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效率

利益效率（精选四篇）

利益效率 篇1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献研究营运资金管理，概括来说早期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将营运资金分为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两部分来分别研究其管理情况，而后则逐渐提倡面向供应链优化和整合来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水平。而王竹泉、马广林（2005）提出了将营运资金管理与渠道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从渠道管理角度去提升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这就要求企业应该处理好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

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王竹泉（2008）提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划分为内部利益相关者（或企业的所有者）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两部分。内部利益相关者即是参与企业契约集体选择的那些利益相关者，而且他们的集体选择决定了企业的所有权归属，外部利益相关者虽然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但却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或制约，相应的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总之，企业经营活动的成败牵涉到各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利益，企业的目标应是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更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企业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效应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模式，不仅能够使企业实现其经济价值而且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然而，实务中各个企业是否已经深刻认识并协调管理好与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呢？本文以李宁有限公司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为李宁转型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启示。

二、案例简介

李宁公司是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先生于1990年创立，我国最大体育用品零售商之一，于2004年6月在香港主板市场上市。从1994年起，李宁公司一直保持着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的最大份额。但从2003年起，因外资品牌的大举进入，李宁首次被耐克中国超越，次年，又落在了阿迪达斯中国后面。直至2009年，凭借奥运余温持续发力的李宁在华销售额才超过阿迪，仅次于耐克。然而好景不长，从2012年起，李宁开启了连达三年的亏损之路。作为巅峰时期年营业收入一度逼近100亿元大关的国内顶级运动品牌，李宁“江湖老大”的位置却在不断扩张直营门店、解约巨星甚至压缩研发开支中，被安踏悄然超越。行业的发展推动着商业模式的变革，原来大批发销售的粗放模式也遭遇挑战，企业不得不应对转型。此外，随着GAP、H&M、Zara等快时尚品牌的加速进入，李宁，包括其他运动品牌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5年变革几度换帅转型仍很难挽救市场，如今“体操王子”亲自上阵主导李宁艰难变革转型，终于实现了四年来第一次扭亏为盈，然而想重回行业老大的地位还有艰难的路程。

三、李宁公司财务现状分析

（一）李宁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分析。

从营运资金周转指标考察李宁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如下页图1所示。从2010—2013年，李宁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李宁的存货管理水平较低，而高企的存货也说明了其存货占用了大量的营运资金。应收账款周转率则呈现先下降而后缓慢上升的趋势，较同行业其他企业而言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应付账款周转率也是先下降后上升，李宁公司能够占用供应商的资金为己所用，实现供应链融资，有利于提高其营运管理水平。但是如果一直长期拖欠供应商货款或降低企业信用，不利于和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最终李宁公司的营运资金周转率从2009年起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表明该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比较低，企业运营能力不断下降。

（二）李宁公司财务风险分析。

本部分除了选用传统的现金流量比率、产权比率以及流动比率来衡量李宁公司的财务风险外，还借鉴王贞洁、王竹泉（2013）的做法，使用营运资本占营运资金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财务风险。该比率越高，表明企业营运资金融资策略越稳健，财务风险越低。此时将营运资金界定为流动资产与营业流动负债的差别，而将营运资金（流动资产与所有流动负债之间的差额）称为营运资本。则营运资金=营运资本+筹资性流动负债，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我们选用李宁公司企业的短期借款与应付账款及票据之和作为筹资性流动负债，计算的相关指标如图2所示。李宁公司的现金流量比率不断下降并且从年至今一直为负值，表明该公司经营现金流量对流动负债的保障能力较低，显示了该公司较高的财务风险。而该公司的产权比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长期居高不下，而且2012年一度达到232.85%，显著高于同行业，财务风险水平如此之高让投资者债权人极其不安。最后从营运资本和营运资金这一新指标来看，这一比率总体基本维持在50%左右，只有在2012年时下降明显，表明李宁公司的营运资金融资策略较为稳健。但综上所述无论其运营能力还是财务状况皆不容乐观。

针对李宁公司的亏损低效的颓势，很多专家学者都在剖析其衰落的原因。业内分析人士多是从公司品牌战略的模糊来解读李宁公司衰败的原因。而本文则选择从利益相关者管理方面来考查李宁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以揭示李宁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并就利益相关者管理视角提出如何提高该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几点建议。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管理视角的李宁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分析

王竹泉、孙莹（2010）提出营业活动包括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营运资金是营业活动中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之间的差额，而企业的筹资活动则要为企业营业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因此在新概念的界定下，真正决定企业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就是企业筹资活动对企业营业活动营运资金需求的保障能力，而并非简单地理解为传统的企业偿债能力。这也能够解释许多按照传统偿债指标被认为财务风险极大甚至陷入危机的企业为什么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不难想象只有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才能提高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为企业持续的营业活动提供资金保障。本文借鉴席龙胜（2013）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管理和营运资金管理共生互动的价值管理框架模型并加以改进（如图3所示）来分析李宁公司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一）与投资人关系的分析。

投资者作为企业的出资人，能够为企业经营活动注入大量资金。作为上市公司而言，若想获得更多融资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信任与看好。投资者则看重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资金状况，投资者的行为最终将会反映在企业的股价上。自2004年在香港上市至2011年中期，李宁公司都坚持每期派发现金股利，向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有不少投资机构都纷纷买入李宁股票。这对于李宁前期的规模扩张所需的营运资金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投资者对企业营运资金需求的保障作用。

