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化倾向

女性化倾向（精选四篇）

女性化倾向 篇1

自恋研究是西方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源自于希腊语Narkissos (英语为Narcissus) , 指水仙花。1914年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论述自恋, 开展了对自恋的理论和临床研究。1994年, DSM-IV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四版) 设立的自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将自恋人格障碍描述为一种普遍夸大的行为模式。儒家学说的根深蒂固使得中国文人形成了较高的自我人格期待并十分重视他人的评价, 在潜意识中有着夸大自我的烙印。当这种自恋倾向遇上两晋乱世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内与外的冲突使得当时士人完全地否定了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建构, 而更关注于自我, 并开始了与传统期待人格 (君子、大人) 完全相反的自我形象塑造。这种塑造由一开始的刻意为之, 又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新变, 士人开始认同并沉溺于这个矮化的自我, 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两晋女性化的审美倾向。

1 理想中的宏大自我——儒学影响

就目前而言, 对自恋的理论建构影响最大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科胡特, 他给予了自恋性人格障碍最全面的描述和临床解释, 认为健康的自体在儿童期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 自恋是人类的本质之一, 自体客体无法强行阻断或扼制原始自恋力比多的产生。第二, 儿童在产生自我意识时, 需要理想化的他人来充当参照 (这个角色通常由母亲担任) 实现自己与该理想化他人的交流, 并将自恋力比多投注到客体之上, 而这个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必须积极地回应儿童的信号, 促进良性循环。最后, 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必须使儿童在他们之间能够产生信任的相似感。如果上述这种正常的自恋自体发展遭受到挫折, 这种出于自恋力比多的原发自恋投射就会被阻断并带来不利影响——“一种自体会建立起一个夸大而具有表现癖的自体影像——夸大自体, 其会以自恋的方式经验各种自体客体;或者会将原发自恋的完美感向外灌注, 不断寻求一个完美的、全能的自体客体——理想化影像。”[1]因此, 自恋的形成主要在于原发的自恋力比多本来可以通过自体在与客体的对照、比较中不断修正, 逐渐完善成健康的自我观念, 但当投射过程遭遇挫折和阻碍时, 力比多过度地退回自身就造成了夸大自体, 力比多过度地倾注客体就造成了理想化影像。

在中国, 儒家作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人格早已成为高标自持的文人士子的理想所在。这种理想人格的构建, 意味着文人必须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愿景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强烈的社会期待。这种理想有着强大的约束力, 使得文人“日三省吾身”寻求外在行动和内在心理上的道德完善, 希冀作为一个宏大的自我而存在于天地间。但是, 这一理想自我的形象又深受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羁绊, 十分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属性, 人只有不断修炼自身的德行才能在关系中完成角色期待, 而这种期待的实现与否是交给关系中的他人来评判的, 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中处在上位的“君”与“父”的信任与赞美。也就是说, 表面孤高的人格究其实质并非完全独立, 反而被需要依赖他人以求得肯定所支配, 必须在关系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现自己的价值。

因此文人们需要君主的肯定、他人的肯定、社会的肯定来成就自我, 但是中国文人的自视甚高又决定了这不可能是一种单方面的评价, 当“我”通过“他”对“我”评价获得期待满足时, “我”也在评价“他”是否值得“我”为之付出——得不到肯定的君主就是昏、得不到肯定的他人就是俗, 得不到肯定的社会就是浊。所以当身处治世时, 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内与外的投射容易进入良性循环, 类似于科胡特说的正常自恋心理的建立中自体——客体的良性交流, 这有助于个体积极健康的生存。而在乱世, 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而导致消极无望, 于是困厄的文人就将大部分精力返归内在, 如同原发的自恋力比多被倒退回自身来完善理想自我, 向内转使他们更关注自己, 更趋向于将自己塑造得绝对完美, 满足自认为本身具有、能具有或该具有崇高品行而自豪自足自恋, 以此达到他们臆想中的与流俗划清界限、向社会表达反抗的目的。

