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

2024-07-10

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精选十篇）

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篇1

一、从中国国情认识城镇化

众所周知,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城镇化速度非常快。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城镇化的变化趋势来看, 我们曾经经历了自然增长阶段、剧烈波动阶段、停滞增长阶段、恢复性增长阶段, 之后进入了加快发展阶段。在加快发展阶段, 从1993～2000年, 年均增长超过了1%, 2001年至今, 年均增长超过了1.3%。

2011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3%, 这个数字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于是, 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也成为国际上关注的一个热点。很多年前,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说过:“中国城镇化问题和美国高科技问题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句话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那么, 中国城市的现状如何呢?首先,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人口数量众多。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51.3%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6.9亿。这么大规模的人口, 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而与此同时, 农村人口比例高、人均耕地少的问题也日益严峻。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 我国农村人均耕地不到1.4亩。这样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符合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那么, 中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呢?我们常常讨论要界定城市化率的问题。有学者说, 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3%, 这是虚高的城市化率。为什么呢?因为“城镇化”里面不完全是城镇人口, 事实上, 这样的怀疑或者讨论是与中国的特殊情况相关的, 是与中国的体制相关的。首先, 中国的城镇是具有行政等级的城市, 我们在做国际合作项目时常常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带了一个县级市市长参加国际会议或者去国外考察, 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 国际友人会提出疑问, 怎么团长是副市长, 而团员是市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他们不清楚中国地级市和县级市级的区别。再者, 行政管辖区就是城市管理城市。第三, 城乡公共服务具有排他性。中国实行户籍制度, 城市的市长是服务于他所管辖区内人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的公共服务是排他的。第四, 城镇管辖着农村。因为我们的城市下面是不同的行政等级, 比如地级市下面有县、县级市, 我们把县一级定义为农村地区, 而县以下又有乡和镇。正因为是这样一种体制, 你就会发现, 中国的城市里面有很多农村, 比如说北京, 是一座非常现代的城市, 但是在北京市的延庆县, 就有些区域是农村。

当前, 中国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657个, 讨论到城镇化率51.3%的时候, 有人说它是虚高, 因为其中还有流动人口, 这时候我们就讨论到城镇化。确实, 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 跟中国目前的内需相关。我们来比较一下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消费。有研究表明, 一个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人口的3倍, 如果说目前有2亿多流动人口, 让他们从农村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的生活方式, 那么, 对消费的刺激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有内需的拉动, 有消费的增长, 对经济的增长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 城镇化目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处于非常合适的时机。近年来, 我国的城市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 在体制、机制上也有一些进展, 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些障碍正在消除, 所以, 目前推进城镇化正当其时。

在未来, 中国作为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将会和世界各国有更多的合作, 通过与国外城市的合作, 让中国的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有更多的交流。这是一个新平台, 也将是一个新起点。

在中国, 不仅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有发展潜力, 其实, 很多中小城市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小城市的发展。当然, 很多时候, 我们对这些小城镇不是那么关注。我国有19, 400个小城镇, 其中有些城镇的人口规模非常大, 最多的虎门镇人口已达到57万人, 龙岗镇38万人, 所有这些小城镇中, 镇区集中的人口达到5万以上的已经有740个。所以, 大家在寻找投资与合作的时候, 不要忘了一些在经济意义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小城镇, 要关注这些地方。

二、从为民众服务理解智慧城市

既然我们理解了中国城镇, 那么, 智能化技术与服务究竟该为谁服务呢?我们认为, 应该为民众服务, 从为民众服务的角度去理解智慧城市。比如, 北京市已经制订了“十二五”智慧城市的规划, 很多城市, 如广东佛山也提出打造“智慧城市”的口号。那么, 应该怎样理解智慧城市呢?我们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技术层面, 也就是如何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提供一些基础设施上的改进、硬件设施的管理。我想,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一个城市发展到了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阶段, 这时候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更加需要智能化, 更加需要数字化和信息化。因此, 我们认为, “智慧城市”应该是以公共服务的理念为核心, 用智能化技术和服务为公众参与城市的管理、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手段, 让它为民众服务。比如说微博, 在过去一年中, 我们可以看到, 借助微博有些城市进行微智慧城市管理和为市民服务, 因为它的快捷、便利, 搭建了城市公共服务新的平台, 信息的反馈形式、速度和开放性能够提升城市公共管理的效率。还有很城市在治安方面、城市营销方面、民生建设方面都应用了智能化处理方式,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北京市从1999年就开始做数字北京, 我当时也参观过北京市东城区做的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 它使管理人员在看到公共服务中存在漏洞或者问题时, 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图片、通过系统直接反馈到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再通过系统反馈到负责该工作的部门, 这样的智能化确实为民众提供了方便的服务。当然, 各个地方也在尝试不同的方法, 提高城镇化的建设工作。

三、从城镇化伙伴关系看中欧合作

智能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和技术的双重支持。2012年5月3日, 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 中国有十几位省部级领导参加了会议, 特别是北京、深圳、成都、武汉、长沙等城市的市长, 还有一些专家、企业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关于城市间如何合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表了题为“开启中欧城镇化战略新进程”的讲话, 提出要把中欧城镇化作为新平台、新亮点,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智能技术和服务。会后, 中欧城镇化合作框架得以签署, 开启了中欧城镇化战略合作的新进程。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篇2

民营与国有——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国有经济做优做强做大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长达20余年的改革拼搏与制度创新探索，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也不断地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1998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23.8万家，到2006年底，这一数字成为11.9万家，数字减少一半，但利润却由1997年的80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2万亿元，足足增长了14倍。2000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净资产57554.4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净资产30690亿元，而到2006年，中央企业净资产增长到53900亿元，实现利润7681.5亿元，上缴税金6822.5亿元。2006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有21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有13家。2007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中，中国有30家，其中内地企业有22家，这些企业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2007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193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42﹒3%，超过1～5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2﹒1%的增幅。国有经济的做优做强做大，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与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他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国有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的“普照的光”和“特殊以太”的地位和影响，不仅能主导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与道路，同时还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从而为这些缺点的弥补、修正和改革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和措施,而这些条件和措施中当然包括民营经济这样一种经济成分。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是执政党经济性社会诉求，又是政治性社会诉求

如同我党将公有制界定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既是中国政治性社会诉求，又是中国经济性社会诉求一样，将多种所有制界定为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发展”，同样也既是中国执政党经济性社会诉求，又是政治性社会诉求。所不同的是政治性与经济性诉求的先后次序差异。

在我国民营经济即除开外资经济之外的广义的非公有制经济。所谓民营的民，即社会公民也即老百姓。在我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我国的民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主体，在其根本利益上，与执政党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民”，创办和经营属于自己的经济事业和活动，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经济，具有本质意义的区别。在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民营经济不是什么私有化，更不是搞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本体意义的“民”，创办和经营属于自己的经济事业和活动，怎么会是搞资本主义的民？！既是社会主体又是本体的民，从事自己的当家作主的经济活动，解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即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民生问题，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的结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发达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还远远达不到马克思所指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样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要求，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民，通过自己积极、主动地创办、经营属于自己的经济实体活动，在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能动地解决自己的民生，这是民的伟大之处。同时，在我国，民与国（即政府）既有对应性（而不是如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的对立性），更有统一性。这表现在民营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一致的意义上。

在我国，建国以后一直奉行的计划经济，也具有这种意义。执政党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国家的经济活动，其政治的社会诉求是以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剥削为目标，其手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即以所有制为社会形态判断的根本标准；其经济的社会诉求则是以满足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为其出发点和目标。但是，正因为政治社会诉求的社会形态判断根本标准的错误，从而导致经济的社会诉求目标的偏离和出发点的虚置。执政党(通过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和调控不仅没有能获得预期的成就，甚至还两度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拨“左”之乱，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源。其首要为恢复将生产力标准作为社会形态衡量的根本标准，并运用这个根本标准，衡量并得出中国现阶段是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这是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革命性巨大发展。正是基于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正“本”的基础上“还原”——老百姓即“民”作为社会主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主体——解放和发展“民”，让人民中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并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民营经济应运而生，迅猛发展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自改革开放伊始的近3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萌生与发展，历经艰难险阻，历练大风大浪，终于在执政党（通过政府）的细心呵护下，与国有经济共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成分，成为一枚硬币的一个方面。也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我党（通过政府）将自己的政治社会诉求（即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与经济社会诉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目标、出发点、途径、手段、措施与方法等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系统，并在其实践中不断地修改、修正这个系统，使自己不断地再上新的台阶，从而表现出不断成熟的执政能力。

