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类型

形态类型（精选八篇）

形态类型 篇1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用甘草为内蒙古杭锦旗北京中医药大学甘草研究试验基地中, 栽培管理措施1～4年生人工栽培甘草。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春生教授鉴定为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

以文献[7]对甘草形态特征的描述为依据, 选择容易观察的茎表皮颜色、叶片平展或皱褶、茎表皮刺毛密度、结果与否等四项指标进行形态变异类型的划分。其中, 茎皮颜色3种, 分别为茎基部紫红色, 茎紫红色 (茎全部紫红色) , 茎绿色;茎皮被覆物性状3种, 每平方厘米茎表皮刺毛数在10～20根之间为稀刺毛, 大于20根为密刺毛, 无刺毛为茎光滑;叶片边缘性状2种, 分别为波状皱褶和边缘平展;共划分8个类型 (表1所示) 。

每个形态变异类型甘草随机取10株, 分别对株高、地茎、芦头直径、主根直径 (从芦头向下20cm处主根的直径) 、横生径数、侧根数、分蘖数、一级侧枝数、小叶长、小叶宽、顶叶长、顶叶宽、主根重等农艺性状指标进行测定。

采用SPSS11.5 for window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注:普通类型甘草指形态特征没有发生变异的甘草。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草形态变异类型对农艺性状的影响

各形态变异类型甘草农艺性状表现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见表2) , 在13项农艺性状指标中, 株高、地茎、主根直径、小叶长、小叶宽、顶叶长、顶叶宽、主根重等农艺性状指标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P<0.01) , 芦头直径、分蘖数、一级侧枝数等农艺性状指标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0.05) , 横生茎数和侧根数两项性状指标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 。所有农艺性状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 其中, 株高的变异系数最大为28.01, 其次是一级侧枝数、主根重和分蘖数, 变异系数分别为24.29、21.00、20.47, 小叶长变异系数最小仅为9.16。

2.2 形态变异类型甘草产量性状的相关及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 (见表3) , 主要农艺性状与形态变异类型甘草产量 (主根重) 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主根直径>芦头直径>地茎>株高>横生茎数>小叶长>小叶宽>顶叶长>顶叶宽>一级侧枝数>分蘖数>侧根数。在各性状中, 主根重与株高、地茎、芦头直径、主根直径、一级侧枝数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株高与地茎、芦头直径、一级侧枝数、主根重呈极显著相关, 与分蘖数呈显著相关。一级侧枝数与株高、地茎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芦头直径、主根直径呈显著正相关。小叶长与小叶宽、顶叶长、顶叶宽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

注:N=80;**P<0.01;*P<0.05。

N=80;**P<0.01, *P<0.05。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建立形态变异类型甘草产量性状的逐步多元回归方程:Y=42.987+1.219X1+2.747X2+3.777X3+3.244X4-0.351X5+0.342X7+0.704X8 (R=0.9335**F值= 52.2572)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株高 (X1) 、地茎 (X2) 、芦头直径 (X3) 、主根直径 (X4) 、横生茎 (X5) 、分蘖数 (X7) 、侧枝数 (X8) 等7项农艺性状指标是影响甘草产量的主要因素。各个性状对甘草产量的偏相关系数 (见表4) 大小顺序为:主根直径 (rYX4=0.7008) >芦头直径 (rYX3=0.2932) >地茎 (rYX2=0.2566) >株高 (rYX1=0.1299) >分蘖数 (rYX7=0.129) >侧枝数 (rYX8=0.1123) >横生茎 (rYX5=-0.1902) 。表明在7项农艺性状指标中, 主根直径对甘草产量影响最大, 达到极显著水平;地茎、芦头直径对甘草产量的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 其他生长性状指标对甘草产量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而横生茎数对甘草产量具有负作用。

P<0.01, *P<0.05。

3 小结与讨论

(1) 相关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某些性状如主根直径、芦头直径等性状与甘草产量的相关分析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致, 而另一些性状如一级侧枝数、分蘖数、株高等分析结果不完全相同, 这说明在优良农艺性状选择过程中, 不能仅凭相关系数的大小作为选择的依据, 必须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才能揭示各个性状对甘草产量影响作用的大小。

(2) 对甘草形态变异类型的农艺性状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绿茎茎光滑类型甘草的株高、地茎、芦头直径等主要农艺性状表现出较强的生长优势, 黄绿茎茎稀刺毛类型、绿茎茎密刺毛类型农艺性状从总体上看低于其它类型, 而其它形态变异类型甘草的农艺性状指标处于中间水平。杨全等研究结果表明, 在甘草形态变异类型中, 绿茎茎光滑类型甘草的总黄酮[5]、甘草苷、甘草酸[6]含量显著高于其它形态变异类型, 紫红茎茎光滑类型、紫红茎基茎光滑类型多糖含量最高[5]。因此, 在育种中, 可以将绿茎茎光滑类型作为高产、优质的甘草育种材料, 把紫红茎茎光滑类型、紫红茎基茎光滑类型甘草作为多糖型甘草的育种材料进一步研究。

(3) 培育优良的甘草栽培品种是甘草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也是获得高产、优质甘草药材的基础。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 甘草形态变异类型间主要农艺性状差异显著, 而且变异类型间有效成分含量也发生了较大幅度变异[5,6], 这就为甘草优良品种选育提供了丰富的育种材料。通过优良变异类型的遴选, 培育甘草栽培品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本实验的结果为甘草选择育种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M].一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2]张继, 姚健, 丁兰, 等.甘草的利用研究进展[J].草原与草坪, 2000 (2) :12-17.

[3]陈秀华, 魏胜利, 王文全.种质资源与药材质量[J].中药研究与信息, 2003, 5 (4) :11-14.

[4]王文全.甘草生态学特性及生态环境对其药材质量影响的研究[J].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2000.

[5]杨全, 王文全, 魏胜利, 等.甘草不同类型间中总黄酮、多糖含量比较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 2007, 32 (5) :445-446.

[6]杨全, 王文全, 魏胜利, 等.不同变异类型甘草中甘草苷、甘草酸含量比较研究[J].中草药, 2007, 38 (7) :1087-1090.

去意识形态化、去英雄化与类型化 篇2

【关键词】 《诡计1940》;抗日题材影片;意识形态;去英雄化;类型化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与蔚为壮观甚至泛滥成灾的抗日题材电视剧相比，近年来大银幕上的抗日题材作品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在陆川的野心之作《南京，南京》和张艺谋叫好不叫座的《金陵十三钗》之后，能给中国电影观众留下点印象的抗日题材电影只有宁浩大失水准的《黄金大劫案》和管虎风格另类的《厨子戏子痞子》等少数几部影片。倒是在电视荧屏上，以电视电影形态出现的抗日题材影片数量颇丰，且佳作不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2014年出品的《诡计1940》便是个中代表。

《诡计1940》由李敏杰、潘镜丞编剧，潘镜丞导演。影片讲述的是抗战时期上海商人谭仲文为了给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家人复仇，卧薪尝胆三年，最终将仇人日本军官石井杀死的故事。影片用去意识形态化的主题表达、去英雄化的人物塑造、类型化的悬念设置，将抗日这一宏大题材聚焦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复仇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抗日题材影片艺术创作上的突破。

一、去意识形态化的主题表达

在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抗日题材影片中，无论是统治了数十年大银幕的表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八路军、游击队等武装力量抗日斗争的宏大题材主旋律影片，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现国民党领导下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的影片，或是表现各种独立抗日力量自发抗日行为以及表现双方或者多方冲突的谍战题材的影片，故事大致遵循着敌我冲突——冲突升级——我方胜利的主题表达模式，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些影片中，作为抗日主体的群体或是个人，大都会有一个组织归属，他们要么来自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要么来自国民党的抗日阵线。哪怕是表现个体抗日行为的影片，也或多或少地会有这两大抗日力量的影子，如《鬼子来了》中把两个日本俘虏交给村民的神秘人物自称是八路;《厨子戏子痞子》中的“流氓”虽然不是八路，但谎称自己是八路。在抗日行为的背后，也大多有着崇高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民族大义，要么是为了国家利益，即便是小人物的抗日行为，最后也总能升华到民族、国家、战争、和平等深层次的主题。

与大部分抗日题材影片相比，《诡计1940》的主题表达让人耳目一新。影片最大程度地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影片中除了日本人，无论是段老板的江湖诈骗团队，还是“汉奸”谭仲文，他们都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或汪伪政权。他们的抗日行动——杀死日本军官石井——的动机也非常简单和朴素。谭仲文在南京目睹了家人被石井残忍杀害，于是卧薪尝胆三年，精心谋划复仇计划，为的就是把仇人石井杀掉。而段老板被谭仲文设局利用，在即将抽身而去的时候，得知了谭仲文的复仇计划，出于对谭仲文的同情和佩服，他没有计较谭利用过自己，而是决定带领他的团队帮助谭仲文完成复仇计划。无论是谭仲文的复仇大计，还是段老板的拔刀相助，在他们的抗日行动背后，都没有民族大义的驱动，没有伟大主义的感召，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这种有别于其他抗日题材影片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最大程度地对历史进行了还原，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现实主义价值。

二、去英雄化的人物塑造

在传统的抗日题材影片中，大多会有机智勇敢的主人公与敌人斗智斗勇并最终取得胜利，他们要么是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要么是游击队，要么是地下党，即使是普通百姓，他们的抗日行为也是英雄般的。但是，在《诡计1940》里我们却看不到英雄化的人物和英雄般的事迹。影片中，商人谭仲文为了杀掉日军军官石井，忍辱负重，殚精竭虑，最终在段老板的帮助下完成了复仇计划。谭仲文对日本人石井恨之入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杀掉石井，为家人报仇。但他对日本人的恨没有从“家仇”上升到“国恨”，他的仇恨，主要针对的是石井，而非所有日军或日本人。为了实现他的复仇计划，他不惜成为汉奸，替日本人办事，为日本人经商。他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但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坚韧和谋略。为了复仇，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谭仲文的复仇是为了自己，而非别人。他为了炸死石井，甚至计划在酒会上引爆威力巨大的炸药，对可能造成的伤及无辜也不加顾忌。可以说，他的复仇行为是很自私的，没有一丝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正是这些非英雄主义的特质，极大地丰富了谭仲文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影片的内涵。

