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的利弊分析

转基因作物的利弊分析（精选七篇）

转基因作物的利弊分析 篇1

转基因作物有很多, 从商业化种植到去年已经增长了一百倍, 玉米、小麦、番茄、大豆等都有转基因作物, 其在减轻贫困、饥饿以及环境保护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 转基因作物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因此, 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转基因法律法规的管理, 特别是在转基因的成分标示制度和安全评价制度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而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技术是安全性评价的关键。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检测通常采用DNA和蛋白质等不同的检测方法, 近年来也有了很多新的检测方法出现, 很多新的检测技术也在转基因检测中得以应用。

转基因作物检测技术

PCR扩增检测技术

在对特定DNA转基因作物进行区分时, PCR检测技术是首选的检测方法, 其具有灵敏性、多功能性、特异性和高通量性等特点, 可有效的区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 PCR检测技术具体又可分为定量PCR和定性PCR, 通过定量PCR可对样品中的转基因作物的百分比进行确定, 定性PCR在对非目的基因检测时, 如果呈现阳性, 则可说明是转基因作物, 近年来, 定性定量检测方法已经在小麦、玉米、棉花和大豆等农作物检测中得到广泛应用。

外源蛋白质检测技术

转基因作物除了检测其特定DNA, 还可对转基因作物外源蛋白质进行检测, 可通过试纸条法、酶联免疫吸附法、Western杂交法和免疫-PCR法等进行检测, 在这些检测方法中, 酶联免疫吸附法优点最为明显, 具有操作简单、获得结果快、无需核酸提取和特异性高等优点, 试纸条法也是一种较为经济、方便快捷的检测方法, 其他的一些检测方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 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 所以应用的范围不是太广, 如Western杂交法虽然特异性高, 不过操作比较麻烦, 并且费用要高, 无法进行定量分析等缺点。

其他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 一些新的技术在转基因领域得以应用, 如新开发的一种通用引物多重PCR技术 (UPM-PCR) , 可对多种目标序列进行检测, 还有一种光学薄膜生物传感器芯片检测系统, 可对多种转基因玉米品种进行同时检测, 这些技术具有很好的商业应用前景。

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评价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 转基因作物在解决人类饥饿危机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有农作物的基因编码, 这些农作物在人们饮食后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还没有进行深入的观察, 一些进口的转基因食品也没有完善的安全性评价, 并且目前的转基因检测技术还不够成熟, 转基因作物带来的影响不可预期, 随着目前市场上一些转基因食品的上市, 转基因食品已经不断向商业化发展方向发展, 这些转基因作物的改变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 甚至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 对转基因作物进行安全性评价至关重要, 并且迫在眉睫, 而且在相关的技术上需要不断的改进和提高, 从而提高检测到未知影响的机会。截至目前,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评价方法主要有目标分析法、非目标分析法、蛋白质组学分析和代谢组学检测技术对转基因作物产品特征代谢产物的分析等, 这些分析方法为建立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技术提供良好的发展契机, 并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评价提供新的有效的技术支撑和理论基础。

展望

转基因作物的事实与谣传 篇2

Q:转基因作物助长超级杂草?

A:事实

长芒苋是美国东南部农民的眼中钉,因为它会与棉花争夺水分、阳光以及土壤中的养分,并且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占领整片农田。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美国农民就在广泛种植转基因棉花。这种棉花通过基因改造,能够耐受除草剂草甘膦。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将这种除草剂推向市场时,所使用的商品名为“农达”。刚开始,转基因作物加除草剂的方法十分有效。但2004年,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县,人们发现了对草甘膦具有抗性的长芒苋,而截至2011年,这种长芒苋已经散布了76个县。

一些科学家和反对转基因的团体警告:栽种转基因作物后,由于农民对草甘膦随意使用,使许多杂草都开始进化出抵抗除草剂的能力。自从1996年抗草甘膦农作物推出以来,对草甘膦具有抗性的杂草种类已经达到24种。但是,无论农民是否种植转基因作物,抗除草剂的杂草始终是农民无可避免的问题。例如,尽管科学家还没有推出可以耐受除草剂“莠去津”的转基因作物,但还是有64种杂草对这种除草剂进化出了抗性。

实际上,这些杂草的出现,源自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成功。通常,农民会使用多种除草剂来减慢杂草抗性的产生。他们还会通过犁田翻土,去除表层土,释放二氧化碳,以达到控制杂草的目的,这种除草方法不会促使杂草产生抗性。而转基因作物出现后,种植者完全依赖草甘膦。这种除草剂的毒性较许多其他化合物低,且可在无需翻土的情况下杀死多种杂草。于是,农民年复一年地种植同样的转基因作物,而不再通过轮种或变换除草剂来防止抗性杂草的产生。

上述做法得到了孟山都公司的支持。这家公司曾宣称,只要使用得当,杂草并不容易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现在,孟山都公司对草甘膦的使用也改变了立场,建议农民使用混合除草剂和翻土来除草。

为了给农民提供新的杂草治理手段,孟山都公司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例如美国陶氏益农,正在研发与不同除草剂合用的新型抗除草剂作物。他们希望能够在几年之内将这些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科学家大都认为,即使是这些新技术,最终也会有失效的一天。但是,以色列杂草科学家乔纳森·格雷塞尔认为,完全放弃化学除草剂并不可行。使用化学除草剂来控制杂草还是比翻土耕作更具效率,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性也较小。他说:“如果农民采用更具持续性的农耕方式,并结合使用混合除草剂,那么他们就不再会遇到这么多问题了。”

Q:转基因作物导致农民自杀?

A:谣传

2013年3月,印度的环保及女权主义活动家凡达纳·希瓦一再重申一组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自从孟山都公司进入印度种子市场以来,已有27万印度农民自杀。”她认为这是一次种族屠杀。

这一控诉的依据是上世纪90年代末印度人口自杀率的升高。自孟山都公司2002年开始在印度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以来,这已成为每次谈及企业剥削时一再重复的例证。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Bt棉花,含有一种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能够抵抗某些害虫。但它进入印度市场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这种棉花种子的价格比当地的杂交品种高5倍,致使当地的经销商将Bt棉花种子与传统的棉花种子混合,以便能以较低的价格销售。这些假种子再加上错误的使用信息,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庄稼和金钱的损失。这无疑给当地农民雪上加霜,因为长久以来,当地农民承受着严苛信贷体系的压力,迫使他们向地方银行贷款。

然而,荷兰瓦赫宁恩大学及研究中心的农业社会经济学家格洛沃尔认为:“将农民自杀完全归咎于Bt棉花,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虽然经济困难是造成印度农民自杀的一个驱动因素,但自Bt棉花引入,农民的自杀率并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证实了以上观点。他们收集、分析了与Bt棉花和印度农民自杀相关的政府数据、学术论文以及媒体报道,然后在2008年发表了相关研究结果,并在2011年更新了数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印度人口的年自杀总数从1997年的不足10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万人,但在同一时期内,印度农民的自杀人数却一直保持在每年2万人左右。

马丁·卡伊姆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一位农业经济学家。在过去10年中,他一直在研究Bt棉花对印度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尽管Bt棉花在印度的起步不顺,但它已经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在对印度中南部533户棉花种植家庭的调研中,卡伊姆发现,从2002年到2008年,由于虫害损失的减少,这些农户的棉花每公顷的产量增加了24%。在同一时期,由于棉花产量的提高,农民的平均获利增加50%。卡伊姆说,考虑到转基因棉花所带来的利润,我们就不会惊讶,现在印度种植的棉花90%以上都是转基因品种。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环境人类学家格伦·斯通谈道:Bt棉花带来的增产还缺乏充足的实验证据。他不仅对印度Bt棉花的产量进行了实地调研,还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大多数报道Bt棉花增产的同行评议论文,都属于短期调研,而且调研时间通常都集中在转基因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头几年。

因此,他认为这些研究有失偏颇:首批采用该项技术的农民,往往是那些经济比较宽裕且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而他们种植的传统棉花产量就已经高于平均水平。

这些农民种植的Bt棉花产量高,部分原因是他们在那些昂贵的转基因种子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通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印度的传统棉花田地已经所剩无几,因而无法就产量和利润与转基因棉花进行比较。卡伊姆承认,许多相关研究仅着眼于转基因棉花的短期经济效益,但他在2012年发表的研究,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考虑之后,还是发现转基因棉花的经济效益较高。

格洛沃尔认为,Bt棉花虽然没有导致印度农民的自杀率激增,但也绝非棉花增产的唯一因素。他说:“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成功与否,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它在印度的发展仍在继续,我们还无法对此作出决定性的结论。”

Q:墨西哥野生作物遭到转基因作物污染?