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力军

经过近30年的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生力军，主要表现在下面十个方面：

第一，到2006年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494．7万户，注册资金总额为7.5万亿元，从业人员为6395.5万人，投资者为1224.9万人。第二，民营经济投资大幅度增长：到2006年底，城镇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即全部民营经济固定投资总额达到4.83万亿元，高于全国13.2个百分点，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6%。第三，私营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到2006年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增加值为1.5万亿元，高于全国8.2个百分点。第四，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2006年，全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2436亿美元，同比增长46.5%，高于全国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为13.8%，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52.1%，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第五，私营工业利润快速增长：到2006年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利润总额为2521亿元，高于全国16.5个百分点。第六，私营经济税收快速增长：2006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3495.2亿元，比2005年增长28.6%，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9.28%，比2005年提高了0.48个百分点。第七，对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不断增大，以中国光彩事业为例，到2006年6月，光彩事业投资累计到位资金1247亿元，比2005年6月增长178亿元；安置就业479.8万人，增加179万人；帮助脱贫769.8万人，增加221.5万人；捐赠财物170.2亿元，增加近40亿元。第八，私营企业组织形式及治理结构不断优化：据全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到2006年底，独资企业比例为21%，比两年前降低了1.5个百分点；合伙企业比例为7.4%，降低了0.3个百分点；有限责任公司比例为65.6%，提高了2.7个百分点。抽样调查还显示，私营企业中设立股东大会的占58.1%，比两年前提高1.4个百分点；建有党组织的占34.8%，提高4个百分点；建立工会的占53.3%，提高2.8个百分点；设立了职代会的占35.9%，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第九，企业经济实力增大：2006年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为151万元，比2005年提高了8万元。到2006年9月，全国规模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620万元/户，比2005年提高200万元/户。2005年达到2亿元销售收入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达到2688家，比2004年增长26.85%；其中前20位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5025亿元，比2004年增长37%，平均规模为251亿元；名列前三位的联想集团达1082亿元，沙钢集团为405亿元，苏宁电器集团为397亿元。第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目前已有约15万家，在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中，70%以上为民营科技企业，其科技成果占高新区的70%以上。我国专利申请中，私营企业申请量占41%，高于其他经济成分；全国有7个省的私营企业专利申请比例超过50%，有6个省的私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超了50%。详见下表：

民营与民生——社会和谐发展的两个方面

民营经济的双重所有权意义

在中国，民营与民生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社会和谐发展的两个方面。因为民营经济发展而促进民生向更高层次发展，因为民生的更高层次需求而又促进民营经济不断上台阶。二者相互提携，有力地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的建设。

民营经济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的经济。这种当家作主，是直接的当家作主，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所有制的角度讲，业主是企业的主人，对自己的财产具有不可争议的自主权与处置权。从市场运行角度讲，现阶段中国大多数民营经济实体，还是实行的业主经营体制（因为大多数民营经济实体还达不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资产程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中国的民营经济业主，具有双重的所有权意义：一是作为国家的主人，无条件地享有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翁权力和利益（这种权力和利益部分是通过行使权益而获取，这与所有公民一样，如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益等，部分是作为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或法人代表，享受到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保护、支持和资助的法律的政策的措施的权力和利益）；二是作为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或法人代表，在个人合法财产（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上）则享有完全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力。相对于非业主的其他中国公民，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们的这种双重所有权意义，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和作用十分巨大。

民营经济的社会进步价值享受者体现在国家分配制度上，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上，没有效率优先就无法实现兼顾公平。民营经济能较好地体现效率优先，但在兼顾公平上，就当前中国的实际考察，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实体，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业主对员工的剥削程度上。这就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实现这一任务：将剥削放在阳光之下，即实现“阳光下的剥削”。笔者于1998年在《四川统一战线》第七期撰文提出了“阳光下的资本”和“阳光下的剥削”概念。所谓“阳光”就是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既能有力保障和保护民营经济业主的双重所有权，促使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实现效率优先；又能有力地保护民营经济实体的广大员工的合法权力和利益，从而使兼顾公平有实实在在的社会基础。

民营与民富

邓小平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并以此界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落后的矛盾。民营经济通过对“民”，不断地解放和发展而实现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从而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积累。民营经济社会财富总量的积累与国有经济较大的区别在于，民营经济更多地体现在富民上，而国有经济则更多地体现在强国方面。“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和谐的基础。到目前为止，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到2006年底为止，中国GDP总量中的65%左右已为广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所贡献，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到4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70%～80%左右来源于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富民是其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家庭财富普遍大幅度增加。到2006年底，全国有2595万家个体工商户，户均资金约2.5万元，而实际资产则大大超过此数；这些个体工商户涉及家庭人口达750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基本上过上了小康生活。全国有495万家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152万元，实际资产也大大高于此数；私营投资者人数近1271万人，涉及家庭人口近4000万人，私营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比投资者人数更多，涉及的家庭人口更多。这些投资者和高管人员的家庭多数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有“恒产”就有“恒心”，有“恒心”就生活安心，生活安心就社会和谐。民营经济使这么多家庭，这么多人口的个人财产得以与日增加和积累，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富裕和比较富裕的生活，这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可靠保证。

民营与民强

民强体现在奋斗、争取、拼搏、创新、敢于与国际资本较量上。改革开放以来，以百姓创业、民众投资、企业家经营为主要特征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既是国家在政策、法律和制度上逐步给予民营经济以公平待遇的过程，也是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锻炼了民营经济，也提升了民营经济的强势势头。现代社会实践的无数事实证明，新生事物可以自发产生，但很难自发持续发展，必须有执政党（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民营的萌生（不是再生，因为今天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本质上已不同于建国前的旧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和壮大，既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成熟的过程。

民强的第二个重要体现是效率。效率，特别是生产效率，是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真正的效率是全要素效率，是各类生产要素的总效率，其中包括个人资本、企业家经营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效率。而民营资本在效率方面明显地高于其他资本的效率。而且，也正是民营资本的出现和民营资本效率的提升，才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彻底告别短缺经济和贫穷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

民强的第三个重要体现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自主地创业、创造和创新，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最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标志。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的产生和发展，几百万家私营企业的崛起和拼搏，还有几千万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追求创业自由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政策不断推进创业自由的一个主要结果。这几百万、几千万个人和家庭，通过自主创业，通过创新，为个人创造了价值，骄傲地实现了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断地创造和积累了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地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民营经济还是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为构建创新型国家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数据反映，我国大多数的新技术、新发明、新专利、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正是民营经济的创业、创造和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活力，在体现民强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民”的整体素质而向更强的台阶迈进。

民强的第四个重要体现是敢于与国际资本较量。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我国民营经济在参与国际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开始显现出自己的生力军作用。据商务部的统计，按企业数计算，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体民营企业已达2573家，比2002年增加了1573家，年均增长17.8%；占对外投资国内主体的比重从2002年的50%提高到64%，其中有限责任公司以32%的比重首次超过国有企业29%的比重。从地域看，七成以上的私营投资主体来自浙江和福建两省。从行业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2005年，我国在境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的投资近3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建立营销网络，建立加工基地，开展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建立境外开发中心等。投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在地域分布上，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营和投资，其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将近一半。

民营与国强

执政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将国强的侧重点倾向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上，而民营经济的重点社会诉求在于富民方面。这一方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表现执政党关于民生为主题的社会建设意识强化，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在实践上，民营经济在富民强民智民的基础上，也显著地反映出强国的意义与其巨大的力度。因为民富、民智、民生，其自然历史结果则必然是强国。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当今处于强国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各自在除开众多其他原因（诸如对外扩张，商品、资本输出，乃至对外掠夺等）之外，有一规律性的原因则是通过民营而民富而民强而国强。近代中国的落后，皆因民营不光、民富不能、民智不开、民强不利。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类自然历史过程中的自然历史结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苦苦寻求的图强御侮之路，民族复光之路,只有在今天才开始成为现实，而这开始成为现实的伟大贡献之中，民营经济功不可没。2006年，中国GDP总量中,民营经济贡献达65%左右，2007年，这个数字将继续保持。

(作者系四川大学非公有制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软实力建设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篇3

关键词：中国,软实力,和平发展

软实力是包括文化、价值观、制度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内的广义的文化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各国利益交融加深,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人类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和比较各国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等综合情况, 这为软实力发挥作用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影响上升, 加强软实力建设, 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重视软实力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建设问题。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2007年10月,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郑重强调提升软实力问题, 这些都表明我党对软实力的认识又向前跨了很大的一步, 标志着我党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将会变得更加自觉, 更加主动。

从改革三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来看, 中国软实力建设取得很大的成效, 中国提升软实力的落脚点和目标, 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促进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学习、相互融合, 保持世界的多样性, 创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近年来, 中国秉承一贯的外交宗旨和原则, 对外广交朋友, 深化合作, 既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又积极寻求与各国的共同利益, 为国内建设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世界聚焦中国, 有欢迎和期待, 更有疑虑和遏制。这里有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些国际势力恶意制造“中国威胁论”, 企图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因素;也有因不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执政理念、政策措施而产生误解, 提出“中国责任论”, 对中国实力期望过高, 认为中国能够发挥更多作用而曲解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外交实践。所以, 中国在推进软实力, 实现和平发展的进程中, 将会遇到许多阻碍因素。

二、中国在提升软实力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 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不够。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 优秀文化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 往往忽视了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特色。须知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性, 也就失去了根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全部引进换来的,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 保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当前, 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变的进程之中, 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 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吸引力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形成强大的冲击, 文化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二) 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

首先是基于中国模式的内在局限性。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付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付出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代价。随着市场力量主导地位的不断上升, 政府能否积极引导, 使经济发展效应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扩散, 从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进步、生态文明发展等多重效应, 这将是检验中国模式能否克服内在风险、真正体现出积极效应的试金石。

其次是源于某些人士的片面认识乃至偏见。某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挑战, 甚至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法国前外交官魏柳南在他的中文版新书《中国的威胁?》中谈到, 在他看来, “中国威胁论”是某些西方政治家在冷战结束后寻找“新的敌人”的需要。西方人渐渐明白, 以往400年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在文化方面, 以往西方社会认为启蒙时代开创的西方文化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模式, 现在这样的观点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受到了空前挑战。在经济方面, 西方从“二战”后推广的经济模式, 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失败了, 而今后取而代之的, 很可能是中国模式。这两点, 对西方人来说, 都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所以他们要寻找新的敌人群起而攻之, 这也是中国在发展中要面对的。

