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精选十篇）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 篇1
一、工业化、城镇化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题与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有三项重大部署与发展县域经济密切相关。一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意味着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支持力度必将加大。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县域涵盖“三农”, 联结城乡,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 县域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与减少行政层级。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减少行政层级。党的十七大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减少行政层次, 降低行政成本。扩权强县意味着开始着眼“体制突破”进行发展县域经济的探索, 县级政府将获得更大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
2002年11月, 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壮大县域经济。”[1]这是 “县域经济”概念第一次被写进党的文献。2003年10月,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 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04年 3月 ,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 壮大县域经济。2005年3月,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乡镇企业, 壮大县域经济;2005年10月,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系统地表述:“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着眼兴县富民, 着力培育产业支撑,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引导企业和要素聚集, 改善金融服务, 增强县级管理能力,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3]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发展乡镇企业, 壮大县域经济, 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4]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 党的文献对县域经济内涵的表述不断深化, 表明新世纪新阶段的县域经济是新型县域经济, 即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 向以城镇为依托、以工业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工业化、城镇化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题与方向。
二、县域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日趋优化
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农业也相应同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从1978年的28.1%下降到2006年的11.8%。农村中非农产业迅速发展, 2006年以增加值计算的农村产业结构中, 一、二、三产业的比百分比重分别为29.6、54.2、15.6。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农产品供给出现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自1990年以来, 因农业投入持续增加和技术的不断创新,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农产品生产全面增长, 引起了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根本变化。2004年～2006年, 粮食产量实现了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3年增产。同时,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 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加快;农业结构从单一的粮食结构向多元化生产结构转变, 种植业结构不断优化。棉、油、糖、果、蔬等经济作物生产获得较快发展, 主要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的步伐加快。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从自给自足转向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加。
三、工农关系从“剥夺”到“补助”
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 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2004年10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 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工业反哺农业是政府对农业的干预行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从国际上看, 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普遍经历过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转向对农业进行保护的过程。改革开放前, 由于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 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 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资金, [5]从1952年到1990年, 我国农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的净资金为9530万元。其中, 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流入工业部门的资金为6990元, 占全部资金的73.3%, 通过政府农业税收流入工业部门的资金为1850元, 占19.4%。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 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 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 城镇化水平为40.5%。综合上述四项指标, 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 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 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以工促农实质就是要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 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以城带乡实质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 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四、县域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我国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 将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主体是农民工) 都计入城镇人口。按照这一口径计算, 2000年城镇化率为36.2%, 2003年按照统一口径计算的城镇化率为40.53%, 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 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基本稳定。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 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过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把推进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要求。“小城镇建设要同壮大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移民搬迁结合起来, 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 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 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1]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 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建设为依托的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抓住国家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时机, 着力调整产业结构, 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各地更加注重农产品加工转化和突出绿色品牌, 建设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农产品加工业成为乡镇企业发展新亮点。2006年, 乡镇企业增加值57500亿元, 其中工业增加值40800亿元, 上缴税金6000亿元, 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4580万人, 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到28%左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优化了农村就业结构。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 各类乡镇工业小区的建设与完善, 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促进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以乡镇企业和服务业为产业依托, 加快发展, 我国城镇化水平由2002年的39.1%提高到2006年的43.9%。
五、以上层建筑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配套实施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 一些部门和地方, 不能正确估计农民的承受能力, 出现了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的情况, 农民负担过重, 引起了恶性案件和干群冲突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 1990年初, 中央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拉开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序幕。为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省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在正税清费、减免农业税的同时, 推进配套改革, 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深层根源。农村税费改革从200年开始的正税清费, 按照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 取消了乡统筹、村提留和各种专门面向农民的集资摊派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从2004年开始减免征农业税, 到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这两件事为农民减轻负担1200多亿元, 扭转了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 迈出了城乡发展的新步伐。但是取消农业税只是减轻了农民身上原有的负担, 造成农民负担重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除。还引发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取消统筹提留和农业税后, 多数地方县乡财力紧张, 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困难, 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缺乏资金, 一些地方乱收费有所抬头, 农村乱收费开始由基层政府转向职能部门, 收费的名目由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向经营服务性收费。农业税虽然取消了, 但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依然存在, 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从根本上消除反弹的根源。以农村上层建筑领域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 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适应保障农民公共服务的需要。为此, 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 加快推行县乡机构改革;以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 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 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摘要：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县域经济的地位日益更加突出, 工业化、城镇化成为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 县域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趋于优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 工农关系从“剥夺”到“补助”, 农村综合改革配套推进。
关键词：县域经济,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3)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干部读本)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4) 本社.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 篇2
“十五”期间，伊金霍洛旗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以培育主导产业为突破，认真贯彻“城乡统筹，„三化‟互动，构筑四大产业，实现三个翻番”的总体发展思路，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提前完成“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为“十一五”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阶段我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9.7亿元，人均GDP达到7200美元，是2000年的5倍，年均增长38.2%；财政收入完成13.5亿元，是2000年的7.6倍，年均增长50.2%；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34.2亿元，年均增长41%。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的百县市之一。
二是发展环境显著改善。电力、交通、土地、水、人才资源等要素的建设不断加强，有效缓减了基础性要素的制约。以210国道为骨干，包茂高速东苏段、成陵旅游专线、巴苏线改造完工通车，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鄂尔多斯飞机场迁建、东乌铁路、109国道新建等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使我旗正从一个区域交通端点城市逐步转化为一个节点城市。邮电通信覆盖全旗，固定电话普及率9.9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30部/百人。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分别达到31.8%和86%。
三是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14：58.6：27.4调整优化为2005年4：41：55，显现出一产调优、二产调强、三产调
快的特点。农牧业产业化进程加快，煤炭、电力、建材和农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交通运输、旅游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四是人民生活快速跃升。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旗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乡居民收入分别由2000年的5012元和2338元提高到2005年的11020元和4742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8.02%，农牧民恩格尔系数为42.19%，比2000年分别下降了8.2和11.4个百分点。五是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科技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在全区率先实现了“两基”达标，“普九”覆盖率达到100%；文化广电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了旗有图书馆、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的目标，农村牧区广播电视混合覆盖率达95%；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每千人拥有床位2.07张，拥有医生2.9人。
（二）发展趋势
从发展背景与趋势分析，“十一五”期间，我旗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
1、“黄金发展期”
一是国家为解决煤电油运的长效供给，对煤、电、油等基础能源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加快能源、煤化工基地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实施亿吨级煤炭基地，自治区规划建设4个“千万吨”化工基地，将有1个重点放在我旗，为我旗这个能源型地区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做大做强能源重化工产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和配套发展的空间。
二是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三农”政策不变，投入力度不减，特
别对资源型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支持力将更大，政策也更优惠，这为我旗生态、交通、水利、城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政策和资金保障。全国性的能源紧缺使我旗的资源优势愈发显现，已形成洼地集聚效应，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我旗投资创业。
三是国家支持能源重化工产业的发展，为我旗这个能源输出型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日趋完善的集航空、铁路、高速公路为一体的立体交通枢纽的形成，使我旗的区位优势逐步显现。市政府整体搬迁和成陵旅游区建设的推进，我旗将成为鄂尔多斯市的重要组织部分。
四是一大批投资几十亿、过百亿元的大项目将逐步进入贡献期，为我旗进一步加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矛盾凸现期”
