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精选十篇）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篇1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阐释

二元经济结构演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过程。刘易斯(1954;1955)模型和费景汗—拉尼斯(1961)模型是二元经济理论的经典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对立,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先进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趋势,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趋同,二元经济即变为一元经济。发展经济学中一般把他们的模型并成为刘—费—拉模型。乔根森(D.W.Jogenson,1967)模型认为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产品是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强调农业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作用。

我们利用古典增长模型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来探讨二元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C-D生产函数的典型形式为:

其中Y代表产值,T代表技术水平,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投入要素,α和β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二元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经济结构分为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和高效率的非农业生产部门,故方程(1)我们可以改写为两大部类的产值方程(1):

方程(2)和(3)中,Y1、A1、L1、K1和Y2、A2、L2、K2分别代表农业和非农业的产值、技术水平、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量。我们对方程(2)和(3)对数化并求微分,得到两大部类经济增长率分解式(2):

在这里,gj、△Aj/Aj、△Lj/Lj、△Kj/Kj、αj、和βj(j=1,2)分别代表农业(非农业)经济增长率、技术水平提升率、劳动和资本投入量增长率以及对应的产出弹性系数。在此,我们对方程(4)和(5)作如下理论假定:

(1)△L1/L1=△L2/L2≈n,这个假定是指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力增长率都接近于人口自然增长率n,而人口自然增率是外生恒定的、不由经济系统本身决定的一个变量。

(2)△K1/K1=△K2/K2≈s,也就说两大部类的资本增长率都接近于储蓄增长率s,且s也是恒定不变的外生变量。

此外,在不考虑技术变化的基础上,即△A2/A2=△A1/A1=0,我们可以得出两大部类经济增长均衡路径如下:

也就是说两大部类的经济均衡增长率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各自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以及储蓄率四个基本因素。由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形成阶段。由于农业本身为劳动和土地密集型产业,人口、土地和资本的合理配比才可以实现农业经济的稳步增长,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村中将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由此导致农业劳动力产出效率的低下,而非农业尤其是工业相对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要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产出效率都高于农业(3),两大部类在经济增长率上由此拉开差距。

第二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强化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由于非农产业在劳动力和资本产出效率上都高于农业,即α2>α1,β2>β1,故而非农业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大快于农业,有g2*>g1*。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农业的落后、农村的贫困、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与工业的先进、城市的繁华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转移的前提下,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城镇职工之间将出现无法弥合的鸿沟。

第三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消失阶段。在城乡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无分割、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农业、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将大量被城市非农产业的高工资所吸引而流入非农产业。但随着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受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率会逐步趋向于均衡增长值g2*,而农业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在非农业产业支持、技术改造以及自身资本积累的前提下,也将实现经济稳步均衡增长,由此,两者在劳动力和资本产出效率上将逐渐趋同,即α2=α1,β2=β1,进而将实现农业和非农业经济增长率的接近,也就是g2*=g1*,此时二元经济将为一元经济所代替(4)。

实际上,在以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业部门的不断转移是关键动因。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就是一个不断达到均衡(由于资本收益递减)又不断打破均衡(由于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这样循环反复,直到二元经济完全转变为现代一元经济,成功实现经济发展(陈宗胜,2008)。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与测度

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体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轨迹,为了深入研究两者的均衡关系,我们通过建立统计指标体系和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两套方法对其进行动态实证分析。

(一)二元经济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统计指标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二元经济结构体现为产值和劳动力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配置,因此测度指标首先是劳动力比值和产值比值,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即意味着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的下降。由此出发,可以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和二元消减指数四个基本指标测度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情况,同时利用GDP增长率测度经济增长情况,由以上五个指标构成的统计指标体系即可以综合反映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统计特征。

1. 比较劳动生产率。

该指标即为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了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比重。根据这一定义可分别得到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而经验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总是低于1,而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总是高于1,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越大,经济结构二元性越强;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轨迹呈现“U型”特征,同时,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轨迹呈现“倒U型”特征。

2. 二元对比系数。

该指标即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介于0~1,该指标与经济结构二元性的强度呈反向变动的关系,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当二元对比系数达到1时,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消失。据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0.31~0.45,而发达国家通常为0.52~0.86(李保平,2005)。

3. 二元反差指数。

指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二元反差指数的理论值通常也介于0~1,指数越大,则反差程度越大。二元反差指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正向关系,也就是说,二元反差指数越大,农业和非农业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系数为0时,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了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了。

4. 二元消减指数。

我们用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反差系数的比值来综合反映二元经济强度状况。二元消减指数越大,表示二元程度越小,一元经济特征越明显;相反,二元经济强度越高,二元消减指数与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化方向相同,与二元反差系数的变动方向相反。

5. GDP增长率。

GDP增长率可以很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状况。在GDP的构成中,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越大,其增长波动对GDP的增长波动也就越大,因此,GDP增长率变动趋势应该与非农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以及《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52-1998)》数据计算以上指标,结果如图1—图4所示:

从图1—图4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1952-2008年与GDP增长率的波动呈现比较复杂的特征。从总体趋势上看,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相对平稳,基本上在0.1~0.5的幅度内变动,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前者,且两者的差距在1978年之前一直比较大,到1978年之后两者的差距有所缩小;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在五十六年内变化比较平稳,只是从2000年开始都有所上升;二元消减指数变化比较剧烈,以1978年为界,1978年前除个别年份(如1958年)波动较剧烈外,基本上呈现微弱的下降趋势,这表明二元经济程度有所加剧,1978年后整体上处于高位剧烈波动,其均值一直在0.4以上,说明此时率先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确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城乡二元经济在这一时期有比较大的收敛。2000年后二元消减指数再次下降,这反映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获得了更快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二元程度有所加剧。

对比GDP增长率不难发现,表征二元经济演变的四大指数变动相对剧烈的时候也是经济增长波动比较大的时期,而且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几个阶段,如1958-1960年,1984-1988年,1992-1996年,2002-2008年,往往是二元经济程度有所加剧的时期。

(二)二元经济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

在以上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进一步检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我们用GDP、R1、R2、R3、R4、R5分别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和二元消减指数,为消除异方差,以上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由于我们所采用变量都是时间序列变量,为防止伪回归的发生,必须对所选取量进行迪克-弗勒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在确认变量平稳性的基础上,我们在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和修正误差模型检验,以进一步确认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关系。

1. ADF平稳性检验。

利用1952-2008年数据整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LOGR3、LOGR5的原始序列就是平稳序列,而其他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平稳序列,因此,以上所有变量均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回归。

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表2结果显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GDP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和二元消减指数均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两个如下经验模型(同时考虑为消除R3、R4、R5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3. OLS拟合回归及参数估计。

在以上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两个估计模型,分别对R1、R3、R4与LOG(GDP),R2、R5与LOG(GDP)进行拟合回归以验证两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和方向。拟合结果见表3、表4。

4. 协整检验。

对以上两个方程的残差Resid进行ADF检验(见表5、表6)。在5%置信水平下,方程(7)与(8)的残差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这表明在以上两个方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进行协整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9)的估计参数显示,长期来看,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这一关系从图1与图4的比较中就可以发现,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工业化拉动型,农业产值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微小。二元对比系数与GDP增长呈负相关,说明中国二元差异的扩大是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元反差系数与GDP增长正相关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方程(10)的估计结果实际上是方程(9)的综合反映,长期来看,二元消减指数与GDP增长负相关,二元消减指数增长意味着二元程度收敛,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放慢,这与我们之前的统计分析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5. 误差修正模型。

回归方程(9)、(10)显示的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接下来,我们与上述两个方程相对应,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反映各变量间的短期均衡关系,具体结果见表7、表8。

从总体上看,两个误差修正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只有DLOGR5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在短期内,二元消减指数与GDP增长并不存在短期均衡关系,而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都显著地通过了检验,且与模型(9)、(10)相比,估计参数符号均没有改变,说明即使在短期,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与经济增长仍呈现负相关,而二元反差系数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只是短期内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均有所减小,说明短期内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没有长期那样显著。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理论模型分析尤其是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从长期角度还是短期角度来看,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与GDP增长都呈现动态均衡关系,即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5)、二元对比系数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而二元反差系数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同时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一个事实:虽然中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但是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特征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愈加明显,这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很不相称。显然,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经济长期落后于城市经济,农业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增收的速度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为此,笔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快农村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这包括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2.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首先必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机会均等;其次,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村第二、三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推进农村城镇建设,带动农民增收与非农就业;再次,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

3.坚持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相协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篇2

从我区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农村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较少，农村经济总量仅占全区GDP的xx，从农业人口情况看农业人口仅有xx多人，仅占全区xx万人口的xx但我区农村占地面积达xx平方公里，占我区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使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差距，我区农村人均收入仅

