的发展都意味着人们捍卫与界定自身权利与权力的一次次尝试与探索。值得欣慰的是, 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与参政意识逐渐增强。但是, 令人感到担忧的是, 当网民在参政议政、表达意见、维护并实现自己话语权的同时, 仍存在很多问题。比如, 当网民在参政议政、表达意见、维护并实现自己话语权的同时, 体制内是否存在一个完善的覆盖所有群体的话语权利保障机制?除了网络这一环境, 公众是否能从其他途径表达政见或者寻求帮助?面对如此庞杂而无序的互联网环境, 公民如何分辨真相, 进而提出有效意见?政府又如何在保障公民话语权利得以实现的同时, 合理规范社交网络的舆论秩序, 进行行之有效的舆论引导?这些都是需要探讨和解决的。

(一) 弱势群体话语权保障机制的缺失

根据网络社交媒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特点, 如新浪微博, 似乎营造出一种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的舆论氛围:只要会说话, 就在这里拥有话语权。事实上, 只要稍微剖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不现实的。要在微博上或任何其他网络媒体上发言, 最基本的条件是拥有网络和基本设备 (手机、电脑) , 虽然目前我国的网络普及率比较高, 但仍然不到50%, 况且网络铺设的优先选择是城市, 对于一些比较贫瘠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 通电、通车等都是困难, 网络、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更是如天方夜谭遥不可及。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舆论的片面性, 一般部分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在网络上根本不存在。

(二) 相对紧张的“发声”环境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推进民主进程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表面上看公众似乎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但是在笔者看来, 很多民主以及法治成果的取得都是被动的甚至是建立在“血”的教训上的。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微博这类社交公共平台的发展, 部分精英学者或知识分子对民主思想的带动与启蒙, 很多公民在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发言权、对政治决策的决定权等权利之后, 开始积极在网络上发言, 表达政见, 对公权机构提出质疑等。但是, 即便是在相对自由的网络平台上, 公众也时刻面临着正当的话语权被剥夺, 甚至常常因为维护个人权利而面临可能的牢狱之灾。诚然, 每个人都应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 这里的话语权并非指仰仗权利而制造、传播谣言, 而是正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态度。

(三) 庞杂的信息舆论场

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平台具有开放、迅速、门槛低等特点, 这使得公民在网络上进行意见表达与政治参与的热情更高涨, 但是, 难以忽略的是, 网络发言的低门槛、匿名性及病毒式传播常常造成谣言的滋生、网络暴力的产生甚至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这类行为对社会稳定与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危害, 对公民拥有的合理正当的话语权也是一种伤害和否定。网络时代, 微博、微信往往作为谣言的加速器, 令谣言在短时间内以几何级的速度蔓延, 造成线上及线下的双重传播。另外, 当有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 势必会引爆话题热点, 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并且借助微博形成一种舆论力量, 甚至可能蔓延至现实生活, 引发群体性事件。

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网络上, 基本没有身份的限制, 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当有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 也比较容易引爆话题热点, 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并且形成一种舆论力量, 甚至可能蔓延至现实生活, 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下公民话语权的保障与完善

(一) 建立完善的网络话语权保障机制

国家在为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的同时, 应当尽可能及时地关注他们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 对其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言论予以重视, 不仅为其营造一个自由发声的空间, 对其提出的问题及困难予以解决, 令人民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保障机制。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在新浪微博建立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公众账号, 如开通针对农民工的公共账号, 作为一个农民工与政府进行即时沟通的网络平台, 时刻关注农民工的发言与需求, 并且定期为其答疑解惑, 也能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定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 制定合理的管控机制

相对传统媒体而言, 由于微博等自媒体的特有属性, 决定了其网络环境的自由和无序, 也造成了谣言的滋生与高速传播。尽管各类门户网站都在治理谣言等负面效果方面进行了努力, 如新浪微博就制定了微博使用的一系列规定, 还设立了微博小秘书和举报功能等, 这种功能是一种行业自律, 效果虽然有限但是对谣言的出现和蔓延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政府能够在予以微博空间最大限度的宽松与自由的同时, 实时监测谣言或者群体性暴力等事件的发生, 这样既保证了公民话语权的不受侵犯, 又能预防谣言及暴力事件的发生。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互联网思维与意识的普及, 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与公信力不断被削弱, 相对的, 以网络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公民维护其舆论话语权和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新渠道。但是, 作为新兴媒体,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公民话语权的民主化推进既得益于其基于网络平台的自媒体身份, 却也因此存在一定的隐患, 就像一把双刃剑, 利弊兼有。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公民话语权,民主化,微博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等译, 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9:125.

[2]查尔斯·J.福克斯, 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吴琼,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72.

[3]周裕琼.2012年中国谣言传播特征解析与应对策略[M]//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4 (2013)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