一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要素制约的矛盾仍比较突出，电力供应不足，目前全旗供电能力为2.94万千伏安，电力缺口近1万千伏安；交通瓶颈还有一定制约，作为以能源为主产品的输出型地区，路况等级，通达程度亟需提高；人才资源方面，全旗每万人有中级技术人员63.4人，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5.1%，而本科学历每万人中只有31人，且第一学历只占其中的18%；水资源方面，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5.3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3亿立方米，地下水3亿立方米，全旗目前总用水量1.1亿立方米，2010年总用水量2.4亿立方米，水资源短缺矛盾将日益突出。
二是产业之间的发展配套关联度不高，农牧业科技含量低，产业
化水平不高；工业整体产业层次低，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增长方式粗放。城镇对各类要素的聚集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还不够强，城市基础设施滞后，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较弱，环境保护任务仍很艰巨。
三是收入分配两级分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矛盾依然突出。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1，农牧区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明显滞后于城市。随着总体物价水平逐步提高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弱势群体、特困阶层相对贫困化的趋势愈发凸现，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对兼顾社会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现阶段中国经济六大特征 篇3
本文作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归纳为六大特征，客观的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中国经济“百象图”，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后发性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的跨越。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的世界纪录（年平均增长率1.95%）；第三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
因此，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照格申克龙（Gerschenkon）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进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为后发性经济。
转型中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涉及29个重要国家近16.5亿人口，是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目前以及相当长时期也都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变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挑战。
当前，集中体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只是初步建立。
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性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需要突破；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要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成熟完备的水平。所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完善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
成长中的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追求像发达经济体那样的的平稳增长，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理想目标。然而，当今世界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却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长中的经济，一种是停滞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从近期看，都是问题成堆的，比如说，工人下岗、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生产安全事故不断等。但是每隔5年或10年回头一看，就能看出经济的巨大变化。停滞中的经济，从近期看，好像问题并不突出，隔了10年回头去看，发现变化不大，这种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几乎是停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一直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认为，成长中的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这个特征来看，我们要允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努力把这些问题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这就像骑自行车，骑得必须快一点，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走钢丝必须往前走，“走”才能保持平衡。从中国经济的这个特征出发，就必须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
大国经济
从国际化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战略，有大国战略，也有斯堪的维亚半岛的小国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以前不被人当成大国来看。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采购和国内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影响在上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大国战略。大国战略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我国首先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国际环境，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以前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设想太少了，建设性不够。
第二，我们要兼顾国内国际政策协调，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上，我们的国际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有办法以正面的、巧妙的办法回答和解决外界的疑问。
第三，要从追求双顺差转变到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一味的追求双顺差，会有很多利益损失。
第四，内需为主非常重要。国外形势好时对于我国经济有拉动，国外形势不好时我们说“这边风景独好”。因为我们是大国，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内需很重要。
社会主义经济
有不少人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不喜欢或不愿意承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其实，经济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它更多的体现了社会公平。
在谈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邓小平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是我们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小康目标所达到的一万亿美元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但是，必须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非均衡经济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对中国基本国情做出了如下精当的概括。
第一，“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过去50年中国长期形成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它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
第二，“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根据人均GDP划分收入组，中国存在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指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组的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二世界是指世界上中等收入组的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低收入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
河南省发展阶段及趋势特征分析 篇4
河南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 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部地区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数量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 河南省在“十一五”时期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历史性转变, 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22, 942.68亿元, 继续保持全国第5位、中西部地区首位。
一、对河南省发展阶段及其趋势特征的判断依据
研究某一地区未来发展, 制定相关发展战略与政策, 必须以该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及特征为基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趋势特征, 对应着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机遇和主要矛盾。本文根据一系列研究成果, 构建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理论基础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倒U理论 (库兹涅茨) 、经济成长六阶段理论 (罗斯托) 、经济发展阶段结构理论 (钱纳里等根据居民收入和产业结构提出) 、“工业化后社会”理论 (丹尼尔·贝尔根据社会生产特点提出) 。本文综合以上分析方法, 形成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增长动力、社会发展水平等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对河南省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和判断。
二、对“十二五”时期河南省发展阶段及趋势特征的分析判断
(一) 经济发展水平。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 目前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依据主要参考世界银行关于成员国及一定经济规模以上国家的分组标准, 如表1所示。 (表1) 河南属于内陆省份, 海外净资产在河南省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影响较小。因此, 人均GDP与人均GNI之间的差别主要来自间接税。2007年我国企业平均税负大约为25%, 因而GDP与GNI的比率大约为1∶0.75。“十一五”期间, 河南省人均GDP (按当年汇率换算) 突破3, 000美元并迅速增长, 而2010年人均GNI大约为2, 598美元, 仍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 落后于全国的3, 296美元。按照河南省“十二五”期间主要发展目标预测, 河南省人均GDP年增速将达到9%以上。照此计算, 到2015年, 河南省人均GDP和GNI将分别达到5, 330美元和3, 997美元, 对比世界银行关于各国收入分组的标准, 将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并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表2)
(二) 工业化进程——河南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对工业化进程的分析和判断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在分析工业化进程时使用最普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水平评价体系。1986年钱纳里借助多国模型, 提出了标准产业结构理论, 所采取的数据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其中9个准工业化国家 (地区) 1960~1980间的历史资料。即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 将一国 (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 如表3所示。 (表3、表4、表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2000年和2005年的折算因子为陈佳贵等 (2007) 推算出来的, 2008年与2005年的换算因子为1.074, 系根据郭克莎 (2004) 的计算方法和美国经济研究局 (BEA) 提供的美国实际GDP数据 (以2000年美元为基准) 推算出来的。
根据以上标准工业化理论的研究结论, 结合河南省人均GDP指标、产业结构指标等数据, 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河南省“十一五”时期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阶段转变阶段, “十二五”时期将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由于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 第一产业比重在今后一个时期将很难降到10%以下, 因此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将比沿海地区晚。
另外, 从河南省的工业体系结构分析, 目前河南省的产业层次相对较低, 主要工业属于原材料初级加工、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业食品、有色、化工等。
(三) 城市化进程。
不同的城市化进程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发展战略。根据城市化率, 可以将一个地区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发展阶段 (城市化率<30%) 、加速发展阶段 (30%<城市化率<70%) 、稳定发展阶段 (70%<城市化率<90%) 。河南省2010年城市化率为39.5%, 低于全国 (49.68%) 10.1个百分点, 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发展速度将出现差异, 郊区的产业和人口集聚将快于中心城区, 同时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发展矛盾要求两者的一体化发展。“十二五”期间, 河南省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加快, 由此产生的土地问题、拆迁问题将凸显。
图1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四) 增长动力。
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投资拉动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属于较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6年的5, 90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6, 585亿元, 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居于前五名, 增幅也居全国前列。 (图1)
(五) 社会发展。
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看,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不同步的, 根据发达国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经济发展为主, 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各种差距逐渐扩大, 社会矛盾也不断积累。第二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 一方面经济总量继续扩大, 并且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另一方面种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制约经济发展, 需要着手解决种种矛盾, 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第三阶段以社会发展为主, 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满足, 同时社会事业得到极大发展, 收入差距较小, 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河南省将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 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 要注意处理好各种矛盾, 转变发展方式, 更加重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三、结论
综上所述, “十二五”期间, 河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将不断加快, 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的形势更加复杂, 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缩小与全国差距、走在中部地区前列的难度增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加紧迫;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任重道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仍需加强。对此, 需要按照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 围绕构建中原经济区战略支撑体系, 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体制改革,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扩大对外开放,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摘要：“十二五”时期河南省在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增长动力、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趋势特征,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因此会有不同的发展目标、主要矛盾和发展重点, 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根据所处发展阶段特征,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和措施。
关键词：河南省,发展阶段,趋势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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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J].中国社会科学, 2000.3.
