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利益冲突

分析师利益冲突（精选十篇）

分析师利益冲突 篇1

证券分析师是专业的分析人员,比普通投资者有更强的信息搜集途径和专业分析能力,对公司进行盈利预测,给出投资建议,是证券市场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传递的重要枢纽。盈利预测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预测类信息,因为对股价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公司盈利的判断。分析师对盈利预测产生误差来源什么,影响因素有多大?这些问题对于投资者在参考分析师的分析报告做出投资决策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分析师预测误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公司层面和信息披露层面。从公司规模、会计信息质量、盈余特征等角度进行分析。分析师在工作时面临着的各种利益冲突,可能损害分析师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从而导致分析师的预测误差。利益冲突是指金融交易一方在采取某种行动获得潜在收益的同时损害其对方利益。对于证券分析师而言,为了帮助所就职的券商招揽投行业务、促销承销股票、维持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关系,甚至是谋求个人投资利益,都可能导致他们刻意发布偏颇、乐观的研究报告。

笔者认为近些年来《新财富》的分析师评选也带来了利益冲突的问题。第三方机构《新财富》杂志社每年一度的“最佳分析师”评选,给上榜分析师的收入带来几何级增长。但是由于它是以基金经理和基金研究员的主观评价作为评选的唯一依据,由此理论上存在分析师为了机构客户的利益的做出不客观或不公正预测评级的可能性。比如基金经理会对其重仓持有的股票,可能希望分析师能发表偏乐观的预测或评级来推高股价,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分析师迫于评选压力可能对基金重仓行业或基金重仓股发表不公正或偏乐观的预测。

笔者打算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对预测误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重点考察基金经理与分析师利益关系对分析师的影响。

1文献回顾

国外证券分析师预测优于时间序列模型已经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实(Kothari,2001[1]),但众多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证券分析师预测存在乐观偏差,即证券分析师的预测盈利往往高于公司的实际盈利(O’Brien,1988[2])。

在国内,程克栋和陶亚民(2005[3])简单阐述了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这些利益冲突可能会妨碍证券分析师做出客观公正的预测。在实证分析方面,原红旗、黄倩茹(2007[4])发现利益冲突在我国证券分析师中也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承销商分析师比非承销商分析师更为乐观,盈利预测误差相对较大。徐跃(2007[5])以Wind数据库中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2005年度的盈利预测为样本,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存在系统性偏误,倾向于乐观,但在接近年报公布日的预测区间内,分析师预测具有比一元时间序列预测更好的准确性;但因文献[5]的样本量仅局限于2005年,所以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

考虑到新财富评价对分析师利益的影响,分析师和为其打分的基金经理间有比较密切的利益关系。在基金重仓持有的行业里,分析师是否会因利益冲突,对公司做出不公正的预测?基金重仓持有的行业,分析师为了迎合基金经理的重仓行业,是否会在预测时更加乐观?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下面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1:基金重仓持有的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时更不准确。

假设2:基金重仓持有的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时有显著的乐观倾向。

2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根据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每年的年度报告在该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必须发布。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都是对公司的近期预测,如2007年度的盈利预测选取2007年5月1日至08年4月30日期间发布的预测报告;其他时间段的预测予以剔除。本文选取的样本被预测年度是2007～2009年,发布预测报告的时间段是2007年5月1日～2010年4月30日。盈利预测数据及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

本文对样本选择的要求是:(1)公司为上交所及深交所上市的A股,须有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数据;(2)分析师所在的机构是卖方券商,剔除咨询类机构(如天相投资公司),以考察卖方券商与基金之间利益关系对其的影响。因后文选择的差异指标的除数为每股收益,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微利的公司进行了剔除(即每股收益绝对值低于0.1元的公司),另外剔除误差率超过1 000%的极值,这样最终得到33 989个总样本。2007～2009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7 881个、11 884个、14 224个。

被解释变量:盈利预测误差|BIAS|=|(FEPS-AEPS)/AEPS|,其中: |BIAS|为分析师盈利预测的绝对误差,其值越大,盈利预测准确度越低,反之亦然。AEPS为公司实际每股收益,FEPS为分析师预测每股收益值的。盈利高估(OVERVALUE,后面简写为OV),用来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乐观程度,当分析FEPS>AEPS时OV=1,反之则OV=0。

解释变量:基金行业重仓度(Fund)行业按证监会CSRC行业分类,一共有13个行业,N=13。每个年度,求出每个行业的该行业所有基金投资市值/所有基金股票投资市值的比例,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将排名记为Rank。Fund=(Rank-1)/(N-1)。Fund是Rank的大小在闭区间[0,1]上的均匀对应,将Rank最小值映射为0,Rank的最大值映射为1,Rank越大,则Fund越大,表明当年基金在该行业上的重仓程度越大。

控制变量:年度亏损率(Year):以预测年度A股上市公司中亏损公司的比例衡量。2007年—2009年的亏损率分别为7.32%,18.71%,10.76%。月份(Month):以对2007年的预测为例,2007年5月份做出的预测取值为1,6月为2,……,2008年4月份为12。其他年度依月份依次取值1～12。亏损(Loss):公司被预测年度的实际收益小于零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收益下滑(Decrease):公司被预测年度的实际收益小于上年的实际收益时取值为 1,否则为0。盈余的波动性(Ov):预测年度前3 年每股收益变动标准差。公司规模(Lnasset):以预测年度前一年的总资产(单位为千万元)取自然对数计算。分析师的关注度(Number):以预测年度对目标公司做出盈利预测的样本数量衡量。优质券商(Broker):若为预测年度前3年新财富上榜的分析师所在的券商取值为1,否则为0。新财富分析师(People):若做出预测的分析师在预测年度的前3年在新财富排行榜上出现过,则取值为1,否则为0。行业虚拟变量(Xi):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大类标准,形成12个行业虚拟变量。当公司处于相应的行业时变量为1,否则为0。因虚拟变量个数可能过多,在回归模型时进行选择和删减,挑选有显著意义的行业。行业净利率(Indus):预测年度目标公司所在行业的整体销售净利率。

3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从均值来看,2007年及2009年的预测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20%左右),并且没有显著的乐观倾向(Ov值均小于50%)。而2008年则比较特殊,预测误差很大,接近50%。Ov值达到70%,出现了显著的乐观倾向。

2007年是大牛市,而2008年是大熊市(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是震荡市,笔者一开始预期分析师在牛市会过于乐观,而熊市里会过于悲观,而这一结果却与一开始的预期完全相反。进一步分析发现,2007年—2009年的上市公司亏损率分别为7.32%,18.71%,10.76%。08年的亏损率远高于2007年和2009年,从分析师的角度来说,没有能够预期到宏观经济下公司盈利的走低,所以会做出过于乐观的盈利预测,从而导致了乐观倾向和预测误差显著高于其他年份。

4假设1的检验:以预测误差作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2列出了OLS法回归分析的结果(计量软件采用Eviews),对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回归结果来看Fund的估计系数大于 0 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基金持股比例越高的行业,其分析误差越大,符合假设1。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之前的某种利益关系对其的分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对重仓行业进行分析时出现了误差更大的现象。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过多的行业虚拟变量会损害其自由度,经验证后农、林、牧、渔业(为该行业时XA=1,否则为0)及综合类(为该行业时XM=1,否则为0)对Bias有显著影响,因此行业虚拟变量减少至2个。

其中估计系数与0没有显著差异的是People和Indus。People说明新财富分析师与其他分析相比,其盈利预测能力并无显著差异。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基金经理在评价新财富分析师时对于其盈利预测能力并不非常看重,可能关注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股价预测,选股择时能力等)。Indus说明预测误差与行业的净利率没有显著关联。

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都非常显著且符号大都符合预期。Year符号为正,说明该年度的亏损率越高,预测误差越大,这也可以解释2008年的预测误差显著高于其他两年。分析师显然对于宏观经济造成的微观层面公司盈利的影响没有充分的预期。Month符号为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测误差越来越小。Loss和Decrease符号为正,说明一般分析师对于公司的盈利的预期在普遍情况下为正利润及盈利增长,所以当出现负利润及利润降低时,误差显著变大。Number符号为负,说明关注度增加后,信息更多,有利于降低预测误差。Lnasset符号为正,显示对规模更大的公司的预测更难,主要原因是大公司一般业务更加繁多复杂,增加了其预测的难度。XA和XM符号为正,显示农、林、牧、渔业及综合类与其他行业相比,预测误差更大。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过多的行业虚拟变量会损害其自由度,经验证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该行业时XD=1,否则为0)及采掘业(为该行业时XB=1,否则为0)对Ov有显著影响,因此行业虚拟变量减少至2个。

Broker符号为负,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优质券商与其他券商相比,预测能力更强。但是与其他因素相比,影响力相对比较弱。

Ov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反。一般都认为盈利波动性越高的公司预测难度更大。这里笔者认为公司的盈利波动性也并非一直不变,可能前三年的波动率比较低,后面的波动率却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因为分析师一般都以历史的均值作为对未来预期的基准,而样本选取的这3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很大,分析师在参照历史的情况下很难对未来作出准确预测,所以在这里回归时Ov的符合出现了负数,这可能与样本所取的年代有关。

5假设2的检验:以乐观倾向作为因变量的 Logit回归模型

乐观倾向(Ov)为离散的虚拟变量,在回归时采用BINARY方法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计量软件采用Eviews。从回归结果来看Fund的估计系数小于0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基金持股比例越高的行业,其分析更悲观,与假设2完全相反。该结果说明,分析师与基金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会对其盈利预测造成更乐观的影响,甚至造成了更悲观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分析师对待基金重仓股时更为谨慎,从而在预测时趋于保守。联系上文对于预测误差的分析,基金重仓行业的股票其预测误差更大,并非来自于对其分析时的乐观倾向,而是来自于对其分析时的悲观倾向。