(三) 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和加强。

制度建设不仅包含着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制度、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积极完善国际制度, 而且包括国内的基本制度建设。制度的不断创新可以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 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建国以后, 中国由于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 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挑战者。进入20世纪70年代,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 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 但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进入21世纪,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 中国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 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 但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中还是发达国家处于主导。

三、加强软实力建设, 促进中国和平发展

(一) 加强文化上的交流, 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树立新的文明观。

首先, 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 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与沟通。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五千年来一脉相承, 这是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最深厚、最独特的资源。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中国文化, 超越国界、超越时代, 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加深沟通和理解的纽带。同时, 中国传统文化要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向世界展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鲜明民族风格和浓郁时代精神的中国。

其次, 挖掘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 以中国文化的合理要素去影响世界文化。中国在发展的新时期, 需要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自己新时代的真实形象, 把国际形象的塑造权夺回到自己手中, 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 展示中国“和平、和谐、合作”的大国理念和人文精神。近年来, 中国以主宾的身份组织并参加了一系列在国外的“中国文化年”活动, 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 通过一种和平的交流形式, 向国际社会的不同受众传播, 使国外民众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 一个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充满希望的中国, 从而赢得了各国民众的好感, 进而真正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起中国“和平大国”的良好形象。

(二) 中国需要找到更好地方式诠释自身的发展理念。

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 世界经济地位的提升, 以及战略军事的和平定位, 显示出中国的务实和活力。但在某些方面, 中国还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诠释自身发展理念。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维定势, 在与西方人交流的过程中, 习惯直接用母语的话语方式表达思想, 而没有考虑到用适合西方人的方式来表达。比如, 中国人曾经用“平崛起”这样的词汇来消除西方人的疑虑, 这对中国人来说, 简洁明了。但这不是西方人的话语方式, 很多西方人在理解上产生了很大的偏差。

(三) 以发展的事实应对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视。

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继续迈出坚实步伐, 不断增强中国实力, 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这是增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把握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利益, 在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进程中, 实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进步。只有用和平发展的成功实践走出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模式不同的新型发展道路, 中国才能切实提高影响力, 才能有效回应“中国威胁论”, 化解外部挑战和风险, 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信于世界。

当前, 中国需要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 通过加强软实力, 提高国际社会的沟通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合作, 为和平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中国外交, 2007, (8) .

[2]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中国外交, 2007, (9) .

[3]罗建波.软实力与中国外交.新远见, 2008, (5) .

[4]程天权.提高国家软实力: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教学与研究, 2008, (2) .

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篇4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倡导社区建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提出，各地对社区建设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社区建设的形式日趋多样，内容日渐丰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社区服务设施网络初具规模

截至2005年底，我国有城区852个，街道办事处6152个，社区居委会79947个，已建成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各类社区服务设施19.5万个，便民利民生活服务网点66.5万个，初步建立起以“一站式”服务为核心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以提供综合性服务和覆盖广泛为特点的社区服务站（所）；以街道和社区服务设施为依托的便民利民服务网络；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的信息服务平台，形成了区、街道、社区三级社区服务网络。据民政部门初步统计，全国至少80%多的居民委员会建立了社区警务室，60%多的居民委员会建立了社区图书室，85%的社区设立了社区卫生服务点（站）。

（二）社区建设的内容日趋丰富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建设的内容已经由当初的扶残济困、居民调解扩展到党建、社保、就业、养老、医疗、教育、文体、家务等众多领域；覆盖范围由仅仅为福利对象服务发展到面向社区全体居民；服务形式由单向服务提升到邻里互助、热线电话、志愿服务等多样便捷的形式。社区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城市管理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增强社会融合，塑造精神文明风貌的家园，在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就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社区建设者队伍不断扩大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由专职、兼职人员和广大志愿者组成的社区建设者队伍，涵盖了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和驻区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社区相关主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超过30多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多万人，每年参加社区建设相关工作的志愿者总数达到1600多万人次。

（四）社区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势头初步显露

面对社区广泛而多样的服务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体劳动者兴办社区服务，提供，既提供无偿低偿的公益性服务，也提供有偿的高档次服务，开始改变街道、居委会独自兴办社区服务的传统格局。社区服务业发展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一些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社区功能定位方面

社区功能的定位重点集中在社区居委会所承担的功能与任务上。根据198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功能定位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民主建设、公共服务、民事调节、治安维护、政务协助、民意表达。从理论上讲，《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定位的界定是比较恰当的，基本符合宪法和现行社会管理制度的要求。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单位”体制下的社会职能逐步向社区转移，人员流动加大，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及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日益多样，在实践中，政府在社区层次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与社区组织应协助承担的任务划分不够明确，社区功能定位需要进一步厘清。

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在很多地方社区组织仍然被看作是基层政府的延伸，承担的主要是来自政府下派的工作。抽样调查显示，74.53％的居委会认为完成政府下派的任务是居委会的主要工作，65.63％的居委会反映政府经常开会布置工作任务，而在被调查的基层政府中，每年给社区下派工作在20项以上的占被调查总数的54.17％，其中5.21％的基层政府每年下派给所辖社区的工作超过了100项，居委会政务负

担过重的问题普遍突出。二是“费随事转”难以落实。政府在下达大量任务的同时，相应的经费安排基本不到位。抽样调查显示，51.55％的被调查社区认为基层政府没有做到“费随事转”，认为“完全做到”的仅占5.84％。政府拨款大多用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发挥受到制约。三是居委会自治意识不强。研究和调查显示，部分居委会自身存在不敢、不愿和不会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有的认为社区经费都来自政府，就应该服从政府的工作安排，因而不敢自治；有的习惯将自身作为政府的下属机构，遇事依靠政府，因而不愿自治，也有的受人员素质等影响，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和能力，不会自治。

（二）在社区组织运行机制方面

参与社区建设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各类驻区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居民。目前，各级政府仍是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很多地方出台政府文件和扶持政策，积极筹措资金，大力推动本地区的社区建设；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建设的具体执行者，它一方面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具体落实建设任务，并通过自身组织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促进社区的发展；民间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一些建立在城市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影响和作用逐步增强；驻区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积极参与者。一些驻区单位通过共驻共建、资源整合和后勤服务社会化等多种形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社区居民则以志愿服务投身于社区建设。

这种组织运行机制对于推进社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的职责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到实处。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政府高度重视是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条件，发达国家政府重点在规划指导、法律环境、项目组织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发挥作用，而将大量具体事务交给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承办。而我国突出的是政府一般性号召多，但支持指导不到位，扶持政策体系不完善，现有优惠政策落不到实处，法律法规不健全，设施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来源单一。二是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相对迟缓。社区民间组织既包括社区居民小组等自治组织、也包括社区义务劳动团体、防火防盗、爱心救助等志愿组织，还包括社区合唱团、秧歌队等居民活动组织。200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我国社区民间组织中，数量最多和活动最频繁的都是社区居民小组，89.57％的社区有5个以上的社区居民小组，经常开展活动的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50％。而其他社区居民活动组织和志愿组织数量和活动都远远少于居民小组。考虑到居民小组无论是建立还是活动都与社区行政事务开展和社区居委会积极推动密切联系的因素，实际上我国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还刚刚起步。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普遍参与不够，有其自身发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如养老服务、慈善募捐、文化体育、就业培训等许多公益性的社区事务仍然是由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负责组织和提供，在社区建设中没有给民间组织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也难以得到政府相应的支持。三是居民社区参与不够广泛。据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7.2％的居民认为社区参与非常必要，而只有3.4％的居民实际参加了社区志愿活动，56％的居民表示，在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服务内容的条件下愿意参加社区活动，另有6.1％的居民认为参与社区没有意义，表明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还处于较低水平。四是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等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当前社区居委会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往往越是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健全的住宅小区，社区居委会的影响和作用越小，相互缺少沟通和配合，存在公共设施重复建设，管理与服务割裂的现象。

（三）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当前，我国平均每9.98个社区才拥有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每万名社区居民拥有3.65个社区服务设施，正在使用的各类社区服务设施普遍存在面积狭小、功能不完备等问题。76％的社区服务中心是国家和街道集体承办的，社会化、市场化的程度较低。同时，服务设施建设在地区之间发展相当不平衡。社区服务体系的薄弱，影响到社区服务业的发展和多层次、多样化公共服务的提供。

三、各地在实践中加强社区建设的经验

随着社区建设深入开展，特别是构建和谐社区的任务提出，各地在规范和完善社区职能，加快社区发展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摸索出了一些可行的经验。

――严格划分社区职能任务。北京在理顺社区民主组织与政府行政管理的关系方面，将社区居委会承担的协管事项由原来的100多项减少到17项，削减的事项有些由街道办事处自行承担，有些交给社会和民间组织承担。北京市的部分街道还聘用了专职的社区工作者，专门负责社区内的行政事务，承担政府在社区的“腿儿”的作用，使社区居委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区自治和发展方面。