2 宏大自我的受挫——两晋乱世

绵延了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折不扣的乱世。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变迁引发了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崩溃与解体, 儒、道、玄、释轮流占据着社会文化的主流位置, 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最乱离、最具有自由精神、最浓于深情的时代”。[2]然而当我们向往于魏晋名士辩才无碍、一派风流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即政治、社会的失序带来思想自由解放的同时也使行为陷入了失范的困境之中。被视为独尊天下的思想意识形态——经学已经千疮百孔而流于虚伪矫情, 新的文化建树又不能一蹴而就, 作为时代精神形式的魏晋玄学虽然在调整中不断寻找着“名教”与“自然”的合理关系, 但“三玄”与清谈并不能真正契合一个昌盛的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品格, 更为重要的是善于清谈的名士无论从思想还是能力上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治世能臣来缔造出一个理想的王朝。相反, 玄学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了士人的精神避难所;千载之下, 人们在津津乐道于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他们内在顾影自怜的的苦魂。国家不幸诗家兴, 生活由于政治失序和社会失范而变得支离破碎, 魏晋南北朝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病态”的色彩。

这种“病态”色彩在两晋士人的身上体现地最为明显, 即西晋的纵欲风气与东晋的偏安心理。对禁欲礼教的矫枉过正由于时局的逐渐安定而缺乏了必要的社会背景, 因此同样的任情任性因为失却了建安的慷慨多气后就难免显得有些纵欲矫情了, 豪门士族一掷千金、纵情声色得历史少有, 如果说阮籍的放达是无奈, 西晋“八达”的放荡则是不折不扣的放纵。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认为, 西晋“是这样的一个时期:没有激情、没有准的、没有大欢喜, 也没有大悲哀。”西晋虽然结束了割据局面, 但三十年的短暂统一远不足以支撑起一种盛世心态, 这个用阴谋建立起来的政权最终以永嘉南渡、偏安江左收场。西晋末永嘉南渡, 对士人内心的震动是巨大, 连年战乱中的残喘如同镜花水月, 到头来还是国破家亡, 异族入侵、半壁江山沦入敌手, 弃家别土、不得不仓皇南渡。然而值得深究的是, 南渡后凄怆惆怅的士人们待到江左政权稍微稳固后, 并没有料想中的同仇敌忾, 反而形成了一种偏安心态。东晋一朝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举国一致北伐的意志, 历史上的数次北伐往往与东晋朝堂的内斗有颇多纠葛。东晋士人的人生理想已转向追求宁静闲逸、追求脱俗风神, 西晋对弄婢妾的风气虽然消失, 但携妓上名山日渐成为了文人雅趣。

其实西晋的纵欲与东晋的偏安都是潜意识中宏大自我受挫的表现。根深蒂固的名教思想使得匡扶济世的理想人格仍隐隐关照着士人, 而且玄学的大兴也并非意味着完全放弃操守, 只是对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价值提出了新的见解和途径, 是对儒道的杂糅融合。但长期政治的、社会的现实使得士人将这个宏大的自我越埋越深, 当他们想彻底地摆脱内心的激战与外在的冲突时, 将冲突视若无睹成了最方便的途径, 宣布自己不受任何管辖, 便可免于一切束缚。如果世事于他都了无挂碍, 内心便可获得貌似的安宁, 因此“越名教任自然”其实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维护, 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放弃文人对名教的坚守。但世风的影响、求安的心态、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 久而久之这种含蕴深厚的刻意的忘却逐渐变了质——在西晋后期成为名士的标签并丧失了该有的底线, 在东晋成为自鸣得意的虚弱自适, 宏大自我逐渐隐退。长期的混乱局势、失范失序和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影响自我人格的构建和定位, 儒学体系下十分注重关系评价的宏大自我, 在遭到不可修复的破坏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办法进行正确的定位, 由此产生了两晋社会在审美倾向上一个特殊风貌——女性化审美, 透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乱世中所引发的社会角色或形象的错乱甚至倒置, 包括性别在内。