影片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段老板。段老板是个诈骗团伙的老大，以诈骗他眼中的不良商人为生。他把孤儿八条养长大，把霞女从妓院救出来，治好了石根的病，带领他们闯江湖、讨生活。他善良，重情义。在被胁迫去完成一项奇怪的使命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让石根、八条和霞女离开，他不想连累他们。他像木偶一样被神秘人操纵，但却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了妻女的安全，他只好硬着头皮一步步往下走。在即将全身而退时，他获知这一切都是谭仲文为了报仇而布的局。他没有计较谭仲文对自己的利用，相反，在了解了谭仲文处心积虑的复仇计划之后，他选择了帮助谭仲文。他利用诈骗团队的专长，完善了谭仲文的复仇计划，并成功地不留痕迹地杀掉了谭仲文的仇人石井。可以说，段老板和他的团队成员都是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最大目的就是在乱世中生存下去，而诈骗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他们有着江湖人士的机智和狡诈，也有着普通人的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他们否定了谭仲文使用炸药与石井同归于尽的极端方案，而是设计了一个精妙的杀石井于无形的计划。最终，计划成功，复仇计划顺利完成。然后，他们和谭仲文道别，离开了上海。至于他们是继续行骗于江湖，还是干点什么别的，影片没有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像传统的英雄人物那样，在杀掉一个日本人后，接着去杀更多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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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诡计1940》中，无论是谭仲文，还是段老板和他的团队，他们都不是英雄，连带点毛病的那种英雄都不是，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有着正常的情感、正常的行为、正常的命运。这种去英雄化的人物塑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抗日题材影片的创作套路，对未来抗日题材影片的创作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三、类型化的悬念设置

类型化的悬念设置是《诡计1940》的又一重要特色。“以情节元素作为悬念机制在悬念类型的影片中运用，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而且久用不衰，永不过时。”[1]158在《诡计1940》中，悬念机制得了到很好的运用。影片一开始，段老板用假货与高老板交易，得逞后，段老板准备带着石根他们迅速逃离，结果还是晚了一步，被气急败坏的高老板截住并要砍掉段老板的手。危机关头，一个神秘的口谕救了段老板。根据口谕，段老板必须赶到上海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否则妻女性命有虞。这是谁的口谕？传口谕的人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老板会看了口谕就放了段老板？去上海到底是什么任务？影片很快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悬念设置。接下来，影片的叙事空间转到上海，随着石根被“汉奸”谭仲文枪杀，影片的戏剧冲突得到强化，而段老板接到的任务便是要从谭仲文手中拿到日军酒会的举办权。幕后操控者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去承办日军的酒会？段老板能否做到？前设的悬念尚未解开，新的悬念不断出现，而随着幕后操控者不断向段老板下达新的指令，且对方能量之大，要求之高，让这些悬念不断得到强化。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段老板从一开始的疑惑开始变得焦虑，幕后人物到底意欲何为？何时才能脱身？影片人物的焦虑加剧了影片情节的紧张感，影片的悬念设置也即将达到高潮。就在段老板部署好脱身计划时，高老板意外出现了，段老板按照指令伪装的身份被识破。这时，剧情急转直下，谭仲文开枪杀死了高老板和自己的保镖。与此同时，六条和霞女意外碰到了已经“死去”的石根。石根为什么没死？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頻现，剧情陡转，悬念达到高潮，真相即将大白。从谭仲文的口中，段老板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谭仲文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其目的是在日军酒会上用炸药炸死石井，而自己是谭仲文复仇计划中的一环，石根也是谭仲文埋下的伏笔。之前的所有悬念终于解开，影片进入最后的高潮部分，最终，石井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谭仲文得以报仇雪恨。可以说，影片的悬念设置是非常成功的。在一环扣一环的叠加式的悬念营造中，谭仲文的角色反转出乎意外，但这种反转并不生硬。这得益于编剧较强的剧作功底，也得益于导演对于影片类型化的影像处理。这些积极的探索值得其他抗日题材影片借鉴。

四、结语

作为一部预算有限的电视电影，《诡计1940》的创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其去意识形态化的主题表达、去英雄化的人物塑造和类型化的悬念设置，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抗日题材影片的旧有套路，使得该片成为一部质量上乘的电视电影作品。

参考文献：

[1]（美）华莱士 · 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东方建筑形态类型学的再现 篇3

近代建筑类型学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 其原理已在不同层次上全面影响着近代建筑活动, 并且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双重工具。从德·昆西到迪朗到柯布西耶到艾莫尼诺再到阿尔多·罗西, 类型学经历了“原型类型学”, “范型类型学”, 发展到现在的“第三种类型学”。 当代西方建筑类型学在审美意识与形态构成上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建筑类型学理论基本上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许多东方国家的传统建筑空间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对恒常的关系和秩序, 以及标识和象征自己文化特色的特定物品。很多东方建筑师也在积极地提炼本地域、本民族中的优秀传统“原型”。不仅如此, 很多西方建筑师在处理东方建筑问题时, 也在努力寻求项目所在区域的传统“原型”, 以求更好的文化寓意。下面将以日本、印度和中国为例, 探求东方建筑形态类型学的再现。

1日本建筑形态类型学的再现

在日本现代建筑的早期实践中, 建筑师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和框架结构, 巧妙地“摹拟”日本传统木构建筑的比例和梁柱穿插组合的表现方式, 如香川县厅舍、京都国际会馆 (见图1) 等, 受到了当时社会和民众的普遍赞誉。虽然如今的大多数日本建筑师们已不再认同和采用这种设计手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历史上, 这种方式成功地使现代建筑和现代技术在日本“软着陆”, 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和矛盾, 对现代建筑与技术在日本文化土壤中的生根、发展和壮大具有积极的意义。今天, 建筑高新科技和材料的应用在日本广受推崇和欢迎, 已不存在传统和文化上的障碍, 这与早期日本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的个人努力和他们所采纳的循序渐进途径是不无关系的。

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在工业化时期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思考如何把技术方法与更富于哲理的路子互相协调, 努力探索日本本土文化和现代技术文明的连接点。20世纪60年代末, 黑川纪章在探讨日本文化的象征时, 通过对日本传统建筑中的缘侧、外廊、通道、格扇等空间的分析, 提出了“利休灰”空间的概念和“中间领域”理论。并从原型意义上将江户时代的“利休灰”作为日本的传统空间与文化的矛盾以及歧义的象征。“利休灰”的空间即介于建筑和自然之间、室内和室外之间的具有缓冲性的第三空间, 也即中间领域。灰空间没有量和形的固定, 只有相对稳定的拓扑秩序, 黑川认为灰空间是日本传统建筑中一种强有力的空间组织形式, 而在现代建筑的创作中, 通过灰空间的创造, 可以使不同的材料、物质性与精神性进入“不连续的连续”或继承与同化的联系之中, 使人们在材料、技术均以改变的现代场所中仍能感受到传统的意蕴, 实现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的共生。在黑川看来, “利休灰”所表现的是一种简朴而又清纯的美学思想, 代表着日本文化将矛盾着的东西加以融合从而具有的一种多元性和共生的哲学观。黑川在福冈银行总部 (见图2) 的设计中, 运用钢筋混凝土巨梁结构技术创造了一个城市尺度的巨大“灰空间”, 它介于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之间, 是传统“缘侧”空间的超尺度放大, 同时也是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安逸、舒适的休闲广场。而在东京大同生命大厦的设计中, 黑川把“灰空间”的设计手法运用得更加极致。这栋建筑坐落在东京的老商业区, 为了吸引公众, 黑川把一条公共的街道空间组织在里边, 以此连接建筑前后的两条街道, 并且沿公共街道空间流淌着一条有照明设备的人工小溪。此建筑通过2 m宽的缝隙从结构上被分成两部分, 这两部分在每层都由三道有伸缩缝的桥相连, 人工小溪就在缝隙下流过, 缝隙上则覆盖着6 m跨的铝拱顶。黑川采用了不锈钢、铝板、灰色挂釉面砖和大面积的无框玻璃等多种材料, 这些现代材料在灰空间——这一日本传统建筑空间中的类型关系的引领下, 彼此协调一致, 共同传递出日本传统建筑的空间记忆和“利休灰”的美学精神。

2印度建筑形态类型学的再现

柯里亚通过对印度传统居住建筑中的庭院空间和印度宗教中的传统图案蔓荼罗的分析, 提取了“露天空间”的传统空间类型, 并多次将它运用在自己的现代建筑创作中。而伊朗建筑师萨帕在设计印度新德里巴赫伊教礼拜堂时就把“莲花”这个在印度次大陆的文脉和特有文化中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原型”应用到设计中, 采用了混凝土薄壳结构技术将礼拜堂的造型逼真地处理成一朵纯净无暇、含苞待放的白莲花。在印度人的“集体记忆”中, 莲花不仅是世界上最完美无暇的花, 而且是印度各个宗教派别团结、和睦的象征, 与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巴赫伊教礼拜堂借助莲花造型迅速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和宗教环境, 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神圣的莲花宫殿”。

