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的命运

2024-07-23

出版社的命运（精选三篇）

出版社的命运篇1

曾经放弃感恩指点

因为家庭原因,林婕在初中毕业后,曾想放弃学业外出打工。然而在外地打工期间,虽然她很努力,做事也勤快,深得老板欣赏,但因文化程度不高,没有专业技能,连张收款收据都写不好。好心的老板劝她说:“姑娘,你这么能干,可是没有一技之长,就不会有什么大前途。你还是再回学校学一门技术吧!”

经过老师的推荐,林婕选择了报读闽北高级技工学校会计专业。在闽北高级技工学校,她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专业技能思想,努力学习技能,争取把每一堂课上好,把每一天时间利用好,努力跟上老师的步伐。

曾经彷徨感恩鼓励

刚进校时,林婕虽然很努力,可是技校的学习和初中的学习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每天面对着大量枯燥无味的财会知识,她感觉头都要炸了。但每次她都暗暗对自己说:“加油!坚持住!”这时,父母的话时常会响彻耳边:“你既然选择了学习会计这个专业,就不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学习,一定要把它学好。”与此同时,老师也发现她的思想波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多次找她谈心交流,帮她分析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剖析思想上的畏惧心理,介绍学校师哥师姐们技能成才的榜样和事迹,很快就使她重新振作起来。1989届车工专业毕业生、佛山三技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忠创业成功;1997届电工专业毕业生、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动模范”李旭伟荣获国家电网供电所人员调考全国第一名……这些师哥师姐的事迹激励她努力前行。她时常在想:“我的学习来之不易,国家免除了我的学费,每月还给我一份助学金,我没有理由辜负党和国家的厚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挡住前进的道路。”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各门课程都名列全班第一,终于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艰苦磨练感谢师恩

技能学习来不得半点掺假,只有不畏艰辛、专心致志,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2016年10月,经过学校技能竞赛周选拔,林婕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学校参加南平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集训队伍。

在学校集训队,开始了每天的大量练习,接触了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会计电算化题型,林婕十分的不安,又有了一点点的不耐烦。第一次测试时,她考得特别差。老师看出了她的问题,把她叫去谈心,说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克服这个难关。当林婕真正进入到学习状态时,她又一次感受到了会计电算化专业带给她的乐趣。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抱着书本不放,温习专业知识,找老师、同学探讨问题,当一个个问题成功解决时,她的幸福感伴随着成就感油然而生。

他们的训练始终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他们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会计电算化知识包括了财会专业的方方面面,是所有财会知识的集合。当他们训练遇到难题做不下去时,指导老师会帮他们一起分析,找来相关专业老师答疑解惑。有时,针对一个难题,他们的指导老师会帮忙研究到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就给他们带来分析、带来答案,让他们不断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每天都会有一点点小进步、小收获,最终汇聚成了大进步、大收获。

闽北的冬天是最寒冷的时候。在那段最紧张的关头,指导老师带着他们在机房做题,每天都做到手指冻得发麻、四肢僵硬,却没有人叫苦退却。即使这样,晚上他们回到宿舍后,也不休息,还要再继续训练,常常奋战到夜里12点多。看到他们训练这么刻苦,指导老师还经常给他们带来点心,从生活上无微不至关心他们。学校老师最经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掌握命运,有付出才有回报。”老师说的话,时刻激励着林婕去努力。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林婕的一句座右铭。她认为,要学好技能,没有诀窍、没有捷径,只有始终如一的专注、千百万次的重复,才能铸就辉煌、到达技能高峰。当他们训练点钞、翻打传票时,老师规定是练习5分钟,他们就自觉加练到10分钟,每次都练到手指发抖,可是到正式比赛时,他们可比别人轻松多了。为了训练心理素质,不易被外界干扰,他们每天下午还把训练搬到办公楼大厅,面对人来人往,他们埋头专注训练,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抗干扰能力,能做到处惊不乱、从容不迫。为了正视自己的不足,缩短与沿海发达地区学校的差距,学校还特地从福州请来了专门训练机构的老师,对他们的训练加以指导,帮助查找差距,并结合他们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

