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聚落

生产聚落（精选七篇）

生产聚落 篇1

1.1 区位概况

普洱市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南部, 是普洱茶的重要产地之一, 近几年普洱茶产业的发展, 带动了普洱市十个县, 110多万人种茶, 成为了普洱市的主导产业, 也影响着城乡聚落空间的发展。思茅区作为普洱市委、政府所在地, 属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成为了茶区生产聚落发展的典型片区。

1.2 思茅区茶生产聚落现状

普洱茶的生产环节主要指茶叶的种植, 据现状调研发现普洱市思茅区茶叶种植以南屏镇、思茅镇、倚像镇片区较为典型, 茶叶生产聚落可按基地区位、来源来分。

1.2.1 按基地区位分

生产聚落按茶叶基地距城远近分为远郊和近郊两种类型, 支撑着整个思茅区茶产业的发展。 (1) 远郊种植:远郊种植是指思茅区倚像镇境内的茶生产基地, 距离思茅城中心10公里。主要分布在倚像镇境内, 沿214国道往江城方向延伸。 (2) 近郊种植。近郊种植是指分布于思茅城区周边的茶叶基地, 距离思茅城中心2公里, 主要位于思茅镇及南屏镇境内。以南屏镇、思茅镇周边村庄为主, 绕城区周边发展。

1.2.2 按来源分:

(1) 按企业来源来分:

1) 乡镇、县级企业:乡镇、县级企业是指在计划经济时代下, 以县、乡、村等集体名义开垦山地种植茶叶, 为集体创造财富而建立的企业机构。这里主要是指位于近郊的茶厂, 如:茶科所、光坡茶厂等。

2) 私人企业:私人企业是自2000年以后, 随着基地种植的热潮, 从原来乡镇茶企业工作的人员转制出来重新开垦基地、成立新的茶叶公司, 这部分企业基地主要是位于远郊位置。如:昌云茶厂、龙生集团等。

3) 个体户:个体户即为散户, 是自2005年以后, 本地农民通过自有土地种植茶叶。广泛分布于近郊及远郊零散地块内, 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经营茶园, 其来源为传统村落村民, 早年以种田种地为生, 近几年随着茶产业发展才出现的。本地茶农的分布比较广泛, 近郊区以城区周边本土村落村民为主如土桥、白庙等;远郊以倚像镇本地村落为主如大寨、竜竜坝等。

(2) 按茶农来源来分:

1) 本地茶农:本地茶农是指拥有个人土地, 从事农业种植, 其中茶叶种植只是多种劳作方式中的一种, 其来源为传统村落村民, 早年以种田种地为生, 近几年随着茶产业发展才出现的。本地茶农的分布比较广泛, 近郊区以城区周边村落村民为主如土桥、白庙等;远郊以倚像镇本地村落为主如大寨、竜竜坝村等。

传统村落自身拥有土地为本地农户带来了多样的劳作模式, 其村落的安排也备受影响, 平坦的土地用做耕地及村庄的发展, 而背靠的大山则用于林地的种植和茶山的开垦, 其茶叶的种植对自身区位及聚落分布的形态并未形成影响, 仍然是传统的居住观念、风水理念及劳动方式的便利程度是村落选址及房屋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

2) 移民茶农:移民茶农是指乡镇、县级企业、个人企业开发基地种植, 从普洱市境内、昭通地区贫困县移民农民从事茶叶种植, 无个人土地, 主要以企业土地为主要的茶叶生产基地, 种植方式单一。移民人数众多、集中安置、穿插于传统村落中。可分为本市移民和外市移民。

移民茶农的分布已形成了以企业为单位划分的大空间聚落, 以劳作半径划分的村、寨小空间村落, 分布于他们各自所管辖的茶园中间。

3) 本市移民茶农:本市移民分布较为集中, 近郊区分布于乡镇、县级企业, 主要来自周边的景东县、镇远县、墨江县及宁洱县等地, 此时属茶产业规模种植的初期阶段主要安置于思茅城区周边。到中期1998年开始私人企业的发展, 随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发展, 通过移民创造劳动力。此时移民主要安置在远郊位置, 成片集中于倚像镇, 如大寨村委会大黑山片区、营盘山、干海子及大寨村委会龙潭片区的移民。本市移民是整个茶区内为数最多的茶农, 占据着茶产业种植人数的70%, 是茶产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

4) 外市移民茶农:外市移民茶农主要是从昭通市大观县、巧家县及永善县地区移民而来, 现今主要分布于远郊茶区如倚像镇柏木河、大地山及大寨村委会龙潭片区的位置。

村落的分布以劳作半径划分, 几户为一小队, 安置于较为平坦的地块内, 位于半山腰或者是山顶平坦位置, 周边为茶园。以茶厂为单位, 按小队形式划分, 位于茶园中间, 仅以种茶为主要的劳作模式。另外移民村落的建设保留着原有的特点, 如外市移民主要是昭通苗族据多、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并未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如村庄建设、宗教信仰及民族文化等。

2 思茅区生产聚落特征总结

2.1 聚落大聚集、小分散

思茅区普洱茶种植聚落具有了两大片区, 多组团, 数小队的空间特征, 聚落依据茶叶基地分散, 形成了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结构。

2.2 聚落分布广、规模小

生产聚落依据茶基地分布而分布, 茶基地的不断扩展使得不同类型的生产聚落出现, 分布在不同的区域, 各小村落沿茶而居, 聚落空间结构比较分散, 出现了“点多、面广”的状态。

2.3 聚落依茶而建、缘茶而生

茶是作为茶生产聚落生存的前提, 企业发展, 移民发展需茶产业的支撑, 生产聚落的出现因茶产业的发展而形成, 茶农的发展依据茶园的形成而发展。

2.4 聚落类型多样

生产聚落因茶而生, 然而不同的产业背景产生了远郊、近郊、企业、个人、本地、移民等的不同聚落类型, 以共同的利益维护着聚落的形成和发展。

2.5 聚落产生的时间性

生产聚落的形成、发展具有时间性,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 以政策引导生产聚落产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以经济发展优先为驱动使生产聚落不断发展, 先近后远茶区发展、聚落形成。

2.6 聚落职能性的不同

国家政策的输入性制度形成了移民聚落的社会组织方式;而本地茶农聚落发展时间长, 劳作模式多样, 以自发的方式组织生产。不同的茶农以各自不同的社会组织维护茶聚落的形成和发展。

3 思茅区生产聚落现状成因分析

生产聚落的发展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过程, 就现状来研究生产聚落形成、发展的因素。

3.1 自然地理因素

从思茅区茶叶种植特性来看, 茶叶种植离不开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等, 是茶叶种植的基本条件。另外茶叶多种植于山坡及半山坡地区, 思茅地区具有山多地少的特点, 其茶园分布面积大, 劳动出行以步行为主, 限于劳动半径, 生产聚落的分布广泛;另外茶叶一年三季可采摘且以手工采摘为主, 此外种植期间还需除草、施肥, 因此整个过程需大量的劳动力, 所以生产聚落规模小。

3.2 茶产业发展特性

早期普洱茶的发展为思茅区后期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各级政府对茶产业的依赖, 并对茶基地的控制和引导, 在宏观上决定了生产聚落发展的大方向。其次茶产业的种植需大量土地及劳动力, 在早期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 当地政府通过移民及发动企业的方式开垦荒地种植茶叶使得各聚落小分散。

3.3 土地政策

传统的聚落规模、人口有可支配发展的耕地、林地资源作为支撑, 产业模式、种植结构多样。而外来移民聚落的形成更多只是依赖少量的林地资源, 种植基地破碎、适合聚落发展的空间面积较小, 需满足一定的劳作半径, 因此聚落分散, 与茶地资源趋同分布。

3.4 市场

茶叶市场氛围的形成是生产聚落发展的基本条件, 从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后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再到普洱茶产业链的规模化生产, 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促就了思茅区茶区域生产聚落的空间结构。

4 对策与建议

生产聚落的形成、发展影响着聚落形态的发展, 据此对此后产业的发展提出相关的对策, 期望在以后的产业规划中能作为部分参考建议。

4.1 以茶为关联, 生产聚落共同发展

4.1.1 茶区聚落经济发展:茶企业的发展促使散户个

体发展, 其聚落经济的发展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发展模式, 茶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城市、乡村的发展。

