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者（精选十篇）
非正规就业者 篇1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国际劳工组织 (ILO) 、世界银行 (WB) 、诺贝尔和平奖选拔委员会 (NPPSC) 等国际权威机构多次指出:以小型企业、个体经营户为典型经营方式的非正规部门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呈现不断扩张之势。
在我国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非正规部门是正规部门不足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释放原有过剩劳动力的结果, 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势部分。同时, 由于被迫进入该生产部门, 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处于“低报酬、低劳动保障、低满意度”的尴尬处境, 政府将非正规部门“正规化”便成为主要政策。 (丁金宏和冷熙亮, 2001;金一虹, 2006;徐林清, 2008;李培林, 2009) 。但是从统计数据上看, 非正规部门所吸引的就业人数与城镇总就业人数之比从1978年的0.16%提升至目前的54%, 并且仍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那么, 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是不是处于“低工作满意度”的尴尬境地, 其对当下工作现状是否“失望”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对于我国非正规部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试图以浙江省杭州市非正规部门为例, 从微观层面全面分析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特征, 以及这些特征如何影响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对其就业满意度进行探析。
二、指标设计与数据获取
1、指标设计
非正规部门就业满意体系是衡量非正规部门就业质量的重要标准。本研究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 将非正规部门就业满意度评价体系分为就业者主观感受、工作单位客观影响和就业者心理反馈三方面, 具体指标包括:个人收入满意度X1、社会地位满意度X2、工作情绪愉悦度X3、工作态度积极度X4、工作压力程度X5、工作环境舒适度X6、人际关系融洽度X7、工作时间合理度X8、当前工作社会认可度X9
2、数据获取
本研究采用面谈式满意度问卷调查方式, 笔者于2013年在杭州市八个主城区随机面访非正规部门就业者, 共发放问卷487份, 其中有效问卷472份, 问卷有效率为97%。从有效问卷来分析, 被调查者男女比例为4.5:5.5, 30岁以下人群占65%。被调查者63%来自浙江省, 有64%为农村户口。
三、因子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19.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问卷信度进行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 对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
本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 在因子分析中利用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转法得出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建立综合评价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满意度指标体系, 通过比较综合得分与满意度指数评级对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满意度现状进行评价。
1、量表信度检验
对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满意度量表数据进行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Cronbach’s Alpha的值为0.807, 说明对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工作现状的整体满意度量表拥有较好的信度水平。
2、数据检验
对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满意度的9个指标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检验值为0.635, 表示适宜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为132.652, 显著性水平是0.000, 认为9个指标之间并非独立,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因子提取
通过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及贡献率, 依据特征值>1的原则, 选取3个公因子, 其中第一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40.319%、第二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18.951%、第三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13.370%,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64%, 所以可以提取3个因子解释各个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4、因子解释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 第一公因子对X6、X7、X9具有较大的因子载荷, 分别为0.868, .789, 0.795, 对全部信息的解释程度达26.683%, 它代表的是就业者从主观层次对当前工作的满意程度。因此称为就业者主观感受因子。
第二公因子在X2、X3、X4三个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 分别为0.715, 0.900, 0.887, 对全部信息的解释程度达25.482%, 它代表的是就业者对当前工作满意度在心理层次的反映。因此称为就业者心理反馈因子
第三公共因子在X1、X5、X8三个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 分别为0.644, 0.786, 0.686, 对全部信息的解释程度达20.475%。它反映的是来自于就业者的工作单位对就业者的影响。因此称为工作单位客观影响因子。
5、综合得分计算
通过因子得分矩阵及回归算法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以3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通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模型, 作为衡量个体工作现状满意度的模型:
四、结果分析
1、满意度指数评级
根据因子分析的满意度模型, 当X1—X9都等于1时, F为0.9033;当X1—X9都等于7时, F为6.3231。得出满意度指数为
本研究中指标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 将每个指标的评级分为7个等级, 因此, 将满意度指数评价等级也划分为A-G七个等级。
2、结果分析
由各项指标满意度平均得分可知, 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对“人际关系融洽度”、“工作环境舒适度”和“工作态度积极度”三项指标的满意度较高, 其得分分别为4.8529、4.6765和4.5882;而对“社会地位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满意度”两项指标的满意度较低, 其得分分别为3.5588和3.3824。
根据综合得分模型得出, 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工作现状的满意度指数为3.7452, 即满意度指数为52.4355, 在满意度评中处于D级, 即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对其工作现状满意度一般。
五、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 建立满意度指数评级体系, 得到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工作现状满意程度。结果表明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满意度并非如主流观点所认为的“低满意度”, 而已经达到“中等满意”水平。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非正规部门存在具有合理性, 笼统地将其“正规化”并非当下最佳处理方式。
同时, 进一步研究发现, 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对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满意度较低。因此, 未来提高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满意度可着重从这两方面入手。
本次研究的微观数据均来自杭州市, 非正规部门虽然在我国浙江省居多, 但是杭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位居前列, 其代表性并不全面。并且本研究并未考虑非正规部门行业的划分等其他影响因素,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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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者 篇2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就业观；影响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环境和形势，催生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要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千方百计拓展就业渠道，必须有新思维、新思路。大学生非正規就业对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拓宽就业渠道有重大作用，其发展必然非常值得关注。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笔者设计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观的调查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学生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学生的学习情况、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本次调查选择秦皇岛市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六所高校。本次调查主要采取发放纸质稿和网络稿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350份，回收332份，回收率为94.86%；网络问卷60份，剔除无效问卷25份，最终有效问卷36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51%，达到了问卷调查的要求，可作为研究结论的依据。
二、样本初步统计描述
1.学生家庭情况描述
（1）家庭所在地和家中排行
在调查的367份样本中，有40.6%的学生来自大城市，而来自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的学生比例均在20%左右，较为均衡。在家庭排行方面，样本中独生子女比例高达67.8%，非独生子女只占32.2%。
（2）父母受教育程度
在被调查的家庭中，父亲受教育程度比例最高的是高中或中专，占35.8%，其次为本科，占22.1%，初中和大专学历分别为16.4%和11.5%，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的比例为9.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例最低，4.5%。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规律。母亲受教育程度比例最高的也是高中或中专，占29.8%，其次为初中学历，占27.1%。从横向看，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和研究生以上的比例比父亲相对要少，而初中，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的比例比父亲要多。
2.学生学习情况描述
（1）学科专业背景
为方便统计，将其分为文科和理工科，分别为59.1%和39.8%，文科专业占多数。
（2）学生综合能力
在367个调查对象中，高达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综合能力跟同班同学相比处于一般水平，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能力较强，而认为自己能力很强或很差的学生人数都很少，分别为8.1%和7.5%。从不同层次高校来说，燕山大学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学生中认为自己综合能力较强的比例是最高的，分别占46.7%和41.8%。而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的学生中，认为自己综合能力一般，与他人相比差不多的学生比例都超过57%。
（3）学习成绩
学生的学习成绩调查显示，学生的学习成绩大多数处于中上游和中游，比例分别为36.9%和39.3%，上游和下游的学生都较少，分别占11.5%和12.3%。
（4）所学专业偏向理论还是偏向应用
调查对象中67.9%认为所学专业是偏向应用的，只有32.1%的学生认为是偏
向理论的。
（5）所学专业是否容易就业
该题目调查学生认为所学专业是否容易就业，按难易程度设计了非常容易、
比较容易、比较不容易和非常不容易4个选择。有39.1%的学生认为所学专业比较容易就业；其次为比较不容易就业，比例占37.8%，认为非常不容易就业的比例为 18.5%，而非常容易就业的比例最低，只有4.6%。综合起来说，认为本专业就业处于不容易层面的略占多数。
