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支持（精选十篇）
精神支持 篇1
点评:经济困难学生需要社会关注, 除了物质上, 更要在精神上给予关注。现在的贫困生和以往的贫困生理解是不同的, 也许他们的物质没有那么匮乏, 但精神层面相对闭塞些。由于缺乏更多的财力支持, 很多贫困生在成长过程中未必有机会多读书扩大知识面, 也不见得能够行万里路开阔视野, 没机会去听音乐会看画展陶冶情操, 没机会去学琴练字做陶艺, 没机会去美食节、文化沙龙、自排演出、公共体育、参加义工、捐款助人……当他们进入大学尤其像北大这种全国一流学府的时候, 他们在精神方面上的闭塞, 可能更会让他们感到迷茫、无助和自卑,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尤其需要得到学校的精神支持。
对包括经济困难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提供精神支持, 教化他们的科学精神, 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操, 这原本就是大学的使命, 也是大学人文精神的体现。据悉, 北大专门给贫困学生准备了一套书籍, 其中包括由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撰写的抗战题材文学《火印》、韩毓海教授的《伟大也要有人懂》, 他们作为人生导师现场与经济困难学生交流。韩毓海教授表示, 要引导他们往远处看, 不要时时刻刻都想出人头地, 作为北大人, 姿态要放低一点, 甘当人尾, 少想个人多想集体。
精神支持 篇2
感谢对方精彩的立论。首先我们再次明确一下，我们今天讨论要针对的主体，是地震灾区中的0~18岁儿童。（《儿童权利公约》《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不否认，在对地震灾区的救援过程中，物质与精神双方面的援助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方认为，为了灾区儿童的身心健康以及未来更长远的发展来看，精神支持比物质援助更重要。下面我将以灾难反应的四个阶段为线索，证明我方的观点。
第一阶段是“冲击阶段”。灾难最初的几天，儿童作为灾难中最易受伤又无力自救的人群，此时他们的恐慌是最严重的。有的孩子被救出后不再上厕所，不再睡觉，就是因为灾难来临设计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心里创伤。这个时候不是给他们水和食物就能够拯救他们，合理疏导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才是更重要的。
在“反冲阶段”，灾情基本稳定，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亲人，灾难中的人们相互支持，并且得到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和社会关注。但是这个阶段，对于那些失去了亲人和朋友的孩子却是最痛苦的。调查显示，有24.6%的孩子确定失去了亲人，89.7%的孩子确定失去了朋友，很多孩子甚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无助中，并且高达90%的孩子会出现各种心理状况。很显然他们此时并不缺少物资，他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疏导。
第三阶段是“幻灭阶段”人们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孩子们也一样。他们也要面对失去亲人朋友的痛苦，失去家园的迷茫，这时如果没有疏导，甚至会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比如1999年台湾“九二一”地震后就出现了自杀潮，历史残酷的告诉了我们，灾难之后长期的心理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便是“恢复阶段”了，漫长的生活重建和心里重建过程。没有排解的压力，没有缓解的伤痛，可能会演变成心理症状，很多看似走出困境被领回家的儿童貌似身体健康，但是内心却受到创伤，往往反应为各种身体不适的表现，如若家长或监护人没有足够重视，这些儿童甚至可能因为各项身体机能衰竭而死亡。显然此时精神上的支持更加重要。
精神支持 篇3
[评析]提出损害赔偿的，应注意以下问题： 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没有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提醒大家的是：离婚的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时的夫妻财产分割并无必然联系，它是一项单独的损害赔偿金，所以当无过错一方主张在财产分割时要求法院有所倾斜照顾的时候，同时还可以提起单独的损害赔偿诉求。
点评：子君
精神支持 篇4
关键词：慢性精神分裂症,家庭支持,阴性症状量表,生活质量
随着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压力的加大，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精神疾病多见于青壮年，患者常表现性格孤僻内向、情感淡漠、思维贫乏等感知觉、情感、思维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日常生活能力缺乏，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目前，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无特殊有效的药物。本文自2012年，对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积极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同时配合家庭支持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在我院住院的186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93例。对照组：男56例，女37例，年龄22～51岁，平均年龄（32.7±1.25）岁，病程2～8年，平均病程（4.3±0.76）年；观察组：男49例，女44例，年龄19～48年，平均年龄（33.6±1.43）岁，病程2.5～8年，平均病程（4.1±0.52）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期请93例患者家属支持参与，请家属理解、配合，并签订责任书，其中配偶4人，父母52人，子女19人。
1.2 入组标准：
(1)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阴性症状量表（SANS）总分≥6分；(3)住院时间为60～90 d;(4)药物治疗状况稳定，近期无药物服用变动计划；(5)排除癫痫、大脑器质性病变及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1.3 方法：
对照组实施精神科常规护理，介绍熟悉病区内环境，进行封闭式管理，参加病区集体健康教育，生活技能训练，采取工娱疗法等，以促进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请家属提供家庭支持。(1)对家庭成员实施健康教育：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向家属宣传精神分裂症基本知识，使家属认识疾病的特殊性；讲解药物治疗的必要性，告知药物的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并指导家属监督患者按时足量准确服药，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同时护理人员应积极和家属沟通，消除家属的忧虑、无奈、悲观甚至羞耻心理，接纳精神病患者，给予患者情感支持，从而树立患者与家属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主动配合治疗。(2)改善家庭关系：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较敏感，更需要家庭成员给予情感支持。因此，护理人员应告之家属积极改善家庭关系，保持家庭氛围和谐温馨，尊重、关心和理解患者，提高家庭功能，肯定患者正确行为。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与支持，让患者正确应对各种心理应激，恢复社会功能。(3)组织家庭活动：家属对患者的理解程度最深，指导患者家属依据患者的爱好、生活习惯，组织一些亲子之类的小活动，鼓励家庭成员与患者互动，共同参与家庭活动，在听音乐、看书、看电视、散步等活动中加强交流，促进患者感觉、认知行为的改善。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观察两组生活质量与阴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采用美国N·Andreasen编制的阴性症状量表（SANS)[3]，评定临床疗效，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症状越严重。