（二）与经销商关系的分析。

李宁公司此前借助“批发+品牌”模式大肆扩张。过度扩张导致经销商库存增加，在其推1出的渠道复兴计划中更是拿出近18亿元支持经销商清理库存、存货回购，货品换新能够恢复并增强经销商的信心，也有利于同经销商建立良好的关系。然而从李宁年报来看，库存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解决存货问题只靠回购存货是不行的，关键在于如何不产生新的存货，这就要求企业要转变品牌批发的模式改善分销体系，加快产品周转与上新，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反应。在“批发+品牌+特许经营”的粗放式模式（如图4）下，一款产品需要15个月。这种模式下显然应收账款回收期漫长，渠道成本高并且销货缓慢存货高企，最终都会导致企业的营运资金运营效率低下。

（三）与供应商关系分析。

良好稳定的供应关系可以实现企业材料稳定相对低成本的获取，利用商业信用进行融资。而长期以来，李宁供应链成本约比安踏、匹克等高出20%到30%，几乎与耐克、阿迪达斯相当。这并非因为李宁公司采用的都是高质量的原材料。以拉链供应商为例，李宁并未采用YKK这类全球顶级拉链公司，而是一直坚持从一家名为Kee的拉链制造商采购，后者已多次暴露质量问题。这说明了李宁公司并未控制好与供应商的关系，相对较高的成本不仅使企业成本支出增加，而且使企业产品难以卖出资金无法快速回笼，最终导致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低下。

（四）与顾客的关系分析。

“批发+品牌”模式是李宁渠道库存高企的成因，这种模式市场反应缓慢，且完全没有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不能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就不能维持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李宁现推出线下体验店，从用户出发，发掘用户需求，大大缩短其产品从设计到新品上架的周期，加快资金回笼和运转，而且能够控制经销商库存，大大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效率。

（五）与员工关系分析。

员工的行为除了受薪酬水平的影响，更会受公司管理层行为品质的影响。李宁公司连续几年的变革且高管层频繁换人都难扭转其亏损衰落的境况，员工难免信心受挫。李宁员工对于公司臃肿的管理机构也是怨声载道。管理层品牌定位的摇摆不定，使得员工自己对企业产品没有信心。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着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改革成效及其营运能力的提升。

五、关于如何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扭转颓势的建议

（一）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微妙关系。

企业的投资者时刻关注着企业的成长性与盈利能力，如果李宁公司不能加快其改革转型并止损，那么投资者会选择用脚投票。李宁公司应首先明确自己的品牌定位，有个大方向的指引，才不会导致企业再次走偏。公司要制定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向市场发布，以获取投资者的再次信任，给改革和企业运营争取更多的时间。

（二）积极处理好与经销商的关系。

由“批发”模式转变为“零售”模式。同时帮助提高经销商的零售管理能力，促进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加速资金的运转，实现李宁公司与经销商持久共赢的目标。整合从经销商采集的市场反馈信息，利用计算机大数据共享来推动整个需求-设计-生产-供应模式转化，从而降低存货占用的资金。此外，李宁公司应该通过压缩代理商等级、扁平化管理，以大大降低渠道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寻找可靠稳定的供应商。

长期的供应合作关系能够使对方更熟悉本企业的市场需求和材料质量。当代市场的竞争已经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显然已经演化成了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李宁公司应该寻找持续稳定的战略供应商，通过与其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将该供应商纳入到企业的信息化系统中，使供应商能够了解最前端市场的需求及时给企业供货，从而能够共同快速应对市场需求的多变。良好的供应商合作关系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使企业营运资金管理能力提升。

（四）关注消费者需求与体验。

商品价值实现最关键环节在于消费者，只有产品销售出去了，资本才完成其一次循环。企业经营活动的稳定利润应该来自于稳定可靠的销售量。以用户为中心，打造消费者完美体验，获取消费者需求信息，从而更准确地组织生产，减少库存和应收账款。最终将使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满意，而企业也能顺利实现产品的价值，加速货币资金的回笼而非长期的积压在产品存货上。

（五）团结员工激发工作热情。

李宁公司连年改革不见成效，多位高管频繁换位也未能止住净亏损，公司内部员工也都对当前公司境况感到焦虑。员工在这种氛围下工作效率低下，将导致李宁公司资金运营效率的进一步降低。如今李宁重新掌舵李宁公司，要重视内部员工的团结，激发员工执行改革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行动缓慢反应迟钝的“李宁”充满活力加速资金的运营。

参考文献

[1]王竹泉,马广林.分销渠道控制:跨区分销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重心[J].会计研究,2005,(6).

[2]王竹泉,孙莹.营运资金概念重构与分类研究——由IASB/FASB联合概念、框架引发的思考[J].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2010,4(1).

[3]王竹泉.企业营运资金管理该向何处去[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1,(2).

[4]王竹泉.利益相关者会计[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6).

[5]王竹泉,王苑琢.营运资金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前沿问题[C].中国会计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3.