3 受挫自我的表现——女性化审美

“何平叔美姿仪, 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 与热汤饼。既噉, 大汗出, 以朱衣自拭, 色转皎然。” (《世说新语·容止》) “晏性自喜, 动静粉帛不去手, 行步顾影。” (刘孝标注引《魏略》) 《晋书·五行志》曰:“尚书何宴, 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晏之行动妖丽, 于此可见。” (余嘉锡案) [4]名士何晏以其“动静粉帛不离手”和“行步顾影”的审美癖好而流名至今。这种傅粉、施朱、熏衣、剃面的化妆手段是当时广为流传的审美风尚, 社会语境下的男性形象由“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的高大形象转而成为阴柔之美的嗜癖风尚。两晋士人对于自身外在形象的重视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 楚辞离骚中“以玉比德”形而下为“以玉比形”。《世说新语·容止》载:“王夷甫容貌整丽, 妙于谈玄, 恒捉白玉塵尾, 与手都无分别”[5];“潘安仁, 夏侯湛并有美容, 喜同行, 时人谓之‘连璧’。”[5]山涛曰:“稽叔夜之为人也,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 傀俄若玉山之将崩。”[6]“骤骑将军王武子是卫玠之舅, 俊爽有风姿, 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 觉我形秽!’”[7]作为当时“美姿容”最高代表的卫玠, 身体羸弱到“不堪罗绮”, 只能乘坐“羊车”, 而最终被“看杀”, 可见当时有意去追求的是一种女性美, 无论居家还是在外, 士人每每揽镜自照, 顾影而自怜, 以“宁馨儿”、“可儿”作为审美标准评判。

如上文所述, 宏大自我受挫后采取的反应是对社会和他人的拒绝, 战乱生活中的无力感使他们寻求遁入与现实无关的一切可能的领域。母系社会后, 男性凭借先天的力量而更具生存优势, 相应的, 现实的承担和生活的责任大多被寄予在男性身上并成为其标签, 因此男性形象的塑造在风貌上更突出阳刚之美、在风格上更突出坚韧品质;而女性“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的灵动飘渺以阴柔为上, 这种纯粹“美”的强调使得对于女性产生的社会期待与男性相比, 少了几分现实观照的要求, 反而更接近“审美自觉”的非功利状态。审美的大兴正因为审美能离功利最远。因此魏晋女性化审美嗜好, 可以看成是对既有的社会期待角色和义务的一种逃避和推卸。这种审美新变的深层无意识在于士人想要消解自己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身份的努力, 由是制造出两个“我”来:生理意义上的男性“我”和文化意义上的女性“我”。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认为自恋就是力比多因为某种原因从客体上撤回到自身。本应外射的生命能量因出路断绝而无由释放, 只好层积在生命自身, 最后导致对自己投注过多爱恋。上述两种角色的同时并存使不能由社会现实而疏泻从而积聚在身体内的生命能量得以获得疏导, 自我与自我的对话与交流一方面保护了“我”陷入无尽困苦中;一方面却使自我更加封闭, 一头钻进自己的身体, 把世界拒之门外, 形成一种自恋倾向。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中提及了女性的自恋问题, 她认为女性更容易产生自恋的原因在于男权社会中, 女性的现实地位使得她们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身位置, 外在的受挫使得她们只能将关注转向自身, 即无力感转由自恋而得以疏导。因此在早期, 这种抛弃、被抛弃的感觉往往通过“思 (弃) 妇诗”的渠道抒发, 即文人自拟为被男性抛弃的女性角色进行诗歌创作, 通过社会角色和社会心理形象的变形, 来合理合情地表达他们作为被抛弃者的被侮辱、被损害的情感。当到了两晋时期, 礼教的奔溃、藩篱的冲破、生活的颠沛等等因素, 使得士人不再满足于虚拟的诗文创作, 而真正开始女性化身体形象的修饰, 以女性化的身体来确认自我、表达自我。

