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

世界金融危机（精选十篇）

世界金融危机 篇1

道达尔首席执行官马哲睿曾主张, 对于那些力图满足市场能源需求且不断创新的企业, 政府不应干涉。但是最近他却表示, 近期形势表明, 政府需要考虑为能源企业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援——油价持续下跌, 导致此类资源和技术的开发缺乏经济效益。

不仅仅是道达尔, 跨国能源企业的高管们近来纷纷表示, 决不能舍弃碳捕捉和碳埋存等环保举措, 而油田必须以尽可能有利于环保的方式开发。不过, 雪佛龙德士古已经发出警告, 称澳大利亚的限额和交易措施可能使高庚天然气田的开发变得无利可图。

因为金融危机, 壳牌已经放弃投资于世界第一大海上风力发电场London Array建设计划, 转而专注于风险更低的美国陆上风电项目。环保主义者担心, 由于政府动用数以千亿美元的资金为银行纾困, 而压缩了在环境项目的投入。

不过, 马哲睿的中心思想是供应安全, 而不是环境。马哲睿及其他高管认为, 随着油价下跌, 开采足够的能源以满足需求将愈加困难, 这将可能延长经济衰退期。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表达同样看法, 他们希望以此证明每日减产180万桶原油的决定是合理的。“油价急剧下跌, 其速度和幅度都是空前的。油价经过此轮下跌后, 许多现有石油项目可能岌岌可危, 其他项目也可能被取消或推迟, 这将导致中长期能源供应短缺。”

目前很多成本较高的项目已遭延期, 如加拿大油砂和西非深海油田, 俄罗斯什托克曼气田等巨型项目的开发也变得更加艰难, 因为该油田的开发者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正挣扎在信贷紧缩之下。

事实上, 发达国家的监督机构、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在最新预测报告草稿中, 认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根本无法提高产量。高盛分析人士表示, 俄罗斯许多大型油田出现老化, 而那些旨在鼓励企业开发新油田和提高老油田产量的减税措施力度过小、实施时间过晚。

国际能源机构 (IEA) 认为, 能源产业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满足世界对能源的需求, 这一结论是该机构对世界一些大油田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据此全球每年需投入3600亿美元用于提高石油产量, 才能满足未来世界对能源需求。

IEA的报告指出, 全球油田产量以每年9.1%速度下滑, 即便用于提高产量的投资到位, 也将以6.4%速度下滑。在油价处于低位时, 更难以推动旨在阻止产量下滑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 跨国石油公司常常会选择关闭油田, 而不是投入更多资金。相反的情况在北海地区就可以感受到, 油价多年居高不下, 驱使一些投机基金出手挽救油田。

事实上, 其中许多小型石油公司由于股价下跌正在苦苦挣扎, 信贷紧缩蚕食了它们为生产项目提供资金的能力。随着信贷吃紧、油价下滑, 投机基金也会选择撤离, 它们不会在没有利润的地方停留。

“吃小鱼”的最佳时机

能源交易商Vitol负责人伊恩·泰勒表示, 能源业即将掀起整合浪潮。“这是15年~20年内的最佳机遇, 因为许多公司的市值已经低于其资产总值。”的确, 就在他发言后不久, BG公司就宣布收购昆士兰天然气公司。此次收购价格与昆士兰天然气公司之前的股价相比溢价80%, 但对这家澳大利亚公司天然气储量的估值, 仍然比不上去年夏天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对类似资产报价的一半。

对那些大市值的公司来说, 机会比比皆是。多年来, 虽然收入屡创纪录, 但它们的市盈率相对较低, 因为它们无法通过发现新油气田或收购大型公司来获得增长, 致使股价下降。现在这些公司坐拥大量现金 (比如埃克森美孚) , 而且负债极低, 完全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收购行动。正如BP首席执行官唐熙华所说:“我们认为, 目前的动荡或许会为我们创造机会, 我们将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些机会。”

道达尔据称正在打加拿大石油公司Nexen的主意。在过去6个月内, Nexen公司股价下跌超过50%, 这意味着收购该公司代价不再过于昂贵。与此同时, 其他大型石油公司高官们也纷纷表示, 在金融危机时候, 他们密切关注美国能源公司, 如阿纳达科等。

泰勒表示, 多年来, 昆士兰天然气公司液化天然气资产, 对业内极富吸引力, 只是这部分资产过于庞大, 过于昂贵, 所以让巨头们举棋不定。如今, 它再次进入各跨国石油公司收购的雷达网。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莫里斯·伯恩斯表示:“在过去的经济低迷时期, 我们看到成功企业都做了些什么呢?它们进行整合并加强自身竞争优势, 当经济恢复时, 它们就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业界。”但是, 能源的未来并不是掌握在这些公司手中, 而是取决于各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投资决策。原因很简单, 企业能否得到充足的资金将取决于政府。

随着需求缩减和油价下跌, 各国国有石油企业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业绩平庸的中小企业, 因为这是“吃小鱼”的最佳时机。

巴斯夫:危机时代也做加法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化工行业, 但有140年历史的巴斯夫看惯了世界经济的起起落落, 不会对此太紧张, 我们将耐心等待危机过去。”巴斯夫亚太区总裁贺博科表示, 巴斯夫对中国的投资不会改变。

机会蕴藏于危险中, 巴斯夫似乎深谙此理。有心人注意到, 在世界化工市场上, 巴斯夫正在全球逆市扩张, 危机中两度出手收购。继去年9月全资收购汽巴公司后, 巴斯夫又宣布收购比利时瑞克塞尔公司部分聚氨酯业务, 两者之间间隔仅仅1个月。

贺博科表示, 这是巴斯夫应对危机的一大思路——经济萧条之时, 正是收购成本最低的时候。巴斯夫未来仍将继续兼并收购, 化工、建筑、电子产品, 只要能优化公司业务的企业都是他们的目标。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资源匮乏, 节能减排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巴斯夫在欧洲早就推出的建筑、汽车行业的节能方案, 如“节能屋”、汽车节能创新方案, 这无疑很好地迎合了全球关于环保的需求。

陶氏化学:连环套闹苦情剧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 陶氏化学与PIC、罗门哈斯之间的“三角恋”就成为化工业关注的焦点。2008年7月15日陶氏化学宣布与科威特石油公司旗下子公司科威特石化工业公司 (PIC) 合资成立科陶石化公司 (KDP) , 陶氏化学与PIC公司将各持有KDP50%股权, 为此PIC公司将向陶氏化学支付75亿美元现金。同时, 陶氏化学还宣布出资154亿美元, 收购罗门哈斯, 并承担罗门哈斯30亿美元债务。但2008年12月下旬, PIC公司突然宣布终止KDP股权交易——油价暴跌使得主要依靠原油开采和出口的PIC损失惨重, 不得不忍痛放弃交易。这意味着陶氏化学拿不到PIC支付的75亿美元, 其收购罗门哈斯的计划也陷入困境。2009年2月3日, 陶氏化学向媒体透露, 罗门哈斯收购案暂缓执行。

这两笔交易搁浅使陶氏化学谋求原料自给和业务转型的努力付诸东流, 金融危机的“骨牌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壳牌:中国项目不会因危机调整

壳牌中国集团主席林浩光日前公开表示:“我刚跟壳牌总部董事会开会讨论过, 壳牌在中国的任何项目不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推迟和调整。”