――以规划为社区建设的先导。武汉市2003年制定了全市推动社区建设的883行动计划，用3年的时间，全面推动7个中心城区883个社区建设，规定了具体的任务和目标，既做到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又整合了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建设的合力，目前已经初见成效。――建设街道/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近年来，许多城市开始在街道/社区建立综合服务设施，以综合办事大厅的形式将原本分散在街道和各社区的社会保障、失业登记、计划生育等行政事务整合起来，由相关政府部门派人集中办理，方便了群众，减轻了社区的行政负担。――建立向社区下派工作的把关机制。针对社区负担过多政务职能的问题，上海市对各职能部门向社区下派的任务进行了严格的梳理、平衡和把关，由负责社区建设的相关机构统一汇总，提出意见，报区一级政府核准后，会同区相关职能部门共同下达，减少了社区承担行政工作的压力。

――尝试政府向社区组织购买服务。北京、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都积极推行政府向社区购买服务的方式，如宁波市为高龄老人每天“购买”1小时的服务，北京市为建设社区养老设施的机构或个人提供资金补助，切实做到“费随事转”，也有力地支持了民间组织发展。――多渠道筹措社区建设资金。大连采取了“七个一”的方式，即通过市财力、区财力、街道承担、社区筹措、社会资助、开发企业让利、国家支持等七个方面，筹集社区建设资金。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吸引驻区单位出资和出让建设用地共同参与社区建设。

四、推进社区建设的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对加快社区建设意义的认识。按照依法行政，转变职能的要求，明确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定位，变行政命令、包办代替为服务、引导、监督，支持社区自主开展工作。属于行政事务范畴的工作，避免硬性摊派到社区；而对必须依靠社区协助执行的事务性工作，要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委托社区承担。

（二）加快编制实施“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应在总结已有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加快编制实施“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我国社区建设的目标、原则和内容，完善宏观指导政策，规范投融资机制，将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衔接。同时，各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级制定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地方各部门在社区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任务，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三）增加投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实现政府建设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相结合，坚持资源整合、成果共享，形成社区建设多方投入，多方受益的格局。一方面中央政府视财力可能引导扶持中、西部困难地区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时强调支持社区建设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并调动社会力量投资社区建设。通过设施建设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引导社区服务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加快社区服务业发展。

（四）加大扶持力度，试点新的发展政策。要创新管理和服务手段，加快研究制定新的、更加灵活和有效的扶持政策，如进一步明确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必须配套建设一定规模社

区服务设施，或以政府贴息的形式为社区建设提供信贷支持。在社区范围内尝试以政府向民间组织、社区组织购买的形式提供养老、卫生等公共服务，吸引社会力量投资社区建设项目。应在社区建设基础较好、群众需求旺盛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使政策更有针对性，能够落实到位。

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篇5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很想立即一心一意地领导人民从事大规模社会经济建设。毛泽东在写《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时,已经有一个建设国家的构想。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的面前。”同年9月30日,毛泽东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说,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是,新中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中国正处于双方在亚洲对立的最前沿,国家建设受到美苏关系变动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大国纷争状态的干扰。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积极进行国家建设;另一方面要英勇抗争危害国家安全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谨慎地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寻求安全的国际环境。所以,当时的国家建设一波多折,举步维艰。

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访问苏联,就是为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寻求安全环境和经济技术支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对立状态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寻找朋友,使得当时的中国获得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一批大型建设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获得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极为宝贵的建设经验;中国获得了北方数千公里的安全边界。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一个面积最大的国家联起手来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际,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侵入我国台湾,派飞机轰炸我国边境城市丹东、宽甸、辑安等,矛头直指鸭绿江边。我国是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出兵的。从1950年10月19日始,抗美援朝历时两年半。中国人民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开支是62亿元,相当于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的1/9。几乎在抗美援朝的同时,中国不得不抗法援越。中国在国内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从1950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筹集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需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支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

由此可以想象,一个刚刚获得全国政权、有了建设国家蓝图、急需国际援助的国家不得不卷入战争,意味着什么?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和用来投资文化设施及经济建设项目的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捉襟见肘,反而被抽出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战争费用,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如果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国家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胜利地完成了这些重大历史任务。到1953年初,在国民经济完成恢复的基础上,我国进入了经济建设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改造的新阶段。

二

经过抗美援朝和抗法援越,中国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惬意的时期。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获得了极大成功。随后,中美两国开始对话,尽管是在低层次上。我国周边关系得以迅速改善,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敏锐地抓住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时机,及时调整国内政策,加快实施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国际发展战略,对工业布局、发展速度提出新的看法。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的一段话说:“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局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10年,就算5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4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讲到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以省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等。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提出制定1956年到1967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周恩来指示规划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要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和技术,采用世界的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围绕今后10年左右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需要,我国提出了57项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务、600多个研究课题,确定了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超高频技术、电子计算机、喷气技术、自动化和精密仪器技术、新冶金技术、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治疗、资源勘探、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等项目。1963年,国家对规划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科研项目都已完成,并且已经应用到生产建设中。我国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缩小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差距。科研规划任务的完成也解决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科技问题,填补了我国科学研究领域一些技术项目的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基础学科的研究实力,发展了一批新兴科学技术。比较突出的是我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在原子能、火箭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也使我国有了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以及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

天有不测风云。世界局势没有留给社会主义新中国进一步安心从事建设的时间,阴云重新笼罩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安全问题方面发生了三个重要事件:一是1964年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二是苏联大肆反华;三是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1989年对来华的苏联领导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复杂的国际环境,险峻的周边环境,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布局、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安排,使得中国人民无法按照经济规律发展。在安排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我国将“吃穿用计划”调整为“战备计划”,暂时中止进一步调整重工业超前增长发展战略的既定部署,重新优先考虑国家安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郑重提出制订经济计划要考虑战争因素,要进行一、二、三线战略布局。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里已经有了“省下军政费用、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的主张。第二个五年计划里,军政费用占到总开支计划的17.7%。但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紧张后,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开支提高到27.2%,其中,1964年达到32.5%。军政费用的增加主要是国防费用的增加,这就必然挤掉一部分对经济建设的投资。

当时,援外也是我国国家防务的特殊部分。中国人民不能分享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从外部获得丰富的物质支援,反而要拿出稀缺的资金和并不富裕的物质资源支援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如1967～1972年援外数额是1950～1966年的3倍多。那时,我国经济发展还很落后,如1965年和197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194元和248元,所以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世界大变局的形势,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寻找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和机会。

三

20世纪70年代,世界酝酿着新的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力量呈现重新组合的态势,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西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恢复性质的高速经济扩张以后经济发展缓慢下来。1971～1972年,西方国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以至于出现了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美苏争霸的态势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发展。美国在世界布兵设防力不从心,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中元气大伤。国内经济陷入严重的“滞涨”、急于从亚洲脱身的美国,迫切需要中国这一战略力量来抵制苏联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1968年9月,在获得总统提名以后,尼克松接受杂志专访时明确地说:“我们必须不忘中国。”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立即意识到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变化。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由对抗重新走在一起,扫除了中国与西方经济技术交流活动中的一个重大障碍。

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拓展外交空间。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由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里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法律上成为少数几个为世界安全负有责任的大国之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法理意义上,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与国际上的大国一起平起平坐地讨论国际问题了。这是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的标志。

开启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大门并非自20世纪70年代始。早在1964年1月,中国就与法国建交,这对于中国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开辟了中国同西欧开展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交流的一条道路。1963～1966年中国先后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签订了总价值为2.8亿美元的80多项工程与项目。1973年的石油危机宣告了战后西方“黄金时代”的结束,诱发了世界性通货膨胀,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从此瓦解。这种世界变局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会。中国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寻找出口市场以摆脱经济危机、贸易条件比较有利的机会进口国内迫切需要的设备,扩大经济交流。1973年1月,毛泽东批准了进口约43亿美元的设备、技术的方案。不久,又陆续追加一些项目,总额为51.4亿美元。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进口苏联技术设备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反映了国家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以满足人民吃、穿、住、用需要的政策走向。

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意义已经超出中国的地域。社会主义中国打破了雅尔塔会议上的“世界三大战争巨头”分割世界的政治版图,鼓舞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崛起,从而使世界走向三极化。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激励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以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摧毁了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已经发展数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接管的是一个经历了多年战乱、危机、极其落后贫穷的中国。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顶住了国际压力,奋发图强,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摸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并且终于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就辉煌。他们的努力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机构投资者建设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篇6

近年来, 在政府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指引下, 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散户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到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结构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资本市场上的积极力量。然而, 中国机构投资者的跨越式发展并没有促进市场的稳定和理性, 反而加剧了机构重仓股的波动。

从美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历程看, 机构投资者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当市场定价出现较大偏差时, 资金实力有限的机构投资者也无法通过有效的反向操作策略纠正定价偏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美国机构投资者资产规模的扩大和持股份额的提升, 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的作用才逐步显现。因此, 机构投资者规模的扩大, 特别是保险基金和养老金在资本市场中的比重的增加, 是积极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当倡导价值投资理念, 规范机构投资者行为。一方面要限制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收益, 频繁波段, 推动价值投资;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监管, 减少内幕交易。本文主要探讨和分析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过程、以及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最后分析了如何倡导价值投资以及规范机构投资者行为,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一、机构投资者在中国的发展

机构投资者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市场参与者,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演进和制度变迁过程中, 有其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 其发展过程也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政府为了快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自立、自强、富裕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选择了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截至20世纪60年代, 集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全面形成。然而, 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之后, 中央政府最终发现,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达到预想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 无法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信息和激励问题。因此,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 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有鉴于此, 2000年上半年起, 中国证监会将超常规、创造性地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以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类型如表1所示。