A:未知

2000年,墨西哥奥克萨卡山区的一些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希望为他们种植的玉米申请有机认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微生物生态学家戴维·奎斯特同意帮助他们,以获取许可,进入他们的田地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但是,奎斯特对这些农民种植的玉米进行遗传分析时,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当地出产的玉米含有一段转基因,而这段基因正是孟山都公司在抗草甘膦及抗虫害的转基因玉米中,用来提高转基因表达的DNA片段。

墨西哥不允许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因此这些转基因可能来自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食用转基因作物。由于当地农民可能不知道这些是转基因作物,而将其当作普通种子进行种植。奎斯特推测,墨西哥的玉米可能已与这些转基因品种杂交,导致转基因DNA混入原生种。

该项发现一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奥克萨卡即刻成为了媒体、政治的焦点。许多人责骂孟山都公司污染了玉米的历史发源地,因为在墨西哥,玉米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农作物。奎斯特也因为研究存在的一些缺陷(比如检测转基因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认为转基因片段会散布于基因组中的观点,而遭到攻击。《自然》杂志最终撤回了对该论文的支持,但并没有撤销这篇论文的发表。2002年,对该研究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自然》杂志的编辑在脚注中还专门写道:“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原论文的发表。”

自那时起,学术界很少公开发表关于墨西哥玉米中转基因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研究经费不足,以及研究结果不统一。

2003年至2004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的植物生态学家艾利森·斯诺,对采集自墨西哥奥克萨卡125个农田的870个植物样本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在玉米种子中发现任何转基因序列。

然而,2009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分子生态学家埃琳娜·阿尔瓦雷兹-拜拉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家阿尔玛·派尼若-尼尔森,发现了与奎斯特在2001年(在奥克萨卡23个地点采集的3个样本)和2004年(2个样本)所发现的相同的DNA片段。

在另一项研究中,阿尔瓦雷兹-拜拉与合作者发现,从墨西哥全国1 765户农民那里收集来的种子中,有一小部分含有转基因。在当地社群进行的其他研究中,也不断发现转基因的踪影,但这些研究却很少能得以发表。

斯诺和阿尔瓦雷兹-拜拉承认,取样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转基因检测结果的差异。斯诺说:“我们在不同的田地取样,所以他们发现了转基因,而我们则没有。”

当科学界在争论转基因片段是否侵入了墨西哥玉米时,墨西哥政府也在纠结,到底该不该允许Bt玉米的商业化种植。

斯诺谈道:“转基因作物进驻墨西哥的玉米地似乎已经无可避免。有些证据甚至显示这是正在发生的情况,但现在还很难说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有多高,后果又会是什么。”阿尔瓦雷兹-拜拉坚持转基因的散播将会危害墨西哥玉米的健康,改变其特性,例如外表及味道,而这些品质对那里的农民是相当重要的。

一旦转基因进入原生种,就很难(即使不是不可能)被去除。批评者还推测,随着转基因性状在当地玉米种群中长期积累,原生种的健康最终是会受到影响的(例如与原生种抢夺能源和资源,或者扰乱原生种的代谢过程)。

斯诺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转基因作物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她认为,就算这些转基因进入其他植物,它们对植株的生长也只会造成中性的或有益的影响。2003年,斯诺和同事通过实验证实,如果将Bt向日葵与野生种杂交,其转基因后代虽然仍需密切照料,但与非转基因植株相比,它们的抗虫能力与种子产量都有所提高。斯诺说:很少有研究者进行类似的实验,因为拥有这些技术的公司通常都不愿意学术研究者进行这类实验。在墨西哥,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并不局限于潜在的环境影响。农作物科学家凯文·皮克斯利是国际玉米与小麦改良中心的负责人,他认为墨西哥国内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他说:“科学界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墨西哥人在感情上和文化上对玉米的深厚依托。”支持或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研究,无论多严谨,总会忽略背后涉及甚广的大环境,而在这些大环境下,情况往往会变得微妙、模棱两可、混乱不堪。卡伊姆谈道:“转基因作物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所有农业挑战,它并非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但是,对它肆意诋毁也不恰当。真相往往存在于中间地带。

浅谈转基因作物的专利保护 篇3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基础研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生物学逐渐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稍加留心我们便能发现, 我们的衣、食、住、行、用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生物科技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 人类社会迄今已经经历了5 次经济变革, 其名称与根本特征分别是: 狩猎采集经济 ( 劳动力+ 石器) , 农业经济 ( 土地+ 劳力) , 工业经济 ( 资本+ 机器) , 信息经济 ( 人工智能+ 资本) , 生物经济 ( 生物知识+ 技术手段+ 劳动力) 。①纵观人类的发展史, 每次重大的突破无外乎是源于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进步, 因而在每一次科技重大突破的同时, 也必然在不断地推动着制度的进步与发展。

对于生物技术更是如此, 由于在生物科技的时代, “生物知识与技术手段”已经成为了两大生产要素, 而这两者都是研发者的一种“无形财产”, 倘若不在立法层面加以保护的话, 必然会极大地挫伤了研发者的积极性, 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 如果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话, 结果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显然, 尤其是联系到是否应该给予转基因作物专利权保护这一问题上更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二、转基因作物专利保护的历史

从20 世纪70 年代初科恩 ( Cohen) 将金黄色葡萄球菌质粒上的抗青霉素基因转到大肠杆菌体内, 揭开了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序幕算起, 转基因技术至今已有40 余年的历史。而转基因技术从一问世开始就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关注, 只不过关注的焦点还不是是否应该给予专利保护, 而是担心该技术的应用可能对生物界和人类带来风险, 因而当时在讨论如何规范相关研究。

在1975 年的阿西洛马会议上, 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名分子生物学家、政府官员和法律专家经过充分讨论, 达成《阿西洛马会议建议书》, 确立关于重组DNA技术的基本策略, 包括认可它对于生命科学的意义, 正视其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鼓励继续研究。与会者还强调, 在重组DNA技术发展的十字路口, 公众的参与是必要的。基于该建议书,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NIH) 于1976 年颁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 开始对重组DNA操作实施管理。②

从那以后,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专利权授予就在美国铺展开来。发展至今, 全球最大的转基因育种公司孟山都公司, 发展至今占据着美国90% 的转基因种子市场, 同时该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在许多国家拥有专利。

三、对转基因争议的焦点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把它形象地分为绿色生物技术 ( 农业) 、红色生物技术 ( 医药) 、白色生物技术 ( 工业) 和蓝色生物技术 ( 海洋) 。虽然我们在社会上听到了许多对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质疑的声音,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 多数民众并不反对转基因在医药、工业、环保、能源等领域的研发和利用, 争论的焦点关键在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的食用。