其中估计系数与0没有显著差异的是Broker和Ov。说明券商本身的情况对于其乐观倾向没有显著影响。而目标公司盈利的波动率对于其乐观倾向也没有显著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都非常显著且符号大都符合预期,而且与预测误差模型中的符号一致。People符号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新财富分析师在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从另外一方面也可推测基金经理的偏好,可能更偏好谨慎的盈利预测。Indus符号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行业的盈利水平越高时,预测更悲观,盈利水平越低时,预测更乐观。可见分析师在把握行业的盈利能力上的水平不是很高,很难把握行业盈利水平的变化。

6结论

经过回归分析以后,证实了假设1,但是却推翻了假设2。自此可以看出,分析师和基金经理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并没有给其盈利预测造成很大的乐观倾向,相反,从样本来看,反而造成了悲观倾向,因此重仓股分析误差较大并非来自于乐观倾向,而是因为悲观而产生的误差。笔者认为,分析师在进行盈利预测时还是力求准确的,希望自己的估计值能接近真实值,分析师的乐观倾向可能表现在股票评级及股票价格的预测上,在盈利预测时并没有特别大的动机去进行更乐观的预测。分析师对于股票盈利预测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盈利情况的突变。一般分析师在进行预测时可能把历史的趋势作为未来的预期值,认为收益将增长,将保持盈利。而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行业状况发生变化时,分析师很难把握盈利状况的突变。从这点来看,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其盈利预测的影响不是很大。分析师对于盈利突变的情况难以把握是造成预测偏差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行业不同,分析预测的差异较大。这些结论对于投资者在选择分析师报告辅助投资决策分析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摘要：选取2007—2009年度分析师对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盈利预测数据,衡量预测误差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分析师与基金经理的利益冲突对其的影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二元选择Logit模型,发现基金重仓股的盈利预测误差高于其他股票,但是误差来源并非来自于乐观倾向,而是来自其悲观倾向。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其盈利预测的影响不是很大。分析师对于盈利突变的情况难以把握是造成预测偏差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盈利预测误差,乐观倾向,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Kothari S P.Capital markets research in accounting.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2001;31(1—3):105—231

[2]O’Brien P.Analysts’forecasts as earnings expecta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1988;10:53—83

[3]程克栋,陶亚民.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及防范对策.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5;(11):41—43

[4]原红旗,黄倩茹.承销商分析师与非承销商分析师预测评级比较研究.中国会计评论,2007;(10):285—302

分析师利益冲突 篇2

【中文摘要】腐败是各国的政治毒瘤，国内外学者围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提出了各种治理理论，而利益冲突作为一个廉政学概念近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也主要研究利益冲突的廉洁性意义。公务员利益冲突导致的腐败和廉政建设问题，已经成为政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我国许多公共政策决策失败、执行不力以及官僚主义、腐败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利益冲突。因此，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维护政府清廉、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利益冲突导致的政治腐败问题和廉政建设问题，本文主要从利益相关概念的界定；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响；协调利益冲突从源头上治理政治腐败三部分出发，从利益冲突角度下研究防治政治腐败的对策。

【英文摘要】Corruption is the cancer of all countries that treat the social healthy development.And all of these has also influence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na.Lots of academic have find different methods for this problem in the world.In this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s a new uncorruption concept which as become a great problem in our social.Conflict of interest cause corruption has become a big problem that treat politic stable.And it is also the culprit of some Chinese social public policy errors s

bureaucracy and corruption.In this condition, the best way of establish a clear goverment and prevent corruption of civil service is to prevent effectively whe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occurred.For talking clearly about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in new period of China construct socialism, I will focus on the meaning of conflict > 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causes by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the policys of how to against corruption under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At last, find the best way to establish a clear government.【关键词】利益冲突 公务员 腐败

【英文关键词】Confict of Interest Civil Service Corruption 【备注】索购全文在线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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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4-5英文摘要

5引言7-8

中文摘要

一、利益冲突相关理论

（二）利益结构、的界定8-1

4（一）利益的界定8-10

10-14利益矛盾、利益冲突14-2

3二、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响

（二）我国

（一）利益冲突的历史演进14-1

515-17利益冲突的发展特征响17-2

3（三）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

三、协调利益冲突从源头上治理政治腐败

23-30益观23-25

（一）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公务员树立正确的利

（二）建立利益惩处机制，制定防止利益冲突相

（三）建立利益约束机制，推进防止利益冲突

（四）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福利关法律25-27制度创新27-28制度28-3032

结论30-31

参考文献31-32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分析 篇3

摘 要： 从哲学的层面来分析当代中国利益冲突的表现、利益协调陷入困境的原因及其解决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途径。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引起代际之间、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及既得利益者与争取利益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充分建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关键词：和谐社会；利益冲突；利益协调

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101－05

利益冲突是指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争取利益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是人们在获取利益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所表现的一种对抗性的互动过程。利益冲突有纵向冲突和横向冲突之别。所谓纵向的利益冲突就是指个人、集团、国家以及人类之间的冲突；所谓横向的利益冲突就是指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利益观念、利益行为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都正发生着一系列新的变化，社会生活中纵向和横向的利益冲突空前凸显。

一、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

（一）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突出，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获取利益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自然界存在的利益对象的自我更新速度，加之激进的个人实利主义的盛行，使当代中国人在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削弱了对未来的关注。因此，目前国人在总体上获得利益满足的同时，却对整个民族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下一代人的利益也因此而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许多“利益”是以牺牲我们的长远利益，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的所谓“满足”只不过是对下一代利益的“提前消费”。显然，如果我们对这种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熟视无睹，不闻不问的话，那么，我们给下一代人们留下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巨大的毫无用处的“垃圾场”,而且很有可能是整个民族自我毁灭的“坟场”。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能源紧缺、森林植被破坏严重、生态失衡等问题开始展现在国人面前。可以说,我们的下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已经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如何能合理地协调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次级利益群体与高级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

现阶段，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抬头，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就其激烈程度而言，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从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来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来说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一方面，个人的正当利益被随意侵犯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尽管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已经为人们所认可 ，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事实上就是以承认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为前提的。但在现实中，个人的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足够尊重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一些人把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集体利益的至上地位，否定个人正当的利益要求，从而严重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些人置集体、国家利益于不顾，片面地追求个人利益，有利则为之，无利则不为，利大则大干，利小则小干。更有甚者，为了个人利益，置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于不顾，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此外，还存在着次级利益群体与高级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即集体与国家争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明显增强，这当然有利于调动和提高集体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但是，有些部门和单位，为了小集体的利益，置国家法律和政策于不顾，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有时甚至不惜与国家执法机关相抗衡。这种集体利益本质上只能是一种集团利益，但是，由于它打着集体利益的招牌，并且容易使那些利益相关的人形成一定的集团力量。因而，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又具有极大的威胁性和破坏性，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既得利益主体与争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难题

在自发分工的条件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都必然会造成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凭借自身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的特权地位，大肆攫取非常利益。因此拼命维护这种社会制度以及这种社会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在社会变革中唯一的选择。社会主义社会仍处于半自觉分工时期，自发分工仍然有其存在的土壤。因此，一些人仍然可以通过占据特殊的分工地位而获取非常利益，尤其是当一些社会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一些当权者缺乏自律时，这种情况尤甚。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1］这里所说的“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其实就是人们的既得利益，有的人害怕丧失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会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改革的阻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显然,这里所谓的“人的障碍”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所设置的人为障碍。改革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冲击，一些争取利益者的利益则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就此而言，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却始终面临着既得利益者与争取利益者之间的冲突，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种冲突将更加激烈和尖锐，如何迅速有效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冲突无疑是我们继续改革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四）同一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之间的冲突日渐严重

物质利益体现了利益主体对物质需要的一种经济分配、物质享有关系，是以物质需求对象为实际内容的利益类别。精神利益是以精神需求对象为实际内容的利益类别。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将会愈来愈迫切，实际需求也越来越高。笔者这里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之间的冲突实际就是指同一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无法同时实现的矛盾，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物质利益而对精神利益追求的削弱甚至牺牲，或者是人们为了实现精神利益而对物质利益的放弃。从本质上讲，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应该是现实人利益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即使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也应该统一在现实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现实的人在获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同时也应该是获取精神利益的过程。例如人类的饮食就并不仅仅是胃的生理需要，饮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们在享受吃喝的同时也同时得到赏心悦目的精神利益方面的享受。同样人的精神利益的实现也应该蕴含在物质利益的实现过程中，离开了物质利益的实现，精神利益的实现就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幻想。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往往被一些人视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利益，它们彼此之间原有的联系已被割断，甚至有人把两者置于对立的两极。

二、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原因分析

在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对原有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需要指出的是，进行利益协调之前必须明确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原因。

（一）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这就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时至今日，虽然国人的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相对匮乏，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人民群众则迫切需要在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上获得较大的转变和改善，这就会使得人民群众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利益矛盾突出、利益关系紧张，并由此派生和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使我国社会的利益协调陷入困境，利益冲突开始突现。总之，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是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最终根源，并且制约着利益矛盾和冲突的解决进程及协调程度。

（二）旧利益格局已被打破，新利益格局尚未建立，是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直接原因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等社会经济关系都发生深刻的变化。旧的利益格局已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建立，利益群体发生新的分化，利益关系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分配形式的多样化。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分配形式，还有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多种非按劳分配的形式，如以社会福利基金形式实现的社会分配，以非劳动收入实现的经营收入等等。这就决定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收入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差别并因此而产生的利益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决定了经济利益实现形式的复杂化，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趋于更复杂，利益矛盾更尖锐。由于分配方面拉开了差距，一方面出现了一批比较富有的利益群体，同时还存在着靠利息、红利、股息为生的剪息利益群体。另一方面，又有相当一部分靠工资为生的普通干部、职员、知识分子等，甚至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不发达，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更是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得到发挥，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经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市场本身的负效应，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市场失灵和利益协调失范的现象。社会主义市场建立初期，市场主体的发育尚不成熟，市场规则尚不完善，这种状况，不仅由于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不强而制约着它们对市场竞争的参与力度，而且也由于市场的不平等竞争而影响着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愿望。结果导致在大量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协调中并未完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市场机制不仅不能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反过来又影响市场主体的正常发育，不仅不能通过市场有效、合理地分配利益，反过来反而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另外，从目前来看，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社会的利益主体表现为单一性。普遍利益和群体利益消融了个体利益，个体利益只能在服从或从属于普遍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肯定和实现，从而掩盖了利益冲突与矛盾。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以往利益主体的单一性让位于利益主体的多样性。而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形成，物质利益原则得到肯定，竞争机制逐步确立。但是由于我国多层次的分配调节机制尚未健全，很容易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使不同利益个体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产生巨大的反差。从理论上讲，上层建筑对此应该有所作为，但初级阶段上层建筑的不完善、不成熟,尤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某些弊端和缺陷，强化了本来就已经很突出的利益矛盾。