以下专门探讨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 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 集中投资者的资金, 由基金托管人托管, 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 从事股票、债券、外汇、货币等金融工具投资, 以获得投资收益和资本增值 (周正庆, 2006) 。按照组织形式的不同, 投资基金分成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按照基金单位是否可增加或赎回, 投资基金分成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按照投资对象的不同, 投资基金分成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等。表2提供了基金的分类标准和各类基金的具体定义。

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只有短短十七年的时间, 而投资基金规范发展的历史更是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在过去的十七年里,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颁布之前的早期探索阶段, 《暂行办法》颁布实施以后至2001年8月的封闭式基金发展阶段, 2001年9月以来的开放式基金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投资资金发展的探索阶段, 后两个阶段是投资基金逐步规范化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 (1992-1997年) :封闭式老基金阶段。1992年11月, 中国国内第一家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正式设立。在这期间, 共批准设立了78只基金、发行了47只基金类凭证, 但总募集规模只有76亿元 (朱善利等, 2002) 。由于缺乏监管, 基金投资涉及创业投资、企业的并购重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等多个领域, 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由于规模小、运作不规范, 这些基金被称作“老基金”。

第二阶段 (1998-2001年) :封闭式基金发展阶段。在对“老基金”发展过程认真反思的基础上,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于l997年11月14日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8年3月17日,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新成立的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发起设立了规模为20亿元的两只封闭式基金———“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 由此拉开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试点的序幕。随后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不断发行, 总规模迅速超过此前发行的老基金的规模总量。2001年底, 中国共有封闭式基金50家, 净资产规模为818.03亿元, 占流通股总市值14463.17亿元的5.7%。2002年8月以后, 根据市场情况封闭式基金发行停止。

第三阶段 (2002年至今) :开放式基金发展阶段。2000年10月8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开募集设立、运作及其相关活动开始有法可依。2001年9月, 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正式问世, 同年南方稳健成长基金和华夏成长基金也相继诞生。2002年以来, 开放式基金发展速度加快。当年有14家开放式基金问世,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开始进入开放式基金阶段。

在证券投资基金的规范发展阶段,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条例规范, 形成了以《基金法》为核心,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等为配套规则的基金法律体系, 对基金业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行为规则以及基金运作的关键业务环节进行了系统的规范。

二、机构投资者的现有规模和结构

机构投资者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 随着我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壮大, 目前形成了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导, 包括社保基金、保险资金、QFII等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格局。截至2010年中期, 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已达到总市值的25%。

数据来源:万德咨询

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 市场参与者主要是个人投资者, 即以自然人身份从事有价证券买卖的投资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各国证券市场出现了证券投资机构化的趋势。统计数据表明, 在美国, 以养老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总的持股比例从1950年的6.1%上升到2002年的50%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03) , 机构投资者已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力量。在中国, 机构投资者近年来有所发展, 但与成熟市场相比, 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仍然偏小。机构投资者投资比重占总市值比例如表3所示。

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在2003年后开始加速发展, 同年, 证监会引入合格机构投资 (QFII) 制度, 有着雄厚实力和良好声誉的国外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于中国资本市场。与此同时, 保险资金、社保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限制进一步放宽。从2003年开始, 机构投资者规模不断扩大, 逐渐成为维持市场稳定、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的重要力量。到2010年中期, 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的投资增加到77378亿元, 占到总市值的25%, 机构投资者开始成为股票市场上重要的力量。

数据来源:万德咨询

从国际经验比较看, 中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 整体规模依然偏小, 机构投资者多元化尚显不足,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仍是中国资本市场今后一个重要任务之一。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促进促进机构投资者协调发展。在稳步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同时, 要不断扩大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资产比例和规模, 并积极推动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和壮大。机构投资者规模和结构如表4所示。

三、倡导价值投资、规范机构投资者行为

随着中国机构投资者队伍的日益扩大, 应大力倡导价值投资理念。目前, 由于产品规模、市场结构、产品品种等各方面的限制, 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投资仍然有很大的雷同性和趋同性。与境外成熟市场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相比较, 目前国内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较短、交易比较频繁, 短期投资行为比较明显。如果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收益、追涨杀跌, 不仅不能稳定市场, 反而会加剧市场动荡。这就需要机构投资者大力倡导价值投资, 同时规范机构投资者行为, 使机构投资者在稳定资本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是新兴加转轨, 虽然收益率较高, 但其波动率更高。作为转轨经济中的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在各种挑战面前艰难前行, 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非市场风险巨大。置身于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中, 机构投资者要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方面要有大局意识。机构投资者坚持价值投资, 不仅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自身风险, 同时维护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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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篇7

1 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

基层民主可以说是民主的“大学校”和“实验场”。作为中国民主改革的实验区, 基层民主即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政治影响, 不像上层政治体制改革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应当首先从基层做起, 在探索中稳步推向前进, 充分地利用群众、相信群众。

1.1 民主政治建设应当首先从基层做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大亮点就是基层民主的兴起。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也是我国民主改革的新生长点和重要突破口。近些年来, 我国城乡基层民主的广泛实践, 尤其是村民自治等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 很好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起步选择上的科学定位问题。

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做起, 积极推进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和直接民主, 具有以下优势:第一, 广大基层群众可以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他们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 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性要求与可操作性内在统一, 提高基层群众和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的民主责任意识;第二, 在基层社会, 人民群众通过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等民主实践逐渐将政治参与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培养起来, 不断积累有序政治参与的经验和技巧, 从而建立起自身的现代公民意识, 提高民主化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水平;第三, 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党和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 防止“左”和“右”的偏差, 实现民主政治建设中方向性和发展性的统一;第四, 推进基层民主, 畅通人民群众运用民主的办法, 理性地、平等地与政府协商和沟通, 表达和协调各方利益的渠道, 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基层群众的利益关系,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2 农村基层民主在探索中稳步推进

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初, 广西部分农村自发地组建了农村村民委员会, 自选产生了村委会的领导成员, 并由村委会来承担本村的治安管理、民间调解等职能, 并随后不断扩展, 自治事务也越来越多。1982年修改后的新宪法对由农民首创的村民委员会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将村民自治制度载入宪法, 标志着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层民主改革拉开序幕。1987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 对村委会的性质、产生、职能、与乡镇政府的关系等做了明确的规定。1998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试行而正式出台, 村民自治由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的四方博弈中, 广大基层群众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各项民主权利, 在保障切身利益方面取得了成功。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亿万群众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村委会领导班子。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农村精英通过竞选当选, 而那些水平低、能力差的干部则被逐渐淘汰出局, 形成了基层组织建设上“能者上庸者下”的良好局面。在实践中农村选举方式也不断得到创新, 变得日益多样化起来。吉林省梨树县首次使用“海选”的模式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 由村民直接投票推荐初步候选人, 以获得提名票较多者作为下一届村委会领导班子的正式候选人, 最后再由村民在选举大会中直接选举产生。海选模式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的彻底性、选举过程的公正性、选民参与的广泛性和对选民民主意志的尊重。安徽省岳西县还尝试“组合竞选制”选举产生村委会领导班子, 即竞选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各自组合副主任、委员等组合人选, 在正式选举时, 主任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 而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所提名的组合人选也整体当选。除此之外, 还有函投、电视竞选等选举方式被人民群众创造出来, 不同程度地得到推广。以民主选举为前提与基础的村民自治制度让广大村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 对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意义重大。

在乡镇组织层面的基层民主主要也体现在选举民主上。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 乡镇政权建设上的基层民主便成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延伸与扩展。作为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逻辑延伸, 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开始了乡镇长选举上的改革试点, 变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 如1998年四川步云、南城的乡长直选。在乡镇领导班子选举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 其过程一般包括发布公告, 公开报名, 资格审查与实地调研, 公开推荐, 组织考察、确定与公布正式候选人, 直接选举与批准等环节。例如四川昌平乡、成都新都区、重庆渝北区、陕西南郑县等地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这些民主实践扩大党内的基层民主, 保障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 有助于实现领导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内在统一, 也必将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 基层民主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选举民主这一个层面。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 村两委联席会议、村务公决等形式的决策活动大大激发了村民的参政热情。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村委会的工作报告, 村务公开等民主形式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民主管理水平。在民主监督方面, 浙江省部分县建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 湖北省建立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观察员制度, 其他地方也开始了形式各异的民主实践, 有力地预防了基层腐败, 促进了基层廉政建设。上述实践随着实践发展也不断引入到乡镇组织建设当中, 一些乡镇也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民主评议和政务党务公开的试点。

1.3 基层民主实践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我国的基层民主逐步完善, 显示出了极大的活力和生命力, 成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新的生长点。但是, 我国国内政治体制改革所牵涉的关系极其复杂, 各方利益交织, 在实践中自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进一步加以分析将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1.3.1 村民自治的实践如何向乡镇扩展。