而对于转基因作物和粮食的问题, 反对者所对抗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 转基因生物不自然; 2. 不安全; 3. 外国知识产权陷阱论; 4. 政治阴谋论。

而其中第三条“知识产权陷阱”在国内目前比较有市场, 持这样观点的人多半认为, 在中国种植或者研发的转基因作物涉及多项国外专利, 因而一旦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 势必让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研究之前都要经过国外专利权人的同意, 这样便使我国粮食安全受到国外的威胁。这也便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转基因技术的专利法保护。

四、对转基因技术专利保护的原因

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就是保障无形财产的所有权, 而专利权是知识产权之下的一个分支 ( 还包括著作权、商标权) , 旨在保障发明人在一定期限内排他地享有对自己发明创造的独占实施权。③有人做过这样的概括, 专利法就是通过授予“近乎绝对垄断”的专利权的方式, 换得权利人将自己的技术方案“近乎苛刻的公开”, 达到鼓励发明创造、促进发明创造投入实际应用、提供技术信息和资料等作用。而这样的制度在生物经济的时代中, 更是尤为重要———法律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社会更加高效更加公平, 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至大化。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谈谈对转基因作物施行专利保护的必要性: A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 经过了长期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影响大豆抗倒伏的基因序列, 并认为有广泛的商业前景, 如果A公司是理性的, 它一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必然会选择将成果作为商业秘密, 加以保护, 这样固然保障了对于知识的独占权, 但同时也产生了如下问题:

( 一) 要完全保护商业秘密的成本极高, 对于生物研究这样参与人数众多的项目, 想保证成果不外传, 几乎是不可能的。

( 二) 可能导致大量的重复劳动, A公司将重大的生物学发现不公之于众, 其他公司如果也想生产抗倒伏的大豆的话, 必须也成立专门的科研团队, 做重复的工作, 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严重阻碍了学科的发展。

( 三) 资源不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A公司固然拥有强大的科研团队, 率先找到对应的基因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有强大的商业头脑来营销有现成的厂房来投产, 如果后期的经营不好, 便是糟蹋了之前的成果。

( 四) 增加了谈判的成本, 纵使A公司想清楚了上面几条, 决心将自己的成果出手转让, 但基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双方的谈判必然不会得到有效的沟通, 势必增加了谈判成本。

如果稍有不慎, 该商业秘密口口相传, 很快便会进入公有领域, 人人都可以免费使用A公司的劳动成果, 长此以往A公司研究的积极性必然会大大打消, 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

明显, 这样用“商业秘密”的方式来保障自己对于特定的技术排他性的占有, 势必带来极高的社会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 “专利法”应运而生, 它是以国家的形式来承认专有权, 并用国家强制力来保障专有权实施。由此看来, 通过专利法来保护转基因技术, 既规避了“搭便车”的现象, 又鼓励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既保证了公平又提高了效率。

五、对转基因作物专利保护的几个问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 似乎这是一套极好的对付“市场失灵”的解决方案, 然而实际操作中却并非那样显然。究竟应不应该给转基因技术以专利权的保护, 依然备受争议, 接下来就以2013 年初, 美国联邦高院判的“鲍曼诉孟山都公司”一案, 来引入对于转基因作物专利保护的几点思考。

这个案情, 简言之就是农户向孟山都公司 ( 全球最重要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 在转基因种子与作物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购买大豆种子时就要签条约, 只能吃或者卖种出来的大豆, 但不能把他们作为种子重新种植。鲍曼就比较聪明, 他直接从粮仓买了食用的大豆, 但他没有吃, 而是把他们种了下去, 用除草剂杀死了那些没有抗草甘膦特性的大豆, 并将收获的种子用于之后种植季的种植, 同样也能得到抗草甘膦性状的大豆植株。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架空了孟山都公司, 于是这个公司就把鲍曼起诉了, 鲍曼不服逐级上诉直到最高法院, 但法院一直认定鲍曼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④

我想如果这里我们单纯去看这个结果的话, 显然由于买种之前就签过协议, 用合同法来看, 鲍曼完全没有道理不败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 如果没有合同的话, 鲍曼是否依然侵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 换句话说, 法律本身该不该赋予孟山都公司专利权 ( 这里我们不从“实然”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国专利法第25 条明确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 , 所以我们这里是从“应然”的角度上来分析, 这样一套制度本身到底是不是达到了法律制定最初的目的———高效、公正、促进社会发展……

( 一) 是否符合专利的“三性”

众所周知, 专利作品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三性”, 即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我们先来看其的“新颖性”, 我们知道孟山都公司自身在转基因的植物的培育方面毫无疑问是走在了世界的前沿水平。那么我们大可以揣测在它之前是不会有人发明过类似的产品, 所以符新颖性的要求; 接着我们来看其“创造性”, 也就是重点看这个产品的“难”, 也就是看本领域的非技术人员是否需要投入许多的创造性的劳动, 个人认为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面对这样一个需要大量的高科技的背景与技术投入的项目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经过目的基因的寻找、切割、整合、培育以及筛选等诸多的过程, 而这些当然是不会显而易见的;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实用性”, 显然说, 这种抗除草剂的新品种大豆无疑会给予农民许多的方便, 可能因为之前农民无法在大豆田里施用除草剂来清理杂草, 而这样的一款新型的种子无疑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所以说这样的实用性毫无疑问。而且通过我们发现该商品在市场上的热门程度我们不难理解其实用性———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考虑商业的宣传作用对于市场的影响。

综上所述, 这样的产品显然是符合新颖性、创造性以及实用性。在我们不讨论中国法律中的“不授予专利权的对象”的前提下 ( 我国这样的立法, 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 防止其他国家对于相关技术的垄断, 是考虑到我们国家目前的生命科技水平) 。显然在美国, 对于这样一个在基因工程技术方面领先的国家无论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经济收益还是出于鼓励本国的创新的目的, 它都会去努力保护这样的专利产品, 所以理所当然, 美国法律授予了该转基因作物专利权保护。

( 二) 鲍曼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侵权

以上我们谈过了像这样的转基因技术发明能否申请专利, 那么下面我们以这个为前提, 来谈谈, 既然这样的产品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那么鲍曼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于专利权人的侵权行为。之前的文献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鲍曼的行为是否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和“‘权利穷竭’是否适用于本案”, 然而这些都太过专业化, 这里我是想从原因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谈谈鲍曼的行为构成侵权的原因。

从目的上来说, 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 是为了让人类更加和谐有序地发展, 是为了人类整体的福利的最大化。由此看来, 如果法律对于这样的专利权不加以保护的话, 那么所有的人在头一次从专利权人那里买过种子后便会去自己生产以后用的种子, 那就不会有公司愿意投入之前的巨额资金来研发这样的产品, 也就不会有农产品产量的大幅提升, 哪里还能有随之而来带来的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当然有人会问: 著作权根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技术公开”吗? 但是我们说所谓的技术公开是在有“专利”的基础上, 为了使社会的总福利得到更大的提升, 当然公开了会更好。但是如果“公开”的本身有酿成了“没有专利”的后果, 未免有些舍本逐末之嫌, 所以从专利权法的立法目的上来看, 我们应当认为鲍曼的行为构成侵权。

从结果来看, 这个案子可能是最早将“转基因作物的专利穷竭原则”的讨论放到聚光灯下的案件之一。那么对于它的审判结果就至关重要, 可能作为今后类似案件审判的一个参考。那么我们说审理的结果就给像孟山都这样的公司吃了一颗“定心丸”, 鼓励他们排除那些专利权的顾虑, 继续积极地投身生产, 因而起到了鼓励发明创造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法院认定鲍曼的行为构成侵权。