三、秦皇岛市高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观的基本特征
对秦皇岛市高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观做描述统计，以全面掌握秦皇岛市高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观的现状。由于非正规就业不同于传统就业形式，要调查了解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观首先必须了解大学生对它的认知情况。直接询问调查对象是否对非正规就业有所了解，选项按了解程度分为非常了解、比较了解、比较不了解和一点不了解。
在所有样本中，有52.9%和22.6%的学生选择了不太了解或一点都不了解，比较了解的比例为19.5%，只有5%的学生对非正规就业非常了解。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对非正规就业还是处于不了解或不知道的状态，他们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多数仅仅停留在字面理解上。
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具体化，考察学生是否真正了解，列举了6个就业去向，让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判断是否为非正规就业方式。结果分析来看，认为自由职业和兼职就业这2种就业形式属于非正规就业的学生比例分别为68.1%和69.4%，认为自主或合伙经营小店、小公司是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也达到了60.1%。这几种就业形式显而易见多是没有固定雇主的，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劳动关系不稳定，而且收入也没有明确保障，多数高校大学生都将它们划归为非正规就业。
而认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没有编制的合同就业是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46.3%，将近一半。可见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还是非常看重是否有编制的。认为到民营私企和乡镇企业工作是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39.1%。而认为到中西部地区“三支三扶”、到基层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在这6个就业类型中是最低的，约占三分之一。
四、秦皇岛市高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观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国家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总数，大学生就业的供求关系，大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是否能适应社会需求等有关外，同时还与大学生择业观念和就业观的正确与否有着密切关系。个人的价值观是后天形成的，但在它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家庭、学校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的形成都会起到影响作用。调查结果主要采用卡方检验，交叉表以及线性回归等定量分析方法来探讨影响非正规就业观的因素。
五、推动秦皇岛市高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建议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数量仍将持续增加，就业形势将更为严峻，而正规就业部门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非正规性就业也就成为必然趋势。非正规就业对于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就在前面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来提出一些建议。
对大学生个人的建议：转变观念，正确认识非正规就业；提高学习兴趣，合理安排课余时间；早做职业规划，提高就业能力。对家庭的建议：认清当前形势，转变思想观念；尊重子女兴趣，让其自主选择；帮助收集信息，鼓励自己寻找。对高校的建议：深化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加强职业生涯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积极开展创业教育，培养自强和创新精神。对政府与社会的建议：加强立法，完善各项制度；加大规范力度，加快其制度化进程；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社会媒体要充分发挥宣传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军峰.中国非正规就业研究[M].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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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者 篇3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和国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02年进行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和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两份调查数据, 数据调查共包括25744个观测对象。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 本文提取了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且处于就业状态的劳动力, 删除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 最终获得非正规就业样本2108个, 正规就业样本3954个。
一、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职业分割
本次调查中, 观测对象的职业种类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非技术人员等11种。根据从业时所要求的技能或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 本文将职业压缩成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和服务业人员。
表1是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职业取得的多元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从结果看, 职业取得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两个样本中具有很大差异。首先, 尽管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变量同时提高了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 但是, 对于正规就业者而言, 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显著降低了他们成为服务业人员的概率。其次, 个人特征变量, 比如婚姻状况、户口等虚拟变量对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职业取得产生的影响非常不同。未婚变量提高了非正规就业者从事服务业的概率而降低了他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概率, 但却没有显著影响正规就业者的职业取得。与成为普通工人相比, 具有城镇户口的正规就业者更少的成为了服务业人员, 但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取得和户口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一旦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 与农村劳动力相比, 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最后, 在国有部门或者合资、外资部门就业的非正规就业者更多的成为了普通工人, 而正规就业者职业取得的所有制变量的系数值都不显著。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二、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者就业差异分解
1、模型方法
本文采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方程式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间的就业差异进行分解。具体可以用下式来表达:
其中, 分别为正规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成为白领工作者的实际平均取得率、第i个变量实际观察值和Logit模型回归系数, Nc, Nnc分别为正规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样本量。
在扩展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程中, 右边第一项衡量了正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成为白领工作者的实际概率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可观察特征变量差异引起的;第二项则代表了有多少实际差异是可以由市场结构因素解释的。
2、分解结果
为了分解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之间的就业差异, 本文将普通工人和服务业人员合并为非正规就业者, 合并后的Logit估计结果与没有合并样本之前非常接近, 如表2所示:除了男性劳动力更多的从事了白领工作以及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在10%的水平上提高了正规就业者成为白领的概率外, 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变量依然对两者成为白领的可能性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这从侧面说明了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劳动力职业取得的重要性。
在表2的基础上, 表3报告了利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模型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就业差异进行分解的结果。从结果来看, 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成为白领概率的实际差异为15.67个百分点。这些差异可以由特征变量解释的部分为负值:-0.0007, 占了总差异的-0.0045%。而由于市场结构因素解释的部分则高达15.74个百分点, 占了总差异的100.45%, 换句话说, 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就业差异全部可以由市场结构因素解释。
三、结论
本文采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模型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的就业差异进行了分解, 结论如下:其一, 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在职业取得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其二, 如果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相同的就业结构, 则非正规就业群体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会上升8.85%;其三, 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成为白领概率的实际差异中, 有100.45%的差异是无法用特征变量解释的, 意味着, 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就业入口处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不利因素会进一步扩大两者在后续就业过程中的收入差距。
因此, 要想建立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政策上就不能仅仅致力于消除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报酬上的歧视性差别, 拆除非正规就业群体获得优等工作的准入障碍同样重要。
摘要：本文利用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两份调查数据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间的就业差异进行了考查。结果显示:与正规就业群体相比, 非正规就业群体获得白领的概率下降了15.67个百分点, 这些差异中市场结构因素可以解释的部分达到了100.45%。与此同时, 如果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相同的就业结构, 非正规就业者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会上升8.85%。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白领,就业差异
参考文献
非正规就业者 篇4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城市废弃物产生量也日益增加,通过灰色预测模型的分析,到2010年城市废弃物产生量就可达2.6亿吨.废弃物处理产业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导致了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涌入,而废弃物处理产业发展与城市环境改善、城市就业增加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因此,提高废弃物处理产业市场化程度、改变现行的管理体制、促进非正规就业正规化发展等是实现废弃物处理产业发展基础上城市环境改善及城市就业增加的有效措施.