3中国建筑形态类型学的再现

很多西方建筑师在处理东方设计项目时不约而同地借用了类型学的方法。但类型构成手法需要建筑师对传统文化和地方性有超强的理解和敏锐的感知, 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创作中, 很多西方建筑师在处理中国项目时表现出优于我们自己本土建筑师对传统类型的超强理解和敏锐感知。例如B+H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候机楼 (见图3) 屋顶映像着中国的传统形式, 微微曲起的构架隐喻着闽南屋顶的特征。而当人们站在由 SOM建筑事务所的外国建筑师们设计的纯钢结构的超高层建筑——上海金茂大厦面前时, 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中国古代的宝塔。SOM的主要设计人阿德兰·史密斯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行构思的时候说道:“我在研究中国建筑风格的时候, 注意到了造型美观的中国塔。高层建筑源于塔, 中国的塔又是源自印度, 但融入了中国文化和艺术之后, 中国的塔比印度塔更美。我试着按比例设计新塔, 它吸收了中国建筑风格的文脉”。金茂大厦主体塔身的平面构图呈双轴对称的正方形, 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四方塔平面。立面构图是 13个内分塔节, 在塔节处微微向外斜挑。整体造型以逐渐加快的节奏向上伸展并且四角内收, 直至高耸的塔尖, 这与中国的密檐砖塔非常的相像。金茂大厦的细部处理也颇为考究, 遍布塔身的纤致的金属杆件并没有繁复、堆砌之感, 而自然流露出典雅、内敛的东方文化韵味。即便在世界范围内, 它也是为数极少的具有浓厚地域文化底蕴的智能化超高层建筑。

在东方建筑设计中, 许多建筑师的最新作品都开始关注地域建筑形态特色的问题。但如果建筑师们仅仅停留在一种僵死的、写实性“地方情结”的表达上, 或者以总体的文化精神代替地方精神, 反而会损害本民族与本地域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相反, 利用现代建筑类型学的方法, 发掘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态类型, 反而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尊重文化传统的倾向。 [ID:7995]

摘要：建筑类型学理论基本上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许多东方国家的传统建筑空间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对恒常的关系和秩序, 以及标识和象征自己文化特色的特定物品。很多东方建筑师也在积极地提炼本地域、本民族中的优秀传统“原型”。不仅如此, 很多西方建筑师在处理东方建筑问题时, 也在努力寻求项目所在区域的传统“原型”, 以求更好的文化寓意。

形态类型 篇4

1 苦荞种质资源类型

苦荞资源按茎色分, 主要有红茎和绿茎两种类型。按粒色粉, 主要有褐色, 还有棕色、灰色、黑色等多种类型。按生育期分, 有早熟种 (生育期80天) 、中熟种 (81~90天) 、晚熟种 (91~100天) 和特晚熟种 (100天以上) 。按千粒重分, 分小粒种 (千粒重≤18g) 、中粒种 (18.1~21g) 、大粒重 (21.1g以上) 。按株高分, 有特矮秆 (90cm以下) 、矮秆 (90.1~100cm) 、中秆 (100.1~110cm) 、高秆 (110.1~120cm) 和特高秆 (120.1cm以上) 四种类型。

2 形态生态特点

2.1 生育期

山西主要是晚熟熟品种, 占全部资源的42.7%, 主要分布在大同市和忻州市, 分别占当地苦荞品中资源的75%和50%。其次是中熟种, 占全部资源的21.8%, 主要分布在忻州市、晋中市和吕梁地区。早熟种主要分布在朔州市和阳泉市, 分别占当地苦荞品种资源的66.7%和80.0%。晚熟种主要分布在大同市和忻州市, 分别占当地苦荞品中资源的75%和50%。特晚熟种主要分布在长治市和临汾市 (表1) 。

2.2 株高

山西主要是特高秆品种, 占全部资源的41.8%, 主要分布在大同市、吕梁地区和忻州市;其次是中秆和高秆品种, 分别占全部资源的24.5%和20.9%, 主要分布在晋中市和长治市;特矮秆只有4份, 分别占全部资源的3.6%, 朔州市、忻州市、阳泉市和长治市各1份 (表2) 。

2.3 千粒重

山西苦荞品种主要是中粒种, 主要分布在大同市、忻州市、太原市、晋中市、长治市和临汾市, 分别占当地苦荞资源的70.0%~100%;大粒种极少, 全省仅有13份, 小粒种主要分布在朔州市 (表3) 。

摘要：通过对山西省110个地方苦荞品种类型及形态生态特点分析, 明确其分布、生态区及苦荞主产区, 为引种、育种及其利用提供依据。

关键词：地方苦荞品种,类型,形态生态,山西

参考文献

[1]内蒙古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科院品资所.中国荞麦品种资源目录 (第一辑)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6.

[2]中国农科院品资所.中国荞麦遗传资源目录 (第二辑)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6.

形态类型 篇5

闲置工业遗址是指人类从事工业活动之后遗留下来的,具有社会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的,并且没有得到利用的工业生产用地或者与工业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用地,如工业场地、厂房、火车站、码头、仓库、发电站、矿山、采石场等。

闲置工业遗址景观设计指的是运用景观设计的处理手法(工程技术、艺术手段),以场地内旧工业文化特色为前提,对工业空间(场地、建筑、废弃材料、设施、土壤、水体和植物等元素)进行改造再利用。

2 闲置工业遗址景观改造的形态类型

人类对闲置工业遗址开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工业时代,发展至今,纵观国内外对闲置工业遗址的改造和设计,主要分为再生工业建筑和风景园林2大类。从闲置工业遗址再生利用的方式和工业遗址景观形态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还可以细分。工业建筑类主要分为博览场馆式、工作居住式、商业消费式、文化产业园式。风景园林类工业遗址景观主要分为地景艺术式和园林景观式。

2.1 再生工业建筑类工业遗址景观

再生工业建筑类工业遗址景观即以闲置工业建筑为主要景观的工业遗址再生利用设计。此类遗址的厂址和主要建筑保留较完善,以旧建筑为场地特征,通过再生利用闲置工业建筑将现代人类生活方式与工业文化特色相结合,营造独特的氛围和审美理念。一般以工业厂房、仓库等改造设计居多。

2.1.1 博览场馆式工业遗址景观。

是指将闲置工业遗址中场地面积较大、建筑层高较高、结构跨度较大的工业厂房、设施改造成以工业遗产文化、历史、科技为主题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形成工业遗产地的历史面貌及场景体验。博览场馆类工业遗址景观重在保留工业实物、还原工业场景,形式以露天与室内相结合。如,意大利拉维·马尔希矿厂露天博物馆、英国南威尔士布莱纳文镇大矿井博物馆、英国布莱克区生态博物馆等。

2.1.2 工作居住式工业遗址景观。

利用闲置工业遗址地的建筑物,通过工程技术处理修复,内部加以新的改造,营造出适合居住和工作环境,改造成工业风格的居住工作区。工作居住式工业遗址的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工业时期的建筑风貌,改造建筑内部空间的格局和使用功能,使其符合现代人的生活工作需求。外部景观注重营造舒适轻松的生活工作环境,多为休闲、休息场地。如,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煤气厂的4座煤气塔改造、法国巴黎梅涅巧克力工厂改造、美国苏荷SOHO社区等。

2.1.3 商业消费式工业遗址景观。

是指将闲置工业遗产地的建筑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在旧的工业设施中穿插新的相仿材料,改造成商业店铺,用以营造商业气氛,打造另类的风格。改造后的建筑主要用作购物、餐饮、服务、休闲商业店铺。商业建筑基本保留着工业时期的建筑表皮,以工业文化为主题,内部装饰添加新时代的商业形态,工业氛围与商业氛围相融合。外部景观以大面积铺装为主,注重人流疏散、流畅性。这种形态的案例有:旧金山巧克力工厂改造而成的吉拉德利广场、旧金山渔人码头罐头厂商场、巴尔的摩内港4号码头的老发电厂、伦敦的蓝鸟汽车修理厂等。

2.1.4 文化产业园式工业遗址景观。

是指全部或部分利用闲置工业建筑,改造成为具备广告制作、音乐制作、影像制作、建筑设计、环境设计等创意设计以及艺术创作等工作室或展厅,用以营造文化艺术环境,建立文化艺术区。这种形态的工业遗址保留了旧工业时期的建筑形态,注入新的文化艺术展示区功能,工业氛围与文化艺术氛围相融合。外部景观充满艺术色彩,怀旧与另类、朴素与华丽,视觉实体艺术墙、艺术雕塑以及艺术化的建筑表皮装饰以及听觉享受的音乐制作等方面。如,爱尔兰的斯内普麦芽厂改造、美国亚历山大城老鱼雷工厂的改造、北京798艺术区、上海的M50等等。

2.2 风景园林类工业遗址景观

风景园林类工业遗址景观指的是针对闲置工业遗址中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及没有任何具有利用价值的建筑和构筑物的遗址,以工业遗产地为区域或场地的特征,在强烈的生态保护或恢复意识之上所创造出的新的景观形态,是工业遗址改造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2.2.1地景艺术式工业遗址景观。地景艺术(Earth Art)又称“大地艺术”、“土方工程”,是一种以大自然作为创造媒体,使用大尺度、抽象的形式,以及原始的自然材料,把艺术与大自然有机地结合创造出的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性情景的视觉化艺术形式。地景艺术式工业遗址景观即在工业遗址上运用工业废弃材料或者自然要素进行大地艺术创作。其景观形态特征是:形式抽象、简约,追求简单几何化;作品体量巨大;对工业生产的副作用进行揭示和批判;关注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犹他州大盐湖“螺旋码头”、德国科特布斯露天矿区的欧洲地景艺术双年展、诺德斯特恩矿区公园等。

2.2.2 园林景观式工业遗址景观。

以闲置工业遗址中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的建筑和构筑物的遗址为场地特征,在生态保护或恢复意识的指导下所创造出的自然风景式景观公园。园林景观式工业遗址景观具有以下特征:以恢复生态为目的,设计更注重环境的修复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呼应,风格以自然风景式为主;以闲置工业遗址为公园场地特征,主要构筑物往往成为视觉焦点。园林景观式工业遗址景观以其显著的生态效益功能,以及兼具休闲娱乐功能和特殊的工业氛围而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及景观设计者的关注。比如,西雅图煤气厂公园、旧金山湾的拜斯比公园、上海辰山植物园中的矿坑花园等等。