利益效率 篇2

关键词：自愿信息披露；组织效率；投资者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0.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0-41-03

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实施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作用

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审计署五部委于2008年6月28日联合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该文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定期的自我评价做了相关的规范，并且根据评价结果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实施，内部控制报告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基本途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有关内部控制报告自愿披露向资本市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经验证据将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证明企业的组织效率、内部控制资源信息披露的质量都会影响投资者保护的程度。自愿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信息的传递有助于提高公司资本配置的效率，还能够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由此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使得向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发展。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在进行理论推导和先前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以CSMAR数据库统计的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各公司年报、上市公司发布的自我评价报告等公开数据为样本，在控制了其他影响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因素后，提出了可检验的假设，然后通过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采用一定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方法，对本文的假设进行验证，得出实证结论。

二、研究理论和研究假设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管理层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减少代理冲突的有效手段即是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企业的内在价值、企业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潜力以及预期收益的信号，使投资者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来修正自己的投资决策。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判断时需要的相关信息，其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并且这种信息反映的公司经营状况透明度越高，投资者能够做出准确投资判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司信息披露也为投资者投资于公平价格的证券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作为上市公司信息知情者的内部人，其拥有较多的私有信息，而外部投资者是不知情者，对上市公司内部信息知之甚少。因而上市公司内部人可能做出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各种逆向选择和违法行为，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由于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出台时间并不长久，各个方面尚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也并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自愿披露或者少披露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公司对于披露的程度具有可选择性。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较高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愿意披露更多更充分的关于内部控制的信息，以向市场传递公司治理完善的利好信息；反之，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管理层考虑到如果披露虚假信息，谎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完善的，则会承担一定的诚信风险，因此，选择不披露或者少披露应当是上市公司权衡之后的最优选择。

理论研究表明，无论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引起的管理层侵占广大股东利益的行为，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都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进行。管理层或者大股东通常需要隐瞒一些内部信息，或者披露一些虚假的信息来给自己利益侵占的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或者为其利益侵占的违法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否则一方面监管层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罚，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必然会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表示对上市公司的不满，使得公司陷入融资困难的境地。

组织效率影响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已经有学者进行了验证。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影响投资者利益保护，使得公司的组织效率间接影响投资者保护，但是由于存在舞弊行为的可能性，所以组织效率高并不能绝对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

组织效率高的公司，在内部控制的约束下自愿披露公司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管理层的舞弊行为，因此以组织效率和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的交乘项来验证其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程度。由此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基于整体投资者而言，沪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意愿越高，披露公司的组织效率越高，投资者利益保护越好。

H2：基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沪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意愿越高，披露公司的组织效率越高，投资者利益保护越好。

在表1中，IP为被解释变量，是反映投资者保护的变量。IP包括两个指标，即IP1和IP2，IP1反映的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IP2反映的是经理人与股东的代理成本的问题。管理费用是指企业的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经营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并且企业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一般都应当计入管理费用（陈冬华等，2005）。因此，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标准化）作为衡量企业高管人员的工作效率，衡量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应当是合适的。

NKBG1为解释变量，是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指标，内控制度规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是由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实施的，要求对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进行评价，NKBG1为哑变量，如果变量取1，反映了公司较为充分地披露了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信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

本文中关于组织效率变量Put的度量，以营业总收入除以员工人数的标准化以后的数字来衡量。股权集中度是影响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取样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来度量股权集中度；选择公司员工人数来反映公司的规模，并将其作为本文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之一。根据Rajan和Zin-gales的研究，资产负债率和公司绩效具有相关性，本文以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表示。综上所述，本文选择H2、SD、ROE1、Lever作为控制变量。

三、回归模型和结果分析

针对假设1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通过上述回归的结果可知，组织效率和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的系数为负。因为整体投资者保护的指标采用“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管理费用率越低，说明对整体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越好；管理费用率越高，说明对整体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越差，就出现了系数为负的结果，即组织效率越高，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管理费用率越低，对整体投资者保护的程度越好，与预期相符合，由此验证了假设1。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年末资产负债率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其他控制变量不显著。回归模型修正后的R2为9.61%，整个模型检验的P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针对假设2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通过上述回归的结果可知，组织效率和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交乘项的系数为负，是因为衡量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指标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资金占用，即其他应收款除以总资产的标准化，因此，反映企业组织效率的投入产出比越高，内部控制自愿信息披露越充分，大股东的违规资金占用越少，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越好，与理论推导预期相符合，由此验证了假设2。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年末资产负债率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其他控制变量不显著。回归模型修正后的R2为6.34%，整个模型检验的P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四、结论与启示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效率导向作用。这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用财务业绩指标来衡量公司业绩的合理性。本质上财务管理中提出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但是我们需要从“效率”的理念出发，采取合适的政策措施比如提高组织效率来保护投资者利益进而弥补前者所带来的不足。

结合本文研究，我们认为，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框架，作为制定、执行、评估和审核的基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应采用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分步走相结合的做法；加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考核管理层准确把握公司内部控制的实践水平和效果，避免在年报中出现大量空泛和模式化的内部控制信息；推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报表式管理。

参考文献：

[1] 杨有红、汪薇.2006年沪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J].会计研究，2008，（03）：35-42.

[2] 钟玮、刘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选择与优化——以公司效率为分析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01）：57-63.

[3] 杨德明、林斌、任英.内部控制、治理环境与投资者保护[J].证券市场导报，2010，（04）：53-60.