( 三) 现实上这样的专利权能否真正得到保护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专利权保护似乎无可厚非———农民愿意买种, 说明对于他自身的福利是有提高的; 公司愿意研发种, 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说明对于它自身来说也是有利可图是———于是我们便说,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说明这样的“市场机制”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是最大化的, 因而我们应当去运用法律的手段来加以保护, 以维持这一机制的正常运转。但这样的逻辑实际上只是局限于“理论”上的分析, 从实际上来说, 这样的保护是否能够实现则是一个“现实”问题。

从现实来看, 即使法律赋予了转基因作物以专利权保护, 要维护这样的秩序, 成本是巨大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 侵权本身的容易性; 其二, 参与人数的众多性。

个人认为关键是因为这里我们要保护的是“大豆”, 而大豆是自花传粉自花受精的作物, 也就是说亲本的优良性状很容易就可以遗传给后代,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普通的农民, 就算不懂基因工程的具体操作, 只要他拿到了一粒这样的种子, 经过多代的人工筛选 ( 正如材料中所说, 这个过程本身并不困难) , 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于把自己生产的种子推向市场。

在这里, 这是大豆的天然特征而造成的, 如果这是一个玉米的品种, 那么由于它要异花传粉, 所以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 很难保证多代以后, 原有的优良性状依然保有———这就给了侵权行为带来了困难。

相反, 对于转基因大豆种子这样“发明困难, 生产容易”的专利品, 固然理论上可以授予专利权, 但实际生活中侵权却是比比皆是———比如市场上有一家企业发现把铅笔做成六个棱的形状会有效地防止铅笔落地、有人想出了在铅笔的另一头安上一块橡皮……事实上单单一支铅笔我们便可以发现有许多满足新颖性、创造性以及实用性的细节, 这些我们大胆地揣测在第一次被想出来时是完全可以申请得到专利或者实用新型。然而这样的专利权能否得到很好的保护却是值得思考的。

大公司之间的诉讼是常有的, 甚至于正是有了这样的审理与诉讼才保障了相关法规的实施。然而, 铅笔作为一种初级的轻工业产品, 它的市场不会只集中在几个垄断公司的手里———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小学校门口卖的那些没有名字的花花绿绿的铅笔, 这些铅笔的生产商可能就在当地, 可能只是一家十几个人的小厂房, 这样的厂子可谓全国遍地都是。就算他们未经授权使用了专利, 别说去把这些厂子侵权的行为都起诉一遍, 就是把全国所有生产铅笔的厂家都统计出来都有些困难。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像铅笔这样的初级轻工业产品, 由于其本身易于生产, 由此导致了生产人数的众多, 而这样的小厂家却在民间在在当地占据着大量的市场, 因而要完全控制这类行业里的专利权的实施成本很高, 相当困难。

那么, 我们再来看看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行业。首先从侵权的难易程度上近乎于没有门槛要求, 任何人都有侵权的能力———只要他获得了一粒这样的转基因大豆种子。

那么我们再来看大豆种植产业中的生产方式, 我们不难发现, 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都是各家各户自耕自种, 因而具有一个巨大的潜在侵权人群; 同时, 由于农户无论是种植作物的种类还是购种的渠道都是不可预测的, 因而企业很难也近乎于不可能将所有种植大豆的人家都调查一遍, 看看有没有侵权, 这样做的成本是相当之大的。

况且, 就算我们调查出了种植大豆的所有人, 那么专利权人又该如何才能证明农民现在种下的大豆种子不是从原厂家买来的? 首先由于大豆自身的优良性状能够得到良好地遗传, 要发现“正版”与“盗版”的区别十分困难, 企业又无法在种子上加盖“防伪标记”———种子最后是看不见的, 而且, 就算企业有办法区分“正版盗版种子”, 但是被告人完全可以狡辩说我家的种子是邻居买时一起帮忙捎回来的……

所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 我们似乎能够这样理解:“法律可以赋予你专有权, 但如果你能想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来保护你的专有权, 那么就可以。如果成本本身太高, 远远地高出了保护可能带来的收益, 这时就不妨使之进入到共有的领域。”由此可见, 仅就本案的情景来说, 我们似乎可以说, 固然法院承认鲍曼构成了侵权, 但实际上, 孟山都公司的“专有权”依然难以保障, 因为有成千上万个“鲍曼”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侵权。

( 四) 在转基因专利权授予上的博弈

法律的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权衡, 也就是说法律在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同时一定是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论是法律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中一定存在着这两方势力的博弈。同时在转基因专利权的授予上与不例外。这里我将其归类为公司与农户的利益的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下面对于两者我们来分别做简要的分析。

首先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公司与农户的利益的博弈。这里我们用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看, 为什么一个本身看似完美的制度, 却在实际操作中产生看巨大的争议。

正如下面图1 中所展示的, 最初的制度构想的情况是A框中那样, 这样公司研发出了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的种子, 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量更减少了农民的劳动力投入, 使农户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其他经济活动之中, 并将产值向公司每年缴纳一定的购种费用———以上只是制度的构想, 但实际上, 会有许多像鲍曼一样的聪明人, 尤其对于那些自花传粉闭花受精的农作物来说, 通过几年的筛选, 农户自己完全可以筛选出纯合的种子, 这样一来实际情况便到了B框那样, 此时公司无法获利, 便产生了“孟山都诉鲍曼”这样的案例, 然而, 农户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公司不可能把每家每户都调查一遍, 并把所有的侵权人都起诉一遍, 完成这样浩大的工作量, 显然是不可能的。此时公司想出了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方法: 在种子基因中引入“终止子”———有选择地配置植物DNA来杀灭自身胚胎的做法, 制造出不育的种子。这样一来, 即使农户在收获后保存好这些植物的种子以备日后种植, 这些种子却永远不会发芽。这样一来将农户面对“低产, 不交费”与“高产, 交费”的选择中选择了D框———便是公司与农户博弈的结果。

纵观这样的结果, 我们不得不去思考, 这样真的好吗?我们真的达到了立法的目的了吗?

从公平上来看, 农民自主留种权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农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而“终结后代型种子”的诞生堂而皇之地侵害了农民的合法利益。虽然表面上来看, 农民依然有不选择这样的转基因种子的自由, 但是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的情节———开始企业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自己的“终结后代型的种子”, 然而这样的种子产量很高, 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民,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去种植这种种子……十年过去了, 当有一天, 公司忽然将自己独自占有专利权的种子的价格提高了许多, 这时农户们想不种这样的转基因种子, 还可能吗? 他们还会找到之前的种子吗? 我们还是来看看例子———在菲律宾, 农民过去培植了数以千计的传统稻米品种, 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两种改良品种就占据了整个稻米生产区域的98% ———由此可见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有多少人还会一直固守之前的生产方式, 有谁还会十年之后依然有那些曾经的“非终结后代型种子”。如今, 产业化的农业推动了单一种植, 因为它需要以此来满足对生产的集中控制和对食物的集中分配。这样, 单一种植和公司垄断相互得以强化。⑤

有人评论说, 现在有三个过程在同时强化对种子, 也就是食物链第一环的垄断控制: 经济集中、专利和知识产权以及基因工程。⑥所以我们说表面上农户们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但实际上却是使少数的几家大公司逐步达成了垄断全球的种子市场的阴谋。这样的做法显然对于农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虽然跨国公司声称这种技术是必需的, 这样它们才能收回投资。难道这样真的可以吗? 显然这样的结果,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成本是巨大的: 其一, “终结后代”的成分扩展到自然环境中将会带来严重的基因污染; 其二, 这样的技术会破坏原有的农业多样性、破坏农户历经千载岁月发展出的可持续性农业系统。显然这样的结果是没有效率的。

