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边缘（精选五篇）
核心-边缘 篇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过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是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 (2001)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 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 这也意味中国可能还有20～3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 更意味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变革也正在加剧。尤其是, 在当前海外市场萎缩, 中国亟须提振内需以维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城镇化的平稳推进更具有非凡的战略性意义。
城镇化布局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十二五”规划指出, 要“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 构建“‘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 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 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格局的描述有很多, 一般或者是围绕东中西三大地带、南部北部等板块的此起彼伏来展开, 或者是围绕城市群的格局来展开。这为我们认识中国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
然而,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 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与经济格局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核心—边缘结构。但囿于数据或者方法技术, 关于中国总体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的研究还比较少见。随着基于GIS的空间计量分析技术的提升和遥感夜间灯光数据在城市化空间格局研究中应用的日趋成熟, 利用遥感夜间灯光数据 (DMSP/OLS) 来对中国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的条件已经成熟。一些学者已经在相关研究上进行了深入探索 (陈晋, 卓莉, 史培军, 2003) , 给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但是基于DMSP/OLS数据对中国城镇化格局空间依赖性、空间异质性、空间进程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此, 本文将运用DMSP/OLS数据 (2000、 2010年) , 分析中国大陆城镇化空间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并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空间插值、标准差椭圆等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来判别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本文用灯光指数来代替城镇化发展水平 (阴英超, 2010)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中国是否存在核心—边缘的城镇化空间结构, 中国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格局是否存在阶段性特征, 中国未来城镇化空间拓展的热点区在哪里。
2 中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在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
基于DMSP/OLS数据利用GIS提取灰度值大于0的斑块, 这些斑块大致反映了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拓展状况, 如图1和图2 所示。图1和图2中红色代表2000年的斑块分布, 绿色代表2010年的斑块分布, 区别在于图1 反映的是基于2000年的城镇化斑块拓展状况, 图2 反映的是基于2010年的城镇化斑块拓展状况。由图1可知, 在红色边缘地区新增添了些许绿色斑块, 这代表着在200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围出现了新增长的城镇化图斑, 显示出了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扩散效应。图2显示在201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围存在些许消失的图斑 (2000) , 这代表着在从2000年到2010年存在些许消失的城镇化图斑, 显示出了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极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新添的图斑还是消失的图斑基本都围绕在200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边或邻近地区, 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的核心区和外围区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 东北地区的“哈大城市走廊”清新可见, “京豫浙”三角区 (沈体雁, 张晓欢, 赵作权, 2013) 、“中三角”、成渝经济区、新疆城市群、福建广东沿海城市带等清晰可见。从标准差椭圆 (赵作权 2009) 来看, 从2000年 (蓝色虚线椭圆) 到2010年 (红色实线椭圆) 我国城镇化处于扩张状态, 但密集化程度在增加, 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处于在扩张中密集化的状态, 由标准差椭圆度量的我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包含了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部分辽中南城市群、中三角、关中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 但其中最大的连片的城镇化空间主要是“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 事实上也就是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