利益效率 篇3

一、团体利益博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

改革初期农村经济发展以“个体”为主要特征,单个农民、农户和企业投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依靠的资源主要局限于农民个人、家庭或企业自身。随着市场逐步发展完善、利益竞争的加剧和资源的日益紧缺,以“个体”为主的资源汇集方式已经很难保证在竞争中获胜,于是,在扩大规模、加强竞争力思维的驱使下,以特定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利益竞争形式。在当前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以团体为主的利益博弈日益显著,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利益团体虽然在利益博弈中对共同利益认知明显,但组织程度并不高,呈现为非正式组织形态,也有学者称之为派系。[2]

(一)农村利益团体的基本形态

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的基本含义是利益相同或相近的人的聚合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后形成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都可以视为利益团体,甚至包括一些临时性的团体,如因某个项目被征地的农民。按照这种理解,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都有团体归属,显然,它大大超出了研究对象的范围。笔者所研究的利益团体有三个基本要素:共同利益认知、一定的组织性和显著的利益行为,这样,只有那些建立在共同利益纽带基础上、在精英人物的带领下、以共同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团体才是利益团体。农村利益团体的目的主要是经济利益,但其指向多为基层政权或其延伸部分。按照这种理解,并根据不同团体所拥有的资源类型以及精英人物的“身份”,[3][4][5]可以将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利益团体归结为三种形态:经济型团体、政治型团体和社会型团体。

经济型利益团体,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团体的精英人物大多是农村经济“能人”,如个体大户、集体企业经营者、私营企业老板、种植能手等。他们凭借经营能力发家致富,为了寻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发言权”而聚合为利益团体。经济型利益团体往往建立在经济精英关系圈子内或者同行业基础上,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其参与利益博弈的主要“本钱”。

政治型利益团体,掌握着农村主要政治资源,团体的精英人物主要是乡村干部,包括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也涉及部分乡镇党政官员。政治型利益团体由于与权力这一稀缺资源联系紧密而在利益博弈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

社会型利益团体,主要指当前农村复兴的各种宗族、血缘、宗教团体,它们以共同的宗族、血缘或宗教为纽带连结起来,共同参与利益博弈。社会型利益团体还包括一些新兴的农村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农村社区福利院等,限于掌握的资源等原因,这些新兴的社会组织在利益博弈中往往不占优势。另外,现在比较多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虽然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但它们与经济型利益团体不一样,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资本,组织程度也比较差,所以,将它们视为社会型利益团体。

在农村利益团体的发展中,经常出现同时拥有以上两种或三种资源的团体,如凭借宗族势力或经济实力担任村干部,实现社会型与政治型团体、经济型与政治型团体的融合,或者同时掌握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的“超级”利益团体,[6]这些团体在利益博弈中更加处于有利位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与“三农”相关的利益团体很多,但主要关注的是农村内生的团体,那些外在的、与“三农”相关联、可能参与利益博弈并从中获取利益的团体不是研究的对象。

(二)团体利益博弈现象

利益团体的目标明确指向利益,所以,它的诞生意味着团体利益博弈在农村的出现。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典型的团体利益博弈以宗族势力复兴、“老板村长、老板书记”、“红顶商人”、“干部傍大款”、农村专业协会等形式体现出来。曾经一度消失的宗族势力借农村改革、特别是村民自治的东风沉渣泛起,虽然有传统文化、权力真空等方面的因素,但其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利用宗族、血缘等纽带联结同宗同族,谋求小团体的利益。“老板村长、老板书记”的实质是农村经济精英以经济资源为基础谋求政治资源,从而凭借经济和政治资源优势谋求更大的利益。“红顶商人”与“老板村长”类似,体现为经济精英寻求政治认同和掌握政治资源,现实中确实有部分企业家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担任行政官员,而这对其本人、其企业以及他所代表的团体的利益不能不说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干部傍大款”则体现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结盟,是合作博弈的一种体现。“果树协会”、“蔬菜协会”等专业协会也是团体利益博弈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精英色彩不如前几种现象明显。

农村团体利益博弈主要围绕农村公共权力、公共事务、集体企业经营权、土地承包和转让、农产品价格等事项展开,而博弈的场域则包括村委会选举、“两委”关系、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工作等。[7]公共权力是农村稀缺资源,自然也成为利益团体追逐的首要目标,政治型利益团体力图保持住手中的权力资源,经济型和社会型团体则试图掌握权力资源,所以才产生基层党组织家族化、村干部由几个家族轮流坐庄、拉票、贿选、操纵选举等现象。[8]农村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是“权威”的体现,大到建桥修路,小到婚丧嫁娶、邻里关系,各利益团体也会展开“较劲”,以获得“话语权”。能够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事项更是利益团体争夺的焦点,在企业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征地补偿等问题上,利益团体的竞争往往达到白热化,甚至引发群体械斗、破坏生产经营等刑事案件。

二、团体利益博弈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正如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的积极和消极作用都非常显著一样,农村日益显性化的团体利益博弈也同样具有显著的正负效应。就积极作用而言,农村利益团体:⑴是当前农村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较低情况下的一种补充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组织功能;⑵团体间的竞争是激发农民潜能,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向更精更好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⑶从长远看,农民自身的利益团体的存在和发展,是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⑷宗法、宗教团体之外的社会性组织在农村社会的出现,是农村走向现代自治社会的重要支持因素。

但是,目前对农村团体利益博弈的评价仍然是负面居多,其主要依据是利益团体加剧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特别是在当前利益团体发展本身就不均衡的情况,只有少数“精英”存在于团体中、依靠团体展开利益博弈,而多数人还处于团体之外,只能因为团体利益博弈而利益受损。农村团体利益博弈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加剧了农村社会成员收入不平等,拉大收入差距