3 闲置工业遗址再生利用的主要问题及策略

从闲置工业遗址再生利用的方式和工业遗址景观形态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工业遗址在改造再生利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可以初步归纳总结以下3个。

3.1如何处理修复被工业污染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生态景观设计逐渐成为景观设计的潮流。面对满目疮痍的工业遗址,如何做好生态修复和保护值得思考关注的问题。值得借鉴的是风景园林设计师查德·哈格设计的西雅图煤气厂的改造。面对污染深至18m的土壤,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在这里正常生长的遗址地,哈格采用生物方法来降解土壤污染,先将表层污染严重的土壤清除,后从附近运来未受污染的土壤。对于深层土壤的污染物,利用深层土壤中的矿物质和细菌,并引入生化酶等微生物来消化积累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污染物。经过科学治理,煤气厂地表植物得以恢复和新生。

通常对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遗址地,应当尽量将污染物就地处理,充分利用自然规律优化生态系统,如土壤的更换、水源的治理,利用植物绿化、水的循环、日光的照射等手段综合治理。在植物种类选择方面,应选择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活率高的当地植物;优先选择能够改善土壤的、固氮的植物;综合考虑具有抗旱、耐贫瘠、吸尘、抗污染、抗病虫害等多重经济效益。

3.2 如何开发处理工业建筑、构筑物和工业设施

对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址的改造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改造为辅,遵循保护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标志性、景观性的遗址、建筑、设施是城市的文化空间和历史记忆,应当采取整体保护的措施,进行局部改造更新,植入新的功能,做到“新”与“旧”融合。闲置工业建筑中新功能的植入,应当与城市的整体规划和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使之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3.3 如何创造新的符合现代人居生活休闲的环境

一方面,闲置工业遗址往往会因其工业时代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熵化”,使人们避而远之。另一方面,许多工业厂房因为其空间结构尺度太大而不适合人的活动需求。旧建筑的空间结构和设施与当今社会生活方式要求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旧建筑的再生利用。

所以,如何使闲置工业遗址的改造符合当今人类生活要求,完成其再生利用的实质性价值,主要做好2方面工作。一是在保护遗址工业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将处理“熵化”的自然环境与创造舒适的室外休闲运动环境相结合。园林景观的处理方式是其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二是妥善处理闲置工业建筑的保护与新业态的功能要求的矛盾。比如:旧建筑的空间组织的重建,对旧建筑内部空间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设计;采用隐身的方式新添现代设备、设施等等。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工业造成的许多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全球范围内开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许多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制造业工厂企业纷纷倒闭或者向城市郊区搬迁,于是在城市中遗留下许多闲置的工业遗址。近年来,工业遗址的价值逐渐被发掘,闲置工业遗址的开发受到关注和重视,产生了许多工业遗址再生利用的成功案例。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工业起步较发达国家晚,本文则从宏观、中观2个层面探讨了工业遗址开发的形态类型及其特点,总结了开发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和建议,希望对今后的工业遗址的再生利用具有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闲置,工业遗址,再生利用,景观,形态类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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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类型 篇6

目前,不同类型毛囊的形态发生及其分子机制还不完全清楚,通过单一物种的试验结果很难解释不同物种、不同类型毛囊及其他类型皮肤衍生物形态发生多样性的根本差异[2]。因此,动物模型成为毛囊生物学研究的瓶颈[3]。

β-catenin是Wnt信号转导途径中一个下游元件,是一种胞内信号分子[4],它对于毛囊形态发生的过程中上皮-间充质相互作用的维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牦牛下颌部位毛囊类型丰富,结构差异明显[5]。本研究以此作为研究模型,分析胚胎期不同类型毛囊形态发生的差异,初步揭示β-catenin信号在其形态发生过程中的表达规律。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剂及仪器

一抗(Anti-β-catenin Developed in Rabbit,生产批号为C2206,稀释比例为1∶1 500;Monoclonal Anti-Sonic Hedgehog,N-terminal Clone 171018,生产批号为S4944,稀释比例为1∶2 000),美国Sigma公司生产; 二抗(REALTM EnVisionTM Detection System Peroxidase/DAB+,Rabbit/Mouse,生产批号为K5007),丹麦DAKO公司生产);APES,北京中杉公司生产;多聚甲醛(分析纯),北京化学试剂公司生产;切片石蜡(熔点60～62 ℃),上海模具厂生产。

1.2 组织芯片

陕西超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作。

1.3 H.E.染色和免疫组化

组织切片(5 μm)→预热→二甲苯10 min→无水乙醇5 min →90%乙醇2 min→80%乙醇2 min→70%乙醇1 min →纯化水15 min→0.3% H2O2甲醇溶液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15 min→PBS 冲洗3 次→胎牛血清封闭非特异性抗原30 min→滴加一抗溶液→4 ℃过夜→PBS 冲洗3 次→滴加二抗溶液→37 ℃孵育2 h →PBS 冲洗3 次→DAB 显色7～10 min→苏木精复染5～10 min→水返蓝20 min→70%乙醇2 min→80%乙醇2 min→90%乙醇3 min→无水乙醇5 min→二甲苯10 min→中性树胶封片。

1.4 结果判定

与阴性对照(O)比较,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呈蓝色为阴性;呈棕黄色为弱阳性;呈棕色为中阳性;呈棕褐色为强阳性。数值分别为1,2,3。

图像处理采用Adobe Photoshop CS3软件;数据处理采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软件,免疫组化分析采用Image-Pro Plus 6.0软件。

1.5 胚龄推算

胚龄据体长和体表特征推算为Ed 35～110[2]。

2 结果

2.1 牦牛、藏山羊胚胎唇部毛囊表观

牦牛唇部胡须毛囊呈均匀散在分布,大小均一,间隔匀称(见图1A),毛囊周围有呈规律分布的体毛毛囊(图1Ab)。

藏山羊唇部胡须毛囊以唇尖为中心呈辐射排列(见图1B),临近唇尖毛囊密度大,个体较小;远离唇尖,毛囊趋向稀疏,但个体较大(见图1B);体毛毛囊密布在胡须毛囊周围,大小均一,下陷深度约为胡须毛囊的二分之一(见图1C)。

A. Ed95牦牛下颌实体;B. Ed75藏山羊下颌实体;C.Ed75 藏山羊下颌纵切实体。a.取样框;b.a位点的横切H.E.染色。

2.2 牦牛、藏山羊下颌部毛囊形态发生规律

牦牛和藏山羊下颌部毛囊根据其形态和发生的先后次序可分为胡须毛囊和体毛毛囊,体毛毛囊又分为初级毛囊和次级毛囊。胡须毛囊发生最早,毛囊直径最大,黑色素较多,成熟后毛纤维最长。体毛毛囊继胡须毛囊之后发生且和躯体的初级毛囊发生时间同步。体毛初级毛囊之后发生几批次级毛囊,这批毛囊形态较小。

牦牛和藏山羊胡须毛囊形态发生的过程与一般毛囊相似,也可分为基板、毛芽、毛钉、成熟毛囊4个阶段(见图2)。但是牦牛胡须毛囊发生要比躯体毛囊发生早35 d,藏山羊胡须毛囊发生比躯体毛囊早28 d(见表1)。

A、B、C、D. 分别为Ed 40,48,62,80天的牦牛下颌(A显示牦牛下颌胡须毛囊形成毛芽,体毛毛囊还未出现;B显示牦牛下颌胡须毛囊形成毛钉,出现体毛初级毛囊基板;C 显示下颌胡须毛囊的形成;D 显示毛囊已经发育完善,毛纤维穿出皮肤);E、F、G、H.分别为Ed 30,39,48,65天的藏山羊下颌(E显示藏山羊下颌胡须毛囊基板的形成;F显示藏山羊胡须毛囊已经形成毛钉,且靠近唇尖的部位比较密集,发育较迟缓;G显示胡须毛囊已初步形成,仍未出 现毛纤维;H显示胡须毛囊已经发育成熟,毛纤维穿出皮肤)。

注:●和○表示B位点胡须毛囊;▲和△表示A位点胡须毛囊;★和☆表示体毛毛囊。

牦牛和藏山羊胡须毛囊发生的模式不同,牦牛下颌胡须毛囊发生在下颌部呈均匀间隔分布且同时发生,发育阶段、大小一致,每个胡须毛囊之间均匀分布体毛毛囊。

藏山羊下颌胡须毛囊发生较早,发生早期胡须紧密排列,胡须之间没有体毛毛囊的发生(见图2E、F、G、H)。

2.3 β-catenin在牦牛和藏山羊胡须毛囊及体毛毛囊形态发生过程中的表达(见图3、图4)

在牦牛胡须毛囊发生过程中,β-catenin基板期强表达于基板上皮部分(见图3A),随基板的形成毛芽减弱(见图3B),毛芽下陷形成毛钉过程中持续减弱,直到毛囊分化出根鞘时才开始再次强表达于根鞘和毛母质部(见图3C、D)。

在牦牛体毛毛囊发生过程中,β-catenin表达趋势与胡须毛囊类似,但是在毛芽期强表达于下陷上皮索前端(见图3F),在成熟毛囊期强表达于毛球部毛母质和前皮质区。

藏山羊胡须毛囊基板期β-catenin表达于基板表皮部,但是强度弱于牦牛胡须毛囊同期表达。在毛芽阶段,β-catenin强表达于整个下陷上皮细胞索,在根鞘分化出来后强阳性表达区域局限于内根鞘,毛球部也存在阳性表达,但表达强度弱于同期牦牛胡须毛囊的表达(见图3G)。