作 者：赵领娣 李文政 Zhao Lingdi Li Wenzheng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刊 名：环境科学与管理 英文刊名：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2009 34(12) 分类号：X24 关键词：环境污染 非正规就业 废弃物处理 灰色预测模型★ 回归模型的相关性检验
★ 大学生体育锻炼情景下运动承诺理论模型的检验
★ 半参数模型的粗差检验问题的研究
★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公路客运量预测模型研究
★ 松花江水污染模型的数值研究
★ 信息系统开发的递进模型研究
★ 滑坡预测预报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探讨
★ 预测人员震害损失的神经网络模型
★ 机场净空限制计算模型及可视化研究
非正规就业者 篇5
【关键词】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对策
近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急剧膨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99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就业更加充分”作为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加以强调，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积极行动，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就业岗位。非正规就业以其就业形式灵活性、多样性等特点进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视野并备受关注，在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缓解就业压力方面起到了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是，综观近几年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一些问题逐渐产生，不容小视。主要表现在：非正规就业地域分布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合理，流动性较强；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认知不足，认同度较低，主动选择的较少；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层次较低，自主创业人数较少，高校人才优势难以发挥；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不规范，社会权益难以保障等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就业方式的市场化倾向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的必然选择，高等院校必须重视大学生的非正规就业[1]。笔者拟从高校如何开展大学生非正就业教育、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
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人才需求
1.以社会和就业需求为导向，合理设置专业课程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已经成为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高校只有通过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才能确保毕业生在市场的激励竞争中脱颖而出，找到立足发展之地。在非正规就业中，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信息、商业、咨询服务业等正在迅速发展成为重要产业部门，并急需大量人才。但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少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缺少对专业课程设置进行合理预测与科学规划，不同程度的存在专业设置结构不合理、针对性不强、课程体系单一、专业口径狭窄等问题，导致毕业生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与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存在差距。为此，高校应积极转变教育理念，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多元化的趋势和未来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制定教育规划，调整专业结构，优化课程体系，使大学生的专业特长与市场需求更好结合，能够从事高层次、高技能的非正规就业。
2.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应结合就业市场对人才规格、素质等的要求，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为主线，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构建合理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既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又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高校可通过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密切学校、教师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形成相互合作、互惠互利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是产学研合作，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如实行“双导师制”，创办“订单式培养”，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以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加强非正规就业教育，增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能力
1.端正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的认识
很多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存在认知上的偏差，把它作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正规就业目标实现不了后的替补，或通往正规就业的跳板，认为只有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这些各方面都有保障的单位才算是体面的就业，而非正规就业低人一等，不是长久之计。为此，高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讲座、就业咨询、心理咨询等方式，加强非正规就业的宣传和教育，端正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的认识，使大学生认识到非正规就业本身就是一种就业，除正规就业就业之外，还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就业之路。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在非正规就业岗位上一样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在职业的选择上，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二要考虑职业的发展前景，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引导大学生充分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积极进行心理调试，调整就业期望值，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现实的、合理的求职目标，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通过努力奋斗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2.提高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能力
在“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下，用人单位更看重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经验。为此，高校在强调专业知识、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关注大学生实践能力尤其是劳动技能的培养。在教学活动中，加强实践环节的设计，并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非正规就业实习机会，使大学生在实践中积累实现就业必须的工作技能和经验，切实帮助学生走上工作岗位、适应社会。另外，更加关注大学生“可迁移技能”的培养。“可迁移技能”也称之为综合能力，包括沟通技巧、组织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精神、决策能力、领导能力等。之所以称之为“可迁移技能”，是因为这些技能可以随着职位的变化而迁移。高校可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多样的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有目的的选择活动并参与其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可迁移技能”，提高大学生自身的可就业性，在非正规就业的竞争中取得成功。
三、多措并举，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
1.帮助大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高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规划意识，让大学生积极了解自我，了解社会和职业，唤醒大学生的成就动机，指导大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及环境因素等，确立正确的职业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要建立一支专门的、稳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师资队伍，通过经常化、系统化的培训及考取职业生涯规划师资格证等方式，提高师资队伍的专业素质。要将职业生涯规划课的公共必修课“身份”落实到位，进一步规范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的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根据学生的年级和专业差别，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提高课堂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同时，积极采用互动式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也可聘请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成功人士来校担任客座教师，通过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就业市场，接触用人单位，为求职就业早做准备。
2.建立系统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
及时、全面、准确的就业信息对毕业生求职至关重要。高校应建立就业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发布及时有效的兼职、实习、就业信息及就业政策和制度等方面信息，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提供顺畅的信息渠道。有的高校还把就业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及时发送到每位毕业生手机上，提供人性化的、全方位的服务；并通过建立“校友大家庭”交流网，搭建往届毕业生与在校生的交流平台，利用往届毕业生的信息优势和帮带作用，为大学生求职节约时间、降低成本，促进大学生更有效、充分的就业。
四、鼓励大学生创业，将创业作为非正规就业的一种重要途径
自主创业是非正规就业中的高级形式。高校应当将创业型人才培养与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2]高校应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开设相关创业指导课程，使大学生了解创业的基本知识，掌握创业的基本技能和方法。要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激励作用，邀请成功创业家尤其是本校创业成功的毕业生到校举办创业报告会，与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介绍创业历程，交流创业经验和体会，激发大学生创业热情，培养大学生创业精神和创业品质，使大学生认识到自主创业不仅能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还可以通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人就业，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设立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或大学生创业园等创业实践基地，为大学生创业实习实训提供必要的条件。让大学生通过参与创业实践活动，增强创业意识，积累创业经验，进一步提高自主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
总之，高校应以学生为本，加强非正规就业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大学生的非正规就业能力，积极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以非正规就业带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也相信大学生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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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组织可否派遣员工 篇6
问:我所在单位通过一家服务社帮我缴金, 但与服务社未签订劳动合同, 请问我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派遣员工吗?我的劳动关系与谁建立, 如发生争议该找谁?