余英时先生认为, 魏晋女性化审美倾向是士大夫个体自觉高度发展之结果。这种对身体的再认识是从小被告诫要像父亲那样强大、富有, 立言立功、光耀门庭的魏晋士人弱化顽固的性别角色意识的体现, 是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的觉醒针对的是儒家的服制等级、居丧之礼等对身体的严密规约与监控。两晋士人的“裸裎”和“纵欲”虽然情况复杂, 但并不能否认最开始的反叛精神和超越特质。应该说作为现实自恋力比多实现物的名教并没有契合或回应传统的文人理想自我这一自体需求, 造成了后者的创伤性失望, 于是他们一方面刻意地着重否定让他们受伤害的客体 (名教) , 一方面寻求着自恋力比多可以灌注的新的对象——客体 (名教) 的反面形态, 以此来容纳自恋力比多。在潜意识中以儒家精神为超我 (宏大自我自体) 的认同经验, 在意识层面无法寻找到相应的理想化客体而极度失望, 于是开始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 由此形成了晋初诸多矛盾的人与事。然后, 随着对被扭曲的自体的不断营造和追求, 慢慢也就变成了真的认同和顺应并在这种矮化中重新构建理想人格以到达潜意识中的自我安慰, 这也就形成了从嵇康阮籍的无奈放达到西晋“八达”的放荡纵欲再到东晋士族偏安雅趣的主体心理演变。

参考文献

[1]科胡特.自体的分析[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23.

[2]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26.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 2011:526.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 2011:529.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 2011:527.

女性化倾向 篇2

最近一项网络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渴望有个“男闺密”，但是如何把这个关系控制得不影响家庭，“度”的把握就很重要。

工作上遇到了不顺，跟家人说怕他们担心，跟男友讲往往不被理解，女性同事分析问题大多不能客观，若是有善于分析问题的男同事来安慰并帮你出谋划策，是不是很贴心？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中，职场女性程又青每每遇到工作上的麻烦，总有“男闺密”李大仁“聊一聊”，这让许多同在职场打拼的女性羡慕不已。最近一项网络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渴望有个“男闺密”，但是如何把这个关系控制得不影响家庭，“度”的把握就很重要。

他们是黄金搭档

工作同频率，感情不同频

慧在一家企业做内刊编辑，摄影师黎是她的同事，两人共事五年之久。因为部门人少，几乎每次出去都是两个人搭档，工作上的事更是无所不谈。“我跟他从早晨7点半到晚上5点都捆在一起，一周五天，比夫妻呆在一起的时间还久。”“如果别人跟我不对付，他一定会支持我；什么事情都不瞒我；平时我做什么过火了，他会提醒我。”慧说，尤其是这最后一点，大多数女性同事碍于面子很难这么做。

“他就是我的老好摄影师，曾经的最佳搭档，好哥们。”慧说，之所以没有把这份同事情“变质”，大抵是因为当时两人虽然工作在一个频率上，但感情不在。“我恋爱的时候，他失恋，或者是我失恋的时候，他又恋上了。”而且两人很少把话题放在工作以外的问题上面。事实上，彼此都知道，这段友谊是职场上开出的一朵脆弱的小花。不过也正是因此，才让这段友谊变得无比纯粹，最终因慧的离职两人不再联系，但慧说那段日子因为多了这个“男闺密”而丰富很多。他们是良师益友

一起探讨工作，还汇报感情

几年前，顾芳刚从学校毕业来到一家公司的销售部，老邱是领导安排带她的老同志。整整一个月，老邱只让她干些杂活。“我急了就找他讨个说法，他眯着眼上下打量着我，问了一句‘你行吗？’我有一种被人小瞧的感觉，怒不可遏地用120分贝的声音吼道：‘你没给我试的机会，怎么知道我不行？"顿时，全办公室的人都惊诧了，这架势大概是老邱闻所未闻的，一时间让他想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从那以后，不敢小觑这泼辣小妹。

慢慢地，老邱发现，这个小姑娘做事很有魄力，交给她的任务往往能完成得不错。这让老邱既意外，也惊喜，平日里对她关照的同时也不吝惜指点一二，还会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将自己重要的客户委托给她，在为人处事上，也每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与她。