藏山羊体毛毛囊β-catenin表达特征与牦牛体毛毛囊相似,基板期上皮部表达强烈(见图3M),到毛芽毛钉期表达持续减弱(见图3N、O),但是到毛囊成熟期时β-catenin表达又开始增强。

A、B、C、D.β-catenin在Ed 40,45,80,90天牦牛下颌胡须毛囊中的表达;E、F、G、H.β-catenin在Ed 72,80,145,160天牦牛下颌体毛毛囊中的表达;I、J、K、L.β-catenin 在Ed 30,39,55,65天藏山羊下颌胡须毛囊中的表达;M、N、O.β-catenin在Ed 58, 70,76天藏山羊下颌体毛毛囊中的表达。

分析牦牛和藏山羊毛囊发生过程中上皮和间充质β-catenin表达的情况(见图4),发现β-catenin在牦牛胡须毛囊和藏山羊胡须毛囊发生过程中表达模式不尽相同,牦牛胡须毛囊上皮β-catenin和间充质β-catenin表达趋于相反,上皮β-catenin毛芽、毛钉阶段增强减弱,间充质的减弱增强,暗示其上皮-间充质β-catenin表达存在一个时相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藏山羊胡须毛囊发生过程中并未出现,藏山羊胡须毛囊发生过程中上皮-间充质β-catenin表达呈现一种协同趋势,从基板到毛囊成熟上皮部和间充质β-catenin的表达强弱变化都存在协调表达趋势。

但是在牦牛胡须毛囊发生过程中,上皮-间充质β-catenin表达时相差异现象在牦牛和藏山羊体毛毛囊发生过程中也存在。基板期上皮强表达β-catenin伴随毛囊发育成毛芽、毛钉而减弱,然后在毛囊开始分化成熟又开始增强,而间充质显示出与这种“U”型表达趋势相反的表达趋势,基板期不表达或弱表达,毛芽、毛钉阶段表达增强,而到毛囊分化成熟表达又开始减弱。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牦牛和藏山羊胡须毛囊也经历了基板、毛芽、毛钉和成熟毛囊4个发育阶段,与文献[6,7]报道的一致,形态发生过程类似体毛毛囊。有研究者发现,小鼠和人毛囊形态发生也经历了这几个主要阶段[8]。但是从胡须毛囊整体特征来看,胡须毛囊的发生方式和分布特征与体毛毛囊存在很大差异,胡须毛囊的发生在两个物种上都显著早于体毛毛囊[9],而且形态上都要显著大于体毛毛囊且下陷更深。胡须毛囊分布显示有规律性的特征,牦牛胡须毛囊呈现均一、散在的分布特征,藏山羊胡须毛囊呈现以唇部尖端为中心的辐射状散在分布,推测这种特征具有物质的特异性。散在分布的单个胡须毛囊周围分布有体毛毛囊,这些在胡须毛囊发生之后才开始发生的毛囊形态上差异于胡须毛囊。

通过对牦牛和藏山羊胡须毛囊、体毛毛囊β-catenin的表达进行研究,发现胡须毛囊和体毛毛囊β-catenin表达部位及变化规律趋同,在胡须毛囊发育早期β-catenin已开始强表达于毛基板期上皮部分,随后减弱至毛囊成熟时又强表达于毛囊毛球部。针对不同毛囊形态发生过程中毛囊上皮部分和间充质β-catenin表达特征的分析发现[10],牦牛胡须毛囊和藏山羊胡须毛囊上皮-间充质表达趋势存在差异,牦牛胡须毛囊上皮-间充质β-catenin表达存在时相差异,而藏山羊胡须毛囊上皮-间充质β-catenin表达并不存在这一现象,而是显示一致的变化特征。而这种时相差异也发生于牦牛和藏山羊体毛毛囊形态发生过程中上皮-间充质β-catenin的表达。这些结果显示,β-catenin在胡须毛囊和体毛毛囊形态发生过程中可能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在不同类型毛囊或不同物种间毛囊上皮-间充质互作过程中存在具体作用的差异[10,11]。

摘要：为了研究牦牛、藏山羊胚胎下颌不同类型毛囊的形态发生及其β-catenin的表达规律,试验以牦牛和藏山羊胚胎下颌不同类型毛囊为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胡须毛囊形态发生过程经历了与体毛毛囊相似的毛基板、毛芽、毛钉和成熟毛囊4个阶段,但其存在特殊的群体分布特征;β-catenin表达规律也类似于体毛毛囊,在毛基板期β-catenin强表达于毛基板上皮部分,随后在毛芽、毛钉阶段减弱,直到毛囊开始分化成熟才再次出现于毛球毛母质部;在整个毛囊发生过程中,毛囊上皮-间充质β-catenin表达存在时相差异,这种差异在牦牛胡须毛囊发生过程中尤为明显。

关键词：牦牛,藏山羊,胚胎,胡须,毛囊,形态发生,β-cat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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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类型 篇7

1.格式塔心理学与视觉动力理论

格式塔心理学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流派之一,它起源于对视觉的研究,但又不限于视觉领域,甚至不限于整个感觉领域,具有理论普适性。虽然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很广,但大多数人认为,其最大贡献仍集中于对视知觉尤其是对“形”的研究,后文出现的“完形”一词即为“格式塔”的中文翻译,意即经由知觉活动积极组织后形成的整体,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格式塔心理学对“形”的研究成果。格式塔心理学重在研究“形”背后的知觉成因,将一切“形”视为知觉规律的产物,在这个背景下,视觉动力理论应运而生。

对“动力”的认识最早源于德裔美籍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的生命体三特征理论,即形状的限定性(shaped boundedness)、动力特性(dynamic properties)和恒常性(constancy)[1]。考夫卡认为,从重要性的角度考虑,事物的动力特性甚至可以排在首位。同为德裔美籍的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1904~2007)是将格式塔心理学系统地运用于视觉艺术领域中的第一人。他进一步发展了考夫卡的动力论,认为虽然由于视觉中“力”的无形而较少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但如果仔细领会,它的存在的确是可以证明的。阿氏通过对历史上各项艺术成果的分析发现,成功的艺术作品总是充满着张力,或者说,其对力的把握总是到位的。不仅如此,即使在毫无创造性和趣味性可言的形态中也存在着力,当观察者对图像的感知能力足够敏锐时,即使从一幅最简单的图中也能看出力的存在。譬如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白色基底上只有一个黑色圆点的式样,那他也能感受到黑点是如何从白底中心向外扩张,又如何受到周围白底的反作用力的抵制。[2]“每一个视觉式样都是一个力的式样”,[3]阿氏这样总结道。

至于为什么人们可以在不动的形态中发现趋于动的力,还需引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异质同构说(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加以阐述。异质同构说认为,在外部的物理世界与人内部的心理世界之间必定存在一种对应关系,一旦二者的动力结构达成一致,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即形成了人与物的“异质同构”,视觉动力正是以这一理论为支撑的。虽然视觉动力并不是真正的物理力,但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它,并在这种感受的引导下产生相应的审美体验,这正是由于人们内在心理力与外在物理力的“异质同构”。

既然视觉动力是人们对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物理力在视知觉领域的心理体验,那么这里将借鉴物理学的方法,探寻视觉动力的类型。物理学中对力的分类有一种是根据其作用效果加以划分的,即可分为引力、斥力、支持力、压力、向心力和阻力等,所以我们也藉由上述方式对视觉动力进行分类,对人们在视知觉活动中的动力体验进行逐一解析。可能有人对将视觉动力进行分类的意图不甚了解,这里还需进行简要说明: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人们有一种天生的追求“组织得最好、最规则和具有最大限度的简洁明了性的”[4]知觉对象的审美需求,这一知觉对象被称为“优格式塔”(Pragnant),这种审美需求被称为“完形压强”。在建构“优格式塔”的过程中,不同的视觉动力类型所起作用也不同,对其进行分类,可以将人的“完形压强”过程清晰化,以帮助更好地了解人的审美需求。

2.建筑形态中的视觉动力

既然视知觉确实可以获得鲜明、生动的动力体验,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建筑形态看成是各种视觉动力组合后形成的结果。这里将着重探讨在形成建筑形态完形的过程中,不同的视觉动力类型所形成的不同知觉感受,如何组织形态以适应不同的知觉需求,以及如何在这些看似杂乱、散漫、毫无关联的力间建立联系以达到整体结构的平衡等问题,为把握建筑形态的审美本质找到一个突破口。

