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测定

联合测定（精选八篇）

联合测定 篇1

2009年1月,全国地面沉降防治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指出:我国有96个城市和地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其中以上海的地面沉降最为明显;过量抽取地下水是产生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除压缩开采量外,加快地下水人工回灌,对减轻地面沉降具有显著效果[1]。开采与回灌地下水会促成地下水位的反复下降与回升,而软土作为一种软塑到流塑状态的粘性土,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地区,在地下水位反复下降与回升的情况下,软土层会发生明显的沉降与回弹变形。因此研究沿海地区地下水位波动带内的软土性状和变形机理,对于探索城市地下水位波动对地面沉降和承载力变化的影响机理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就软土回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Juarez、师旭超、孟庆山等[2~4]就淤泥的回弹变形、释水、吸水与越流发展过程以及加卸荷土体响应特性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针对水位波动及荷载变化下软土变形与渗透特性响应的研究尚不多见。在软土地基沉降模型预测方面,国内外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5,6],但其计算参数的获取仍然是难点。本文通过对饱和原状软土试样、重塑软土试样及粉土试样进行固结—渗透联合测定,通过同时调节水头和荷载,得到不同固结状态下土样的渗透系数,以此分析讨论不同荷载和水头耦合作用下,上海软土的变形及渗透特性,为考虑渗流与固结耦合作用下滨海地区城市地面沉降的合理计算提供可靠依据。

1 试验方案

1.1 试样的物理性质指标

本次试验对上海饱和原状软土试样分别进行竖直向和水平向取样,开展固结—渗透联合测定试验,同时制备饱和重塑软土试样及粉土试样进行对比分析。试验所用软土试样和粉土试样均取自上海临港新城,取土深度为3~15m。软土试样和粉土试样的物理性质指标见表1。

表1

1.2 试验仪器改装

在试验仪器方面,师旭超、李又云[7,8]分别对YS-1型压缩仪和K0固结仪进行过改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本次改装在K0固结仪上进行,改装后的K0固结仪的压力室及传压盖板结构如图1、图2所示。

本次改装采用动公差配合设计、涂抹黄油和加密封圈相结合的密封方式,既有效地减小了摩阻力,又实现了严格密封。

利用该试验装置,对饱和试样进行高压固结渗透联合测定时,只需要在不同固结压力、固结变形或固结时间下,固定加载装置使土样保持变形后的高度不变,通过传压盖板或压力室底部进水口施加水头进行渗透试验即可。

该装置在满足饱和土固结—渗透联合测定的前提下,将压力室两端的4个压力孔道通过体积压力控制器分别与水箱和高压气瓶相连,实现试样内部孔隙水压力Uw和孔隙气压力Ua的控制和量测,采用轴平移技术控制吸力,可探索和尝试进行非饱和土的固结和渗水、渗气试验。

1.3 试验方法

进行固结—渗透联合测定试验时,首先施加一定的预压力克服掉传压盖板与压力室侧壁之间的摩擦力。然后通过杠杆式加载装置施加荷载,进行固结试验,按照所需的累积固结时间序列记录变形量。渗透试验则在该级固结压力下,不同固结变形或时刻,固定杠杆式加载装置,使土样保持该变形后的高度不变,通过传压盖板和下环玻璃管施加水头,进行变水头渗透试验。从而可测得该固结压力下不同时刻及变形稳定后的渗透系数和变形量。

本次试验所用试样均为饱和土样,通过真空抽气饱和,饱和度均在96%以上。原状软土垂直向试样、重塑软土试样及粉土试样的加压等级分别为50kPa、100kPa、200kPa、400kPa、800kPa,按照实际测定的软土静止侧压力系数K0为0.6考虑,原状软土水平向试样的加压等级为30kPa、60kPa、150kPa、250kPa、500kPa。渗透试验则在每级压力下,分别在累计固结时间为16min、49min、200min和24h的时刻,人为干预固定杠杆式加载装置,施加水头进行渗透系数试验。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软土及粉土试样的e-lgσ'曲线

压缩曲线是室内土的压缩试验成果,它是土的孔隙比e与所受压力σ'的关系曲线。若考虑孔隙水压力对土体变形强度的影响,可进一步绘制出土样的e-lgσ'曲线。整理室内固结试验成果,图3给出了原状软土垂直向试样、重塑软土试样及粉土试样的e-lgσ'对比曲线。由图3可见,e-lgσ'曲线在对数坐标下具有线性关系,进而整理出上海软土试样的压缩指数Cc值如表2所示。

表2

从图3曲线和表2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原状土的孔隙比较大,具有一定的架空结构,相同固结应力作用下原状软土的有效应力水平明显减弱,因此原状软土垂直向试样的压缩率明显高于重塑软土试样和粉土试样,说明结构性对上海软土的固结特性有显著影响。原状试样的压缩性随深度的变化无规律性,但原状试样的孔隙比越高,相同固结压力作用下试样的有效应力越小,试样的压缩性也越高。

2.2 常水头作用下软土试样的固结变形特性

孔隙水渗流通过土体时,土骨架将受到渗透水流的拖拽力,它所产生的应力即是有效应力σ',有效应力σ'是控制土体压缩和抗剪强度的应力。图4给出了0m、1m、1.5m常水头作用下,取样深度为7 m的原状软土垂直向2#试样与重塑软土2#试样的应力—应变对比曲线。从图4可以看出:原状软土试样的应力—应变曲线明显高于重塑软土试样;在水头渗流作用下,原状软土与重塑软土的变形速率均有所加快,且在相同的固结应力下,渗流水头越高,软土试样的变形越大,这是由于水头升高使得试样中静水压力u越大,有效应力σ'相应越小,导致了固结变形速率加快。