成长型企业发展的五个阶段及特征 篇5
成长型企业发展的五个阶段及特征
成长型企业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五个阶段，即创业阶段、集体化阶段、规范化阶段、精细化阶段和合作阶段。
1、创业阶段
该阶段侧重生产和销售，组织结构是非正式的，因此不需要太复杂的管理，往往创业者本人就可以控制整个团队。高层管理风格崇尚个人主义和创业精神，管理控制体系以追求市场结果为导向，管理人员的报酬也很简单，创业者拥有所有权。
经过1-3年的发展，企业可能会出现剧烈振荡。因为随着员工日益增加，更需要一个职业化的领导来进行科学的指导和管理控制。这时，要么是创业者成长为职业化的领导，要么创业者找到一个更职业化的经理人进行管理控制。怎样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和信息基础平台去迎接这个变革是这一阶段的重点。
有一段浅显的话可以说明这个转换过程：请来一个好人，好好地对待他，把他留住，告诉他你做事的方法，然后坐在那里看着他干活。请来一个好人就是说在这个人入门之前有一个选择；好好对待他就是尊重员工，包括精神和其它方面的；告诉他你做事的方法就是他不能脱离你的体系去工作，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你别事事插手，让他放不开，你坐着看他做。你要放手让他做，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要监控。
2、集体化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集体化阶段。重点是强调经营的效率，组织结构一般是集中式或职能型，指导型风格成为高层管理的普遍特征，控制体系通过建立责任中心和成本中心来实现，管理人员报酬的重点是进行薪金和绩效的挂钩考核。随着企业的发展，由于指导作用和员工的具体实践使其工作经验和水平不断提升，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层次增加，员工需要获得自主权，中、基层经理希望增加自主权。此时，企业就需要合理授权，并建立一个更为规范的管理体系，才能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规范化阶段。
3、规范化阶段
企业发展到规范化阶段，市场开始快速扩张，组织衍变成一种分散式和以地域为责任中心的结构，高层管理人员通过广泛授权，并采取定期述职报告和利润中心的手段来考核下属机构，此时管理人员报酬的重点是强调个人绩效奖金。随着员工人数迅速膨胀，部门快速分拆，销售地域和网络越来越分散，此时需要更多的授权。但授权过多就会导致自作主张，出现本位主义，控制过多就会出现不协调、合作困难的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协调解决新的问题，化解新的危机。
4、精细化阶段
在第四个阶段，通过组织的重新整合，把基层人员分成若干产品组，按产品设立适宜的部门，高层管理者在广泛授权后，又重新开始强调监督，企业的控制体系是通过新型的计划中心、责任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和投资中心来组成，管理人员更加融入到企业，参与利润分享，并拥有股票期权。但随着企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分散，官僚主义开始出现，管理层次过多，决策周期拉长，人员冗余，需要加强合作，通过按产品、地域设立适宜的部门和团队才能增强面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5、合作阶段
第五个阶段管理的重点是要解决复杂化问题和进行创新，要有小公司思维。组织结构更多强调团队和矩阵式管理，高层管理者的风格是参与式的，与下属共同制定目标，过程中不过多干预，合作的方式一般是充分协商，管理人员报酬的重点是团队奖金。当企业变得越来越大，反应也越来越迟缓，需要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通过适当拆分和多元化运作，以小公司思维恢复创业阶段的创新意识和激情作风。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 篇6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和进步。这突出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显著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进入宽裕阶段，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进入了小康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也日益凸显。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这些角色和地位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各方面的结构及其关系形态都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宏观地说，对整个社会影响较大的结构性变化，突出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11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些结构性社会发展变化，既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的表现，也蕴涵着对我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
二、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与就业和养老的双重压力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是社会的基础性结构。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在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发生的。一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形成了相对较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05年，全国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44%，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产生了人口机遇期或“人口红利”期，据估计，所谓“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5%。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较大。三是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转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已从年轻型跨过中年型而进入老年型阶段。四是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家庭结构本身日益核心化，扩大家庭和主干家庭日益减少，核心家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代际结构即每代人口规模出现递减趋势，在城镇基本形成“四二一”型代际结构，在农村基本形成以“四二二”模式为主的格局。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上述变化带来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是劳动就业问题与社会养老问题。在劳动就业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个近中期结构性矛盾和两个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所谓近中期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规模巨大给就业带来了较大压力。目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了一半左右，而城乡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仍然较大，同时城市还有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两个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和未来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特点仍然是总量供给过剩，但从结构上看，过剩劳动力主要是低素质劳动力，技工、技师等较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则处于短缺状况。在养老问题方面，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对我国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养老社会化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这就要求我国养老社会政策的相应创新。
三、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与城乡和区域差距的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自身发展迅速，其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与此相伴随的是城镇人口的扩张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7.9%。到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上升到42.99%；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为27.42%。城镇空间的扩张必然意味着经济资源和财富向城镇大规模集中，从而形成城乡资源和财富分配结构的差距化变动。2006年，我国城市完成的GDP占全国GDP的2/3以上，县及以下所占比重不到1/3。区域结构方面，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社会区域，由此形成了差别性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在社会发展意义更加突出的其他方面，如人均收入、文教卫生以及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等领域，这种区域性结构变化也比较明显。
城乡结构与区域结构的变化蕴涵着一些结构性社会张力，城乡结构变迁方面尤其如此。资源和财富向人口比重较小的城镇集中，意味着较多乡村人口分享较少国民收入和财富，其结果就是城乡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随着城镇改革的启动和加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到2006年，这一差距达到3.28∶1的历史峰值。另外，不同统计口径的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别，本质上反映的不仅仅是口径问题，更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问题。更严格地说，只有当全国城乡人口没有制度化的身份—权利差别时，城镇常住人口比重才能成为一个测量城镇化率的真实有效标准。城镇户籍人口比重表示我国制度性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则是一种名义城镇化率。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分析，1983—2005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与制度城镇化率的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即从2.7个百分点扩大到15.57个百分点（约2.04亿人），这既反映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也显示出农村居民突破城乡二元制度藩篱进城的愿望日益强烈。