有xx8元，而城市人均收入已达xx万元。另外，“三农”问题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要加快乡村经济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增强举措，加大农业发展资金方面的投入，扩大农村中、小额贷款，简化手续，鼓励农业人口发展附加值较高的副业，增加收入，使农民的平均收入尽快接近城市居民。

从乡村的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制定并实施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济发展规划，解决“城中村”等问题，使农业人口城市化。

加强措施，切实解决农民进城难，卖菜难等问题，规划专门的市场解决农民销售农副产品，增加收入。

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城市规划区内居住的农业人口逐步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在各方面享受居民同等待遇。逐步撤乡建办、撤村建居，转变工作职能，实现农村管理社区化。

拓展就业空间，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广开就业门路。完善社会保障，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农转非”人员纳入城市低保范畴。

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发展一批产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 篇3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信息；知识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1-0031-05

The essence and path for structural change of dual economy

WANG Jing-an¹， LAI Jing-sheng²

(1.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3， China；

2.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W.A. Lewis pointed out that dual economy is the basic economic n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angl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ll of economic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s are the devic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s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the key to 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he capabilities and efficiencies of the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different areas. Thus， how dual economy develops and changes completely depend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cap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dual economy； structure change； information； knowledge

一.二元经济理论：进展、批评与视角转换

阿瑟·刘易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现代“资本主义部门”是指那些资本家以谋取利润为目标，使用可再生资本和雇佣劳工的经济，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佣劳工、不谋取利润的经济，即本地原有的传统部门或“自雇部门”，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种二元结构差异表现在生产技术、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区域经济等多方面。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的国家，发展的核心在于重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部门，这可通过两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并逐渐促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来衡量。 尽管这一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必要性，但其生存收入、劳动力无限供给等理论假设及资本累积、增加投资、重工轻农的工业化政策等却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对此，G.拉尼斯、费景汉等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形成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成为了发展经济学中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等二元经济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并没有指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现实中反而出现了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或双重二元结构、“民工荒”、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二元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修改理论假设和模型、更换药方，这包括从刘易斯的古典主义思路转向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D.W.乔根森(1967)、M.P.托达罗(1969、1970)等在假设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前提下从农业发展及城乡就业角度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卡尔多、拉克西特等对凯恩斯主义的引入，以及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超边际分析方法等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引入二元经济分析中。 其中，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做出的解释表明，随着交易条件的充分改进，分工水平增加，二元结构将会消失。高帆等进一步明确了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为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全社会的分工水平。

上述关于二元经济的讨论一方面相对独立地面对其特定的问题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与一般理论的发展又有着一致性。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刘易斯留下的更多地是一个古典的结构主义的问题：二元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和消除的，对问题的分析却越来越远离刘易斯范式，成为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验场。显然，刘易斯并不知道交易费用的存在，更不会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然而，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取得了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一致性，那么针对一般理论的批评就同样适用于该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一样，已有的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增加投资、技术进步、加强教育、制度变革等都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但也都存在理论和现实反例，更难以解释类似甚至相同条件下经济二元性程度的差异。威廉·伊斯特利或许是正确的：实现高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需要许多特定政策和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总之，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展原则和理论解释，然而经济学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某个线索，从而使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发展原则联系在一起或组织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以逃脱在经济增长本原解释上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

王京安，赖景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审视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这种审视不仅是对理论本身，更需要哲学层面的反思。各种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及概念界定等无不透露出其哲学态度。在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影响经济学的哲学观总体上是物质本体论、牛顿主义的决定论和机械原子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等，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新古典范式形成中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 因此，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古典思路、新古典理论还是激进学派，无论是强调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技术进步或是制度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将目光集中在了经济系统中物与物的关系上。至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强调对人进行激励的制度理论，似乎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这无非是将人与物对应了起来，本质上讲是对人的物化，仍是从物的角度看待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经济学的通病。尽管A.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还在强调经济学“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但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建立以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在以利己主义和理性选择为核心的人性假设形成之后，经济学中“千人一面”，将人类比于物的基础已经形成，“人学”的声音就更难见容于主流经济学了。而迷恋模型和理论体系的精美与严谨进一步地使经济学失去了在广泛的历史背景和多学科对话状态下反省的能力。对此，罗伯特·福格尔指出，过多地纠缠于20世纪前1/3时间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概念和分析技巧，不断地以更复杂、更一般的数理模型来重新表述，使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已超出了其应该的范围。

同时，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也有不同的概括。拉尼斯强调，组织二元性的特点是“商业化”与“非商业化”而非“农业”与“非农业”以及不均衡体制刚性工资概念；柯利、墨菲、谢勒夫与维西尼等考虑了规模报酬递增问题；杨小凯将其转化为分工程度问题。而离开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等概念则很难对二元经济问题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因此，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要做深入分析不仅要进一步地发掘问题的实质，还有必要重新选择研究视角，以便将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因素组织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

二.经济系统的运行与经济增长：基于信息与知识视角的理解

在经济学中，经济系统如何运行是其核心问题，然而经济学似乎从来没有明确解释过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更多的是一种隐喻；新古典经济学对此只进行了形式化而非深化和具体化。到目前为止，惟一给我们希望的是F.A.哈耶克。哈耶克认为，在劳动分工背后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是“知识分工”，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解释一种整体性的经济活动秩序是如何实现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行为主体如何获得和利用有关知识。因为如何以及是否有效率地使用“知识”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及其绩效。

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信息是人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换内容的名称。“信息”与“物质”、“能量”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组织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因此，经济系统、组织和个人就是信息生产、获取、传递、加工处理和使用的开放系统。在K.波普尔“三个世界”划分——物理对象的世界称为“世界1”，主观经验(如思维过程)的世界称为“世界2”，自主陈述的世界为“世界3”——的基础上，M.H.布瓦索进一步明确了数据、信息与知识间的关系：数据本身可被认为是能量现象，将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信息是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动；知识则是对我们作为认识和行动主体的内在意向状态进行的描述，是关于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认识，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们随时在信念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且这些意向状态受到信息抽象的修正。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生产是数据的转化，交换是数据扩散和积累的先决条件，而信息流动受物质规律制约，并总在寻找节约信息成本的方式，组织、制度的出现则是由社会制度中信息的流动决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组织制度(包括市场)的效率根源。

上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济系统运行及经济增长的信息与知识的视角。而且，与基于物的视角的传统理论相比，该视角在哲学上更站得住脚。从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的角度来看，对经济系统的理解首先是从能够感知客观世界的个人开始的。人们通过一定的认知模式、结构来获取、识别和理解信息，而认知结构则主要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获得的。而且，认知有其文化特殊性，我们已接受的概念框架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化、继承的社会模式和成规。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可以从周围世界中学到极不相同的处理信息的法则。因此，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和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而且制度本身在信息指导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并非仅依靠个人理性来引导他在一个他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行动，还需要通过各种技术、市场、制度、组织等方式来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处理已有的知识和获取新的知识，延伸我们的理性。

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所掌握的往往只是他所在的那些环节的技术知识。在这部分技术知识中，部分是肌肉动作和各种人体感官的运用，存在于潜意识中，是不可交流的，只能通过训练才能掌握。这就是个人知识或内隐知识。另一部分技术知识是可交流的，但其中部分不适于大规模地交流，这构成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那部分适于大规模交流的外明知识则成为了通用性(共同)知识。而且，在劳动分工的环境中，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一定的技术知识，还必须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以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即必须拥有一定的制度知识。制度知识不仅必须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知识，同时还必须是所有参与分工的人的共同知识。只有这样，个体间的交流才成为可能。当然，由于制度的层次性和交流成本的存在，在制度知识中，同样有部分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知识，部分则只是某个组织的共同知识，并仍有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或称为潜规则)。

技术通过经验的不断地正规化、知识化和物质化，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操作规则和机械设备，规定和缩小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方向和范围，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与技术有关的信息/知识量。而市场、组织、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都具有制度含义，不仅都表达了一定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和知识获取、加工处理和使用的程序。只是其中所隐含的信息和知识的性质、分布及其范围是不同的，适宜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和使用。最明显的就是，市场适宜处理分散、不连续的信息和知识，而组织则适宜于依靠层级制处理连续的信息和知识。因此，严格地讲，各种正规化的技术、技术物质化而形成的资本品、制度等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的“包裹”或“模块”，都是节约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式。