2.3 不同固结状态下软土试样的渗透特性

利用改装后的K0固结仪可得到加荷后不同时刻的轴向变形和渗透系数。图5给出了固结压力为200kPa下,原状软土垂直向试样在不同时刻的渗透系数。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荷载施加的瞬间,试样的渗透系数骤然降低,然后逐渐趋于稳定值。这是由于随着试样变形增加,土体逐渐被压密,土体密度变大,孔隙比不断减小,孔隙之间原有的渗水通道被阻断,从而使试样透水性逐渐降低,并随着试样的固结逐渐稳定。图5中的渗透系数随土样深度的变化没有明显规律性,这是由于固结压力为200 k Pa下测定的渗透系数较天然状态下已有所降低,且降低幅度各不相同所致。

影响饱和土渗透系数最大的因素在于特定土的孔隙比e的变化与渗透系数k的关系。而e-k之间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仍然是对试验数据的一种函数拟合。E.H.Davis等[9,10]曾用式(1)来描述正常固结粘土的变形及渗流规律;类似的关系式还有式(2)。

式中:e,k分别为固结变形后的孔隙比和渗透系数;Ck为渗透指数;e0,k0分别为初始的孔隙比和渗透系数。

式中:C2为与颗粒形状和水流方向有关的系数;Ss为比表面系数;n为土的孔隙率;ν为水的动黏滞系数;ρw为水的密度。

大量的试验结果表明,渗透系数k与孔隙比e之间存在半对数线性关系,但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整理本次上海软土固结—渗透试验结果,表3给出了取样深度为7m的原状软土垂直向和水平向试样不同变形下的渗透系数。其e-k曲线可用式(3)较好地拟合。

式中:e、k分别为固结变形后的孔隙比和渗透系数;c、n为参数,由固结—渗透联合测定试验确定。

表3

将表3中数据用式(3)拟合,进而可以整理出原状软土垂直向试样、水平向试样以及粉土试样lge与lg[k(1+e)]关系曲线如图6~图8所示。图9、图10还分别给出了原状软土垂直向试样与重塑软土试样及粉土试样的e-k对比曲线。

由于在渗透系数量测时固定了加载装置,保持了土样变形后的高度不变,由此测得的k值为试样不同固结状态下的渗透系数,未考虑固结压力水平的影响。从图6~图8和表3可以看出:原状软土水平向试样的渗透系数明显高于垂直向试样;按K0为0.6考虑,相同固结应力水平下,原状软土垂直向与水平向试样的变形速率相近。此外,式(3)较好地拟合了上海软土试样和粉土试样的固结—渗透联合测定结果。根据图6~图8曲线可求得原状软土垂直向和水平向试样的参数c值分别介于0.96~3.18(10-7cm·s-1)和2.02~8.63(10-7cm·s-1)之间,参数n值分别介于3.0~5.8和3.4~8.2之间;粉土试样的c值介于4.45~10.2(10-7cm·s-1)之间,n值介于2.4~6.2之间。由式(3)可以看出,c值的大小反映了试样渗透特性的高低,c值越大,试样渗透系数越大。另外,c、n值还可用于建立软土地基沉降模型,为考虑渗流与固结耦合作用下滨海地区的城市地面沉降预测提供有效参数。

从图9可以看出,原状软土试样的初始孔隙比越大,渗透系数也越大;除浅层1#号试样外,相同的孔隙比下原状软土试样的渗透系数小于重塑软土试样,这是因为试验时固结变形破坏了原状土样原有的架空结构,改变了原状软土孔隙分布形态,增加了渗透水流的阻力。而重塑土样则的颗粒分布相对均匀,颗粒之间连接也相对松散。从图10可以看出,粉土试样的渗透系数明显高于原状软土试样;在固结过程中,粉土的孔隙比和渗透系数的变化趋势缓于原状软土,即在相同的加荷等级下,粉土的固结变形速率和渗透特性的降低趋势(随着土样的固结,孔隙比和渗透系数不断减小)均缓于软土试样。

3 结论

利用自行改装的固结—渗透联合测定装置,对上海软土进行了试验,并结合重塑土样和粉土试样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果。

(1)软土架空结构对上海软土的固结特性有显著影响,原状软土试样的压缩率明显高于重塑软土试样和粉土试样,试样的孔隙比越高,相同固结压力作用下的试样有效应力越小,试样的压缩性也越高。

(2)在水头渗流作用下,原状软土与重塑软土的变形速率均有所加快,且在相同固结应力作用下,渗流水头越高,固结变形速率越快。

(3)软土试样的初始孔隙比越大,渗透系数也越大;相同的孔隙比下原状软土试样的渗透系数小于重塑软土试样和粉土试样。

(4)对上海软土垂直向和水平向试样的固结—渗透试验结果进行了较好的拟合,得到了反映土体渗透性高低的试验参数,并建立了孔隙比和渗透系数的关系表达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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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晨光,于雪鹏,蔡伟.城市地面沉降与地下水位变化关系的数学模拟[J].中国煤田地质,2004,16(1):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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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又云,刘保健,谢永利.软土结构性对渗透及固结沉降的影响[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6,25(增2):3587～3592.

[9]Davis E H.Raymand G P.A nonlinear theory of consolidation[J].Geotechnique,1965,15(2):161～173.

联合测定 篇2

关键字 吡唑醚菌酯 ；氟菌唑 ；灰葡萄孢 ；复配增效 ；联合毒力测定

分类号 S481.1

番茄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由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 Pers.）引起的番茄灰霉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中国番茄产量与品质的重要病害[1]。吡唑醚菌酯（pyraclostrobin）是一种广谱、高效、安全的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主要通过阻止细胞色素b和c1间电子传递而抑制线粒体呼吸作用，从而使病原菌细胞因能量匮乏而死亡[2-3]。氟菌唑（triflumizole）是一种兼具保护和治疗作用的咪唑类内吸性杀菌剂，其主要通过抑制病原菌麦角甾醇的生物合成，从而使病原菌细胞无法维持正常的膜系统而死亡[4-5]。吡唑醚菌酯及氟菌唑对多种病原真菌引起的病害均具有优良的防治效果，但由于单一重复使用一种成分，防治番茄灰霉病具有较高抗性风险，作为QoIs类杀菌剂吡唑醚菌酯则更加凸显抗性问题[6-7]。由于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具有不同的结构类型和作用机制，且根据国内外相关报道，此二类杀菌剂间无交互抗性[6]，故本实验将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二者复配用于防治番茄灰霉病的可行性，寻找最佳配比，旨在延缓药物抗性的产生与发展。