于是在外人眼里，两人的关系也有“可疑”之处，但对此，当事人表示非常坦荡，“我不仅业务上喜欢跟老邱讨论，连跟男朋友相处的经过，也会告诉他，如此一来，大家都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两个人关系慢慢成了“好友”，直到顾芳调到了其他部门，还会经常过来探望这位老大哥。

专家提醒

注意距离，把握好度

拥有这样的“职场男闺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微过了，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对此，职场心理专家表示，男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女人不同，在工作上，男人可能更能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们的抽象能力更强些，因此职场女性很容易从异性同事那里收获同性身上所没有的想法，受到启发，对减轻压力的确能有所帮助。

浅论李清照创作中的男性化倾向 篇3

关键词：李清照作品研究男性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6(a)-0239-01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长廊里，能留下印记的才女之辈却寥若星辰、屈指可数，而论到以一位女性身份却可跻身于文学大家之列的，就不得不推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了。她不但善写词，而且诗、文、书、画样样出色出彩，个性趣味、艺术修养也异于寻常女子，特别是她的词，“无一首不工”，“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1 记游之作

在李清照少年时期的作品之中曾写了不少有关山川风物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又往往与打马、郊游之类男性们非常热中的爱好娱乐联系在一起。在郊游时，她潇洒放纵，争渡醉酒，日暮忘返，而这种种表现在当时对众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女子来说却是十分叛逆少见之举。她的一篇《如梦令》正是女词人豪情逸兴的真实写照。这种逸兴壮采的风格，脱离了那种“雌男儿”笔下的脂粉气，完全透露出了另一种豪放之气。而这样的作品很明显反映出在其早期创作中不仅仅单纯的表达自己怜花惜春的少女情怀，而是常将生活视野移出闺房之外，这种逸兴壮采，被后人概括为“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

但这种“出游”之举显然违背了封建社会对女子行为举止的正常规范，而将这种明显具有挑战传统的行为堂而皇之的宣诸于口，流露于作品之中，反丝毫不以为耻、为怪，所需要的可就不止是勇气了，而这，还仅仅是李清照出游的一种形式。

在她的《渔家傲》（记梦）中，李清照表现出了另一种似士大夫一般的精神苦闷而追求理想的游仙之举。而通常在古代来说，这种游仙的幻想绝大多数都是存在于男人之间的，女人们被闺房所禁，是很难有这样的见解和气魄的。同样身为女性，李清照却写出了“我报路长嗟日暮”，“九万里风鹏正举”，“蓬舟吹取三山去”的奇幻之梦，闯入了游仙在中国女词作品中的处女禁地。词中更化用《离骚》和《庄子·逍遥游》的诗句典故，抒发了词人的南行之意，这种飞仙出世的追求很明显超出了一个世俗女子对现实生活应有的期待，她令人称奇地跻身于士大夫的精神行列之中而毫不逊色。

2 醉酒之举

翻开古今中外的文学典籍，酒对于人乃至人的精神活动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而饮酒能够使人产生一种远离和超脱现实束缚的感觉，从而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具有了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但对于古代女子来说，饮酒一事仍算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背叛之举，奇特的是，观李清照的现存之词，四十三首（不计存疑之作）之中竟有二十三首写到了酒，占了近一半左右，这个数字当然不能与同时代的男性大家相比，但也相当令人称奇了。

《如梦令》（尝记溪亭日暮）中“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显然，词人的饮酒之举不仅在家中，更甚者还去到郊外，且喝得十分尽兴。《渔家傲》中“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的主人以酒赏梅，雅趣自然。而《念奴娇》（春情）里又有“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此处的酒又成了词人排遣内心苦闷的工具，但即使是浓醉难醒的扶头酒也终有醒过来的时候，此时的内心自是另一种令人难以言传的苦涩滋味。再有《蝶恋花》（离情）中的“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词人借酒醉之意，真挚大胆而又曲折委婉地表达了伉俪深情。《声声慢》中的“三杯两盏淡酒”，《诉衷情》中的“夜来沉醉”，《鹧鸪天》里的“不如随分尊前醉”，《忆秦蛾》中的“断香残酒情怀恶”，全都酒意浓厚，任谁都看得出，李清照喜贪杯中之物，且她对于这种嗜好非但不知避忌，更肆意张扬，让人不禁联想到同样视酒如命却也才情横溢的诗仙李白。可见李清照的这种种生活情趣、行为风度和创作审美观正是男性文人风雅、风流生活的潜移影响。