3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区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
基于DMSP/OLS数据利用GIS计算基于县级行政辖区的夜间灯光指数, 用以指代县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水平指数 (阴英超, 2010) , 并计算基于适当距离权重矩阵的局域Moran I, 生成LISA图 (Anselin, 2007) , 其中红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区, 淡紫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低高离散空心区 (大多位于高高集聚区的邻近边缘区) , 粉红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离散孤岛区, 大多位于距离高高集聚区较远被低值区包围的区域, 深蓝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低低集聚的萧条区, 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 但在2800余个县级行政单元中有近一半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与邻近地区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割现象。如果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区和高低孤岛区定义为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 将低高萧条区、低低集聚区和其他不具显著空间自相关的地区定义为外围地区, 那么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与外围地区也清晰可见。2000—2010年, 最为显著的是“京豫浙”三角区呈现出了快速融合趋势, 其他零散的核心区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变化, 比如高高集聚的辽中南城市群中的部分地区、晋南地区、海西地区、广东经济核心区, 以及孤岛状态的武汉、西安、成都核心区、重庆核心区、昆明核心区、贵州核心区、哈尔滨核心区等。值得注意的是,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空间的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都在大幅增加, 并且低低集聚区增加数据和速率更快, 孤岛区和萧条区也有少量增加, 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正处于以集聚为主导扩散并存的阶段, 但核心—边缘结构正日趋明显。
4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依附于城镇化水平核心区
在度量城镇化发展快慢时, 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指标是城镇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 在本文中则可以得到如图5所示的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率的核心—边缘结构图。由图5便可以得出在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的的核心区位于江西昌九城市群、云贵地区、成渝地区、部分甘肃青海地区、部分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因此, 不少人边得出未来中国城镇化空间的重点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 因为这些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较高的连片区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
然而, 如果用城镇化速率, 即城镇化水平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增加值来度量中国城镇化空间增长快慢时, 便可以得出近乎相反的结论。如图6所示, 该图显示的是在2000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速率的核心—边缘结构, 我们可以发现图6和图3、图4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即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主要位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核心区邻近地区, 也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依附于城镇化水平核心区, 尤其是“京豫浙”三角区表现尤为明显。
5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
通过计算G* 统计量 (Anselin, 2007) , 首先来度量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 如图7和图8, 其次来度量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和增长率的热点区, 如图9和图10所示。如果将热点区视为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 那么图7和图8就告诉我们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已经形成, 第一个连片的核心区分别是“京豫浙”三角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并集, 第二个连片的核心区是广东核心区和部分海西地区的并集, 其他地区均可视为中国整体城镇化空间的边缘区, 2000—2010年, 第一个连片核心区在扩张, 第二个连片核心区在收缩。因此, 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在“京豫浙”三角区, 辽中南和河北北部地区是和“京豫浙”三角区较易融合的城镇化地区。仅从空间范围来看, 珠三角和海西地区的城镇化空间拓展范围有限。