目前该病害的防治手段中，化学防控是较为普遍且显著的手段之一，但由于诸如腐霉利、嘧霉胺等常规药剂的长期单一性、连续性、反复性地使用已使番茄灰霉病菌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8-9]。国内对吡唑醚菌酯和氟菌唑在番茄灰霉病防控及灰葡萄孢菌丝抑制研究方面的报道以单剂及与其他化合物复配居多。纪军建等[10]通过菌丝生长速率法研究8种杀菌剂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毒力时发现，吡唑醚菌酯其菌丝生长抑制中浓度为15.251 7 mg/L。王春伟等[11]通过研究22种杀菌剂对人参灰霉病病原灰葡萄孢的毒力时发现，氟菌唑对其菌丝生长抑制中浓度为0.720 0 mg/L。有关吡唑醚菌酯相关混剂防治番茄灰霉病方面，2013年德国巴斯夫在我国登记注册了42.4%氟唑菌酰胺·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在番茄灰霉病上茎叶喷雾使用[12]，且陈春利等[13]研究发现，该混配制剂对于辣椒灰霉病防效较好，推荐剂量225～450 g a.i./hm2。而吡唑醚菌酯及氟菌唑与其他成分复配针对番茄灰霉病的防控研究方面国内则鲜有报道。本研究以寻求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之间最佳质量配比为切入点，通过菌丝生长速率法结合孙云沛公式法判断二者最佳配比，从而达到提高药剂利用效率，延缓抗性产生。通过大量的配方筛选工作，测定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在不同配比情况下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毒力水平，通过复配增效判定标准，以期找到具有增效作用的配方配比。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药剂

吡唑醚菌酯原药：有效成分含量≥95%，由德国巴斯夫提供；氟菌唑：有效成分≥95%，江苏禾本生化有限公司提供；丙酮，分析纯，西安三浦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产。

1.1.2 供试培养基

马铃薯琼脂培养基（PDA）参考方中达[14]的方法配制。

1.1.3 供试菌种

番茄灰霉病菌（B. cinerea），分离自南宁周边地区，经纯化培养后经柯赫氏法则验证其致病性后将菌种接种于PDA培养基中，在24℃，相对湿度90%条件下培养4 d，菌丝长满培养皿后用0.4 cm打孔器打成菌饼备用。

1.2 方法

1.2.1 吡唑醚菌酯及氟菌唑及其混配剂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影响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吡唑醚菌酯、氟菌唑、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各配比组合物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的影响，各药剂处理浓度见表1。将供试菌饼接种至各处理各浓度梯度含药PDA平板中央，菌面朝下，设置无药剂溶剂PDA平板为对照，每浓度重复3次，将平板置于24℃，90%湿度条件下培养，待菌丝生长直径达到培养皿直径约50%时（48 h左右）调查结果，测定菌落直径，按照下述公式计算抑制率。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对所得各处理菌落直径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1.2.2 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室内联合毒力测定

根据1.2.1所述各药剂不同浓度处理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抑制率，以药剂浓度对数为自变量x，以菌丝生长抑制率的几率值为因变量y，数据通过DPS数据统计软件拟合，计算各个药剂处理的毒力回归方程、相关系数r，并根据回归方程求出各药剂的EC50及95%置信区间。

通过下述孙云沛公式法计算复配共毒系数，评判各配比浓度增效水平[15]。

单剂毒力指数（TI）=×100

混合毒力指数（ATI）=×100

混剂理论毒力指数（TTI）=∑（各单剂毒力指数TI×各单剂所占比例P）

共毒指数（CTC）=×100

增效评价标准：共毒系数（CTC）≤80为拮抗作用，80

2 结果与分析

2.1 吡唑醚菌酯及氟菌唑及其混配剂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影响

nlc202309040442

吡唑醚菌酯和氟菌唑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吡唑醚菌酯和氟菌唑对番茄灰霉病菌均具有强烈的抑菌作用，其中，以氟菌唑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抑菌作用最强，其EC50值仅为0.908 6 mg/L，是吡唑醚菌酯的13.5倍（吡唑醚菌酯的EC50值为12.279 7）。说明2种杀菌剂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毒力存在明显差异。

2.2 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室内联合毒力测定

吡唑醚菌酯和氟菌唑不同配比对番茄灰霉病菌的毒力测定结果（表2）表明，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在质量比分别为5∶1、4∶1、1∶3、1∶4和1∶5时，增效作用不明显，其CTC介于102～106；当质量比为3∶1时，增效作用明显，此时的CTC为118.68；当质量比在2∶1～1∶1时，各处理CTC均大于120，尤其当质量比为2∶1时，CTC值达到131.85，远大于120，表明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3 讨论

据相关报道，番茄栽培种质资源只有有限的基因型和表现型变异，且对番茄灰霉病菌不表现较高水平抗性[16]。可见，到目前为止，抗灰霉病番茄品种相对较为缺乏。因此，选择适当的药剂成为防治番茄灰霉病的重要措施。本研究表明，吡唑醚菌酯及氟菌唑单剂对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与其相关的大田研究也表现出对番茄灰霉病的良好防效。但长期连续单一使用某一种药剂极易诱使病原菌产生抗药性。具杀菌抗性行动委员会（Fung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FRAC）表示，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由于其靶标单一性，具有较高抗性风险；与此同时，灰葡萄孢（B. cinerea）对不同种类杀菌剂均有可能产生较高抗性；而此类杀菌剂长期连续防治由灰葡萄孢引起的作物病害则进一步提升灰葡萄孢对此类杀菌剂的抗性风险[7]。可见，作为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的吡唑醚菌酯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应用不当，则很容易因抗性问题而出现防治失败的情况。对于氟菌唑，同样存在上述可能。因此，为了延长吡唑醚菌酯、氟菌唑使用寿命，采用科学配比复配使用，成为提升药效、减缓病原菌抗性产生的重要措施。