在是否赋予转基因技术专利保护这一问题上, 不但在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纠葛,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总体上来说, 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般比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程度要高。可以说, 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强保护”状态, 而相对而言, 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保护”状态。其中的原因大家不难想见, 目前世界上主要转基因技术作物的知识产权都在发达国家的某些大型生物技术公司,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可以收取大量的专利许可费更有利于实现其国家利益。⑦一直以来, 专利权的保护都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利认证方式, 同时公司在A国获得了专利, 并不代表在B国也能得到保护。然而二战以来, 美国先后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 不断推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⑧不难想见这样的目的也是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量。

由此我们再来反观之前的“鲍曼诉孟山都案件”便不难理解, 这个案子本身是美国判的, 而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 显然是要支持这样的专利权的保护, 一定会不允许农民擅自生产这样的“专利种”, 否则将会给美国的研发公司带来损失, 但为全世界其他“搭便车”的国家带来了绝对的福利。然而这一条在我们国家并非如此, 下面将重点介绍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转基因作物的保护状况。

六、我国现行法律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

概括地说, 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转基因作物实行较弱的保护。

我国2008 年修正的《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 “对于 ( 四) 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 相当于从根本上否认了转基因作物的专利保护。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在我国完全不受到保护, 研究者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但植物新品种权对权利权人的权利也做了很多的限制。

在我国2014 年实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授权品种的, 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使用费, 但是不得侵犯品种权人依照本条例享有的其他权利: ( 一) 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 ( 二) 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可见我国赋予了农民特权, 使之可以自由留种而不构成侵犯他人植物新品种权。同时也规定了进行育种与科学研究同样不构成侵权。这两点保障了我国科学的研究与粮食的供应不会受制于少数几个转基因公司。

不仅如此, 我国2008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第三十八、四十四条更是规定, 如果人们认为权利人因滥用知识产权而涉嫌排除或限制竞争, 还可向有权机关举报, 由该机关对其行为实施调查和依据反垄断法予以处罚。

由此看来, 我国已有多方面的措施来有效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 较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因而至少就目前来看, 跨国公司不能用转基因的专利权来阻碍我国相关领域技术的发展, 也不能由此来控制我国的粮食生产。

七、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几点思考

刚才我们主要谈了转基因技术的专利法保护, 然而从宏观上来看, 专利权的问题只是转基因应用中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 是否要推广转基因作物在我们的媒体上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总结下来, 大致有以下几种理由: 1. 不自然2. 不安全3. 容易落入外国专利保护陷阱4. 阴谋论, 下面想从自己的理解, 对于这几个方面一一做简要的分析:

对于转基因生物的“不自然”, 我想这个纯粹是哲学上的考虑要“敬畏自然”, 但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因噎废食, 试想如果人类真是要追求“自然”的状态的话, 我想之前所提及的人类文明史上的5 次经济革命也就大可不必存在, 我们也就一直自然地生活在狩猎采集的社会。所以这样的理由未免牵强。

而对于第二条理由“不安全”, 这也是纪录片中崔某某一直强调的一点, 诚然我们承认由“转基因食品已近20 年, 尚未有为人们所公认的证据能够证明转基因生物或食品具有环境危害性或食品危害性”并不能当然地推出“未来也一直安全下去”, 但是我们的整个科学尝何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经验观察的体系之上? 曾经读过一本书, 叫《科学哲学》, 让我感触颇深, 里面讲到就连我们习以为常的牛顿定律本身也是观察出来的, 只是因为尚未发现有与之矛盾是事实, 我们就姑且承认它的正确性, 显然这样的对“不安全”的考量无异于杞人忧天———正如我们之前每天打开电视都没有发现它爆炸, 并不能保证它下次打开时不会爆炸, 但我们需要因此就觉得电视是个“危险物品”吗? 因而这样的解释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关于第三条“专利权陷阱”我想经过我刚才讲的那些, 我们也不难看出, 至少在当下的知识产权体系中, 这一点尚未对我国产生影响, 甚至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构成威胁———距离全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真正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就我个人而言, 觉得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便是“阴谋论”———可能夹带帝国主义或跨国公司的阴谋, 威胁发展我国的粮食安全⑨。这一点刚才在谈“专利法保护转基因技术中的争议”中也有提及, 总的来说这样的话题就不再只是法学所能解释的, 这与当前的国际关系、各地域的历史文化背景、各国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水平等因素息息相关, 相关的书籍也不少, 诸如《失窃的收成》《粮食危机》。像这样的话题很难说清谁对谁错, 只希望我们在学习生活中多些思考, 多些体悟。

参考文献

[1]李嘉.生物经济引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初探[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

[2]王淑君.自我复制技术语境下专利权用尽原则的困境及消解—以鲍曼诉孟山都案为视角[J].学术界, 2014.

[3]魏玮.鲍曼与孟山都, 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N].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3-6-26.

[4]刘银良.转基因论争中的知识产权问题[J].法学, 2012 (3) .

[5]刘旭霞.转基因技术作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半衡思考[J].知识产权, 2007 (5) .

[6]刘银良.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中的论坛选择政策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 2012 (2) .

[7]张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8]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9]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转基因作物的利弊分析 篇4

报告说, 过去10年中农作物单产大幅提高主要在于传统育种技术以及农耕技术改善。转基因玉米品种仅小幅提高单产, 而转基因大豆根本不会提高单产。这与孟山度公司以及其它种子生产商常常做出的研究结果大相庭径。

协会称, 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唯一用处是认识了植物自身的基因组。许多育种技术能够通过利用这一认识从中受益。传统的植物育种技术可以更好的改善杂交品种。

环保协会这项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科学家们研究农作物产量、影响不同农作物的因素以及环境及其它因素对单产的影响。据协会数据显示, 整体上来看, 这些研究显示单产增加并不在于转基因基因改变, 而是在于其它因素。协会建议美国农业部取消转基因研究资金, 将资金用于其它更有用的用途以及项目上去。

世界转基因作物研发的标志性事件 篇5

1983年, 世界首例转基因植物--抗病毒转基因烟草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培育成功, 标志着人类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农作物的开始。

1986年, 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获得批准进入田间试验。

1994年, 美国Calgene公司培育的延熟保鲜转基因番茄被美国农业部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商品化生产, 这是被批准上市的世界第一例转基因作物。

1996年, 转基因抗虫棉花和耐除草剂大豆在美国获批大规模种植, 种植面积为170万公顷;此后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1997年, 转基因作物开始在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大规模推广种植。

2005年,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从最初的6个增加到21个。

2006年, 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首次超过1亿公顷, 达到1.02亿公顷, 种植农户数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1996年到2006年的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了5亿公顷, 达到5.77亿公顷, 实现了60倍的增长。

2007年,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发展中国家数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数, 分别为12个和11个, 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工业化国家的三倍 (21%比6%) ;同时, 从转基因作物种植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农人数也首次突破1千万。

转基因作物的利弊分析 篇6

基因漂移是引发基因污染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 只要防止了基因漂移, 就完成了基因污染防治就成功了一大半。[2]隔离制度主要就是通过防止转基因产品与其他普通产品之间发生基因漂移, 来达到防治基因污染发生的目的。由此可见, 完善的隔离制度, 对于有效地防治基因污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隔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种植期间最有可能发生基因污染现象, 为此通过确立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之间的距离, 这样才能达到防止基因逃逸和降低风险的目的, 但我国未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种植期间的隔离距离作出规定。与此同时我国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中也缺少通报制度。相邻农民只有对周围种植环境清楚的知道才能对症下药, 采取可行的措施防止基因污染的发生。由此可见, 我国防治基因污染的隔离制度并没有彻底的贯彻实施。健全的隔离制度应该包括转基因作物从实验室研发, 到实验种植, 再到产业化生产以及后来的储藏和销售的整个过程全面隔离, 由于标识制度等其他制度的缺陷, 隔离制度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我国应该加强隔离制度建设与完善, 全面预防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的发生。