3 爱国情怀

与中国古代传统女子不同，李清照不仅拥有优秀的艺术创作能力，还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敏锐的政治眼光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样的，这样强烈的感情也盈满在她的作品之中，达到了与清醒的士大夫们比肩的深度和广度。

早在李清照十九岁时（崇宁元年），她就以《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两首而名扬文坛。张文潜是其父李格非的好友，而当李清照读到了他的《读中兴颂碑》后，深有触动，而以小小年纪发惊人之论，显出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气势。张诗的原文本是歌颂唐代中兴元老，内容平平无奇，而李清照的两首和诗则是另辟蹊径，着重表现唐玄宗晚年的沉湎聲色与悲剧命运，揭露安史之乱的祸害及其根源，批判唐肃宗的不孝以及后人著碑铭德的愚蠢行径，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高高在上的封建统治者和其身边的奸邪之徒。不仅如此，诗人的用意还借古讽今，愤权奸满朝，忧徽宗将重蹈唐明皇之覆辙，因而用历史的教训来告诫当时的统治集团，其立意高远，一般男子非所能及。诗中更让人清楚的看到，李清照没有似前人一般将亡国之祸的责任全加在区区一个女子的身上，而是清醒的得出诱发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是朝臣的腐败以及整个统治阶级上层的荒淫昏庸。“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何为出战则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杨妃妖蛊祸国，血溅马嵬固然应该，但更值得慨叹的却是朝廷腐败、奸雄得志，李清照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她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味替杨妃开脱，因为她也清醒的认识到了“六军不发”的导火线确实是杨家兄妹，这种“史识”见地，显然就比单纯的“女色亡国论”高明了许多，也显得更为理智和公允。

金兵入侵后，千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别说女子，就连许多饱读诗书的男子也未必知道要怎样去面对自己国家的灾难，而李清照却用她的诗作表现出了她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担忧和力主抗争到底以收复失土的英雄情怀。《咏史》（两汉本继绍）中诗人激愤而骂刘豫降金窃国，《宋诗纪事》引朱子《游艺论》评云：“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而千古传唱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更表现出了诗人一种凌驾于男性之上的英雄史观。作者借歌颂项羽不肯忍辱偷生、渡江而东的英雄行为来讽刺不图恢复的南宋朝廷和宋高宗的妥协投降态度，是为洗尽女儿脂粉气的慷慨之音。

参考文献

[1]陈祖美评注.李清照词/（宋）李清照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M].济南,齐鲁书社.

[3]李清照诗文词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88.

古代女性内衣的构成及审美倾向探究 篇4

女性内衣从诞生之日起, 就成为与女性身体最亲密的服装, 它约束着女性的身体借以达到所需要的轮廓形态。通过内衣表现出来的形象有时是端庄典雅的, 有时是性感迷人的。应该说内衣的产生是服饰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的产物, 只有在各种服饰制度、服饰形制均已完备的条件下, 服装才会由外层向内层进而更细致的功能分化, 才会有内衣与外衣的明确区别。而在其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 使中西方的女性内衣的造型呈现两种互补的形式, 即分别在以人体为基础的前提下, 对其造型结构进行着解构与重构, 也就是一个借助对这种服饰的解读与表述赋予身体以新的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中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审美理念重新塑造人体, 通过对身体形成的状态显示服饰构成技术并强调身体与其社会习性之间的关系。

所谓解构就是将服装原有的结构进行分解, 使解构后的服装削弱其结构形态, 而加重服饰中文化审美的含量, 使个人归属于社会;重构就是打破服装旧的结构的基础上对内衣重新分割组合成新的服装结构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自然体态美, 突出的是社会中追求人性美的行为, 正是由于这种解构与重构使内衣产生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制及背后蕴藏着的功能性、审美性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