林浩光同时强调, 壳牌不但不会推迟在中国项目, 相反, 这次危机让他们看到了加紧推进一些项目的机遇。壳牌在中国有三个大的项目已到了推进的成熟阶段, 因为这次危机, 导致包括基建等在内的各种成本的降低, 反而让项目推进起来更加方便。他透露, 这三个大项目中有两个是按原计划进行推进, 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在危机的到来时看到机会而促成推进的。但林浩光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这三个项目的具体情况。

林浩光透露, 壳牌在中国已经有超过500个加油站, 拥有分布于全国250个城市的润滑油分销网络。他表示, 目前壳牌在华投资已经达到40亿美元, 是在华投资最大的国际能源公司之一, 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对壳牌中国的经营并未产生明显影响。“壳牌全球董事会一致认为, 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比较低, 对计划中的壳牌在中国的投资, 壳牌董事会完全同意, 如果有调整, 则是向好的方面调整”。

美国金融危机,世界买单 篇2

是怪现象：一边是发改委、中石化、中石油在上调油价，另一边是民营油站在降价促销。主张成品油价格上调当然是有依据的，依据是发改委制定并正在执行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当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连续上涨或下降若干交易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就相应地做出调整。

问题在于，国际市场上石油是以美元来标价的，而国内物价则是以人民币标价。那是说，原则上，成品油定价机制是要考虑汇率及其变化的。以近期的石油价格上涨来说，不能排除经济预期向好，石油需求增加致使油价上涨，不过在我看来，主要还是美元发行过多导致的大宗物品价格的普遍上涨。理由有三：其一，我们的确观察到了美元供给的巨幅增长；其二，上涨的不仅仅是石油价格，其它大宗物品价格也是上涨的；其三，美元兑主要国家货币全面贬值。这带来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以美元标价的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美国成品油价格当然应该同比例做出调整，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共同的计价标准，问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呢？那些不是使用美元作为计价标准的国家，其国内成品油价格是否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不能肯定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因为美元过度发行而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准确地说，是普遍的物价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做出了调整（人民币升值），进行了消化。理论上，如果汇率完全浮动，那么国内价格是不需要做任何调整的。考虑到汇率并不是完全浮动，国内价格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调整只应该针对没有被汇率消化的部分，而不应该针对国际油价上涨的全部。

说得具体一点吧。假设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上涨10%，但这个油价上涨不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由于美元发行过多而导致的普遍的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其它国家的货币兑美元就会升值。如果人民币兑美元也升值10%，那么进口企业的成本就没有变化。再假设国内需求也没有变，那么国内成品油价格就不应该变。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只升值5%，那么进口企业的成本就会上升5%，这时候是可以允许国内成品油价格上升5%的。不过严格来讲，还不能说就一定应该涨价5%，决定价格的可不仅仅是成本和供给，还有需求，还有竞争对手的策略反应。原则上，可以完全进行成本加成定价的只可能是垄断企业。

不知发改委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是否充分考虑了这种美元扰动，又是如何把这种美元扰动考虑进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也不知发改委是怎样把握国内市场上成品油的需求状况，又是怎样将其纳入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不过我是不相信可以人为计算出价格来的。

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猜想 篇3

仅凭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美国将走向衰落是幼稚的

风暴终将过去。但风暴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未来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猜想。

凯恩斯主义回潮？

七十多年前，凯恩斯说：“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在长期中就会过去，海洋必将回复平静，那么，经济学家给自己的任务就太过容易而无用了。” 凯恩斯说这番话，是在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今天，又是风暴来临的季节，凯恩斯的话再次回响在我们耳边。

历史不会重复，却总是相似。1929年，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自由放任政策，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当时的美国胡佛政府却仍然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反对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结果酿成了更大的危机。危机过后，罗斯福上台，开始推行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

今天，金融风暴来袭，人们自然又想到了凯恩斯。美国、欧洲、中国都实行了大规模的政府救市措施，这是自1929年以来，政府最大规模的干预经济行动。于是很多人惊呼 “凯恩斯主义重回政策舞台”，“六十年后凯恩斯主义再任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真的回来了吗？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贵撰文称：“历史一再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从来都是假命题。经济政策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说，是以国家利益为归依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博士说：“罗斯福主义或将重新替代流行已久的里根主义。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罗斯福主义，其关键在于重视政府的作用。次贷危机的爆发，让美国民众和精英开始认真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端，政府的必要作用将得到积极认可。”

瑞信董事、总经理陶冬对于美国政府接手其金融机构这样评价：“今后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彻底死亡了。这是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全球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生态变化。”

1997年，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纷纷出手干预。时任美储联主席格林斯潘曾对这种干预行为大加批判。而现在，他却在美国国会坦言：“我的错误在于，过分相信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自我防范和自我约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表示，“美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举措，与美国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构成了辛辣的讽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则认为：“采用哪一种政策主张还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能否建立一种长远的市场机制。很多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主张要破产了，现在要搞凯恩斯主义。其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经济繁荣靠的是它，经济萧条当然也有其原因，不能因为它带来了恶果就彻底抛弃它。这轮危机过后，中国还是要搞信用经济，要搞金融衍生品，只有这样才能搞活经济。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公共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宇立的观点是：“完全放任与政府监管，都像一个钟摆，会在两边摆动，一边过了就会偏向另一边，以求得长期的平衡。市场在虚拟经济方面出了问题，表明人类对自由经济的利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极限。”

现在，也许是钟摆应该向回摆动的时候了。

国际金融体系与格局重构？

华尔街，这个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在此次危机中已是风雨飘摇。飘摇的不仅仅是华尔街，还有旧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格局，以及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和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别有意味的是，当凯恩斯主义有回潮迹象的时候，凯恩斯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却被提出要进行变革。“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上世纪70年代，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只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布雷顿机构。不过，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美国仍然占据中心地位，美元依然强势。

金融危机来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这次危机极有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削弱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动摇，已是不争的事实。索罗斯就认为，这次危机是“二战”以来六十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

首先跳出来反对美国中心地位的是欧盟。法国总统萨科奇近日公开表示，美元不应再被认做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货币了，应该“重新建立自‘二战’以来统治整个国际金融交易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没有权利让建立21世纪金融体系的运气与机会从我们手中流走”。

英国首相布朗说：“有时候，人们确实需要经受一场危机才能达成共识，那些非常明显，且在多年前就应该采用的措施不应该一推再推了。但我们现在必须为全球化时代创建一个适宜的新金融框架。我们现在必须在透明、完整、负责和良好的内部及跨国合作的原则下，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11月14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他认为“有必要制定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原则”，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正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

在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面对萨科奇要求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美国总统布什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并非自由市场体系的过错，现在的问题不是创造新的市场体系。但他也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行改革。

在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也表示，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其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并具有高信用和高效率的世界经济管理机制。

相对于各国政要们的积极态度，中国学者则大多出语谨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陈宝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全球金融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仍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圈子。

“美元霸权的体系当然应该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六十多年了，确实有很多值得修正和需要改善的地方。但要重构一个体系并不容易，欧盟主导搞一个？他们自己都没准备好。也有人说，我们中、日、韩是否今后搞一个体系，但就现在而言并不现实。现在有很多想法，但都很难实行。我们即使想要找个体系来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暂时也还没有替代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关心的则是更细节的问题：“新体系究竟如何架构？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地位何在？美国、欧洲、中国的作用各有多少？布雷顿森林的副产品IMF的命运如何？”