从历史上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与分工深化、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劳动分工条件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主要是以劳动分工为条件，并通过劳动分工实现。很显然，不存在劳动分工，也就不存在交易行为，我们就只需要有关物品本身的信息和知识，而不需要有关交易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尽管知识具有自我成长的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增长却是极其缓慢的。而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分工导致了劳动者的“熟能生巧”，从而引发了技术创新和机器的发明。因为分工使劳动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缩小了个人处理的信息领域，使劳动者对所使用或生产的物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提高了其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并最终导致更为节省的生产方法的产生。而这往往是以技术创新、新机器等方式加以体现，这又意味着新知识和新信息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有的部分知识被新知识替代了，或者部分知识，尤其是部分作为特殊技能的内隐知识被物化在机械设备中了。此外，部分知识被证伪，也导致了其新陈代谢。

不仅如此，分工的深化意味着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即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等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产业层次、加长了生产的链条。与之相对应的是，不仅是与有关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的信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加剧了知识和信息的分散化，进而加剧了人们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程度，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使交易的数量、整体规模大幅度提高，交易信息也因而大幅度增加。

三.信息和知识视角下的二元经济

在刘易斯、拉尼斯、杨小凯等的总结中，二元经济的本质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对立到劳动分工水平的差异，是一个逐步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如果接受哈耶克“在劳动分工背后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知识分工”的观点，二元经济现象的本质就可理解为知识分工水平的差异，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不同部门、区域在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与利用能力或水平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就是二元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信息和知识获取、利用方式的多样性，这些差异在物质世界中表现为技术水平、投资、区域、制度等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差异。

以个人为起点，一个区域或部门对信息和知识有效使用的能力由三个层次组成：

1.个人层次。个人是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和利用的最基本单元，其能力主要取决于：(1)个人的信息模式(心智模式)，是个人如何组织信息的基本结构和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人对哪种类型的信息和知识更敏感、更善于处理和使用；(2)学习，是逻辑地将信息组织到自己已经有的知识体系中，并对已有体系进行修正，从本质上讲是能力的获取和提高；(3)教育，外界为个人心智能力提高提供的基本环境，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家庭的道德熏陶、社区文化的影响等)。

2.组织层次。组织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规则来实现放大和延伸个人能力。这取决于：(1)组织的层级机构及其与技术、组织的信息分布与发布特征等之间的匹配关系；(2)组织领导的个人信息模式、能力大小及其与组织的匹配关系。

3.环境层次。这里的环境是指个人和组织决策影响之外的因素，如技术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如信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等。环境是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支撑，主要表现为个人和组织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难易程度。如果环境蕴涵的能力是强大的，就会为个人和组织先期处理某些信息和知识，提供稳定、易处理的信息流和知识流，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节约个人和组织的能力。D.C.诺斯曾指出，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实质上是在向更有效率、更大规模地分享、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向转变。

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或部门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其中，组织和环境中的信息和知识能够顺利地进行传递，从而使个人能够借助组织和环境来提升其能力。这种能够在其内部顺利地传递、获取和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范围，本文将其看作一个信息和知识利用的“单元”。这种范围或“单元”并非仅指空间范围，而更多地是因为其具有紧密的信息联系。这些“单元”与“单元”之间在信息和知识利用能力和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其相互间的信息和知识沟通上存在某种阻碍，从而形成了被称为二元结构的差异。这是对二元结构形成的静态解释。

如果将野中郁次郎的组织内知识转换与创新理论放大到一个区域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一个“单元”的知识利用过程。野中将奥地利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概念运用到企业中，强调知识生产就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交互作用的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组织内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社会化—外在化—联合化—内在化”过程，使组织内的“显性知识”转换为个人的和组织的“隐性知识”，而只有“隐性知识”内化于个人和组织之后，知识才能被利用并形成各种能力。同时，在这种知识的转换循环中，新的知识又被创造出来，从而进一步提升个人和组织的能力。知识的转化、传递和创造就是这样一个动态、递进的过程，当组织的隐性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并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时，新一轮的知识螺旋又开始了。如果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知识与信息交换考虑进来，那么整个经济系统就是一个通过知识的螺旋式交互作用来实现新知识创造的开放系统。从社会经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分工深化的过程。而知识分工水平的改变也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当然，这种改变并不必然地向消除二元结构的方向发展。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途径

本文不准备提供一个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完整而具体的药方，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则：持续地提高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效率及能力。从这个原则出发，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加强基础建设、提高教育水平等都是提高上述能力的可能方式之一。然而，这些方式只是可能的途径，它们是否有效，从静态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其能否转化为新的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而这些转换途径能否持续地发挥效力，关键就在于它是否导致了知识创新的螺旋式地循环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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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篇4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有大量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问题作了深入地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费景汉、拉尼斯的发展阶段理论, 乔根森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和托达罗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理论。这些理论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但有些假定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 如用其直接分析和指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是难以奏效的。

中国学者对人力资本流动模型探讨与研究, 大都是建立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是对他们理论模型的一种拓展。韦伟、傅勇 (2004) , 蒋耀建 (2006) , 李陈华、柳思维 (2006) , 朱兆生 (2007) 等都在这方面取得不错的研究成果。也有学者如杨春瑰 (2003) , 郭涛、宋德勇 (2006) , 李芝倩 (2007) 等另辟蹊径, 从两地劳动力非均衡状态、结构分析方法、劳动力市场分割等角度构建了人力资本流动模型, 发展和丰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力资本流动模型。

针对二元结构的消除, 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路。蔡昉强调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使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 从而消除二元经济。张培刚提出推进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 达到二元向一元的过渡。黄泰岩、李德标从知识经济出发, 强调农业经济改造中需要知识的指引, 而不是单纯实现工业化。笔者认为, 无论哪种路径的实施, 关键是在现实中如何更好地指导人们解决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顺利和加速转移。

二、中国人力资本流动的特点

1. 农村大量人口流入东南沿海城市。

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外出的农民工中有66.7%来自四川、安徽、湖南、江西等中西部地区, 而广东、上海东南沿海省份则是这些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 其流向广东的劳动力占了总数的37.9%。大量的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开放地区,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引进大批廉价劳动力保持其迅猛发展。 (2) 近年来, 中西部乡镇企业由于受从业人员素质、产品科技含量、产品类型等因素的影响, 其发展势头严重受阻, 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大大下降。

2.农村流出劳动力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提升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较快, 工厂需要更多地使用专门技能工人。因此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更容易满足城市用人单位的需要, 找到更合适的就业岗位。据有关资料统计, 1997年农村外流劳动力中9.37%为文盲、半文盲, 35.43%为小学学历, 44.75%为初中学历, 8.96%为高中学历, 1.19%为中专学历, 0.29%为大专学历以上。而2006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11.82%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52.81%为初中文化程度, 17.52%为高中文化程度, 10.12%为中专文化程度, 7.74%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较1997年和2006年农村外流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可发现农村外溢人力资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是不断提高的。

3.以自发性流动为主, 缺乏市场化运作。目前,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依托异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 主要有自发性流动的特点。而这样的流动方式明显缺乏市场机制的整体协调和引导。据2004年调查, 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 有组织的外出仅占12%。这种由地缘、亲缘为纽带结成的关系网络虽然影响力大、辐射能力强, 但同时也具有无序性、盲目性和局限性等特点。造成农民对劳务市场供求信息掌握不全面, 使部分地区和行业流入过多农民, 给城市带来许多问题。此外, 伴随大量劳动力流动必然形成初级劳动力市场。因此政府应加大劳动力初级市场的建设力度, 调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几率。

4.短期流动为主, 农村劳动力进城后职业稳定性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以后具有明显兼业性特点, 大量的农民亦工亦农, 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往返流动。造成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主要原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把城乡劳动力市场人为隔绝, 使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市长期居留, 由于大多数农民在农村有着土地承包权, 他们一面在农村耕作, 一面在城市打工, 当农忙季节就回家生产, 完成由工人向农民身份的转移。此外, 城市中的农业流动人口主要从事体力繁重、稳定性差的临时工作。他们由于自身素质和生活习惯差异, 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三、中国有序人力资本流动方式的思考

(一) 实现人力资本留于农村内部

1.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让部分农民留于农村, 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中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 若将这些劳动力经过培训, 转变为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一方面可以缓解过多劳动力流入城市, 对其环境和资源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使农民提高技术素质, 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 增加农民收入, 达到农民乐于从事现代化土地耕作的效果。所以, 我们只有通过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 增加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科技素质, 生产出更多的农业科学,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使更多的青年农民愿意留在农业为其作贡献, 实现农业自身对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内部吸纳。

2. 引进城市高校毕业生和科教人才,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含量。

目前中国农村的职业教育薄弱, 很多农村并没有针对农民的培训学校。并且中西部地区因财力有限, 不少农村教师工资不能完全到位, 导致乡镇学校连专科生都不愿意去, 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老师更是长期匮乏。所以我们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投资力度, 改善农村的教育环境, 解决教师工资拖欠并提高教师工资补贴。让大量的科教人员走进农村, 改善农村人力资本含量, 拓宽农民就业渠道。近年来, 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城市无业可就与基层农村有业不就的双重压力。