二、国外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隔离法律制度与启示

(一) 国外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隔离法律制度

1. 美国转基作物基因污染隔离法律制度

研究表明, 风媒传粉的植物, 其花粉漂移有一定的规律。风媒传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 但是具有一定的规律, 即花粉源较近的受体植物容易受到花粉, 并产生杂种, 造成基因漂移。因此, 为了保持种植在种质保存地的纯度, 美国转基因作物田间安全隔离距离是按照作物来规定的, 玉米的隔离距离为200米, 油菜的为100米, 棉花则没有规定, 大豆仅要求在机械操作的时候保持一定的隔离距离并采取措施避免因此发生的种子混杂, 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水稻必须保证6米左右的隔离。[3]

2. 欧盟转基作物基因污染隔离法律制度

欧盟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中也确立了基因污染防治的隔离制度。基因漂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是生物进化的一部分, 一般都在田间通过花粉介导和种子传播发生, 欧盟农业部通过技术手段测得籽油菜35公尺, 玉米110公尺 (分别对应于2公顷与1公顷) , 作为标准的隔离间距确定规范。[4]同时欧盟的隔离制度也包括标识制度和田间的通报制度, 为了预防基因污染对环境的破坏, 在每个环节都进行严格履行隔离制度。其中标识制度有专门的条例详细作出规定, 通报制度要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将情况报给临近的非转基因作物种植者, 得到通知后, 非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农民也应该主动采取措施保证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的隔离距离。也就是说欧盟有将转基因作物与其近缘野生品种在实验、种植、收割、运输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都完全隔离, 以避免基因污染的发生。

3. 日本转基作物基因污染隔离法律制度

日本已经制定了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条例, 这有效预防了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的发生。日本的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中的隔离制度包括通报和采取具体防护措施两个方面的内容。[5]转基因作物种植者有向邻近农田非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报告将要种植品种作物相关信息的义务。同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也应当采取不同的隔离措施, 已达到在田间的隔离效果。隔离制度中规定了设置防风网等具体方法以及分类保管种子、种苗和收成物等具体规定。

(二) 国外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国家隔离制度的分析, 可以得出隔离的理念贯穿于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防治的整个过程中。在转基因作物流通的每个环节都必须严格保持隔离距离, 在实验室阶段、在田间商业化种植阶段以及在市场上流通阶段, 都规定了不同的措施。基因漂移是在田间种植的时候才发生的, 其他两个阶段都只是在造成混杂现象后才有可能发生基因漂移。因此, 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的隔离显得有为重要, 大多隔离的立法都是规范转基因在田间的种植。通报制度体现了对非转基因种植者知情权的保护, 是转基因作物种植者必须履行的特定义务。隔离距离的设定是以精准的检测技术为基础的, 不同的作物品种对隔离安全距离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要分别作出规定。纵观各个具有代表性国家的隔离制度, 一项完善的隔离制度应该对转基因作物从实验室到田间栽培再到市场销售的具体内容都作出规定, 即隔离制度作为基因污染防治的核心, 就必须保证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种植、收割、储存、运输、加工、包装、销售整个产业链中的有效隔离。只有在整个转基因作物存在的过程中彻底贯彻隔离理念, 才能达到基因污染的有效预防。

三、对完善我国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建议

隔离制度应该彻底贯彻于转基因生物存在的每个环节当中, 在不同的阶段隔离制度的内涵有所不同, 同时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 需要作出相适应的隔离规范。

(一) 档案管理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从实验室阶段直至销售阶段的每一步骤都要作出详细的记载, 这对转基因作物全程监管非常重要。通过档案管理, 可以起到公示的作用, 更利于隔离管理。同时当基因污染发生时, 也可以尽快找到出错的环节, 迅速的解决问题, 避免污染的进一步蔓延。

(二) 通报制度

通报制度是指转基因作物种植者在开始种植之前向邻近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农民的报告。通报制度应该包含报告的方式、报告的期限、收到报告回复的方式以及处理方法这些具体内容。转基因作物种植者在种植之前应该将具体信息报告给临近的农民, 通过分析确定是否有可能发生基因污染后才能决定种植。

(三) 隔离距离的规定

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种植时只要保持一定的隔离距离就能避免基因漂移的发生。对此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对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种植的隔离距离作了规定。基因漂移是基因污染发生的主要原因, 而通过技术手段可以阻碍其发生, 这就要求我们先通过生物技术研究出最佳的隔离距离, 在进行立法来规范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的种植。

除此之外, 标识制度等也是对隔离制度的具体化规定。隔离制度是预防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最主要的制度, 需要在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收割、加工、运输、储存以及销售整个产业链中全面贯彻实施。这样才能在根本上预防基因污染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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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保护部.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与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246.

[4]INCEOGLU A B, KAMITA S G, et al.Recombinant baculoviruses for inset control[J].Prest Manag Sci, 2001, 57 (10) :981-987.

转基因作物的利弊分析 篇7

汹涌而至的转基因作物和农产品会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巨大风险风险呢?

1 转基因作物或将使我们全面丧失粮食主权

中国人的粮食概念是“粮、油、棉”。稻谷和小麦是中国人的主粮, 玉米虽不是中国人的主粮, 但玉米是中国支柱产业饲料业的主体。近十年来, 我国的粮食不断经受转基因技术的冲击。

1.1 大豆、棉花的前车之鉴

我国是大豆的故乡, 目前大豆种植量与产量均居世界第4位, 年需求量约为5 000万t。国内有1亿人口依赖大豆生产, 涉及6 000万农民和近百万大豆加工企业职工就业。由于对植物油需求, 特别是饲料对豆粕需求的膨胀, 2003年, 我国降低关税, 取消配额, 开放了大豆进口。由于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价格低, 出油率比国产大豆高15%左右, 进口转基因大豆迅速占领了国内大豆市场,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2009年前7个月内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1980万t, 2010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 100万t, 国内大豆消费的80%以上来自于进口。到目前, 我国大豆产品的总自给率已不足1/3, 东北大豆主产区只有20%左右以国产大豆为原料的加工企业仍在运行, 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停工状态。随着国产大豆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打压, 跨国资本迅速完成了对我国食用油生产销售产业链的兼并与收购。据统计, 在中国现有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 其中64家有跨国公司参股控股。目前, 美欧四大跨国公司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已控制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以及其他食用油供应。他们凭借资本优势, 已完成对原料、加工、品牌、渠道、供应的绝对控制权, 掌握着大宗农作物市场的定价权。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登高表示, 国外转基因大豆的无限量进口和低价倾销, 正在使我国大豆产业逐渐失去最后的生存底线。中国大豆协会副会长田仁礼表示, 以转基因大豆低价冲击我国大豆市场, 只是跨国粮商垄断中国大豆产业战略的一部分。由于进口大豆定价权掌握在跨国粮商手中, 他们在中国建厂, 把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利润转换的链条, 一旦中国油脂企业被全部挤垮或兼并之后, 跨国粮商将彻底主导我大豆产业话语权, 依靠垄断优势, 在中国市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我国的植棉产业和纺织业与大豆有相似的命运:1997年我国从美国孟山都公司引入转基因抗虫棉33B以抗棉铃虫。2001~2004年的3年间, 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使得农药使用量下跌了50%~60%, 种植成本下跌25%, 每亩棉花的产量上升了20%, 农分率达到42%。但到了2004年以后, 继续种植转基因抗虫棉33B出现了问题:棉花质量下跌10%、产量下跌10%、耕地面积减少10%、农分率从过去的42%跌到34%, 同时我们发现, 棉铃虫虽然消灭了, 蚜虫、红蜘蛛、烟粉虱等其他的害虫出来了。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2009年9月发布的《全国棉花长势调查报告》, 2009-2010年度, 全国棉花总产量将较上一年度下降12.4%, 为700万t, 是2000年以来棉花产量的最大降幅, 市场缺口约为200万t。个中原因其实非常清楚:转基因抗虫棉33B能保证3年时间正常生产, 如果要继续保证生产状态, 必须重新向孟山都公司购买新的种子, 否则种出来的棉花会一代不如一代;要杀灭蚜虫、红蜘蛛等害虫, 必须购买专用农药, 而农药只有美国孟山都和他的合作企业德国的巴斯夫特供;棉花缺口怎么办?只能从美国进口!从棉花种子到农药再到棉花, 整个植棉产业和纺织业无论原料还是出口定价权均被美国控制。