1.5 数据处理：
采用用SPSS 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生活质量、症状评分等计量资料用（±s），行t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
治疗护理12周后，观察两组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在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SANS评分：
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SANS评分比较无差异性；治疗后，两组患者SANS评分均有改善，观察组治疗后SAN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对疾病缺乏认识和了解，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承认自己患病，不愿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随着病情的迁延，精神衰退日渐加重，认知和情感功能发生障碍，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社会功能逐渐退缩。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被强制性住院治疗，精神科采取封闭式管理，患者长年被隔绝，远离社会、亲人和朋友，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还会因寂寞、孤独、悲观等不良情绪加重精神分裂症状[4]。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提倡人是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的综合体，不仅要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还应提供包括心理、情感在内的支持。张瑞芬[5]研究表明，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只是其中一个治疗手段，家庭成员的支持干预可促使患者建立自尊，扩展意识，从孤独、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走出来，从而提供治疗效果，更好地融入社会。
精神分裂症疾病是一类特殊的疾病，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存在歧视心理，因此患者家属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既担心患者的健康，有存在害羞心理，更要承担治疗的经济压力[6]。本院对家属进行精神病相关知识讲解与介绍，告知坚持服药治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说明药物不良反应，鼓励家属督促患者服药；同时请家属对患者实施家庭支持，提供亲情的关爱，多与患者互动和交流，克服患者自闭、自卑心理，勇于融入社会功能，从而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得分均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SAN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和邓风燕等[7]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二者均是对家庭支持效果的最好诠释。
由此可见，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家庭支持，可有效改善患者消极情绪，护理过程将患者一家庭一社会有机地融合，既提高了治疗效果，又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的最好体现，值得推广和研究。
参考文献
[1]乔玉荣,王淑荣,姜亚民.阳性强化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疗效的观察[J].中国医药导报,2010,31(35):34.
[2]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5.
[3]Chien WT,Lee IY.The schizophrenia care management program for family caregiver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J].Psychiatr SERV,2010,61(3):317-320.
[4]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94-217.
[5]张瑞芬,沈丽珍,姜俊香.家庭干预模式在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中应用的效果评价[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3,29(6):28-31.
[6]陆红英,袁勤.家庭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2,18(28):3432-3433.
精神支持 篇5
甘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为今后五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作战图”和“任务书”。林铎同志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指出：“办好甘肃的事情，关键在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环境。”作为省纪委派出纪检机构，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必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要在澄清事实保护干部上花气力，营造“想干事”的氛围。澄清保护干部是当前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的重要任务，是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现实需求，必须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支持监督单位党组织匡正风气。
要在把握政策容错纠错上下功夫，营造“敢干事”的氛围。当前，推动监督单位党组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已成为提高纪检机关执纪问责能力、服务改革发展稳定、提振干部士气的重要课题，必须下大气力探索实践。
要在紧盯重点整改提高上求实效，营造“真干事”的氛围。加强对思想政治建设、推动改革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监督，是纪检机关和派驻机构的重要政治责任。