3. 发展农业产业化,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发展农业产业化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首先, 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如2004年, 不仅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吸纳就业人数达3 300万, 产业经营龙头企业还带动农户7 200多万户, 有效地缓解了农业的就业压力。其次, 农业产业化改变了农村单纯从事原材料生产的地位, 通过对农产品、原材料的简单再加工, 增加了农产品的价值和综合效益, 提高了农民收入。最后, 它促进了小城镇建设的发展。龙头企业带动了加工、运输、服务等产业向小城镇集聚, 逐步形成了小城镇经济基础。而小城镇又是未来吸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 实现农村人力资本的外部流动

1.消除城乡分割的制度束缚, 让城乡间人力资本更易流动。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是制约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改变的重要因素, 政府只有采取措施取消对人口迁移和就业的制度限制,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向城市有序稳定的流动。首先, 应改革户籍制度, 使农民工和市民享有一样的国民待遇。长期以来, 户籍制度给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贴了不同的身份标签, 造成农业人口在教育、就业、居住和其他一些福利方面, 处于不平等地位, 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其次, 应依法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 完善医疗、农民工子女教育, 劳动保障等各项制度, 使农民工享有平等的权利。

2.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 推动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转移。健全劳动力市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流出地政府应考虑外出就业的农民需求, 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健全县乡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渠道, 免费为外出就业的农民提供政策咨询和服务信息。与此同时, 还应鼓励社会各类服务组织与企业建立固定关系, 定向输送劳动力, 并搞好输送后的服务。二是劳动力流入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普遍向外地农民开放, 免费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和职业介绍等基本服务。三是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 规范职业中介行为, 严格收费标准, 打击违法欺诈活动。

3. 加强小城镇建设, 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向城镇有序流动。

中国城镇化率按每年1个百分点计算, 2020年将达到57%, 城镇中人口达到8.28亿, 比2002年增加3.26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 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加快城镇化进程, 让更多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和新型市民, 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 不可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并且城市的生产成本很高, 农民工收入却很低。真正能够并愿意在大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只是少数。与此相比,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对农民有着更强的吸引力。所以, 必须进一步深化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 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化体系, 引导农民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序转移。此外农村或与农村相邻的小城镇中各式各样的中小企业, 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贡献也较大。这些企业投资规模较小, 对劳动力素质和工作技能相对要求不高, 所需的劳动力也易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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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经济法理论中的“二元结构” 篇5

关键词：属；种差；二元结构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是张守文老师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后，崭新的国际形势国内环境使得相关的经济法理论及实践都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对原有的经济法理论进行的重构。本书在重构经济法的理论时“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第3页），同时也“扬弃传统，并实现自我超越”（第3页），因此尽管本书成文较早，但对当前阶段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在本体论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二元结构”，它蕴含和贯穿多个层级，并且通过“二元结构”的基本理论让我们看到了经济法理论系统的内在联系，看到各类经济法主体的政策或对策及其利益追求对其具体行为的影响。

一、“属+种差”的经济法概念界定

目前“属+种差”的方式提炼经济法的概念比较合适，“‘属’是指经济法也是‘一类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种差’，则是只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称‘特定经济关系’，他是经济法的特定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第200页）。而目前对于经济法的不同概念都是基于对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的不同认识。

本书在定义经济法的概念时，着重讨论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其以“公私二元结构”和“知行二元结构”等基本假设为基础，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作者运用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等反应现实问题的假设，对经济法的具体调整范围进行分析。通过“社会关系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通过“行为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比较这两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宏观与微观相并存，间接与直接想共生”的“二元结构”。在经过对调整对象的进一步细化，我们可以从“社会关系说”的角度得到“经济法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2页）；从“行为说”的角度的到“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3页）。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定义，都是以调整对象的“二分法”为基础的。

在我们按照作者的思路定义经济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架构了一个分析框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分解出多个理论和与之相对的不同层次的“二元结构”，其中不仅仅包含“调整对象上的二元结构，还包括经济法的体系、主体、行为、权益、责任等方面的二元结构”（第216-217页）。

二、经济性与规制性的基本特征

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征象，也是表征经济法本质特点的概括性标志。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依据，根据书中形成的二元结构的框架，经济法的特征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二元结构的统领下，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特点与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两种社会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种调整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和市场规制手段）都直接相联系、相对应。这也体现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尽管这两大特征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中都有各自的表现形式，但是两者相互之间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性和规制性都内含于经济法制度之中，在经济法的规范之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活动有效运转，最大的体现其经济性；同时，通过法律等形式公布的经济法从内容到形式也体现了其规执性。因此，两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也体现了经济法的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密切联系。

三、“二元结构”的经济法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比调整对象更加形象具体的体现着经济法的理论的相关问题。作者在论述中注重用“二元结构”理论解析经济法体系，同时也“一分为二”的解决相关新问题。

由于经济法体系与调整对象密切相关，作者将经济法体系对应的分解成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两大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二元结构”，与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相对应。并根据两个调整对象所包含的内容，经济法体系之下的“二元结构”还各有一些相应的第二层级的亚部门法（第266页）。在亚部门法之下还有若干小的部门法。

上述的结构是在“二元结构”指导之下的最基本的经济法体系结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它还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部门法律和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作者适用了在“二元结构”指导下的“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法，也就是在考虑新产生的问题的时候要从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考量。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二元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内在关联。[1]所谓“一分为二”思考方法，是将新兴部门法分别置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下，看产生的法律有哪些部分与之相符合。在经济法的领域下现有的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有走向融合的趋势。

四、总结

本书吸收了杨紫烜老师“国家协调论”相关理论，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之上考虑市场规制，“二元结构”思想贯穿其经济法理论重构的始终，使调整对象、调整手段、法律主体、调整领域等都系统的关联在了一起，并且探究到了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作者提出的“二分法”理论，是目前经济法学界的主流思想，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对其进行了发展和改进，提出“二元结构”的理论思想。虽然本文仅仅分析了作者在本体论的重构，但是作者也将“二元结构”贯穿始终。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单单将经济法的体系划分为二元是不够的。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民亟需用法律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进行规范。而这些领域，并不能简单的用调整对象的属性确定其公私法属性，这些法律调整的不是简单的在宏观领域之下或者市场规制之下，在某种程度上“二元结构”的观点不能满足经济法现在的发展趋势，经济法的结构构思要更有层次性，更立体的思维模式。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271-272页.

作者简介：

陈爽，山东潍坊人，中国计量学院经济法专业研究生。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篇6

所谓的土地银行就是专门用于土地及其土地附属物抵押的金融机构。世界上最早的土地银行成立于1770年的德国,迄今已有240年之久,这个名为“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的金融机构的成立意图是普鲁士王朝为了解除高利贷的盘剥,需要引导大量的资金流入农村以振兴农业。1852年法国成立了“法国土地信贷银行”,它是一所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承担着实现法国政府住房政策和发放长期优惠贷款的业务。随后,西方很多国家开始成立土地银行,为土地流转、抵押、住房贷款以及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台湾也在1946年成立了土地银行,但它属于官营银行,其主要职能在调剂农业金融、配合政府推行国民住宅和都市平均地价政策、办理土地开发、都市改良、社区发展、道路建设、观光设施等一系列的金融业务办理,同时还经营一般银行的存贷款、汇兑等业务。2008年12月22日,中国大陆第一家土地银行现身于四川彭州市,这为农村土地的确权以及资金融通提供了试验的渠道。这家土地银行出现的背景是因为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大面积摧毁了城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作物,重建资金的巨大缺口必须寻求新的融资渠道,当地政府开始尝试成立土地银行来解决部分土地的流转问题,从而集聚更多的发展资金。2009年伊始,成都也相继在“土地银行”与“田间股份制”领域进行探索,主要是在一定区域内把农民承包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拆院并院”之后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分类整合,“零存整贷”,加快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形成。

与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史相比,我国土地银行的成立还不到2年时间,显然稚嫩的多。特别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对中国的土地改革以及土地资本化带来非常独特的经济现象。很多同类文献对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土地问题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银行研究几乎没有,要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本文试图从经济分割时的产权交易、“多中心主体”的土地资本化以及“土地货币”等视角去分析我国土地银行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二元经济”的土地产权交易