就目前而言，重构全球金融还不现实，但国际金融格局与秩序很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将增强其在这个格局中的分量，并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次贷危机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旧国际金融格局的危机，同时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构建国际金融新格局的良机。”

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本?卡林纳也承认，华尔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这将永久性地改变全球金融业格局。他说:“我认为世界金融版图的格局将会很不一样。近期，美国投行的业务将大大减少。从中长期看，世界的金融重心将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纽约和伦敦两地，亚洲金融业的重要性将逐步浮现出来，新加坡、香港、上海等都在发展。”

对此，国内有媒体撰文认为，香港将是“新格局的起点”，“我们应该加强香港的地位，使之成为与伦敦、纽约看齐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新的国际资本避风港。”

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滕泰也认为：香港最有可能依托中国内地的金融资源和高速增长的经济腹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东京和迪拜，一个受到本土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一个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不可能担当21世纪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独立评论人袁剑操着预言家的口气说：“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眼下所处的历史处境。”

一个行将结束的大时代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极为狭义的角度来理解，至少是国际金融体系和格局的重构。

“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基石松动？

美国衰落了吗？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

没有不落的太阳。当然，更没有不落的帝国。大英帝国陨落了，“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基石松动，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会在什么时间？不好说。

二十年前，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预言，由于过度扩张，美国将不可避免衰落，尽管那时候美国即将赢得冷战的胜利。今天，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金融时报》撰文称，“单极时代，美国统治空前的时期结束了。它经历了二十年，从历史的语言来说是一个瞬间多一点”。他预测，世界将进入“混乱危险的无极时代”。

2008年5月8日出版的西班牙《起义报》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些危机的汇合，其结果应当被看成为美国帝国倾斜的第一章（大约2001~2007年）。美国正在变得惊慌，停滞的幽灵开始显示在他们的脸上。”

独立评论人袁剑在《南风窗》上撰文指出：“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六十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他还满含诗意地断言，“在‘一战’、‘二战’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体系进入大混乱、大爆炸时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美国体系的秋天季节，一个萧瑟的晚秋。”

美国真的衰落了吗？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列了出霸权衰落的几个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下降、军事开支超出承受能力、消费水平高于生产水平、维护全球政治统治的成本提高、在新技术革命中落后。

从经济上看，尽管美国这次遭遇的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1/4已超过一个世纪，今后多年还会维持，尽管其增长率可能会下降。

军事上，美国的军费开支庞大，占到了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但美国的承受能力似乎还不是大问题。

美国的消费水平高于其生产水平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它却利用美元的强势地位，通过印制钞票来维持平衡。

在新技术上，美国依然执世界牛耳，近几十年物理、化学、医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大多被美国人获得。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然，也不容易在一夜之间崩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帝国的衰落也是从基石的松动开始的。就现在而言，美国真正面临的挑战可能还不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而是文化和政治上的。

2008年9月11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中国、俄罗斯与新世界失序》一文，他认为，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以及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是两个大国回归的宣示。所以，他把2008年8月8日以后的世界称之为“后‘8?8’时代”与“后9?11时代”并列。尽管把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作为一个标志尚还欠妥，但“9?11”确实是对美国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强力挑战，布什的“新干涉主义”不过是帝国衰落前的回光返照。“9?11”的发生，似乎印证了萨缪尔?亨廷顿的预言，21世纪是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

人们曾经呼吁的“多极”时代可能就将到来。衰落的美国、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强硬的俄罗斯、“不听话”的欧洲，以及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所担忧的那样，由于“他者的崛起”，“美国时代”结束了。

冷战即将结束之时，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颇负盛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乐观地期许，世界将终结于自由与民主价值下的永久和平，历史将走向完结，我们甚至能从书中嗅到到一股世界将终结于“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的气息。终结是那个时代的时髦词汇，可能与千禧年的到来有关。但是，历史显然还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今天，美国的价值观与发展模式依然影响着世界。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的表现却充满讽刺意味。美国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其在全球大加推广的“华盛顿共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宋国友就表示：“美国用以应对危机的最重要方式，居然是其一贯指责的反市场手段，回归到国家救助和政府管治。对于非西方世界而言，这无关美国的国力是否衰落，而事关美国的软性示范力量。即便次贷危机不能终结美国时代，在非西方世界，偶像正在步入黄昏。”

当然，仅凭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美国将走向衰落是幼稚的，但或许认为这是美国统治基石松动的征兆，却并不为过。

总之，发端于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大事件，也是人类的大事件。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江苏科行集团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篇4

1 加强资金链预警, 盘活流动资金

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科行创新性地提出了采购进货计划、生产进度计划、合同发货计划紧紧围绕市场可能变化而联动的“三划联动”机制, 将销售计划、生产计划与采购计划紧密衔接, 控制采购量, 缩短采购周期, 按需生产, 避免全线产品整体上市造成存货过多的积压, 避免让现金变为存货, 提高了合同执行效率, 有效规避了因客户计划改变而可能导致的生产经营风险。

2 苦练内功, 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去年下半年以来, 科行充分利用接轨大院大企和危机中市场相对较淡的难得机遇, 建立健全集团、车间、班组“三级”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产品制作通用规范》、《出口产品质量报告制度》等制度建设, 系统地对主要产品进行图样等技术资料的规范与审查, 改进设计的通用化、标准化工作, 加强对设计、生产、检验、工程技术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 积极开展生产技能大比武, 完善检测手段, 全面加强和提升产品质量。

3 加强销售放量, 提高市场占有率

科行制定了灵活价格决策机制, 坚持“不因价格而失去市场”原则, 让利回报广大新老客户;积极开展分销分包业务, 突破总包工程;注重业务知识和综合技能培训, 强化营销队伍素质。一季度销售大型窑头窑尾除尘器达12台套、大型高效选粉机18台套、卧辊磨和烘干机4台套, 实现销售额1.0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52%。在集团各子公司市场条块实施“468工程”, 明确技术改造和烘干项目、新型干法生产线项目、火电等行业烟气治理项目等产业定位和分工, 确定“四步曲”、“六对照”、“八措施”的市场销售放量工程。强力推进13个办事处和11个服务网点的市场功能, 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 强化物流、工程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等子公司的联动服务职能。一季度集团先后成功签订丹麦史密斯、印尼富强、越南星光、山东鲁中5000t/d、山东泉头集团5000t/d、凌源源泉4000t/d、昆钢4000t/d、嘉鱼-兴山-潜江葛洲坝三条4800t/d、云南华坪2500t/d、冀东水泥5000t/d等大型节能环保装备订单。

4 强化技术创新与研发, 增强核心竞争力

公司紧紧抓住危机时期有关原材料价格下降、企业低成本扩张的好机遇,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升级, 做精做强节能环保主业, 不断延伸产业链, 积极向造纸、砂石、矿粉等非水泥行业拓展, 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 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 用比平时低的成本招聘优秀人才, 加大研发等投入, 为企业适当贮备生产能力和人才。