三、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协调的途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协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具体到协调对象而言：一是对利益客体有效供给对象的调整；二是对利益主体的观念和行为的调整；三是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生产力途径

利益冲突的协调过程归根到底就是解决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因此，为了满足国人的需要，最为根本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满足人对外在对象的占有和消耗，尽可能提供充足的利益对象。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趋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因此，从根本上看，各种利益矛盾最终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的途径来加以解决。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1］只有通过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才能为彻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且为解决由此所派生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创造前提和条件。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和谐社会实现利益协调的基础性途径，离开了经济发展，离开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对象有效供给水平的提高，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就丧失了物质基础，利益协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但是，发展生产力并不是利益协调的惟一途径，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协调还需要其他的途径。

（二）道德途径

人具有什么样的意识与动机无疑将对人的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人的行为能否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则直接决定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和冲突的激烈程度。［2］因此，如果能够对利益主体的观念、行为直接进行有效地控制使之规范化、合理化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自然就会趋于协调，这种力图通过规范和调控利益主体的观念来调整利益主体的行为，并进而实现利益协调的形式，就是利益协调的道德途径。道德途径的本质就是通过有效调整人的利益观念、逐利动机及求利的价值取向来实现利益协调的一种方式。我国由于从根本上消灭了统治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的经济制度，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不再具有对抗性。因此，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完全可以有效地协调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社会主义道德依靠舆论的力量、人们的信念、教育等力量来规范、约束或鼓励人们的行为、观念和逐利动机，以此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并进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观，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扩大社会主义道德在利益协中的作用。事实上，单纯的道德协调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它以承认一定社会利益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二是容易导致禁欲主义和制度规范的弱化。因此，为了使道德在利益协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需要对个体的逐利动机的合理性加以确认以调动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适当的调节以使人们明确自身逐利行为的界限，从而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的同时不至于牺牲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三）政治途径

利益协调的政治途径， 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实现。第一，建立适当的经济协调制度。我国只有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适合调动不同利益群体积极性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尊重贡献的各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第二，利益协调必须有民主协调制度做保障。我国必须发挥政治上的民主，通过民主的反作用来调节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充分了解各利益主体的特殊利益，统筹兼顾，制定正确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政策，使各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三，增强法律协调利益冲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利益主体是极其复杂的，面对多样化与多层次的利益群体体系，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制性、权威性的法律协调机制，这样才能使社会维持在一定的秩序之内，避免不必要的利益纷争。我国法律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它真正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我国法律应该也能够有效地协调全体人民的利益差别与矛盾，保证全体人民的利益得以实现。第四，承认个人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应不断完善利益的表达机制。首先，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多元利益主体追求各自利益基础上的经济，离开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离开了各个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主动追求，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因此，承认个人包括各种利益主体有意识地争取自身利益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合理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就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可以依靠牺牲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其次，目前，各利益主体的独立性明显增强，市场开始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利益协调的主渠道，过去完全由政府来执行的利益协调功能开始由市场来承担，许多人的利益要通过市场本身来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仍然缺乏必要沟通的话，那么，一方面不仅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徇私枉法等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现象发生，而且容易将政府直接推向各种利益冲突的风口浪尖，从而引起各利益主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也可能会因为对彼此利益要求及满足的程度缺乏准确的认识而发生激烈冲突。从目前来看，各个利益主体都认为其它利益主体所获得的利益高于自己所获得的利益，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失衡感和不满情绪。［3］因此，我国目前必须尽快完善利益的表达机制，赋予某些社会性的中介组织应有的利益表达功能，以此来疏通、排除和缓解不满情绪的利益宣泄渠道。除此之外，还应建立使各方利益主体能够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顺畅充分地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新机制，这对于提高各利益主体对改革的承受力，对于在新形势下实现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供应链联盟内部利益冲突分析 篇4

一、冲突产生的原因

供应链联盟伙伴在总体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 但由于各方所处的立场与利益追求不同, 对联盟总体目标的认识并不一致;同时各方自身的目标也想要通过联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经营资源的作用与贡献, 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于是在一致的总体目标之下, 伙伴之间在许多具体的目标上, 仍然会存在不一致。由于现有文献侧重定性分析冲突原因, 为了更加有效地分析联盟冲突的原因, 本文从现有定性研究的结果中选出8个造成供应链联盟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 对河海大学来自不同行业的1 2 0名M B A学员进行问卷调研, 调研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 (1) 造成企业供应链联盟内部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主要是节点企业的逐利行为、资源贡献与利益所得不配匹、强势企业对联盟的控制这三个方面, 均值都超过8.0, 这三个方面也是影响企业利益的重要因素, 把它们引起的冲突归为利益冲突, 因此利益冲突是联盟冲突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原因。 (2) 第8项外部环境变化引起联盟冲突的程度最弱, 均值为6.0, 而1—7项原因均值都大于7.0, 且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联盟内部, 说明联盟内部冲突主要是由于联盟内部因素引起的, 外部环境变化对联盟冲突的影响不大。 (3) 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文化差异对联盟冲突的形成也有较大影响。

二、利益冲突的表现

由上可知:利益冲突是企业供应链联盟最根本、最重要的冲突。主要表现为:

1. 节点企业的逐利行为是联盟不稳定的内在动因

供应链联盟的联合通常不够紧密, 具有合作风险。合作风险是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造成相互信任的缺失而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产生既可能是由于合作成员理性的不合作, 也可能是由于非理性的不合作。理性的不合作指的是合作成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不合作行为, 或称为机会主义。对于单个企业而言, 理性的不合作是合理的, 但是对于整个联盟而言, 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只是每个合作成员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以伙伴利益为代价去追求自身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此, 由于联盟利益具有动态性特征, 企业的行为选择也因此产生动态变化。一旦企业觉得采用某些损害联盟契约关系的行为可以使自身获得更大的利益时, 就会产生这种行为动机, 使联盟运行缺乏稳定性, 难以达到整体效率的最优状态。

2. 资源贡献与利益所得不匹配

供应链联盟利益分配的原则为“风险分担, 收益共享, 投入资源与收益所得对称”, 在投入资源中, 有形资源比如生产性资源尚可以衡量, 但是无形资源比如创新资源和社会资源具有创造潜在价值的能力, 它们对联盟的潜在贡献难以精确量化, 使最终利益分配比例难以确定。创新资源的投入还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 如何保证企业既获得技术合作开发的利益又保护好技术核心竞争力也会成为利益冲突的原因。在社会资源上, 企业依赖当地政府资源和市场获得能力能否精确测度尚需要很长时间的跟踪论证, 不确定因素很多。

3. 强势企业对联盟的控制

企业间通过联盟合作可以实现资源互补, 获得整体性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整体性资源使联盟内部每一个企业都从中受益。联盟内部企业的实力有强有弱, 强势企业有可能通过对资源的控制权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资源优势和利益, 这种贡献与所得不成比例的行为会引起合作企业的不满, 从而对强势企业采取非合作态度, 产生利益冲突。

三、利益冲突的协调

1. 联盟内部利益冲突的自行协调

作为联盟内部成员, 企业之间会进行某些方面的合作, 然而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企业各自可能采取积极合作战略, 也可能采取消极合作战略。联盟企业内部成员对联盟的看法各有不同, 有的是抱着长期合作的态度, 以获得企业联盟带来的价值增值整体利益, 有的则只是希望借联盟的机会从联盟内其他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等, 一旦获得这些优势, 企业就会认为联盟已经失去对自身的吸引力, 从而退出联盟。在联盟内部, 各个企业之间既存在共同的利益, 又有着利益冲突, 在处理利益共享与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企业间的动态博弈过程, 通过这种动态博弈过程, 联盟企业内部的冲突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

假设有A、B两个企业结成联盟。设A企业有两种投入成本选择, 在A企业具有长期合作意向时, C=6 0, 在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时, C=40。若B企业选择消极合作, A企业对应收益为65, 42;若B企业选择积极合作, A企业对应收益为7 5, 4 5。B企业积极合作投入成本为30, 消极合作投入成本为20。在A企业具有长期合作意向时, B企业选择消极合作, 收益为2 5, 选择积极合作, 收益为4 0;在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时, B企业选择消极合作, 收益为2 5, 选择积极合作, 收益为3 2。如表2。

收益净值等于在每种情况下的收益减去每种情况下的成本。

假定有两个时期, T=1, 2。

在T=1时, 设B企业开始只知道A企业有长期合作意向的概率为μ, 有短期合作意向的概率为1-μ。

若T=2, B企业选择合作, 则两企业会在合作过程中进行库诺特博弈。

假定μ的值<1/2, 则B企业认为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的概率较大, 此时, A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自身利益, 希望向B企业传达自己企业具有长期合作意向, 促使B企业选择积极合作战略。如果A企业确实具有长期合作意向, 将选择投入成本为C=60, 如果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 选择投入成本为6 0不是A企业的最优选择, 所以A企业会选择投入成本为C=40。B企业根据A企业的行为选择将调整自己的先验概率, 比如B企业认为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的概率为1-μ, 在此概率下A企业选择C=4 0的概率为β, 则A企业选择投入成本为C=60, 将使B企业调整先验概率, 得到后验概率, = (1-μ) *β+μ* (1-β) 。经过调整后的后验概率如果小于1/2, B企业将选择消极合作, 因为在此种情况下, B企业如果选择积极合作会在较大的概率下获得较少收益。