当前正在进行的包括干部选拔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廉洁高效的领导干部队伍, 预防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领导干部渎职失职、贪污腐化等问题。但是,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过快、过急, 则往往会适得其反, 造成社会政治的动荡。基层自治与直接选举固然是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方向, 但是目前村民自治和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机制和办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加之乡镇政府毕竟不同于农村自治组织, 两者在管理职能和职责上有着巨大差异, 所以还不宜贸然向全国的乡镇全面推广。村民自治焕发出来的民主精神的确对乡镇组织建设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是作为一级政权的乡镇政府在目标定位、运行规则、管理职能等许多方面有别于村民组织, 因此村民自治的经验对乡镇政府来说, 其示范效应还是有限的。我国宪法和政府组织法规定乡镇政权是一级行政机关, 因此将乡镇政府改变为基层自治组织会直接涉及到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修改, 在实际操作上难度也相当大。一味地强调村民自治的成功经验, 用村民自治的经验来指导乡镇组织建设, 无视二者的区别, 必然会给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灾难。另一方面, 在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的形势下, 若将乡镇政府弱化为自治组织必然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直接利益冲突上移至县级政府, 加大县 (区) 政府面临的压力。因而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其职能不仅不能弱化, 相反应当进一步强化。最后, 村民自治其自身蕴含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农民政治素质和参与意识不高, 农民自身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不强等。在农村选举当中出现的贿选和拉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就是例证。因此, 村民自治也还需要乡镇政府依法加以规范和监督。需要指出的是, 乡镇自治虽然暂时还不宜作为基层政治改革的方向, 但是将村民自治中的有益做法引入到乡镇政权建设中加以实验和探索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两票制”、“公推直选”乡镇领导干部的选举改革和效仿村务公开而推行的乡镇党务政务公开、民主评议乡镇干部等实践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1.3.2 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如何理顺。

农村基层自治机构主要是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但是在实践当中村委会实际上包揽了议事、决策、执行乃至监督的各种事项, 事实上架空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力。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外出打工的农民日益增多, 召集全体村民参加村民会议几乎很难实现。因此, 进一步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充分发挥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决策等自治职能, 由村委会来执行将是不错的选择。河北青县的村代会 (村民代表会议) 常任制的实践为理顺村委会、村民会议、村代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 经过村民会议的授权, 村代会成为了农村自治活动中的权力中枢, 使得村民依法行使自己的自治权有了有效可靠的载体。同时, 通过引入制约机制, 形成了村民代表会议代表全体村民行使决策权,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关的运行机制, 从而确保了基层群众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能够得到切实地贯彻落实。

1.3.3 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两委”关系矛盾如何化解。

党的领导权与村民的自治权的矛盾直接表现为两委矛盾, 即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矛盾。有些村委会主任认为, 自己是全村人民推选出来的, 因此自己有村民的拥护, 民意基础远远大于村支书, 所以和村支书对着干。也有些村支书认为,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不管是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还是村民委员会都应当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 其一切行动都应当服从于党支部的决定。由此造成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权力博弈, 两委关系日益紧张。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的村务大事村民公决制度是解决两委矛盾的有益实践, 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两委在处理村务过程中意见不统一时, 交由全体村民投票表决或许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样做就可以使党的领导、乡镇政府的指导与基层自治有机结合起来, 有效化解村民、村党委与乡镇政府三方的分歧。此外, 村委会与村支书“一肩挑”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做法, 即由村支书通过参加村民选举兼任村主任或者新当选的村主任如果是党员就兼任村支书。这样一来两委矛盾便会自然消除。

2 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复合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助推器

实现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对接, 发挥两种民主形式的合力, 不仅有利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 而且将会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扩大党内基层民主, 探索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 完善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改革, 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 对当前我国的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1 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有何意义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进而推动整个政治文明建设, 是党内民主的合理延伸, 也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动力, 而发展人民民主又是发展党内的基础。扩大党内民主, 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特色和基本经验, 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势。

在基层社会, 党内民主主要表现为在基层党组织范围内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保障广大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 主要表现在党内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决策两个方面, 而与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相联系就主要体现在村党支部与乡镇党委的民主选举上。目前村委会的直接选举已经成熟起来, 但是农村党支部和乡镇党委领导成员的直选, 由于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的冲突有待进一步调和, 而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所以, 如何探索农村党内民主选举吸引了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就很具有代表性。这些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 代表了有力发挥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合力作用的实现途径之一。

2.2 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探索

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 是全村各项工作的有力领导核心。其主要职责就是贯彻执行党在基层的路线方针政策, 乡镇党委和全村党员大会的各项决议, 以及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大议题。受到村委会领导班子自由竞选的影响, 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一些地方开始尝试村党支部书记的竞争性直接选举。其中深圳市龙岗区、宝安区和湖北省广水市实行的党支部“两票制”推选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谓“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 就是首先要看初步入选人在群众中的公认程度如何, 由群众在民意测评中投赞成票;第二步就是在正式选举中党员投出选举票, 最终产生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做法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各自意志的协调, 营造出群众满意, 组织同意的“双赢”局面。不但拓展了党内基层干部的选拔渠道, 建立了有效的竞争机制, 密切了干群关系, 而且有利于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支部开展工作, 最后还将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

随着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竞争性选举的普遍开展, 乡镇党委书记的竞争性选举也逐渐开始试点, 四川昌平县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001年, 四川昌平县在灵山乡进行了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试点并且取得了成功。其具体做法被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准备阶段, 包括成立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的领导小组, 制定实施方案, 宣传发动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接着是实施阶段, 包括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公推候选人和党员大会直选四个重要环节;最后是后续阶段, 主要是将选举结果及相关文件上报县委审批和备案。这一做法至少可以带来如下好处:第一, 扩大了党内基层民主, 切实保障了党员的主体地位, 落实了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第二, 有利于激发当选干部的责任意识, 使基层组织中的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第三, 既保证了党管干部的组织原则, 又密切了党群关系, 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2.3 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基层党内民主选举虽然经过了一些地方的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是相对于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来说, 仍然还不够成熟, 加上在广大基层地区群众的民主意识还较为薄弱, 使得农村党组织领导成员的选举中出现了一些疏漏和不足之处, 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推进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

2.3.1 我国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实践中来看, 我国基层党内民主选举主要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没有建立起党组织书记权力的约束机制。无论是“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 都仅仅是从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层面来确保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但是, 这只不过是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环节而已, 是对领导干部渎职失职和贪污腐败的提前预防。而在当选之后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督促, 保证领导干部兑现承诺, 依法履行公职以及当选干部在发生渎职甚至犯罪行为时是由上级机关对其进行撤职还是由党员大会提出罢免, 仍然缺乏相应的机制。其次, 普通党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基层选举委员会往往会给参加选举的广大党员和候选人设定众多的苛刻条件, 实际是给“不民主的选举”披上了一层“民主的外衣”。这对许多基层普通党员来说是不公平的。再次, 对候选人的调研不够深入。在一些地方对候选人调研的时间太短, 候选人与广大党员的沟通交流较少, 这必然会影响基层群众对候选人的正确认识, 那么在投票的时候只能依据自己的主观感觉, 而不是候选人的工作实绩。最后, 贿选、拉票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个别地方出现了贿选现象。一些能力不强或者是有问题的干部想方设法地利用非法手段破坏选举, 极力上位或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们除了使用金钱换取选票之外, 还会在当选之后沦为集团实力的代理人, 而全然不顾基层群众的利益。这种现象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

2.3.2 完善基层党内民主选举的主要对策。

针对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出现的这些问题, 应采取以下对策:第一, 加快建立党员弹劾和罢免书记或领导班子成员的制度, 对不称职甚至违法的党组织成员进行惩戒。这样不仅有利于预防和惩治党员干部的渎职违法行为, 而且可以构建一种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激励机制, 促使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党员依法办事, 切实地为基层群众办实事;第二, 健全党内选举制度, 深化选举制度改革。一是切实保障普通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把提名权真正地交给广大基层党员。二是规范选举规则, 适当延长候选人的调研时间, 使基层党员对候选人尽可能地有广泛深入的了解;第三, 建立预防和惩治选举腐败的机制。一是要加大对“贿选”行为的惩治力度, 对参与“贿选”者, 一经查实, 坚决严肃处理, 绝不手软。二是要建立观察监督机制, 除了内设机构的监督之外, 还可以加入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等相关人员成立一个社会监督团对整个选举过程进行监督。

3结束语

要使村级民主的成功经验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将村级民主的有益实践向乡镇转接, 使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推进。在此过程中, 不能将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的办法直接向乡镇“移植”, 全然不顾农村社区与乡镇政权的区别。基层民主的步调应该要稳, 既要坚定不移, 又须循序渐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战略应当及早筹划、通盘考虑, 明确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并依此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从基层做起, 党内率先垂范, 以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改革为重点稳步加以推进。

摘要：简要论述了发展基层民主的意义和作用,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的简要发展历程, 并分析了基层民主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层面分析了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现实意义, 以“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公推直选”为例, 阐述了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主要实践, 并分析了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策略。

关键词：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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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篇8

大学作为一种文化存在, 是大学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其生存和发展, 通过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新, 促进受教育者社会化、个性化和文明化,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因此, 文化是大学之根, 是大学的血脉, 也是大学的核心影响力。要建设富有文化底蕴的大学,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 必须首先把大学文化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 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学文化, 构建和谐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以大学文化建设推动现代大学的发展。

南通大学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 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地方高校,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在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秉承“祈通中西, 力求精进”的校训精神;围绕“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坚持“立足南通, 服务江苏, 面向全国, 逐步走向世界”的办学定位;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名校、文化兴校”的办学理念;形成了富于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面对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 提出要把“一切为了学生, 一切为了教师, 一切为了学校发展”作为现代大学人的办学价值追求, 贯穿于求真育人的全过程, 努力在“两个一百年”之际实现建设“特色通大、和谐通大、美丽通大、幸福通大”的奋斗目标。南通大学的大学文化集中反映了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品位、个性特征, 体现了办学理念、价值追求、教学方针与治校主张, 凝聚着广大师生的共同理想、价值理念和人生追求, 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 坚持“一切为了学生”,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 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 无论是为了追求真理还是为社会服务, 实质上都是为了完善人的智慧和修养, 本质上是文化的扬升。坚持“一切为了学生”, 就是把大学的一切活动回归到“求真育人”这一大学文化的“本质性基点”上来, 回归到大学的最主要功能和最根本任务上来, 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养人”的核心问题。