5 加强内部管理, 实施流程再造

公司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实施流程再造, 开源节流并举, 努力降低生产、销售、管理成本。将非核心业务外包, 增加人工成本的变动性, 尽量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变动成本。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单元重新梳理, 发现那些公司经营需要但并不能为公司带来增值的活动, 将这些活动涉及的成本无情剔除, 缩减非策略性成本。对于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 审核成本的合理性, 挤掉报价中虚高的水分。对于成本受供应商内部设计及管理水平影响很大的行业或产品, 要求供应商提供成本节约计划。从研发环节重新审视是否有超质量、超功能的设计。合理提高仓储单位容积利用率, 处理积压物资, 尽快变现, 尽最大可能降低库存成本。

6 推进企业重组合作, 加强员工教育引导

在“金融助推产业整合时代”, 要盯住资金, 盯住同行业做得最好的企业是如何整合金融资源的。加强员工教育引导, 坚定信心, 营造公司上下同心、共渡难关的积极氛围, 加大企业文化建设力度, 使企业团队在危机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世界金融危机 篇5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震惊了全世界，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研究。这场危机将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将诱发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和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创，并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同时，美国爆发的这种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产生了的深远影响

一、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1、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0年以来，以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为标志，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出现长时间的流动性过剩状况。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现象严重，不断上涨的房价已经脱离了居民收入水平等基本面的支撑，只要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者投资者抽身离去，房价泡沫必将破裂。另外，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存款的持续增长和信贷增长的乏力，导致银行的利差收入明显下降；二是流动性过剩和长期的低利率使传统金融资产的收益率降低，甚至出现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金融创新的膨胀发展，为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2、全球经济失衡

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常账户存在巨额逆差，成为储蓄不足的国家，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则拥有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成为储蓄剩余国。一方面，储蓄剩余国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需要保值增值，美元资产是其最重要的选择，随着这些国家外汇资产规模的增长，其风险偏好程度也在上升，为次贷危机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对证券资产的巨大需求一再压低市场利率，刺激了美国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债券发行量急剧扩张。这种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然引发金融危机，并以极端的形式将经济带入再平衡阶段。

3、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发展

马克思在研究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关系时，重点分析两个问题：虚拟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虚拟资本的扩张与收缩对产业周期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由于货币资本积累并非完全来源于生产的扩大，它的积累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和膨胀，而且，这些货币资本还会通过信用制度得到成倍的扩张，即出现一定规模的虚拟资本和经济泡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信用链条的破裂,则是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虚拟经济一定要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过度脱离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实体经济出现下行时，虚拟经济的泡沫就会破灭，爆发金融危机，最终再通过对实体经济的危害引致经济危机。

二、世界金融危机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影响

1、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随着危机的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主要股市大幅下挫，恐惧心理和信心危机笼罩整个市场，即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市计划，也未能阻止全球股市暴跌。2008年，在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81个股价指数中，除突尼斯证交所TUMNDEX指数涨10.55%外，其他证券交易所80个股价指数全部下跌，平均跌幅高达42.6%。其中，跌幅超过70%的有6个国家的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此外，俄罗斯RTSI指数、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和英国AIM所有股指数的跌幅则超过了60%。据标准普尔公司2009年1月6日发布的研究报告，2008年全球股市在暴跌中蒸发掉大约17万亿美元市值。该报告是在对涵盖全球46个主要股指的“标普全球市场指数”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的。其中，新兴市场指数2008年下跌54.72%，发达市场指数下跌42.72%。

2、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严重的衰退中

虽然“衰退”定义各异，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持续“腐蚀”同步陷入严重的衰退却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同。美国是全球第一个陷入衰退的国家。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起就已陷人衰退。欧洲各国经济也经历了和大西洋彼岸同样恐怖的衰退噩梦。由于危机自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的蔓延，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和欧洲与全球贸易的紧密联系，金融危机对欧洲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造成了严重冲击。日本经济也几乎和欧美同步陷人衰退中。2008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0.4%。在该统计速报中，日本政府还把第二季度的GDP数据从之前的下滑0.1%修订为下滑0.9%，为日本经济7年来最大降幅。鉴于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为负值一般就能说明一个经济体进人衰退期。

3、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

在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形势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虽不致“惊天大逆转”，但其经济增长大多从高位回落，2009年发展中国家GDP增速将由2008年的5.9%降至1.2%。矿产资源出口国、出口导向型或金融开放过度的国家和地区，2009年将滑落到3.2%和2.5%，在一些可能陷人衰退的发展中国家，大批企业被迫关闭，众多工人面临失业。即便一些发展中大国如印度、中国等也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例如，中国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因为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而明显放缓。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另外，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增多，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等，无不使中国经济2009年的增长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充满风险和变数。

三、世界金融危机对当今世界政治的影响

1、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加速、“多层化”更加明显

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进程，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与“一超独霸”格局“量变”加速。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由于对外扩张过度与对内透支消费、放松经济监管，致使金融危机爆发、内外交困、软硬实力均遭重创，其“一超”优势地位明显下滑。“多强”则有显著分化：欧盟因为扩容过快而“消化不良”，经济增长缓慢,政策取向更加“内向”；日本经济继续停滞不前,外交方向陷入“迷惘”；中、印、俄、巴等“新兴大国”呈现群体性迅猛崛起。中国坚持科学与和平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更加举足轻重。印度外交左右逢源，经济增长总体向好，加快推进政治与军事大国战略。俄罗斯充分发挥军事、能源、地缘与外交谋略优势，充分利用西方大国深陷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不断增强对外战略主动性与进取性,力图重振“雄风”。巴西在金融危机之中“脱颖而出”，经济潜力巨大，借助斡旋伊朗核问题等国际与地区热点扩大外交话语权。

2、大国关系加快重组，协调合作明显加强 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各类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各大国面对全球性挑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唯有“同舟共济”、协调应对，全球性挑战因而成为增进大国合作的重要平台。奥巴马总统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便明确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不再是大国之间的竞争”，而是21世纪的各类跨国威胁，大国竞争应摆脱“零和游戏”。全球化时代大国利益交织、相互依存，大国矛盾的对抗性下降、可控性增加，大国博弈的零和性减少、竞争与合作交织缠绕、“竞合性”突出，竞争也更多地体现为和平竞争、发展竞争与良性竞争。金融危机也标志着多极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助推大国关系平等化。西方老牌大国深受金融危机冲击、地位下滑，新兴大国群雄并起，大国力量对比趋于均衡化，西方大国遂加快调整对新兴大国政策，对话接触、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积极争取面更加突出。

3、区域一体化明显提速,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加快东移亚洲 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各地区国家纷纷“抱团取暖”，区域一体化与“板块化”明显加速。在欧洲，欧盟27国签署《里斯本条约》，也于2009年12月1日生效，欧盟一体化进入新阶段。在亚太地区，区域次区域多边合作勃发,东亚合作成为焦点，机制日趋多层次化。在美洲，第五届“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首脑会议”于2009年8月10日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美、加、墨三国决定共同应对经济衰退等； 在非洲，非洲联盟先后于2009年2月4日、7月3日举行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首脑会议，十三届首脑会议决定将“非盟委员会”提升为“非盟权力机构”，由其负责非盟防务、外交与外贸谈判等。而在世界各大区域一体化纷纷加速的进程之中，在世界各大地缘政治经济“板块”之间，由于中国与印度同时快速崛起并引领亚洲经济率先复苏，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最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亚洲经济发展最富活力，致使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加快“东移”亚洲，“亚洲板块”的份量不断增加。

世界金融危机的文化层面反思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中庸之道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2-0048-02