黄宗智(2006)从过密型农业角度阐述了中国农业因“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引发了农业用地的“半工半耕”现象,并且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被固化下来。实质上,这种“半工半耕”现象是一种未彻底的农地工业化。要改变这种未彻底的农地工业化可以通过土地资本化而促成。土地资本化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土地产权的真实交易,另一种是土地产权的部分转移,比如土地的抵押与土地证券化。换言之,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以农村土地为例。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剥夺了农民利用土地产权流转带来巨大收益的权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阻隔了农民成为收租阶层的通道(2009,刘雅灵)。即使农民通过灰色通道成为收租阶层的一员,但相较城市居民的收租群体而言,其租金远远低于他们,并且还面临被其他未能成为收租阶层同一农民群体投诉的风险。低租金与被投诉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农民把手中的土地或者土地附属物转化为活财富的制度风险,这种制度风险以水平和纵向的两个方向同时出现,这对土地资本化极为不利。同时,这也对农村土地银行的成立与业务上的扩展注入了制度性的风险,但对城市土地资产的拥有者以及房屋业主权利的扩展似乎不加限制,甚至还有放大之嫌,农村与城市土地使用权利的不对称,严重造成了新的阶层之间的对立,即“土地收益的暴富者与土地收益的丢失者”。近几年,法院的土地纠纷的诉讼显著增多,并且涉及的土地利益往往是群体性的。

自从中国立法者在1984的宪法修改中,正式确立了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后,农村土地的主体从国家转移到集体的身上了,但城市土地的主体身份仍然是国家。由此,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经济契约关系亦随之转移,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转向村集体与个人,这种立法的后果为后来的城市化快速扩张带来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村集体的掌权者可以跳过个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直接把地卖给土地开发商,从而带来卖地腐败与村民冲突。这种奇异的产权交易大大加深了中国“二元经济”的快速扩张,既得利益集团深知,只有把农业用地转化成工业用地或者房地产开发才能带来超额利润。中国土地制度的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虚位”产权制度还派生出了一种奇怪的发展路径: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利用不仅包含经济绩效,还存在政治绩效。经济绩效不仅包括资源分配的效率,还包括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姚洋,1999),而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而言更为重要,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往往是在农村或者“城乡接合部”的地方,那么社会保障对于农村的稳定至关重要,而农村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然而,最要命的是土地的经济绩效通常是和政治绩效相冲突的,土地的关系者,不管是村集体还是地方政府,都想从土地的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们通常是跳过那些“虚位”产权的土地拥有者———农民或者郊区居民———直接参与土地收益的分配,这种利益冲突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愈发尖锐。这种“虚位”的产权制度还带了一个可怕的后果:由于土地产权的不彻底性而导致产权交易的“匿名”特征(2005,赫尔南多·德·索托),那些手握土地审批权柄的官员可以不需要公开他们的产权交易关系,这就为他们本应该承担的责任通过隐形的方式规避起来了,这也有意无意地减少了他们更加肆意妄为的“败德行为”扩张的风险。

这种由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一方面扩大了不同身份的群体在享用土地权利的鸿沟,另一方面人为地为“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产权交易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冲突。这两种交错出现的问题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这为土地资本化,特别是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农村土地银行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

三、“多中心主体”的土地产权资本化

土地银行的实质是土地产权的资本化,通过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抵押或土地证券化来实现资金周转。如果土地产权不是全部的,而是部分的,甚至是“虚位”的情况下,土地抵押或土地证券化该如何处理?这也是中国土地银行面临的重大挑战。要在部分产权或者“虚位”产权的条件下,实行土地抵押或土地证券化,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去实现。一种途径是立法者重新以立法的方式赋予产权拥有者全部的产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土地产权的交易或者部分转移;另一种途径是以国家的名义承担部分产权或者“虚位”产权下的完整产权市场交易,然后再返回部分收益给产权部分持有者或“虚位”所有者。

我国土地产权“虚位”制度,给市场交易者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如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转化为工业用地或者房地产开发,那么产权的拥有者就变成了“多中心主体”的格局,村民、村集体、当地政府、用地开发商都需要从中分配一定的利益,至于哪个主体分配的利益占优,则完全成了一个多重均衡的利益博弈。从现实情况来看,强势的政府与用地开发商往往占优,其次是村集体,最末的当属村民了。正是这种“多中心主体”的土地产权交易格局,在土地及其附属物抵押或者土地证券化方面出现了一个两难冲突:如果法律不能公正的保护“多中心主体”每个主体利益的话,那么受损者就会反对土地资本化,但得益者会极力推行土地资本化。除非立法者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虚位”所有者的完整无缺的产权,那么“多中心主体”的格局就会演变成“单极主体”格局,但从现有的情况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立法的可能性不大。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农村的宅基地以及房屋不可充当抵押物,而城市的土地及其附属物是可以抵押的。在这种立法的实践中,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资本化的演进路径就会忽视农村,偏向城市。除此之外,农业用地一旦被转化为工业用地或者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得益者大力推进土地资本化的过程。

根据我国目前的国家法律规定,土地一旦开发成房地产,那么商铺的产权最高期限是50年,城市居民的个人住房的产权最高期限是70年。如果政府把从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来出让给房产开发商之后,地产商只要房产开发成功,地产商这个中间人就相当替政府发行了一种免还本息和的50年或者70年的长期政府债券,政府不但不要还本付息,而且还要征收购买房产者相关的税收。如果房地产商在两年之内没有开发土地,政府还可以强行收回,再次拍卖。如果我们把政府征来土地的成本假定为发行这种“特殊债券”的发行成本的话,那么政府再把土地转卖给房产开发商的价格就是这种“特殊债券”的收益了,若再减去它的发行成本,则变成了纯收益。我们再假设这种“特殊债券”的贴现率用最近10年银行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的简单平均利率作为贴现率的话,那么这种债券的未来值将是巨大无比,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土地及其房产的升值带来的收益。这种土地产权的“多中心主体”格局,表面上土地资本化好像是政府通过征地把土地卖给地产开发商,实质上是政府变相发行了一种以土地为载体的“长期政府债券”,这种“长期政府债券”不但不需要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而且还不需要还本付息,等到土地的使用期限一到,政府还可以再收回土地,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发行这种特殊债券了。

正是这个奥秘,“多中心主体”格局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在土地资本化的推进过程中,深受强势部门的欢迎。由此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若农村土地资本化通过土地银行这个金融中介运转时,土地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是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需要。

四、“土地货币”与中国土地银行

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即使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中国社会仍然面临土地问题的约束,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对人类的人口膨胀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面临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所引发社会冲突的隐患,另一方面,在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政府通常在解决这些关系到社会全局发展的改革试验时,一般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局部试点”方式进行,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向社会大面积推广。即使是在“局部试点”的过程中,要是真出现很多问题,则高层可通过叫停或者修正的方式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整体风险。2008年2月22日,中国内地第一家土地银行的成立,则可视为土地改革的试验前哨。

古代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中记载过:“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吴晓波,2010),奸富就是靠奸诈与投机致富。换言之,土地财富是从古到今都难以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国土地银行的本质就是把古代的“本富”通过金融的渠道,更轻松、更高级地把土地的财富最大化。社会发展到今天,因全球金融一体化以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土地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可交换的资产,还是一种“土地货币”。当然,土地在古代仍然可以成为“土地货币”,但古代的政治基础、社会条件、制度设置以及经济发展都不足以允许土地成为“土地货币”。

中国土地产权的特殊性———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很容易将土地交易后的“多中心主体”的弱势主体的利益边缘化,从而使得强势主体的利益显现化。这个强势主体通常是地方政府及其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一旦获取了土地的支配权,就像掌握了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一样,通过分配“土地”,对居民的资本收入进行再次分配,通过资本收入的跨个人转移将更多的社会财富移植到地方政府手中,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给自己印钞票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印钞之后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却因房产的购买者给消化掉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房价的高企。这就是中国不完整土地产权制度下出现的“土地货币”的独特现象,但是“土地货币”的发行者———地方政府———却是相对独立的,这种独立性也为不同地域的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土地货币”的定价权带来了差异相当大的激励机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县际之间存在激烈的经济竞争。要是撇开不同地方政府制定有差异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说,其实这种县际竞争的本质是不同地方政府掌握了不同定价权的“土地货币”的激励机制。“土地货币”定价权的弹性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达程度与高层政府的政策支持程度。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对“土地货币”的流转频度很高,其价格也被抬升得很夸张。中心大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房价高得离谱,其实是这些地方的“土地货币”的价格奇高的表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支持了这种现象。

如果地方政府将“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转化成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后,购买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业主就等于购买了一种能够规避政府力量的避险工具,其实是把政府的“土地货币”变成了个人手上持有的“类货币”了。由此可见,土地问题在中国变得尤为复杂。问题也就来了,地方政府掌握了“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而“土地银行”却能把这种发行权与定价权从政府手上逐渐地转移到银行身上去了。基于“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可能发生的转移,地方政府与“土地银行”之间就存在特别的矛盾之处:“土地银行”业务的拓展的确能够为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与配置带来高效率,却稀释了地方政府所掌握“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土地不完整产权制度的利益生态。如果四川省彭州市的那家“土地银行”的试点成功,那么很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银行”的应用了。这种大面积的“土地银行”的推广将会很好地抑制地方政府提供巨大的“土地货币”供给,这对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遏制房价过快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据媒体报道,住建部也在某些场合公开承认了大量的土地闲置、房屋拆迁以及群体性事件,与政府不当使用土地或者不恰当的政策有关。要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仍然具有很大的发言权,那么要让土地价格下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并且会增大个人投资者对土地及其房产的多重需求,一重投资的需求,一重规避政府力量的需求(避险的需求),另一重炫耀能力的需求。事实上,房产的多少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多元化的享受功能却正在削弱。