图9和图10分别是中国城镇化速率和增长率的热点区显示图。从图9来看, 中国城镇化空间速率的热点区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区, 以及河北北部和辽中南城市群的部分地区。这与图3、图4、图7、图8所示的中国城镇化核心区存在较高的相似性, 其区别就在于图9所示的城镇化速率核心区基本不包括珠三角和海西部分地区, 这再次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 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 尤其是珠三角拓展范围的有限性给人印象深刻。从图10来看, 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率的热点区主要位于江西省、云贵—成渝—青海—甘肃形成的连片区、新疆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但从图10来看很容易得出中国城镇化在2000—2010年的增长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 或者得出中国未来城镇化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 结合前面的分析, 这种结论显然有待商榷, 但必须承认的是在2000—2010年, 中国城镇化增长率的热点区的确是在中西部地区, 但这与中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增加量 (城镇化速率) 和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增长率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反映的是增长量的变化快慢, 后者反映的是增长率的变化快慢。
6结论
未来20～30年中,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空间拓展还将经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从短期来看, 这对提振内需以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长期来看, 这对中国抓住国家发展的历史战略机遇期, 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凡的战略性意义。
城镇化布局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十二五”规划也提到) 所提出的构建“‘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 从目前来看, 中国城镇化拓展的核心区在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区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 (“京豫浙”三角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化水平高高集聚区) , 虽然中国城镇化增长率的核心区 (高高集聚区) 基本上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 但中国城镇化速率的核心区基本也是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
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看, 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 第一个较大的连片核心区是“京豫浙”三角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并集, 第二个核心区是广东核心区和部分海西地区的并集。值得注意的是, 从2000—2010年, 第一个连片核心区在扩张, 第二个连片核心区在收缩。结合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边缘结构 (图9) , 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 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 在图10中所显示的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较快的核心区 (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 在短期内并不会对已经形成的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产生太大的影响。
当然, 从图3和图4来看,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离散区 (孤岛区) 可能是局域最为可能的增长极,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处于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阶段。在高高集聚区存在的低高离散区 (萧条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继续接受虹吸效应, 继续成为高高集聚区的外围地区, 但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接受高高集聚区辐射效应的地区, 将会成为城镇化高高集聚区的重要拓展区, 它们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区的邻近地区。尤其是, 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的数量都在增加, 但低低集聚区数量增加的较快, 这说明中国城镇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进一步强化。
因此, 我们在考虑中国未来30年的城镇化进程时, 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城镇化空间核心—边缘结构, 以及其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态势。不能盲目地做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 也不能盲目地在城镇化日趋衰落而并无任何区位优势或特色资源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 尤其是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 或者所谓的调整地带失衡的政府转移支付或投资。建设美丽中国, 不是要在祖国的所有土地上都生产出GDP (国内生产总值) , 更不是在所有空间上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 而是应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导下, 让不同地区在承担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上有所侧重, 有所区别。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应是一个通过市场、政府、公民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协同创新、协同进步的过程, 是一个实现经济集约化、空间规模经济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的过程,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才能顺利推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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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边缘 篇2