正是得益于学校的精心运筹、指导老师的悉心教诲,让他们从默默无闻中突然暴发,可谓一鸣惊人。在2016年南平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会计电算化比赛中,林婕和她的队友们一举囊括第一、第二及第四名,林婕本人更是获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打破了财贸类中专学校对该项目的长期垄断。在省赛中,林婕也获得了三等奖,是山区学校在省赛中获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友爱互助感恩所有

林婕来自于一个闽北的贫困家庭,常常背负着自卑感。但自从跨入闽北高级技工学校的那一刻起,她就感受到了学校、同学们浓浓的爱。“我唯有加倍努力,去回馈大家。”在班级,林婕担任班长一职,她努力工作、团结同学,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班级工作一帆风顺、和谐发展,班级各项评比始终名列学校前茅。在生活中,林婕朴素节俭、乐观向上,善于和同学沟通,也乐于在学习上帮助同学。在寒暑假期间,她也不让自己懈怠,参与兼职打工,以此来积累自己的社会经验,提升自己待人接物的能力,使自己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生动地阐明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人生哲理,就是人生一定要有追求,更要有毅力、有恒心,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获得成功。

弘扬工匠精神的号角已经吹响,赋予了当代技工院校学生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一名技工院校学生,林婕更加懂得要加倍努力,学好技能,不断追求卓越;更加懂得要学会感恩,不辜负国家的资助之恩,不辜负学校与老师的培养之恩。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林婕将用更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把握命运，做命运的主人作文篇2

家境不决定命运，而自信却决定命运。

乔诺。吉拉德出生于一个贫民窟，小时候依靠擦鞋补贴家用，仿佛他永远不会有出息，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负债累累，几乎走投无路的人因为依旧对自己有信心而在短短三年内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年轻时的希尔顿怀揣仅500美元的家当只身闯进德克萨斯州。在购买了几家专卖的旅店后，只因为对自己有坚定的信心，所以决定在那儿大刀阔斧地干一场，不过七年，希尔顿酒店就遍布全球各地;著名球星乔丹也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从小对篮球情有独钟，但他买不起一双需要订做的球鞋，为有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子，他满怀自信的投身于篮球事业，经过千锤百炼，终造就了现在的篮球之神。他们都告诉我们，出身和家境并不代表命运，自信是成功的基石，自信才决定命运。

身体的残缺不决定命运，而自身的追求却决定命运。

霍金，是一个全身除了两根手指和大脑外全部瘫痪的残疾人，但他并不为此而自暴自弃，反而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越挫越勇，绝不放弃对宇宙奥秘的追求，于是最终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海伦凯勒双目失明，小时因无法接受自己残缺的事实而脾气暴躁，后来终于茅塞顿开，不再怨天尤人，接纳了自己，并开始了对文学的追求，著成了举世传颂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音乐家贝多芬中年失聪，晚年病入膏肓，至死也没有妻子陪伴左右。很多人认为他不会在音乐方面有所造诣，但是摒弃世俗的眼光，坚持自己，不甘堕落，追求着自己的音乐理想，用尽一生奏响了生命的乐章。伟人们的经历向我们诉说着：不要放弃，不要因为身体的残缺而我以为这就是命，命运永远在自己手中，对热衷事业不竭的追求才决定命运。

他人的言论不决定命运，而坚持自己才决定命运。

台湾散文作家林清玄小时与父亲说自己以后不要这么辛苦恣睢地生活，不要种地，不要上班，就等着别人给他邮钱，父亲笑他幼稚、荒唐、做梦，但林清玄坚持自己，考上了大学，去学了写作，各地的报社杂志源源不断的向他寄钱，他在家人否定的言论中成功了;周杰伦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大，玩起了除了母亲以外无人支持的音乐。他每个月只有400元的工资维持生计，但他依旧不忘记自己内心深处的音乐梦。他被吴宗宪相中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人愿意尝试唱他的歌，可他仍然一如既往的默默创作。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自己作曲自己唱，霎时间轰动了乐坛，风靡了世界。这些战胜舆论的人，都用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功告诉我们，无需理会他们的言论，我们只需把握好命运，在你逆境中不忘初心的野蛮生长。

“既然看不清未来，就把握好现在。”