同理, 当μ的值>1/2, B企业将选择积极合作。

当联盟内的企业由两个扩展到n个时, 这n个参与企业将在上述条件下进行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过程, n个企业的冲突将以博弈机制协调, 达到一种贝叶斯均衡, 每个企业在博弈过程中选择可以获得最优效用水平的战略行动。

2. 制订联盟协议条款

通过协商谈判, 在联盟企业之间制订协议条款。联盟条款中要明确联盟企业需要为联盟做出的投入比例, 以及联盟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协议条款具有权威性、强制性、明确性。联盟内部可以通过共同约定违反协议的惩罚措施保证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如果个别企业违反利益分配协议所遭受的惩罚大于它的收益, 它就会选择遵守协议约定。

协议条款的可能协调方式有集中式协调和分布式协调两种。如图1和图2

第一种是集中式协调。在协议条款的达成过程中, 联盟内部必然会产生对控制权的争夺, 因为控制权的大小涉及到利益分配的控制。实力强大的企业由于其在联盟中的重要性就很有可能取得最大的控制权, 在联盟内部最终会形成一种集中式的协调方式, 通过核心企业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对节点企业进行协调, 协调管理中心负责整个联盟的管理、监督与控制, 这种协调机制能够确保联盟高效优化地运行, 但是对外界变化的反应速度慢而且存在着协调瓶颈, 其特点是各个节点企业的局部利益受到联盟整体利益的制约。这种协调如果处理得好, 具有控制权的核心企业可以利用自己在联盟内部的地位和权力对不协调的事件做出比较有效的处理, 有利于联盟内部的稳定。对于联盟内弱势节点企业, 虽然其在联盟内话语权和控制权相应较小, 但是如果通过联盟合作, 仍然可以获得超值收益, 就会选择留在联盟内部, 并对于联盟内其他更强势的企业作出某些让步, 以换取自身从联盟中的利益所得。反之, 如果强势企业过度维护自己企业的利益, 伤害了联盟内部其他成员的利益, 冲突将难以协调。

第二种是分布式协调。当联盟内部的企业实力大致相当时, 或相对于联盟的利益而言, 这些企业所占据的地位类似, 则联盟企业一般通过分布式协调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每一个节点企业既是任务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决策者, 这种协调机制克服了集中式协调的缺点, 能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 但由于每一个节点企业关心的只是它自身的局部利益而非系统的整体利益, 因此必须通过相应的协调管理使节点企业的局部利益与联盟的整体利益趋同或近似一致。一般联盟内部建立共同的战略目标框架, 通过融合式的谈判方式规定协议条款内容, 并充分体现联盟各方的利益, 产生一种公平的分配机制, 保证联盟内企业成员在根本行动方向上一致。

3. 基于协议将联盟动态成本重新协调

通过联盟会使联盟的总成本减少或者利润增加, 但是其中某一个企业 (供应商或零售商) 的成本也许会增加, 因而它不愿意执行协议, 有偏离联盟的动机。因此在节点企业之间协调契约应具有协调企业利益的机制, 即能对成本增加的企业有所补偿, 使联盟处于动态平衡中。

参考文献

[1]李海婴汤继文翟运开:供应链联盟的交易创造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 2004年第12期

[2]陈震红董俊武:战略联盟伙伴的冲突管理[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年第3期

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篇5

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规范发改工作人员廉洁从政行为，防止利益冲突行为发生，根据《威海市党政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发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获取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发改工作人员指市发改委履行职责的干部和职工。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发改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拟制血亲、近姻亲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一）“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二）“拟制血亲”，包括养父母、养子女、继父母、继子女。

（三）“近姻亲”，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包括财产上利益及非财产上利益。财产上利益包括不动产；现金、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债权或其它财产上权利；其它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非财产上利益包括录用、调动、提任、奖惩及其它人事措施。

第二章 行为规范

第六条 发改工作人员应当公平、公正执法，正确履行职责，不得借职务权力、机会，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利益。对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行为，应主动回避，防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第七条 发改工作人员在执行涉及本人或特定关系人的审批、核准、备案等事项时，不得参加有关审核和决定等环节的工作，或利用职权、请托斡旋等不当方式施加影响。

第八条 发改工作人员在执行涉及本人或特定关系人的录用、调动、提任、奖惩等事项时，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和决定等环节的工作，或利用职权、请托斡旋等不当方式施加影响。

第三章 回避实施

第九条 市发改委成立利益冲突回避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政工科工作人员任成员，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政工科，负责需要回避的相关事宜以及强制回避相关事宜。

第十条 利益冲突回避形式分为自行回避、依申请回避和强制回避。

第十一条 自行回避程序：在具体工作中，发改工作人员认为该项工作符合回避条件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书面向利益冲突回避领导小组提出自行回避的申请。受理主体应严格审核，并及时做出是否回避的决定。申请回避的工作人员在回避申请受理主体做出回避决定前，应暂停参与本执法或管理行为事项。

第十二条 依申请回避程序：利益冲突相对人可以就特定工作人员与本人正在从事或申请的事项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可以向利益冲突回避领导小组提出回避申请。受理主体应严格审核，并及时做出是否回避的决定。被申请回避的工作人员在回避申请受理主体做出回避决定前，应暂停参与本执法或管理行为事项。

第十三条 强制回避程序：市发改委利益冲突回避领导小组根据相关信息，发现工作人员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的行为，应及时采取强制回避措施。强制回避可采取暂停工作人员履行现职务，或制止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行为。

第十四条 发改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对未按照利益冲突回避所作有关事项的决定、建议、调查等行为应予以废除，并重新作出。同时，市发改委利益冲突回避领导小组按有关党政纪条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发改工作人员要及时更新利益冲突回避信息档案和廉政信息档案，对隐瞒不报或者不如实报告的，责令改正并予以批评教育。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市发改委政工科负责解释。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分析师利益冲突 篇6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利益；利益冲突；原因

近年来，以群体这一形式表达诉求和愿望的现象越来越多，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突出问题。归根结底，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发生的，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不断分化，经济利益和物质资源重新分配与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导致利益主体各个层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从而导致利益主体之间矛盾激化、冲突频发。深层次地挖掘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更成为学术界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内涵

(一)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涵义

国内外学者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见解，称谓也各不相同，比如“集群行为”、“群体事件”、“集合行为”等，本文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将“群体性突发事件”理解为，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社会公民在其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或者维护社会公平，自发地结合为一个集体所引发的具有破坏性、突发性的社会活动。

(二)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

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除了呈现出破坏性、突发性等特点以外，还存在以下几点需要强烈关注的特征和趋势：第一，数量激增、规模扩大、参与主体多元化；第二，诱发原因多样化，利益冲突成为主要诱因；第三，影响日趋严重，处置更显艰难。

(三)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类型

正确地理解与划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可以帮助深入去探析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群体性突发事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准备情况可以将其分为预谋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和偶发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主体的规模差异可以分为个体型、小群体型和大群体型群体性突发事件；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行业和内容性质可以将其分为经济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政治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社会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民族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涉外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文化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等。[1]

二、 利益冲突的基本内涵

(一) 利益的涵义及其类型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曾经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可见，各学者均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究竟何谓利益呢？国内外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均趋同于这样一种观点：利益即需要。国内著名学者王浦劬也对利益给予以下定义：“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4]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即为利益的实质所在。

为了更好地理解利益，有必要对利益进行分类。比如可以将利益划分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等等。在本文中，笔者将利益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三种类型，以方便后文的研究。

(二) 利益冲突的涵义

正是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使整个社会中处于相同或相似地位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或者多个利益体系。单个利益体系或各利益体系之间的利益主体之间势必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即构成了各种利益冲突。所谓利益冲突，即各利益主体之间在其利益不同、相互违背或者不兼容等情况下使得自身利益或集体利益实现受阻甚至无法实现时所引发的矛盾。一旦利益冲突存在，各利益主体之间便会此生不满情绪，甚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埋下了隐患。所以说，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 利益冲突：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

由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正逐渐呈现出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范围更广等特征，并伴随着破坏性更强、影响越加恶劣，处理更加困难等严重的后果，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致力于探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不公平、政府不作为、民众不满足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

(一) 政府职能错位，干群利益冲突加剧

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理应发挥着有效预防与处置的重要作用。而从目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来看，政府出现较为严重的职能错位现象。现阶段政府出台的政策比较落后，导致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利益冲突未能有效化解，从而引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不满，使干群关系紧张；有些政府官员缺乏责任心，冷漠、失职等不作为也使政府的整体管制水平降低，更增加了群众的不满，加剧了干群之间的利益冲突。 

(二) 利益结构变异，利益主体矛盾加剧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利益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都需要重新定位，而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改变，改革开放前“整体的利益结构”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开始分化，这势必会导致各利益集团重新分化，进而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势必会为了各自的利益产生矛盾与冲突，造成各利益主体的不满情绪，甚至是付诸行动，最终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三) 协调机制不善，民众多方利益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取得一系列改革成就的同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也日益彰显。比如，贫富差距加剧，对地位、资源、权利的占有不公等等。之所以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出现这些危害社会的现象，原因在于我国的执政系统出现了问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有效地化解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机制，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处理能力低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协调，多方利益严重失衡。

(四) 表达机制不畅，民众利益诉求受阻

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群体性突发事件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良好的沟通渠道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目前，群众利益表达长期受阻，群众利益诉求未能得相应的重视与合理的解决。一方面，由于利益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群众在社会阶层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又加上政府不作为的官僚作风，导致民意更难顺利表达与顺利解决，这就使冲突更加加剧，群体性突发事件更容易产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五) 社会保障不力，民众利益缺乏维护

在我国，社会保障是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福利、医疗保障、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社会互助等社会措施的总称。[5]其中，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应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实施的，属于应急型的政策，难免缺乏健全的制度规定，从而导致群众的合理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各方面利益缺乏保障的群体更容易引起和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的社保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

参考文献：

［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及对策［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 社.2009.8.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王伟光.社会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8.