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土地银行”时,不去深入研究土地在中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所承载的利益导向如何,直接去研究“土地银行”对土地流转的利用,特别是农村土地的利用,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就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变得更加迫在眉睫了,“二元经济”的结构亦正在撕裂社会的均衡发展。

五、结语

本文对“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银行”研究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其中很多结论还缺乏实证的支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的“土地银行”才刚刚起步,既缺少现实的金融数据,又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就只能做些定性的表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三重大转型”,其中土地问题伴随着这“三重大转型”的全过程,而且这三种不同方向转型的叠合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诸领域的改革罕见地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土地问题,才能对中国的问题进行抽丝剥茧般地审视,才能提出真问题,去掉伪问题,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真实的源动力。

中国的“土地银行”问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问题,那就是金融中介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同时也通过金融服务为提供土地资源的人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这个问题远远超越了任何一个机构所能想象的复杂。其复杂之处就在于土地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核心问题所在,也是各方利益博弈者必争之地。正因为如此,本文从很多独特的视角去关注土地及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来看待中国“土地银行”可能存在的问题。

文中所提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产权交易的最大的恶果是土地交易者的“败德行为”以及加深了“二元经济”的对立;不完整产权制度造成了比较混乱的“多中心主体”利益格局,在其土地产权资本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是弱化了土地产权最初拥有者的经济权利,反倒增强了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经济权利,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土地货币”的超量供应固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有关,但很大程度上却是政府对土地定价权独占的衍生物,“土地银行”可以看作是抑制公权对“土地货币”的独占,扩大私权,增加“多中心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收入的救济性手段。这些问题的共同之处就是严重阻碍了土地资本化的进一步深化,也妨碍了“土地银行”业务的全方位拓展。当然了,要好好研究中国处于“三重大转型”下的土地及其土地银行问题,还需要更多有志于促进中国社会改良的仁人志士的加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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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正山.“土地银行”之考辨.中外房地产导报.2000(12)

[7]张五常.揭开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网易财经.2008年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篇7

一、影响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

1、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同步

通常，我们把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称为城市化。一定的城市化水平需对应一定的基础配套设施，如道路、住房、学校等。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5.68%。

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跟不上工业化水平，这意味着大量拥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有人口的基础设施，城市全体居民在此层面上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城市问题。这种现象曾经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出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贫民窟一间挨着一间。在利物浦，有3.8万人住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在曼彻斯特，每380人共用一个厕所。

2、二元户籍制度待遇不同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曾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种种现象。

我国户籍制度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区分为两种经济身份的象征，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显然，待遇的不同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企业扩张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表明了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的劳动力密集型转变为集约的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是大势所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较大，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改善，经济效益较低。固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离去也减少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二、诸因素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

1、增加转移的心理费用

转移的心理费用曾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被提及，指的是劳动力从熟悉的生存部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这一陌生环境所需额外得到的心理补偿费用。由于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部门意味着城市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原本规划中容量有限的基础设施需要接受更多人的分享。相对于原城市居民，经济实力的不均衡造成了远道而来的农村人口遭遇劣势的生存环境，多人拥挤在临时搭建的瓦房中，没有生活配套设施，其居住环境甚至比不上农村老家。

在这种环境中，农村劳动力越发感到难以融入新的城市环境，其心理补偿所需的费用远远高于仅是背井离乡的心理费用。心理费用是衡量现代部门工资的一个重要指标，心理费用越高，工资成本越高。城市化水平的落后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心理费用，导致企业花费更高的成本，影响了企业长远的经济效益，进而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2、制约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户籍制度的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劳动力的自由转移，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城乡户籍待遇不同而对进城务工有所排斥。尽管农民已进城务工，然而其农民身份没有变。在城市，农民工不能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与平等的市民待遇。部分地区名义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但实际上并没有在福利制度上发生实质性改变。这种状况使城镇化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成本。以户籍为分界的不公平的社会管理制度，导致我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脱离农村社区组织又脱离家庭的群体，这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3、剩余劳动力无用武之地

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部门工资保持不变；第二阶段，农村剩余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会使农业总产量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升（工业部门工资必须大于农业收入才能吸引剩余劳动力）；第三阶段，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农业开始资本主义化，农业和工业中工资水平都由其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决定，当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与工业部门相等时，经济进入“一元经济世界”。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因为这时的农业收入同工业收入相差无几，也就实现了我们理想中的城乡收入平等。然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移有一个先决条件：工业部门持续不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直至转移完毕。理论上，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但是，剩余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决定于企业扩张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扩张方式所需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不同。如果企业扩张采用技术密集型方式或资本密集型方式，就业就可能不会增加。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进而，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世界的转化受阻，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是必然的。按上述分析，这种转变对农村发展是不利的。更多的企业将以现代的技术密集型而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方式进行规模扩张，所需的新增劳动力也就大大减少。如此一来，通过企业扩大规模来增加就业的希望破灭。由于教育与素质所限，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很难接手新型的高技术操作，他们到了城市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大量剩余劳动力闲置使农产品的边际生产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阻碍了农业部门收入水平的改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应对农村发展问题的解决对策

1、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

解决劳动力流动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城市建设问题。只有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才能解决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生存问题，才能在农村人口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享受到应有的生存待遇。小城镇是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良好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发展呈现出新的局面，小城镇数量迅速增长，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目前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承载能力明显加大，小城镇吸纳流动人口的比例达到39%，帮助58%的农村劳动力在本镇域范围内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

2008年，在655个城市中，市区总人口100万以上人口城市达122个，占18.6%;50—100万人口城市达118个，占18%;50万以下人口城市达415个，占63.4%。我国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具体情况见表1。

（单位：个）

（注：人口规模的划分以城市市区总人口为标准。）

以上数据表明，20万以下的城市在我国城市中比重最大，发展速度也最快。现阶段，我们要继续贯彻落实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城市发展结构日趋合理，以容纳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要着力于小城镇的发展。尽管小城镇容纳的人数有限，但所谓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往往是人口过分集中、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人们需求的地带。小城镇处于城乡过渡地带，发展潜力无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较为容易。小城镇的发展大大可以缓解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城市问题，进而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心理费用问题，使农村人口更容易融入新的城市生活。

2、户籍制度的探索

居住证是户籍制度探索的一种初试。这种居住证是中国一些城市借鉴发达国家“绿卡”制度进行的积极尝试，持有居住证者，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可享受与当地居民同样的待遇。居住证不同于暂住证，居住证将流动人口纳入实有人口属地管理后，将增加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两大功能，从而使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医疗保险、子女教育、房屋租赁、购车购房等方面享有必要的待遇。

然而居住证制度仍然只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举，因为它所代表的仍然是城市户籍人口以及外来户籍人口两大“阵营”的对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落实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外来人口本地化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须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强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由此可见政府此次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也可见我国对农村发展问题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阶段。

3、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增加人力资本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体力上的投资，即对营养与健康的投资；另一个是智力上的投资即广义上的教育。目前教育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流转的关键。在企业扩张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要解决剩余劳动力无用武之地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靠教育与培训。教育与培训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变中尤为重要，较高的素质才能使转移的劳动力可以迅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环境，才可以实现其转移入城的预期目标。

建立以政府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无用武之地的良策之一。以政府为主体，才能使农村教育有制度保障与财政支持；以市场为导向，才能使被教育的劳动力符合市场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的职业教育应以技术教育为主，以适应技术密集型企业扩张的需求。如此一来，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发展有望进入新的轨道。

四、结语

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农村发展问题的解决也必定需要时间积累。正确认识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因素是顺利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第一步。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同步、二元户籍制度待遇的不同以及企业扩张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当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其产生的阻碍作用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心理费用，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可改善劳动力的居住环境，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提供必须的社会条件；户籍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未来劳动人口管理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对新环境心理融合程度的重要制度保障。同时，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可以有效增强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劳动素质，使其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顺应劳动市场的发展需求，进而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在新城市中谋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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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城市发展[EB/OL].http://www.gov.cn/test/2009-09/22/content_1423390.htm.