要在坚决查处为官不为上动真格，营造“要干事”的氛围。严查为官不为是省十三次党代会给纪检监察机关部署的重要任务，派驻机构要积极主动，勇于落实。
干部说到底是人民公仆，勤政廉政是为官立身之本，理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若任内无建树，事业无发展，辜负组织和人民期望，被问责是必然选项。派驻机构既要协同监督单位党组织把好脉、点好穴，主动问责，也要全方位、多角度抓好为官不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鼓励党员干部甩开膀子加油干。
精神支持 篇6
心里有火发不出来，
酒桌上朋友出“妙招儿”
2015年3月25日下午，家住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的张庆和妻子大吵了一架，摔门离开了家。出门后，他打电话邀几个经常一起喝酒的朋友，到一家川菜馆会合。每次和老婆吵架后，他都会找朋友喝酒发泄心中的苦闷。
6年前，通过别人介绍，张庆和妻子刘丽相识。当时张庆29岁，刘丽小他3岁。刘丽娇小柔弱，相貌也不差，张庆挺满意。刘丽眼中的张庆高大健壮，挺会哄人。很快，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
张庆脾气不太好，想到以前几个女朋友的离开，都是因为他爱发脾气，因此，与刘丽相处时，他不但比较隐忍，还把刘丽哄得开开心心。两边父母看他们处得不错，就催他们尽快结婚。半年后，张庆和刘丽携手走进了围城。
2010年10月，刘丽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让张庆和两边的父母喜不自胜。然而，日子没过多久，张庆的喜悦就被生活的烦琐和压力消磨得无影无踪。刘丽怀孕后没再上班，一家人的日常花销都靠张庆来挣。虽然双方父母有时会帮衬点，但两对父母退休金都不高，张庆也不好意思老向长辈要钱。
2011年4月的一天，刘丽苦着脸对张庆说：“孩子的奶粉喝完了，尿不湿也用完了，家里没钱了，能不能找人借点儿？”一听妻子提钱的事，张庆就有些头大，他所在的企业效益不好，每月3000多元的工资有时还不能及时发放。两个儿子一个月光奶粉都得1000多块钱，就这还不敢买太贵的。要不是两边的父母不时接济些，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就算再没钱，孩子的奶粉还是不能缺的。张庆翻了翻钱包，只翻出200多块钱。他把钱甩给妻子，不耐烦地吼道：“钱、钱、钱！天天给老子要钱，还让人活不活了？”丈夫的话让刘丽颇为生气，她委屈地说：“我怀孕、生孩子受了那么多罪，你体贴过我没有？你没能耐养活老婆孩子，反倒在这里发脾气，还是不是个男人？”
被妻子羞辱了一通，张庆压抑已久的情绪顿时爆发了，他扬起巴掌就想打妻子。没想到刘丽主动把头伸过来，流着泪说：“打呀，你打呀，挣钱没本事，打老婆显你的本事是吧？”看到妻子这架势，张庆先是怯了三分，扬起的巴掌轻轻落下，但又不愿输了男人的架子，便猛推了刘丽一下，骂道：“你个熊娘们儿，欠揍！”张庆劲儿大，一把将刘丽推到了沙发上。刘丽被激怒了，猛扑过来，俯在张庆胳膊上咬了一口。被咬急了的张庆挥拳就想打妻子，刘丽灵活地闪开了，拎起墙角的拖把就要应战。本来想用武力征服妻子，没想到刘丽比他还猛，这让张庆有些下不来台。他指着妻子骂道：“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说完，他摔门出去了。
听张庆诉说了和妻子发生冲突的经过，一个哥们儿安慰他说：“刘丽在家一个人带俩孩子也挺不容易，你得理解人家。归根结底，两口子吵架还不是为了钱的事，谁让咱挣钱少呢！”哥们儿的话说得在理，张庆慢慢消了气。
为了孩子和钱的事，此后几年，张庆和刘丽经常吵架。有几次，张庆还动了手，结果刘丽把孩子留给他回了娘家。一个人照顾俩孩子，弄得张庆手忙脚乱，还因为耽误工作受到领导批评。几次下来，他不敢再打妻子了。妻子对张庆来说，就像个刺猬，扎得他又急又气又无奈。
2015年3月25日，为了两个儿子过生日的事，张庆和刘丽又发生了冲突。刘丽建议在家弄几个菜，再把双方父母请过来热闹一下就行了。张庆却想到外边找个像样的饭店庆祝，那样孩子过生日有气氛。夫妻俩意见不一致，又发生了冲突，张庆摔门离开了家，找他那几个哥们儿喝酒诉苦去了。
饭桌上，看到张庆闷闷不乐的样子，一个朋友出了个主意：“既然你不敢打老婆，心里有气又发泄不出来，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刘丽。生气时，你就狠打你老婆的替身，这样既出了气，又免除了责任，刘丽也没有办法。”那个朋友的主意得到了其他人的附和。张庆却没有表态。朋友们笑他一个大男人让老婆给憋屈成这个样子，也真太难为他了。
击打老婆“替身”发泄，
丈夫“暴行”让妻子心惊肉跳
和朋友喝酒诉苦后的第三天，张庆和妻子因为琐事再次发生了冲突，窝了一肚子的火。他想到朋友饭桌上给他出的主意，便决定试一试。
平时张庆爱打篮球，于是，他找出一个旧篮球，用一块白布把篮球包好，用炭素笔在白布上写下“贱人刘丽”“我要打死刘丽”等泄愤的话。然后，他把那个写有妻子名字的篮球挂在阳台上，用拳头狠狠地击打，边打边骂：“天天气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这个贱人！”嫌拳打还不解气，他还用脚狠狠地踢。还别说，这一通折腾后，张庆心里舒服了许多，气也顺了。
张庆在阳台上发泄完，就出门找朋友喝酒去了。酒桌上，他对当初出主意的那个哥们儿说：“你小子出的主意还真管用，今天和刘丽吵完架，我弄个篮球，然后写上她的名字，对着篮球一阵拳打脚踢，越打心里越轻松。以前没用这个办法时，我气得撞墙的念头都有。”
听了张庆的夸赞，出主意的哥们儿得意地说，他以前看过一本管理方面的书，说在日本企业里，专门给员工设有发泄室，员工发泄的对象就是写有老板名字的沙袋。员工工作中受了委屈，有了不满，下班后到发泄室里对着沙袋一通踢打，这样，员工的火气就慢慢消退了。还说张庆不敢打老婆，只能找个“替身”练拳脚出出气了。那个哥们儿的话赢得一桌人的称赞。
张庆在酒桌上与几个哥们儿推杯换盏的时候，刘丽却在家里对着阳台上那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篮球恨得直咬牙。刘丽看到篮球上写有骂自己的话，心里就更加恼火，一气之下，她把篮球上裹的那层白布撕烂，把那只篮球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
那天，张庆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第二天上午，他发现阳台上那个用来发泄的篮球不见了，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着。刘丽冷冷地对他说：“既然你这么恨我，想打死我，咱们这日子过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离婚算了！”妻子嘴里吐出“离婚”二字，张庆没觉得惊讶，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你愿意离咱就离，不愿离咱就这么凑合着过，我是看透了，跟哪个女人过日子，时间长了都一样，女人只会胡搅蛮缠，想着法儿气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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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本以为提离婚会把丈夫吓住，转而他会向自己求饶，哄哄她，没想到丈夫却说出这样一番话。想想结婚几年来，自己的婚姻生活过成了一潭死水，丈夫整天跟朋友胡吃海喝，从来没对她上心过，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思？
刘丽把想离婚的念头说给了闺蜜，闺蜜劝她说：“天下的夫妻都一样，过着过着日子就成了温吞水。如果你真的离婚了，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儿子，为了孩子，你还得打起精神过。”闺蜜的话说得在理，刘丽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2015年11月初，张庆急着和朋友喝酒，连快要放学的儿子都不去接，这让刘丽十分生气，两人又发生了冲突。张庆被妻子闹得酒没喝成，心里十分憋气，就想去找那个写有“刘丽”名字的篮球发泄，可是篮球哪里还能找得到？于是，他把一个刚买不久的篮球用白布包起来，用碳素笔写下：“刘丽你这个混蛋”“坏女人刘丽”等文字，然后挂在阳台上，发疯似的击打起来。