本研究表明，吡唑醚菌酯与氟菌唑复配对于番茄灰霉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二者尤其在质量比2∶1情况下复配，共毒系数最高。由此得出，二者混配用于防治番茄灰霉病具有一定可行性，研究结果可作为生产中农药复配或田间混用的依据。由于药剂在大田施用过程中，药效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室内生测与田间实际防效可能会有所偏差，该结论尚需大田试验的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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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测定法中液塑限的求解 篇3

1 规范中联合测定法[1]

采用《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E40-2007) 液限和塑限联合测定法确定液限和塑限时, 同一土试样的圆锥仪入土深度与其含水率之间在双对数坐标上近似为一直线关系, 根据其直线关系可求得入土深度为20 mm和2 mm的含水率, 它们即为土试样的液限和塑限。规范中求取液塑限的方法是采用作图法, 即以含水率为横坐标, 圆锥入土深度为纵坐标在双对数坐标纸上绘制关系曲线, 三点应在一直线上。当三点不在一直线上时通过高含水率的点和其余两点连成两条直线, 根据液限和入土深度关系图上查得入土深度, 以此hp再在h-ω的两条直线上求出相应的两个含水率。当两个含水率的差值小于2%时, 应以两点含水率的平均值与高含水率的点连成一直线, 当两个含水率的差值大于等于2%时, 应重做试验。目前, 公路上常采用作图法确定液限和塑限结果。由于作图法是在双对数坐标图上点绘, 速度慢、误差较大, 为此, 本文依据 (ω, h) 在l gω-lgh坐标系中较好的线性特点, 应用解析法建立了ωL、ωP数学表达式, 并利用EXCEL在计算机上操作, 取得了方便、快捷、准确的效果。

2 解析法应用原理[2~4]

如图1, 设A (ωA, hA) 、B (ωB, hB) , C (Cω, hC) 为用联合测定仪测出的相同土样的3个实测值, D (ωd, hd) 为所求任意点含水率与圆锥下沉深度值。按3点不在一条直线上考虑。以A为顶点与B、C两点连成AB、AC两条直线。这两条直线上当圆锥下沉深度为hp时的2个含水率分别为ωH1, ωH2

式中对于细粒土hH1=hH2=hP=ωA/ (.0524ωA-.7606) , 而对于砂类土 将hH1、hH2代入

将h=20 mm代入 (6) 式求得液限ωL

将求得的液限代入hP=ωL/ (.0524ωL-.7606) (细粒土) 或hP=296.-.122ωL+.0017ωL2-.00000744ωL3 (砂类土) 解得hP, 令h=hP代入 (6) 式即得塑限ωP。

由解析法求解液塑限过程可以看出该方法对试验数据的处理非常适宜计算机操作, 从而减少人为误差。

3 EXCEL应用流程

3.1 流程图

(如图2)

3.2 算例

已知某试样液塑限联合试验数据见表1, 运用解析法和作图法计算结果见表2。

4 结语

采用解析法和Excel表格处理液限、塑限测试数据, 确定出的液限、塑限值比规范作图法具有更高的试验精度, 避免后者由于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成果误差, 同时又比规范作图法要准确。利用计算机Excel编辑计算土体液、塑限值, 每次只要输入土重和锥入深度, 结果便可输出, 既简单又直观, 在生产中使用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0-2007) [S].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7.

[2]盛海洋.解析法在公路液塑限试验成果确定中的应用[J].交通标准化, 2007 (6) .

[3]徐奋强.粘性土液塑限测定试验研究[J].岩土工程界, 2006 (11) .

联合测定 篇4

1 黄土的特性

1.1 胀缩性

黄土遇水体积膨胀, 使其上面的建筑隆起, 干燥后体积收缩, 并使其上面的建筑物下沉。如此反复建筑物形成裂缝及剥落, 降低建筑物使用寿命。

1.2 崩解性

新黄土孔隙较大, 土质疏松, 浸入水中后, 吸水湿化, 很快全部崩解;而老黄土孔隙较小, 土质紧密, 则需经一段时间才崩解, 红色黄土孔隙很小, 土质紧密, 浸水后基本不崩解。

1.3 多孔裂隙性

黄土具有很高的空隙度。黄土中的空隙呈垂直或倾斜的管状, 以垂直为主, 上下贯通。

1.4 强度衰减性

黄土的强度随含水率的增大而减小。在天然含水率的情况处于较坚硬的状态, 具有一定的强度。但浸湿后不易干燥, 强度急剧下降。

1.5 湿陷性

黄土在外加荷载及土体自重的作用下, 受水浸湿后, 因土体结构破坏, 而发生大量剧烈的附加下沉, 即形成湿陷。

1.6 渗水性

因黄土具有胀缩性, 多次反复形成裂缝, 水从裂缝中下渗, 渗入深度增加;又因黄土具有大孔隙垂直节理等特性, 其垂直方向的渗透性较水平方向为大;但粘粒含量较多的黄土可以成为透水不良或不透水的土层。

2 黄土地区界限含水率指标的重要性

黄土和黄土状土, 大多数为粉土, 是工程建设经常遇到的土类之一, 界限含水率是决定黄土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黄土的定名分类、划分状态、评价承载力、估计最优含水率、估算土的力学性质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土的工程性质评价有实用意义的主要是液限wL、塑限wp、缩限ws, 液限是细粒土由可塑状态转到流动状态的界限含水率;塑限是细粒土由半固体状态转到可塑状态的界限含水率;缩限是细粒土从半固体状态不断蒸发水分, 体积逐渐缩小, 直到体积不再收缩时的界限含水率[1]。