2008年9A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看似经济问题，其深层次是文化问题。文化是人们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反映，核心是人们思维方式的表现。我们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反思，得到启示，以便今后更好地进行工作与生活。

一、扩大内需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

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的文化问题，首先是美式文明崇尚过度消费的模式。中国当前也有此倾向。比如，中国当前买小汽车的人有相当部分不是为了工作生活的需要，而是因为邻居或同事有汽车，自家如果没有觉得很没面子。实际上开一辆汽车对环境的污染远远大于一次随地吐痰造成的污染，可是许多人对随地吐痰的人鄙视，对开汽车的人却仰视。这不是文化问题吗?这次金融危机是一场劫难，但是只有大家都不崇尚过度消费，才可能避免更大的劫难。

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人很大教育。时下，美国流行“清贫”的生活。许多人的穿着都很随意，衣料大多是棉布或化纤的，很少有羊毛和羊绒制品；家用车喜欢用排量小的；宾馆里的电视机大多比中国国内落后10年；上世纪70年代的木制缆车仍在旧金山运营；砖头般的“大哥大”仍有人在使用；很多人吃得很简单，但讲究营养搭配，不讲排场……然而美国人享受的公共设施比我们好很多：建筑的门可以自动关闭；公园大多免费开放，供游人烧烤的炉架、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摆在那里……美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一位美国商人说：“如果我们都穿羊毛服装，必然导致羊群啃食草地，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能源如此紧张，开豪华车不仅不爱国，也不爱人类；减少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就能减少电子产品污染……我们现在也许‘破了些，但我们的后代会很‘阔。”

美国人走过的弯路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当前，中央强调的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内需，并不是随便挥霍。中央再三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树立正确的进步观念

什么是进步?进步应该意味着苦难减少、幸福增加。为此，必须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通常而言，相互帮助比勾心斗角让人感觉更好。进步并不意味着就是追求财富，尽管人类创造财富是必要的，但绝非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该是苦难减少、幸福增加，即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们应该摒弃拜金主义，停止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牺牲了太多的幸福源泉，即人际关系质量。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60年代，60％的成年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现在这一比例只占30％。今天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家庭生活中离婚--增多，娱乐场合可信任的朋友减少，工作场所同事间竞争加剧……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我们牺性了太多的幸福感受。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观点——对立统一是宇宙根本规律，误以为世界事物只有经过对立统一才能前进。所以演绎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不仅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差异合作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人类在大部分空间和时间中，是靠差异合作来推动事物发展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不能只有斗争哲学，还应该更多地讲调和哲学。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减少“零和游戏”，尽量增多“正和游戏”。这也正是党中央提倡的，要化解矛盾，要协力合作，要提倡双赢、共赢。当然，必要的对立统一也决不可放弃。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绝不可能与其讲和谐!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文化中，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考虑(拼命借贷，由子孙后代还债)，只顾自身享受、损害他国利益(拼命印发美元，廉价花掉他国创造的财富)等缺陷。这就是只追求财富而忽视人际关系的不正确进步观念。这也就是“零和游戏”，而不是“正和游戏”。

我国古代就有“和而不同”的说法。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前500年)曾对齐景公论述“和”与“同”之别。“和”是相异的事物合而相济，“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同”是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孔子(前551-前479年)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能达到“正和游戏”的目的。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进步观念，必须宣传“和而不同”的思想，即和谐思想。当然，西方文化中也早有和谐理念，例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年)最早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可以说，中华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世界和谐思想丰富多彩。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这一优良传统。

三、应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处理问题

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解析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执两用中”，就是把握系统差异各部分的平衡点。二是“无过之不及”，就是为了保持稳定性，把握系统差异各部分的平衡点，既不是达不到，又不是超过。

无论是客观现象还是现代科学理论都证明，中庸中的系统往往呈现最佳状态。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就印证了中庸之道。该曲线说明，当税收为零时，企业虽因免税可能获得最大利润，但政府不可能存在，经济将处于无政府状态，企业的效益大受影响。但是，当企业将收入全部上缴政府，税率为100％时，企业生产将因无利可图而被迫停止，或者为逃税而转向物物交换，由于货币经济中断，税率虽然高达100％，政府的收益却等于零。上述说明税率太低或太高都不利于政府收益，这就体现了“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从概率论角度分析，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由大量的元素组成，元素的演变包含着随栅性，因此对一个巨系统的描述或预测，基本上或只能是统计性的。统计学证明，随机变量分布，如二项分布、正态分布等等，其峰值一般都不在其分布密度曲线的此端或彼端，而大多位于其中部左右。这也说明了中庸之道的合理性。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通过贷款销售房产来刺激消费市场，以带动经济发展。这个策略未必错误，但是必须把握好“度”，既不可过之，又不可不及，也就是要把握好中庸之道。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把握好这个“度”，贷款过于膨胀了，导致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

当然，把握好中庸之道绝非易事。去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我国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一“十个结合”：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些阐述是把握好中庸之道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宋清华银行危机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韦伟，等金融危机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世界金融危机 篇7

在世界金融危机条件下, 中国经济趋缓, 但仍保持了稳定增长, 消费物价处于中度通胀区间, 但呈逐月回落态势。2008年1～9月, GDP增长9.9%, 消费物价上涨7%。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不大, 间接影响不小, 体现在金融、经济、制度和理念等多个方面, 但总体来看, 机遇大于危险。如果说,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亚洲大国, 那么, 这次金融危机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 就看我们如何应对了。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源自华尔街的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也许直接的影响不大, 但间接影响不小, 我们现在的估计还远远不足。

从直接影响来看, 由于中国的金融开放相对较晚, 中国机构直接持有的次级抵押债券不多, 据已经披露的情况不过几百亿美元, 虽然不知道已经披露的消息是否真实。

从间接影响来看, 需要从金融、经济、制度、理念等多个层面来观察和分析。

从金融层面来看, 损失至少有两个方面。到2008年7月底,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5189亿美元, 持有两房债券3760亿元, 仅此两项合计8949亿美元。现在美国政府为救市大规模注资, 已经承诺的达1.4万亿美元。

从实体经济来看, 既然美国经济一直靠消费拉动, 而消费又依靠借债融资和进口供应。现在, 金融危机爆发, 债务链断裂, 借不来钱, 消费必然萎缩, 进口也会跟着大幅减少;欧共体经济也受重创, 比美国还差;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和出口拉动, 随着美国的消费萎缩和世界经济衰退, 中国的出口市场会大大缩小, 出口增长会大幅下降, 明年有可能降至10%以下, 会不会出现负增长也很难说。

由于长期实施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 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出口部门。出口增长的下降必然造成经济增长下滑和失业增加, 发生生产过剩。如果明年的经济增长降到9%以下, 甚至更低, 很多矛盾也可能无法继续掩盖。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人认知和思想理念的影响, 人们尚未注意。这一点可能是更根本的。现在,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发达国家又倒向了干预主义。问题不在于美国和欧洲加强了国家干预, 而在于它使很多中国人, 特别可能是决策者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是不行的, 政府干预是有效的;美国的制度是不灵的, 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 照着既定的方针走下去就是胜利。

其实, 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无论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制度上,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起点, 处于不同的阶段, 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失败, 政府干预也没有完全胜利, 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过度, 而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不足。二者不可等而视之, 更不可据以做出非此即彼的结论。