看到丈夫目露凶光，刘丽没敢上前阻止，她怕激怒张庆，会受到暴力攻击。张庆击打了一会儿篮球，觉得还没有完全解气，又把篮球掷到墙角，用脚狠狠地踩，边踩边念念有词地咒骂。
对着篮球发泄了一通，怕妻子把“出气球”给扔掉，张庆找了把锁，把篮球锁在阳台上边的储藏柜里。做好这些后，他又出去找朋友喝酒了。张庆的怒气得到了发泄，刘丽却窝了一肚子火，她趴在床上大哭起来。
法院判决一锤定音，
当面击打妻子“替身”属家庭暴力
为了两个孩子，刘丽继续维持着自己的婚姻。她发现，这几年和丈夫发生的种种争吵，大都因家里经济状况不佳引起。有一次，在饭桌上，刘丽劝丈夫要么辞职找份工资高的工作，要么做份兼职多挣些钱。孩子一天天长大，不能仅满足于够吃够喝，得攒些应急的钱。
听妻子催自己出去找工作，张庆一脸不耐烦地说：“你以为外面的工作那么好找吗？好好的工作你让我辞了，找不到工作你养我？”自己好言相劝，没想到却让丈夫反感，刘丽指责张庆不上进，夫妻俩饭也不吃了，大吵了一架。张庆无处发泄，又从阳台上的储藏柜里拿出那个特制的“出气球”，在阳台上踢打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臭女人，整天惹老子不开心，我打死你！”刘丽气得想冲到阳台上去抢篮球，张庆却把阳台门反锁，挑衅似的骂道：“我就要气死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张庆在阳台上发泄完，然后出去找他的朋友喝酒去了，留下刘丽一个人在家生闷气。通过这次争吵，刘丽更觉得张庆不思进取，没有责任感，这样的老公已经无可救药了，她又有了离婚的念头。但一想到儿子，她还是下不了决心。
刘丽对丈夫心存不满，张庆对妻子也没有好脸色。两人平时说不上几句就吵，吵得凶了，张庆就锁上阳台门，对着那个“出气球”拳打脚踢，发泄完，就跑出去找哥们儿喝酒。这一幕幕情景剧隔不了几天就在家里上演，每当丈夫在阳台上恶狠狠地击打、咒骂另一个“自己”，那种拳击物体时发出的“嘭嘭”声撞击着刘丽的心，让她心悸。她觉得，丈夫的拳头说不定哪天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
也许是受了刺激，平时，刘丽只要听到“嘭嘭”的声音，心就不由自主地狂跳。有一次，她下班从一所中学的院墙外经过，只听“嗖”的一声，从院墙内飞出一只篮球，在她面前重重落下，随着惯性“嘭嘭”地跳跃着。那种“嘭嘭”的声音让刘丽好一阵心悸。
还有一次，刘丽睡梦中仿佛听到那种熟悉的声音，惊得她“啊”的一声大叫着坐了起来。弄清妻子被吓醒的缘由，张庆得意地笑了。看到丈夫不但不安慰自己，还幸灾乐祸的样子，刘丽对他更加失望。
2016年3月18日，刘丽和张庆又发生了冲突。张庆拿出那个写有妻子名字的篮球，嫌用拳头击打不解气，还用水果刀往篮球上猛戳，边戳边骂：“我捅死你个死八婆，让你气老子！”看到丈夫那近乎狰狞的面孔，刘丽不寒而栗。
刘丽对自己的婚姻已经绝望了，终于下定了离婚的决心。10天后，她聘请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并提出三条诉讼请求：因被告存在家庭暴力行为，请求法院解除她与被告的婚姻；因被告有暴力倾向，不适宜抚养孩子，请求法院支持原告得到双胞胎儿子的抚养权；因原告长期生活在被告的家庭暴力折磨下，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失费1万元。
4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法庭陈述阶段，刘丽拿出那个写有她名字及辱骂语言的篮球，并指着被刀子戳破的篮球声泪俱下地说：“我不想整日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我想过没有辱骂、恐吓的平静日子！”面对妻子执意离婚的要求，张庆在法庭上同意离婚，但同时表示，孩子是他们张家的血脉，他要求得到儿子的抚养权。
经过一系列的庭审程序，并经过合议庭合议，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让张庆没想到的是，法院不仅判令他与刘丽离婚，还判定他击打篮球并用刀戳破篮球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法院认为，被告张庆在用白布包裹的篮球上写有对原告具有攻击和威胁性的字句，并经常击打或用刀子扎破篮球，这是从视觉上折磨原告，其行为构成了精神暴力，使得原告遭受精神损害，被告应承担过错责任。因其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不宜直接抚养子女，双胞胎儿子的抚养权归原告所有。此外，法院还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法院的判决大出张庆的意料，他以为击打写有妻子名字的篮球，既发泄了内心的不满，又不会承担其他责任，没想到却被法院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
这个案件也给围城中人提了个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的今天，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等都被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如果女性遭到这些方面的侵害，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编辑：刘波〕
精神支持 篇7
关键词：社会支持,病情复发,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精神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大多数患者临床痊愈后需要长期住院或反复入院治疗,复发率较高[1]。临床资料显示,精神病最常见的一种类型———精神分裂症,其5年复发率超过80%[2,3]。研究表明,对于出院后的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更需要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支持来帮助其降低疾病复发率,摆脱困境,顺利重返社会[3]。因此,社会支持在患者的巩固治疗和康复及回归社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于2014年1~12月选取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精神科342例治愈出院的精神病患者进行长达1年的跟踪随访,采用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旨在研究社会支持水平对精神病患者病情复发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精神科342例治愈出院的康复期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为首次发病,包括精神分裂症289例,偏执型精神病51例,其他类型精神病2例。均符合国际诊断标准(ICD-10)中对精神病的诊断标准。治愈后患者病情处于康复期,精神症状轻微或几乎消失,无器质性疾病等。患者至少有1名家属与其同住并进行照顾,年龄为18~50岁,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342例精神病患者中,男200例,女142例;年龄18~50岁,平均(31.2±5.3)岁;文化程度:初中、高中138例,大专及以上204例;婚姻状况:已婚232例,未婚及其他110例;家庭收入情况:<5000元/月者145例,≥5000元/月者197例。本研究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被调查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工具
1.2.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SSRS量表为肖水源1986年设计,1990年修订,该量表的临床应用结果表明其应用信度和效度均较好[4]。该量表共有3个维度10个条目,其中,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总分为66分。高水平:总评分为45~66分,中等水平:总评分为23~44分,低水平:总评分≤22分。各维度和总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会支持度高。分别于出院当日、出院1年时进行评定。