短短十年时间, 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棉花种子以低廉价格冲击国产大豆和棉花, 大豆和棉花产业链迅速被跨国集团所控制, 目前国内大豆消费的80%和棉花需求的30%均需要进口, 从原料到成品价格均受制于美国。

1.2 玉米和稻谷或将成下一个沦陷产业

玉米是我国的主要饲粮作物, 尽管目前中国玉米供需总量基本平衡, 加上国家的玉米库存, 从总量上保证市场供应没有问题。但是, 与美国、墨西哥等地的玉米相比, 中国的玉米并不占成本优势。2010年上半年, 在国内玉米价格持续高涨的态势下, 我国首次从海外进口价格低廉的转基因玉米, 尽管目前进口的转基因玉米数量有限, 但令业界担心的是:随着玉米进口大门的打开, 转基因玉米的进口将会不断增多, 这关乎中国玉米产业是否会重蹈大豆覆辙。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在对华玉米出口中, 仍延续了与大豆出口同样的战略, 一方面低价攻势, 另一方面是美国公司通过大量控股、参股中国的玉米加工企业, 逐渐控制玉米货源渠道。如何避免玉米重蹈大豆覆辙, 是当前最应该思考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中国现已给美国玉米进口开启闸门, 如果放任企业进口, 不排除玉米产业沦陷的可能“。由于玉米与我国畜牧业息息相关, 我们有理由认为, 我国玉米产业沦陷之日即是我国畜牧业沦陷之时!

水稻是中国13亿人口的主食, 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2009年8月17日国家农业部批准发放了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在国内大规模商业种植已成为可能。据绿色和平第三世界网络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专利的专项调查显示, 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自力的自主知识产权, 上述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技术。这些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公司。2009年8月通过农业部转基因生产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 即属于这8个转基因水稻之列, 至少涉及了11项国外专利。这些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 一旦贸易化就会被索要昂贵的专利费, 这将给我国粮食问题带来三方面的恶果: (1) 种子价格上涨, 农民生计受到影响。其他国家的例子已经证明, 转基因作物的种子价格会远远高于常规非转基因作物种子价格, 种子价格上涨会增加农民的种植成本, 减少收入, 并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2) 价格传导, 物价上升, 社会影响巨大。种子价格的上涨和农民生产成本的增加, 必然会最终影响到消费者购买粮食的最终价格; (3) 面临法律诉讼的威胁。世界贸易组织 (WTO) 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必须严格承认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任何技术的知识产权。中国已被美国和欧盟要求对知识产权保护执行“较高标准”。此外, 转基因农作物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 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而以美国孟山都为代表的西方种子跨国公司, 迄今为止已经申报了五百多个转基因产品的专利, 几乎涵盖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所有外部变化因素, 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之内, 处于绝对的专利垄断地位。可以预见, 中国一旦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这些品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制约。这些专利持有人所收取的额外费用将转嫁到中国农民的身上。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种植后可能带来种子价格的大幅上涨, 农民所承受的成本将大大增加, 中国政府多年来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也将被卷入国际专利的陷阱而事倍功半。中国老百姓将为碗中的每一粒米支付专利费!

2 转基因作物带来食用安全风险

2.1 转基因作物的食用安全性尚存疑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存在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 许多长期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 因此其食用安全性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目前世界上转基因作物运用最多的主要有Bt毒蛋白和抗除草剂两大类, 这两大类转基因作物均存在巨大的不确定风险。转基因作物支持者认为:Bt杀虫蛋白在中肠道碱性环境下水解成具有杀虫活性的毒性多肽分子, 与肠道受体蛋白结合后形成穿孔。目前发现, 只有鳞翅目害虫的肠壁细胞上含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 而人类肠道上皮细胞没有该蛋白质的结合位点, 且人的肠道微酸性环境, 因此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来自免疫方面的研究认为:人体的消化系统如胰液pH值是8.2, 胆汁pH值是7.4, 小肠液p H值是7.6, 大肠液pH值是8.2, 所以人体整个消化系统几乎都是碱性。完全可以满足BT溶解和发挥生物学作用的需要。蛋白质与细胞的结合, 可以通过吸附作用, 而不一定需要结合受体, 比如红细胞对青霉素和磺胺药等的吸附, 等等。而且, 现在没有发现受体并不等于不吸收, 例如三聚氰胺可以进入人体, 现在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它的肠道受体又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Bt蛋白也可能如此。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成分为草甘膦、二恶英, 其对动植物生殖系统有立竿见影的破坏效果。作物引入抗除草剂基因后, 将造成转基因作物种子可以发育但无法生育, 使转基因作物表现为无性植物特征, 从而对于除草剂反应迟钝。几乎所有的转基因生物都无法繁殖, 其原因就是转基因技术离不开辐射手段。因此,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人工“绝育”手术的结果。人们担心的是:一旦抗除草剂转基因成分进入动物或人体, 是否会导致动物或人体绝育!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假如转基因作物对人类的繁衍和发展具有潜在的危害, 那么这种危害就不仅仅是危及中华民族, 甚至是对整个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害。

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怀疑: (1) 产生毒素或增加食品毒素含量。一些研究学者认为, 转基因食品可能增加微量毒素的含量, 严重的会导致某些遗传类疾病; (2) 营养成分减少。英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试验报告说, 转基因食品中对人体有益的成份减少了12%至14%; (3) 引起人体过敏反应, 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而天然食品却不存在以上的缺点, 对人体是相对安全的。食用转基因食品就如把自己当作小白鼠, 有不可预测的风险。

2.2 转基因作物或将给我国畜牧业带来巨大冲击

由于我国的农作物实施大面积机械化种植难度大, 以及农作物品种的退化, 致使许多农作物特别是用于饲料业的农作物如大豆、玉米等产量较低, 饲料业成本加大, 也使得畜牧养殖业和加工业的成本相应较高。目前我国配合饲料的产量已经达到1亿t以上, 豆粕需要量为2 000万t, 玉米耗用量在8 000万t以上。而国产大豆可供饲料用用量仅为1000万t, 而国产玉米2010年产量为1.63亿t, 目前尚能保持自给, 但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预计到2020年国内饲料用玉米的需求量将达到2.24亿t。我国用于饲料生产的大豆和玉米大规模进口将成为一种常态。