内需启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有着不小的间接影响, 但中国终究处于危机漩涡之外。

对于中国来说, 这次危机也许是机遇大于危险。中国具有化解面临风险和危机的良好条件。

更重要的是, 在目前的情况下, 中国上下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 如启动内需, 以弥补外需的减少;财政扩张, 以增加内需;稳定金融, 以确保经济健康运行等。这几个方面又是密切相关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和怎样做到做好。

启动内需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外需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它是大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基础。那么, 内需启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首先和主要是近年来城市化的人口, 包括每年毕业后就业的500万大学生和进城创业和打工的2亿人口。这些人需要在城市安家和生活, 子女需要上学, 医疗需要保障, 其次是吃穿用行。如果他们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城市和农村其他人群的消费也就会带动起来, 整个市场就会进一步扩大。这是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条件配合的。

财政扩张的重点放在扩大社会支出上

在经济增长下滑和政府收入增长的情况下, 财政扩张既有必要, 也有可能。问题是如何扩张?减税是收入政策的重要一着, 能否下决心在全国全面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 能否把个人所得税改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征收?就看政府的决心和魄力了。支出政策更为关键, 虽然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定的空间, 但如果把投资扩张全部押在一系列大项目上, 有可能使已经失衡的经济更加失衡。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一方面很多地方加紧上一些基础设施和钢铁、石化等的大项目, 另一方面, 从西安市开始, 已经有十多个地方采取补贴、减税、增加贷款等多种方式托 (房) 市, 以为这是启动内需的好办法, 其实是南辕北辙的做法。

就以房地产市场来说, 虽然去年发生了非理性的繁荣, 但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房地产价格既不能大跌, 也不能大涨, 而且房地产业还要继续发展;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既不是托市, 也不是压市, 而是承担起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责任。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转变, 由政府融资, 由开发商生产建设, 既可以促使房地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也可以使房价下跌, 还可以解决上述城市化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同时也可以发展起住宅物业这一服务性产业, 房地产业和中国经济有可能步入坦途。至于高档住宅和别墅之类, 让市场去调节好了。问题在于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都想从发展房地产中圈钱, 没有人愿意掏钱去解决保障性住房来发展房地产业。

与此同时, 如果财政扩张的重点不是放在扩大投资上, 而是放在扩大社会支出上, 如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 不仅可以改变政府的行为, “买来”一个好机制, 而且可以稳定人们的支出预期和消费预期。这才是启动内需的基本功。减免学杂费的方向是对的, 但力度太小了。

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良机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为国内放开资源要素价格, 理顺相对价格关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既然国际油价从每桶147美元的高点跌到了80美元以下, 为什么不抓紧时机放开成品油价格, 与国际市场接轨, 让油价随行就市呢?与此同时, 调整°èrðsõr 0 sär°îr Pùr 0 súr 0ïr PÞr P s 0 sÐsérÐír°árÐr°s P s 0 sðçr s 0ër能源价格结构, 使之进一步市场化, 也是可以大刀阔斧和有步骤地进行。能源价格如此, 其他资源要素价格也一样。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目前的情况下, 保持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从总体上来看, 货币政策既不宜扩张, 也不能收紧, 而以稳定为要, 具体政策手段需要调整, 减少数量调节, 增加价格手段, 给市场主体以选择的空间。应当把重点放在进一步开放金融上。最近放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发布贷款人条例, 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都是正确的选择, 只是步子还可以大一些。至于在加紧进行结构调整的情况下, 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 这是我们不得不付的代价, 也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 不是放松货币可以解决的问题。

现在还不是中国人抄底的时候

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世界经济走低, 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因为, 一是市场低迷, 价格便宜;二是对方困难, 政治上的限制较少。不过, 此举只能积极慎重地从事, 切不可盲目冒进, 可以有选择地做一些, 但规模不可能太大, 现在还不是中国人抄底的时候。因为, 我们一缺人才, 二缺经验。同时, 对外投资也不限于金融投资一个方面, 需要多元化发展。购买资源、增加黄金储备、进行国外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可以选择的方面。

应当特别指出, 世界金融危机既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的方向, 也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 只是这方面需要做出重要调整。我们就应当借此参与到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中间去, 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 在维护和争取本国权益的前提下, 采取合作的态度, 为稳定局势做出相应的努力, 提升我们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 不失时机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如果说,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力量为亚洲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使中国成为了一个亚洲大国, 那么,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房地产泡沫与银行的关系

一般来说, 银行非常愿意给购房人发放按揭贷款, 道理很简单, 购房人购买的房地产就是银行最佳的抵押品。如果贷款都不能按期还本付息, 那么在一定期限之后银行可以收回这些房地产, 通过拍卖收回贷款。在银行的统计中住房按揭贷款通常都被当做是有充分抵押的优质贷款。通常银行要求购房人支付一定比例的首期付款, 只要房价下跌的额度不超过购房者首期支付的数额, 那么银行的贷款就是安全的。

世界金融危机 篇8

一、经济危机、科技进步与世界产业的转移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而选择将其生产加工环节(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敏感成本的生产加工环节)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已攫取更多的利润。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处于高产业梯度的国家，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等条件发生变化，而选择将那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外转出;处于低产业梯度的国家通过正好通过以较低成本引进这些从发达国家转出的先进产业，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缩短本国产业升级时间，加速其工业化进程。世界产业转移的基本趋势是从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迄今为止，世界已完成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将其所淘汰的大部钢铁、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日本等国，日本通过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迅速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第二次世界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美、日等国为了加快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性质的产业，而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亚洲四小龙”抓住这一机遇，完成了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发展成为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将其劳动密集型及部分低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是汽车、电子等产业)转移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抓住这一轮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和全球加工工厂。

“二战”后的几次国际产业大转移，都成就了世界经济的“奇迹”。其中，第一次产业转移造就了日本经济的强大和繁荣;第二次世界产业转移促成了“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奇迹;而第三次产业转移则带来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崛起。承接产业转移是后发地区实现加快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

二、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全球金融危机与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

与前三次世界产业转移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新型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与传统国际分工格局相比，新型国际分工的基础由过去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即参与分工的国家是在同一产品内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合作。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国际分工的边界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就是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格局的背景下开始的。

与前三次世界产业转移不同，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还面对着非常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2007年8月，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且在短短时间里，迅速波及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蔓延，金融危机对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本国产品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如国民收入降低), 减少了对贸易伙伴国的进口。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逐渐波及到实体经济，各国实体经济渐受其累，利润下降。美国大量银行倒闭，大量企业(包括美国通用汽车等国际性大企业)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经营困难甚至面临破产，它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么就地关门，要么产业转移，要么升级换代。正是在这场波及面远超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等国家不得不选择加速将其部分生产环节甚至研发环节转移出去。因此，从经济层面的现实表现看，2008年以来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加速了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进程。

三、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特点

面对国际分工新格局和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是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而在制造业内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产业已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为减小本国的环境压力，从能耗、环保、税收等方面对高耗能项目进行限制，因而越来越多地将高耗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本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

第二、服务化特征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同时，高新技术产业也出现转移趋势，发达国家不仅将高新技术产业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将配套零部件生产、物流、营销、研发外移，甚至有些高技术产品生产线刚研发出来就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则主要控制核心技术和品牌，因而使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服务化特征也日趋明显。