四、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劳动关系结构的重大调整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所有制结构变革。在不考虑土地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产权属性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已大体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占一半的所有制结构。这种变化具有深远的社会结构意义，其突出表现是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劳动关系结构。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在工业企业就业中，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份额合计达到56%；考虑到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有相当部分在产权性质上不属于公有制，保守地估计，在我国工业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份额不低于60%。在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份额更高。这种结构性变化首先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在公有制经济领域，企业用工制度改革也逐步使以国家劳动人事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计划性劳动关系向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市场化劳动关系转型，并且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一直在向其他劳动就业领域扩展。据估计，目前，不考虑农村家庭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我国非农领域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已基本完成。
劳动关系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关系结构变化中影响最深刻的，它意味着蕴涵在劳动关系中的各种权力、权利以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转型，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地位结构的重大转变。由于这种变化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利害攸关，因此，它内在地蕴涵着结构性社会矛盾即劳资矛盾的可能性。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资矛盾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和快速增长。
五、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性进步和偏差并存
就业结构，主要是指劳动就业的产业分布。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非农产业获得持续快速发展，从而不断改变我国就业结构。1978—2006年，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从70.5∶17.3∶12.2改变为42.6∶25.2∶32.2。这种变动可被视为我国就业结构现代化的表征，它意味着更多人口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并分享发展成果。但是，由于就业结构变动步伐未能跟上产值结构的变动，我国社会在农业与非农业两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偏差。1978年，70.5%的农业劳动力创造了28.1%的国内生产总值，两者之比是2.51∶1；到2006年，两者之比变动为3.38∶1，可以看到，这两个比例关系与两个年份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当一致。因此，城乡差距主要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本身发展滞后的问题。这充分说明，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
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我国社会职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的非农化和市场化不断增加对各种非农职业的需求，各种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业不断扩张，许多新的职业类型不断产生，所有这些因素推动着我国职业结构不断升级，即整个职业结构中处于较高层级的职业类型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处于较低层级的职业类型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例如，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体力半体力类职业比重下降了24.4个百分点，非体力类职业比重则上升了18.8个百分点。职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我国社会成员向上流动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既增加了人们的个人综合收益，推进了社会发展，又使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时期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与结构性的社会紧张
在上述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等各种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推动下，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即“两阶级一阶层”。改革开放以后，这“两阶级一阶层”都在发生分化。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他们成为工人阶级中的新成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的经营管理人员，也不断从原来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分化出来；原来的知识分子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办事人员，则在新的劳动关系下获得相对独立的新社会角色和社会经济地位。
用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分析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我国整个阶级阶层结构中，按全部经济活动人口计算，这十个阶层所占比重分别为0.5%、0.6%、0.6%、5.6%、6.5%、8.9%、8.4%、13.0%、50.3%与5.8%。如果考虑到农业劳动者中在此次调查中未被识别出来的第二类兼业人员的存在，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进行校正，则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这五个阶层的实际比例可能分别约为1%、10%、11%、15%与44%。
从这样的比例关系中，可以获得两个基本判断：一是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和雏形，这是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代化的成果；二是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形状还是一种金字塔形，结构底层比重过大，中间层规模过小，不利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稳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关系自我调节，不利于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其中存在不少结构性紧张。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这是加快社会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
七、组织结构变化与社会组织发育发展的滞后
组织包括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众多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组织结构体系是单一化的，国家组织掌握着几乎全部生产资源和绝大部分生活资源，并通过各种企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几乎全部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而各种经济组织（如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如社会团体），基本上都是国家计划和任务的执行者，并且依赖于国家计划配置的各种资源而存在和运行，因而本质上也是国家组织功能的承担者，是国家组织的不同表现形式。1978年以来的改革从三个方向突破了这种组织结构格局。
第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组织体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大量涌现，增长迅速。据统计，1994—2006年，个体工商户数从2187万户增至2756万户，私营企业从43万户增至495万户，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从20.6万户增至28万户。从数量上看，主要服从市场机制调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已构成我国经济组织的主体部分；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组织数量迅速减少。据统计，1994—2004年，国有企业总数从217万户减至92万户，集体企业从546万户减至139万户。二是经营机制有了重大变化，计划机制基本上已经为市场机制所取代。虽然国有企业需要继续体现国家意志，并在相关产业领域占有垄断地位，但经过多年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其市场主体属性已基本确立。集体企业更是要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且其数量无疑还会继续减少。
第二，近30年来，国家组织本身在不断进行改革，减少机构和人员，转变职能。以国务院为例，经过多次改革，目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已经减少为28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不到10个，而且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地方各级政府基本上也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模式进行机构和职能转变。这种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国家组织向公共部门回归。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组织逐渐从微观经济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并向市场部门让渡经济组织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组织逐步从微观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承办者的角色退出，并向民间社会让渡社会组织空间。
第三，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国家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不断将一些原有经济管理部门改造重组为社会组织（主要是行业协会），明确原有各种社会团体的社会组织属性，推动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在经济市场化和国家从微观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以后，社会自身产生了愈益强烈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需要，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登记注册的社团组织仅有2000多个，而到2007年9月底，我国已有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19.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4万个，基金会1245个，总计36万多个。