[7]中国网: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3/15/content_19612372_4.htm.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篇8

1.中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征。系统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即以主要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 , 进而探讨如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 最终实现现代经济的“一元化”的规律性。

当前, 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既存在技术较为先进的工业部门, 又存在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 我国选择了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即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 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 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不可否认,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确实发挥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主要表现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两大难题, 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 发挥了资金积累功能和社会稳定等功能。当然,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 也造成诸多负面效应, 表现在:一是高强度的积累模式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 使工业部门经营意识差, 效益长期低下;二是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和行政权力, 人为地将城乡隔离, 割断了城乡间经济、社会的自由交流, 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脱离,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三是由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政策, 不仅造成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而且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 农业隐蔽性失业严重, 过高的工业化积累率使得农村消费市场持续萎缩, 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 并最终使得国内统一市场难以发育。同城乡二元结构相联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 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农业与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等, 所有这些矛盾都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2.中国农村经济内部的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 我国农村社会非农化进程不断加快, 农村内部社会结构由简单向多样化转变, 与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农村内部二元结构不断加深。农村内部二元结构是指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早期以乡镇企业为标志后期以民营企业为标志等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的迅猛发展, 形成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村非农产业与传统农业之间的差别。我国经济二元结构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由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内部二元结构交织混合而成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

农村内部二元结构产生后, 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造成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和农村社会各层次发展模式。随着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 相当部分乡村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在发展方式上, 各地农村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呈现出区域差异, 即使在同一地区,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很大不同。

二、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与困境

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体制性障碍, 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一方面, 农村经济的弱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 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农村金融抑制的长期存在, 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不开放、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户贷款难、农村融资难等问题。1979年, 中国农业银行恢复, 经过30年的金融改革, 我国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 其中以农村信用合作社最为普遍。与此同时, 也悄然萌生了一套在法律约束以外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游离于国家监管体系以外, 具有灰色性质, 其发展规模和领域有很大的局限性。近年来, 随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加速, 由于受到利润最大化的约束, 以及金融安全意识的加强和新巴塞尔协议对于金融机构坏账率的约束,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越发不倾向于向农村地区提供贷款和开展业务。近几年, 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日益陷入困境:国有商业银行基本退出了农村市场, 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十分有限, 邮政储蓄是只存不贷的“抽水机”, 金融资源从本就供给不足的农村地区大量流出。在农村金融领域仅存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着服务落后、资产状况恶化、经营状况不理想等问题。近年来, 农村信用合作社进一步启动了公司制的商业化改革, 出现了经营业务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现象。当前, 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1.农村金融网点不足, 农村金融规模递减

1999年以来,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逐步撤出, 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和放款权。截止2003年底, 撤销了31000多个县以下营业网点。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中的资产主要是农村贷款。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农村金融资产规模增长速度缓慢, 在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下降, 由1993年的20.65%下降到2005年的9.98%, 几乎是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

2.农村金融供需缺口进一步拉大

据测算, 2000年～2003年, 每年都有超过5000亿元的农村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 2004年～2005年这一数字又扩大到8000亿元。

资料来源:杜丽群, 曹 彬:农村信贷市场联保贷款效应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07年第1期。

3.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结构错位

与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及农村经济内部的二元性相适应,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的特点比较明显。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可分为农户和企业。根据金融需求特征, 农户可分为普通农户、经营型农户和贫困农户;农村企业可分为中小型企业和具有一定实力与规模的大型企业。各种类型的农户和企业, 其金融需求形式和要求不一样。多样化的需求主体与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需求必然要求多样化的金融供给。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主要以贷款为主, 金融产品设计不能有效反映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个性化需求。

4.非正规金融发展受到制约

面对农村金融供需的巨大缺口, 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应该是弥补缺口的途径之一。对不少农村地区的农户和企业来说, 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超过正规金融市场。但是, 我国法律环境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有所歧视。

5.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环境的缺失

当前, 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环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抵押担保的限制、利率限制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首先, 由于我国农村缺乏抵押物品和信用担保体系, 无法与正规金融相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抵押担保机制是贷款等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 在我国农村, 由于法律制度的障碍, 几无抵押担保之物。例如, 农户住房没有房产证, 不能作为抵押物。同样, 我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 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住房和宅基地作为农村地区潜在的核实抵押对象, 却受到法律的约束, 不能起到农村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桥梁的作用, 使正规金融机构的主要贷款方式——抵押贷款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其次, 金融管理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借贷利率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政策。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 农信社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40%, 下浮10%。农村金融市场在缺乏抵押担保机制或者抵押担保品不足的条件下, 必然导致相对城市的贷款风险增大和成本增加, 但是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银行贷款利率远低于市场的均衡利率, 造成农村信贷萎缩和资金外流。最后, 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出垄断地位。由于在政策扶持下的农信社对正规金融市场的垄断, 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的缺乏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

三、中国农村金融创新发展研究

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已严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才能突破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立足农村经济二元结构这个乡土乡情。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 我国大部分农村已经从维持温饱的小农经济向小康农业推进, 对农村金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但我们也应看到,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 农村经济的薄弱性、地区之间差异较大的特点决定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不能照搬城市金融的模式。当前, 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 改革农村金融, 创新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 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竞争不充分。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增强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意识;另一方面, 要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具体情况, 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金融的准入政策, 鼓励和支持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 逐步完善农村信贷市场, 形成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服务落后的状况。

2.推进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开发一些适合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农村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坚持在农村地区提供符合基本需求的低成本金融服务, 针对普通农户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 提供存取款、汇兑和贷款等基础性的金融服务, 进一步发展小额贷款、助学贷款、扶贫贷款等;另一方面, 又要针对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快速发展的需要, 扩大对农村种养殖大户和个体工商户的大额贷款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投放, 拓展农业开发贷款和农田水利中长期贷款。

3.加快建立农村金融保障体系

一是积极发展农业保险, 加快开发适应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需要的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 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当前, 我国农业保险的规模与农村经济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不相称。2007年,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51.8亿元, 承保农作物2.31亿亩, 大小牲畜5771.39万头, 仅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1126亿元风险保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一方面导致“三农”经济平稳增长缺乏保障;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风险较高。当前, 要加快农业保险的发展, 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 促进农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二是建立农村融资信用担保机构, 完善担保体系。缺乏抵押担保物是农民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鼓励担保机构的发展和担保方式的创新。根据各地农村的具体情况, 有条件的地区, 可由政府出资, 农民和农村企业参股, 成立符合条件的担保基金和担保公司, 带动各种担保机构的发展。扩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围, 如增加存货、应收账款等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等。

4.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力度

在财政、税收和存款准备金政策上给予农村金融机构一定的优惠, 建立扶持农村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合理运用财政杠杆, 引导和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通过财政补贴、担保、税收减免等政策, 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实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税收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经营。继续发挥货币政策在扶持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努力探索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监管政策的配合, 建立起一套协调配合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

摘要：农村金融作为重要的资金要素配置制度,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村经济的突出特点, 本文探讨了如何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 改革农村金融、创新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 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浅析 篇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其《二元经济论》中指出, 发展中国家经济一般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 一是现代部门, 劳动生产率较高, 人数较少, 工资较高;另一是传统部门, 劳动生产率极低, 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有时甚至是负数, 剩余劳动力丰富, 报酬很低。

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也早已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但目前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 重工业发展之初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客观上要求通过财政税收方面的倾斜政策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支持其发展, 事实上就是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为保证基本的经济运行仍然通过财政税收、信贷融资、农产品统一收购等方面的倾斜政策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在政策体制上将社会整体分为二元结构, 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而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导致城乡分割的这种局面, 虽然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农民收入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得到明显改观, 但仍然存在着几个方面的特征:

1.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城乡分割

改革开放之前及改革初期, 城市居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由国家财政统一单独承担, 市民享有医疗、退休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然而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只针对城市居民, 农民却无法得到这种保障的覆盖。农民一直依赖务农为生, 不存在工龄这一说法, 更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农民年老体衰丧失劳动力后, 医疗和养老问题基本靠子女负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我国开始试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 城市居民的医疗养老等保障由国家的统一财政支持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共同承担, 但是此次改革仍然针对原有享受保障的城市居民, 并不涵盖到农民。随着改革发展的进程, 现今的城市居民已逐步享受到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养老保险金制度实行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承担的社会统筹模式, 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也都进行了改革并逐步得以完善。而面向农村农民的社保制度的建设才刚刚起步, 虽然也在逐步的建设, 新农合、养老保险等政策一直都在跟进, 但较城市的社保体系, 将全部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仍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2.经济规模方面的城乡分割