4.1.2 茶区聚落空间发展:生产聚落的形成、发展因茶

而生, 缘茶而建。早期生产聚落政策性的输入法中, 到后期市场经济的自主选择, 已使得茶生产聚落有点到面的发展。

4.1.3 茶区聚落物质环境发展:共同的经济利益, 促使

不同的人群聚集于此, 因茶而起, 依茶而存;生产聚落发展壮大促使思茅区茶区环境形成, 为同类型产业发展凸显优势。

4.2 生产聚落发展战略

4.2.1 经济发展趋向多元化

大部分生产聚落是计划经济下强调资源配置与生产力布局的地域分工所得, 忽视了资源产地经济结构的完善, 使茶移民村经济结构缺乏足够弹性, 难应对市场风险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下, 产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在保持原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 积极推动多元化经济发展, 增强生产聚落的综合经济功能, 是成为生产聚落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4.2.2 完善生产聚落基础设施

系统规划茶区的基础设施, 加强茶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发展, 尤其道路交通的建设。另外加强茶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建设, 如茶叶交易市场、物流集散中心等利于市场拓展的发展条件, 促使茶产业向资源密集型发展, 凸显产业优势。

5 结论

通过对思茅区普洱茶生产聚落的形态分析, 在农业原料发展的基础上, 茶聚落沿茶园而建。因茶的关系可划分为不同类型聚落, 政策发展、茶的种植、生产方式等的不同影响着聚落的形态。笔者建议在今后的产业规划及同类型产业发展中, 对相关聚落空间的布局应作出有前瞻性的规划。

参考文献

[1]王湘琪.普洱茶产业链发展探讨[J].宁夏农林科技, 2011, (4) :6-12.

[2]崔功豪, 魏清泉, 陈宗兴.区域分析与规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46-296.

乡村聚落与城市聚落的差异 篇2

一、特点差异

乡村聚落是以农业活动和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 城市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 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一般由乡村发展而来。它们的特点差异表现为:城市景观较复杂、规模较大、功能较多, 是环境利用改造较强烈的区域;乡村景观较简单、规模较小、功能较单一, 是环境利用改造较弱的区域。

二、空间形态与分布的差异

1. 空间形态的差异。

根据聚落的空间形态差异, 乡村聚落一般可分为集聚型村落和散村两种类型。集聚型 (简称集村) 村落又可分为团状聚落、带状聚落和环状聚落。乡村聚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在河流较少的平原地区由于地势平坦、开阔且为了取水方便多形成团状聚落;在河网密度较大的平原地区, 乡村沿河道伸展, 空间形态多呈带状。在狭窄河谷阶地、山麓地带由于受地形限制乡村形态也会形成带状聚落。环状聚落相对较少, 多表现为环水和环山聚落。

按照用地的平面形状城市一般可划分为集中型与分散型两大类。集中型城市又划分为团状型、长条型、放射型等多种类型;分散型城市可划分为组团型、星座型、散点型等类型。

城市空间形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 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表现。地理环境是影响和制约城市空间形态的基本条件。在平原地区, 由于城市用地较为规整, 城市形态呈团块型, 如安徽合肥市;在山区河谷的城市往往形成长条型, 如湖北宜昌、青海西宁等。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城市的早期发展中, 可能是自然环境因素起主要作用, 而随着城市的发展, 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其空间形态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而且影响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包括交通条件、城市职能、城市的历史演变、政策和规划、科学技术等。

2. 空间分布特点的差异。

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聚居地的总称, 聚落的空间分布地应该是人口集中分布地。所以从全球范围看, 聚落集中分布在中低纬度的沿海平原。

按照影响乡村聚落分布的因素看乡村聚落多分布在: (1) 临近水源丰富的地方; (2) 地形较平坦, 气候、土壤、植被条件较好的地方; (3) 临近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 (4) 靠近集市和宗教活动的地方。我国的乡村聚落有村落和集镇两种基本类型, 其中集镇的分布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人口指向型、交通指向型、行政指向型、文化指向型。地理位置较优越的乡村较容易发展成为城市。

城市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因素等。城市的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布局是一致的。根据城市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 城市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 (1) 节点城市:一般位于交通沿线的某些特定点上, 如湖南省株洲市; (2) 边界城市:一般居于两种或多种区域边界上的位置, 如山地与平原交接带、海岸带, 以及行政边界等; (3) 居中城市:一般位于它所吸引地区的中心, 较容易向四周扩散并提供服务, 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具有多功能的特征, 如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三、存在问题的差异

乡村聚落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农业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不合理, 劳动生产率低; (2) 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进而出现人地矛盾; (3) 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第一加大科技投入, 发展生态农业和立体农业;第二调整产业结构, 改变原有的单一的生产结构,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第三可以发展第三产业, 如生态旅游业, 既可以解决乡村聚落因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的人地矛盾, 又可避免因过度发展经济而出现的环境问题;第四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城市聚落存在的问题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其主要表现为: (1) 城市环境质量下降; (2) 交通拥挤; (3) 社会问题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所以如何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也成为我们掌握的重点。如何创建和谐的人居环境, 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合理布局交通、商业和文化设施。

《城乡规划》中的聚落地理侧重于城乡规划的作用, 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城乡规划具有前瞻性, 只有合理的城乡规划才有利于城乡居住和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有利于预防和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有利于建设和谐的人居环境。所以我们在进行城乡规划前首先必须对城乡聚落的差异进行细致的分析。

生产聚落 篇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血缘关系对房屋的传承起决定作用。而其中的核心是父子相承的核心家庭。本文通过老人对南岙村聚落演变的介绍、南岙村村志记载等材料为基础, 对浙江舟山市南岙村张氏血缘传承下的海岛农耕聚落及建筑的兴建、继承使用、扩展与聚落的演变进行了研究, 为海岛农耕聚落的研究提供了样本。

南岙村坐落在舟山本岛东南部东部, 总面积2.53 平方公里, 处于舟山岛东南部丘陵地带, 东连南中山, 紧濒莲花洋。地势由东向西倾斜, 东部宽, 西部略窄。南、东、北三面环山, 峰林绵亘, 山势陡峭, 最高南中山海拔300 米, 村东南中山与南北两翼的美女山、丁家山、狮子山、倭巢岗等连成畚斗形村落;西部和中部冲积小平地如畚斗的开口处, 平展数百亩水田。

全村原有翁家弄、坟头下、三和、老屋、三房、鲍家、中段里、里新屋、外新屋、五房、柏三、荒地湾、西岙岭下、半山等14 个自然村, 现缩减为9 个自然村 (如图一) 。距普陀区区治约4公里。南岙村历史悠久, 舟山自唐开始置县以后, 南岙先后属翁山、昌国、定海等县 (州、厅) 地。南岙之名从元代开始便有文献记载。宋时为芦花盐场南岙灶户。

2. 家庭血缘传承下祠堂、大屋建造与各自然村的形成

尽管南岙张氏不仅仅走出舟山, 而且已经走出浙江, 但是, 最为集中的地方仍在南岙村, 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家族发源地在南岙, “根”在南岙。

南岙先祖因年代久远、资料缺乏难以考证。根据口传及相关资料, 南岙张氏由河南中州府杏花村石旗庙侧张氏迁镇海霞浦, 后有三兄弟东渡定海, 分别居展茅、南岙、邵岙。张氏先祖于明嘉靖 (1522—1566 年) 在老屋仓后山麓建椒衍堂。原由正堂和左右厢房组成, 呈三合院式。

第三代先祖张復中, 约生于明万历三年 (1575年) 前后。于1610 年前后新建复裕堂及两厢楼房15 间。并首立排行40 代, 即:君卿公振廷、志守尚文明、孝友家声远、忠良世德清, 一心崇敬义, 百福兆和平, 彦士熙朝佐, 贤人伟绩赓。新建复裕堂后, 张氏众家祖堂也由椒衍堂迁至此。由于此处是张氏祖先最早定居的房子及最早的祖堂, 故称“老屋”。老屋坐北朝南, 冬暖夏凉。北靠仓后山, 南临面前山, 东临三房, 西接槽碾头。聚落沿山边呈块状。“老屋”是张氏先祖在南岙的最早定居地和南岙最早聚落形成地。

第四代君字辈先祖、第五代卿字辈先祖未建祠堂和大屋。

第六代公字辈先祖张公美为复裕堂下第三房, 张公美于清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年) 建第三房祠堂——务本堂及楼房15 间, 故形成“三房”聚落, “三房”是南岙先民最早定居点之一 (如图二左上) 。三房东以里湾峧为界, 过峧即邵岙村;南接面前山, 西连老屋, 北靠狮子山。聚落沿山边呈块状。

第七代振字辈先祖张振槐建垂裕堂及大屋。张振槐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生, 终年无考。乾隆朝国学生, 为南岙张姓清代学士之首, 成年后大量扩展田地产业, 连父遗产总量超千亩。并于雍正八年 (1730 年) , 在位于老屋后山南麓, 建垂裕堂及22 间楼房, 使老屋聚居点规模进一步扩大。