答:根据法律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 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万元。服务社系非正规就业组织, 其从事劳务派遣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应认定为无效。
你的劳动关系应与你所提供劳动的单位建立。若发生纠纷, 可向用工单位直接主张权益。
试析对低端非正规就业的支持政策 篇7
一、增强就业者话语权, 畅通其利益表达渠道
陈映芳曾做过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调查, 在调查中她发现:首先,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群体 (贫困群体) 中, 普遍存在着利益受损的被剥夺感及其强烈的不满情绪。其次, 已有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少被他们利用, 一些被利用的渠道对受访者群体而言也很少有实际效用。再次, “上访闹事”趋于常态化, 被受访者群体视为最有效的诉求方式。此外, 执政党机构在贫困群体的利益表达中缺少作用。我在YZ市做三轮车夫的调查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没有利益表达渠道, 没有话语权, 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利的, 我们必须增大以三轮车夫为代表的这一阶层 (社会底层、弱势群体) 的话语权, 允许这个阶层的人们自由表达, 并为其铺设表达渠道。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 话语权的多寡甚至有无, 与权力、地位、资本等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干预, 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 必然是强势群体和精英阶层更能充分表达并且这些人的话语更可能成为主流的话语, 并对政策、制度的制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 弱势群体利益代言人的数量与弱势群体的人数还不能说非常成比例, 在此情况下, 就尤其需要畅通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
作者在观察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 三轮车夫缺乏利益表达渠道。在我国, 实现利益表达大致有这样一些途径或渠道。最高的一种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人大、政协代表, 但是近年来能够代表底层社会的代表越来越少, 即使我们不考虑工人、农民内部的分化把工人和农民看作底层社会的代表, 其比例也越来越小。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怎么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去呢?任何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都应该在受保护之列, 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受到损害, 社会应该具有一种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首先表现为让社会知道谁的何种利益因为什么原因受到了怎样的损害等等。也就是说, 社会应该建立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让社会能听到利益受损者的声音。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也只有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和谐, 政府才具有继续执政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 让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让人民代表真正成为人民代表。
二、制定和实行追求公平消除排斥的政策
从社会学角度看, 公平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比较接近, 没有悬殊差距。人们一般追求的是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所谓机会公平是指提供所有有关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会, 也有人称之为“起跑线的公平”或“出发点的公平”。机会公平是公平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环他决定着所有有关成员是不是有机会进入到竞争中来, 如果在竞争之前就把一部分有关人员排斥在外, 这是最大的不公, 也最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所谓程序公平是指竞争规则的公平, 亦称作“过程中的公平”, 即参加社会活动或社会竞争的各群体、群体成员能在同一规则下被平等对待。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平经常主要定义为分配不平等或者是贫困问题, 实际上社会不公平不仅仅应该定义为分配不平等或贫困问题, 还应该包括弱者与贫困人口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结果是弱者与贫困人口的边缘化。社会排斥理论一直强调, 作为穷人, 其社会地位、生活、受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权利和机会等不仅是短缺的, 而且是被排斥的。并且还强调, 这种排斥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下的一种长期的“隔离”。而在“隔离”里面, 又存在着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社会本身的格局对相关人群的“隔离”机制。它指社会本身产生出不支持相关人群走出贫困的一些东西, 对相关人群为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加以限制;而第二种机制则是相关人群 (如贫困者们) 自己长期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 即人们一旦陷入贫困, 由于各种资源的短缺, 就使他们及其后代失去了包括接受良好教育等在内的机会, 处于机会的不平等中, 并在这个过程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排斥既有因为弱势与贫困导致的消极排斥, 也有因为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导致的积极排斥。在消极排斥方面, 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部分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世界银行 (2001) 认为, 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 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嘹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 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 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 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这实际上就是形成了孙立平所说的断裂社会。什么是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 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 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 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 有时达到一种无法相互理解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实现公平?怎样让底层就业者向上流动的梦想或者说是希望成为现实, 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了。若这一问题处理不好, 就与我们政府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相背了。
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 (Gaetano Mosca) 主张实现社会的开放体系, 主张建立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他认为:“对于下层阶级来说, 生活的逼迫、无休止的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识的贫乏, 使他们保持着人类自强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断更新地活力。”另一为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拖 (Vilfredo Pareto) 则提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地卓越人才, 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 那么, 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 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
帕金 (Frank Parkin) 认为, 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 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比如, 通过制定有关财产制度的法规, 来防止财产被普遍分享。又如, 通过建立技术证书制度, 使得一部分人能进入某种职业而防止其他无证书者进入。总的说来, 在社会分层方面, 有两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它”的方式, 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 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享有之外;另外一种是“个体排它”的方式, 例如, 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 这样被选取者和被淘汰者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 并没有一个身份群体被整体排斥。帕金认为, 集体排它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 (communal group) , 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 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 由此常常会激化社会矛盾。与此相反, 个体排它的结果产生的是分散的身份群体 (segmental status group) 。在个体排它的体制下, 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一个人之所以被排斥了, 最通常的原因是这个人的能力不够或水平不行。帕金认为, 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它转向个体排它。而我们国家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还是集体排它。因为现阶段我们国家在整个社会中, 势利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病症。大学为企业造势, 政府为企业家护航, 媒体对社会中的富人充满溢美之词等等。而在另外一面, 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这主要就是不关心民众, 底层阶层凝固, 基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他们利益受损后没有地方求助, 敌对的情绪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这将不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科塞认为一味地将冲突视作病态, 视作有反功能地社会现象, 社会就会忽视对个人需要的关注, 就会僵化, 就会使怨恨在成员身上积累, 从而使社会自身埋下巨大的隐患。这样, 不但不能避免冲突, 反而会招致更严重地冲突。相反对社会冲突采取宽容的态度, 并将解决冲突的方法制度化, 这是具有活力的开放的社会结构的标志。现在我们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给予底层阶层的子女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里的一些提法可以给我们借鉴。