1.2.2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5]
BPRS量表为张明园设计及修订而成,共包括5个方面18项问题,其中,焦虑忧郁4项,缺乏活力4项,思维障碍4项,激活性3项,敌对性3项,主要评定精神病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量表采用7级评分法,1分为无症状,2分为可疑或很轻,3分为轻度,4分为中度,5分为偏重,6分为重度,7分为极重。总分为18~126分,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总分越高病情越严重。一般情况下,以总分35分为临床界限,即大于35分的被测试者被归为患者组。分别于出院当日、出院1年时进行评定。
1.2.3病情复发判定[6]
随访期间发生下列任何一情况均视为复发:BPRS评定因子中的任何一项因子评分为5分或者二项因子评分为4分;患者病情加重或恶化。于出院1年时进行评定。
1.3 调查方法
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对患者及其家属定期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讲解,并给予心理健康教育。患者出院时给予出院医嘱,如定时服药、定期复查等安排。患者出院时详细记录患者家属的联系方式、住址等基本信息,每个月电话随访,并告知如更改联系电话一定要及时通知随访医生,于出院1年时复诊并填写问卷。
问卷填写前对调查者进行统一培训,被调查者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30 min内填完。被调查人员在统一指导语下独立填写问卷,当场收回问卷,从而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卷全部回收,可利用率为100%。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EPI软件录入,采用SPSS 15.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神病患者出院当日与出院1年时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比较
精神病患者出院1年时与出院当日SSRS评分结果比较,客观支持评分略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及SSRS量表总均分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精神病患者出院当日与出院1年时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评分比较
精神病患者出院1年时BPRS量表焦虑忧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性项目因子评分及总均分均较出院当日增高,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均P<0.01)。见表2。
2.3 病情复发与不复发精神病患者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出院1年时统计结果显示,342例患者中,94例病情加重门诊复诊,42例再次住院接受治疗,共复发136例,复发率为39.77%。病情复发与不复发患者SSRS评分情况结果显示,客观支持项目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项目因子及总均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3 讨论
精神病是一种易反复发作的疾病,患者痊愈出院后仍需要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维持治疗,而抗精神病药物常伴有副作用,患者耐受性低或家属护理不当等原因常常造成患者服药依从性降低,康复治疗效果差,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7,8]。患者康复治疗期间主要依靠患者家属及亲朋好友的照顾,因此家属社会支持程度高低对患者的的康复至关重要[9,10]。研究认为,社会支持是建立在社会网络结构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个体主/客观的影响力,社会支持显著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作为人类健康有益的社会因素已得到了广泛认同[8]。社会支持有助于患者疾病的维持治疗,也可使其得到愉快的情感体验,但是患者常因多种原因拒绝接受社会支持,导致社会支持利用度降低,总体社会支持程度下降。本研究对痊愈出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随访1年,调查结果显示,出院后1年的社会支持情况中,与出院日相比,患者所得到的客观支持没有明显变化,但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却明显降低。表明精神病患者在康复治疗期间较注重情感体验,心理情感需求尚未被满足,因此出现了社会支持利用度不高的情况,导致整个社会支持程度降低。
本调查结果显示,出院1年时患者BPRS量表评分结果明显高于出院当日的测评结果,患者焦虑忧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性评分均增高,提示出院后1年患者病情逐渐加重。出院1年时342例患者中复发136例,复发率为39.77%。病情复发患者社会支持程度低于不复发患者,主要体现在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方面(P<0.05)。提示精神病患者在出院后存在不太关心自身健康、有焦虑情绪产生、与家属或亲朋好友交流障碍、不愿意接受社会支持等情况,出院后病情逐渐加重,较易复发。刚痊愈出院的患者社会适应性较差,如果患者感觉到家属消极对待,将会产生病耻感、被歧视感,缺乏自信,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烦躁、失望等情绪,甚至不愿多接触社会,不愿与其他人增加交流机会,并产生服药不依从等情况,导致病情复发[11,12]。研究表明,增加患者家庭支持以逐步适应康复过程中的家庭环境,家属的关心和周到细致的帮助有利于患者接受康复治疗,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减少复发率[13,14,15,16]。
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社会支持水平低则损害患者的身心健康,并且社会支持对个体缓解心理压力发挥着普遍和具体的作用[17,18]。笔者认为,社会支持水平低可能是精神疾病复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可降低患者的疾病复发率。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家庭成员突发精神疾病同样是一个心理打击,患者发病后明显增加了家庭其他成员的照顾负担、经济负担及心理负担[19,20,21,22]。因此,通过改善患者家庭环境、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来促进精神病患者更好的利用社会支持,体会到被家属接纳和爱的感觉,进一步降低复发率,对患者的康复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神支持 篇8
关键词：绘画,个性创作,指导策略
在幼儿绘画创作活动中,每个班都会有一部分孩子有畏难或抵触情绪:有的不敢动手,说“我不会……”;有的怕画不好,画完了就将自己的作品撕掉;有的幼儿画了却不让别人(特别是成人)看……其实每个孩子刚接触笔时都会对“拿着它就能随意涂抹出东西”充满好奇和向往,都会做出大胆而随意的“胡乱涂抹”行为。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畏难和抵触的情绪呢?