第七代振字辈先祖建高地里四合院。高地里四合院位于三房东南, 坐东朝西, 面临面前山, 背依倭巢岗, 由振字辈先祖兴建。计有平房三十余间。至此四合院的兴建, 使老屋、三房、高地里三处聚落逐步连接, 为大聚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八代廷字辈先祖张廷琇建大楼设宽裕堂。张廷琇约生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 卒年无考。20岁入庠生。于乾隆三十年 (1765 年) , 在务本堂后建楼房18 间, 并设宽裕堂及闲所;同时, 又另建楼房6 幢;两者合计建筑面积1473 平方米, 占地983平方米。由此, 使“三房”聚居点有了重大扩展。

第九代志字辈先祖分别建外新屋走马楼、里新屋走马楼。外新屋走马楼又称鲁家园走马楼, 该楼由第九代世祖张志渊于清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年) 兴建, 位于鲁家园东南边, 坐南朝北, 面朝粉壁山, 背靠大家山。外新屋走马楼的兴建, 为南岙人居点向村西南发展奠定了基础, 并在此形成了新的聚落 (如图二右上) 。

里新屋走马楼于清乾隆三十七年 (1772) 由志字辈先祖兴建, 位于里新屋东南边, 坐南朝北, 面临南岙大溪坑, 北依美女山。因该楼地处鲁家园走马楼里边, 又是新建走马楼, 故名里新屋。该楼为二层楼房24 间, 建筑面积约2000 平方米, 占地面积约2500 平方米。于1891 年前后毁于火灾。但此聚落保留至今。

3. 聚落形成的原因

人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不断繁衍人口, 形成一个大的聚落, 此地必然有其宜居要素。“人居环境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中介, 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联系和作用的一种形式, 理想的人居环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或如古语所云‘天人合一’”[1]。南岙张氏先祖自明嘉靖年间定居之后, 繁衍至今已经形成一个有十余个自然村、村民1500 人左右的大聚落, 这与南岙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南岙作为典型的海岛农耕聚落其形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具备风水吉地基本特征

从整个南岙山坳看北、东、南三面环山, 只有西面南岙河流入芦花河前敞开一口。南岙张氏先祖最早聚落老屋称得上风水吉地, 坐北朝南, 背依狮子山, 前有面前山作为案山, 远处有美女山作为朝山, 青龙首有倭巢岗山脉延伸, 白虎首有坟头山, 东南有天大旱时水源仍充足的大井, 且形成南岙河起源小溪。老屋面迎阳光, 冬暖夏凉, 前有对景, 近水这些风水吉地的基本要素都具备。

(2) 具有农耕聚落存在和发展的土地、山、水、气候等条件

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南岙人而言, 聚落选址最重要的考量是土地, 有了足够的耕地, 农业生产才能自给, 所以沿南岙河两岸的南岙西部和中部冲积小平地开垦出近千亩耕地, 聚落大都沿山边而建, 或建在高地上, 以让出耕地来。

除耕地外, 必须考虑水利、气候等。这既包括生活、生产用水, 也包括避免水害。南岙地势由东向西倾斜, 南岙河顺着地势也由东向西流, 因此, 一般不会发生水灾。

4. 演变的原因

南岙自张氏先祖在老屋定居以来, 逐步发展到14个聚居点 (自然村) , 至今又缩减为9个聚居点 (自然村) , 聚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 聚落内由明时仅张氏先祖们居住, 发展到今天, 全村已有姓氏72 个之多, 这些重大变化的变化原因何在?

4.1 析居、杂居中形成的聚落

南岙村聚落变迁, 从血缘传承的角度看其特点是:张氏以老屋为中心, 逐步多点扩展——老屋、三房这些最早的张氏聚落点早期为纯张氏聚落, 其他聚落点在形成时以张氏为主体, 其他不同姓氏杂居混合而成。

五房、柏山聚居点分别由南岙先祖张朝卿第五子建房、张氏先祖房名柏三房定名, 都是从老屋析居出来。中心北聚居点张姓于清康熙年间从老屋析居;余姓于清道光十五年从定海北蝉迁来;鲍姓于道光二十年从定海干览迁入;此外还有越、陈等九个姓, 共同形成了中心北聚居点。中段里聚落由张、陈、沈、余、翁等11 个姓组成, 其中张姓于清康熙年间从老屋析居, 陈姓咸丰年间从宁波姜茅山迁入, 沈姓嘉庆年间从镇海迁入。三和、荒地湾、西岙岭下、半山等聚落都是以张氏为主体, 其他姓氏杂居的聚落。

4.2 人口变动是聚落演变的根本因素

早在宋、元两朝, 南岙已有居民, 明初海禁徙民荒废。明嘉靖年间, 又有张姓居住, 繁衍后代, 人口渐增。清道光至光绪间有多支移民自宁波、镇海及邻近乡村迁入, 南岙人丁渐旺, 至1950 年解放时, 全村909 人。至2000 年全村1421 人, 50年净增56.33%, 年均递增9‰。人口的繁衍, 促使一些村民从原聚居点析居出来, 形成新的聚居点。历史上, 外迁而来的居民, 他们在南岙找到落脚点后, 往往在一起聚居。

4.3 追求交通便利是聚落演变的重要原因

南岙三面环山, 岙口向西。南岙有一条古驿道由村中穿过, 北向由南岙三和经塔岭直抵大展, 南向由西岙岭经陀岙直达沈家门。另有一条驿道东西贯通, 由南岙通往西面的芦花集镇。还有, 东南通往沈家门, 东北通塘头, 东通陈家后等通道, 多属羊肠小道, 需翻山越岭。水路是南岙河通往芦花河, 直达出海口。由此可见, 古时的南岙交通基本适应当时人居环境。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人们对交通的期望会不断提高。先是20 世纪60 年代初期, 开通了由南岙至芦花的公路, 方便了村民外出, 同时也使居住在半山的村民感到住在半山腰生产与生活的不方便, 因此, 逐渐有村民向下移居。

南岙村交通变化最大的是1995 年国家兴建应塔公路后, 使南岙交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南岙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岙, 成为较开放的现代新农村。同时为居住在半山和西岙岭下的五个自然村的村民移居至应塔公路边打下了基础 (如图二左下) 。

4.4 灾害促使聚落演变

海岛聚落受灾害影响最大的应是台风和海潮, 但对于南岙这样一个三面环山又远离海岸的山岙农村而言, 海潮不会有影响, 台风的影响仍存在但由于三面环山, 使台风的冲击力得以减弱。从南岙的历史看, 灾害对聚落影响最大的是发生于1968 年的老屋自然村的大火灾, 一个有几十间房子的走马楼及附近十余栋房子被毁。此次火灾后, 老屋部分村民移居到坟头下定居, 这为坟头下新聚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5 政治 (政策) 对聚落的影响

坟头下聚落的扩展是1980 年农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 半山、五房等地的部分村民为生产和交通的便利相继搬来定居。至2003 年, 一个原来无人居住地, 形成了有70 余户, 200 余人的聚落。

2002 年前后是南岙村聚落变化最大时期, 原来在南岙水库上面的五房、柏山、半山、荒地湾、西岙岭下五个自然村整体迁移到应塔公路边村中心所在地形成一个新的聚居点。这个重大的动迁主要原因:一是政府为方便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二是为确保水库水质安全;三是政府通过自然村的整体搬迁对原宅基地整理和搬迁村民新宅基地的集约使用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以上政府乡村管理措施和政策的出台, 对农村聚落变化起着重大的影响 (如图二右下) 。

5. 总结与思考

在舟山群岛新区新渔农村建设实践中, 如何保持农村文化传统, 保留农村田园风光, 留住青山绿水。综观海岛农耕聚落——南岙村演变中所反映出来的村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以及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成功与不足, 以下几点值得提炼并应用于当下:

(1) 造屋传统继承与宅基地的集约化

由前所述, 普陀南岙张氏核心家庭的血缘传承过程看, 每一代人都有独立建造新屋的强烈愿望。一旦家庭的财力、物力、人力允许, 就会尽力去建造属于自己核心家庭的大屋。社会发展到今天, 传统的“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观念已不复存在, 而且, 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 核心家庭人口显著减少, 因此, 造大屋的愿望不存在, 但对能满足两代人居住的单家独户的楼房的追求相当普遍。为满足农户的要求, 这些年乡镇政府在农户宅基地的审批过程中尽管力求保护耕地, 但从农民已经建造的房屋来看, 还是有一部分耕地被占用。同时, 有些宅基地的使用看上去比较松散。这对海岛稀缺的土地资源的使用带来负面影响。南岙村在半山、西岙岭下等五个自然村的整体搬迁过程中, 将五个自然村110 户左右、300 余人统一在靠近应塔公路的村中心建新的聚居点, 在规划设计和建造过程中, 采用集约式宅基地使用方式。这是一个较成功的范例, 它除了达到宅基地集约使用外, 还在老自然村搬迁地上整理出一片农耕地, 使农耕地的增量目标得以实现。不仅如此, 而且, 大大方便了农户的生产和生活, 为老百姓作了好事。