1. 入学考试时的“穿靴式”考试。父母所属阶层低的孩子, 有学习能力低下的倾向, 如果不是因为遗传, 而是由于家庭环境造成的, 那么在大学入学考试时最好能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合格分数降下来, 这就是“穿靴式”的入学考试, 即将他垫得高点, 助其一臂之力 (当然也可以把高收入家庭子女得合格线提高)
2. 将更多具备教学能力得优秀教师选送到素质较差得中学里去。
3. 在一些大学实行免费或低学费的制度。当然享受免费或低学费人要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在专业上应当是师范类的, 毕业后也应当在素质低下的学校工作几年。
4. 鼓励一些上层人士和大企业集团要善于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 多做一些有利于底层社会孩子向上流动的事情。
三、支持发展非正规经济, 鼓励非正规就业
前面我们谈到非正规就业的正功能:无论实在解决就业还是劳动效率以及方便市民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也讨论过为了政绩, 为了所谓的市容, 政府部门可以忽视这些而采取打击措施。如果对三轮车夫为代表的低端就业者也采取简简单单的打击行为那将是最不明智的政策。因为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结构变化来看,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服务部门的比重都在增长, 而大多数服务行业规模小, 工作弹性大的特点使其提供的岗位多是非全日制和计时工的, 据《世界就业报告》分析在一些发达国际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从业人数一直在快速增长的低技能职业就是销售业和服务业。我们再通过表13的数字来看一下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
从上表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空间是逐年增大的, 与此相反的就是国有单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渐降低。这就再次证明要解决我们大失业问题必须发展非正规经济鼓励非正规就业。具体做法如下:
1. 允许低端就业者在城市里生存。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 所谓城市是城市人和城市区位的有机结合。人是城市的主体, 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中心环节。那么城市人就不能仅仅包括的是底层社会以外的人吧, 在城市区位中应当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城市是用来生活的不是用来看的也就是应当是“宜居”, 不应当是“宜看”。我们不能只要他们的服务, 而不允许他们生活在这里。由于低端就业者没有技术要, 想在城里能够生活下来, 能够为城市服务, 就要允许他们能够活命。他们要活命我们的政府就要允许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存在, 不能断了他们活命的路子。不能因为各种各样看是合理的理由而不允许他们存在。因为我们的市民需要他们提供的廉价优质服务的。
2. 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非正规就业者 篇8
关键词：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体面就业,社会支持体系
一、研究背景
就业问题一直是全球各国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促进就业, 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保障社会的稳定运行。20世纪80年代之后, 非正规就业方式逐步地演变成不容小觑的重要就业形式。发达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到了社会总就业人数的20%~35%, 被称作吸纳劳动力的吸水海绵。2006年左右, 我国大学毕业生至少有5%~10%的比例转入到非正规就业领域。非正规就业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丰富的岗位资源, 吸引很多大学毕业生尝试。非正规就业在发展的历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这种就业形式无法受到合理对待;就业者自身会受到人身歧视、权益侵害;就业者获取就业信息的路径非常有限;就业者维权代价巨大, 相应的法律法制体系不健全等等。所以我们的重心不仅要放在了解非正规就业在增加大学生就业机会中的积极作用, 更为核心与关键的是扶持、鼓励和保障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提供社会支持体系。
二、概念界定与访谈资料
1. 非正规就业的界定。
本文中的非正规就业指区别与传统的常规就业模式的多种就业形式的总和, 在劳动时间、劳动方式、劳动所得的薪金与劳动环境等方面具有弹性灵活化的特性。
2. 社会支持体系的界定。
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多维系统, 包括政府领域的支持、经济领域的支持、教育领域的支持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非正规就业大学生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体系, 即政府、企业、高校等正式支持网络对于非正规就业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内容与途径。
3. 访谈资料与方法。
研究借助本人所在武汉市某高校就业部门的取样优势, 通过四所高校历年就业蓝皮书的相关毕业生数据库与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数据库, 参照性别、年龄、就业形式、就业方式的变更等抽样原则, 选定14名符合非正规就业范畴的毕业生作为访谈对象。他们的就业形式以自主创业与自由职业为主, 基本情况与就业经历的不同导致他们对社会正式的支持网络的需求也不一样。研究根据访谈内容, 分析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困境,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
三、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困境
1. 认知困境。
认知困境既包括主体认知困境, 即作为就业主体的大学生群体自身对于非正规就业缺乏应有的了解, 也包括社会认知困境, 即社会对于非正规就业的认知缺乏与误区。如受访者A 3将非正规就业当做完全自由的工作方式, 把形式多样、工作流动性大、工作内容不恒定夸大成为完全不受约束、随意决定工作时间与内容。“没有做这一行的时候把自由撰稿人想得太美好了, 我以为能过着想写就写, 不用上班, 可以在家写作, 多投几篇稿件或者文章就能收入丰盛的自由生活, 还想着终于可以过上‘睡到自然醒’的日子了。没想到自由职业压力也这么大, 要担心文章不被录用, 担心自己的灵感枯竭。”
2. 职业发展困境。
非正规就业人员对于自身职业发展也有需求, 他们同样希望有机会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 拥有更多的职场资源, 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但是企业方往往忽视这一点。“培训都没我的份。我去找了企业方, 他们说因为我没有签正式的劳动合同, 所以不能享受这个福利, 这是只针对常规就业员工的内部培训。”A 2对于自己辞职之后的职业发展很茫然, 待业中的他不知道找谁求助。“辞职后病急乱投医, 逢人就问我该怎么选, 可是没什么效果。”
3. 就业合法权益缺乏保护。
由于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属于新型的劳动关系, 他们在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强度、福利等方面都比常规就业人员更加容易受到侵害。非规范化的渠道和非强制性的手段使得大学生在维权的时候只能碰运气, 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有效的途径来维权。“去和企业人力资源部说了好几次, 但是没效果, 每次都说再等等。我就只好把具体的经过记录下来, 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
四、构建多位一体的社会支持体系
访谈资料揭示了大学生群体在非正规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境, 为了让非正规就业成为体面的劳动方式, 成为更高效、更有质量、让就业者拥有职业自信的就业方式, 要构建符合大学生群体就业实际与就业要求的多位一体的社会正式支持体系。
1. 实现“体面劳动”。
政府要在就业政策、就业体制等方面给予非正规就业以更多鼓励和支持;加强法律体系的建;大力发展经济,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企业要规范自身的行为, 杜绝违规行为的出现, 改革用工制度以更好地针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作特性。劳动者自身也要不断调整就业观念, 利用机会充实职业能力, 主动寻找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高校要为在校大学生开设能力培养与创业实训的课程, 促进校企合作, 搭建实习平台, 提供毕业生就业跟踪与校友职业咨询。这样多方位的努力和合作, 才能在现实就业中, 支持非正规就业实现体面劳动。
2. 政府支持体系的构建。
政府应该加强宣传, 向全社会倡导新型的就业观念。既不要固化大学生群体就业的模式和职业选择, 也不要向他们灌输只有去到发达地区选择热门职业才能算是高质量就业, 应该给予大学毕业生自由选择的空间, 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加强对于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合法权益的维护, 让大学生群体在就业过程中不会心存担忧, 优化大学生维权渠道;完善多层次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服务。
3. 高校支持体系的构建。