不难看出,上述现象的出现,与幼儿所经历的体验有关。按照以往的做法,成人通常会对幼儿的“胡乱涂抹”行为进行否定甚至训斥,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违背他们生理、心理特征的高难度的绘画技能训练,例如根据老师的范画进行练习、根据简笔画书上的画面进行临摹等。评价幼儿作品时也往往以这些范例为标准,画得“像不像、好不好”是幼儿绘画活动“成功不成功”的依据。这种过分重视绘画活动结果的行为,就导致了幼儿畏难和抵触情绪的产生。实际上幼儿的“胡乱涂抹”是一种好奇心驱使下的、不受视觉控制的动作结果,是幼儿发展形象思维、完善思维环节的必经过程。
《指南》指出,艺术领域的目标是“喜欢进行艺术活动并大胆表现”、“具有初步的艺术表现与创造能力”。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成人应对幼儿的艺术表现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不能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评判幼儿,更不能为追求结果的‘完美’而对幼儿进行千篇一律的训练,以免扼杀其想象与创造的萌芽。”在幼儿期,成人特别是幼儿教师(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对他们的创作活动采取何种态度,将对他们一生的创作风格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根据《指南》精神,我在指导幼儿绘画创作时运用了以下策略,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接受、肯定、诱导,提供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
对于幼儿的“胡乱涂抹”行为,我们首先采取接受、肯定的态度。例如,当发现幼儿不能控制自己的小手而把颜色涂到桌面上时,就用大挂历纸或报纸铺在桌面上让幼儿尽情地涂;当幼儿爱拿笔在墙上涂画时,就把画纸糊在墙上,满足幼儿大胆涂画的欲望;当幼儿喜欢拿粉笔在黑板上、地板上涂画时,就带他们来到操场上自由地涂画;当幼儿拿着他的涂鸦作品让我们欣赏时,也总是由衷地赞赏他的大胆和独特。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诱导。我们经常在幼儿生活周围放置一些色彩鲜艳、形体单纯的玩具、画片等,刺激视觉对形象的感受,引导幼儿观察,使其印象深刻的形象得以在头脑中储存和识别,再适时地诱导他们用便于握捏的作画工具(如:棉签、油画棒、粉笔、粗水彩笔等)去涂抹,进而唤起并培养幼儿意识中潜在的对形象创造的欲望。至于画出的是什么、像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培养幼儿对形象的观察、记忆和识别,进而培养对形象的创造。逐渐地孩子们开始有意识地去表现其接触过的、较为熟悉的事物,想什么就画什么,喜欢什么就画什么,从画得像什么就叫什么,发展到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这期间已逐渐不再是“胡乱涂抹”,尽管他们创作出的作品形象比例还不正确,结构也不完整,但已明显具备对象的基本特征,他们笔下的形象便开始有了写实的倾向。
二、不作限制性的示范,提倡富有个性的创作行为
《指南》指出,“幼儿绘画时,不宜提供范画,特别不应要求幼儿完全按照范画来画。”范例是幼儿创作活动中的一大障碍,它使幼儿的创造思维受到限制,也使绘画活动变质为一种被动的、模仿性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只在涉及新的技巧及材料时,清楚、简短地示范如何运用材料、操作工具及工作的步骤,但从不画出完整的范例让幼儿模仿。一段时间后,孩子们的作品就有了可喜的成效:从构图、造型,到色彩选择,都极具个性化,无不体现个体对现实社会、对事物的认识态度及内心情感的体验。例如,在创作“我爱夏天”的主题画时,有的画了又大又红的西瓜,因为他最喜欢夏天可以吃西瓜;有的画了扇子,因为夏天到了妈妈就同意她把那把香香的扇子拿出来扇;有人画美丽的裙子,有人画家里新买的空调机,有人画自己在游泳……真是无奇不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个孩子对“夏天”这个季节的不同认识和独特的情感体验。
三、关注幼儿活动需求,提高个体创作的指导密度
《指南》指出,艺术教育要尊重幼儿自发的表现和创造,并给予适当的指导。绘画创作时必须提供多种多样的材料和工具,采用的也是让幼儿自由发挥的组织方式,这就经常会出现有多个幼儿同时需要个别指导的情形,这样一个教师是应付不来的。而不对幼儿进行及时的指导,就有可能挫伤幼儿的积极性,怎么办呢?一是两三位教师同时参与指导,最大限度地关注每个幼儿的活动情况,为每个幼儿的创作提供必要的帮助。二是采用分组活动的方式,例如把活动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段里进行,活动前估计好自己每次可以指导的人数(一般一次不能超过6名),然后安排其余的幼儿做一些不大需要指导的活动,例如桌面游戏、拼插玩具等,等第一组幼儿完成了绘画活动,便可以让他去选择桌面游戏、拼插玩具等,同时换上另一些幼儿来进行活动。这样就能照顾到每个幼儿,使他们在创作时能得到及时的支持。
四、做好观察记录工作,保护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指南》指出,在幼儿自主表达创作过程中,成人不能做过多干预或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幼儿,只能在幼儿需要时再给予具体的帮助。有的教师常常不断地问幼儿画的是什么,或作累赘的称赞,其实这样做会干扰幼儿的创作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静静地观察幼儿的创作情况,鼓励及引导幼儿构思,协助他们进行创作;当幼儿遇到困难时,设法了解问题,协助幼儿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法。因此,在幼儿进行创作时,我总是站在一旁静静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需要时才作出适当的照料。例如材料距离幼儿太远时,就将它移近,还可趁这个机会,观察幼儿创作的技能,包括材料的运用及表达方式等等,作为评估幼儿进展的依据。当察觉到幼儿在半途停下来,似乎在犹豫下一步该怎么画时,我会对其表示关心,给予适当的协助,例如,询问他“你需要帮助吗?”或与他讨论他的画,用问题提示他自己继续思考等等,但我从不问他们画什么,更不对幼儿的作品自作猜测,因为此时也许幼儿的意念还未很清楚,只想画画看,也可能是边想边画,意念不断在变,这是幼儿思维的特点,我们不能因表达了自己的意念而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意图。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可能在什么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我们对活动表现出的喜爱和投入,很容易让幼儿受感染,老师的态度使他们也乐于进行活动。所以,在组织幼儿美术创作时,我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画,但更重要的是及时记录幼儿创作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幼儿自己对作品的解释。因为幼儿掌握的绘画技能还不多,特别是小班幼儿,他们的绘画作品常常“抽象”得让人“看不懂”。为了让老师和家长进一步了解幼儿的创作意念,每次创作活动我都尽可能地记录幼儿自己对作品的解释,作为幼儿思维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记载。不料幼儿对我在他们的作品上写字感到非常的好奇,当得知是把他们画的内容记下来时,孩子们个个都美滋滋的,有的还激动地说:“我还要画,你再帮我写在这里。”因此,对于幼儿在画画时常常边说边画,甚至边画边做动作的行为,我不限制、不干涉,而是及时地把幼儿在绘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言行记录下来,并加以引导,激发幼儿进一步创作的欲望。这种做法不但可以使幼儿有成功的体验,使他们的绘画创作兴趣得以较持久的保持,还可以促进幼儿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和体验,发展口头表述能力。
五、及时回应,恰当赞赏,享受自主快乐的创作乐趣