第三、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由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受新型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而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因而使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由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的特征。

可以说，2008年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同时也为中国承接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四、中国具备承接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

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需要具备诸多条件。能不能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取决于承接国是否具备较全面的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及是否具备成本、市场等方面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历数世界上曾成功承接产业转移的各国不难发现，它们无一不是因为具备了以上条件并且积极主动承接才最终成功的。就承接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而言，虽然我们也面临着越南、缅甸、老挝等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替代性竞争，但我国仍然具有更为全面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已基本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基础。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各类产业或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或由弱到强，目前已基本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工业方面，我国已形成了轻、重工业共同发展，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格局。钢铁、轻工等传统工业逐步壮大，航空航天、电子等新兴工业也发展迅速。目前，我们已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在服务业方面, 也初步形成由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共同构成的服务业体系。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邮电通信基础网络、金融服务体系和覆盖城乡的商贸服务网络也已初步形成。

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转移的主体是制造业，而在制造业内部，承接转移的主要产业已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重化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初始投资资本规模要求很高。数字显示，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引资形势异常困难的2009年，我国全年实际利用外资仍为900.3亿美元。2010年1-2月，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3家，同比增长14.5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0.24亿美元，同比增长4.86%。而且，目前全球重化工业(主要是汽车、化工等产业)50%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中国。大量的跨国公司已把它们的高科技产品(集成电路、计算机和通信等)以及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基地逐步转移到中国。全球重化工业之所以集中投向中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基础。

第二，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大量的、优质低价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比较成本优势。企业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工人工资等内容。中国幅员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支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多层次的、优质劳动力供给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国制造业跟美国相比较，工资水平只是美国的3%，而劳动生产率则是美国的14%，也就是说，生产同样的制造业产品，中国只需要美国21%的劳动成本就可以做到，我们大概只需要美国五分之一的劳动成本，就可以生产同样的产品;而且，中国未来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1.2亿至1.5人口以及每年上百万的大学生毕业所形成的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市场，都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相比之下，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虽然也有充裕而低廉的劳动力，虽然也具备工资成本较低而且税赋政策优惠的条件，但由于这些国家产业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产业上无法和发达国家的转出产业进行适宜的衔接，因而对发达国家的转出产业来讲，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和吸引力。

第三，我国拥有消费各个层次产品的巨大的内销市场，这个内销市场也是吸引国际产业转入的一个巨大优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中国劳动力成本高于周边竞争性国家，但是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生产活动也很难完全转移出去。而且，中国各地区间经济与社会性发展水平落差较大，消费层次多样，这也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各个层次产品的巨大的内销市场，因而中国具有承接国际转移产业的巨大的市场优势。

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我国在吸引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的比较优势还将维持相当长一个时期，因而坚持发挥比较优势应该是我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战略出发点。

五、积极主动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

在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波下，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业体系将开始一次全球性产业布局大洗牌。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正是顺势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百年一遇的大机遇。在全球经济危机和衰退的大环境条件下，我们更应该积极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敞开怀抱接受先进制造产业和先进技术转移，有选择地承接适合我国工业发展实际条件、有发展前景和长期竞争力的企业转移，并借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竞争优势，获得更大的利益。为此，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应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经济发展道路，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陷阱，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用短短的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发展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世所罕见。但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也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最新统计表明，全国七大水系409个监测断面，劣五类水质占30%，基本丧失使用价值，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门等地，由于发展初期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使得资源消耗过度，地表水体、空气等普遍受到严重污染;上海、苏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已经面临突出的水质型缺水问题。环境污染已呈加剧之势。因此，在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经济增长建立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应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避免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需，实现经济发展与建立结构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和谐发展。在承接第二次产业转移的东亚经济体与承接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一个共同特征是侧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而结果是，当贸易条件或经营环境趋于恶化、或当国外主要市场需求萎靡时，将导致外向型产业阶段性的规模化转移，从而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外在风险和不稳定性。因此，在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应着眼长远，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与建立结构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和谐发展。

第三，应重点加强对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力度，避免经济低水平发展的陷阱，实现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和谐发展。虽然我国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具备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我们也必须借助这些比较优势更好的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获得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这些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而不顾技术创新的话，经济发展就容易陷入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金融危机发生后，危机对技术大国如日本、韩国的影响远小于对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影响。所以，在承接第四次国际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切实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对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力度，避免经济低水平发展的陷阱，实现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和谐发展。

总之，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结构调整, 提高制造业整体水平及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 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从加工制造为主向自主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转变,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发展。为此，我们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 积极主动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以加快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和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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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lanchard, Olivier, 1985, Debt, Deficits and Finite Horiz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223-247.

[3].Blanchard, O.and Fischer, S., 1989,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4].蔡昉, 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5].单春红, 于谨凯:《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产业价值链分析》, 江汉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7年2期, 第77～81页

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篇9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 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国际市场需求疲软, 已严重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增长, 当然也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拦路虎。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严峻,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 这些企业在美元贬值的趋势下, 产品利润被很大侵蚀, 利润空间加剧下滑, 而在这些企业当中首当其冲的是与国际上关联度较高的沿海出口贸易型的中小企业。传统的出口型产品, 如礼品、纺织品、服装、玩具、印刷行业以及汽配等在这次危机中无一幸免, 出口锐减、企业倒闭。

众所周知,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的50%。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多年来对美国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 而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率只有10%左右, 下降了近一半。由于出口受到抑制, 所以对外贸型企业影响较大。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国内消费需求急剧萎缩, 当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需求下降发生后, 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会下降, 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 从而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的产物, 大的企业实行国家控股, 小的企业都卖给了民营。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从所有制上说, 大体都是民营企业。我国中小企业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企业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 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 在中小企业就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75%。

二、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内外环境

我国出口贸易型的中小企业, 大多是承接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 从香港、从台湾转移过来的资源高消耗、能源高耗费、环境高污染项目, 以及低成本土地、人力资源和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项目。抗风险能力弱, 附加值低下, 历经30多年, 本身处于一种转型、淘汰的阶段, 急需培育更多的新兴产业, 整合与转型缺一不可。像服装、纺织、制革、眼镜, 金属打火机等, 这些产业都要转型, 引导他们进入大企业的产业链, 为大企业做配套加工,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小而优、小而精、小而专的企业群体, 提高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一个行业的成熟度, 在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像纺织、玩具等传统的大宗出口型产品, 从整体上来说, 这个行业还不够成熟, 经不住市场的考验, 一场危机来临, 相关企业成批倒下, 这种经济体的脆弱由此可见一斑。因此, 对于我国经济来说,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绝不能盲目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可以利用经济危机的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由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及人力成本的优势,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了深层次矛盾, 而果断转型, 自主创新型企业却能脱颖而出。

三、中小企业走出危机的对策

(一)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一是加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中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是靠自有资金、小本经营, 慢慢打拼、滚动发展, 资金链脆弱。为此, 政府能做的事情就是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 给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方面或者享受政策方面的支持。对那些符合产业和环保政策, 有市场、有技术、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对企业进出口外贸实行出口补贴的奖励制度;对自主创新、节能降耗有突出表现的企业实行奖励。今年中央51亿扶持中小企业的基金,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政府可以通过扶持担保公司解决中小企业的信用问题, 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如允许商业银行进行并购贷款, 发展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和信用体系等。