二、中西方古代内衣特征

(一) 中国古代女性内衣特征

中国古代内衣出现较早, 最初被称之为祀。女性内衣在汉代称“心衣”, 在两晋称“裲裆”, 在唐朝称“内中和亵衣”, 在宋代叫“抹胸”, 明清则分别被称为“阑裙”和“肚兜”。尽管各个朝代的称呼不同, 但其形制基本相同, 都是前面护胸后背裸露, 内衣的基本形态呈平面状, 穿着后的形态是把立体的人体最大限度的通过内衣的掩饰成平面状态, 它超越了人体自然尺度的局限, 使中国传统服装从内到外的形制可以加宽加大。除了唐代流行百年以袒领为主的“盛装”外, 在中国漫长的等级社会中, 女性服装始终是以严谨保守的造型出现的。而胸部则是遮盖的重点, 当这种解构式内衣围系在人体上的时候, 不但不能起到突出乳房的作用, 相反却使乳房直接受到来自正前方的压力, 使胸部形成比自然人体的胸部曲线还要平缓的外部身体线条, 也就是通过外力使胸部曲线呈现扁平, 人为地减弱女性的天然生理特征, 将身体塑造成为没有起伏的平面。这种人为的服装造型不但使女性失去了自己的性特征, 而且也影响着女性身体的发育。这种由体到面的质的转换, 是通过对人体、对服饰结构的解构来完成的。胸衣这种对正常丰盈胸部的曲解, 使得人体和服装的关系上, 服装呈显性状态, 而人体则隐藏在服装的层面之下, 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被削弱。服装所突出的不是人体的自然形态, 而是显现出比体形更为宽大的平面形态。

(二) 西方古代女性内衣特征

西方的内衣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 被称之为胸带, 其形制接近于现代的文胸。而最早的紧身胸衣是16世纪被称作是“巴斯克式” (Barque) 的形式, 造型是根据身体线条裁制的, 整体呈现倒三角形, 从肩至腰非常紧身, 材料用木头和铁条来制作, 后来使用鲸骨、钢丝、藤条等来设计制作复杂的紧身衣, 虽然在以后的世纪中名称百变, 但这种穿衣形式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女性胸衣以人体为依据, 通过对服装结构的分解重新组合, 运用各种省道的变化来体现胸腰曲线, 特别是胸衣, 较多的利用公主线来夸张胸部的丰满, 女性在这里不仅完全利用了自己的自然条件, 还使用“人工”, 以立体的圆雕式的造型实现了服装对人体的修正和超越, 形成了具有束身美体作用的胸衣形态, 借助由下向上的外力的作用, 塑造被贵族所推崇的身体S型曲线, 毫不掩饰的突出乳房成了紧身胸衣的重要功能体现, 通过内部胸衣作为基本支撑物来确定服装外部造型的成立, 由此带给我们立体的带有突显的、张扬意味的服装立体轮廓, 使西方女性服装中的性别观念加强, 同时也体现了利用有关“自然”身体观念和文明观念之间的冲突。具有曲线美的人体在这里呈现出显性的状态, 人体与空间关系紧密, 而具有立体造型的内衣正是这种紧密状态的基础。而内衣的种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 出现了吊袜带、紧身衣、裙撑等, 综合归纳这些分散的服饰要素, 成了西方女性服装独特的审美含义, 可见西方人对内衣的重视是由来已久的, 他们以胸衣的形态作为服装造型基础, 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服饰显示出了一致性。

从东西方内衣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制走向来看, 同样是借助外力的作用, 但由于力量作用于人体的方向不同, 形成一方面是努力束缚身体胸部的曲线, 使女性的胸部扁平, 影响了乳房的正常发育, 使胸腔内脏发育和功能都受到影响, 肺的通气功能减弱, 非常容易引起肺病;而另一方面都是努力夸张女性的胸部曲线, 使力量由下而上作用于人体上半身, 由于人们过度追求胸部的丰满和腰身瘦小, 使得女性过度收紧胸部以下的身体, 紧束的压力使腹腔内各脏器发生变形, 还严重影响女性的发育和生育, 成为禁锢女性身体的枷锁, 东西方内衣的造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互补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 同样对女性身体产生了危害。