3 联合测定法确定界限含水率的的原理及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试验室根据《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1999) 中的规定常用采用联合测定法确定测定土的界限含水率, 由于联合测定法受外界及人为因素影响较小, 因此, 不论对何种细粒土, 无论它的可塑程度大小, 用此法测得的试验结果都应该满足理论上的双对数直线关系。

联合测定法试验原理的理论基础就是认为细粒土在液限和塑限状态时, 抗剪强度τ为固定值, 用抗剪强度就可以实现对土的液、塑限状态的描述。而这个理论基础如果成立, 就应该满足以下两点要求:1) 由于传统的滚搓法配合碟式液限仪法是基于对土的可塑状态的描述, 直接从土的物理状态上判断出液、塑限的出现, 因此, 用联合测定法测出的土的液、塑限, 应该与传统的滚搓法测塑限配合碟式仪法测液限试验结果相一致, 而由此计算出的塑性指数IP, 能够反映土的真实可塑性;2) 由于联合测定法受外界及人为因素影响较小, 因此不论对何种细粒土, 无论它的可塑程度大小, 用此法测得的试验结果都应该满足理论上的双对数直线关系。

但是,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论述及试验证明, 这两个条件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得到满足。

用联合测定法测出的土的液限, 与碟式仪测液限试验结果并不一致的。Karlsson (1961, 1977) , Oliiveira (1995) , Leroueil S和Le Bihan J P (1996) 等都曾经在试验中证实了用联合测定法测得的液限值存在差异[3], “传统的碟式仪和联合测定法在测土的液限时确实存在差异, 且这个差异随着土液限值的增大而增大, 范围可达10%-200%”[4]。

因此由联合测定法测出土的液、塑限计算出的塑性指数IP, 并不能反映土的真实可塑性。理论上[2], 对土的可塑性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黏土矿物, 塑性指数的大小与黏粒含量的多少有直接关系, 黏土矿物的含量及其亲水性等物理性质的不同引起土的可塑性的不同。但我们在试验所进行的相关试验结果证明, 对于粉土, 由联合测定法试验结果计算所得塑性指数IP值几乎相等, 黏粒含量却相差近两倍;我们在试验室所进行的相关试验证明, 对于粉土, 联合测定法试验数据不但不呈现理论上的双对数直线关系, 甚至出现前端数据点几乎呈水平态势的现象。此时可以认为, 联合测定法的试验原理在此时不能成立。

此时, 根据试验所测得的“液、塑限”并非为土真实的可塑状态的上限和下限, 由此计算而得的塑性指数不能够反映土体真实可塑性。这就说明, 联合测定法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而要想找到试验原理不能成立的原因, 就需要在大量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从联合测定法原理产生和发展, 细粒土的液、塑限以及抗剪强度的定义、特性等多方面分析研究, 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试验找到联合测定法的使用条件和范围。

黄土属于低塑性土, 由于颗粒表面毛细现象严重, 粉粒含量较大, 往往呈现“假塑性”。由于粉粒具有比面积不大, 表面活性弱, 毛细现象很活跃的特点, 使得土颗粒并非由于土中黏粒及其表面吸附水膜之间紧密的黏聚, 而只是在毛细压力下的一种松散的聚合。这种“假塑性”状态, 并不是土的真正的稳定的可塑性, 而土体真正的由黏聚力控制的可塑性往往由于黏粒含量相对较少而很低, 甚至接近0。

而“假塑性”, 使得液限WL、WP及塑性指数IP失实且离散现象严重[2], 导致分类定名结果与实际不符的结果。通过实践发现, 对于粉土用联合测定法测得的液塑限偏低, 因此对下沉深度应提出过质疑, 其结果虽然也认为在双对数坐标上线性关系较好, 但在低含水率时测点有时向左偏移的现象,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建议

对于黏粒含量低于13%的粉土在进行联合测定法试验时, 只有在保证圆锥下沉深度足够大时, 才可根据试验数据绘出双对数直线。并且, 由此得出的IP值仅作为参考数据, 分类定名仍然以颗粒分析试验结果为主。

参考文献

[1]张振营.岩土力学[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 132-133.

[2]侍倩.土工试验与测试技术[M].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3]Leroueil S, Le Bihan J P.Liquid limits and fall cones.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1996, 33 (5) :793-798.

[4]Sridharan A, Prakash K.Mechanisms controlling the undr-ained shear strength behaviour of clays.Geotechnical Jour-nal, 1999, 36 (6) :1030-1038.

[5]周健, 刘文白.环境岩土工程[M].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4.

联合测定 篇5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入院进行治疗的腹水患者25例,其中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9例,患者年龄在18～81岁,中位年龄为56岁。其中恶性腹水患者12例,并且有6例患者胃癌腹膜转移,有3例患者为原发性肝癌,有2例结肠癌腹膜转移,有1例卵巢癌腹膜转移。剩下的为13例良性腹水患者,其中有6例为肝硬化腹水,有6例为结核性腹膜炎,有1例为细菌性腹膜炎。恶性腹水的诊断依据:腹水中发现恶性肿瘤原发灶,在腹水中找到恶性肿瘤细胞挥着呗腹腔镜证实有腹膜发生转移。良性腹水的诊断依据:在各项检查中均未发现有恶性肿瘤现象,并且患者自身有明确的病因。

1.2 方法

运用行腹腔穿刺技术在患者体内抽取腹水100～500mL,对其进行腹水DNA含量的测定,并且运用腹水细胞学、癌胚抗原以及糖抗原19-9等技术对其进行检查。运用流式细胞检测法对腹水DNA含量进行测定与鉴别。在仪器方面选择美国COULTER公司生产的EPTCS XL-MCL流式细胞仪,以及DNA-PREP REAGENTS KIT试剂盒。每次检测前要将变异系数调制3%以内,操作时必须要使用健康人新鲜外周血淋巴细胞校准仪器进行调制。然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首先进行DNA荧光染色取经抗凝以及细胞悬液制备的腹水操作,然后进行离心,并且在离心操作完成后对脱落细胞进行收集,再进行PBS洗涤操作。操作时,将细胞数调节至每升的规定数据之间,然后取100μL的细胞悬液,并在里面加入打孔液以及固定液100μL,加入含有Rnase的PI 100μL,最后对其染色30min。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COULTER公司的MCYCLE软件进行分析,以JANET为参照标准,正常人淋巴细胞DNA含量为对照标准进行二倍体与异倍体的判断。