［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7页.

［5］汪独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分析［D］．河海大学

（作者通讯地址：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

分析师利益冲突 篇7

一、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发展历程

美国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建立可追溯到160多年前。1853年美国国会颁布法律, 禁止国会议员和联邦政府雇员为在对美国政府赔偿起诉中为他人利益而收取任何报酬。二战后, 美国政府的权责逐步扩大, 官员权力增加, 美国总统开始重视利益冲突问题, 政府不得不更加密切关注雇员的个人财产问题和任职中所拥有的权力、行为活动, 以期确保这些决策者行动是从公众利益出发。1961年5月, 肯尼迪总统以行政令的方式颁布了《政府道德标准》, 创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这是防治利益冲突的一项重要举措。1962年, 国会接连通过利益冲突法和贿赂法等刑事法, 预防利益冲突的法律不断完善。

尽管如此, 联邦调查局统计数据显示, 60年代末至1974年, 美国反映官员腐败的“白领犯罪”增长了约313%。1974年“水门事件”更是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广泛呼吁政府出台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的相关法律, [1]这是对政府的严重警醒。此后, 美国国会制定了《政府道德法》《联邦选举竞选法》《监察长法》《独立检察官法》等一批廉政法律, 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司法部门和国会中的非议员官员、雇员和工作人员, 并依法设立了监察长办公室、政府道德署等廉政监督机构, 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并行之有效的廉政建设机制。1989年, 国会又通过了《道德改革法》, 将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限制范围扩大至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 其中详细规定了接受礼品、行使职权、兼职、募捐活动等行为, 明确了公职人员执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对此前颁布的政策法规有了更进一步完善。

二、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分析

1. 行为限制制度

包括在职行为及离职后的从业行为限制两方面。在职行为限制范围不仅局限于官员在直接从事公务活动中的权力行使、收受礼物等, 在外部兼职、募款等私人活动方面也有明确限制规定。此外, 注重规避其通过亲友间接谋私的隐形风险。对离职后的从业行为, 一是限制公职人员再就业范围。例如, 官员离职五年内禁止从事与任职期间工作密切相关的行业、岗位任职。二是限制公职人员利用原有信息或权力进行谋取私利的活动。《美国联邦政府组织与雇员法》规定, 政府高级官员不得向他们所涉及的部门进行政治游说, 不得以新任身份与原任职部门进行相关利益活动。

2. 财产申报制度

财产申报是指公职人员按法律规定, 在一定时期内向有关部门报告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 包括数量、来源、变动等内容, 然后由主管机关予以审核。[2]。在立法方面, 美国先后颁布了《行政官员道德纲要》《政府行为道德法》《申报财产真实情况法》, 对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做出明确规定, 从法律层面保障了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在申报主体方面, 规定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员必须申报并公开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财产状况。在申报内容方面, 除了劳动所得的报酬, 还包括股票和债券等非劳动收入、兼职所得报酬、各类活动报销费用等。在财产公开方面, 公开财产申报针对的是政府高级雇员, 相当于我国担任厅、局级职务以上的官员, 而对级别相对较低的基层职员则实行对外保密。

3. 利益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时, 为避免影响其行为的公正性, 不参与涉及自身和亲属利益相关的事件。美国在1993年颁布的《道德行为准则》中, 明确禁止政府雇员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参与对自己或其他关联人 (配偶、未成年子女、工作伙伴或将来对其私人利益有一定影响的群体) 有经济利益的任何特定事项。并要求如果遇到私人事件或利益与政府公务相冲突, 即使不属于回避范围, 也应自觉选择回避, 并如实向上级主管提供书面报告, 请求上级作出决定。[3]美国《政府道德法》明确政府雇员必须承诺自己在公务活动中如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工作时, 不再参与其中。

4. 违法惩治制度

美国通过立法、制度、行政机构等多条路径对腐败行为进行惩治。在立法上, 美国刑法规定了“利益冲突犯罪”:“任何政府官员或雇员都不得故意亲自或实质上参与任何同自己有着财产利益的特别事项, 违者单处或并处10000美元以下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此外, 美国还出台《基本利益冲突法》等专项法规, 规定多种利益冲突犯罪及其相应的惩罚措施。在制度上, 美国多年来颁布了许多利益冲突相关制度, 不仅对易引起利益冲突的各项行为进行严格限制, 也对每项利益冲突导致的腐败行为明确惩罚制度。在行政机构上, 设立专门进行道德监管的政府道德署, 对政府雇员进行教育、监督。道德署每4年对行政部门及官员的道德行为进行普遍审核, 若有问题, 或转送司法部门处理, 或提请辞退、罢免, 或责令限期整改。[4]

三、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取得的成效

美国是预防利益冲突立法较早、制度相对完备的国家,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 在利益冲突预防方面取得较好成效。理论政策层面上不仅出台了多部利益冲突的相关政策, 制度层面上深入公职人员执政、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行为限制、财产公开、利益回避等方面保证政府雇员能从公共利益出发, 为民众谋利。而且在立法上也有完备的操作性强的刚性措施。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 对官员的从政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对腐败违法行为进行强制惩处。从实践机构层面, 通过设立道德署、专职廉政专员、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对政府雇员进行思想教育、权力监督、政务审核, 从程序到实体环环相扣, 全面规范。两个层面的相互结合为美国提供了较好的廉政环境, 对腐败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透明国际”的评估报告显示, 美国2003年清廉指数为7.5分, 全球排名第18位;2006年为7.3分, 排名第20位;2010年为7.1分, 排名第22位;2013年为7.3分, 排名第19位。近年来美国腐败现象逐年减少, 清廉指数相对较高。这与美国多年来坚持各项预防利益冲突措施密不可分。

四、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1. 加强“顶层设计”建设, 加快预防利益冲突的立法进程

“利益冲突”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后, 我国先后制定了相关的预防制度, 但腐败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 即使是现行执政条件下, 也是通过领导人的路线、方针、政策强制遏制腐败的发生。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整的利益冲突法, 即使有相关的规定, 也只是散见于《刑法》中, 无法从根源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因此, 应尽快出台利益冲突法, 加大腐败惩治的成本, 提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刚性, 让利益冲突的处置有法可依。

2. 厘清公私界限, 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机制

拥有权力是取得利益的先决条件。而正是因为权力使用不当, 才会导致利益冲突的产生。因此, 必须划分公私权力, 明确公共权力可涉及的范围。公共权力来源于民众, 是由法律赋予的, 在实际的运行中, 应当全面推进权力的清查, 编制行政权力流程图。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权限, 不断地转变政府职能, 还权于社会, 构建服务型政府。权力运行之所以会发生风险, 就是公职人员主观谋利行为、制度机制不健全、制约惩治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因此应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建设, 根据汇编的权力流程及实际工作中的权力运用, 重点关注、排查风险高发领域, 分析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 及时找出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漏洞, 进行风险防控。在整个过程中逐步压缩行政裁量权, 规范权力运行机制, 促使公务活动合规合法。

3. 明确腐败滋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完善利益冲突预防制度

利益冲突皆因公职人员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 利益的价值越大, 发生冲突的风险就越大。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 首先要明确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重点领域, 围绕利益限制、利益公开、利益回避等关键制度, 进一步界定相关制度的主体、内容、程序规范。尤其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不仅要局限于厅、局级以上官员, 更要关注工程基建、招标采购、资源配置等腐败高发基层工作人员;二是完善回避制度, 尽管有相关制度规定利益回避的相关内容,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仍存在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属谋利的现象。尤其是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招聘选拔中, 欠缺公开性, “萝卜坑”招聘依然存在。须扩大回避范围, 突出重点环节, 制定连带责任制及相应的惩罚措施。三是健全行为限制制度, 重点关注公职人员在职时利用职权参与外部企业活动, 赚取报酬等现象。

4. 健全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配套措施

一是加强廉洁文化教育。将预防利益冲突的理念纳入公职人员的日常教育培训中, 注重因材施教、因岗施教, 使公职人员在廉洁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 从而以正确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来处理公私利益。二是完善利益监督机制。在行政方面, 对利益冲突的高发领域进行监督, 确保权力的运行。设立专门的利益冲突处理机构, 根据现行的利益冲突防范制度分设相应的处理部门。在社会舆论方面,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群众及网络媒体的作用, 对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形成监督网络, 及时予以曝光。鼓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公共组织对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进行监督。三是打造网络信息平台。充分发挥电子政务的作用, 公布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岗位、领域及具体行为规范流程图, 使公职人员在整个行政过程中接受民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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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立梅.国外反腐败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及启示[J].岭南学刊, 2009 (5) :41-43.

[3]朱前星, 王国林, 陈果.国外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及其启示[J].领导科学, 2011 (12) :8-10.