《指南》指出,教师应及时“欣赏和回应幼儿自发的艺术活动,赞赏他独特的表现方式”。在集体面前及时反馈每个幼儿的活动情况和幼儿对自己作品的解释,给他们赞赏,让同伴分享每个人的经验,会让幼儿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感到自豪、满足。这对幼儿的成长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赞赏和鼓励要适当、具体、真诚,不可敷衍了事,也不能千篇一律地说:“你画的画真棒!”他们会感到你并没有真正看他的画。我常常以生动的口吻配上夸张的动作赞美他们的作品,这样最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例如:“你画的苹果又大又红,真好吃!啊——呜!我要一口吃掉它!”这样他们就会得意地去向同伴炫耀或继续下一步的创作。
六、全面展示,提升互动,开展积极有效的交流分享
《指南》指出,要及时“展示幼儿的作品,鼓励幼儿用自己的作品或艺术品布置环境”。以往,我们展示的仅仅是幼儿的绘画作品,家长看到的就只有孩子活动的结果,无法了解孩子的创作过程,当然评价孩子时就只能“和××比一比你画得怎么样”,“你画得好不好、像不像”等。现在,我把所有的记录都展示出来,不但美化了环境,还提升了环境与幼儿、家长的互动作用,让孩子喜欢向别人介绍自己创作的作品且言之有物,让家长(包括外来人员)一看到我们展示的环境,就能明了孩子创作的整个过程,包括孩子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作品、孩子的发展在同伴中有什么特色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把《指南》、《指南》解读等材料通过网络等多种方式让家长学习,引导家长逐步理解《指南》精神。在这种氛围中,家长不知不觉就转变了教育观念,掌握了评价的技巧,解读孩子的作品时也就能和幼儿园同步,考虑孩子多方面的发展因素了。
精神支持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73名对象均为我院2007年7月至2008年8月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符合CCMD-3诊断标准,且精神症状大部分缓解,自知力全部及部分恢复。其中男43例,女31例;年龄20～55岁,平均(34±11.2)岁;文化程度：小学13例,中学47例,大专及以上13例;病程3～23年,平均(7.7±9.2)年;排除其他精神疾病,无躯体合并症。73名对象随机分为2组,干预组37例,对照组36例。2组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程等分布方面无显著差异。
1.2 方法
1.2.1 护理干预
2组病人均接受常规治疗与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自出院前1周开始选择一位与病人生活关系密切的家属协助进行护理干预。第1周向家属讲解出院病人的注意要点及心理特征;第2周责任护士同病人沟通,了解病人出院后的适应情况,督促按医嘱服药,并帮助病人制定详细的作息计划;第3周了解病人同周围人的联系情况,鼓励其与亲戚、朋友多交流,并同时做好亲属的沟通工作;第4周鼓励病人参加集体活动,丰富病人的生活情趣,从集体生活中汲取生命活力,改善人际关系,摆脱病态思维的制约,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第5周了解近期康复情况及服药、身体状况、情绪体验等,鼓励其主动向亲人、朋友表达情感,争取支持和帮助;第6周和病人、家属沟通,让病人从事简单的工作和劳动,对表现积极的给予肯定、奖励,对欠主动的病人督促、落实。此后每周联系询问近况,对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协助患者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6个月后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病人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情况进行评估。
1.2.2 评定工具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病程,住院时间。医学应对量表(MCMQ)[2]：共20个条目,各条目按1～4四级评分;包括面对,回避和屈服3个分量表,测定患者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量表(SSRS)：共10条;分析指标包括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4个方面。用于评定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
1.2.3 评定及统计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2名护士在出院时及出院后6个月进行测试。所有资料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2组应对方式的比较
干预前2组与MCMQ应用于其他各类病人所得结果比较显示,面对量表评分显著低于其他病人(P<0.01),回避和屈服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病人(P<0.01)[3]。出院时,2组各项医学应对方式量表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干预后干预组面对量表评分明显升高(P<0.01),屈服量表评分明显下降(P<0.01),回避量表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 5)。对照组前后2次量表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 5)。干预后干预组面对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屈服量表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回避量表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1。
2.2 2组社会支持的比较
出院时,2组各项社会支持量表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出院6个月后干预组4项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P<0.05)而对照组前后2次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经干预后,干预组在总分、主观支持、客观主持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2。
3 讨论
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病程迁延、间歇发作、出院后社会适应不良、反复住院等情况。主要原因除了疾病本身的特点之外,由于患者自身抑郁、自卑、退缩、应对方式不良及社会支持缺乏造成的病情复发占很大比例。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改善其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促进康复,是缓解期病人护理方面的一个重点。
不同疾病的病人存在不同的应对方式,而不同的应对策略会影响疾病的进展和康复。本研究显示与其他各类病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缓解期更多的采用“屈服”,“回避”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采用“面对”方式[3]。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的自卑感及缓解期自知力恢复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使其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影响其对社会环境和生活的适应,对其身心康复产生不利影响。经过护理干预后,干预组面对量表评分显著升高,屈服量表评分显著下降;且面对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屈服量表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一系列结果均表明护理干预能切实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应对方式,使其克服抑郁、自卑情绪和心理压力,在生活中更多的采用“面对”的积极应对方式,而摒弃“屈服”、“回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提高对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