正如当前各界对“既得利益团体”导致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关注一样,农村社会中以少数精英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也有“特殊利益团体”的影子,它们在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为自身获取更多的利益的同时,也拉大了农村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调查表明,一些地区农村经济“能人”的收入是普通农民的45倍;[9]某地参加蔬菜协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一般农民高出3倍以上。[10]

(二)农村公共权力为团体“俘获”、控制

利益团体的出现导致基层群众自治这一民主形式成为团体博弈的平台。[4]农村干部将手中的公共权力作为获取利益的“资本”,侵占集体财富、索贿受贿,在土地承包、企业经营权等方面“照顾”亲朋好友。经济精英凭借资金优势和财富权威谋求公共权力,导致“老板村长”出现;或者依靠经济话语权影响基层政府的政策决策乃至领导干部的人选,[12]出现了金钱与权力的“联姻”。宗族团体控制农村社会公共权力的现象更不鲜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湖南某镇由族长直接担任或操纵村干部选举的就达14个;[13]一些地方的村主任往往由几大家族轮流坐庄,一人上任,家族成员分享一官半职,村党支部会议、村委会会议往往变成了家族会议。[14]

(三)少数团体操纵地方经济命脉

在一些农村地区,私营企业等经济精英团体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大,有的税收贡献甚至占90%以上。[15]这些经济团体因此也在这些地区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他们可以据此要求地方政府在公共项目投资、财政资金分配等方面跟随自己的“意愿”,基层政府和普通公众都得对其礼让三分。有些团体与地方公共权力相勾结,操纵地方经济命脉,公然侵蚀公众利益。[16]

(四)诱发非法组织和群体事件

团体利益博弈具有示范效应,它可能诱发一些体制外的力量以团体的形式从事非法活动,如农村的宗族团体演变为黑恶势力,部分别有用心者诱骗农民参加非法会社组织。另外,在团体利益博弈中处于劣势的成员往往将自己的利益损失算到政府头上,导致他们以各种方式寻求保护或追回自己利益,如集体暴力上访以及近来发生农民集体围攻地方政府等事件,就是团体利益博弈中弱势群体的过激反应。

团体利益博弈的不平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威胁。不平等的博弈破坏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公正环境,利益分配不均可能引发矛盾冲突并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定,而这都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

三、分析思路:效率、公平与稳定的动态平衡

正如利益集团在当前受到社会各界的“声讨”一样,农村社会团体利益博弈面临种种指责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影响了社会公正,导致农村社会成员利益分配不公平。从结果上看,这种不公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当前政府努力改变的现象,但是,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理论问题,即如何评价社会公正。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给农村社会团体利益博弈一个恰当的定位。

究竟什么是公正即公正的评价尺度,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难题之一。实际上,对公正的评价涉及到效率、公平与稳定这三个维度:效率原则使社会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使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平等则是一种基本社会价值,包含各种平等原则;稳定原则则保证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状态,避免社会混乱造成的“毁灭性”。公正是这三大维度之间的相互制衡,任何一方都不能忽视。同时,公正还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正的主导维度会有所不同,即公正观可能向三个维度中的某一个有所倾斜而使其居于优先的地位,但这需要不断地调整以使各个维度之间以及每个维度的各个原则之间保持动态平衡。[17]

在这种社会公正观下来审视农村利益团体博弈,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它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期,这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其公正观念必然有特定的历史内涵,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从效率原则的角度看,团体利益博弈可以被认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

改革开放打破了农村的大锅饭,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农村开始了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分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一些利益团体。农村团体利益博弈是效率优先原则下经济发展的伴生物,而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说,当时确定的效率优先原则并无不妥,所以,否定农村社会团体利益博弈乃至指责效率优先原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它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而且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效率优先的原则已经被证明是恰当的选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不宜全盘否定团体利益博弈。虽然并不认为消除团体利益博弈就必然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的倒退,但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片面否定乃至采取严厉措施消除利益团体,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二)从公平原则的角度看,需要建立利益均衡博弈的机制

从绝对的公平理想出发,最好的状态是没有利益团体博弈存在,每一个农村社会成员都是单个“个体”。这种想法过于消极,也不符合现实。从当前的情况看,产生不平衡利益博弈的主要原因是利益团体发展不平衡,部分精英人物有团体归属,而多数农民没有团体归属,从而也就不可能以团体的形式参与利益博弈。要实现利益博弈的公平,基本的要求是让农民都有自己的团体代表自身的利益,从而在团体之间展开博弈。同时,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利益团体也可以被视为“既得利益团体”,这些团体由于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即使是在所有农民都有团体归属的情况下,它们仍然可能在利益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从公平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对它们加以适当的限制。

(三)从稳定原则的角度看,稳定压倒一切

不管是优先考虑经济发展,还是关注公平,都必须符合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即稳定压倒一切。农村团体利益博弈不能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这是基本前提。过度限制既得利益团体,或者放任现有团体博弈不平衡局面,都可能引发利益冲突,所以,都是不可取的。