2 结果

FCM检测出非整体为阳性,将其与CEA、CA19-9阳性率进行比较得出,腹水FCM的敏感性为91.7%,明显的高于其他方法。FCM的假阳性率为7.7%,CEA与CA19-9的假阳性率分别为23.1%和15.4%,经过统计学处理后发现,各种检测方法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而运用腹水细胞学技术进行检查时,虽然特异性为100%,但是敏感性却比较低,仅为41.7%。

3 讨论

临床上对良、恶性腹水的鉴别诊断仍然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检测者如果由于检测方法或自身因素而误把良性腹水诊断为恶性腹水,对患者来说,无疑会对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严重伤害。而检测者如果由于检测方法或自身因素误把恶性腹水诊断为良性腹水,则会延误患者的治疗时机,因此当前医学上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能提高腹水的诊断准确率。

DNA含量的增多是肿瘤无限制迅速增长的物质基础,而DNA的含量异常,且异倍体的存在则是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标志。本研究发现,腹水的细胞学检查、腹水CEA以及CA19-9测定等检测技术的阳性检出率明显低于FCM检测技术的阳性检出率。腹水DNA的敏感性指数低,仅为41.7%,虽然腹水DNA检测技术的特异性指数高达100%,但是在腹水细胞学不典型时,诊断仍然会比较困难。而运用流式细胞检测技术,敏感性指数为91.7%,明显增高。如果将CEA或者CA19-9检测技术并行联合,敏感性指数则分别为95.2%和95.8%。因此,除常规检测腹水脱落细胞、CEA、CA19-9等,在临床工作中,还应积极开展对腹水DNA含量的测定工作,对于恶性腹水可能性较大的患者更应该如此,以此来对诊断的准确率进行提高[1,2,3]。

虽然在对腹水DNA含量进行测定时,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产生,如一过性标本制备不当及数据分析误差。但是对腹水DNA含量进行检测相比其他方法有很多优点,标本容易收集,无创性,其次标本也易处理,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摘要：目的 对腹水DNA含量测定鉴别良、恶性腹水的方法给肿瘤的诊断进行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入院进行治疗的腹水患者25例,其中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9例,患者年龄在18～81岁,中位年龄为56岁。运用流式细胞检测法对腹水DNA含量进行测定与鉴别。结果 恶性腹水中癌细胞的检出率只有40%左右,而且细胞病理学的采样工作需要重复进行许多次,并且检测者的主观因素会对检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结论 联合应用腹水DNA含量对良恶性腹水有良好效果,值得推广。

关键词：腹水,DNA含量,鉴别

参考文献

[1]汤钊猷.现代肿瘤学[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124-125.

[2]王强,吴清明.端粒酶对良、恶性腹水的鉴别诊断价值[J].中国实验诊断学,2009,13(6):45-46.

铬镍系不锈钢中铬镍含量的联合测定 篇6

铬、镍是不锈钢中的重要元素。其中铬是使不锈钢具有耐腐蚀性能的基本元素。早在1910年就已发现, 钢中铬的质量分数超过12%时, 就有良好的抗腐蚀和抗氧化性能[1]。镍是促进奥氏体形成的元素, 又具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因此, 镍一般都与其他元素配合使用, 使钢获得优良的综合性能。

常规单测不锈钢中铬、镍的方法欠简捷, 本文在国标[2,3,4,5]和文献[6,7]的基础上进行条件试验, 拟定快速联合测定铬、镍的方法, 不仅节约了药品、显著降低成本,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仪器与试剂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盐酸-硝酸混合酸:3+1;

氢氟酸:ρ约1.15g/m L;

高氯酸:ρ约1.67g/m L;-15+1

硫酸-磷酸混合酸:15+15+75;

N-苯代邻氨基苯甲酸溶液:2g/L, 每升溶液中加2g无水碳酸钠, 加热溶解后, 稀释, 混匀。

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液:c (Fe2+) =0.01mol/L, 称取与试样含量相近的同类标准物质, 按分析步骤操作, 求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溶液对铬的滴定度T (mg/m L) 。

过硫酸铵溶液:40g/L, 现用现配;

酒石酸钾钠-氢氧化钠-丁二酮肟混合液 (显色液) :丁二酮肟5g/L, 酒石酸钾钠、氢氧化钠各含100g/L。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试验用水为蒸馏水。

1.2 试验方法

1.2.1 样品的溶解

称取0.1000g试样置于150m L锥形瓶中, 加10m L盐酸-硝酸混合酸, 低温加热至试料溶解 (高硅试料溶解时可滴加数滴氢氟酸) 。加入5m L高氯酸, 继续加热蒸发至冒高氯酸白烟并上升至瓶口维持20s。取下, 自然冷却, 或冷却至有盐类析出, 加30m L水, 摇动溶解盐类, 冷却至室温后定容于100m L容量瓶中 (此为母液) 。

1.2.2 铬含量的测定

吸取20m L母液置于300m L锥形瓶中, 加入20m L硫酸-磷酸混合酸, 混匀, 用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液滴定至淡黄色, 加3滴N-苯代邻氨基苯甲酸溶液, 继续滴定至溶液呈亮绿色为终点。