高校作为毕业生走向社会的重要一站, 对他们的职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有着关键的影响力。要调整大学毕业生就业择业的观念, 让他们接受非正规就业方式是就业选择的一种, 与常规就业方式没有优劣的差别;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获取权威、专业的职业信息, 搭建校企平台, 推动大学生在校的实习与见习活动;重视对于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的训练, 尤其是软能力的训练;传输给大学生正确科学的职业规划的观念, 并且接受他们一对一的职业咨询。
4. 企业支持体系的构建。
企业需要革新用工制度, 从传统的正式用工模式转为既有内部用工者也有外部用工者的混合用工模式;与高校合作, 构建实习制度;企业资深人士将自己对于行业领域的了解与专业发展的认知, 以讲座或者工作坊的形式与在校大学生分享, 给大学生以职业选择启迪。
总体来说, 为了推动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更好发展, 要帮助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实现体面就业的目标, 提高就业质量和增强就业满意度, 需要构建政府、高校与企业“三位合一”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正式社会支持体系, 实现体面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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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者 篇9
在保障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就业的雇用制度和终身雇用制度下,日本一向以高就业率著称。但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失业率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率开始上升。2000年以后,在经济不景气、产业和社会构造发生变革、企业雇用状况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年青人的非正规就业率迅速上升,非正规就业人口急剧增加。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统计资料,2015年非正规雇用员工数为2015万人,占被雇用员工总数的37.9%(1)。其中年轻人(15岁至34岁·不包括在读学生)非正规就业人数为544万人,占非正规就业总人数的27%。非正规就业的年青人增多,而日本非正规就业员工转为正规就业员工的机会有限,与正规就业员工相比,待遇低、收入差距,企业收益差时容易被裁员,处于雇用不安定的状态。
年青人就业问题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问题,缓解年青人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非正规就业率高并非只是在年轻人中出现的问题,但未来青年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年青人不能受到良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能顺利地过渡进入职业生涯发展的话,不仅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弱化,加剧因收入下降而导致的少子化,削弱国家发展潜力,还会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引发社会问题等。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率高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
本文就2000年以来日本年青人非正规就业率增高的原因,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年轻人非正规就业者数量增多
年青人非正规就业率是指15至34岁年龄段人的非正规就业率,非正规就业包括正规雇佣以外的钟点工、临时工、派遣工、签约工、嘱托工。
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年轻人非正规就业者人数开始上升,1991年为260万人,占非正规雇用总人数的29%(2)。2000年上升至500万人(同比38%),2010年上升到541万人(同比30%)(3),2015年的544万人(同比27%)。
之所以出现了年轻人非正规就业人数上升,但占非正规就业者总数比下降的数据,是因为,非正规就业人数总体急剧上升所致。1991年非正规雇用总人数897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19.8%;2000年上升至1313万人,同比26.2%;2010年为1806万人,同比34.9%;2015年上升至2015万人,同比37.9%(4)。
(一)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率增高的原因
众多的研究表明,日本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率高,并非完全是这些人主动选择了非正规雇用的劳动形式,其中有近半数的人“想成为正规员工,但没有机会”。
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率高的原因,可以从企业雇用方式的变化、产业结构及雇用状况的变化、企业所需人才结构的变化、政府劳动派遣法限制的放宽等方面分析。
1.企业雇用方式的变化
直到90年代后半期为止,在录用应届毕业生时大多采用企业整体包揽的方式,整体包揽方式是日本独特的雇用方式,企业每年都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合适人选使其毕业后马上工作。这种习惯性做法被企业称为“定期采用”,即使没有适应工作岗位所需技能的应届毕业生,毕业后也不会经历失业而直接就业。最盛期每年光是大学毕业生就有30万人以上能安稳就业,最差的年头也有90%的应届毕业想工作的人顺利找到了工作(5)。
这一体系一直相对稳定。但经过泡沫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后,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企业收益率下降,企业采取了各种降低成本的措施。其措施之一就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即压低在职员工工薪的同时,减少应届毕业生的招聘数量。为了能在愈加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企业进一步追求高效率,没有了培养年轻人的财力和动力,而优先雇用有工作经验和熟练技能的中年人。日本的工资体系中,正规员工和非正规员工在年青时工资差距不大,年青人即使是正式员工,工资也相对较低,还要加班加点,因此,也有主动选择非正规雇用形式的年轻人。由于政府实施了保护员工的“解雇限制”、“雇用维持”等紧急雇用对策,使对正式员工的解雇变难,这也使年轻人进入企业的入口变窄,成了阻止年轻人正规就业的壁垒。
整个90年代,企业都极力控制新员工的招聘数量,应届毕业生的雇用机会被限制。特别是2008年雷曼事件之后,企业进一步缩小招聘规摸,应届毕业生被录用为正式职员的人数持续下降。高中或大学毕业后没能成为企业正规员工,作为非正规员工就业的人数急剧上升。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正式员工的比率降低,1962年至1972年间出生的男性,有83%是正式员工,但1988年和89年出生的人当中,只有57.6%的人有幸成为正式员工。这一数字女性相对分别低10%左右。1962年至197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的男性91%是正式工,而1988年和89年出生的则只有76%。(6)毕业后不能作为正规员工进入企业工作的话,之后要想成为正规员工就会变得非常难。
2.产业结构及雇佣状况的变化
自1955年到2014年,日本的第一次、第二次产业所占GDP比重大幅度减少,第三次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从1955年的21.0%降到2014年的1.2%,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55年的36.8%一度上升至70年初的40%以上,但其后持续下降至2014年的25.5%,第三次产业的比重从1955年的42.2%持续上升至2014年的73.6%(7)。
2014年在三大类产业就业人口比率分别为第一产业3.8%,第二产业24.9%,第三产业为71.3%(8)。
第三次产业中多数为服务业,玄田有史(2011年)的研究表明,2000年之后,在所有产业部门就业人数都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唯有服务业增加了(9)。服务业看似能够增加就业率,但服务业一般都是对人服务,劳动力成本高,要求的技术含量较低,家庭主妇等也能参与劳动市场,形成与年轻人竞争职位的态势。
年轻人非正规就业比率高,还可以从不同规模企业雇用状况的变化分析。“泡沫经济”崩溃后大企业的新增雇用逐年减少,而同期中小企业的雇用却增多。但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正规雇用率一直较低,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较差。即大企业减少雇用机会,小企业虽增加雇用,但小企业正规雇用率低,增加了普通高中和非专业技术类高校毕业生的正规就业的难度。不满现状的年青人短期内辞职者增多,因工作不理想而在三年内辞职的年青人约占三分之一左右(10)。
本来批发、零售、餐饮店等行业非正规雇用比率就一直比较高,近年来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运输·通讯业的非正规雇用比率也显著上升。制造业和建筑业比重减少,也是导致年青人非正规就业增多的原因。1985年的广场会议后日元升值、出口受挫,致使大量企业转向海外投资,在海外投资的机械设备的增长率一度大大超过了日本国内,致使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进一步消减了日本国内的正规雇用机会。2000年之后的产业整体[综合性需要不足]导致了正规就业者总量的减少(11)。
3.企业所需人才结构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的状况下,大学升学率从1990年的36%提高到2000年的49%、2013年的56.6%(12)。而安定成长期的1975年至90年大学升学率却不升反降,75年38%,80年37%、90年36%(13)。如果说经济高度增长期大学升学率高是因为父母收入提高,有能力让子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话,那么,收入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的安定成长期,大学升学率降低,甚而令许多家庭经济状况陷入窘境的[失去的三十年(1990年至今)]大学升学率反而持续升高,就很令人深思。
其实,这是企业所需人才发生变化、高中毕业生就业难导致的结果。1990年以前,企业曾大量招聘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在“年功序列”等经营管理方式下,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多,也能得到相应的高薪酬。但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制造业及蓝领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企业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招聘大幅消减,只有高中文凭变得很难就业,1992年3月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招聘有167万次,而2000年3月只有27万次(14)。为了能找到正规的正式工作,“被迫读大学”的年轻人急剧增加,因为有没有大学文凭,在就业机会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年青人非正规就业者中77%以上为高中以下的学历(15)。除一部分掌握了一定专业技能的职业高中毕业生外,普通高中毕业生很难在企业谋到正规职位。