(2) 依山而建、保护耕地

南岙村在聚落演变与发展过程中, 十分注重对耕地的保护。早期的十余个自然村有一半建在半山坡上, 另一半也是建在沿山边的高处, 均不占耕地, 尤其水田, 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耕地资源。可见, 先辈们在住房建造中, 优先考虑的是子孙后代的吃饭问题。并且, 这种强烈的耕地保护意识, 已经内化为历代村民的自觉行动。从当代新形成的坟头下聚居点来看, 村民们沿着坟头下在东西二公里左右地方成条状展开, 不占一分耕地, 这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3) 聚落建设与聚落保护并举

新农村建设必须保留农村的文化风貌, 留住田园风光, 不搞大建大拆, 不能用城市的那一套。按照这一要求, 南岙村聚落的演变, 既有其成功的一面, 也有其不足之处。南岙村的成功一方面是农村文化传统基本没变, 田园风光基本留住, 但不足的是南岙水库上游五个自然村搬迁过程中, 未进行综合评估, 几个很有特色的小自然村没有加以保护。如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上半山自然村, 该村建于南中山半山腰大树丛中, 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 原生态等级相当高。这样的原生态小村落如得以保护, 不仅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 而且对历史上海岛干栏式建筑研究提供难得的样本。还有在南岙西岙岭下古驿道边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合院, 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 海岛聚落建设中, 对必须拆迁的聚落和建筑应由专家评估后决定, 不可贸然行之。

摘要：中国传统家族讲究聚族而居, 会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选取一个依山傍水地理环境优越的地区繁衍扩大。这种现象在海岛的农耕聚落中更是明显, 并且尤其自身的海岛特色。因为在海岛严酷的自然条件下, 海岛家族需要更紧密的凝聚, 来应对环境的变迁, 适应海岛的劣势。而这种家族传承下聚落的变与不变, 其中蕴含的人居智慧值得深入挖掘、保护与提炼, 以可持续发展的留住地方的乡愁。

关键词：舟山群岛,南岙村,家族传承,聚落演变

参考文献

[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ISBN7112045061.p39

[2].邬永昌, 秦永禄.南岙村志[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ISBN7507313743.

巴蜀聚落民俗探微 篇4

巴蜀地区无自然聚落现象

清代初期,清朝在四川疆域上作了很大调整,把明代所辖与陕西、湖广、贵州、云南等省相邻的部分辖区改易调整给了上述诸省。如:“康熙四年(1665年)改乌撒府隶贵州”(赵尔巽:《清史稿》卷六十九)。“雍正四年(1726年).因四川东川府与云南军甸州接壤,兵部复准改隶云南就近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镇雄府、乌蒙府亦同时改归云南管辖”。“雍正六年(1728年)四川所属遵义府改归贵州省管辖”。“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川夔州府所属之建始县、改归湖北施南府管辖”。(以上所述引自王刚《四川清代史》。)

以上所述是想说明清代以前四川所辖疆域较大,恰是这些地方。经笔者考察、其文化现象和四川盆地汉族居住区域无本质差别,其中包括传统民居及传统村镇形态,理应属同质形态。对这种现象范围更明确一点:即北起广元、巴中、达县地区,南至贵州遵义、毕节、威宁地区部份,东起万县地区,西南至云南昭通、东川、镇雄、会泽地区部份,包括四川盆地全部。(藏、羌、彝、土家、苗等少数民族除外)范围内以汉族为主,人口一亿四千万以上。与此同步的其他形态,如衣饰、语言、饮食、民俗、习惯等社会因素也同质同形。即很大部分西南官话范围,这样,作为物质民俗之首的建筑现象则难以独立于渊薮之外。亦即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少见自然聚落,多分散民居及以市街形态出现的特殊聚落场镇。

上述地区凡与少数民族毗邻,尤其藏、羌、彝地区,一过界,便是截然不同两重天。汉族一边,以场镇聚落特征出现,另一边则全然传统自然聚落分布。这样的空间反差表达了民族个性,也反衬了巴蜀地区独特的汉族空间区域个性。不仅如此,在各自的聚落内部、民居也呈全然不同的个性形态,即从里到外各属一个空间系统。

从“百姓爱幺儿”民俗说起

流传在四川汉族地区的一句俚语:“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可谓深入人心、脍炙人口。何以此俗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对居住形式及村镇发生发展有何影响?其深层背景何在?

此俗据历史学家考释:春秋时期甚至商朝始,在中原地区、生产力呈上升之势,自然因素对于民居及聚落形态的制约逐渐下降,经济及文化日趋发达、社会与文化因素在聚落发展中逐渐取代自然因素的影响。同时封建时代国家机构渐之形成、帝王的嫡子进而嫡长子有了王位的继承权。而庶子则被分封。历史学家认为:“分封就是分家.分家还意味着儿子们分领土地分散居住”。分家亦是分氏,姓氏也就在那个时期开始形成。庶子即与嫡传正宗相对的旁支,后泛指百姓众民,即庶民百姓。既然皇帝王位长子可承袭,那么百姓的依靠,养老送终的赡养则只有依赖儿子了。最小的儿子是弱势群体,是父母最疼爱的、最需要扶持的。所以,民间“爱幺儿”自是必然,老人赡养也顺理成章视小儿子的居住地为主要居住地。这就制约了围绕长辈住宅组团居住,从而形成聚落的契机。自立门户的其他儿子们则散居在他们的土地旁边,散居格局于是发生。

我们讨论的是区域聚落的形成及民居现象,上述与此何关?是的,当时中原这种现象很普遍。然而自秦统一四川后,大量中原移民人川,自然通过军事征服也把这种民俗“制度”通过最有力的组织形式保证,在巴蜀地区推广开来。此俗在成都牧马山出土的著名东汉画像砖庭院图中得到印证。此庭院和现在四川民间绝大多数庄园在布局与空间上神形同质。同时和当时中原如“河南郑州出土的汉墓空心砖上刻有前后院的住宅”(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984.6二版)同质同形。说明四川汉代庄园与中原住宅有血缘关系,是一种分散居住现象在汉代还同步在推行的事实。理应是秦统一四川在住宅民俗上的延长。刘敦桢甚至认为:“川中路程,每公里折合2.5华里……疑川省各地里数乃秦、汉所定,相沿迄今未改”(刘敦桢文集(三):P:255)。然而到了后来,中原出现了大大小小聚落。显然,那是宗族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村庄,是封建时代高潮期的一种物质鼎盛现象,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空间佐证。与期同步事象如理学、科技、绘画、易学、城市建设等也呈现高度发达状态。比如,宋代山水画中,出现了其他朝代罕见的非常讲究的聚落形态描绘,且是山水画中房屋表现的一种时尚。四川的历代山水画中却没有发现聚落表现,多是单户散居现象、直到当代。

然而在巴蜀地区,在住宅的民俗上,仍然还在沿袭着秦汉以来的居住模式,即单家独户散落田野过着自由自在的农耕生活,继续“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小人薄于情理、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隋书·地理志》)的不依赖血缘纽带的独居形式。

至宋代,宋太祖发现了这一问题,《宋史》言开宝元年六月,宋太祖下令“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又诏:“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一直到清代,这种别财异居,人大分家俗风仍势头不减。直到新中国成立,即北方人入川见到的景况。可见宋代山水画中表现的中原聚落在宋朝皇帝眼中是文化正宗,巴蜀地区分散居住的现象是“小人薄于情理”,是抛弃父母的不孝道行为。

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先秦中原居住文化在中原以外地区大规模的传承,后来中原这种民俗文化消失了,反而在巴蜀地区得到全面系统的传播与承袭。实在也同是中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叹为观止的奇观。亦可称巴蜀地区还在传承几千年来的中原居住文化。