式中:m为试样量, g;T为硫酸亚铁铵标液对铬的滴定度, mg/m L;V为硫酸亚铁铵标液的消耗体积数, m L。

1.2.3 镍含量的测定

分取10/5/2m L (根据镍含量高低而定) 母液置于50m L容量瓶中, 加10m L过硫酸铵溶液, 加入10m L显色液, 水定容, 摇匀。放置20min, 用1cm比色皿, 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于波长530nm处, 测量其吸光度, 由标准曲线上查得含镍量。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称样量的选择

试料称取量与其铬含量和滴定用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液的浓度有关, 为保证滴定的准确度和精度, 根据硫酸亚铁铵标液的浓度称取合适的试料量, 控制消耗的体积在10~50m L。

本方法所用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液的浓度为0.01mol/L, 称取ωCr=15.66%和ωCr=24.45%的同类标准物质, 按分析步骤操作, 消耗的滴定液体积分别为16.00m L和25.00m L, 求得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溶液对铬的滴定度T (mg/m L) = (0.1958+0.1956) /2=0.1957mg/m L (此数值不固定, 随溶液的配制浓度的变化而变化) 。

若想控制消耗的体积在10~50m L, 则测定液中铬含量应在1.957mg~9.785mg。对于铬含量在15%~25%左右的样品, 当称样量控制在0.1000g时, 测定液中的含铬量在3mg~5mg, 符合测定范围。

2.2 溶样酸及铬氧化剂的选择

GB/T 223.11-2008中选用的铬氧化剂是过硫酸铵, 即:试样用酸溶解后, 在硫酸-磷酸介质中, 以硝酸银为催化剂, 用过硫酸铵将铬氧化至六价, 用硫酸亚铁铵标液滴定;GB/T 223.23-2008中选用的是高氯酸作为铬的氧化剂, 排除三价铬的干扰。经试验, 本方法选用高氯酸作为铬的氧化剂。反应方程式如下:

因有磷酸存在时锰亦被高氯酸氧化成三价锰而干扰存在, 故溶样酸中就不宜有磷酸存在, 从选为王水。

2.3 镍分取液体积的选择

镍测定分取液体积的确定与其含镍量和丁二酮肟的用量有关。为保证测定的准确度和精度, 本测试方法控制每毫克镍锰铜对应0.5m L丁二酮肟乙醇溶液 (10g/L) , 并过量。如:对于含镍量大于4%的样品, 分取体积为2m L。

3 结语

3.1因锰在有磷酸存在时会被高氯酸氧化成三价锰而干扰存在, 故溶样酸中就不宜有磷酸存在, 从选为王水。

3.2铬氧化时, 高氯酸冒烟是关键, 炉温、时间等一定要一致。此外, 高氯酸冒烟时产生的氯可能使铬呈氯化铬酰挥发, 而使铬的结果偏低。铬含量越低其氧化率越低, 因此要用同类标准物质与试料同时操作, 消除可能产生的系统误差。

参考文献

[1]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编.-2版.铸造手册.第2卷, 铸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8.

联合测定 篇7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1月至2011年2月本院就诊的36例异位妊娠患者作为异位妊娠组, 所有患者均依据病史、体检、阴道超声或经手术后病理确诊。同期门诊收治的宫内正常妊娠者30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女性停经时间小于或等于8周, 在年龄、孕产次、体重、孕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异位妊娠患者入院次日晨, 未经治疗前抽取静脉血3 ml, 经3000 r/min离心5 min后取血清, 置于2℃～8℃冰箱备检, 作初次β-HCG 和孕酮测定。以后每周复查1次, 同时行B型超声检查以了解宫内外有无妊娠囊, 附件区有无包块等。对照组采集静脉血每次3 ml, 同法检测 β-HCG、孕酮值。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及配套试剂测定β-HCG及孕酮值, 血清 β-HCG及孕酮试剂的批内变异和批间变异均<5%。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overline{x}\pm s)$表示, 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异位妊娠组血清β-HCG和孕酮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 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讨论

典型的异位妊娠通过病史、体征、B超检查、后穹隆穿刺以及连续的血β-HCG的测定能很快诊断。但很多患者的病史不典型, 体征不明显, 常和急性盆腔炎和早孕流产难鉴别, 且有些宫内孕的患者宫内孕囊出现的较迟。超声检查在孕4～5周时难以见到胚芽的影像, 因此, 生化试验在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中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是由胎盘的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 它是由а和β二聚体的糖蛋白组成。HCG 的产生直接与滋养层细胞的数量和对数生长有关, 血清HCG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异位妊娠的可能性。如果HCG滴度下降, 说明滋养细胞活性在减退。血清 HCG是最早应用于异位妊娠诊断的客观指标之一, 其价值得到公认。黄体酮又名孕酮, 为孕激素。是人体天然分泌的孕激素。孕激素具有负反馈的调节作用, 能够抑制自身分泌, 而且也能够抑制雌激素的分泌。在健康未孕女性的整个月经周期里, 排卵前的孕激素水平最低, 排卵后开始上升, 在黄体期为最高。排卵前, 体液中的孕酮水平应当低于6.4nmol/L, 排卵后则应当高于16nmol/L。而如果怀孕, 孕激素水平刚开始会停留在黄体期的水平, 而当胎盘形成之后, 胎盘所分泌的激素就会使孕妇体内的孕酮水平上升到320～640nmol/L, 为未孕女性的几十倍到上百倍。在妊娠早期 (5～10周) 血清孕酮由滋养细胞及黄体分泌, 其数值相对稳定。孕酮在健康宫内妊娠中由妊娠黄体分泌, 在异位妊娠中则由滋养层组织分泌, 因异位的滋养细胞发育不全和活力急剧下降, 故异位妊娠孕酮值较健康妊娠时显著降低。

本研究显示, 异位妊娠患者血清β-HCG 均明显低于同期健康妊娠妇女, 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因此, β-HCG的检测对早期诊断异位妊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血清孕酮水平亦明显低于对照组, 其数值在孕早期相对稳定, 与文献报道相符[2]。因此, 测定血孕酮值对异位妊娠的诊断、鉴别具有实际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检测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HCG) 联合孕酮 (P) 在异位妊娠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将确诊36例异位妊娠患者和30例正常宫内妊娠者同时检测血清β-HCG和孕酮, 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结果 正常宫内妊娠者组和宫外孕组血β-HCG均升高, 宫外孕组低于宫内孕组 (P<0.05)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 宫外孕组低于宫内孕组 (P<0.05)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血清β-HCG联合P测定对异位妊娠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孕酮,血清β-HCG,异位妊娠

参考文献

[1]陶存武, 朱梅, 许建宁, 等.血清β-HCG联合孕酮测定在异位妊娠早期诊治中的价值.临床输血与检验, 2010, 12 (2) :119-122.