2.1积极的吸引力

当人们的视域中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视觉物象时,即使它们之间隔开了一定距离,但只要有组成一个新的视觉结构的倾向,就不会和单独感知这些元素时一样。作为新的整体的组成部分,物象间多多少少总会发生那么一点反应:有时候元素间的关系颇为和谐,似乎生来就是那种状态一样(图1);有时候又似乎不那么融洽,似乎时时都处在相互对抗的较量中(图2);有时候的处境又颇为微妙,似乎处于较量与和谐的中间状态,使得它们间的动力场充满了张力(图3)。这其中,吸引力与排斥力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典物理学中,引力被认为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几大基本力之一,即认为所有有质量的物体互相之间都存在着引力,且这一力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视知觉中的吸引力就与物理学中的引力概念对应,视知觉体验到的吸引力,可以看成是由于物象的二维或三维质形成的、存在于知觉对象之间的吸引状态。当然,视知觉中的吸引力与物理中的引力也并非是完全等同的,从物理的角度看,一个物体只有质量大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对周围的物体产生吸引,如地球对地球上物体的引力,但存在于视知觉领域中的吸引力却不受此影响,一个体积或面积上占绝对优势的物象势必会对周围的较小物象产生视觉吸引。一般来说,吸引程度与物象自身的属性有关,譬如大小关系,反差最大的物象间吸引关系最强,反差越小,吸引关系越弱(图4)。这种吸引关系广为画家所用,像俄国著名画家和美术理论家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创作其名画《圆之舞》(Several Circles,1926)时就非常注重吸引力产生的心理感受。画家将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大圆安排在画面的中心偏左上方处,并在其周围安排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小圆,这些小圆似乎是被那个黑色的大圆吸引过去一样,被大圆形成的视觉力场所笼罩着。画面的右下方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圆,由于其清晰的形态和色彩上与背景的高反差度形成较为鲜明的“视觉力场”——即视觉动力的一种存在感,这个“场”一方面调和了大圆形成的绝对强势的力场在画面中的孤立地位,一方面又与大圆的力场相制衡,为环绕在大圆周围的小圆的跳跃与游离感提供动力依据(图5)。此外,当物象的形态间能够相互咬合或是呼应时,也可以产生吸引力。譬如英国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创作的木雕《两种形式》(Two Forms,1934),虽然形态抽象,但仍能从中感知到这一俯一仰的两种形态间紧密联系、互补共生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右侧包容形对左侧嵌补形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造成的(图6)。著名的卢浮宫地下玻璃金字塔(The Glass Pyramid of Louvre Museum,1984~1989)为一正一倒、一小一大、一实一虚的两个三角形,它们在形态上有着绝佳的呼应,这种呼应甚至能产生类似《创造亚当》[5]中能量传递的效果,其相互间的吸引关系也由此成立了(图7)。

一般来说,吸引力起的作用是相对积极的,它能够帮助构建起好的形态完形。吸引力往往存在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形态间存在主从关系,二是形态间存在互补关系,三是形态间有所呼应。

2.1.1形态的主从关系形成的吸引力

形态的主从关系可以由面积、视觉分量、位置、重要性等因素决定,面积较大的、视觉分量较重的(如形状规整的,色彩饱和度高的,以及明度低的等)、较靠近中心的、形态意义较强的都较主要,反之,那些面积较小的、视觉分量轻的、远离中心的、形态意义弱的就较次要。当若干个视觉元素间存在着由上述因素形成的主次关系时,一种主要元素对次要元素的吸引就产生了,且吸引力的大小往往与元素间的差异量成正比。图8(a)是佛罗伦萨圣灵教堂(Santo Spirito,Florence,1428~1503)的局部立面,相对于左右两边的假拱门来说,中间的那扇拱门无论从大小还是位置上都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从而对两边拱门产生了吸引力,驱使它们向它靠拢,即使它们中间有立柱相隔,也毫不影响这种吸引关系,彼此独立但又不失张力。如果拿去立柱,如图8(b),让它们直接聚拢在一起,那就会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那种由相互吸引的状态引起的张力感也就荡然无存了。但如果将它们间的距离分散地过远,如图8(c),又会感觉吸引的程度还不够,使得三者间失去了相互依存感,看上去结构过于松散。

2.1.2形态间的互补或嵌套形成的吸引力

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想让两个物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把它们做成相互咬合的形态,通过增加接触面积增加它们连结的牢固程度,像木制品中的榫卯结构就是应用了这个原理(图9)。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视知觉对形态的感知。如果同时刺激视觉的几个物象存在形态上的互补性,人们就很容易将它们视为相互关联的一组元素,也就是说,形态互补的物象间容易产生吸引力而形成紧凑的结构。如果这种互补关系进一步发展,从对等关系的互补变为母子关系的嵌套,这种吸引力的存在就更为明显了。这里以意大利比萨大教堂(Pisa Cathedral,1063~1350)中洗礼堂的外部装饰为例,从外观看洗礼堂分为三层,最上层的拱形窗与其上方的尖拱券檐饰形成一定程度的形态互补,正是这种互补形成的吸引力使得二者都能安定地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洗礼堂最下层的连续拱券与细长的拱形窗形成了形态上的嵌套关系,虽然拱形窗的位置相对正常来说显得有些偏高,但由于其上部连续拱券的形态对其产生的吸引,这些窗户的高度完全不会给人造成视觉上的不适(图10)。

2.1.3形态间的呼应形成的吸引力

还有一种容易引发物象间吸引的方式,就是利用形态间的相互呼应。有过设计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想让一个形融入一个新的环境中,一种极佳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形的某种属性或要素与周围产生共鸣。位于宾州匹兹堡熊跑河畔的流水别墅(Fallingwater,1936)由于与周围环境的完美融合而成为现代建筑的经典之作(图11)。从山脚下望去,别墅似乎是从岩石上生长出来般,安然自若地处于山溪之中。之所以能达成这种效果,关键就在于建筑与环境间的呼应。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从形态、材质、空间关系等方面入手,将建筑的有机性发挥到极致,单从形态上看,赖特采用象征岩石交错的体块组合方式,将悬挑平台、片石墙与地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产生的紧密吸引力可以有效地引发建筑与环境间的共鸣。

2.2消极的排斥力

排斥力与吸引力是相对的,其产生也源于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当今有物理研究发现,当物体间距离过近时,也会产生一定的斥力,虽然这种斥力和引力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但反映在人们的视知觉心理中则较为明显了。当同一视场中的两个在属性上缺乏联系、也无法使人产生心理联想的物象距离过近时,人们往往能在其中体验到一种相互排斥的作用力。如图12所示,当这两个方向、形状都不同的几何形组合在一起时,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其尖角相对时产生的排斥力,这种排斥如此之强,以致于我们很难容忍它们长久并置的状态。

视知觉中的吸引力产生于协调的关系中,较为积极,而排斥力则形成于冲突的关系中,较为消极。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排斥力的产生:一是并置的物象间缺少和谐感,不相容的形态往往会相互排斥;二是当并置的物象是彼此完好的形时,即使它们在形态上并不冲突,但由于这样的物象往往具有独立的视觉力场,所以距离过近后也会导致排斥力的产生。

2.2.1形态的不相容形成的排斥力

在进行建筑的造型设计时,一定要避免将缺乏形的联系的物象组织在一起,尤其是在一个本身比较完整的形中插入其他的形时,如果融合得不好,它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排斥力。位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内的体育馆在形态设计上是不够协调的,这栋建筑采用了四片树叶状的屋盖,这种曲面网壳的形态特征是柔软而轻盈的,但每张叶片的夹角处都设置了一个矩形立柱,无论从视觉形态还是从心理特征来看,刚硬的立柱与柔软的屋盖都非常不协调。再加上屋盖下部支撑体过于庞大,整栋体育馆的各个成分看上去互不协作、各自为营,从而产生了视觉上显著的排斥力(图13)。

即使建筑本身的形态非常完好,但若不能与外部环境相融合,也会产生排斥力。如前几年引起热议的两座地标性建筑——国家大剧院和央视大楼,其争论的焦点一是在于过于张扬的形态,二则是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这里我们对其单体形态不做评价,单就其与环境的协调关系来说,的确是格格不入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其存在性极强的卵形形态对周围古城风貌产生了视觉入侵,其相互间的排斥从某些角度看非常明了,产生了非常不相容的冲突感(图14)。央视大楼的主体体量非常庞大,再加上其自身的形态特征非常清晰,忽略了与城市肌理的融合,也导致了冲突的发生(图15)。这种没有顾及建筑单体与环境间的关系也是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这两座建筑的主要原因。

2.2.2距离过近形成的排斥力

通常情况下,一个物象的自足性越强,完整性越高,就越倾向于独立。所以,将若干个这样的物象并置在一起时,应非常巧妙地安排它们的位置,或通过位置关系区分主次,或拉开它们间的距离,尽量避免占据同样的视觉分量。位于澳门新葡京酒店(Grand Lisboa Hotel Macau,2008)大堂内的两根粗壮的装饰柱虽然基本形态相同,但由于装饰手法的不同,各自都可以成为一个完好的形,所以具有分量相当的视觉力场。当它们间的距离太近时,一种互相侵占力场的排斥行为发生了:金色的梭形柱本身就具有膨胀感,似乎一直在将旁边的深色圆柱往外侧推,深色的圆柱则由于体积上的优势也在极力地抵制金色梭形柱的入侵(图16)。如果设计时将它们适当地拉开一段距离,让彼此的视觉力场不相干扰,排斥力也就自然消失了。

2.3稳定的支持力

除了吸引力和排斥力外,我们还能在视觉物象间体验到一种类似客观世界中物对物支持的力。虽然这种力与物理学中探讨的支持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物理中的支持力需要物体与物体间的直接接触,力的传递就发生在这个接触面上,而视知觉动力理论中涉及的支持力并不一定需要物象间的直接接触。在人的知觉感受中,即使物象间存在一定的间距,但由于环绕在物象周围的“视觉力场”的作用,一个物象对另一个物象的支持可以通过力场与力场的接触实现,所以,即使隔开一段距离,人们也能清晰地感知到这种支持力的存在。然而,物象间隔开的距离也不能无限地放大,当间距大到一定程度时,其间的力场就会消散,从而使物象各自独立起来。如图17所示,(a)中的圆点和直线由于距离过远,其相互间的关系涣散,支持力的存在相当模糊;(c)中的圆点直接被来自下方直线所支撑,支持力鲜明而肯定地存在着;(b)由于距离恰当,圆点和直线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和谐关系,我们既能感觉到支持力的存在,又不会因接触面的分享而产生松懈感,一股恰当的张力由此形成了。视知觉对支持力的体验除了受到距离因素的影响外,物象本身的形态也很关键。一般来说,物象与物象接触面越大,形成的支持感越强;形态自身的稳定性越强,支持感也越强。如图18所示,从左至右其支持程度是依次减弱的,也就是说,这种支持状态的稳定性是依次减弱的。