当前社会处于新的转型阶段,即从效率优先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决定了在农村利益团体博弈问题上,首先要考虑公平,不能允许特殊团体谋取不正当利益,也不应该放任利益团体的发展而不加限制;同时,当前也不能放弃经济发展,公平要建立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基础上,所以,一味地强调利益团体不符合整体利益目标、影响社会公正,而将其一棍子打死也不可取;面对农村团体利益博弈,关键是构建和谐的利益博弈关系,实现利益博弈的均衡,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面对农村社会日益显著的团体利益博弈现象,以及各种对利益团体影响社会公正的批评指责,本研究提出效率、公平与稳定动态平衡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和想法。

(一)结论

1.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团体利益博弈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效率优先政策的产物,没有必要为其扣上危及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帽子。要继续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就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团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利益团体必然促进经济发展)。

2.在社会转型期,对团体利益博弈对社会公正影响的评价要从效率、公平和稳定三维动态平衡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忽视。

3.在这种社会公正观下,团体利益博弈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正,当前,只是部分既得利益团体的存在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公正,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

4.从长远看,处理农村团体利益博弈应该是构建均衡的利益博弈机制,既保持经济增长,又能够保证农村社会成员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利益均沾,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二)想法

在正确定位团体利益博弈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去应对这一现象。各级政府应该在这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当然也涉及到农村社会成员、利益团体自身的认识和行为。对

1.基本态度:

政府应对农村团体利益博弈加以引导,而不是简单地封堵、消除。在团体利益博弈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回避不是办法,应该积极面对,引导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2.制定团体利益博弈的规则,构建和谐的利益博弈关系。

现存的各种不合理、不合法博弈手段、既得利益、超额利益问题,与利益博弈规则缺失有很大关系。制定相关的规则是政府引导团体利益博弈的主要途径,包括博弈手段、领域、利益分配原则、诚信约束等。规则可能在博弈过程中孕育,但需要处于相对超然地位的政府来制定和掌握。当然,前提是政府部门自身超脱于利益博弈,不能成为博弈的一方参与其中。

3.削弱既得利益,弥补利益受损者。

承认团体利益博弈并不意味着容忍既得利益和超额利益,对农村社会的既得利益团体,要采取限制措施,特别是要限制其资源占有,尽量使利益团体只拥有一种资源,避免全面占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超级利益团体出现。同时,对那些异化的团体,如黑恶势力、非法组织,要坚决打击,避免其给正常的利益团体“抹黑”。处理既得利益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给利益受损者适当的补偿。既得利益已经发生,也不便于采取强制措施追回,那么,可行的办法就是给利益受损团体适当的补偿。

4.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竞争格局。

在农村团体利益博弈中,最显著的问题是多数农民没有团体归属,从而无法参与团体利益博弈过程,为此,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民提供参与利益博弈的“管道”,让团体与团体相竞争,让利益与利益相博弈。[18]当前农村发展起来的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农民的自组织,但它们的行为能力一般比较弱,还达不到与精英团体竞争的程度。

5.建立对话机制,提高谈判能力。

利益效率 篇4

1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是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当前主要表现为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的结构性、体制性、观念性失衡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产业与事业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多年GDP平均增速达9%以上,目前多个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总体是中国改革开放方针引导,但主要动力还是靠外向出口和投资拉动。特别是巨大的外资引进,由此配套了大量政府和社会资金的投入,并形成了建设资金向优势产业集聚的机制。与产业发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作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保障社会公平而举办的社会事业和社会服务,却缺乏有力度的政策引导和有效的筹资机制,造成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社会事业的整体资金动员能力差,一方面政府投资存在部分退出现象,一方面存在很多垄断封闭,外资、社会资本进入远不如生产产业顺畅。这些,都使得我国的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导致社会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公共服务供给不均。

1.2效率与公平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些地区发展迅速,生产效率大幅提高,部分人群率先富裕。但伴随而来的恶性竞争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并由于缺乏共同富裕超前的制度性安排,使效率与公平失衡。主要表现:一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失衡。1997-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61%,企业盈余从21.0%升至31.3%,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这一方面表现出国强不能民富,大多数劳动大众不能同步享受发展成果;一方面表现出资本权益和劳动者权益的失衡加剧,劳动价值严重贬值。二是城乡、地区、行业间的失衡加大。1995—2009年,城乡差别由2.71倍扩大至3.33倍;地区差别由1.82倍扩大至2.43倍;行业差别也由2.2倍扩大至4.4倍,导致我国体现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进入世界收入悬殊国家行列。三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失衡严重。一方面,体现社会公平的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在国家预算中比重明显偏低,一方面,巨额的“三公”消费和央企利润不能纳入二次分配,以及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二次分配的失衡就更加严重。

1.3利益与公益失衡

首先在社会事业中,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并在一些领域实现产业化,大大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但对一些涉及基本民生需求的公益性社会事业领域,不宜用产业方式和市场机制替代的,政府职责和投资的退出,资本属性就会过于膨胀,导致社会事业项目公益性的丧失和削弱。二是本应从事事业发展的事业单位,也因公益性和经营性交织,职能不清,性质复杂,加上国家财政往往支撑不到位,事业单位被迫为生存而牺牲公益。三是部分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长期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企业唯一目标观念影响下,不愿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甚至少数企业唯利是图,突破道德底线,做出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四是对公益事业的社会总体认同度不高。由于长期忽视社会的公益性一面,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对以慈善事业回报社会的第三次分配意识淡漠。据统计,我国的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仅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人均个人捐赠不到美国人均个人捐赠的千分之一,以致第三次分配对社会公益和社会公平的调节平衡作用非常弱小。