命运是我们的专属物，每一个人，都有权做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把握命运。

出版社的命运篇3

[关键词]《学衡》；吴宓；出版理想；文化理想

[作者简介]仝冠军，中国出版集团

吴宓之引人注目，一者是由于近年来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命运的关注逐渐升温，吴宓晚年遭受严重迫害，目盲腿残，但对其文化理想却始终坚持，其人格力量对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具有一种净化作用与感染力；再者是因为吴宓是《学衡》杂志的实际主编，而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学衡》一般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其名声曾与《甲寅》杂志一道“臭不可闻”。时过境迁，如今，在和那段历史有了一定的距离之后，人们对吴宓、对《学衡》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除此之外，吴宓还是世纪之初那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少有的、以出版为自己苦苦追求目标的“另类”。本文关注的焦点即在于吴宓出版理想的实际命运，这种命运是与《学衡》杂志的创办过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吴宓对出版业性质的理解

吴宓对出版业抱有一种纯真的认识，认为出版业一者具有“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的文化责任；再者可使学者实现“立言”的理想，垂名后世；对于出版业的经济属性从内心深处有一种抗拒或是排斥。1914年3月13日，吴宓与汤用彤谈及将来的志向，吴宓说自己的理想是：

联络同志诸人，开一学社，造成一种学说，专以提倡道德、扶持社会为旨呼号。有济则为日本之福泽谕吉、美之富兰克林；即不济者，使国亡种衰以后，世界史上尚得留一纪念，谓神州古国当其末季、风雨如晦之中，尚有此三数人者，期期于道义文章，则尚为不幸中之小幸耳。至进行之法，则发刊杂志多种，并设印刷厂，取中国古书全体校印一过，并取外国佳书尽数翻译，期成学术文章之大观，而于国家精神之前途，亦不无小补……

1915年的日记里，吴宓更明确地将出版业看做是学者参与社会改革的首要途径：

2月24日：与锡予谈，他日行事，拟以印刷杂志业，为入手之举。而后造成一是学说，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虽成功不敢期，窃愿常自勉也。

到哈佛以后，吴宓从导师白璧德等处得知：“报业专以营业图利为之旨，故巴师（即白璧德）及陈君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宓专学文学……又诸友之不赞成宓习报业者，盖以报业乃圆滑小人，便辟邪佞之职事，宓才不足为之，故惟当研究文学。虽然，以不求利、不谋致用之心，而习报业，则亦似无不可之处。故迟疑久久，仍拟习报业。”吴宓对出版业的经济属性有了认识，但在内心似乎还不愿承认，劝慰自己“以不求利、不谋致用之心，而习报业”，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吴宓的出版理想以及《学衡》杂志的实际命运了。

二、理想中的《学衡》与现实中的《学衡》

吴宓于1918年在美国与梅光迪相遇。梅光迪是胡适的同学，后因在“新文化运动”问题上与胡适所见不合，两人多次通信辩论无果，于是梅光迪开始对“新文化运动”及胡适本人进行猛烈批评。吴宓在赴美以前即主张“沟通中西”以“引导社会”，和梅光迪一见如故，并相约回国后创办杂志，与胡适鏖战一番。

1. 吴宓“自上尊号”的动机及其后果

吴宓“自上尊号”事件是《学衡》杂志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均由此发端。《学衡》第一期出版于1922年1月，此前一年，吴宓应梅光迪之邀，赴东南大学任教，并一起筹办刊物。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叙述了1921年召开的杂志筹备会情况：

梅君宣布其清高之主张，谓《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甚至社员亦不必确定：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宓遂即发言，谓：办事必须有一定之组织与章程。职权及名位，亦必须明白规定。对内、对外方可有所遵循。窃意：（一）《学衡》杂志之宗旨及体例，同人之根本思想与公共主张，必须写成数条。用明确之文字，宣布于世。此即可作为本志、本社之“宪法”。（二）杂志稿件之去取及删改，尽可由同人公议及分担，但为办事之便利，总编辑一职必须设置。（三）第一期必须有《发刊辞》或《〈学衡〉杂志社宣言》一篇，刊于卷首。云云。

从1922年3月《学衡》第三期开始，吴宓未与他人商量，擅自在《学衡杂志简章》中加入了“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撰述员，人多，不具录”一段话，“自上尊号”。如此做法其实是强行掌握了《学衡》杂志的话语权，《学衡》已经由学衡社之“公器”变为吴宓的“私有财产”了。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学衡社”内部裂痕的产生。不但此后“《学衡》杂志社亦未再举行会议”，从第二年即1923年起，梅光迪就不再向《学衡》杂志投稿了，其他社员也极少过问杂志的情况。