三、审美的社会功能对内衣的影响

中西方古代女性内衣还是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体现。中国儒家谈论美首重道德, 在自然美的追求上, 以主观的道德观及其对象化的表现形态为美。儒家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礼”, “礼之用, 和为贵”, “礼”的功能、作用是服饰制度的思想根源, 即以中庸、中和为准则处理社会、人生中的服饰等级关系;而对待形式美则注重个人内在的气质与服饰的密切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人的审美是基于情与礼的统一, 更重视的是审美的社会功能。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是希腊, 在形式美上, 古希腊时期开始, 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从数理的角度, 认为美可以用数学量化的方式来表现, 它存在于秩序、对称所产生的和谐之中。文艺复兴时期仍然延续了这种对美的观念, 认为“美是良好的比例”, “美重视各部分的和谐一致、秩序”;在对待自然美的问题上, 则把人体的自然形态美尊为最高的审美态度, 因此女性身体的大小和形状, 手势、姿势和举止以及对身体表面的修饰构成了西方女性服装美的源泉。

儒家代表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讲“仁”, 而不谈欲, 这里的“仁”是一种人格和情感自我的觉醒。服装的审美风格是围绕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而创造产生出来的, 人的自然形态弱化于等级地位的重要型。在人格美领域内, 儒家一方面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 强调个体全面发展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 个体的发展和人格的独立只有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时, 才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由此可见, 儒家追寻的是和谐的美, 服装更多的是一个人和群体借以使自己和周围的文化在视觉上合拍的手段, 女性服装更是这种手段伦理与审美的合一。儒家强调社会礼仪化、等级化, 在人性上提倡“中庸”, 表现在服饰上就是要适度统一, 对服饰美的欣赏倾向于精神性, 要姿态合宜而不强调性感, 反对个性的突出, 更不允许女性在服装上有过多的逾越。在服饰的形式美方面则体现的是孔子“文质彬彬”的审美思想, 这种审美不是具象是写意的、静态的, 它不是靠表露人体的具体形态的服饰来体现的, 而是通过服装外在的含蓄形态来体现。

西方审美在追求自然美时重视的是人体自然形态的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出了著名的“黄金分割律”。后续的论者将“黄金比值”与“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的概念相互结合, 将它视为是研究“人体形体美的规律或标准”之论述的基础。而在研究女性人体的形态时, 他们发现“圆形的美”, 尤其是女性的乳房, 有着互为呼应的关系。因此女性那丰满圆润的乳房成了女性美的具象, 表现在服装上为结构上的刻意夸张、过分强调女性的性特征, 通过对女性服装结构的重新组合, 形成具有立体形态的胸衣, 从而塑造出具有曲线美、动态美的服装外轮廓造型。古希腊艺术的代表是建筑与雕塑, 两者都是以比例、节奏、秩序、平衡为美的最高的审美标准和原则。而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 艺术和技艺是同一个概念。

由此可见, 中西方的服装中都体现着“和谐”的审美理念, 中国服装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古代的内衣, 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审美, 侧重的是审美主体的心理体验;西方服装体现的是人体着装后自身形态各部位之间比例的唯美和谐, 其立体形态的内衣, 体现的是一种直白的人工美, 通过强调服装对女性人体的重构形式, 使服装更多体现的是对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属性。在内衣与外衣的界限逐渐模糊的今天, 中西方的内衣造型已经走向统一。新材料新技术的进步使内衣成为流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内衣外穿已成为新的时尚, 使女性内衣又具有了新的审美主张和表现形式。由于它自身所拥有的多元性, 使我们期待着女性内衣新的艺术不断推新。

参考文献

[1]赵晓玲.服饰文化纵览[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44-67.

[2]张朝阳.中外服装史[M].北京:化工出版社, 2008:196-228.

[3]叶立诚.服饰美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8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