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还把人才选拔的目光投向国际市场,松下等企业招聘的员工中外国人的比率连年上升。松下2010年新录用员工中60%是外籍员工,而这一比率2011年上升至80%,有1100多外籍员工被录用。优衣库(UNIQLO)2012年新录用员工1300人中,也有80%是外国人。
4.政府劳动派遣法限制的放宽
1985年非正规就业者占就业员工总数的16.4%,但90年代以后,除了钟点工和临时工外又增加了派遣工和契约工,2000年之后,派遣工和契约工的人数急剧上升。其背景在于1999年12月出台了修改后劳动派遣法,增加了允许雇用派遣工和契约工的工种。从90年代末至今,非正规雇用者中,年轻人,特别是25至34岁的年轻人的比例明显上升。钟点工和临时工减少,劳动时间和正规雇用者不相上下的派遣工和契约工的比率上升。
三、年轻人正规雇用率低下造成的社会影响
(一)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弱化
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企业的教育培训费用整体下降,企业对流动性强的非正规员工的人才培养持消极态度。人力资本积累是决定国家经济潜在成长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其积累变弱的话对经济成长不利。非正规雇用员工和正规雇用员工相比,很难有机会接受脱产教育培训和有计划的在职培训。实际从事的工作也以单纯的业务为主,在工作中缺少职业技能培养、积累和提高的机会,难以通过工作形成人力资本积累。
众多研究表明,1990年以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本增长)幅度逐渐下降。
由于日本的非正规雇用导致年轻人收入低,致使年轻人晚婚、生育率下降,使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弱化。
(二)非正规雇用长期化
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正规雇用、非正规雇用和失业之间的劳动力转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屏障。最终学历毕业时如果没能找到正式的固定工作的话,就意味着将终生找不到正式工作。也会因为失去学习和掌握企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而使失业趋于长期化。
长期处于钟点工、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用或是没有工作的年青人,不单是收入低或没收入、还存在自尊心受挫,社会关系排斥等问题。社会关系排斥表现在[消费]、[生产]、[政治参与]、[社会关系]等方面,体现为情感安抚要素的缺失,倾听、安慰、危机的援助、放松、感谢等情感宣泄会受到影响。在生产侧面表现为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职能教育和训练,没有自主创业能力,没有帮助和回馈家人的经济能力。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为不参与政治活动、不投票等。
(三)储蓄率会降低
据日本金融広报中央委员会的调查表明,2000年以后家庭储蓄率为零的家庭急剧上升。泡沫经济崩溃前的7,80年代,家庭储蓄率为零的家庭只有5%左右,2004年上升到21.8%(16)。据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确报统计,2014年日本家庭储蓄额2013年为-346.6(10亿日元),2014年为-2322.8(10亿日元)。曾经是勤俭持家、不超前消费、崇尚储蓄的民族,但近年来几乎是每4个家庭就有一家没有储蓄的。在零储蓄家庭中,30至40岁的年青人家庭占34.2%(17)。
这和非正规雇用者增多,非正规雇用者和正规雇用者工资差额大有关。整体来讲,两者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工资差额增大,在50岁左右时差距最大,尤其是男性。男性在20多岁时,非正规员工的工资是正规员工的80%至90%,而到了50多岁时,其差距拉大,非正规员工的工资只有正规员工的50%左右。和男性相比,非正规雇用的女性工资在40多岁以后,几乎就没有大的变化,一直为正规雇用的女性工资的60%左右。
对个人而言,储蓄是防备生病、其他不可预测的大额度支出的重要手段,因年青人在银行贷款时会有很多限制,零储蓄势必会推迟结婚、生育等人生重要节点的规划,会加剧高龄少子化进程。
从国家层面讲,家庭储蓄是国内投资的主要源泉,储蓄率降低会影响国内投资。年青人非正规雇用增大而导致的低收入会影响政府税收,减少养老金和医疗补助等费用的财源,其结果是影响长期经济发展。
(四)潜在高龄失业者的增加财政负担增大
日本高龄化比率不断上升,养老金和医疗费用都得由年轻人承担。现在的年青人非正规雇用者有极大可能性成为老年非正规雇用者,因为能够雇用中年以上没有正规固定工作的人的可能性较低,因为这些人没接受过专门的职业技术训练。可以想像将来高龄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为了支撑老年人和同龄的没有正规工作的人,在现场努力工作的那部分人的负担将会变的愈加沉重。如果现实果真如此的话,就一定会出现消费低迷,经济停滞的现象。经济停滞会产生更多的失业者,在现场努力工作的人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五)“企业战士”减少、“日本制造”质量下降
缺乏天然资源和其他天然生产要素的日本,拥有大量的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日本制造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熟练技能和团队精神的高素质员工,这是日本制造业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制造业中大量雇用派遣工和外包企业的员工,至今,在制造业中平均已有30%左右的临时工和派遣工,90%以上的制造业企业雇用了非正式员工。
非正式员工数量增加,容易影响日本制造业的技术积累和传承,容易使残次品增加,容易减弱员工改良产品性能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积极性,从而造成“日本制造”质量下降。
四、日本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整改相关法规政策
早在1966年日本政府公布的《雇用对策法》第7条中,就规定了公司主管必须在考虑到青少年将来是承担产业和社会的建设者的前提下,在招聘和雇用时要正确评价其能力,要不断改善雇用管理方法,要采取能够开发和提高年青人实际操作能力的措施,尽量保障其雇用机会等。
日本厚生劳动省(18)于2007年10月公布了《关于确保青少年雇用机会的公司主管应采取适当措施的指南》,规定了公司主管在招聘和雇用年青人时应采取的措施。明确了在招聘和雇用年青人时,要注重本人的经验和能力,不能过于拘泥于以前的就业形态、是否辞过职、最终毕业时间等。规定为了给有工作意欲和工作能力的年青人提供更多的应聘机会,使历届毕业生也能参加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会,既毕业后3年内都可以参加企业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活动。探讨全年招聘或增加秋季招聘。长期以来,日本一直采取一年一度的春季统一招聘,为使因各种原因错过招聘机会的年青人有更多应聘机会,开始探讨更灵活多样的招聘形式。并在2010年9月24日开始实施了对雇用毕业3年以内毕业生的企业实行奖励的办法。
(二)增设年青人就业援助机构
针对应届毕业生就业难的大环境,政府多部门(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联合,在各地增设公共职业安定所,以保障国民安定就业的机会。首先是在各地增设窗口,增加职员,和学校联手,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宣传和扩大其影响。使越来越多的学生了解和利用公共职业安定所。据统计通过公共职业安定所的援助,2010年有5万9千人就业,2011年有16万3千多人就业(19)。
(三)加强用人单位和学生的沟通交流
政府和企业携手打造“试用制”,2012年政府该项目补助金预算!为45亿日元,针对因职业经验、技能、知识不足而就业困难的年轻人,通过一定时间(原则上是3个月)的试用,深入考察被使用者完成具体工作时的适应性和工作能力,促进求职者和需求方之间的相互了解,致力于试用期满后的正规雇用。
政府对采取“试用制”的企业给予“试用奖金”。对雇用了因为职业经验、技能、知识不足而就业困难的年轻人(45岁以下)的企业,按雇用人数每月给予4万日元的补助。
五、结束语
泡沫经济崩溃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年青人非正规就业率的增加,其原因主要是经济成长率低下、产业构造变化的背景下,年青人正规就业机会整体上大量减少造成的。日本在产业升级优化的过程中,大幅度消减了生产率高的产业部门雇用,同时大量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低的领域非正规雇用,出现了靠压低员工工资扩大企业规模等问题。正因为年青人,特别是应届毕业生正规就业率低、就业难反映出日本经济构造变化带来的问题,所以只有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改变。
长期以来,日本的雇用政策是以支撑企业正规雇用者的安定雇用为主,社会保障体系也倾向于以补充正规员工的福利待遇为主。非正规就业者的雇用政策,一直以非正规就业者不是维系家庭开支的主力为由,福利待遇被压低得很低(20)。但现如今,被雇用者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是非正规雇用者,非正规雇用者中也有不少是维系家庭开支的主力。以往的那种以维护正规雇用者的安定雇用以及完善社保为主体的政策,必定会损害非正规雇用者的利益。政府虽然采取了遏制非正规雇用者增加的措施,但并没有解决非正规雇用者和正规雇用者之间存在的工资、劳动保险社会保险的巨大差距的问题。正确理解和评价造成日本年青人非正规就业率高的原因及政府采取的对策,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研究和解决我国年青人失业率高与再就业措施建构问题,对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和构建符合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本文就2000年以后日本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率增高的原因,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日本各界采取的应对措施等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年青人非正规就业率持续增高会使没有机会学习和掌握专业技术的年轻人非正规就业趋于长期化,会使经济停滞长期化,使潜在高龄失业者增加、财政负担增大,同时,会因缺少以企业为家的“企业战士”而使“日本制造”质量下降。
非正规就业者 篇10
一、河北省非正规就业之机遇探讨
“十五”以来，河北省非正规就业比重呈逐年扩大的趋势，为全省就业工作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非正规就业将成为城镇化新增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
到2010年，河北省城镇化率将达到45%，同2007年相比将新增城镇人口360万人。由于新增人口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原因，有一大部分人很难直接融入城市生活，而非正规就业就成了他们向城市一员过渡的最佳途径。
(二)非正规就业是社区服务体系健全完善的有效推动力量。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作为城市的一个小小单元，职能不断完善，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但在社区服务业就业的人员比例，发达国家为近30%，我国还不到4%，河北省则不足2%。在社区就业还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今天，非正规就业将有效地弥补这一空间。