有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康复。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4]。而与正常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交面窄,社交活动少,社会关系松散、孤立而不利于其康复。张菊英等也发现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良内心体验是由个人、家庭、社会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5]。本研究结果显示,经护理干预后患者的主观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均有明显改善;且干预组在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方面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够改善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由家属配合护理人员鼓励、督促患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通过参与活动提高其社会能力、社会兴趣、责任心和计划性,能够使患者因疾病而遭破坏的生活技能和社会功能得以恢复和提高,从而对患者本人及周围环境发生积极影响,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这和翁永振、杜宪群等的研究结果也较为相似[6,7]。
本研究显示护理干预能影响患者的应对方式,最终会提高患者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看到自身优点,体会到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提高自我评价,增强自信心和责任心,达到促进康复、减少复发的目的。
注:同组干预前后比较*P<0.05,**P<0.01
注:同组干预前后比较*P<0.05,**P<0.01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方法将73例出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2组,干预组37例进行全程护理干预。对照组36例未进行护理干预。2组干预前后分别以医学应对量表(MCMQ)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进行评估并作对照分析。结果6个月后干预组MCMQ的面对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屈服量表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干预组的SSRS量表评分除利用度外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护理干预能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
关键词：护理干预,慢性精神分裂症,应对方式,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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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支持 篇10
关键词：心理干预,精神分裂症,治疗
精神分裂症易复发, 常规治疗下, 1年复发率50%, 5年复发率80%[1]。近几年有文献资料证实[2], 家庭的分歧、对患者的批评对首发精神病患者病情复发有着直接的影响。笔者对109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进行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 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1月-2010年3月我院收治的首次确诊精神分裂症患者112例, 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MD-3) 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3], 患者按病案单双号分为干预组60例和对照组52例, 干预组脱落2例, 对照组脱落1例, 皆因外出打工脱落, 实际入组干预组58例, 对照组51例。2组患者及家属在性别、学历、工作情况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仅给予常规社区管理, 包括定期随访、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健康教育等。干预组进行常规社区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家庭心理干预。其内容包括: (1) 个别健康教育。由1名精神科专科护士完成。每周1~2次, 通过电话、网络等方法, 向患者及家属宣传精神分裂症相关知识, 包括精神分裂症症状、治疗及预防复发的宣教, 了解患者用药情况, 并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 (2) 从第3周开始, 对患者及家属进行系统性的家庭治疗, 由1名家属治疗经验>5年的心理治疗师和1名助手完成, 要求患者和家属同时参加, 每2周1次, 总数为16~20次, 内容如下:让家庭成员分别介绍患者的病前病后表现及成员对其所持的态度, 了解家庭的情感表达方式, 定出家庭治疗计划, 结合家庭讲授生活特点及交流方式, 调整家庭交流方式, 改善家庭过高期望, 培养家庭成员的自信心和应对应激的能力等。 (3) 家属联谊会。每月进行1次, 总次数4~10次, 主要内容相互交流康复体会, 分享经验, 进行相互的情感支持。分别于第1、3、6、12、24及36个月末时对复发例数进行统计。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干预组第3、6、12、24及36个月末时复发例数均少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 干预组在第3、6、12、24及36个月末时复发例数少于对照组, 说明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能有效的减少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复发。
Haroah FM[4]提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成员的情绪气氛和行为对其预后有重要影响, 精神分裂症家属[5]有焦虑、内疚、烦恼、沮丧等情绪反应, 不能正确对待患者。家庭成员的消极态度[6], 可以强化患者的紧张情绪, 加重其悲观失望, 甚至自暴自弃, 极易增加复发的几率。而相关报道显示,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情感表达不正常[7、8], 其亲密度和适应性下降[9], 故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家庭心理干预非常必要。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家庭心理干预通过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使家属掌握一定疾病健康教育的方法, 降低其错误认知引起的病耻感, 同时通过反复的强化, 使他们提高了服药的依从性, 减少了复发。国内资料[1]显示, 因中断治疗、自动减量造成的复发占到总复发的44.11%;系统性家庭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及家属的不良情绪, 调整家庭交流方式, 改善家庭过高期望, 纠正不良的家庭表达方式, 使家庭关系更为融洽, 提高应对应激的能力;家属联谊会可以让家属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疾病治疗和康复经验, 并能得到相应的资源支持, 能大大的减少亲属的心理应激, 提高其自身心理健康水平, 这些措施都能大大的减少患者疾病的复发率。
综上所述, 家庭支持性心理干预对预防首发精神分裂症的复发有积极的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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