除了纯视觉领域里人们对力的心理体验外,建筑中常常会涉及对真实存在的力的处理。建筑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成为人们遮风避雨的场所,在搭建的过程中,为了承受住巨大屋顶的压力,支持力在其力学体系中最不可回避,这种力往往被建筑师们所重视,甚至作为重点加以突出表现。典型的如中国的传统建筑构件斗拱,就是为了实现对屋面的承托而设,其造型不仅准确地反映了其功用,久而久之,甚至成为了一种视觉的象征符号,既有着结构构件的真实,又有着装饰构件的美丽(图19)。

2.3.1物理力中的支持力

支持力在建筑中是最基本的一种力,像基础对柱、柱对梁、梁对屋顶都是一种支持。人对稳定的支持力的心理需求转化成相应的建筑形态,从而创造了历史上灿烂辉煌的建筑作品。如天坛祈年殿的建筑形态,其三层重檐形成了较重的视觉分量,但由于屋顶整体呈由下至上逐层收缩的伞状造型,使得下部的主体体量能够与之相制衡,从而给人以相当坚固、稳定的感觉(图20)。而帕特农神庙下方上尖的立面构图也反映出人们对稳定的支持形态的渴求(图21)。这些形态的出现一方面是源于结构需求,但结构并不能完全决定其面貌,所以说,人们在进行建筑造型活动时,会不自觉地受到自身对力的稳定状态需求的影响,从而创造出符合人的视觉习惯和审美本能的建筑作品。

2.3.2视知觉中的支持力

视知觉中的支持力,本质就是对物理力的一种心理表达。由多个元素组织成的视觉形态,其结构如果过于松散,就不容易形成整体感,就不是“优格式塔”,所以需要一定的凝聚力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这种凝聚力往往表现为相互间的吸引或支持状态。在视知觉的动力运动中,支持力与吸引力起的作用非常相似,都是依靠自身的视觉力场使原本不相干的物象产生联系(但两种力之间也不是毫无区别),由于物理世界中的支持力与压力相对,而压力产生于重力的作用,所以,视知觉中的支持力也基本是垂直方向的。在建筑中,常会利用视错觉产生的支持力构筑平衡感,即看上去似乎有明显的支撑关系,实际上则是利用人们的视觉平衡需求而玩的“花样”。由于它不是真实存在的物理力,所以也属于视知觉感知到的支持力。位于首尔的华克山庄酒店(Walker Hill,2004)的门头设计构思就颇为精巧,乍一看,硕大的圆形雨棚似乎为下方的两根柱子所支撑,仔细想来,无论是柱子的倾斜感,柱子探出雨棚的方式,还是柱子与雨棚交接处的圆形洞口,都揭露了这种支撑的伪像。设计师想必认为,虽然现代的技术可以解决比这更大的悬挑结构,但在人们的传统思维中还是需要为这么大的雨棚加以下部支撑,不然这个设计看上去似乎不稳定、不安全,但他又不愿意仅仅为了视觉需求而放弃结构的高技性与表达的真实性,所以在设计中巧妙地利用了视错觉,即满足了大众心理,又为设计平添了趣味(图22)。

2.4对抗的挤压力[6]

挤压力是物理学中的“压力”一词在视知觉领域的演变。在物理力学中,压力和支持力一般是同时出现的,因为只有出现了压力才需要支持力,视知觉中的挤压力与之相似,不同的是,挤压力更加注重空间中物对物挤压的状态,而非纯粹由物象自身的重力形成的压力感。如图23所示,右上角的圆由于正处于方形框和弧形区域形成的夹角处,在受到方形框挤压的同时,又对下方的弧形区域产生反压力。

同支持力一样,建筑形态中的挤压力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由物理力转化而来,另一类则是被视知觉捕捉到的视动力。

2.4.1物理力中的挤压力

从建筑结构的角度看,存乎于物理力中的挤压力,有时候是以侧推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拱就是利用侧推力产生跨度的一种结构,人们可以在拱那紧绷的弧线形中得到一种对张力的极端体验。以我国著名的赵州桥为例,无论是下部的大拱,还是大拱拱肩上的小拱,都因顺应了结构需求而呈现饱满、优雅的形态,似乎拱券中的每个点都充满了向桥面挤压的张力,这种结构与形态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如此经典的作品(图24)。

对于建筑这种拥有庞大体量的艺术实体来说,人们的眼睛常常变得非常敏感,即便是一些细微的物理力也能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人们出于追求结构的稳固性的本能,希望这些力能够被肯定,被加强,被放大,设计师便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进行建筑造型活动。譬如拱心石这种构件,最初就是为了拱券结构的紧密而在建造时最后放下的石块,它需要承受来自两侧石块的挤压,呈上大下小的倒梯形形状。图25(a)是一个砌筑结构的拱门,拱心石的置入强调了两侧的挤压力汇集于此,在视觉上为拱门的张力中心提供一个有力的肯定。拱心石这种纯粹源于力学需求的构件,发展到后期也成为了一种装饰符号。图25(b)中的拱心石的形态尺度被夸张到已经大大超过结构所需,图25(c)中的拱心石更是繁缛精美如工艺品般,俨然已成为一种对抗来自拱的挤压力的象征,严肃而庄重的存在着。

2.4.2视知觉中的挤压力

视知觉对挤压力的感知也是源于物理力的存在。当一个物象由于其充满张力的外形而对周围的空间产生挤压时,人们需要加入一个新的物象对这种挤压加以对抗,以获得视知觉的平衡。譬如我们常能在拱结构旁见到一个圆形或类圆形的装饰,从视知觉的角度分析,这种装饰的产生正是与拱向上扩张的力对抗的结果。如图26所示,每张图的大拱与双子拱间都产生了一个空隙地带,(a)给人的感受是下侧的双子拱形成的向上的推力仅仅用填满的砖块交代似乎显得较为草率,而且实墙的效果也嫌厚重。而如果我们在这个地带加上圆形或花形装饰,如(b)、(c)所示,不仅从视觉上有效地化解了拱产生的侧推力感,也丰富了装饰形态,这种拱腹地带的圆形雕饰发展到就文艺复兴时期就变得颇为常见了。由此可见,建筑中很多装饰形态的出现,都是因为我们需要将感知到的视觉动力物化,这些彼此之间并没有实际物理作用的物象组织在一起时,甚至能发挥出和物理作用相当的效果。

3.结语与展望

本文将视觉动力加以分类,用不同的动力类型解读建筑形态,仅仅是研究建筑形态中的视觉动力这一庞大工作展开的第一步,如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地认识,还必须清楚“动力”(dynamic)一词的含义。在阿恩海姆的阐释中,“动力”指的是在视觉对象中知觉到的有方向性的张力(directed tension),它的载体是矢量(vectors)[7]。也就是说,动力不仅包括“力”,亦包括了“动”。而本文探讨的动力更偏向于“力”,因为无论是吸引力、排斥力,还是支持力、挤压力,这些力的作用通常是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物象并置时,而视觉动力理论对力的认识远不止如此。本文采用物理力的对应方式将其分类容易让人忽视物象本身的动力特征,事实上,任何一个单独的物象自身也都存在着动力倾向,阿恩海姆称之为“动势”。这里将这一问题提出,不仅避免对读者的误导,也为未来建筑形态研究工作的系统展开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除此以外,视觉动力的作用方式多种多样,有些是抗争的、较量的,有些是附和的、趋同的,还有些是消解的、融合的,不同的动力组合对构筑形态完形的发挥作用也势必不同,用视觉动力解读建筑形态语言,使得原本复杂的建筑形态变得清晰后,如何组织这些动力也就成为研究即将面临的问题。本文鉴于篇幅原因,无法过多地展开,但要相信,在建筑形态的视知觉审美分析这条路上,仍有太多的未知等待着我们去探寻。

摘要：在考夫卡等格式塔心理学家的研究基础上,阿恩海姆系统地建构了视觉动力理论。用这一理论解读建筑形态,可以将原本纷繁复杂的形态语言的感觉更加清晰化,使得人们对建筑造型的感性认识能够上升到理性分析的层面。本文不仅沿用了这一理论,更是根据建筑形态的实际状态进行分析,用吸引力、排斥力、支持力、挤压力等对视觉动力进行分类,以解读人们在建筑审美活动时的知觉规律和心理本源。

关键词：视觉动力,格式塔,视知觉,建筑形态

参考文献

[1][美]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7

[2]阿恩海姆曾生动地分析过一个位于白色正方形中的黑色圆点的动力特征,详见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1954)第一章第一节“在一个正方形中隐藏的结构”。

[3][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9

[4][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译者前言4-5

[7]Rudolf Arnheim.The Power of the Center:A Study of Composition in the Vision Arts(The New Version)[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226

[1]Rudolf Arnheim.The Power of the Center:A Study of Composition in the Vision Arts(The New Version)[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2][美]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4][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美]鲁道夫·阿恩海姆.建筑形式的视觉动力[M].宁海林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形态类型 篇8

烟草是一种对重金属有较强吸附作用的农作物, 这是因为烟草根系和叶面积比一般一年生农作物大很多, 所以蒸腾和吸收作用较强所致。张艳玲等[10]研究我国烟叶样品中铅、镉含量及分布特征的结果表明, 铅和镉可能是目前我国烟叶中的主要重金属元素;品种对烟叶铅和镉积累的影响远小于生态环境和土壤背景值;烤烟铅和镉的地域分布明显。因此, 深入研究重金属在不同类型土壤中的赋存形态及在烟株中的分布规律, 可为科学评估土壤环境对烤烟安全性的影响奠定理论基础。本文采用烟草盆栽试验, 通过比较外源重金属铅和镉在红壤、紫色土和水稻土中的形态, 以及在烟株不同部位的分布, 研究了不同类型土壤环境下铅和镉的转化及活性, 以期为研究土壤重金属铅及镉向农作物迁移的机理和探寻提高农作物安全性的有效途径提供试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红壤、紫色土和水稻土分别采自郴州市桂阳县樟市镇、银河乡和浩塘乡, 并且为常年烟稻轮作的0~20 cm耕层土壤, 各类型土壤经自然风干、粉碎后, 分别装入45 cm×30 cm圆形试验塑料盆中, 每盆装试验土25 kg, 加等量自来水平衡7 d。3类土壤的p H值分别为紫色土8.02, 红壤6.98, 水稻土6.74;铅和镉的背景值见表1。供试烟草品种为云烟87, 肥料为烟草专用无机肥。