联合测定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2011年7月~2014年7月, 选取收治入江都市人民医院呼吸科的AE-COPD患者60例, 诊断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其中男40例, 女20例, 年龄45~78 (64±17) 岁。排除标准:入选前4周内应用过抗生素;胸片证实肺炎;入选时急性加重期病程已超过5d;合并其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呼吸系统之外的部位存在细菌感染;需要机械通气支持。所有病例被随机分为两组, A组和B组各30例。

1.2 方法

在给予相同常规治疗措施 (如吸氧、解痉、平喘、止咳、化痰、营养支持、纠正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失衡等) 的基础上, A组由经治医师按照抗生素使用指南决定抗生素治疗方案, B组按照CRP与PCT水平决定是否使用抗生素。CRP>10mg/L且PCT>O.25ng/L时, 进行抗生素治疗, CRP<10mg/L且PCT<0.25ng/L时, 不予抗生素治疗。

1.3 观察指标

患者人院后, 即进行血清PCT (荧光增强发射法) 、CRP、血白细胞计数 (WBC) 、动脉血气分析和肺功能等各项指标的测定, 记录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临床有效率、住院费用及抗生素费用、抗生素使用率。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由SPSS 12.0统计软件完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 非正态分布数据以中位数 (25百分位数, 75百分位数) (四分位间距, interquartile range, IQR) 表示, 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临床表现及生化指标等基线特征基本相似。见表1。

2.2 两组临床结果比较

A组患者有19例静脉使用了糖皮质激素 (甲泼尼龙) (77.8%) , B组为16例 (80.5%) (P=0.606) 。两组患者在临床有效率、住院病死率、住院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CRP与PCT指导治疗组的抗生素费用、住院费用及抗生素使用率均低于常规治疗组 (P<0.05) 。见表2。

3 讨论

AECOPD可由多种原因引起, 但大部分由呼吸道感染所致, 其中以细菌感染为主, 有部分病例加重的原因尚难以确定如合并气胸, 肺栓塞, 呼吸衰竭等。AECOPD入院之初, 很难准确地判断患者病情加重的病因, 这就导致了抗生素的滥用和随之而来的细菌耐药。在伴有细菌感染的COPD患者中使用抗生素可迅速缓解临床症状, 缩短急性加重病程, 降低气道内细菌负荷, 延缓下一次急性加重的时问;而对那些不伴有细菌感染的患者尽量避免抗生素使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减少抗生素用量对于减轻COPD总的经济负担有重大影响, 并且减少抗生素使用能降低细菌出现选择性耐药的压力。

当前临床医师往往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如气喘情况、痰液性状及体温、WBC等指标来判断是否有细菌感染存在以决定是否使用抗生素, 但细菌感染与病毒等非细菌病原体感染有时在临床表现上难以区分, 体温、WBC及单纯CRP等指标敏感性及特异性不佳;本研究中两组病例发热患者仅占33.6%, 痰细菌学阳性率仅为37.4%, 远低于两组中实际使用抗生素患者的比例 (A组为89.7%, B组为77.9%) , 就说明体温和痰细菌学结果不能准确及时的判断AECOPD患者是否存在细菌感染。

CRP是人体发生炎症时在体液中很快产生的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 (ARP) 主要以糖蛋白的形式存在于血液中, CRP能提高分叶核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菌的能力, 在炎症发生时, 还能与T细胞特异结合调节炎症细胞的功能, 控制炎症反应, PCT是一种糖蛋白, 为降钙素的前肽, 血清中半衰期为25~30h。正常生理状态下PCT由甲状腺C细胞产生, 血清含量极低 (<0.1ns/ml) , 当发生细菌感染等异常情况下, 大部分由甲状腺以外的组织产生, PCT水平显著升高, 但在自身免疫性炎症或病毒感染时PCT并不升高。在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中根据CRP与PCT水平选择使用抗生素, 能显著而安全的减少抗生素处方次数和抗生素使用时间;本研究中根据CRP与PCT水平指导AECOPD患者选用抗生素, CRP>10mg/L且PCT>O.25ng/L时, 进行抗生素治疗, CRP<10mg/L且PCT<0.25ng/L时, 不予抗生素治疗。结果表明, 常规治疗组和CRP与PCT指导治疗组患者在临床有效率、住院病死率、住院时间差异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但后者的抗生素费用、住院费用及抗生素使用率均低于前者。和对照组相比, 治疗组在CRP与PCT指导下有一部分患者避免了使用抗生素, 节省了抗生素治疗费用和总的医疗费用, 医疗费用的下降和抗生素使用的减少无论是对COPD患者的近期治疗还是远期康复都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CRP与PCT是AECOPD治疗时抗生素选用的合适血清标记物, 可于AECOPD患者入院时进行快速检测以协助判断细菌感染的存在与否以指导抗生素治疗, 对A ECOPD者进行血中CRP与PCT的定量测定, 有助于AECOPD的早期诊断与疗效判定, 目前认为CRP与PCT水平与感染性疾病的严重程度有良好的相关AECOPD常因感染引起气道炎症细胞及介质释放, 导致促炎因子进入血液产生免疫反应, 通过该实验我们发现, 治疗前AECOPD患者血中CRP和PCT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值, 同时发现治疗10d后CRP和PCT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且干预组下降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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