区域联动开发理论实质上是针对旅游欠发达、资源类似、竞争优势不突出的地区提出的一种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要靠对区域线性分布的旅游精品项目的共建与打造来推动,使旅游精品项目成为整合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载体和最佳平台.西部地区也存在着不少整合优势旅游资源的.发展契机,文章在分析青藏地区旅游资源类型、空间分布和联动开发可行性的基础上,探讨了联动开发模式,从地理学空间视野提出了区域旅游联动开发核心边缘结构模式,实现青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作 者：唐仲霞 王有宁 马占杰 TANG Zhong-xia WANG You-ning MA Zhan-jie 作者单位：唐仲霞,TANG Zhong-xia(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青海,西宁,810008;青藏高原环境与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青海,西宁,810008)
王有宁,马占杰,WANG You-ning,MA Zhan-jie(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青海,西宁,810008)
核心-边缘 篇3
这里的核心词汇指的是学生能够识记、理解、拼读、应用，即一般所说达到“四会”的要求。边缘词汇指的是识记和理解的词汇，即一般所说的“两会”词汇。英语语言是一种工具，要使语言产生工具的作用，必然要求对语言的应用达到四会的要求，也就是说学生掌握的核心词汇越多，则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就越高；反之，就无法应用所学的语言进行阅读、书写和交流，失去了语言学习的意义。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在于具备系统的语言基础知识，即词汇。
词汇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使用课堂中学到的词汇，不仅仅是一种中英互译的记忆，更不是要今天学、明天忘，大量有效的词汇积累，是语言学习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完成课堂的词汇输入，并通过巩固将之最大化地转变成学生的核心词汇呢？笔者就以下几点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尝试，并据此有了一些思考。
一、 在情景中学习和操练词汇
词汇学习不应该是孤立的，翻译式的学习，我们在传统的课堂中经常发现，教师通过中文释义来引入所需的新的单词和词组，这样，不但把词汇和其本身的涵义割裂开来，更使学生对学习到得词汇的理解和应用无从着手。
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在教学设计中对其要处理的新单词、新词组有个预设，清楚了解如何在一个情景中引入所需的词汇，让学生在学习之初就体会到词汇所需要的语境。例如，在创设的一个学生需要为其花费零用钱制定一个计划的情况下，教师就可以自然地引出expense（花费，支出）， income（收入）， budget（预算）和tuition（学费）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同样，在学生的词汇操练中也可以引入一个情景，使其有所指，有所用。例如，把刚才提到的情景转变成一位刚刚工作的年轻人要为他的开销制定一个budget（预算），前文中的词汇就都可以应用在这个情景中，如收入是多少、花费如何和对预算计划的执行等。
情景是和词汇有关的情景，是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汇，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不是单纯的点的记忆，而是一种块的记忆。这样，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的词汇不会孤立起来，在情景中能更好地体现词汇的用法和意义。
二、 在复习中反复使用词汇
学生一开始学习到的词汇，是一种短时记忆，短时记忆容量少，非常容易遗忘，不被大脑储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学生在短时间内背诵记忆了大量单词，但第二天就忘记了绝大部分。要把短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就要对短时记忆进行不断地重复，有研究表明，短时记忆要经过7-8次重复，才能转化成长时记忆。所以，词汇的反复使用是学生能够掌握所学知识，将之转化成核心词汇的必须条件。
对于所学词汇的复习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复习，比如，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听写；学生在作业中的抄写、造句等。教师对于自己当天课堂上所教的单词和词组要有一个复习和整合的安排，通过几次复习和巩固，帮助学生完成这个从边缘词汇到核心词汇的转变，这也是教师对教学目标完成的一个要求。例如，在复习和衣服有关的单词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词语或句子接龙的形式复习单词，给一个模特设计她所需要展示的不同服装，把和衣服有关的词汇能在这个环境中反复使用，这样，词汇的复习也多了许多乐趣。
三、 多种方式应用词汇
所谓的核心词汇就是要求学生能够识记、理解、拼读、应用的词汇，这本身就是多层次的，是对知识的全面掌握，所以对所学词汇的应用也应该能够涵盖到这几个方面。听写活动是对学生单词识记和理解层面的检测，齐读和用所学的词汇回答问题是对其拼读能力的考察，口头的对话和书写作业的造句是其对词汇应用能力的反映，阅读原版书籍是综合了识记和理解，而现实生活中和外国人的交流，或者是旅游中阅读标识、问路，则是发挥到了语言的工具作用，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是一种综合运用能力的体现。
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到的词汇，是初级的，如何将所学词汇进行拓展，靠背诵是不够的，要将之实践于多种方式的应用，使之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一次成功、完整的学习。这就要求教师对于词汇的复习、巩固有一个系统化的流程，通过学习、复习和使用，不断吸纳和消化新的词汇。例如，当天学习了有关问路的词汇，教师可以布置学生就所学的词汇编一段对话，并将对话进行表演。也可以给学生一份准备好的地图，让其帮助找到某个地方，并口头表述出来。这里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词汇应用方式。