巴蜀地区一些聚居现象

我们说村落即聚落,是同一个意思,即以农业为主的,星罗棋布分散在田野上的一种物质空间组团现象。始只是遮风避雨,抗御寒暑的基本居住功利要求。而且这种形成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聚族而居的,在巴蜀以外地区一直延伸至今,是农村常见的聚居形式。无论聚落发展到多大规模、无论内部空间组织如何反映宗族结构井然有序的完善,封建伦理仪轨构成划分如何尊卑分明,谱系层面对应如何空间有致,终不过血缘关系空间化的极端而已。这种现象在巴蜀地区农村和城镇是不多见的。如果说有这样的家族结构空间,则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寨堡。如隆昌云顶寨,自贡三多寨等等,上述成一族、多族组合成松散的聚落。起因多为躲避农民战争的威胁,而不是生产生活的肌理性发展。时过境迁它们必然衰败,何况这些寨堡旁边最终还是形成了场镇。

恰不少城镇街段,小片区出现血缘纽带构成的空间现象,如巫山大昌有“温半头”,“篮半边”,忠县洋渡有古家几弟兄相邻组团的街道民居等等。此正是本文核心追寻的巴蜀聚落走向的另一个层面巴蜀场镇,一种以市街形态出现的多元结构聚落终于凸现。

自秦以来,巴蜀地区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此况直到20世纪中叶三线建设、移民运动不断。古代移民多地缘加血缘关系的迁徙,两千年来,无论来自全国什么地方的居民,一到四川,便不由自主地随乡入俗遵循“人大分家”习俗开始分散居住。自然,他们失去了血缘聚落于田野机会。但也出现了相邻较近,视听可达的地缘性大聚居现象,如成都东山五乡、荣昌,隆昌县交界地区,西昌黄连乡的客家人大聚居格局等,但终不是传统的聚落形式,而只是地缘散居较近的一种形式而已。这种形式在四川境内还有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移民的各自散居较近结合,从而在时间形态上同步也产生了语言岛现象。但它和以血缘为纽带的空间组合有本质区别。何况不是聚落。但是,在巴蜀地区南部,即与云贵高原接壤的边缘汉族地区,渐次出现了散居与聚落过渡的空间现象:一是民居有规模的组团现象出现,二是有祠堂昭示这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组团。三是场镇数量开始减少,说明场镇一些功能被聚落取代。四是生产力较低、经济文化滞后、自然因素对民居及聚落的形成起的作用更大。五是巴蜀“人大分家”的民俗约制力在边区已呈强弩之未。此况拿发达的巴蜀文化中心地区的云阳县凤鸣镇彭氏宗祠与民居关系比较:彭氏民居散布宗祠周围,虽然构成了以宗祠为中心的空间格局,但彭氏血缘关系终没有以组团形式通过聚落表现出来。

至于当今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民居组团貌似聚落的现象,多是清末以来,封建王朝解体秩序混乱,分家民俗渐次失去约制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只要深入进去,就能体验到和北方血缘聚落不是一回事。是一种毫无规矩可言的随意乱搭乱建现象。

地缘、志缘、血缘关系构架市街聚落

巴蜀地区究竟何时开始出现市街形态聚落进而形成城镇的?史学家各说不一。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有学者认为是秦统一巴蜀中原移民入川后,原土著聚落被中原“别财异居”习俗冲散,单家独户的农民强烈的交流、交往、交易要求,聚落开始以市街形态出现,同时中原治城格局渐渐渗透巴蜀城镇,尤其是县治所在地以上城镇,只要地形允许,必出现南北、东西两大轴线街道,并为公共建筑与民居框定了分布格局,此况实则形成了城市的最初构架。自然“聚落”这一概念同时已经消失。而我们要探索的是仍是聚落形态。它不过是以市街形态出现,哪怕它最后衍变成城市。但它的构成特征中仍残留着血缘的内在因素这就是场镇。

巴蜀场镇在清末已达四千多个,数全国第一,理应是城市之下的一个空间规模级别,或者说是数量巨大的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元素构成的市街聚落体系。基本构成框架可归纳成地缘、志缘、血缘三大领域。我们从公共建筑的一般分类中可以从左图窥视一些端倪。

恰好在场镇中的血缘关系这种在农村的自然聚落必须的内在纽带建筑祠堂,即宗祠之类在巴蜀场镇中较少发现。它们仍然孤立地多分布在农村,与散居的家族民居不形成组团,遥遥相望即可。此况反证巴蜀场镇不以血缘为主体结构的状态及事实,故无血缘性公共建筑的大数量发现。但不少场镇形成同一姓氏、家族小片区、小街段的民居集体排列组团现象,则是对远古农村血缘聚落的眷恋,如巫山大昌“温半头”,“篮半边”等。若以地名学的角度观察,诸如李家场、马家场、文家场等,不少是该姓居民场镇最早入主者、创建者,后来便以姓氏呼之。但没有发现一姓一氏最终覆盖场镇者。形不成场镇者,则以某家院子、某家朝门、某家林盘称之,即成散户。

关于儒、道、释三家公共建筑在巴蜀场镇中的地位与构成,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总的情况是佛教寺庙较多,道观其次,还没有发现有文庙、孔庙之类。至于相当于衙署等行政性质的公共建筑,尚未发现。

巴蜀移民社会生存之道,在过去更多的是同乡、同道的协调与帮助。帮助靠“帮”,即集团、帮会。清末民初四川哥老会的发展,可以说是这种社会形态的一种极致、一种畸形形态。良性的发展则是团结,不排外。空间状态是虽错落却有致,组团较杂却有序可循。这仍然有市俗即市井市民性格因素在里面。它使人联想到西安半坡村落:一个大房子周围辐射出几十个小房子来。那些场镇街道上的会馆、祠庙大房子周围不也围建了若干小房子民居吗?民居中的居民身份不也与大房子息息相关吗?它们之间的缘份不也是一种尊卑观念的流露吗?

散居得以延续的综合因素

上述“别财异居、人大分家”的民俗以及父母随小儿子居住现象,导致巴蜀农村散居为主、无法形成村落,成为一个促进场镇发达的主要因素。这样的现状原因当然不止于此。

笔者认为:分田到户仍然是当今提高生产力的最佳方式,可以想像,两千多年前在巴蜀之地就开始萌发了靠近自己耕种地居住的习俗,无论土地是谁的,或者是佃农。这和分田到户形式上一致了,劳动效率也提高了。显然,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大大先进于家族似的集体生产活动。这种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进步必然使这种关系得以延长。

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的土地政策是“插占为业”,实则是谁先来谁就可以多占土地。先来者土地的宽阔为后来的后人分家、土地租佃都创造了分散居住、利于生产的条件,无形中又延续了“别财异居、人大分家”的民俗。于是,聚落仍然无法形成,血缘性的房屋毗连而居,组团相拥没有生存的土壤。

20世纪中叶的合作化运动企图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结果导致生产方式改变,生产力水平下降。掀起的“大兵团作战”,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集体居住,至大跃进晚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不仅聚落没有形成,还导致毁灭性灾难。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了分田到户的境地。结果可想而知,融融乐乐的天国又出现了。

上面叙述这样多,都是论证民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虽然它是表象,对于巴蜀民居与聚落的形成,和其他地方比较,很可能有时超越了其他的主要方面,众所周知,聚落形成有自然因素、地理、气候、地形、地貌、地质、材料等,社会因素有宗法、伦理、血缘、家族、宗教、风水、习俗等。然而,这些关系有时不是等分地在影响聚落的形成。在特殊的地区,某一特定的时间,在特定条件下,某一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甚至会超越其他。

一种广义文化与民居及聚落,分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同观念。形而上的观念经历史沉淀一经形成,便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民居及聚落这种物质形态及周边的环境。这是历史现象也是空间事实。

回到研究的原点

什么叫研究?研究就是探谜、解谜,去追究一些现象是怎样形成的。而现象的发生及过程即是原点,亦即谜底。离开了产生聚落的农业封建时代背景,离开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因素,包括民俗因素,孤立地、片面地、非区域地看待一个问题,显然总是矛盾百出的。

建筑学、规划学的高等教育中,凡涉及此类问题的学风,弥漫着一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快餐文化。症结问题在不想下工夫上。如当代沿马路两侧毫无制约的建房问题,城郊结合部快速组团建简易房出租的问题。当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够回到聚落的原点上清理一下思维,看农业时代有序的空间组织,深厚的文化铺垫是如何在施展智慧的。这就需要我们多花些时间作调查,多费脑筋去思索。

成长期和寿命是成正比的,有的东西可以快一点,有的就不行。建筑创造活动整个就是漫长的人类文化追求的目标之一。然而它又有区域性的世界性差异。中国民居之所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位,本质在区域创造活动上,原因就在于它的漫长,没有漫长是谈不上积淀的。积淀是需要时间的。只有通过漫长,它才会酵发出永恒的魅力。这就是一个事物永葆青春的文化寿命根本。当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我们解决了人们迫不及待的转型期物质急需后,没有更多的空间去作实验性的开发,并触及到开发的土地极限后,可以预见,人们将回到认识问题的原点上。