分析师利益冲突 篇8

如何解决风电不稳定性对电网安全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西班牙[1]成功利用抽水蓄能电站与El Hierro岛、Canary岛的风能资源实现联合运行为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中国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和水能资源, 风电与水电累计装机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为风电和水电联合运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众多专家学者从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可行性、联合调度的方案及优化、联合运行所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分析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但是, 在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协调管理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中国的电力市场虽然属于公用产业, 但同时电力企业也是经营性企业, 既要支持国家政策, 亦有经济利益需求, 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冲突矛盾。因此, 风电与水电若要实现联合运行以及各利益相关人的协调合作, 亦需要理顺各利益相关人利益关系。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对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 分析相互间存在的利益目标冲突, 希望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为进一步研究以及理论证明奠定基础。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自斯坦福研究院1963年提出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概念以来, 利益相关者作为一种全局的治理观和倡导经济民主给管理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论, 并逐渐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在理论界和实践中被人们认可和采纳。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是这一理论应用的前提和基础[2,3]。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外延太小会使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外延太宽泛则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Freeman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从广义上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界定, 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 同时还把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 受企业所采取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 如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Freeman的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视角, 可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不同分类。Freeman (1984年) 从所有权、经济依赖性和社会利益三个不同维度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公司股票所有者是对企业拥有所有权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经济依赖性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经理、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等;而与公司在社会利益上有关系的则是政府、媒体、公众等。Frederik (1988年) 按与企业是否发生市场交易关系而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Charkham (1992年) 按照相关者群体与企业合同关系的性质,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和公众型两类。Clarkson (1994, 1995年) 根据相关群体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承担的风险类型,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自愿利益相关者和非自愿利益相关者;而后, 又根据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害关系的紧密程度,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首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米切尔 (1997年) 从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权力性、紧急性三个属性维度,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确定型、预期型和潜在型。

风电与水电的联合运行是由水电来平抑风电的不稳定性对电网造成的安全威胁, 消纳风电成为水电新增调度目标, 这是以牺牲水电的发电量为代价的[4], 必然导致水力发电商的发电收入减少。电力服务并不是免费商品, 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仍然需要体现各参与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特征, 体现发电商、电网、政府、公众之间一种责、权、利统一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经济形式。因此, 笔者借鉴利益相关者的理论, 对风电与水电的联合运行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与分类。

2 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管理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

如果把风电与水电的联合运行看成电力产业供应链生产环节的一种合作方式, 借鉴利益相关者研究成果 (Freeman和Frederik) , 按照是否与风力发电商或水力发电商直接发生购电交易行为, 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

2.1 直接利益相关者

直接利益相关者是指在该电力生产合作方式下, 直接存在市场交易行为的个人或组织。很明显, 电网、风力发电商和水力发电商是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我国竞争性电力市场的建设处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发电环节初步形成以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五大发电集团为主的竞争格局, 基本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输、配、售电竞争性市场改革进程缓慢, 仍由电网垄断, 售电价格由国家进行管制。由此可见, 电网与发电商的地位并不平等, 电网更像发电商的上级部门, 在选择发电商和决定发电计划等方面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 在直接利益相关者中电网亦是关键利益相关者, 电网对风电的偏好以及支持程度对风电和水电联合调度运行的实现至关重要。

2.2 间接利益相关者

间接利益相关者是指虽然没有发生直接的市场交易行为, 但是却受到这种合作方式的影响或者能够影响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方式实现的个人或组织。虽然不存在交易关系, 但是存在一定的社会联系。

很明显, 电网内除风电和水电以外其他能源供应商, 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合作中, 但是受到了影响。在电力市场需求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挤占了原本的发电份额, 原先所承担的电网内的辅助服务也发生了改变, 在现有电力政策下, 利益受到损害。

其次是公众。公众是受益人, 因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使用, 从长远来看, 公众得到了环境的效益, 享受到了环境好转带来的好处, 比如健康、良好的空气质量以及优良的生活环境。在过去, 公众是政府公用产业的“搭便车”人, 2006年国家开始对使用可再生能源电能征收电价附加费用, 征收标准也逐步上调, 由2006年的0.002元/kWh调整到了2012年的0.008元/kWh[5]。公众开始为使用可再生能源买单。

可再生能源开发属于政策性市场,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一方面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开发, 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 防止可再生能源市场中任何一方出现暴利或大幅亏损。另一方面, 政府亦是受益人。从社会利益来看,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碳排放的话语权, 解决未来的能源危机, 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上网, 从制度建设上来说,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问题, 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是节能减排的需要。现阶段实现风电与水电的联合运行根本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因此, 政府虽然是间接利益相关者, 在风电与水电能否顺利联合运行中却扮演了保护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3 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利益相关者主要矛盾冲突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 电网内的各发电商、电网、政府、公众都是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合理、有序的合作将有助于合作各群体的健康发展。寻找利益群体间的共同目标, 发现各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是群体合作的基础。笔者亦希望从冲突的目标中找到合作群体利益协调的关键。

3.1 发电商之间的矛盾分析

风力发电商和水力发电商, 同处发电端, 为电网提供稳定的电能。假设电力需求固定, 风电、水电之间, 以及其他能源电力发电商之间则存在竞争关系。发电商主要的收入为电费收入, 现在我国的上网电价构成大多为发电成本、还本付息和合理的利润, 这意味着只有发电才有收入, 任何新并网的发电商的出现都将挤占其他发电商的利益, 形成各发电商之间的发电冲突。

实际上, 中国的电力市场严格来说是电力供给相对不足。由于电力消费的特殊性, 电力无法储存, 供给与消费同时发生, 电力供应与电力需求需要保持平衡。在电力需求的高峰时段, 常常会出现电力供给不足, 不得不拉闸限电, 降低电力需求;在电力需求的低谷时段, 电力供给大于电力需求, 多余发电机组只能空转或停机。电力供给相对不足使得发电商都想多发电, 发电矛盾更加突出。

风电与常规电源不同, 具有不稳定性和预测精度差的特点, 既不能承担峰荷, 也不能承担基荷, 同时有可能导致反调峰。这使得电网需要专门对风电提供辅助服务。如果由电网内的水电对风电的不稳定性进行调节, 水电的上网电量将减少, 同时, 增加电网内其他电源提供调峰、调频、调相等辅助服务的压力。而我国目前的上网电价中并没有体现出发电商承担的调峰调频调相等功能的价值, 水电和电网内其他调峰调频电源的利益也暂时没有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 水电等具有可调节能力的发电商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电收入, 配合风电上网发电。风电等不稳定可再生能源的并网发电使得发电商之间的发电矛盾进一步激化。

同时, 风电提供的电能相比火电、水电、核电等常规能源来说, 是非常不稳定的。我国目前并没有针对发电侧提供不稳定电能征费的机制, 因此对风电所提供的不稳定电能没有征收任何收费, 这意味着因为并网风电不稳定的特性而产生的额外的风险和成本由其他的发电商或利益相关者“免费”分摊了。当越来越多的风电等不稳定电源并网之后, 其他电力供应相对稳定的发电商将不愿意承担这些额外的成本, 风电与其他发电商的矛盾将会被激化。

3.2 电网与政府以及风力发电商之间的矛盾分析

在我国电网属于国家垄断企业, 电网企业的主要责任是提供安全、可靠的电能, 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按照我国现行国家能源政策的规定, 电网对风电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由于受到电网结构、调度能力和风电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 电网现阶段无法消纳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全部电量, 因而提出全额“保障性”收购的折中方案, 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收购风电的目标与电网消纳风电容量的限制形成了矛盾。

政府虽然对电网收购风电超出常规能源部分进行了补贴, 但是电网因为收购风电而可能导致的电网安全、调度等风险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电网收购风电的积极性不高, 进而影响了电网企业对电网改造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了政府全额收购风电的长远目标。从表面上看, 电网收购风电而增加的成本, 政府进行了补偿, 而实际上电网企业需要承担电网安全的风险。因此,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 各种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的上网电量没有明确界定之前, 电网企业会选择回避风险, 尽量逃避对风电上网电量“收购”责任。政府可再生能源收购政策中对电网风险的忽视激发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并网与电网企业的矛盾。

4 解决方案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在风电与水电的联合运行协调管理过程中, 化解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冲突才能真正促成电网、风电与水电三方合理、有效的联合,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分析表明, 平衡发电矛盾, 对发电商提供辅助服务进行合理补偿, 对风电等提供不稳定电能的发电商进行合理的征费, 明确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收购标准, 合理补偿电网收购风电的风险, 提高电网收购风电的积极性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本节将针对这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第一, 加快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 对电网中承担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发电厂进行合理的补偿, 可建立电厂辅助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标准;

第二, 改革我国上网电价的核算方式, 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电价机制, 除考虑电厂的投资成本及发电成本外, 可考虑各个电厂在电网中所提供的辅助服务, 构建两部制甚至三部制的电价结构, 促使电价结构更加合理, 激励发电商提供辅助服务的积极性, 平衡发电商之间的利益, 缓和发电商之间的矛盾;

第三, 尽快出台与电力能源政策配套的各项政策及明细, 明确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全额收购”、“全额保障性收购”、“最低限额收购”上网电量的标准;

第四, 完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的政策, 对风电等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的并网发电征收发电可以考虑征收不稳定能源的调节费用以及发电预测误差调节费用, 对于超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的电网企业可考虑进行奖励, 减小电网收购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风险, 刺激电网收购可再生能源以及对电网进行改造的积极性。

5 结语

随着风电等新能源的并网发电, 发电商、电网、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追本溯源, 电力体制和电力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是造成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只有真正构建符合国情的、统一开放的电力市场体系, 才能最终解决风电和水电联合运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真正实现风电等新能源并网的价值。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对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在对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平衡发电矛盾, 对发电商提供辅助服务进行合理补偿, 对风电等提供不稳定电能的发电商进行合理的征费, 明确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收购标准, 合理补偿电网收购风电的风险, 提高电网收购风电的积极性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快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改革我国上网电价的核算方式、出台与电力能源政策配套的各项政策及明细、完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政策等建议。希望能为我国电力市场机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为进一步研究以及理论证明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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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利益冲突 篇9

1.1 国家层面法律依据

目前农村房屋拆迁在国家层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简称《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和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第四十二条。

在《宪法》和《物权法》中,仅仅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包括不动产)进行征收,将国家对房屋征收拆迁的目的严格限制于“公共利益”。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因城市开发和建设等引起集体土地征用和拆迁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严格而刚性的判断依据,因此,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商业拆迁打着公益的旗号,通过国家强制征收的手段实现其商业目的,损害农村移民合法权益的情况。

《土地管理法》对耕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进行了规定并有具体的计算标准,但对因土地征用引起的农村移民在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表述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1.2 江苏地方层面的法律依据