词汇教学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教师对于学生的词汇学习不能只局限于传授知识，而应帮助学生识别他们已经或正在运用的词汇学习策略。例如，教师如果了解到学生已经会联系上下文猜测词义，那么就可以教给学生猜测词义的其它学习策略。
以上三点是作者基于教学实践提出的一些思考，有效的词汇教学对教师的课堂设计、实施过程及课后的复习巩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传授方法，使学生的边缘词汇最大化转变成核心词汇，才是语言学习的目的，并使英语真正发挥它的工具作用。
核心-边缘 篇4
核心与边缘理论是1966年由弗里德曼 (J.R.Fridemna) 在他的学术著作《区域发展政策》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一书中正式提出的。1969年他在《极化发展理论》中, 又进一步将“核心一边缘”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极化发展思想归纳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主要用于解释区际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理论模式。他认为, 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不同属性的核心区和外围区。相邻区域的发展遵循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 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 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规律。核心边缘理论的逻辑前提是相邻区域发展中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间通过“极化”“扩散”效应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实际存在一个二元经济。一方面是以资源 (特别是土地资源) 丰富、资本短缺、劳动力短缺、消费市场狭小为表现的俄方资源出口型经济;另一方是以资源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丰富、消费市场广阔为表现的工业化转型升级型经济。以国界为限的这种二元结构, 虽然资源要素流动受限, 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以“极化”为主的对流现象。这种“极化”主要表现为俄方资源流入中方, 在中方组合加工成商品, 形成区域经济“核心”, 相应地俄方“边缘化”, 成为商品销售地。随着中方“核心区”经济实力的增强, “扩散”效应开始显现, 中方资源开始在俄方寻找资本收益率高的项目, 俄方土地资源丰富, 可以很好地承接“核心”区的农业产业转移, 形成经济增长点, 并带动更多产业发展, 进而提升区域经济整体实力。
二、黑龙江对俄农业开发的“扩散”效应
黑龙江已经开展了10余年的对俄农业开发, 已种植土地面积640万亩, 年均赴俄劳务输出5000余人次, 累计过境大型农机具1万余台 (件) 。进一步开展对俄农业开发, 应加强以下几种“扩散”效应:
(一) 生产要素供给扩散
1. 土地要素。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一方面, 要以企业集团、种植户抱团、农垦集团等谈判能力强的组织为主, 扩大对俄土地租赁面积, 尽量采取一次性付款买断长期使用权而后分包给经营者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另一方面, 在已有使用权的存量土地方面, 可将黑龙江省农业土地流转的经验移植, 采用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土地互换、委托经营等方式, 将小块土地适度流转集中。
2. 劳动力要素。
针对过境劳动力供给不足, 主要应以“晋升”机制吸引东北劳力过境。拥有“劳动大卡”的过境人员从事2年大田作业或者1年果蔬种植记录, 即可“晋升”从事附近地区城市服务性行业从而获得更多收益, 或者在我国境内获取诸如社区医疗等一定权利 (这种权利可以转让增值) 。
3. 资金要素。
针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大量资金的需求, 一方面在间接金融方面通过在俄境内设立农业开发银行来解决, 另一方面通过直接金融的资本市场来解决, 即企业通过稀释股权, 吸引战略投资者投资, 也可以考虑适当时候发行债券解决融资问题。
4. 农资要素。
利用黑龙江省成熟的农资供应渠道和经验, 与俄方建立合作关系, 在俄境内接近农业作业区的城镇设建立供应和储备渠道, 统一向耕种企业提供俄方认可的农资。此农资渠道与莫斯科建立绿色通道, 及时处置特殊问题, 长期趋势是建立基本农资备案制度, 提升运行效率。5、要素组合。俄境外农业生产应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将生产要素有机结合。以公司股份为基础, 可以便利实施土地流转、员工股权激励、资本并购、融资等, 公司制的治理机制也符合入世后俄罗斯的管理认同。
(二) 生产方式扩散
1. 推动农业清洁生产。
对俄境内农业生产实施配方施肥、测土施肥等方法, 推广精准施肥等新技术;实现地膜的大面积回收, 对牲畜粪便等废弃物实施无害化处理, 加大还田力度。
2. 实施循环生产。
俄境内农业以玉米、水稻、小麦、大豆种植为主, 同时发展了畜牧业, 为循环农业提供了相应基础。为此, 一是推广“农一一沼一一牧模式”;二是推广哈尔滨市木兰县的稻田养蟹、绥化市望奎县的玉米地养鹅的种养结合“二位一体”循环农业模式;三是推广佳木斯益海集团种养加“三位一体”模式;四是推广辽宁沼气池一一猪圈一一厕所—日光温室“四位一体”模式;五是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模式。
(三) 生产平台扩散
俄境内种植的大田作物收获后需要进一步加工, 增加附加值, 倒逼作物产量增加。附加值增加需要一个加工平台, 借鉴国内农业园区经验, 辟建“两头在内, 中间在外”的种养殖业农业园区和专业化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就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可由黑龙江省农委牵头, 联合边境地区口岸城市政府, 由国内农业产业资本出资, 向俄远东地区大中城镇租赁土地构建。采用“园区公司+投资者+承包经营者+农户”的运行机制, 农民出力, 公司经营和管理, 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开发,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联合经营体。
(四) 渠道建设扩散
1. 加工企业主导下的企业加工联盟。