新乡县聚落地名探析 篇5

自古中原地区连年战乱, 居民外迁, 地广人稀。从两晋南北朝至五代时的混战, 到宋、金、元争霸, 战乱不断。元代统治后期, 因手段残暴, 激起中原人民反抗。刘福通等人于颖州 (今阜阳) 揭竿而起, 率“红巾军”战元兵达13年之久;元末, 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等起兵江淮。大战于黄河两岸, 将元朝控制河南广大地区的首领扩廓帖木儿 (王保保) 战败。在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中, 被视为必争之地的中原, 屡屡成为战争的焦点。加之黄、沁河水患, 使中原民众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之苦, 被迫数次逃迁。大河南北出现“田地荒芜”、“居民鲜少” (《续文通考·田赋考》卷二) 、十室九空的凄凉景象。至此, 中原一带原有的村民聚落 (地名) 急剧减少, 甚至消亡。

明朝建立后, 为巩固政权、发展生产, 有组织地实施驻军和迁民屯田的政策。明廷在组织当地流民定居屯恳的同时, 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发达、人口迅速增长、田亩严重不足的山西迁民, 制定凡家户有丁四人迁三、六人迁四、八人迁五, 同家同姓不得迁居一地, 逃跑、瞒报者严惩, 愿迁者发给川资 (路费) 、棉衣、安家费, 并按丁自便置田、免缴三年税赋的迁民政策。大规模迁民始于明初, (《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等正史记载) , 前后历48年计18次。其中, 明洪武六年至三十五年 (1368-1402年) 29年间迁民10次;明永乐元年至十五年 (1403-1417年) 14年间迁民8次。在前10次中, 唯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 十二月一次涉及彰德 (安阳) 、卫辉、开封、怀庆 (博爱) 等河南四府。历次动迁总人数虽无确切记载, 但传说有近百万人, 从山西迁往全国各地。明洪武初年, 从山西洪洞县直接和间接迁民抵新乡建村, 使新乡人口猛增。据查, 全县二百多个村落中, 从山西洪洞县迁入的占60%-70%。明天顺六年 (1462年) 黄河南移绝流后, 直至清初沿河两岸迁入故道内建村落40个。到清末全县有近五百个村落 (地名) , 此时的聚落地名, 绝大多数是迁移过来新建的地名, 也有迁时袭用的老地名, 还有未迁移的原地名。新乡县从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 调整行政区划时, 有48个村落划归汲、辉、洪、延津、封丘等县。1949年至2009年六十年间几次的行政区划调整, 由原来的四百多个减少到了一百八十多个村落。

综上所述, 新乡县村落地名命名有以下规律及分布特征:

1命名规律

1.1以地形、地貌特征命名

新乡县在河南省北部, 处黄、沁河冲积平原, 地势平坦。遇到阴雨连绵或黄、沁河决溢, 山洪暴发, 易造成严重的水灾, 故聚落多择高地定居, 这是平原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在土岗建村, 如岗头、台头、无里堌堆 (已绝) ;有的在土岭上建村, 如范家岭;有的在水 (河) 边建村, 如水东、水南、水南营、西河;有的在河流交汇处建村, 如合河;有的在水潭附近建村, 如络丝潭、龙潭村 (已绝) ;有的在泉附近建村, 如大泉、龙泉;有的在古黄河渡口处建村, 如八柳渡 (津) 、马 (码) 头王、庄 (装) 岩 (盐) 渡;还有些因特殊地形地物而得名, 如莲池 (已绝) 等。

1.2以单姓或复姓命名

封建社会绝大多数以姓氏和宗族、亲戚关系集聚在一起形成的聚落地名, 有明显的民族性特征。根据调查, 以姓氏命名的全县有101个聚落, 多数在建村时、在姓氏后加通名“村”或“庄”;有些聚落以两姓相连命名, 如刘大赵、李大赵;还有的以姓氏与自然地理实体相结合命名, 据调查全县有33个聚落, 如翟姓很早迁居在县西南的大水泊南北, 以捕渔为生, 始称南翟泊 (陂) ;罗姓在明代转迁居古黄河北岸一个高滩上, 始称罗家滩;王姓迁居在古黄河故道中一条大水沟两沿, 始称沟王;有的定居在堤的转弯处, 如王家湾、张湾;有的定居在一个洼的边沿处, 如杨洼 (已绝) 。这种以汉族姓氏命名的数量最多, 充分反映了新乡县聚落地名词语的民族性, 虽然境内有少数民族, 但多数插花居住, 仍然没有超出汉族姓氏命名的范围。如司马村, 唐时复姓司马在此居住, 该村就是以司马复姓名村。

1.3以本姓氏与其特殊建筑相连命名

古黄河北岸在汉代已筑一条东西向大堤, 后来人们就沿堤定居, 以堤命名。如大阳堤、大金堤、永兴堤、赵家堤、朱家堤、小赵堤、贺家堤、路家堤、油坊堤、马家堤、刘家堤、程家堤、陈家堤、普家堤、关家堤、原家堤、保安堤、张家堤等18个聚落;有的定居在水井旁, 如崔家井、戚家井 (今戚庄) ;有的定居在桥旁, 如贾桥;还有以楼命名的, 如荆家楼、赵家楼等。

1.4以树木和园圃命名

以树木命名的有杨树湾、八柳树、红林 (野虎林) 、杏庄等。以园圃命名的有桃园、柿园、菜园等。

1.5以军事、邮传设置命名

新乡素称兵家相争之地。隋唐时, 县东设临清关 (今临清店, 属新乡市) , 县东南设延津关 (今申店附近) 。五代后汉乾祐三年 (公元950年) , 慕容超在县西南 (今七里营) 军屯。南宋岳飞部镇守八柳渡 (津) 口。明初实行“散兵屯田”, 先扎9营, 后增到18营、22个营, 以店后营为总营。这些营内军户还分散在辉、汲、淇、延津、封丘县48个军屯, 这些军屯不仅战时应战, 而且兼理民事, 久而久之都形成了村落。邮传, 最早也是专为军事传递情报, 后境内设置12个驿铺, 西南有长兴铺、小冀铺、敦留铺, 西有归善铺 (今代店村) , 北有陈堡铺, 东有临清驿 (铺) 等。随着交通邮政的发展, 官道上也出现了旅店, 东南有新集店 (今申店) , 南有永城店, 西南有刘家店、敦留店, 西有大家店 (今代店) , 逐渐有邮政和客店成村, 至今这些村落仍然沿用“营”, “铺”, “店”的通名。

1.6以吉言佳语或祈福命名

全县这类地名也不少。如永康, 后由此又派生出西、南、东北、西北、韩5个永康村。又如任旺, 派生出牛、高、李、杨、梁5个任旺村。还有长兴铺、大兴、兴宁、都富 (今豆腐村) 、永安、太平等村。春庄是以春暖花开吉祥之时建村而命名。

1.7以寺观庙庵和神话传说命名

全县有8个村落。如宋 (送) 佛, 相传宋代沁河泛滥从上游冲来一石佛, 到此不前而命名。又如敦留店, 唐时黄河洪水泛滥, 从上游冲来一木制神楼, 内有菩萨一尊, 到此蹲下, 留到这里, 故名。又如贾城, 古代一农夫天不明时往县城里卖粮, 行至此处, 雾气腾腾, 看见已到县城, 但城门紧闭, 随躺在城下睡觉, 等到天亮, 雾气全落, 是一个村庄, 后传说此为假城, 又演变成今名。以佛教所建庙宇命村名, 如郎公庙、寺王;如古固寨, 始称姑姑庵;又如石碑、塔小庄。