2. 吴宓对《学衡》的厚望

1920年4月6日，吴宓在日记中对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进展感到惴惴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毕呈。”素有以出版跻身社会改革事务与著述事业的吴宓自然期望《学衡》能够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以成其“文学事业”。在《学衡》出版的第二年，吴宓在年谱中说：“三月，编第五期，登入张其昀撰《论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长篇。宓始嫌其为考古述学之专著，无关国事与时局。（后来此类之稿多矣！）”可见吴宓希望《学衡》能够多刊发一些与社会现实有关（包括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吴宓将《学衡》视为自己一人的事业。吴宓的真心话在1927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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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夜不寐，细思人生学问理想，虽高远博大无限，然事业须有定而持之以恒，精神名誉要必有所寄托。《学衡》为我之事业，人之知我以《学衡》。故当冒万难而竭死力，继续办理，不使停刊。近顷颇流于怠废，急当自警，重振前数年之精神，以维持《学衡》于不坠。其事虽小，其身虽微，然吾生亦渺小，人寿至短，吾但能为此事，亦是机缘有定，身在局中，不容脱避。只求奋战一场，不损我之精神荣誉而已。岂可妄为虚空之比较，而安于消极哉？

虽然理想是美好的，但是《学衡》毕竟显得不合时宜，而吴宓又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不懂得“与世抚养，与时迁移”，从而使得其处境也变得格外艰难。

3. 吴宓遇到的实际困难

（1）新文化阵营的批评

不能不说《学衡》是在“错误的”时机创办的一份杂志。1922年，《学衡》诞生之际，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故《学衡》甫一出版，便遭到批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鲁迅的《估〈学衡〉》等文章便是代表。郑振铎对于《学衡》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燎原之势，绝非他们的书生微力所能摇撼其万一的了。”

（2）经济来源

由于“学衡社”内部的裂痕，吴宓不得不自己支付《学衡》的各项费用。《学衡》所需费用由杂志社的基本成员共同出资作为基金，但是当后来出版经费紧张时，尤其是中华书局要求吴宓每年支付600元的津贴以后，经济来源就成为吴宓面对的主要困难之一。1926年日记记载，2月13日，吴宓前往拜访张季鸾，请求张写信给吴鼎昌，“可望捐五百元”。同年7月24日，李沧萍表示愿意赞助《学衡》，吴宓出于感激，于7月27日“求李君担任《诗录》编辑”。吴宓一方面出于扩大杂志发行量，一方面出于经济拮据，四处找人代为发行《学衡》，无奈“《学衡》大批托人销售，不得其法，已发出者，或不能收款，或并账亦无之。宓既患劳忙，又无人可供奔走，代为追查清核。故经济损失极大，办事无成，实为可叹息者也。……”

（3）稿源

从1923年开始，吴宓在日记中屡屡流露出对稿件来源的忧虑心情。如9月1日，吴宓写道：“《学衡》稿件缺乏，固须竭力筹备。惟国学一部，尤形欠缺，直无办法。日昨函上孙德谦益庵先生，请其以《亚洲学术》杂志停办后所留遗之稿见赐，并恳其全力扶助。顷得复书，全行允诺，甚为热心，且允撰《评今之治国学者》一文。”稿源紧张到要从其他停办的杂志那里紧急筹措，稿件的质量也可想而知。9月15日，又说：“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中心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可见社员投稿的很少，这种情况到1925年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4）出版方

1926年11月16日，吴宓接到中华书局的来信，说《学衡》60期以后不再续办，吴宓不禁“惊骇失望”，于次日复函中华书局，询问停办的“真实理由”，又写信给胡先骕，请他与中华书局交涉。11月29日中华书局复函说，停办原因在于杂志的销路不广，如愿意续办，则需修改出版条件。12月29日，中华书局再次来信说明要停办《学衡》。在这种情况下，吴宓向梁启超求援，希望其为自己说情。1927年11月15日，吴宓终于接到了中华书局的来函，答应续办《学衡》，但是吴宓要每期补贴中华书局100元。