我们提出了“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培养目标, 就是强调要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 坚守自身的学术品位和培养完人的理想, 培养有独立批判思想和国际视野的文化人。大学的天职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服务。在我们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 一是重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让学生融入社会,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觉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追求卓越, 服务人民, 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实现人生价值。二是重视个性的发展, 尊重学生的选择和个性特长发展, 努力创设平台和条件, 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三是加强对大学生的协同教育与培养, 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 学校培育一支专兼职并重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师资队伍, 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出台一系列鼓励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政策, 并设立创新创新专项资金, 先后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穆拉德,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振义及30多位院士等到学校访问讲学, 邀请书画大师范曾先生担任学校终身教授, 让莘莘学子走近大师, 提升科学品格与人文素养。

第二, 坚持“一切为了教师”, 以教师全面发展为主导, 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大学是探索未知、揭示真理、崇尚学术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场所, 必须遵循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成长规律,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尊重教学科研人员的首创精神, 使其能够独立地思考和探究。只有尊重教师的首创精神, 尊重教师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大学教师才能根据教学科研活动的规律、社会的需求以及个人的兴趣来选择研究方向和安排教育教学活动, 大学才能产生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更好地履行其功能和使命。因此, 必须坚持“一切为了教师”, 以教师的全面发展为主导, 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并竭尽所能为教师创造优良的工作环境。

教师发展, 首重师德。在大力弘扬“道德优美、学术纯粹”的优良传统的同时, 学校不断赋予师德建设以新的内涵和时代特色, 坚持每两年开展一次“师德标兵”和“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活动, 选树师德典型。高尚的师德师风成为大学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方面。学校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 坚持包容与批判兼具, 鼓励学术创新, 启动了“拔尖人才”“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百名科研创新人才”“产学研骨干培育”“杰青、优青培育”等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 为人才的成长发展创设了良好氛围和条件。同时, 成立了心理辅导站、法律咨询中心, 给予教师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第三, 坚持“一切为了学校发展”, 以人为本, 提升内涵, 努力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地方综合性大学。

大楼、大树, 教师、学生, 共同组成大学校园。大学为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和环境, 同时教师和学生又以自己的行为推进学校的发展, 而学校的发展又进一步为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加优良的环境。学校、教师和学生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又彼此促进, 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学校事业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因此, 我们在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教师”的同时, 还必须坚持“一切为了学校发展”的办学价值追求, 以学校事业为重, 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学校的总体发展之中, 在实现学校办学价值追求的过程中, 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

因而, 我们不能把大学文化简单地看作游离于大学实践之外的精神信仰, 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学校的思想认识体系和实际工作体系的有机结合, 大学的一切决策、一切管理、一切工作都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设计思考, 注重规章制度的特色与创新, 特别是围绕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这个核心任务, 遵循教育规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规律, 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建立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以及内部的民主管理、学术自由等为主要内容和表征的现代大学制度, 以保障大学的生机与活力。

通过大学文化建设, 我们有力地增强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本科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 2013年考研升学率达到14.28%, 一批学生在美国数学建模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 Cup公开赛等国内外高水平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涌现出“全国三好学生”“中国好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江苏好青年百人榜”入围者、“江苏省校园青年先锋”和江苏省百名青年“学子之星”等先进典型。优质教学资源逐步形成, 拥有一批以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教材、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为代表的一批优质教学资源。学科专业建设取得突破。3个一级学科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学科, 临床医学ESI排名进入全球前1%。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承担“973”“86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重大研究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数逐年增长。人工组织神经研究走在国际前沿, 《科学》杂志撰文予以重点报道, 其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以张謇研究、蓝印花布研究、范曾艺术与范氏诗文世家研究以及沿江沿海研究为代表的江海文化研究特色鲜明, 取得积极进展;楚辞研究、榜样与偶像研究、廉政文化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服务地方能力持续提升。在江苏高校中率先成立服务地方办公室, 与地方重点企业共建研发机构18个, 建立产学研基地170多家、“校企联盟”90多家, 选派到企业的科技顾问170名, 组织了1, 000多名医务工作者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数万名, 16, 000多名“莫文隋志愿者”服务社会受赞扬。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关工委“谈心屋”“莫文隋”志愿者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建成校史馆、张謇教育史馆、范曾艺术馆等一批文化载体, 蓝印花布研究所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南通范氏世家诗文”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 红十字会工作颇具特色。学校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标兵”、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优秀校友不断涌现。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主动面向基层的科技人员、服务社区的医务工作者、扎根农村的灵魂工程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如南通市基础教育位居全国前列, 在南通市基础教育一线的专业骨干中, 通大毕业生占一半以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保铮、段树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梅自强在学科前沿领域内成果丰硕, 享有盛名;校友樊嘉、陈义汉、管又飞、朱剑虹、周嘉伟、秦厚荣等被誉为“国家杰出青年”“长江学者”“杰出人才”;校友广州复大肿瘤医院院长徐克成教授救治马来西亚华裔“象面人”的事迹, 深深感动着海外华侨华人, 被誉为“跨越国界救助行动”。

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篇9

1 国内农业信息网站发展分析

农业信息网站以农业产业为主要内容或服务对象的网站。据农业部统计, 农业信息网站的数量2000年才2200个, 截止到2011年6月中国的农业网站数量已经突破2.2万家, 远远高于全国互联网站平均增长速度。数据显示, 中国的农业网站没有遭遇金融危机的伤害, 主要是因为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网站建设的支持力度, 在建设农业网站和农业企业时积极尝试建立电子商务网站, 以降低运营成本。

2 在农业网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农业网站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功,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因为刚刚起步, 当前中国农业网站发展, 仍存在如下一些普遍的问题。

2.1 网站的规模小, 分布不均

虽然农业网站基本覆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各个方面, 但占全国网站的比例很小。网站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关联性较差, 形成一个个小小的Web岛。质量比较好的站点不多, 整体上与其他行业差距明显, 经济发达的省份建立农业网站的数量多, 规模大, 国内农业网站大多集中在北京、广州、杭州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包括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其他地区, 五省的网站总数的占了将近国家总数的一半 (49.72%) ;在西部地区农业网站数量少, 12个省、区、市地域内农业网站仅占全国农业网站总数的14%。

2.2 信息重复多, 实用性不强

信息的重复率高是我国的农业网站现在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造成重复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很多网站都存在互相抄袭的现象, 缺乏自我的创新, 本地信息采集率偏低, 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 同时也使得网站的发展难以前进, 农业网站的关注度也无法增高。

2.3 农业信息标准不统一, 很难实现资源共享

在不同的领域和部门, 中国的农业信息资源, 由于缺乏对农业信息的标准和规范, 各管理主体都是根据自身工作需要确定信息源、信息采集方式和表示方式。农业信息缺乏有效的标准, 使得大部分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源没有交流和共享基础, 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

2.4 单调的页面设计, 形式不丰富

我国农业网站大多数都是静态的页面, 很少有动态的, 这就会造成这个网页很死板, 再加上板块的内容不生动, 就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 同时整个网页里面的信息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相对较差, 站点不生动, 缺乏自己的个性和专业的特色。数据库主要是以文本为基础的, 涉及领域相对狭窄, 多媒体信息和全文数据库则更少, 信息的开放性和共享程度低, 数据库的利用水平低, 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5 农民信息意识薄弱, 网站利用率不高

农民的整体综合素质相对较低, 尤其在信息专业方面, 人才更是匮乏, 另一个问题是农民没有集中统一的研究力, 他们对信息的利用能力也相对低很多, 这就使得信息农业的实施很难向前发展。

3 中国的农业信息网站的发展战略

我们结合上述农业信息网站经常出现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解决这些问题, 抓住当前机遇, 加快中国农业网站建设, 紧跟时代步伐,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并想提出几点建议。

3.1 针对特定的网站确定主题, 避免了创造大而空

在规划建站之初, 明确主题, 给自己的网站一个定位。只有详细的规划, 找准起点, 做出自己的特色, 以确保其顺利的发展。

目前的农业网站, 主要是提供农产品报价、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信息, 以及农业企业的信息化。然而, 农产品行情分析的网站并不多, 而这些网站的浏览量却很高可以反映这些网站适应市场的需求。此外关于提供农民务工信息的网站也很匮乏这是一个市场空缺, 如果他们能提供这样的信息, 网站的流量肯定会增加。

3.2 农业信息的版面布局、栏目导航要人性化, 分类及查询要科学化

综合整体的农业网站来看, 农业资源分类范围, 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 不仅难以管理自己的信息, 而且还会与其它农业网络资源共享困难, 使用率偏低。因此, 应通过科学的农业信息资源, 标准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不仅从学术, 技术方向考虑, 同时也要根据信息的类别和属性分类, 如图形 (图像) 类、音频类、视频类、动画等, 实现立体网络农业信息。在查询和显示信息方面, 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浏览、搜索入口和使用启发式浏览, 实现信息和信息之间的自由链接跳转, 打破了线性结构, 形成多维的网状系统。同时, 使信息更加人性化, 将用户最常用的功能, 摆在突出的位置, 以方便用户查找和使用, 指导用户合理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的程序。

3.3 为了确保网站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

现场操作和管理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 除非有科研资助项目或由政府主办的非营利性网站, 其他网站可以考虑采取一些盈利的方法, 市场化运作。事实上, 现有注册的农业网站, 有很多网站刚开始很轰动, 但后来都慢慢死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他们不以营利为目的, 缺乏动力;另一方面, 网站的维护, 还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 市场经济, 要想做好农业网站, 使农业网站继续增长, 更好地服务”三农“服务, 我们必须改变农业网站的经营机制, 走市场农业网站, 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网站的运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晓蓉.我国农业信息网站建设的现状与评价[J].计算机与农业, 2003 (9) :18～1 9.