1.8以帝王、皇戚关系及古名人命名

如王府庄 (古黄河南岸) , 据《原武县志》记载:“周简王 (姬夷) 王子埘封此, 既此为王府”。又如皇唐马, 唐朝时此处为重盐碱荒地, 在此放马, 后人称唐朝放马场, 简称唐马。明永乐年间, 张姓迁李唐马村西头定居, 嘉靖元年 (1522年) 张缉的女儿被册封为顺妃, 此处因之名皇亲唐马 (清乾隆《新乡县志》载) 。后简称皇唐马;如大、小介山。春秋末年, 晋公子重耳为逃避残害而流亡到魏国, 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饥饿待毙, 忠臣介子推为救其命, 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煮汤给予公子, 十几年后重耳作了国君 (晋文公) 后, 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 唯独忘了介子推, 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 劝他面君讨赏, 然而介子推却身背老母亲悄悄到绵山隐居去了。文公听说后, 羞愧莫及, 忙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 然而, 介子推与老母在绵山上不与文公相见。晋文公用计使火烧绵山, 逼介子推出山。大火烧遍绵山, 却没见介子推身影, 火熄后人们发现介子推与老母已坐在一棵花柳树下死了。后人为纪念介子推, 就把他在魏地休息过的地方命名为介山来怀念历史上这位忠臣。又如刘八庄, 据《刘氏族谱》记载:“明万历年间, 始名刘家新庄, 先人刘老八在明末反抗明潞王暴政, 曾与潞王兵在汲县境内打仗多次而获胜”。后人为纪念他, 于清初改为刘八庄。

2分布特征

2.1择地势高、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的地方居住

这一分布特征与其他地区聚落分布都有普遍性和共性。新乡县原来的二百多个聚落 (村庄) 除大块镇的个别村庄外, 都具有这一特征。

2.2择古官道、交通邮传沿线定居

新乡县所处位置十分重要, 有南到汴梁、北往燕京, 东通卫辉、西达洛阳、长安。沿古官道、邮传建村 (营、驿、铺、店) 的有八柳渡 (八柳树) 、七里营、小冀、长兴铺、敦留铺 (敦留店) 、李台铺 (李台) 、新中驿 (新乡) 、陈堡铺、灵递铺 (十里铺) 、归善铺 (代店) 、临清铺、 (临清店) 等。

2.3择古大堤顶或堤内侧 (向阳坡) 居住

元末明初迁民过来的聚落, 首先居住在古黄河大堤顶和古沁河泛滥防洪大堤顶, 其次是选择在两条古堤的两侧居住, 南侧 (向阳坡) 的稍多, 北侧 (背阳) 的较少。沿古黄河大堤 (汉堤、古阳堤、大金堤) 及两侧的聚落村庄占全县村庄的70%左右。最明显的是七里营镇的敦留店向东经永兴堤 (杏庄) 、大阳堤、赵堤、关堤和洪门镇的张堤等五六十个聚落村庄。沿古沁河防洪堤的从大召营镇的文营、岗头、野虎林 (红林) 向东经卫滨区的赵村、李村、王湾一直到开发区的台头等二十多个村庄。

2.4以集镇贸易 (大村庄) 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迁民建村之初, 大多是以大姓氏或大家族或几姓合住一起为聚落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部分大村已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集市贸易中心, 随后从大村分迁出来或从外地迁来的其他姓氏依大村周围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居住落户。如新乡县的七里营、小冀、郎公庙、古固寨等几个大村的周边分别附带有几个较小的村庄, 这一分布特征也较有普遍性。

2.5逐步认识自然、向沙滩区居住

随着人口的增加, 生产力的提高, 抗御自然能力的加强, 人们逐渐向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差的地方迁住。比如新乡县境内黄河故道的滩区内, 黄河南移后给新乡县南部留下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沙滩地。为了生存, 人们在提高认识自然能力的基础上, 逐步向沙滩地区耕种, 有的是单家独姓到此耕种, 有的是几家或几姓到此耕种, 时日久远、盖房建院, 漫漫形成村落。如荆楼、崔井等。

豫北地名形式, 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与民族大融合的主客观因素, 其不确定性与变化之大及既连又断, 断续承接的历史特性, 令人叹为观止。

参考文献

[1]新乡县地名委员会.河南省新乡县地名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3.

汾城古镇聚落形态分析 篇6

1 历史沿革

汾城镇历史悠久,由古太平县发展演变而来。太平县旧称“泰平县”,到了北周,因为周太祖名字叫“于文泰”,为避“泰”字讳,遂改“泰平县”为“太平县”,仍属平阳郡。隋大业10年(614年)移县治于关东(今北古县村),先后属平阳郡和绛郡。唐贞观7年(633年),太平县城由今之北古县迁移到鄂公堡(俗称敬德堡,今汾城镇所在地),县署就设在尉迟敬德帅府内。五代、宋均属绛州。宋时将乡宁南部划入太平县。金时属绛州,元代时先属绛州,后属晋宁路。清代先属平阳府,继属绛州,后又属平阳府。1915年,国民政府鉴于四川、浙江、山西都有“太平县”或“太平府”之名称,为了避免重复,遂将浙江的改为“温岭县”,四川的改为“万源县”,山西的改为“汾城县”。1954年,山西省将襄陵县与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并移县治于史村镇(今新城镇),而原来的太平县旧址也就成为今日之汾城镇政府所在地。古太平县城创建于唐贞观7年(633年),据光绪8年(1882年)《太平县志》载:“县城,其始唐鄂公敬德堡也。贞观7年,徙县于此”。这里所说的“唐鄂公”是指唐初大将尉迟敬德,名恭,朔州人,跟随唐太宗征伐有功,封鄂公(《旧唐书.卷七十二》)。古太平县曾经是尉迟敬德的食邑,建有“敬德堡”,也是尉迟敬德“帅府”所在地,敬德堡周边尉村、中黄村是尉迟敬德的“职田庄”。太平县城西依姑射,东临汾河,南北通衢,人杰地灵(图1)。

1太平县城图

2选址示意图

2 聚落格局分析

2.1 古镇选址

《太平县志》载:“姑射山在县西十五里,自北而南亘抱邑境”。又称:“汾水,在县东二十五里”。又载:“姑射、汾水,环绕左右,其间冈峦起伏,川原夷旷,物类繁滋,民生攸赖”。说明汾城镇位于姑射山与汾河水之间的汾河西岸的平川之上,处于环山傍水的临汾盆地南部。这样的地形地貌特征形成了其依山傍水、平整规矩的城镇格局。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壤,使古太平县冠之以“金襄陵、银太平”的美名。总的来说,古镇选址有利于人类生存、农耕发展,以及货流的集散、商业的繁荣,是一处产生于农耕文明背景下的、相当理想的城镇聚落(图2)。

2.2 街巷格局

汾城古镇以鼓楼为中心,分别向南北延伸为鼓楼南街和鼓楼北街,构成贯穿整个古镇的主轴,形成对称布局。城内分布有十七余条大小街巷,较为完整的街巷主要有鼓楼北街,位于鼓楼以北,长约543m;鼓楼南街,位于鼓楼以南,长约414m,两侧仍保留有“前店后场”格局的商铺。城隍庙街,位于鼓楼之西北,长约380m。草坡街位于鼓楼之西南,是鼓楼南街在城外的延伸,长约583m,原为石板铺砌,因曾为买卖牲畜草料的地方而得名。东坡街,位于鼓楼之东南,石板铺设,长约112m。道路系统作为聚落的骨架和支撑,往往影响着聚落的空间结构,也将聚落内部各要素联系成为有机整体,汾城镇的街巷表现出多重的功能性。它既是古镇的内外交通路径,又是重要的商业经济交换场所,而且是城镇的主要外部空间形式与基础设施,承载着居民丰富的公共生活(图3)。

2.3 空间格局

作为一座古代城邑,城墙、街巷、府衙、庙宇、店铺、民宅等建筑要素是构成城市格局的基本单位。同时,它还具备行政、戍守、交通、商贸、教育、济民等各种功能。除了城墙、民宅之外,古镇城西布置有文庙、学宫、试院、学前塔。西北布置了城隍庙、魏侯祠、娲皇庙、观音堂、仓储等,城东布置县署、各司衙门、关帝庙、刑狱等设施。主要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商贸繁荣。昔日的地方行政机构驻地,尽管历史文化信息已不再完备,但其基本格局尚在,保持着明清时期的道路结构和整体布局,构成了一座典型的集传统文化、历史建筑于一体的结构完整、气势恢宏的古建筑文物群,反映了明清时期县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图4)。

2.4 古镇城墙

太平古城东西宽332m,南北长655m,占地22ha。作为一座城池,自建城以来,历代均有修缮。太平古城城墙,最早是夯土版筑。明代初期,“周围三里六十五步,高四丈,壕深一丈五尺”。三面临沟,独居高阜,据险而建,易守难攻。明景泰初年(1450年),知县岳嵩重修。明正德6年(1511年),知县龚进对县城进行了扩展,此时的太平县城有五座城门,南门叫“迎恩”门,北门叫“拱辰”门,大东门叫“镇安”门,小东门叫“永阜”门,西门叫“顺化”门。到了嘉靖14年(1535年),知县耿儒“易土堞口以砖”,共有砖砌堞口1180个。4年后,新知县牛纲又补建了20个墩台。再过6年,又一位知县袁崇道在墩台上建了亭子,从而使得太平县城更为完善坚固。崇祯3年(1630年),陕北义军王家胤东渡黄河,直达太平县境。为防患于未然,知县魏公韩号召乡民修筑堡墙,自行保卫。全县共筑起68个堡子。同时,多方筹集资金对城墙进行加固维修,至崇祯4年(1631年),工程全部竣工。这时的太平县城“采石为基,通甃以砖。自堞而下,计高四十一尺,上广三十尺不等。围长一千四百步有奇”。通过这次大规模修建,奠定了今日之汾城古镇的规模和面貌。进入清代以后,虽然也进行过一些修补之举,但始终未能改变明代格局(图5)。