(三)非正规就业潜力巨大，蕴含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国外和发达地区的经验看，非正规就业岗位一般平均在40%以上。如通过政策放松，使河北省非正规就业功能充分发挥，未来三年，河北省能创造最高可达650万的就业岗位。假如这650万人通过非正规就业形式实现就业，每人带动经济活动20万元，就会产生1.3万亿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再造一个2007年的河北经济总量。
二、河北省非正规就业之挑战分析
目前，由于非正规部门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管理方面的缺失，河北省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问题和挑战。
(一)非正规就业的社会认同感较差。
现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对非正规就业仍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见。有些人认为，只有进入传统的工作单位(如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才算是真正意义的就业，而非正规就业则不是;还有人认为从事非正规就业“低人一等”;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非正规部门不仅给征收税费带来很多的不便，还影响到市场秩序和环境卫生，有碍城市容貌，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隐患等问题;一些正规经营单位则认为，对非正规部门减免税费、允许其无照经营会导致“不公平竞争”现象的滋生。可见，人们多从非正规就业的劣势出发去考虑问题，而没有认识到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需要政府进行正面的宣传和引导。
(二)非正规就业的规范化程度较低。
河北省的非正规就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非正规就业的组织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使得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业户难以得到税收方面的优惠和照顾，经营陷入困境。二是非正规就业服务系统尚不健全，导致非正规就业群体缺乏市场信息、咨询和创业培训等服务，劳动力供求双方信息交流困难，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就业和经营状况难以得到全面改善。三是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已有的规划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操作性不强。四是缺乏资金支持。非正规就业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属于自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构成主要以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给自谋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提供贷款支持，但多数都因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中途搁浅，一些优惠政策也形同虚设，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三)非正规就业人员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由于非正规就业是一种劳动关系不稳定的、短期的、临时性的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人员所面临的生活风险远远地超出了正规部门就业人员，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于非正规就业本身具有临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导致非正规就业机会的不稳定性。二是非正规就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就业面狭窄。三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社会地位低，可替代性高，合法权益易受侵犯。四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缺乏社会保障。
(四)非正规就业自身不足阻碍其健康发展。
自身条件限制对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非正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偏低。非正规企业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加之资金、技术、资源的匮乏以及管理的落后，使这些非正规企业无法正确把握市场动向、及时更新服务项目和提高产品质量，最终被市场淘汰。其次，非正规就业群体流动成本偏高，一是生存成本高，二是交通成本高，三是心理成本高。第三，非正规从业者岗位竞争能力差。大部分非正规就业人员自身文化水平较低，且年龄偏大、技能单一，难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正是这些因素使得非正规就业人员陷入了竞争力偏低的恶性循环之中，导致河北省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步履维艰。
三、河北省非正规就业之路径选择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非正规就业是当前河北省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也同样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挑战，为此，应积极探索并着力构建适合非正规就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推动河北省非正规就业的蓬勃发展。
(一)宏观上把握好非正规就业发展方向。
1．转变就业观念。
首先，政府要正视非正规就业的作用，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扶持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确立非正规就业的平等地位，引导社会认同。其次，劳动者自身要正确地认识非正规就业，打破以往“铁饭碗”的观念和“等、靠、要”的思想，树立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仍能有一番大作为的积极心态和远大理想。
2．协调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关系。
首先，要扩大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消除阻碍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以及非正规部门内部流动的障碍，降低流动的风险和成本。其次，正规部门应重视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根据生产和服务的需要向小企业提供帮助，如派出专家对非正规企业及个人进行生产的指导，对从业人员进行劳动技能培训等，形成“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良好合作模式。最后，提高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的比重，特别是政府部门要通过分包或承包的方式创造非正规就业机会。
3．引导非正规就业向高素质方向发展。
现阶段，部分非正规就业部门处在低技术、低组织、小规模的现实状况之中，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本积累进行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这将制约非正规就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应积极鼓励高素质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引导非正规就业人员向高素质方向发展。
(二)微观上完善好非正规就业服务体系。
1．加大经济杠杆调控力度，合理减免税赋，降低非正规就业成本。
一是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建议建立非正规就业人员贷款担保专项资金，减轻非正规就业获取信贷的难度，促进其进行就业。贷款担保金额最高可达5万元，期限最长可达5年。二是减免税费。建议对非正规就业者免财税部门核定的营业税、所得税等所有地方性税收，取消城镇管理费、卫生清理费，并免缴除法定社会保险费以外的其他各类社会性缴费。
2．构建公益性服务体系，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免费服务。
一是在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成立公益性服务组织，向非正规从业人员提供就业指导、就业服务、政策咨询、基本社会保险参保登记、社会保险申报及保险费缴纳等活动。二是提供免费培训机会。把非正规就业纳入劳动保障部门的“阳光工程”和“再就业工程”的覆盖范围。三是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帮助从业人员获得基本的收入和社会保障。
3．建立并规范跳蚤市场，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经营场所。
在居民聚集区选择合适区域和路段建立跳蚤市场，为非正规就业提供经营空间。跳蚤市场有利于加强非正规就业的规范管理，同时也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可在跳蚤市场实行“三定一免一服务”的管理方式，即定地点、定时间、定商品(打击假冒伪劣)，免除所有税费，提供规范的全方位服务。
4．建立非正规就业统计制度，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监测。
在正式统计中增加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相关统计名目，为非正规就业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在统计方法上，劳动部门可以将这一业务委托给社区进行，也可以委托给社会中介机构或者私营部门，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统计的真实性。也可以与工商等部门建立联合调查制度，掌握第一手资料。
5．完善非正规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
将非正规就业者纳入养老、医疗和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险范围，专门制定适合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方式，设计并推行新的社会保险品种，其缴费标准按照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此外，政府要帮助非正规就业者在商业保险公司设立非正规就业人员风险保险，并给予适当的社会保险费补贴。
参考文献
[1].彭希哲,姚宇.2006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张彦.非正规就业: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J].社会科学,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