（5）读者群

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

《学衡》创刊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

《学衡》创办于新文化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此时，连梁实秋这样的大学生都对其文言文退避三舍，更遑论学识不如梁实秋、更喜追逐风尚的文学青年。

但是吴宓的可贵与可爱之处在于，他不会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困难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去随波逐流、与时迁徙，而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1928年6月1日至2日，吴宓作《落花诗》八首，抒发自己的情思。在《落花诗·序》中，吴宓说：

古今人所为落花诗，盖皆感伤身世。其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乃假春残花落，致其依恋之情。近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由是感兴，遂以成咏。亦自道其志而已。

第八首云：

浪蝶游蜂自在狂，春光羡汝为情忙。

未容淟涊污真色，耻效风流斗艳装。

千曲琴心随逝水，三生孽债供回肠。

歌成不为时人听，望里白云是帝乡。

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皆操其手。

虽然“歌成不为时人听”，虽然“其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吴宓还是“耻效风流斗艳装”，固守着自己的精神领地，并愿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一切。

三、《学衡》与吴宓的文化理想

吴宓的文化理想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守望，这种理想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表现为对东西方学术文化的调和。1915年，吴宓就对“新旧对峙”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稗实是。然此等事业，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橐笔从之。

除对白话文的反感外，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主要在于其“盲目西化”的一面。在1927年7月3日的日记中，吴宓忧心忡忡地写道：“中国受世界影响，科学化、工业化，必不可免。正惟其不可免，吾人乃益感保存宗教精神与道德意志之必要。故提倡人文主义，将以救国，并以救世云。”吴宓还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在《英诗浅释》中说：“至十八世纪为新旧倾轧异说蠡起之时代，而封建制度之遗迹乃扫荡无遗。而中世纪统一之精神完全澌灭不可复睹矣。故入十九世纪之中叶，凡百分崩离析，杂糅散漫，至于极也。……其时高明闳识之士皆深致忧戚，以为破坏之局已完而建设难期，旧者已去而新者未立，譬之栋折榱崩，石飞瓦散而风雨飘摇，栖身无所。”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深表忧戚。吴宓主张的应该是一种温和的逐渐变革的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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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恒文先生认为，前期《学衡》是一个文化批评刊物，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主要的目的及思想特征，它之所以刚一出现就十分引人注目，原因亦正在于此。后期《学衡》，则变成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刊物；“通论”栏目的文章明显减少，而“述学”栏目的文章则明显增多，并且，即使是“通论”栏目的文章，也很少有以前那种批判乃至批判性质的论文，更多的则是严谨的学术评论文章与思想评论文章。原因就在于主编吴宓的编辑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可能是高先生的印象。虽然单以两个栏目的文章数量对比来判定一个杂志的办刊方向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笔者还是对《学衡》杂志各个时期的“通论”与“述学”两个栏目的文章数量进行了统计，具体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1928～1931年之间，也就是《学衡》杂志的后期，“通论”与“述学”两个栏目所发表文章的比率高于前期。也就是说，在后期，《学衡》刊发的“通论”文章的相对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1928、1931两年“通论”文章要多于“述学”栏目的文章。所以，吴宓后期的编辑思想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总之，吴宓的出版理想在现实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而其出版理想现实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知识分子对于出版业的天真幻想：单纯追求文化理想，而不计功利。吴宓的出版理想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实际命运自然不会如意。但是，像吴宓一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对出版梦想的追求，这也是在商业气味浓厚的经济社会中难得的一缕清风。吴宓在《落花诗》第七首写道：

色相庄严上界来，千年灵气孕凡胎。

含苞未向春前放，离瓣还从雨后开。

根性岂无磐石固，蕊香不假浪蜂媒。

辛勤自了吾生事，瞑目浊尘遍九垓。

此首言我之怀抱未容施展，然当强勉奋斗，不计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

昔人已逝，但其对于现实的抗争、对于理想的追求，却令后人欷歔不已。吴宓在“文革”中依然坚持自己的“保守主义”文化主张，据称是全国仅有的三个反对“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之一。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吴宓，他无疑是失败者；但是从精神追求的向度来衡量，则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吴宓.吴宓日记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吴宓.吴宓日记Ⅱ[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吴宓.吴宓日记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

[5]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