1.4失衡的主要原因

上述三大失衡的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不断矛盾和不断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产业与事业、效率与公平、利益与公益动态平衡的过程。产业及效率和利益是发展的动力,事业及公平和公益则是社会协调平衡发展的保障,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会有一个方面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一般会先行发展过度而抑制另一方面发展,造成发展的失衡。但主要矛盾方面一旦发展过度,就会逐步走向反面,为失衡的另一方让出发展空间,使整个社会发展又趋向平衡。这就是发展的对立统一及量质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起作用,如此彼长此消、此起彼伏,循环往复,促进人类社会在不断矛盾又不断平衡中螺旋式上升发展。

目前,我国发展产生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一定发展阶段的局限性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大约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水平相当,其生产关系与当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发展的阶段亦很相似。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阶段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速扩张发展并激烈变动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类似自由竞争年代物欲横流、诚信缺失,各种社会丑恶现象集中显现,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激烈较量的时期。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那个年代的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二是文化的原因。中国因长期的封建社会的闭关自守及封建礼教影响,思想总体偏向保守和轻商,但这种保守和轻商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另一极端,就是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导致社会心态浮躁、好大喜功、盲目攀比。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我国民众的科学素质水平不高,世界观价值观老化平庸,创新、民主和公民意识不强,这些都是上述社会失衡的意识形态基础。三是体制的原因。在我国,虽然改革开放已30多年,但对计划经济的体制改革并不彻底,目前还有向计划经济体制倒退的倾向,加重了官商一体的行政国有垄断和计划与市场双轨运行的体制烙印;加上未能形成对利益集团的制衡格局,使得盲目发展和逐利冲动难以制约,也使得体现公益的社会事业常遭冷遇;同时,由于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凯恩斯主义发展经济,国家调控手段的过度和行政手段的强势,使得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机制弱化。这种状况同样体现在社会建设中,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包办,优势资源难以优化配置,社会组织难以发育成长,民间资本难以顺畅进入,社会各种利益诉求缺乏正常渠道,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主要靠人治而非法制,造成了大量社会矛盾不能制度化解决,日积月累,就加重了社会关系的失衡。

2社会建设的国际借鉴

有人说,注重公平的英国体制欠缺效率,注重效率的美国体制有失公平。其实,这可能是只看到了他们一定发展阶段突出的一面,实际英美两国都是在效率与公平相互依存和矛盾平衡中发展的。英国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但社会的主流并未忽视效率。从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理论对工业革命的促进,到200多年后,仍有多个产业和科技竞争力排位世界前列,体现了这种动态平衡。美国以竞争与效率著称于世,但同时也注重公平。如美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推动和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早在1890年国会就通过了被后人称之为反垄断法之母的《谢尔曼法》有效地防止了大企业滥用垄断地位和实力进行市场垄断,从而基本能够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就保障了技术创新和市场活力。

北欧国家在经济竞争力和社会福利方面,均常处世界领先地位。瑞典是诺贝尔奖的发源地,拥有爱立信、沃尔沃等世界一流企业,也是典型的全民保障国家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保生态政策非常领先的国家。芬兰是世界上较早提出企业要以人为本并推行以社会道德责任感为规范的企业SA8000标准,使企业由单一的利润追求,向同时承担社会责任转变。芬兰还是一个推行无竞争教育的国家,学校不以学生分数的竞争性评价机制裁量孩子,而注重培养人格和能力,使孩子能成长为心智健全的人。

原金砖四国都是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国家。但社会均出现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但发展的平衡需求也促使这些国家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和加大社会福利保障来修复发展的失衡。如巴西近十年内,人均收入增长35%。在印度和俄罗斯,人人都享有全免费的医疗服务和全民义务教育。2003年,俄罗斯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达28万亿卢布,占当年政府全部预算的68%。新近加入金砖国家的南非是中等发达国家中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原金砖四国一样,一度贫富悬殊,后来通过“黑人经济振兴法”和“社会保障计划”的实施,使整个社会能相对均衡发展。

还有日本、韩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都是在近半个世纪中发展较快,高竞争和高效率的发达国家。如日本,虽然已有近20年的发展停滞,但日本人均GDP仍是中国的10.6倍;而且日本的社保福利体系相当健全,医保覆盖率达99%。韩国一度由于先增长后分配的方针带来的不公和失衡,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迫使政府调整政策,社会保障也从紧急救济型向社会福利型转变。以色列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目前排名第一,由于政府的政策往往倾向于富人,引起社会对公平正义和福利社会的质疑。以色列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其强烈的功利主义与吉布兹精神共存,其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关系,与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福利主义长期共存一样,很值得研究。新加坡曾是一个执行无福利政策的国家,以激励国人的创业创新精神,但新加坡建立了以公积金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支付医疗和养老费用及购买住房,也使得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得到相对平衡。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正反两方面存在一样,上述国家也有很多失衡和两难之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一百多年的驴象之争和轮番执政,实际是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前不久发生在美国两大党之间的全民医改之争,也体现了这种动衡纠结。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对本国公民“从出生到坟墓”全盘包揽,久而久之这种制度又可能演变成“养懒汉”的温床。由于社会福利的比重过高,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扩大,经济发展受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失衡和两难更是随处可见。如印度的医疗制度,使很多人在公立医院看不好病,到私立医院又看不起病。这些,都显现出效率与公平、利益与公益的另一种失衡。