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显著地改变了我国的组织结构体系，原来几乎只有国家组织的格局逐渐裂变形成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三个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这也是我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而且组织结构的分化同时也意味着其间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化，这对这种相互关系的管理、协调和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在我国组织结构的三大部门中，社会组织力量最为薄弱，还难以有效发挥组织民众、服务民众和表达利益的作用。
八、利益关系结构变化与利益矛盾的加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涉及全局深远影响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影响深远之一，是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调整。这种调整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路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分配体系，除了劳动之外，其他主要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以及部分情况下的土地，都可参与分配。其中，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影响最为重大深远。二是利益实现机制的变化，即整个分配制度从计划调节转变为市场调节。而在市场的调节下，利益分配的主要决定机制，不仅仅是参与分配的主体的努力程度，更有不同要素在市场配置中的稀缺程度，市场上的机会结构，以及制衡不同要素的力量对比关系和调节机会结构的制度安排。近30年来，关于利益分配的相关制度安排，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个重心来确定的，其基本理论表述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劳动供给近乎无限的情况下，资本和技术成为最有力或最有利的利益分配决定因素。这种利益分配决定机制，无疑大大激发了我国经济活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其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三是利益差别化格局的形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不同，起点条件和机会际遇各异，而市场机制在决定利益分配时往往倾向于通过强化差异来获得效率。同时，由于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非市场因素，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安排、行业垄断、腐败以及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等，对利益分配格局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益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衡量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基尼系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下降之后，从1985年起便不断攀升，从1984年的0.25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0.47左右。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已经相当不平等，贫富分化较为严重。
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根源，除了国家再分配制度尚待完善之外，初次分配过于不公是重要原因。例如，在1994—2005年我国GDP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从51.2%下降到41.2%，营业盈余比重则从23.4%上升为29.6%。而在发达国家，如在美国，目前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6.3%和12.4%。
九、价值观念结构变化与价值整合的难题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既是对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发展状况的反映或论证，也是对人们理想中的个人发展目标和社会关系状况的期盼。因而，社会结构特征的变化及其多样化，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念的结构性变化和多样化，表现为新的价值观念不断出现。目前，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念变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是个人发展机会和路径多样化。在现代化亦即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居民的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也日益多样化，这使得社会成员实现个人成功的机会空间空前扩大，可供选择的路径显著增加，人们不再共同瞄着某一个方向谋求自身发展。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机会，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观念，亦即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二是社会评价机制多样化。社会评价机制的多样化，意味着个人成功标准的分化和多样化。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当劳动模范、技术标兵、先进典型或者参军、入团入党、提干是成功的标志，那么，在当今社会，个人发家致富，做青春偶像、影视文体明星，加入甚至引导时尚消费潮流，成为知识和技术精英等，也都成为个人成功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有从过去注重组织评价转向现在重视自我评价、“粉丝”评价、媒体评价的趋势，其背后的实质则是从以往注重精神内涵转向更加注重物质效果。三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在同一时空中并存。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并且由于不断向世界开放而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社会价值、现代社会价值乃至后现代社会价值，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相互激荡。四是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阶层化特征。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之间的差异愈益显著，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取向分歧。价值观念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向我们提出了社会价值整合的难题。所谓价值整合，并不是要消灭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是要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条件下，重塑全社会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既要注意吸收全人类价值观念发展的合理因素，更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阶段性特征中，最突出的就是各种社会结构变化。正因为这些变化是结构性的，所以它们是深刻而影响深远的，触及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结构基础。因此，对于其中所蕴涵的结构性矛盾、张力，要进一步调整社会结构，采取更加合理更有弹性（可协调性）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措施，才能从结构上予以调节和消解。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进一步调整各种社会结构的根本保证。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 篇7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羊绒生产国,羊绒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3以上。中国的羊绒产业是由绒山羊养殖、羊绒原料流通、羊绒加工、国际国内贸易、市场营销等环节组成的产业链条。早在150多年前,中国羊绒就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才开始发展自己的羊绒工业,在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在羊绒产业的国际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回顾和总结中国羊绒产品出口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其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初始发展阶段、震荡加速发展阶段和调整发展阶段,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原料出口、加工出口、产品出口、企业发展、创新品牌的过程(见图1)。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3-1995)》;《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海关总署(2008)。
(一)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初始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1989年)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山羊绒只能以原料形式廉价出口国外,加工能力仅限于擀毡、拧毛绳、编织手工毛衣、修建蒙古包等。60年代,中国羊绒企业开始生产羊绒衫,而英国道森公司早在60年代以前,已经用中国廉价羊绒加工羊绒衫并行销世界市场150多年。从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批量加工生产分梳山羊绒,以半成品无毛绒形式出口国外,但大量的羊绒还是以原料形式出口国外,出口量也很少(见表1)。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3-2008)》。
1964年初春,中国第一件羊绒衫在北京麻纺织厂(雪莲股份公司前身)诞生,1965年6月,生产出2.5万件雪莲牌羊绒衫出口中国香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拥有世界70%羊绒资源的中国不能生产羊绒衫的窘境随之彻底结束了。1980年伊盟羊绒衫厂(鄂尔多斯集团前身)以补偿贸易方式从日本引进设备建立羊绒衫厂,1981年正式投产(1),逐步奠定了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的基础。从此以后,中国结束了单一的无毛绒出口,羊绒加工业开始由初、粗加工向深、精加工发展,产量和出口明显增加。1983年中国无毛羊绒出口量为209吨,出口金额1 543万美元,1983年中国羊绒衫出口21.38万件,出口金额539万美元。1989年中国无毛羊绒出口量为601吨,出口金额8 449万美元,其中1988年出口量最高为840吨(见表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8);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3-2008)。
这一时期,是中国羊绒产品出口初始发展阶段,也曾经发生过“羊绒大战”,使以外贸出口为主的国内羊绒企业损失惨重,造成中国羊绒及其制品的出口数量大幅下滑。