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由于产量高、成本低, 所以价格也相对便宜, 相应的转基因大豆豆粕价格也会便宜, 随之可以带来饲料成本降低, 从而给饲料加工业、畜牧养殖业、养殖专业户等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然而, 转基因农产品饲用安全性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据英国土壤协会2008年公布的研究报告表明:“用转基因农作物饲料喂养的鸡生的蛋、用转基因农作物饲料喂养的牛的牛奶与肉类检测出含有转基因物质, 也不应该作为人类的食品!一些养鸡农户说, 鸡饲料中转基因豆粕含量超过一定比例, 产蛋率就会明显下降。有养鱼农户则反映, 鱼饲料中转基因豆粕如超过20%, 鱼就烂肠子。用含转基因成分的饲料喂养生猪, 因存栏期仅3~5个月, 问题尚不及暴露;但以这些饲料喂食母猪、种猪, 就会出现生育率显著下降, 患病增加等异常情况。”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独立试验报告均有饲用转基因作物导致动物出现免疫系统受损、生殖能力下降的报告。有科学家担心, 一旦因饲用转基因作物导致动物出现健康问题, 通过禽、蛋、鱼、肉、奶等畜牧产品, 转基因成分将直接带入人体, 对动物有害的成分难道对人体会无害吗?此外, 还有人担心, 尽管国内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规定转基因饲料作物必须在封闭的环境中使用, 除了用着饲料使用外, 副产物必须就地销毁。而在目前的条件下, 这一点很难实现。很可能因管理不善而流入酿造、食品、肥料等行业, 对消费者健康和我国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无法估量。

3 转基因农作物对环境安全有巨大隐患

3.1 转基因作物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 任何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有人担心, 大量的转基因作物进入自然生态系统中, 会淘汰原来栖息的物种及其他遗传资源, 加剧品种的单一化, 造成生物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物种灭绝, 从而造成物种减少、退化乃至灭绝, 使原有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遭受破坏。

3.2 转基因作物本身可能演变为农田杂草

由于导入新的外源基因, 转基因作物获得或增强了生存竞争和繁殖能力, 使其在生长势、越冬性、耐受性、种子产量等方面, 都强于亲本或野生种。若被推广种植, 这些转基因作物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特别大, 因其又具有野生植物没有的各种抗性, 将会迅速地成为新的优势种群, 进而可能演变成农田杂草。

3.3 基因漂流影响其他物种

转基因作物中的一些抗除草剂、杀虫剂和病毒的抗性基因就有可能通过花粉杂交等途径向其同种或近缘野生种转移, 使其获得转基因生物体的抗逆特性, 进而出现对其他作物构成严重威胁的“超级杂草”和侵染力、致病力更强的“超级害虫”。目前加拿大已出现杂草化油菜植株, 美国也有因种植转基因植物出现不下十种“超级杂草”的报道。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顾秀林还认为, 转基因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永远不可能清除的, 因为基因有活性, 它能自我复制、流转, 也能和它所侵入的宿主一起复制繁衍。它会变异, 但永远不会灭亡、不会消失, 微生物是永恒的。转基因一旦释放到环境, 就永远不再能被人类控制。

4 对我国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几点思考

4.1 转基因作物技术并未达到预期

据估算, 到2020年中国人口数量达到14.5亿, 即使维持现有的耕地面积 (18亿亩) 和人均粮食需求量 (433 kg) 计算, 2020年中国的粮食需求量将达到6.3亿t, 而200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仅为5.3亿t。要在短短十二年内使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26%,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被许多人认为将是唯一的终南捷径。但是, 十多年的转基因作物应用证明, 转基因作物技术应用效果远未达到预期: (1) 转基因技术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 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转入某种控制虫害或者除草剂的基因可以, 但转入提高产量的基因很难。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耕地退化程度严重; (2) 转基因作物不能降低生产成本:据2009年9月美国农业部统计报告, 广种转基因作物的头几年, 种子、化肥和农药的投入略有下降, 而以后至今多年则是年年增, 无论是玉米、大豆还是棉花, 转基因作物的农药使用量均高于天然作物; (3) 农业产出增长率下降:1948—2008的60年, 美国农业产出平均增长幅度为1.58;广种转基因后的三、四年里, 美国农业产出增长率有所提高;但是, 从1999年到2008年期间, 美国农业产出增长幅度大约为0.58, 大大低于60年平均幅度。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11月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玉米农拒绝继续种植Bt转基因玉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指出: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 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 实非明智之举。

4.2 亟需加强对转基因作物研究与发展的监管

2010年3月10日,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组织的集体采访中曾表示: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 目前, 国内也没有种植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但是随着农业部批准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生产安全证书, 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已经成为现实问题,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不可逆转性, 一旦出现失控, 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4.3 完善转基因技术管理法律体系建设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涉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主要包括:2009年《食品安全法》、200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以及2007年《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等等。但目前这些管理办法在转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已显得不够全面和细致。据北京科技报2011年1月6日报道,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提出建议,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争取2011年将粮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科学而健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 (包括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 及其有效实施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和降低现实的或者潜在的风险。

4.4 大力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作物品种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出, 今后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 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 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对待转基因产品, 科学慎重的态度并不是拒绝的态度。谢华安院士也指出, 发展生物技术, 与传统优势技术紧密结合, 拓宽育种途径, 提高育种效率, 对突破资源环境约束, 壮大民族种业, 巩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目前我们拥有的转基因作物, 特别是转基因主粮作物的专利技术还很少, 目前获得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的两个水稻和一个玉米品种的转基因专利几乎全部来自国外, 一旦推进商业化种植, 必将陷入专利陷阱, 其后果是将我们的口粮控制权拱手让人, 是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交由别人支配。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前提首先是拥有自主的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

4.5 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

作为一个有着13亿庞大人口的国家, 解决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没有进行商业化生产, 美国等国家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 但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 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 但是一直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 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 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 我国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也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转基因水稻食用安全尚未得到充分证实的情况下, 绝不能将13亿人作为“试验小白鼠”。转基因水稻及玉米的试验性种植必须严格放在与传统作物充分隔离的有限区域内进行, 并杜绝转基因种子商业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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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的两个生态事件

大斑蝶 (或称帝王蝶) 事件大斑蝶 (或称帝王蝶) 事件

1999年5月, 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领导的一个研究组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 声称转Bt基因抗虫玉米的花粉飘到一种名叫"马利筋"的杂草上, 用马利筋叶片饲喂美国大斑蝶, 导致44%的幼虫死亡。论文据此推断, 转Bt基因玉米花粉含有毒素, 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美国研究人员David Chapela、David Quist分别于2001年9月和11月在英国著名的《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 声称在墨西哥发现转基因玉米, 并且在墨西哥Oaxaca地区野生玉米中发现了外源基因入侵。这一令人震惊的结论表明“受污染”的植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杂交种, 转基因可能会破坏传统玉米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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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和弥补的副作用

2010年4月, 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中指出, 种植转基因作物并没有消除杂草, 反而使除草剂用量持续上升, 给环境安全造成威胁。除了超级杂草, 转基因农田里还出现了超级虫。由于转基因作物不针对次生害虫, 这使得一些次生冲渐渐成为作物的主要害虫。而除草剂让这些害虫有了抗药性, 变成超级虫, 农民虽然投入更多的药物治理害虫, 却仍无济于事。

美国国家科学院说:长期实践证明, 所谓防虫害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需要拿出农田的20%套种同类天然作物, 以便让害虫“有饭吃”, 避免它们成为抗体“超级害虫”。就是说, 转基因作物不但没能防害虫, 反而促使原本是小虫害的害虫变成“超级害虫”。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用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 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和弥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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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吸引力可能有限

转植酸酶基因玉米是获得我国转基因生产安全证书的玉米品种, 我国的培育是从曲霉属的一种真菌中分离出了能产生植酸酶的基因, 并把它插入玉米中。经过七年繁殖, 科学家们终于得到了能稳定遗传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 不过我国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参与者、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陈茹梅博士表示, 与传统玉米种类相比, 这种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在种子发芽率、生长速度和产量上都没有区别, 如果是这样, 那么该种玉米种植优势不明显, 对于农户来说吸引力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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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生提示病人应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