就江苏而言,仅在《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第六章“附则”的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有关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的内容:“因城市开发建设征用集体土地房屋实施房屋拆迁的,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参照本条例另行制定。” 江苏省政府将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授权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操作,截至目前,南京市、扬州市、无锡市、徐州市等都颁布了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但笔者调查的江苏省Y市至今还没有制定关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使得该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缺乏针对性的地方政策依据。

1.3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政策存在的缺陷

a. 政策传递层次多和操作性差导致农村移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国家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实际上将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授予省级政府操作,省级政府又将其授予市级政府操作。政策制定权在自上而下的下放过程中,严肃性和约束力逐步降低,难免会出现政策制定不合理、政策缺失的现象,为某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侵害农村移民利益提供了土壤。

b. 政策缺失和配套不足导致农村移民利益受损害。由于缺乏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大都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条例,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土地所有权性质、所有权主体、土地管理方式以及拆迁安置对象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随意性很大,拆迁程序和补偿标准十分混乱。例如征用方违反征地程序征地,克扣压低征用补偿费用,损害移民利益。另外,农村移民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后,仅关注拆迁补偿款额,而相应的失地移民生产、生活保障政策往往不能及时跟上,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些移民在失地失房后基本生活难以维持。

2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利益主体的角色地位及冲突

2.1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利益主体的角色地位

a. 农村移民。农村移民是集体土地征地拆迁中的主角,也是利益冲突的重要主体。土地是移民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房屋是移民的安身立命之处,其重要意义可想而知。土地虽为集体所有,但是,土地上的房屋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应受法律保护。

但在实际拆迁过程中,农民是个体的、弱势的,决策参与度低,往往在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后农民才知道自己的房屋已被纳入征收范围,信息不对称以及对自身权利诉求的能力弱,导致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对其私有财产原本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如平等交易权、财产收益权等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b. 地方政府。从政府的起源上看,政府机构具有公共性。它要求政府以寻求社会公正、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保障民主和个人自由、实现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然而,在现实社会里,政府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同时,往往还带有一些自利性的行为,甚至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某些地方政府可能把自身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2]。在我国,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是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变的唯一主体,它按照法律规定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收回,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再将国有土地向开发商出让。这种特定的权力设置也使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容易产生自利性导向,从而导致对农村移民权益保障重视不够。

在实际征地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和权力资源优势作出征收决策,将土地上的房屋一并拆除,将土地“净地出让”给开发商。政府成为实质上的拆迁人,当政府与农村移民就补偿安置方案不能达成协议时,政府可能会动用行政权力(例如强制拆迁),使政府与被拆迁的农民处于在矛盾的对立面。

c. 开发商。这里主要针对基于商业利益的拆迁。开发商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行为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在征地拆迁中自然也是最主要的获利者。开发商获得土地投资建设项目,其征地拆迁是出于商业目的。一般来说,开发商征地拆迁的程序是:向政府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获得政府的拆迁许可,与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所有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商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在此过程中,开发商与农村移民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

但在实际征地拆迁过程中,开发商往往不直接与移民平等对话。以Y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例,开发商始终没有出面与移民洽谈过,与移民接触最多的还是政府的拆迁工作人员。一些开发商利用自身财力优势暗箱操作、向地方政府寻租,借助政府的权力降低与农村移民的协商成本,争取更大的利润,对移民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考虑甚少。

2.2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利益冲突的表现

a. 农村移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权力和权利关系的不协调,农村移民不愿失去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不愿失去自己的房屋所有权,而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受土地增值高收益的驱使,将土地据为己有。前者在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丧失已经无法避免时,会尽量采用各种手段争取获得更多的补偿。例如近几年,农民采用自焚、向拆迁人员投掷燃烧瓶等暴力方式抗拒拆迁,抗拒的结果往往自己受伤甚至丧命,最后落得“暴力抗法”的罪名,房屋也难逃被强拆的厄运,这类移民的遭遇得到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同情;在Y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也有少数农民凭借一定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加大谈判筹码,若得不到“相应”的赔偿,就利用权力关系或黑恶势力打压、恐吓拆迁工作人员,这类移民已不是一贯的弱势群体的形象,虽然这类人占移民中的少数,但对移民公平、合法地获得补偿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b. 农村移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开发商在征地拆迁中由于付出了寻租成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征地工作应该是政府做的,他们认为已经支付了相关的土地使用费用,而且将工厂迁入对当地GDP的增长有重要贡献,是当地政府请来的“客人”,在征地中产生的纠纷与他们无关,那是政府与移民之间的事,开发商在征地拆迁中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是严重不对称的。农村移民也会感到自己是三方利益博弈中的受害者,对开发企业的进驻产生极大的反感。

c.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些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寻租创租进行“谋略”,其目的是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得双赢。但既然有利益分割的存在,就会产生纷争。某些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与开发商之间为瓜分土地征用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利益,可能会出现幕后交易和腐败现象。

3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利益冲突成因

3.1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问题进行规范。同时,已制定实施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大多内容简单,程序模糊,许多问题在法律上存在空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规定,对于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应当由法律规定;第九条规定,对上述事项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给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显然,目前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既非狭义的法律,也非行政法规。依据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立法法》的效力等级高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因此依据《土地管理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是不能够作为农村房屋拆迁法律依据的[3]。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为农村移民的私有财产权——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作保障,各地政府仅参照一些政策来做,地方政府的权力就有可能滥用,损害移民利益,从而造成双方冲突。

3.2 集体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角色错位

在实践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地方政府可能更多考虑如何从土地交易中获得最大收益。例如,Y市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量征收农村移民的集体土地,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中获得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招商引资企业入驻之后,每年依法向地方政府缴纳各项税收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既是地方GDP增长的重要指标,也是地方官员政绩的衡量标准。因此,不管是公益性项目、经营性项目还是招商引资项目,地方政府都未作区分,不惜牺牲当地农村移民的长远利益,主动出面参与拆迁,与移民进行利益博弈,将土地“净地出让”给开发商,由于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模糊,可能导致与政府本应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背道而驰。

3.3 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标准操作难把握,容易对农村移民产生不公平

以Y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为例,其补偿标准与其实际操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a. 房屋补偿(含宅基地补偿)面积难界定。该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与国有土地房屋补偿原则一致,即“根据被拆迁房屋区位、用途、合法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确定”。但是房屋合法面积的认定是个难题,容易成为某些被拆迁人钻政策空子的空间,在房屋合法面积认定时,拆迁工作人员面临3种情况:①纯合法面积,即房屋面积与房产证或有关证件的面积相符,不存在违规现象;②变相合法面积,房屋拆迁前农民在原合法面积的基础上和一定的时段内因生产生活需要等扩建了一定的建筑物,此类特殊情况得到拆迁人认可后实际增加的合法面积;③纯不合法面积,即在有合法产权房屋的周围突击建筑,纯属违章建筑。若在实际评估时,评估人员不能做到独立、公平、公正地区分和认定,则将会出现补偿差额较大的情况,这就造成对农村移民中的“老实人”的不公平。

b. 装饰装潢及附属设施补偿存在不公平。该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文件规定“房屋装饰装潢补偿费低于180元/m2的,将按180元/m2予以补偿”。该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农民突击装潢的情况,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当地实际情况是,移民房屋的装饰装潢质量是不同的,有些移民房屋装潢低于180元/m2(甚至是茅草屋),拆迁时得到180元/m2的补偿,有一定的获利空间;而有一些移民的房屋是别墅,当年装潢就超过180元/m2,并且装饰装潢材料价格日渐上涨,可能会造成这部分房屋装修较好的移民的心理不平衡。

c. 搬迁补助费过低。Y市的搬迁补助费按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计算,住宅房屋7元/m2,每户不足350元的补足350元,但最高不超过800元。在实际搬迁过程中,移民一般会采取2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搬,亲戚朋友帮忙;另一种是请搬家公司搬。但是按照目前搬迁市场的价格水平,搬迁补助费太低,一些移民不得不自己贴钱搬迁,这样使他们在搬迁时心里有抵触情绪。因此,地方政府搬迁补助费标准的制定,应该根据市场行情逐步调整。

d. 拆迁奖励措施失效。拆迁奖励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通过签定房屋拆迁协议,并且在规定时间内腾空房子,在这2个基本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给予被拆迁人的奖励。这样的奖励措施在拆迁初期往往能够调动广大农村移民配合拆迁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在拆迁后期可能会给拆迁补偿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拆迁工作人员与农村移民谈房屋拆迁补偿费时,迫于上级工作压力,为尽快完成拆迁任务,可能会不负责任地允诺那些不符合奖励条件的移民给予其奖励;另一方面,本应由当地政府提供给移民的过度安置房不能及时提供,移民早一天搬迁就意味着早一天没有地方住,这让当地移民产生了“早搬不如晚搬,你若不给我拆迁奖励,我就不搬”想法,这使得一些早搬的移民感到心理不平衡。拆迁奖励若是人人都有,也就起不到奖励该发挥的作用了。

4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移民利益保障及冲突化解对策

4.1 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法规

为确保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工作有法可依,应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这3个层面建立和完善我国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法律制度。

a. 在法律层面,落实《宪法》确立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和因公益目的征收征用原则,应尽快制定《私有财产征收法》。

b. 在行政法规层面,国家征收权力的行使以集体或公民最重要的财产为对象,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加强对集体和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因为实施拆迁行为的前提条件多方面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行为,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实施意见来规范和保证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拆迁人的拆迁行为。

c. 在地方性法规层面,各地从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适合各地的相关规定。在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方面各地应主要依据法律授权在补偿标准的确定上有所不同,但在补偿原则、补偿程序和补偿保障方面应符合《私有财产征收法》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此外,具体的补偿标准不宜太细,应主要制定补偿标准的原则和规则,而具体的补偿金额仍应通过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数据来确定[4]。

4.2 科学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征收程序

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界定方法,例如列举法、排除法等。2010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用列举法对公共利益作具体界定。笔者认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可以此为参考。

在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中,政府不置可否地充当拆迁人的角色。因此,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发生利益冲突,不能通过行政裁决机制解决问题时,应当直接交由法院裁决,政府仅充当“运动员”的角色,由法院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充当“裁判员”的角色。