(二)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震荡加速发展阶段(1990-2004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羊绒产业进入迅猛发展期,尤其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了中国羊绒产业的大力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羊绒产业的高速发展,但亚洲金融危机也使中国羊绒市场形成了跌宕起伏、竞争激烈的形势。这期间,中国羊绒及其制品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进一步提高,行业分工更加精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羊绒产业在初加工份额下降的同时,深加工比重得到较大提高,全面创新羊绒企业核心竞争力,树立品牌意识,并将产业的集团化、集中化、集约化的发展确定为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发展的目标。1990年中国羊绒产量为5 751吨,1999年羊绒产量达10 180吨,2001年羊绒产量为1980年2.74倍,年平均增长4.4%。1990年羊绒衫出口58万件,出口金额3194万美元,平均销售价格为55美元,2004年羊绒衫出口1 436.8万件,出口金额33 948万美元,平均销售价格仅为23.63美元。1990年山羊绒平均出口价格为11.65万美元/吨,1999年降为4.7万美元/吨,此后一直徘徊上升,2004年为5.69万美元/吨。这一时期中国羊绒企业从90年代初的300余家发展到2000年不同规模的羊绒加工企业达到2 000余家,仅知名的品牌就达120多个。总加工能力已超过2 000万件,羊绒加工企业呈现出“南北两派”,南派以“春竹”、“兔皇”、“珍贝”为代表,三足鼎立,北派以“鄂尔多斯”、“雪莲”、“鹿王”、“圣雪绒”、“清河”、“临河”为代表,六雄称王。1990年中国山羊绒出口量为749吨,出口金额8 726万美元,此后出口量波动大,呈震荡增长发展,2004年中国山羊绒出口产量为4 159吨,出口金额23 574万美元,这一时期出口量最高的是1999年为5 074吨,出口金额最高的是2000年为25 227万美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羊绒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羊绒及其制品的出口金额第一次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见表3)。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3-2008);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8)》;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进出口统计(2004-2009.7)。
(三)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调整发展阶段(2005-至今)
这是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关键转折阶段,是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从稳定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从2005年起,中国羊绒的出口额并没有明显下降,但出口量开始明显下降。中国山羊绒出口产量从2005年的3 662吨降到2007年的3 075吨。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羊绒市场呈现出生产和消费量不断增长,价格却不断下跌的趋势。
2005年5月1日欧、美等国家取消对中国纺织品配额限制,实现全球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对中国20种产品进行限制或设限调查。中国羊绒贸易受国际、国内政策影响较大,2005年中国无毛绒、羊绒衫创汇额分别仅为3亿美元和6亿美元,从2006年开始,羊绒产业的出口量和价格呈现稳步发展,上下浮动不是很大。
2008年下半年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由于羊绒价格较低,农牧民手中羊绒大量积压。2009年新旧羊绒叠加,羊绒货源充足,供大于求。
2009年受美欧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减少,致使国内羊绒价格下跌。2009年1-6月中国无毛山羊绒出口量为754.8吨,同比下降33.93%,出口金额5021.8万美元,同比下降45.4%,出口价格6.64万美元/吨,同比下降17.37%。资金的短缺、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少、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不断问世,给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发展带来严重的冲击,使羊绒业处于低谷期,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
二、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发展特征分析
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经过了初始发展、振荡快速发展和调整发展三个阶段,经历了从初级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长期平缓的出口增长速度,影响向羊绒强国发展的进程
中国是世界羊绒出口大国,所生产的无毛绒、羊绒纱和羊绒衫等制品,60%以上出口到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有逐年增长之势。2008年出口羊绒2 385吨,金额为19 444万美元,比1983年提高了11.4倍;出口羊绒衫1 825.7万件,金额61 079.7万美元,是1990年的31.5倍。
但数据显示,中国羊绒出口量仍处于台阶式震荡增长阶段,总的增长幅度不大。1970-1975年是200吨的台阶,1976-1990年在100吨以内的台阶,1993年到2 000吨后,一直在震荡徘徊阶段,其中1999年达到了5 074吨,但到2008年又回到了2 385吨(见图1)。羊绒衫出口也同样表现为台阶式震荡增长,徘徊不前(见图2)。
数据来源:《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进出口统计》。
(二)出口产品仍处于国际羊绒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品牌优势
中国羊绒产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原料收购运输,到初、深加工,再到制成品,最后销售经营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但由于大多数企业依然是初加工产品,所以中国大量出口的是利润非常微薄的羊绒原料。尽管近年来一些企业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羊绒企业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10家发展到2 600余家,并培育了150多家国内知名企业和180多个品牌,初步形成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内蒙板块、以“米皇”为代表的湖州板块、以“贝加尔”为代表的深圳板块及以“梦特娇”为代表的“品牌延伸”板块。但由于缺乏自主知名品牌,在中国每年出口的羊绒制品中,99%以上为贴牌出口,自主品牌营销不足1%。目前国际市场上羊绒衫3/4是中国产品,但真正挂中国品牌的不到20%。中国有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却没有品牌优势,仅仅是国际市场的原料基地和加工车间。
(三)加工能力明显过剩,维持在低水平的数量型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由产绒大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羊绒加工大国和制品出口大国,羊绒年产量由2 800吨激增至9 8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国内羊绒加工企业多达2 600多家,无毛绒分梳能力突破2万吨,除加工国内全部原绒外,每年蒙古、俄罗斯等产绒国的3 000吨羊绒也进口中国进行加工,中国的羊绒实际分梳量达到了20 000吨原绒的水平,是资源总量的2倍以上。在生产能力快速扩张的同时,由于“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部分企业设备技术落后,难以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初加工、低档次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国内市场的无序竞争,最终损害羊绒产业的整体利益。
(四)价格长期缓慢增长,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格优势
尽管中国羊绒收购价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但羊绒和羊绒衫出口价格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却增长幅度不大。除1989年和1990年羊绒出口价格出现过14.06万美元/吨和11.65万美元/吨的历史最高价位,其余年份一直在6万美元/吨~8万美元/吨的价位上徘徊,直到2008年也只增长到8.01万美元/吨。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7月的出口价格甚至降为6.55万美元/吨(见图3)。中国羊绒制品在出口量增加的同时却价格逐年下跌,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并没有随着中国羊绒产业的发展而提升(见图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3-1995)》。
数据来源:《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进出口统计》。
(五)区域资源尚未完成整合,未能发挥区域集群竞争优势
羊绒加工企业和品牌生产区域分布全国,各种经济成分、规模并存。东部地区在销售模式、营销手段等方面具有优势,西北地区在原料和专业经营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鄂尔多斯集团公司、鹿王集团公司、圣雪绒集团是中国实力强大的出口创汇企业。内蒙古鄂尔多斯高科技纺织工业园区、富兴羊绒工业园区和宁夏灵武市、同心县羊绒工业园是中国羊绒产业集群与羊绒工业开发园区有机结合的典范,是西北地区的特色羊绒产业集群。同时,中国还拥有众多羊绒产业基地,但由于羊绒产业缺乏优势资源的整合,在资源布局、信息共享、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出口战略、品牌创新等方面各自为阵,尚未实现资金、产能、技术、人力、客户资源的互补共享,难以形成特色资源的整合优势、实现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生产,从而不能以完整的产业链整体参与市场竞争,发挥整体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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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和任务 篇8
土地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元素。在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 土地是人们劳动的场所。土地更为了提供动植物的发育所必需的一些养分的主要来源, 是这些生物发展生长发育的所需的环境条件。因此, 土地的数量都会是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原因。跟其他的机械生产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在大自然中, 土地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使得土地的面积增大。不过, 对于总面积来说, 这种增加是很有限度的。而且这样的方式所需要的费用是极大, 成果并一定很明显。这仅仅是在不考虑它有副作用的情况下。土地在地球上的位置决定了地区的生物的生长发育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土地质量都是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取决于土壤演化过程以及人们劳动形成的人工肥力。适当的通过一些工程改善提高施肥技术, 在一定上改变土地的质量。不过这些都是需要付出想当的代价。
2 新阶段的特征