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和运作, 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 达到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总之, 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商业模式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二是发展民间借贷。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目前导致中小企业无法在正规的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根源。中小企业由于受自身局限性的影响, 贷款风险普遍高于大企业是一种普遍现象, 由此引发了银行惜贷。同时, 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 贪大求洋, 吸引大企业、引进大项目, 忽视了中小企业的生存需要。如为追求财政收入, 一味抬高房价地价, 提高了商务成本, 使中小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 既是政府为救市投入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 中小企业也很难从中受益。而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积极性, 民间融资主要是支持创业、提供应急性资金和提供过桥贷款, 民间金融可以视为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对于这些中小企业如果能做到有效的贷前识别, 贷中监控和贷后管理, 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是可以控制的。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共同活跃信贷市场, 解决了不同层次的资金需求。当前, 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的刺激计划太多, 而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太少。因此, 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应该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长期被忽视的中小企业中, 将它们变成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二) 加强和改善服务, 加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政府为实现经济复苏, 摆脱危机的困扰, 就应当大幅度降低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成本。过去几年, 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 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和企业盈利增长速度, 税负过重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只是中小企业发展处于繁荣期, 企业收入较高, 对未来持乐观预期, 可以忍受。而今天, 企业已经无法忍受高额税负了, 因此, 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可大大刺激企业复苏。此外, 政府收取的各种费及政府各个管理、监督部门滥用权力, 骚扰企业给企业运营带来的成本。因此, 政府对基层权利的约束, 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在这方面的成本, 为此, 应进一步清理涉企收费, 为企业减负。目前, 涉企收费项目太多, 如评估费、检验费、鉴定费、年审费等, 收费高, 而且标准不统一。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更使企业经营“雪上加霜”。近年来, 企业界一直有“老三乱” (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变成“新三乱” (乱评比、乱培训、乱检查) 之说。可见企业的经营环境、市场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需要政府更加开明、开放, 更加有力。政府要有自己的明确定位, 加大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经济调节、社会管理方面的力度,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推进产业政策制定, 搭建平台扶持中小企业。

(三) 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

2005年2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通常被称为“非公36条”。由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 并承诺为他们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非公36条”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许多人将这一文件的出台, 看作是非公经济获得了完全的“国民待遇”。然而时至今日, 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没有解除, “非公36条”准入的门是一个“玻璃门”, 能看见里面, 却进不去, 在行政政策方面, 有些是属于行政垄断性的限制, 即名义上放开, 但有些行业准入设置了过高的门槛, 所谓“准入制度”就是“不准入制度”。中小企业在石油、电信、军工等垄断行业及国有企业重组方面有着看不见的“玻璃门”。仍有44%的民营企业家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高达60%的企业家曾因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沓、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的机遇。因此, 如何通过自身改革为中小企业争取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消除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是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四)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创业空间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市场始终呈现的是不饱和态势。因此, 不断开发新的领域, 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过去的20年间, 美国60%的就业人口是被雇员少于50人的中小型企业吸纳的。就我国来说, 政府应更加关注改革制度来刺激中小企业, 并为近期因工厂关闭而失业的数以百计的人们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为他们提供技术、资金方面的支持, 降低创业门槛, 简化手续。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也是我国中小企业度过危机的一条出路。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要降低风险, 就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过去我们的贸易对象过分集中于美国、欧洲, 致使危机爆发, 我们深受其害。为化解风险, 企业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为自身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目前,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还主要表现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市场, 而扩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出口仍有一定的潜力。当然, 为防范风险, 企业要对新兴市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 同时自身要练好内功, 加强对员工的培训, 改善经营管理, 研究买家需求, 通过开发新市场, 新产品, 完成企业转型, 走出危机。

参考文献

[1]陈睿.浅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对策[J].西部金融, 2009 (3) .

[2]徐炜.中小企业如何应对“低谷”[J].宁波经济:财经视点, 2009 (1) .

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物流业 篇10

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蓬勃发展。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 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国家GDP的拉动力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物流业的不断发展, 我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国际经济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 (表1)

2008年美国最先拉响了金融次贷危机的警报, 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金融危机愈演愈烈, 中国物流业在此情况下也受到了相应的波及, 但因为我国及时调整相应的进出口政策, 相对缓和了这次危机对我国的波及。但在此背景下, 我国物流业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如何在危机中找到生存的空间、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发展, 是所有物流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物流业要想在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大背景下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需要解决两个大的问题:一是自身的强大;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市场, 特别是参与国际供应链的管理和分工。

我们要积极争取将货物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再任由国外安排, 要争取发言权。再也不能说我们的产品只要装在船上就完成了出口过程, 这是与现在的经济运作模式格格不入的。而我们要进入这个大循环当中, 进入到国际的产业链当中就必须提升国际物流的能力, 在逆境中不断成长壮大。我们要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 用先进的管理技术武装自己。

我们大可不必悲观, 因为美国影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由流动泛滥到流动不足, 或者说流动缺乏的情况下造成的。这里面更多的是心理作用, 所以现在的信心比黄金都重要。

我国贸易发展直接影响物流业的发展, 此次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我国的进出口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关于出口的影响, 本文认为可能随着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化出口会减缓, 但总的来说, 对日用品的需求还是要消费的, 中国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份额已经占到了相应的水平, 这种份额要被其他人替代的话, 也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 我们外贸进出口仍然会保持相应的水平和速度。

另外, 中国国内总体的消费除了房地产等相关敏感领域以外, 一般的普通性消费领域, 消费需求仍然会保持一定的速度, 前几年物流的超强增长并不是正常的物流业发展水平, 是由于经济相应出现过热以后的一种不正常发展。正常的发展就应该是回到比较稳定的、速度比较适当的发展水平上。我们不能保证每年保持20%、30%以上的速度, 保持10%的速度还是比较可行的。

随着外资物流企业的不断涌入, 对我国国内的物流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要想在竞争中谋求发展, 就必须先壮大自己, 在学习中不断进步。我国要想加快物流业的发展, 必须注重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这些年来, 我们强大的需求掩盖了我们企业发展的不足, 也使国际上比较强势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进入中国比较顺利, 在这一轮的结构调整和服务创新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面临这些企业带来的压力。外资物流企业在我国本土物流抢占地盘, 近年业务比重不断加大, 市场占有率逐年增加, 如表2所示。 (表2)

目前, 全国注册的物流公司虽然多达70万家, 但当中只有低于1%的是真正的综合物流企业, 其中大多是以国内邮件快递和货物配送运输为主业, 余下的大部分是单纯的货运代理、运输或仓储经营者。在竞争中, 中小型企业形势严峻。

特别是现在国家对外资物流企业放开政策, 国内外企业同台竞争, 可谓风险与机遇并存。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 如何使我国物流业在竞争中得到发展, 我们应注重物流市场的培育、注重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注重物流的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

综上所述, 我国物流业发展前景广阔, 风险与机遇并存。相信在“十一五”计划的领导下, 我国物流业一定能走出自己的道路, 并发展壮大。

摘要：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预见, 现代物流业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外资逐步进入到我国物流产业的各个领域, 竞争加剧, 物流行业面临新一轮的整合。2008年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 对我国物流业发展也造成重大的影响, 未来形势尚无可知。我们应该采取哪些策略, 应对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物流业统计数据进行合理的分析, 探究在新形势下我国物流业如何应对挑战, 不断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