在基于商业利益的拆迁中,开发商和农村移民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分别充当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角色,开发商应保障移民对商业拆迁的立项的知情权,由移民和开发商共同选定拆迁评估机构,并建立安置补偿费用的专项监管制度。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以民间仲裁制度进行仲裁。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强化对开发商的管理,除检查规划、立项等工作外,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应发挥协调作用,不应对被拆迁人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5]。

4.3 建立健全移民参与机制,确保移民的知情权和异议权

不管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还是基于商业利益的拆迁,移民的积极参与对于项目的成功实施和移民的妥善安置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有移民参与机制缺乏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限制了移民参与补偿安置的全过程。由于缺乏沟通和交流,当补偿没有达到移民的预期时,移民往往会认为这是政府和开发商暗箱操作的结果,因此,政府应在政策法规层面完善听证制度、支持和赋予移民充分的参与权,在实践操作层面完善征地拆迁不同阶段移民的参与方式、采用多种宣传形式,提高移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6]。建立移民参与机制有利于移民自身权益的保障,也有利于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4.4 建立透明的房屋补偿公示制度

要保障拆迁补偿的公平公正,应建立透明的房屋补偿公示制度。村委会将每一户的安置方式和房屋补偿款项(包括房屋补偿费用、装饰装潢及附属设施补偿费用、搬迁补助费以及拆迁奖励)一一列出公示,由广大移民监督。当有移民提出异议时,拆迁工作人员及时核对查证,若无误,向移民做出解释;若确实有误,则及时修改。在公示时间内被拆迁人无异议,可以现场发补偿金,接受移民监督。若拆迁工作人员在补偿款的认定和发放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况,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以保障全体移民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补偿。

4.5适时调整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建立长期保障体系

从短期看,适时、适度地提高各项补偿标准,保障农村移民现有的财产不减少,现有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下降。在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物价水平和搬迁市场、装潢市场等相关情况,制定保障移民利益的补偿标准,并适时调整提高。

从长期来看,应对农转非劳动适龄人口进行技术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加快区级劳动力市场和劳动保障事务所建设,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以土地为依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移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为移民提供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等[7]。

摘要：在分析我国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政策依据及其对农村移民利益保障作用的基础上,以江苏省Y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例,对拆迁冲突中涉及的农村移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这三方利益主体进行角色定位,分析其利益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并提出保障农村移民及化解利益冲突的对策,以期为完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政策、规范拆迁行为、保障农村移民的权利提供借鉴。

关键词：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农村移民,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EB/OL].[2003-01-01].http://wenku.baidu.com/view/f4768f0bf78a6529647d538b.html.

[2]刘学民.试论政府自利性及其矫正对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6(5):46-49.

[3]赖淑春.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探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8(5):130-135.

[4]陈云霞,张立国,史晓娟.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9):95-99.

[5]柴方胜,陈洪宗.青岛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问题与对策研究[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1):96-99.

[6]王丽婷.农村征地移民参与研究[D].南京:河海大学,2007.

利益冲突管理研究评述 篇10

2000年, 中国第一次对“利益冲突”有了意义表述。随后, 我国对防止利益冲突虽然也已经做出了一些规定, 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政策法规由于政治色彩浓实施效果并不乐观。现有的诸多研究表明不良行政行为的实质就在于“利益冲突”,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重要举措, 研究利益冲突问题在我国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定义

要研究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就必须从认识其概念起步。很多国家对利益冲突管理已经进行了专门化立法, 那么什么是利益冲突呢?学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 观点不一, 其中比较主流的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角度来看的, 认为利益冲突是政府人员的私人利益干扰了他为公众谋求公共利益。胡琴认为, 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或个人的信仰可能会妨碍他在管理公共利益中的决断, 从而难以做到秉公执法。在公共组织中的个体微观角度看, 公职人员也并不总是为公共利益考虑的, 他们往往会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从个人利益干扰和影响公共责任的角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 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公共职位所应尽的公共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苏马斯·米勒 (Seumas Miller) 、彼德·罗伯茨 (Peter Roberts) 和埃德沃德·斯培恩斯 (Edward Spence) 认为, 从应用哲学的角度来看, 利益冲突正是造成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自身利益和其被委托的职责存在相互矛盾的时候。第三种观点, 利益冲突的发生在于逻辑主体是公职人员的同时还担当了其他的私人角色, 比如父亲、丈夫或者是朋友等社会角色。库珀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认为利益冲突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公职人员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它包含了角色冲突和权力资源间的冲突, 以公谋私就是其中的典型。”这种由于多重社会伦理角色导致的利益冲突是政府廉洁形象的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综上可知, 无论学者从哪个角度进行利益冲突的概念定义, 最后都会归结到公职人员的自身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僭越。笔者认为,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一个道德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是一个角色管理的问题, 其实学者们不同的视角下所做出的定义也是存在着其内部契合点的, 公共责任和公共伦理都和公共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发生的原因

林兴指出, 中国的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公仆”的理论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他的缺陷是忽视了公职人员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第二, 是对腐败认识上的欠准确性, 中国在对公职人员“不能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少有成就;另外盲目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以退避三舍的态度来对待很多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制度。库珀在他的文章中, 建设性地把利益冲突范围进一步推广, 扩展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组织利益和私人的利益、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是他的观点也存在着不完善性, 比如忽略了公共权力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公共权力制约机制与反权力作用机制的缺失也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同的特定经济利益必然会在不同政治主体的相互关系中体现, 于是就会出现不同利益群体围绕公共权力进行博弈和斗争的状况,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切实可行的公共权力制约机制和反权力作用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均衡利益、缓解冲突的作用。相反, 公共权力制约机制与反权力作用机制的缺失, 则会使冲突不断扩大化, 加剧冲突。

四、完善利益冲突管理的建议

公共权力的腐败, 利益冲突是其主要原因, 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重视利益冲突, 为探索新的反腐之路、特别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一) 国外的经验

国外对于“利益冲突”的概念的确定要比国内早, 管理相对于国内已经相对成熟, 其中OECD国家的做法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财产申报。财产申报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能够帮助公众评判政府职员公务的执行情况。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分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种。申报内容包括个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 包括股票、债券、共享资金、养老金、能带来收入的不动产, 个人通过其他劳动、投资及奖励所获得的利益, 接受礼品、住房及招待消费, 本人在外任职情况以及为将来所做的安排和制定的个人协议等。

2.资产处理。廉政监督部门要对个人财产申报做出详细的审查, 并且要对那些存在利益冲突可能性的资产进行处理, 处理的形式往往有出售、委托和回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公平交易的方式将这些问题资产出售以消除潜在的利益冲突。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有效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方法之一。加拿大详细的规定了回避接受优惠的相关制度, 其公职人员必须要避免任何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优惠的情况。此外, 许多国家还对任职也实行了回避制度, 禁止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两人在同一个部门或者是能够构成上下级关系的单位任职, 禁止公职人员参与其亲属的任职、调动和处罚事务当中。

4.对离职后的行为实行限制。如今出现了一种在各国都很常见的新型利益冲突类型, 即政府公职人员在离职之后到某些私人企业后利用原有的关系网络继续“发挥余热”。美国等国家都对此种行为都已经做出了具体的限制规定。这种限制分为对就职范围和再就业时间上的限制两个方面。首先是范围的限制, 规定禁止到与其之前的政府岗位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的公司或单位任职。其次是时间上的限制, 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得与原任职单位有业务关系, 如此一来, 等到时间限制解除之时, 该公职人员原先的关系网已经淡化, 也就不能为其谋求多少个人私利了。

(二) 梳理国内发展脉络, 立足国情, 量身定做

世界各国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上的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但是鉴于中国所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 我国更应立足国情来探索中国式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道路。中国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分为探索 (1984-1992年) 、发展 (1993-2002年) 、加速推进 (2002年至今) 三个阶段。纵向比较这三个阶段, 呈现出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注重制度的执行力、日趋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 进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立法, 重视对权力的制约, 使现有制度系统化;第二, 构建防止利益冲突行政伦理教育体系, 使得公职人员“根红苗正”;第三, 加强文化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对利益冲突“零容忍”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

1.完善制度体系, 重视权力制约。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可操作性差是一项亟待克服的弱点。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的法律体系系统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对公职人员进行权力的合理配置, 防止一手遮天的权力滋生是防止利益冲突的重中之重, 具体的方法可以采用加快轮岗速率、压制利益团体、避免期权交易载体出现等。明确划分出公权与私利的利益边界, 使干部领导和公职人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任职前的资产处理制度、在职期间的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离职后行为限制制度, 系统化地将公职人员在任职前、在职、离职三个阶段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规范, 有效规避公职人员在各个阶段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

2.关注行政伦理, 构建防止利益冲突教育体系。观念性要素在防止利益冲突中是有效发挥制度约束作用的内控基础, 廉政教育在防止利益冲突的过程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公职人员教育体系中, 廉政教育和伦理培训必须要被上升高度, 使其成为公职人员实现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培训目标是帮助公职人员了解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法规, 特别是帮助他们树立防止利益冲突的观念。在公职人员的培训中就要对其详细说明未来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利益冲突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法、违反规定之后的处罚方式等, 并且要对其不断地进行意识强化, 让“利益冲突不可触碰”的种子他们在内心深深地扎根, 在日后的工作中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

3.营造正确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是一种软环境, 潜移默化地渗透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从而形成心理调控机制。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来看, “利”是“官”的附属品, “官”是“利”的代名词, 所以在中国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管理也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思想文化斗争。笔者认为营造一种“崇尚廉政、褒扬廉政”、“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认可这种文化时, 那么利益冲突行为就会如同过街老鼠般“人见人打”, 再无藏匿的地方, 在加之严格系统的法律制度共同作用就能够真正使对于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防治获得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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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umas Miller、Peter Roberts、Ed-ward Spence: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An Applied Philosophical Ap-proach.Pearson Education Inc.2005.pp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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