(mg/kg)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红壤、紫色土和水稻土3个不同类型土壤处理, 每个处理12盆, 其中6盆用于外源铅试验, 6盆用于外源镉试验, 共计36盆。选取长势一致的烟苗分别栽于各处理塑料盆中, 烟株生长过程中各处理均统一追肥时间、次数和施肥量, 并统一使用自来水灌溉。移栽后30 d, 烟株进入旺长期前, 选用醋酸铅[ (CH3COO) 2Pb·3H2O]和硝酸镉[Cd (NO3) 2]作为外源铅及镉, 每盆土统一加入重金属醋酸铅或硝酸镉80 mg/kg。添加外源铅30 d后, 分别收集各处理及对照盆的土壤及烟株样品, 并将烟株分解为根系、茎杆和下部、中部及上部烟叶5个部分, 杀青、烘干、粉碎后测定烟叶样品中砷及镉含量, 同时取各处理土壤样品烘干、粉碎和过筛备用。

1.3 土壤及烟叶样品铅含量测定

试验土壤和烟叶样品检测在湖南农业大学烟草科学与健康实验室进行。土壤样品重金属铅及镉含量按照《GB/T17141—1997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方法进行检测;烟叶样品重金属铅及镉含量测定参照《GB/T 5009.12—2003食品中铅的测定》和《GB/T 5009.15—2003食品中镉的测定》方法进行。所用仪器均为日本日立Z-200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4 不同形态土壤重金属铅的提取分离方法

土壤中重金属铅的形态参照Tessier的方法[11]进行逐级提取分离, 每一步均做试剂空白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处理均采用Excel和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源铅在不同类型土壤中的形态分布

由表2可知, 3类土壤中残渣晶格态铅所占比例最多但差异不显著, 说明外源铅进入土壤后大部分被转变为不能被吸收的晶格态。3类土壤中其余重金属形态所占比例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其中以红壤的可交换态最高, 其次为水稻土, 紫色土可交换态最低。但是紫色土中碳酸盐结合态铅比例最高, 说明铅在紫色土中的转化形态与其p H值呈碱性有关。红壤和水稻土的铁锰结合态及有机结合态比例均显著高于紫色土, 而这2类土壤的p H值均呈弱酸性, 说明在土壤偏酸性条件下, 铅易与铁锰化合物发生反应, 或与土壤中蛋白质等大分子有机物带负电荷的羧基结合。因此, 土壤p H值是影响外源铅在3类土壤中转化形态的主要因素。

注:F (2, 6) 0.05=5.14, F (2, 6) 0.01=10.92;*和**分别表示t检验在0.05和0.01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2.2 不同类型土壤外源铅在烟株各部位中的分布

由表3可知, 3类土壤的烟株中, 茎杆的铅所占比例差异不显著, 但比例均大于上部烟叶;根的铅比例最高, 其次为下部烟叶, 并且呈现随着叶位升高铅的比例逐渐降低的趋势, 这说明铅在烟株中向上移动的速度存在较大的阻力。除烟茎外, 3类土壤烟株其余部位铅所占比例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其中, 红壤烟株根、茎和下、中、上部烟叶的铅比例均极显著高于紫色土和水稻土, 这与红壤中可交换态、铁锰结合态、有机结合态等容易被作物吸收的铅含量高, 而不易被作物吸收的残渣晶格态和碳酸盐结合态低有关。虽然紫色土与水稻土的铅形态存在极显著差异, 但其烟株中铅比例的差异并不显著, 说明这2类土烟株对铅的吸收和积累主要取决于土壤中可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结合态、有机结合态铅的总量。

2.3 外源镉在不同类型土壤中的形态分布

由表4可知, 3类土壤中可交换态和残渣晶格态镉含量均差异不显著, 碳酸盐结合态、铁锰结合态、有机结合态镉的差异达到了极显著, 这说明外源镉在土壤中的转化形态主要取决于不同类型土壤的碳酸盐、铁锰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的活性及含量。其中, 紫色土碳酸盐结合态镉极显著高于红壤和水稻土, 而红壤和水稻土铁锰结合态和有机物结合态极显著高于紫色土。由此可见, 镉在3类土壤中的转化形态与铅相同, 两者的形态分布都与土壤p H值及碳酸盐、铁锰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的活性及含量有关。

2.4 不同类型土壤外源镉在烟株各部位中的分布

由表5可知, 3类土壤烟株中各部位镉所占比例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这说明烟株对镉的吸收和积累与土壤类型及镉在土壤中的形态都无关。由于3类土中添加的外源镉量一致, 可见烟株吸收和积累镉的含量主要与土壤中镉的总量密切相关。从3类土壤烟株中不同部位镉所占比例看, 都是以上部烟叶镉比例最高, 下部烟叶镉比例最低, 并且茎的镉所占比例大于根和中部叶。由此可见, 镉在烟株中呈现向烟株上下生长点积累, 并通过烟茎木质部向蒸腾作用强的叶片运输和积累的特征。

3 结论与讨论

乔冬梅等[12]研究表明, p H值为3~5时, 重金属铅向易吸收的形态转变;随土壤重金属铅浓度的增加, 在铅浓度小于200 mg/L的范围内,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铅含量最大, 重金属铅的生物有效性较大。本研究中3类土壤的p H值不相同, 其结果也是偏酸性的红壤和水稻土铁锰氧化物结合态铅含量高于p H值偏碱性的紫色土, 而且以弱酸性红壤烟株吸收和积累的铅含量也最高。因此, 在桂阳烤烟产区红壤和水稻土中适当施用如碳酸钙、碳酸钾等碱性肥料, 减少硫酸钾肥的施用, 将有利于红壤和水稻土p H值提高, 减少烟株对重金属铅的吸收和积累。杨金燕等[13]认为, 影响土壤中铅吸附—解吸的主要因素有土壤矿物组成、有机质、p H值、温度及竞争离子等。本试验中的3类土壤中铅的形态除与p H值差异有关外, 是否还与其他因素有关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韩凤祥等[14]研究了可溶性镉进入到酸性、中性及石灰性土壤环境后的形态分配规律、影响因子以及各形态的活性。结果表明, 中性土壤交换态镉含量最高, 其次是酸性土壤, 石灰性土壤最低;各类土壤有机结合态镉占5%~20%, 残渣态镉占10%~70%, 石灰性土壤中碳酸盐结合态镉占10%~20%;中性和酸性土壤中活性镉的主要形态是交换态与有机结合态, 而石灰性土壤的活性镉则以交换态为主。本试验中, p H值分别为弱酸性和碱性的3类土壤中, 交换态镉的所占比例基本相同, 残渣态镉均占加入外源镉50%左右;除交换态镉之外, 弱酸性红壤和水稻土的活性镉形态主要是铁锰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 而碱性紫色土的活性镉形态主要是碳酸盐结合态, 可见本试验结果与前人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不同之处, 这可能与试验材料及环境条件不尽相同有关。

吴玉萍等[15]研究表明, 烟草具有富集铅, 但不易在烟株内移动的特性, 因此铅易累积在下部较老的叶片中, 不同部位烟叶铅含量的高低顺序依次为:下部叶片>中部叶片>根>下部叶脉、上部叶片>中部叶脉、茎>上部叶脉。本试验结果也显示, 铅在烟株中的含量分布呈现由下至上递减的趋势, 这说明铅由于化合价高, 难以跨越中柱鞘的内皮层, 只能经共质体和质外体通道进入烟株输导组织向上运输, 因此迁移阻力大、速度慢。赵凤霞等[16]认为, 烟草是对镉敏感的作物, 并且根系吸收的镉向地上部转移能力很强, 这是因为烟草根系分泌物能显著增加土壤中镉的溶解性, 从而使水溶态镉含量及生物有效性提高, 导致烟草很容易富集镉。向土壤添加较高浓度镉后, 将导致根中镉含量高于茎。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出烟草对外源镉有很强的吸收和富集作用, 但富集部位以上部叶最高, 而且是茎所占比例高于根, 这种差异可能与本试验烟叶样品是在烟草开花前采集有关。

综合以上分析, 可知外源铅和镉在3类土壤中的转化形态均以残渣晶格态最多, 其余铅或镉形态则依据土壤p H值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弱酸性红壤和水稻土中, 外源铅和镉活性形态主要为可交换态、铁锰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 在碱性紫色土中的活性形态主要是碳酸盐结合态;外源铅在3类土壤烟株中的分布均呈现由下至上递减的趋势, 以根部铅所占比例最高, 上部烟叶中最低;外源镉在3类土壤烟株中的分布都呈上部叶>茎>根及中部叶>下部叶的规律。

摘要：通过比较外源重金属铅和镉在红壤、紫色土、水稻土中的形态, 以及在烟株不同部位的分布, 研究了不同类型土壤环境下铅和镉的转化及活性。结果表明, 外源铅和镉在3类土壤中的转化形态存在较大差异, 并与其土壤的p H值不同密切相关;在弱酸性红壤和水稻土中, 外源铅和镉活性形态主要为可交换态、铁锰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 在碱性紫色土中的活性形态主要是碳酸盐结合态;外源铅在3类土壤烟株中的分布均呈由下至上递减的趋势, 以根部铅含量最高, 上部烟叶中最低;外源镉在3类土壤烟株中都呈现上部叶>茎>根及中部叶>下部叶的的分布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