对饲料粮加工饲料、畜产品加工和果菜加工, 可以入股形式建立企业加工联盟体, 整合现有分散的加工农户和企业。通过共同采购包装设备、共同采购纸箱、共同采购冷藏设备、包装设备交换使用、冷藏设备交换使用、产品销售搭配、共同分级包装、共同冷藏或使用仓库等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 推动产地品牌、通路的共同营销。这种加工联盟通过农产品加工中心及其合作的销售网络实现对农产品价值的掌控。
2. 批发商主导的供应链联盟。
对大宗原粮和饲料粮流通可采用此流通渠道。此渠道的重点在于建设批发市场, 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规划、信息系统、交易方式、市场管理、质量检测等方面, 可参照“布吉模式”“新发地模式”“寿光模式”等成功经验。而对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我在俄农业企业和农户, 要磨合、培育、引导, 应主要考虑是否能在较低的成本下, 稳定提供给批发商良好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通过一定的激励约束机制, 保证质量、供货价格、准时交货率等指标达标。此外, 选择合适的远东地区的销售商, 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销售商的市场相容性、销售商的地理区域优势、销售商的经营规模及管理水平等。
3. 超市、卖场主导的直销联盟。
主要考虑销售果菜、畜产品和小包装粮油食品。直销联盟重点应集中在物流配送中心、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建设上, 可采取的策略有:逐步由远东而近东再欧洲地区布点, 在超市、量贩店设立中方品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专柜, 扶植农业大户和大型超市 (卖场) 直接建立渠道战略合作关系, 强化对超市 (卖场) 的新鲜农产品供应, 投资与较小型超市间建立联合物流配送中心 (联合组建或借用第三方物流) 进行统一采购, 要求联合物流配送中心与农户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
(五) 渠道控制扩散
应向四大粮商学习控制渠道, 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类似益海嘉里的企业, 以投资控股的形式控制企业加工联盟、供应链联盟和超市、卖场直销联盟。这样我们就能够或者控制在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实物, 或者是实物销售后的价值, 当国内有需求时, 或者运回国内实物, 或者在国际市场上等价购买农产品满足国内需求。我省实力粮油集团凭借实力和经验比较适合担任这样的角色, 但由于是国企, 俄罗斯方面不可能接受。因此, 可以考虑由我省民营粮油企业、国内民营农业类上市公司 (比如新希望) 以及民营农业类批发企业 (比如新发地集团) 凭各自优势分别出资控股一类流通渠道。在股权设计上, 可以考虑国家占有一股, 用于应对国家粮食安全受威胁时使用表决权;在公司治理上, 可考虑由有国企背景的高管进入董事会。渠道控制的终极目标是在俄境内形成一个控制权在中方的价值形态的粮油储备库。
三、促进对俄农业开发的统筹思考
利用黑龙江省大农业优势发展对俄农业可以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要做好跨境农业的统筹工作。
(一) 品种统筹
不同农作物的土地生产率是不同的, 应鼓励在俄境内发展土地生产率低的品种, 替代我省内土地生产率低的品种。比如, 1亩土地的玉米产量是大豆产量的3倍, 应该鼓励在俄境内多生产大豆 (而且大豆容易保管和运输) , 将我省境内的土地替代出来生产玉米, 从而提高我省粮食总产量;境内外畜产品的比价不同, 同时俄境内农产品多是饲料用粮, 应因势利导发展饲料加工进而生产更多畜产品, 通过进出口畜产品间接保障粮食安全。所以要做好境内外中长期农产品规划, 统筹我省与境外粮食品种与产量。
(二) 资源统筹
资本方面, 俄资本不足, 但农业生产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实体部分空间分布在俄方, 但其价值形态可以在中方的资本市场得到表现。因此, 可以考虑将中方民间资本注入俄境内农业生产实体, 在中国深沪资本市场上市, 帮助俄境内农业企业更好发展;农机方面, 应统筹我省装备制造业优势与俄大农业生产需求, 实现双赢;劳动力方面, 应统筹日韩俄三方需求。日韩企业也纷纷开展对俄农业开发, 需要便宜的中国劳动力, 东北地区凭借传统的日韩语言及民族优势, 可以适当扩大对俄境内的日韩农业企业劳务输出, 增加农民收入。
(三) 农业多功能性统筹
农业除具有食物保障功能外, 还有经济、生态、社会、政治等多种功能。应统筹跨境农业的多功能性, 促进经济和谐发展。利用俄农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引入我省的旅游机构, 将农业生产、农业生活、生态环境三者合为一体进行境外农业旅游开发, 形成集科研、生产、销售、观赏、娱乐、度假、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观光农业;在社会功能方面, 由于在俄土地都是长期租种, 农业工人可以凭借员工持股间接“拥有”一块俄地使用权, 这样就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提升其在中国境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增加农民的安全感, 更好地发展生产。
摘要：核心边缘理论的逻辑前提是相邻区域发展中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间通过“极化”、“扩散”效应, 可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 便于俄方承接中方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利用黑龙江省大农业优势发展对俄农业可以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黑龙江省通过涉农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生产平台、流通渠道及控制手段的扩散, 可有效开展对俄农业开发, 通过农业品种、资源及多功能性的统筹, 实现区域和谐发展。
关键词：“核心—边缘”,黑龙江,俄罗斯,境外农业,农业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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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边缘 篇5
近日, Broadcom (博通) 公司宣布, 推出其最新低功耗、高性能面向运营商的以太网交换产品系列。Broadcom最新的运营商级交换产品可帮助移动和宽带服务提供商部署新一代高性能网络基础设施设备, 最大程度降低所需资金和运营费用。作为领先的半导体厂商, Broadcom现在拥有种类齐全的标准芯片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为运营商在期望通过单一IP主干网提供移动和宽带服务时, 提供复杂协议实现和各种带宽需求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