在农业上, 粮食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而且, 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值已经达到了五亿吨了, 而且用来供应也是年年有余的。在80年代我们国家的粮食自给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了。而在90年代更加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了, 是质的飞跃。而其他一些, 比如水果什么的, 主要作物以及水产品等都是呈现了比较好的形势。而在农业上, 我们有了发展, 但是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出现了许多农作物的过盛了。在人们看来, 农民的收入, 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农民靠着农作物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长期看来, 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已经能满足自家的温饱问题了。而农民的收入也是处于比较底下的。农民的收入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农作物的收入, 还有一种是货币的收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人们在收购的比例下降了, 使得农民注重了货币的收入。农业发展对技术的要求也是非常大的, 劳动力和土地的使用的作用也由此下降。农民在农业发展的制度下创新, 因此可以确立农户的独立经营的地位, 使得其一体化经营。在改革以来, 农业制度的创新是在中国农业组织的基础上的。经历了不断的改造, 家庭的承包制度成为了我国一直坚持的基本安排。这是我国改革以来对农业发展重要的制度因素。
随着市场的全力发展, 很多小规模的经营受到了许多的挑战。但是在一个方面, 在家庭承包方面难以有重大的突进。而另一方面, 这样也不是非常合理的。随着年代的变化, 创新才是王道。如果去开发新的农业制度, 如何使得他一体化经营。这些都是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价值的东西。而且农民也是可以享受到增值的成果。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3 对农业的影响
根据调查, 不少农业技术人员都缺乏对农民的基本认识, 缺乏对农民的动员、组织、培训和管理的基本训练, 缺乏对工作的创造性热情。如果说农民的素质比较低, 其直接原因之一是农村中农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太低。农业与工业生产使不同的。农业主要是在土地上进行的。同时, 农业生产是生态的再生过程。会因为环境问题而受到一定的影响。现有的生物生长发育都是长期自然选择的效果。他们的生命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副作用是忽略的。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个地区的气候问题。从而使得农作物的类型出现不同。如果我们去把环境问题分析进农业生产, 建立合理的生产机制。通过发展,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环境, 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从而增加农作物的高效供应。相反, 如果我们忽略这些问题, 都不可以去利用自然资源, 从而使得农业的发展速度得不到提升, 影响到产业。总之,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要求, 需要专业农户, 民专业合作社, 产品加工流通企业, 村和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 产品行业协会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主体的相互渗透、相互支持, 形成复杂联动的组织体系。有了比较完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就是建立了现代农业制度。
4 新阶段的任务
在保持自给的基础上, 提升农作物的产品质量, 优化农业的生产体系和地区分布。进入了新的阶段发展, 农业上的发展需求越来不受制约了, 在受到了WTO国外优质农作物的供给来看。我们农业的提醒需要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追求农作物的数量, 这样的调整农业生产体系突出质量是前提。我们需要发挥土地以及经济和科技的优势, 发展品质更好果业以及水产品等, 无论如何去调整农业的生产体系。我们的重点都需要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考虑。在我们保证农产品供给的情况下, 我们更加要保证农民的收入。这是我过目前主要的任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 农民的收入也是越来越低下了, 因此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的难道是非常大的。因此, 提升收入增长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时下, 构建这个农业体系, 我们需要培养农民合作使得现在的农作物与网络交接, 另外需要一个协会来管理这些农产品的进销存, 建立全农业化的服务组织。使得农民的收入增收。这样农业化产品可以更好的渗透进各个不同的行业组织。这样形成一定的组织架构, 有了比较完善的经营体系就是我们需要的现代化农业制度。
5 小结
一定的农业化统揽了农业以及农村发展的全景。推进了现代化的流程。使得农业化是我们现代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业现代化就是使用一些高科技技术以及一些农业装备声场手段, 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管理农业, 提高农民的文化以及科技技术素质。把传统的农业逐渐的发展成为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使得提高了环境质量还能更好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农业的改革, 它不仅仅是农业局的事情。它反映着整个新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 是向农业进军的重要阶段。据了解, 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农业是需要人们配合政府实行当地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 达到一定的指标慢慢的使得慢慢进化。在我国, 农业具备了现代农业的一些基本特征, 但是离农业现代化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国家对现代的体系有了一定的改革。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使得农业现代化统揽农业以及新农村的发展的问题。在实际的工作中, 推进新农村的大力发展, 从而使得整个农业以及新农村的体系更好的提高到一定的层次。
摘要：跟随着时代的脚步, 农业发展也分为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在农业传统到现代化的过程中, 农业在提升中的主旨是不同的, 这可以充分的体现了他的动态性。而且, 农业现代化也是具有广泛性。它不仅涉及到技术, 而且还跟经济和生态有关系。另外, 农业现代化也是包含地区性以及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国家, 农业所追求的东西都各有成果。在国外, 他们通过农业的机械化使得劳动生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得农民所得的收入也是逐渐提升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使用了很多农业技术来提高土地的生产效果。
关键词：农业发展,农业特征
参考文献
[1]傅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涵义与标准的理论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 2001 (12) .
[2]“十五”计划研究课题组, 陈锡文.“十五”期间农业、农村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 2001 (01) .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 篇9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30年来, 在农村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体制改革, 使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回顾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 已经或正在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1984年)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 使农民部分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家庭自治权、产品享有权等, 实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责、权、利的统一, 劳动者能够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随时随地灵活决策,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功能, 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民的创造潜力, 农业实现高速增长, 农村生活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第二阶段 (1985-1991年) , 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 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 出现了卖粮难以及收购粮食“打白条”问题, 被认为是“超常规发展”带来“低水平过剩”, 导致了农产品统购与派购制度的改革, 这一改革是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 (郭书田, 2008) 。同时, 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上, 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发展多种经营, 优化种植业结构, 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 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 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 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 (1992-1998年) , 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 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市场机制全面取代了计划手段, 在调节农产品供求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经过这个阶段的改革, 除粮食外, 中国农产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供求的方式已经全面确立, 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全面稳定的提高, 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农村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 而且还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 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