[2]王丘.我国农业网站信息内容优化探讨[J].计算机与农业, 2001 (1) :7～9.

[3]于加新.同享农业网络资源共建农业信息体系[J].计算机与农业, 20003 (3) :35～3 6.

中国城镇建设与发展篇10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理论，蕴含着他们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思考和主张，他们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发展的道路，为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的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科学、稳定地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92-06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思考和主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从这一点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建设的探索及其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更多具有的是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发展的道路，为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不但坚持从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出发，而且以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科学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篇章。

一、基于“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制度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指出了“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也就是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实现社会的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平等观，不但要求将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贯穿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项改革事业之中，并且强调要以其作为各项社会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

（一）经济、政治、社会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他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探索中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他追求建立平等的社会，其理念主要在内容上赋予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等方面，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初步探索工作。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蒋晓俊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发展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实现经济平等。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是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政治与社会上的平等。在他看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经济平等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之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得以建立和逐步完善，这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占有上是平等的。毛泽东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奠定平等的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未来社会建设的主要思想，即变革生产关系是未来社会建设的制度前提，公有制是未来社会建设的基本社会制度。

政治平等是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扬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他将社会主义的民主称为“人民民主”，并且将人民民主的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依法享有平等地位；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积极倡导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主张“人民权利”的思想，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依法享受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以保证人民能够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

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毛泽东积极倡导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移风易俗的社会风气建设，建立社会新秩序，为社会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他指出：“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4〕，要继续发扬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党和政府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配合“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除旧布新的社会改造，例如禁绝烟毒、取缔卖淫嫖娼、废除封建买卖婚姻、打击赌博偷盗等各种社会陋习，清除了封建社会遗毒，积极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的社会新风尚活动，净化了社会风气，整顿了社会秩序。

虽然新中国建立初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方面基本上消除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但是三大差别的社会表现形式依然存在。毛泽东主张通过知识分子工农化、工人农民知识化、广大农民工人化等途径来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目标，构建平等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毛泽东追求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其中涉及劳动平等、干群平等、男女平等等多方面内容。如提出让人民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在企业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劳动关系实现平等；倡议干部下放当社员、军官下连队当士兵，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劳动，有效地改善了干群关系；提倡男女平等，主张要全面地解放妇女，强调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社会平等的思想，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实现社会公平这一价值追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由上可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均彰显了毛泽东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社会公平”的理念与原则，营造了平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保证了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推动了社会阶层结构从等级社会向平等社会的转型，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毋庸置疑，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处于艰苦的探索阶段，其思想尚未成熟，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社会建设只是为了突出和维护“政治”的作用，而没有真正从社会建设的意义上来具体论述其内涵以及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主要是依靠群众运动式的“政治任务”来推动社会建设工作的开展。另外，毛泽东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主张的一些举措具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其中，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物资产品不充裕的条件下要求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这些非理性的措施阻碍了社会建设共建共享目标的实现。

（二）“平等公正”维度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和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平等公正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制度要求。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发展方面来看，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体现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塑造。1958年开始盛行的“大锅饭”收入分配制度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它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足以实现“共同富裕”。1978年，邓小平针对当时人们生活普遍贫穷的实际，主张从经济政策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群众先富裕起来。他在1986年时强调：“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5〕“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富”，这一思路已经在全党上下形成共识，同时也应保持对先富之后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的警惕。为此，党的十三大强调了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6〕。由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式形成，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丰富了人们增加收入的途径。

“平等公正”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与“效率”相博弈，但这是一场合作性的、双赢的博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平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领域都经过了从“兼顾”到“更加注重”的过程。在社会建设中，“平等公正”的实现还有赖于兼顾公平与效率平衡机制的建立健全，如果说经济建设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地将“蛋糕”做大，那么社会建设就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地将“蛋糕”切分。如何更好地寻求公平与效率两者的平衡，建立起良好的机制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只有建立健全公平与效率有效结合的社会制度体系及机制，才能尽量避免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过多的社会成本，才足以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与社会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对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和公平的充分结合，两者不但要兼顾，而且要把握好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和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在个别领域和地区依然存在着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等问题，应逐步通过完善税收、财税、工薪、转移支付等机制建设来解决，并且科学地创新新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与法律保障。只有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改革的各项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增长同步”的目标。

建立起“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保证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管我们是认真回顾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光辉历程，还是仔细翻阅《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献，都能听到一个主旋律：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去谈社会建设，必然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虽然或多或少地从事着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的社会建设工作，但是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酝酿着不同内容的社会建设。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们都难以避免和解决对抗性的阶级利益矛盾，更不用说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社会主义社会是比以往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更加公正，只有在社会建设中坚定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证实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当前，我们推进社会建设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改革，都是为了国家、社会、人民三个层面的共同进步与发展，诚如习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7〕。“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8〕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关于民生改善与公平正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不仅标志着党执政理念发展到了新境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平等公正的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升华，而且反映了党对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规律形成的新成果，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理念不失为党拓展执政资源的新方向。

二、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科学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他们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孜孜追求实现人的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他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憧憬与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能不断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崇高理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终归宿来说，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建设的过程，这也是关于人的建设过程。

（一）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依据“现实人的需要”，可以分别从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的需要等方面考察人的发展层次问题。一般来说，人们在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提高劳动能力、发展社会关系、充分展示个性和需求得到满足等要素构成了人的发展的具体内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发展生产力、改造社会关系、提高教育水平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路径实现人的发展，这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回答“怎么发展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为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另外，马克思在探讨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上，强调了“社会生产人”与“人生产社会”的观点，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关于社会建设的探讨，是要建立在符合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需要基础上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促使社会建设的主题和内容不断丰富，两者统一于社会建设中的发展既需要满足和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又需要满足和适应人的发展要求。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艰辛探索中，也非常重视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要实现人的发展，除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教育水平，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还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结合知识学习，即实行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相结合的劳动学习制度，使得劳动者成为既懂政治、又有文化的“又红又专”人才，既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又是知识分子化的工人。为此新中国建立初期有规划地创办了大量工农速成中学和职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半农半读的劳动制度等等，国民文化程度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为劳动人民实现自身的发展做了突出的贡献。邓小平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层面出发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倡充分发扬民主与法制的精神，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提出培养“四有新人”〔5〕的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这是推动社会全面建设和发展的人才保证。

在将社会建设纳入“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前，社会建设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概念在党的文献和方针政策中提出来，或者说此时的社会建设还只是从大社会的系统来理解和阐述，但是我们依然能从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报告之中，发现已将社会建设以“社会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论述形式予以表述。例如，“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10〕，“要把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全面进步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来考虑”〔11〕。十五大报告开篇指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2〕这些论述反复强调“社会全面发展”，包括社会建设等在内的中国式社会现代化各方面都将得到切实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相互配合，最终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目标。

江泽民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问题上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也多次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之上，“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重视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12〕，“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3〕这些论断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对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做出了时代性的阐述，更进一步地回应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价值取向所阐发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是从属关系，不是包含关系，而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是相互结合、促进的关系。诚如马克思在探讨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时提出的“社会生产人”与“人生产社会”，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互融共生、互促共进的关系。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把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迈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到“四位一体”，在理论上回应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14〕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已经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思想；同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社会建设探索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和价值旨归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放在核心位置，揭示了社会的根本价值，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依靠谁，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然要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仅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建设，更应该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果实。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均可看出，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明确了以人为本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在社会建设领域，着重指出要“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等，体现了党和国家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原则。对社会建设而言，以人为本的“人”，既包括整体层面的“人”民群众，又包括个体层面的公民个“人”，特别是社会弱势、困难群体中的个人，他们都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建设者和客体受益者，所以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这里蕴含了对“以人为本”的深层认识：一是肯定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二是把握了解放人和发展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三是确立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在社会建设实践中要确立起人的尺度，实行人性化、柔性化的管理与服务。社会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社会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的必然要求。习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9〕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表现形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事业，需要正确处理好若干辩证关系：其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因为我国的基本矛盾依然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所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为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更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只有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体制、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协调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内容，才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社会条件，这就是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发展方面的一致性问题，两者要始终保持协同发展的关系。其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要运用它来处理好社会建设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社会建设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所以在优化社会结构、整合社会利益、改革社会体制、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社会组织等方面，都要统筹兼顾这些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有机统一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关系。解决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现实利益，主要体现在民生事业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需要体现在改善民生之上，所以社会建设的成效如何，或者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可以用民生作为尺度来衡量。

实践证明，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既充分地体现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公共事业上，又突出地体现在新时期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任务上。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通过教科文卫等各项事业的进步，使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充分享受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是党和国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59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6，214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

〔7〕习总书记发表2014年新年贺词〔EB/OL〕.（20131231）〔20160327〕.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12/31/c_125941734.htm.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内部发行）〔G〕.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6.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47，98.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6.

〔11〕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