城市工业属二元经济中的现代部门范畴, 现代部门运用先进生产技术, 发展速度远快于传统部门, 生产力水平较高。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受自然力的影响较大, 是一种较为弱质的产业。早期的历史原因尤其是推行的各种农村支持城市的倾斜政策让农民、农村、农业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原始资金积累, 却也使得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偏弱, 从而造成了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在资本存量和经济规模上的较大落差。这种资本存量和经济规模上的落差, 极为影响农业的发展, 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3.户籍制度方面的城乡分割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来, 一直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此种二元制度把公民人为分成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这种户籍制度下, 农民世代相传为农民, 除少数农民子弟通过升学、参军等途径转变户籍身份跳出“农门”外, 大多数农民无法通过务农或者务工来改变身份享受城市居民的生活形式。改革开放后, 城市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和工业等建设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 大批农民进城务工, 户籍却成了务工人员无法跨越的鸿沟, 虽然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二代农民工的入学、生活等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进城的户籍壁垒也已有所松动, 但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被真正打破。

二、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面临的矛盾

由于我国社会发展中特定的历史原因, 必然产生和存在城乡对立分割的二元结构。二元结构在形成之初, 农业发挥了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的功能, 较为明显地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但随着发展与改革的深入, 其具有的负效应也十分明显:构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和短腿。城乡分割的经济结构下, 在农业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的同时, 缺乏有效的体制或政策使得农业、农村、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 没有得到对应的利益回报, 使其自我成长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切断了城乡间的经济联系。一直以来我国统一的国内市场难以发育, 农村消费市场虽然前景广阔, 但目前的市场培育一直在靠政府的政策支持, 农民消费观念还待改变, 这也使得农村面貌和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延缓了城市化、城镇化的进程。这同时使得城市化的进程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化先行发展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问题;影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二元的对立结构造成资源禀赋及生产要素很难在城乡之间有效流动从而实现最佳配置。因此, 转变二元结构消除对立分割,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而历经多年的深入改革和发展, 阻碍转换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不足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钱纳里和赛尔昆多国模型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 其中工业带来的就业增加远远低于农业造成的就业减少, 从而使得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改革开放让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 却面临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矛盾, 这极大地限制了转换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被第二产业吸纳也无法向三产服务业转移, 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农民文化程度较低, 素质普遍不高, 对其进入城市并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构成障碍。除此之外,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局面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并且城市也面临着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 这些都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2.农业自身发展水平不高

一直以来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是农业大国的角色不会转变。然而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与工业技术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农业发展步伐并没有因为农业的基础地位而加快。农村文化教育水平落后, 农民的受教育状况和文化程度与农业技术运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农民的文化素质限制了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与推广。此外由于国家对农业、农村投资比重一直偏小,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大力加强, 使得农业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家庭式的小农模式, 农业产业化、协作化程度低、生产率普遍不高, 发展缓慢。并随着发展改革的深入, 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及城镇化过程中占用耕地并未能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 近些年关于拆迁征地等建设方面的纠纷不断发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三、关于转换二元经济结构的建议

1.继续重视解决好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是制约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最大因素。农业发展了, 农村面貌改善了, 农民生活富裕了, 二元结构的一元转换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切入点。首先要调整农业的产业发展形态, 让农业从规模型转变为效益型;延长农业自身发展阶段的时间, 逐步加大非农业部门对农业的补贴;开拓农村市场, 坚持市场导向型道路, 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以解决好农业生产效率较为低下的矛盾;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程度。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目前我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工业已具备一定的能力来反哺农业。近些年, 国家在资金投入方面已逐渐向三农问题倾斜, 投入的主要方向应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义务教育、医疗文化等民生问题方面。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着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农业走上产业化道路, 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生产收入需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 支持重点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然而科技进步要以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为载体, 大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因此显得十分必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发展农民职业教育, 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与科学文化素质, 并适时在农村普及市场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 提高农民法制观念与应对市场风险、理解国家政策的能力。

2.坚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速度

发展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的有效路径。提高城镇化建设速度与力度, 可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从而推进二元结构的一元转换过程。加强现今的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发挥中心城市功能, 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的发展;按照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思路, 规划好城乡的一体化建设。同时, 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地区的建设经验, 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着力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可以成为工业的载体, 也有利于三产服务业的发展, 能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也是城乡交流的中枢。编制好小城镇建设规划, 消除不利于城镇化的体制政策障碍。目前重庆等地的试点工作值得学习借鉴, 全面实行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 取消进城农民对失地、转变身份等方面的顾虑。要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制度的改革, 从而让农民放心转变成城镇居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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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篇10

关键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对策

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体——农村留守儿童。采取积极有效地对策解决这一问题，不但可以保护儿童的权利，而且也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城镇化发展以及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一、 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地务工，被留在农村生活的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人，占全国儿童总数1/5，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超过一半以上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还有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占当地儿童总数的18%-22%。

二、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留守儿童学习滞后，易出现辍学或逃学等现象

陪伴留守儿童生活的亲属大多是知识水平不高的长辈，他们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学习。甚至一部分留守儿童自我控制力很差，很容易被外界的不良诱惑所影响，便极易出现辍学、逃学等现象，对学习失去興趣。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中优等生只占调查留守儿童总数的7.1%；中等成绩的占41.5%；成绩较差的大约占12%。

（二）留守儿童缺乏家庭教育指导，易导致心理问题

调查发现，有72%的留守儿童出现过抑郁倾向，认为自己易怒、爱发脾气的占60%。留守儿童在缺少家庭温暖和教导条件下，也会存在性格内向、冷漠等问题。由于与父母分离时间过长，有的孩子还会存在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等现象。

（三）留守儿童极易存在品行失范问题

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家庭、社会、学校等的关注和指导，在品德和行为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通过对某村关于留守儿童犯罪情况调查，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达到80%，其中与父母一方或者隔代亲属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占一半以上。

（四）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监管，易导致安全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家长教育和疏管，也导致了安全问题的出现。调查显示，在被拐卖儿童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很高。另外，照顾孩子的监护人身体状况不佳或年纪过大，对留守儿童的照顾并不周全，甚至有些老年人还需要留守儿童照顾，这种情况导致留守儿童承担更多的压力。此外，导致孩子轻生自杀的案例也很多。

三、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隔离存在矛盾

随着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的涌入城市，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进城务工的父母没有时间和经历照看孩子的学习。另外，城乡户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公共资源分配平等，随之我国部分城市教育资源不均衡，在二者的结合下，学区房高价出售，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教育不公现象应运而生，直接推动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产生。

（二）家长教育能力与子女教育需求存在差距

年迈的老人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学习，他们身体虚弱，知识能力有限。离开农村的父母更是没有经历陪伴子女，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正需要家长教育指导。留守儿童正处在身心加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各方面都需要家庭给予更多的帮助和解答，但是他们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却导致孩子们更容易出现严重的身心问题。

（三）学校教育与留守儿童发展不适应

对于帮助留守儿童健康乐观的成长，老师以及同学的温暖对于他们是有积极的作用的。然而，目前农村的学校受到教育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观念等的限制，在农村学校几乎没有心理辅导教师以及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很少展开各方面安全教育等的实践活动。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引发出了家庭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等等，也正是通过深入的挖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才更应该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四、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

（一）国家制度保护

在制度方面，应改变以往“流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局面，尽可能减少家长与孩子空间分离。首先在居住制度的改革。城市应该更加包容农民工子弟，为那些筑梦城市的农民工子弟降低门槛，同时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比如提升农民工子弟的基本社会保障、降低农民工子弟在购房、租房的成本等。其次进一步完善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解决留守儿童上学难的情况。再次，当地要在教育的管理体制机制上做好进一步的调整，并且加大对教育硬件设施的投资和对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的师资力量的培养与输送。

（二）社会多元救济

首先是在公益组织方面，大力发动企业力量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组织公益性的实践，例如设立留守儿童基金会，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蒙牛企业率先为留守儿童提供无偿送牛奶活动。对一些外来民工比较多的企业，鼓励他们设置免费无线网络等信息渠道，使得他们和留守儿童更好的进行交流和沟通。

其次，心理培训机构可以发挥自己优势，面向留守儿童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促使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可以组织下乡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心理档案，提供自愿服务人员，增加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教育投入。

（三）家庭的陪伴

家长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好老师，留守儿童最需要与父母之间交流沟通。从父母来说，一方面，农村的父母应该转变就业的观念，目前国家的政策正在向农村倾斜，应抓住机会发展乡村事业，更好的陪伴在子女的身边。另一方面，父母应该注重对留守儿童金钱观的教育，孩子更多需要的是亲情的温暖与关爱，并不是物质生活上的满足，避免孩子形成不良的社会价值观。

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仅包括家庭、教育问题，实质上已经上升到一个社会性问题。要想真正有效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便要求我们明确留守儿童问题的“源流”，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在实践中更好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才能使留守儿童受到正常、健全、完善的教育，使农民工更好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事业服务。（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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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朝阳，张震乾.千万农村留守儿童现状报告[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5（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