3对社会建设的几点认识与建议

3.1顺应发展规律,实现包容性增长

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这句话以最简练的语言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本质,但要真正认识和顺应发展规律,还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三个要点。

首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这点出发,不断发展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物质与精神财富,始终是正确的。但同时,人们对物质文化的增长需求是全体性的,这就需要在发展经济和变化产业的同时,发展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和谐的公共事业,才能保障社会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得以实现。第二,要清楚认识和把握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改变普遍贫穷和经济落后是发展的主要矛盾;激励竞争、提高效率是促进发展的矛盾主要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与当年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过度竞争和垄断产生的社会不公与贫富不均以及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严重失衡,已逐步转化为当下发展的阶段性的主要矛盾;上层建筑改革的滞后,束缚和掣肘生产力发展也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注重公平正义,发展社会事业。当然,搞社会建设和社会保障,也要量力而行,不宜矫枉过正,不能操之过急,一旦过度,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的种种弊端又会再现。第三,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事物量质互变的临界线和动态平衡的结合点,把握好矛盾转化的“度”。在当前社会矛盾凸现时期,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使矛盾不至于激化失控,把握好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老百姓的承受度等可能导致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线”,特别把握好产业与事业、效率与公平、利益与公益的比例关系和结合点,从而使一些“两难”的矛盾向“双赢”的方向转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增长,就显得至关重要。

3.2顺应市场规律,完善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与以往一切经济社会形态一样,必然有其局限和缺陷。但在目前人类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仍是一种先进的、处于完善过程的经济社会形态。因为它从本质上具有的供求自动调节、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益均衡导向以及内生的竞争与平衡机制,给市场经济以持续的发展动力。虽然市场机制也有许多弊端和失灵之处,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适当的参与干预,特别在公共事业方面,很多方面需要政府主导,但这些也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不能违背市场规律,更不能取代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顺应市场规律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当前特别要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周期性反转的特征和应对策略,并认识市场经济的动力性和平衡性与这种周期性的相关性,从而更好地把握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的平衡点与结合点,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同时,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制经济,一切单位和个人的行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公平准绳,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也是市场经济规律的本质要求,违背者最终会吃苦头。

目前,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并行的格局,包括相应的行政、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也都体现这种特征。表现在政府一方面过多参与和干预了市场竞争,一方面又忽视和淡化了应由政府主导主办的社会事业;一方面政府的过度行政行为,使得市场不能充分竞争,一方面应当公益普惠的社会事业又引进了过多的恶性竞争。这种状况阻碍和禁锢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积极推进各类体制性改革,已成为进一步促进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重要动力。体制性改革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场触及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自我革命”。改革表面上改的是体制和机制,实际改的是利益分配格局,特别是要打破一些部门的行政垄断和利益集团的行业垄断,让度部分权利和利益给社会组织和大众,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但非此不能顺应发展规律,不能完善市场经济,不能促进和谐发展。

3.3顺应科学规律,构建现代化社会

一是科学虽然古已有之,但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体现在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结合的科技革命,而且每次重大的科技革命都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轨迹。科技不仅极大地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二是科学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与生产方式相互依存、制约和促进的社会构成,也无不被科学技术所广泛渗透,科学技术正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三是科学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科学思想是人类最具进步意义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力量在于它总是不断地接近真理,揭示真理,并以真理之纯正力量,不断征服愚昧无知和黑暗腐朽,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贴近人的本质需求和顺应自然及社会的客观规律。

科学技术还促进对社区的网络化、扁平化、精细化和个性化管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使社会的人际交往和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逐步演化为新型的自组织社会。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正孕育着人类历史的第六次科技革命。专家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可能会以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及其交叉学科为突破,融合信息科技、纳米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开辟满足人类高质量物质生活和高品位精神生活的新领域。

3.4认识和顺应价值观形成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着人们的世界观水平;同样,人的价值观也离不开人的生存需求。当今世界结构多元化和人类社会的多元发展,使各种世界观、价值观异彩纷呈。但不论何种世界观、价值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本质特征;同样,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预言,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世界各国人民几千年来,以无数的生命和血泪代价才逐步得以形成的“以人为本”、“尊重劳动”、“宽容失败”以及“真善美”的价值理念一脉相承。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发展的本质也是人的发展。因此,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互为基础的辩证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就体现了人的解放和解放生产力的一致性,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体现了人们对价值观形成规律基本特征的认识。在此认识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和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相互关系的认识,使体现科学精神的先进文化理念融化和渗透到决策层面和法治层面;同时,通过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和公民意识水平,使文化的繁荣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并由此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

生物是在不断进化,人类社会也在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都会比上一个阶段进步。虽然今天的人们往往看当下的负面比正面的要多,但回头看时,又会看到社会总是在发展。文明代替愚昧、开放代替封闭、民主代替专制、光明代替黑暗,社会进步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虽然这种进步必然会有反复和曲折、有黑暗和腐朽,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民主文明进程正在出现“加速度”。相信人类社会将不会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时间去完成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个马克思预言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高度文明的“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将一定会到来。当然,这也决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只要人类仍在生存,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性和平衡性矛盾就始终存在。同样相信,那时的人类,仍将以其无穷的智慧和勇气,不断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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