第四阶段 (1999年以来) , 农村综合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后,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改革的重点主要针对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问题。把农业和农村发展放在国民经济通盘格局下, 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农业和农村外部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 如何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效发展机制, 从总体上解决“三农”问题, 着力于城乡统筹和农村全面发展。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30年来, 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发生了彻底改变,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机制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开始进入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随着改革措施的出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将会全面加快, 改革的深度与力度都将超过以前, 改革的社会成本也会增大, 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并具有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将最终形成。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 篇10
关键词：高中文科,问题学生,演变特征
贫困县地区由于各种原因, 地域经济相对落后, 人们的知识文化平均水平不高。根据问卷调查, 我们发现贫困县的家长在教育子女上方式简单粗暴、无原则的溺爱、纵容子女贪图享受、对子女的教育只注重结果, 不关心过程、甚至对自己的子女疏于管教和关心。还有社会上的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 畸形的消费观念以及其他不良风气的影响, 再加上优势教育资源相对短缺,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高中生的发展, 致使部分学生在思想意识、行为习惯上出现偏差, 从而产生了问题学生。通过问卷调查、个体研究等方式, 我们发现贫困县高中阶段文科问题学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一阶段文科问题学生的特征
高中阶段是学生逐步走向独立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是一个由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逐步走向独立性和自觉性的成人化的关键时期。学生和家长都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很多高一学生由于自我估计偏高, 对高中学习竞争的激烈程度认识不够, 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承受挫折能力差, 缺乏吃苦、拼搏精神, 致使很多学生在心理上感到失落、迷茫, 从而在行为习惯上逐渐产生偏差。主要体现在:
1、迷茫失落。
在贫困县, 进入高中的学生以前的学习成绩大都很优秀。在家里, 他们是父母的希望之所在, 对他们宠爱有加;在以前的学校, 他们是老师眼里的尖子, 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进入高中, 尤其是重点高中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面临的是众多“高手”的激励竞争, 中心也发生了转移, “尖子”可能不尖了, 原来是班级或校级学生干部的, 可能变成了“庶民”, 于是失去了过去的那种优越感。这一代学生又以独生子女为主, 他们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本身就差, 于是不能快速适应这一变化。当老师引导不及时时, 他们就开始沉迷于对美好过去的追忆, 他们变得心情忧郁, 不愿与人交往, 从而导致迷茫失落。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要么变得不爱说话, 要么变得哗众取宠, 甚至以违反校规或恶作剧等行为来引人注目, 以达到心理平衡。
2、违纪严重。
在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学生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而大部分家长本身文化素质不高, 有的又忙于生计, 对子女的管教就谈不上因势利导了, 有的甚至是疏于管教。问卷调查表明, 很多学生在初中阶段就开始吸烟、酗酒、谈恋爱, 甚至打架赌博。进入高中后, 大多学生都开始住校, 远离父母, 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生活。部分学生在学习上遭遇挫折后, 就开始自暴自弃, 变本加厉的违纪。据统计, 在高中违纪学生当中, 高一的比率要占60%以上。因此, 在高一阶段, 班主任的工作也是最繁重的。
3、叛逆心增强。
高中生的心理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他们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已经是个成年人, 因此在面对问题时他们常常呈现出一种幼稚的独立性。出于好奇和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 他们通过表现个性、追逐潮流来满足自我意识和好奇心;另外, 社会和家庭的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端, 阻碍了他们自身发展的需求、成了叛逆心理产生的源头。此外, 高中生如今面临的各种压力, 比如学习压力以及生活中的无聊情绪等, 也是叛逆心理产生的“沃土”。于是他们开始我行我素, 开始与家长和老师唱反调, 你劝他这样做, 他偏要那样做, 对老师和家长的规劝常常采取抵触政策, 要么强词夺理, 要么高唱反调, 甚至做出越轨行为。
4、自卑心理严重。
贫困县的大部分高中生都来自农村, 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物质上的有些要求无法得到满足, 父母又没文化以及工作不体面, 这让他们感到自卑。他们不愿意与在这些方面比自己优越的同学交往, 也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父母和家庭, 甚至有时竟不敢在同学面前与自己的父母打招呼。当他们再在学习上屡遭挫折时, 他们面对的又是父母的批评, 甚至打骂。这使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逐渐相信“我真的不行, 我不如别人……”, 从而陷入严重自卑。一位普通高中的学生曾这样写道:“我没能考上重点高中, 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看到同班的许多同学都进入了重点高中, 我真是惭愧啊!自卑感油然而生, 学习的兴趣一点也没有了。”他们在行为上表现为:不敢去尝试没做过的事情, 不敢主动与人交往, 上课不敢回答问题等。
二、高二阶段文科问题学生的特征
高二是整个高中三年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 是成绩分化的分水岭:行则扶摇直上, 不行则每况愈下。进入高二后, 没有了高一的新鲜感, 又还没有高三的紧迫感, 可以说是高中三年中最难把握的一年, 是最容易玩的疯走的远的时候。
正如许多学生所描述的那样:“上高一时, 觉得新鲜, 忙着适应;高二没好好学, 忙着玩了;高三知道学, 想学, 又来不及了。”在这一阶段, 学生在学习上两极分化日益明显, 孤独感和焦虑感增强, 谈恋爱的人数增多。主要表现为:
1、失落感剧增。
经过高一一年的学习, 学生在知识掌握程度上已较明显的分出层次, 即所谓的优生和差生。很多差生原以为文科比较简单, 读文科后作业会更少, 时间会更充足, 可以轻装上阵, 将落下的课程补上, 将自己的竞争对手赶上并超越, 希望能东山再起。当过一段时间, 他们发现文科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在学习中 (尤其是在考试中) 再遭挫折时, 他们的失落感剧增, 逐渐放弃取得好成绩的愿望, 开始破罐子破摔。于是, 他们的兴趣也逐渐发生转移, 完全沉迷于小说、网络游戏等, 他们在虚拟世界中偷渡时日。有的甚至开始融入赌博, 吸毒等不法分子当中。
2、孤独感和焦虑感增强。
高二阶段是一个容易出现动荡和茫然的“断层”时期。很多学生既没有高一时的雄心壮志, 也没有面临高考的紧迫感, 他们目标不明确, 而这时老师和家长对他们的关注又相对较少。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学生感到整个高中阶段有成绩明显退步的阶段是在高二。一旦遇到挫折, 特别是考试中受到打击, 就会自我怀疑, 产生焦虑。使学生在这个阶段的孤独感增强, 尤其是女生。
3、恋爱现象增多。
有人用“三动”来形容高中学生在不同阶段的情感变化:高一是按兵不动, 高二是蠢蠢欲动, 高三是雷打不动。高二是高中阶段恋爱发生率最高时期, 其中有生理发展和社会影响的因素, 也有其心理原因。高二学生所要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越来越多, 他们非常需要理解和关心。然而, 由于家庭、学校对他们的关注不够, 导致他们只能从外界获得被关爱的感觉。有些学生谈恋爱就是要寻找一种被爱、被重视、被珍惜的感觉。其次, 受电视、电影、网络等影响, 很多学生把爱情过于美化、理想化, 向往浪漫的爱情, 因而会模仿成人谈恋爱。
4、小团体现象明显, 分块现象严重。
高二学生有了一年的高中生活基础, 形成了一定的交往圈子和习惯, 重新组建班级, 促使学生在相对陌生的环境里, 寻求新的归依, 各种各样的非正式团体随之增多。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心智的不成熟, 他们有的可能拉帮结派、组成不良的小圈子。有些是按原来班级的同学组成“一伙”, 有的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结成“一派”, 同时随着高二学生生理上的日趋成熟, 异性间的爱慕相吸的心理非常突出, 也易形成小团体。他们重情感而轻理智, 喜欢随意传播小道消息和谣言, 容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这对建设和谐向上、团结奋发的班集体带来不可估量的障碍, 对班级管理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高三阶段文科问题学生的特征
高三是整个高中阶段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中, 全体同学既要经历高强度的各科总复习, 也要经历自身意志品质的考验, 更要经历来自学校、家庭、社会的种种压力。这几个环节, 无论哪一个出问题, 都有可能使高三学生脆弱的心灵不堪重负, 甚至出现扭曲变形。在这一期间, 部分学生因无法有效的进行心理调节, 会出现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
1、心理上过度焦虑和紧张。
到了高三, 绝大多数学生都有强烈的升学渴望, 他们认识到考上大学, 特别是考上重点大学, 对自己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种强烈的心理内驱力的作用下, 每个同学都对考试成绩寄托很高的期望, 希望每次考试都能考好。然而, 高考以及高考前的所有摸拟考试, 都是以选拔性为目的的考试, 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于是, 过高的目标和不令人满意的现实就必然产生矛盾, 并进而使人产生心理上的过度焦虑与紧张。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调节就会诱发心理疲劳, 产生消极的心态。一位高三学生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期待着让高考来检验十二年的成绩, 期待丰富多彩、令人向往的大学生活……但在我心中, 却总有沉沉的压力和隐隐的不安, 每当迎来又一个早晨, 我总是对自己说, 要努力, 要相信自己。可是每当夜幕降临, 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练习, 我不禁要问, 我能行吗?”这段不长的文字, 生动地表现了许多高三学子的困惑和矛盾, 也应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2、学习上两级分化严重。
经过两年的高中学习, 在学习上已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对优生来说, 由于之前学得好, 他们积极、自信的心理不断得到强化, 学习兴趣上升为乐趣, 学习已成为自觉的行为, 并不断从中得到成功的心理体验。而另一部分学生屡遭挫折, 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已经考不上心目中的理想大学, 甚至考不上大学, 他们对学习灰心失望, 思想上进入“升学没有希望”的误区, 以致成绩越来越差, 甚至在最关键的时候放弃学业。今年高考前, 重庆有一万多名考生放弃参考资格, 就是最好的例证。
3、违纪现象增多。
高考前, 各种违纪现象会猛然增多。一方面, 由于学习压力大, 感情的潜意识长期受压抑, 情绪易激动, 同学之间易发生矛盾冲突, 一旦有了矛盾, 往往会一开口, 就可能跟着动手, 严重者会发展成恶性事件。此外, 有些同学抱着“快毕业了, 我怕谁!”的思想, 因而在行为上自由散漫, 开始经常迟到, 甚至无故旷课, 对学习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这对高三后期的管理是个极大的挑战。 (课题编号:0527045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