3太平故城历史街巷分析

4文物建筑分布

5城墙位置图

2.5 晋商家园

古太平县历来商业繁荣,商贾云集,明清时期藉汾河水运与驿道之便商业迅速发展,经济较为发达,是晋商劲旅之一“平商”的集散地,是当时著名的商贸之都。城内分布着大量的晋商字号,据有关资料记载,清至民国时期,太平城内有商号一百多家,均属私人所有。经营者既有汾城籍人,也有绛州、临猗、万荣、稷山、曲沃等邻县以及大同、太原、河南等地客商。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县《铺行议定规条》碑记有“粟行、油行、京货行、杂货行、油漆行、水烟行、药材行、铁货行、肉行、木器行”十大行业。这些行业的铺面作坊,布满了太平县城内、北关、东坡、东关、西圪塔、南关等主要街道,可谓是商贾云集,摊点栉比。明清时汾城镇的个体商业极其发达,镇内70%以上的镇民均外出经商。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外出的商人才弃商返乡(图6)。

6城隍庙

7王氏民居平面图

8王氏民居剖面图

3 民居形态分析

汾城古镇的民居形态以四合院为主,但依据功能、地形等因素,又呈现出不同的平面形式。临街分布多为“前店后场”式布局,入口设于倒座一侧,或在倒座中点穿过。有的在短边设入口,呈现纵深狭长的院落。有的在长边中点设入口,呈现宽扁形院落。院落具有明确的轴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民居院落平面多采用“工”、“口”、“T”字形。庭院空间界面以四周实墙为主,没有顶部界面,房屋出檐并不深远,符合北方建筑的特点,建筑基座也不高,一般只做1~2层台阶,下沉的院心地面与露天部分垂直对应,增强了院落纵向的轴心感。民居建筑多为两层建筑,一层高二层低,二层用作储藏之用,有的在内部设楼梯,有的在外部用活动梯直上。立面造型上,二层设小窗,提高了整个立面的高度。建筑外部大都设有沿廊,侧面做低矮的风火山墙,外形朴素平和,利用不同瓦片排列形式形成不同的肌理。

3.1 王氏民居

太平城内王氏一族最为有名,故居现存三处。文庙外现存一处,系王氏裔孙布政使经历加二级直奉大夫王念维创建于道光4年(1824年)的四合院,现存北堂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厅三间,保存较为完整。内城隍庙东侧二处,路南为老宅,有四合院一处,中轴线布置内宅门和正堂,坐西向东,两侧为厢房,建于明万历年间(图7、8)。城隍庙街王氏民居南院平面呈矩形,入口设在东面围墙中轴线上,院落成扁矩形,南北对称,正房五间,坐西向东,有外沿廊,现在仅存三间,立面门窗已经损坏无贻,南北厢房对称布置,其台基低于正房台基,均为三间,也有外沿廊,延廊上有木雕雀替,保存比较好。城隍庙街王氏民居北院平面亦呈矩形,不一样的是中轴线与长边平行,院落被正房厢房和倒座建筑围合而成,入口位于中轴线上,倒座中央开设门洞进入院内,整个院落的建筑均为两层,体现在里面上是在一层门窗上开设了一排小窗,二层用作储藏,在房间内设楼梯攀爬而上,这种建筑形式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整座院落保存较好,木雕装饰精美细致,建筑为砖木结构,立面门窗开口较小,梁柱等结构构件被包裹在砖墙之中。在屋架内部的脊下写有“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冬月初一置又于二十九年五月重修主人观叙六品卫监生王树德妻荆氏并合家”。

3.2 郑氏民居

郑氏家族在太平城内也是望族之一。郑家祖居城东5里之西村,明末迁居于太平城内。其宅基位于城之东南隅,现存四合院一处(书房院),其后裔于1990年代自费办起一个民俗文化展览院供人参观。

3.3 雪怀书社

雪怀书社为二进院落,第一进院有民国初期建筑两座,保存较完好,第二进院落建于明代,院中现存明代正房一座,西厢房一座,倒座一座。据了解,雪怀书社曾经是民居,现在用作了书社存放书籍,作为公共建筑使用。二进院正房面阔三间,中间一间较宽,前面和两侧有外廊,前廊上有雕刻精美的雀替,正脊、柱础的装饰也十分考究,立面的门窗采用小格木门扇层层分隔,最上层和最下层为固定窗,中间部分有门套;作为储藏之用的二层根据开间的分布亦作小窗,但只在中间部分开启,仅起到通风的作用。屋面采用硬山双坡顶,在侧墙做有层次跌落的风火山墙,但并不同于徽派民居的细腻做法,具有北方建筑的特点。二进院厢房面阔三间,左右对称,砖木结构,小两层建筑,下大上小,屋面采用硬山单坡顶形式,正脊砖雕样式精美。

3.4 王体复院

王体复院是一进院落,现存有正房一座,厢房两座,倒座一座,均为两层建筑,保存较完整。正房座北向南,面阔三间,抬梁式木构架,进深五檩,沿房屋进深方向架两层叠架的梁,梁逐层缩短,形成三角形屋架。屋面为硬山双坡顶,旁有层次跌落的风火山墙,外形朴素,立面舒展开阔,体现了晋南地区的建筑特点。在枋面上还书写有题词和画作。厢房面阔三间,与正方不同的是,梁柱等结构构件均包裹在砖墙之中而不外露,窗洞开口相对较小,在窗洞上檐有砖做的叠涩装饰,朴素大方,倒座与正方相对而坐,面阔三间,木制门窗高大而开阔,直到现在还用纸糊的窗纸,但部分有破损(图9)。

4 结论:汾城古镇的价值特色

汾城古镇的基本特征在前面已有详细的分析。综合上述,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城镇聚落,其价值特色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古镇聚落选址讲究,格局均衡,是中国北方罕见的、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县级城镇的典型代表,保持了较好的原真性和整体性,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太平古城三面环山、河水环绕,规划严谨,秩序井然,自建城以来,空间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历史文化街区保持着传统的空间尺度,时至今日,民宅栉比、店铺林立、商业繁荣。城区边界明确,构成县城的重要因素,署衙、学宫、仓储、寺庙、店铺、民居、塔、楼、桥梁等不同类型的建筑一应俱全。现存建筑从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4年)到清末的建筑遗构十一处,有近四十余座保存非常完整的历史建筑。建筑类型丰富、结构完整、时代特征鲜明,具有较高的建筑技术价值;地处南北通关要道,攻防守备、一应俱全,具有较高军事研究价值。

(2)汾城古镇现有格局基本上延续了明清时期的镇落格局,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太平古城有着千年的历史,并在唐宋时期即已较为兴盛,属于士大夫的封地,有官居的属性,其防卫功能尤其首要,这一点可以从早些年的县志中证明。该镇金代创建的洪济桥,精巧牢固,是北方十分罕见的廊桥,也是当时连接官道的要津,商业贸易成为太平古城的主要职能,并且历史上又曾是黄巾起义发生的核心地域,可见当时太平城位置的重要性。元明清三代大量兴修的十几处庙宇,形成了大片民宅与庙宇交错布局的传统城镇风貌,至今仍保留着较完整的传统城镇格局,构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古镇落发展历程。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3)文化的延续性在汾城古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汾城古镇聚落不仅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古代城镇格局,而且保存了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真实再现了明清至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与生产图景,文化的延续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占我国主导地位的儒、释、道文化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尉村鼓车”、“中黄抬阁”、“高腴高跷”、“东坡旱船”等民间艺术,在汾城镇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有的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形成了汾城镇独有的特色民风民俗,而且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具有较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图10~12)。

9王体复院测绘图

10城墙现状

11社稷庙

12文庙

(4)汾城古镇古建筑群布局严谨,建筑细部精美,文化内涵深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古镇格局不仅遗存完整、丰富,而且保留下来的公共建筑、店铺和民居院落大都格局完整,历史风貌较好。对于历史城镇环境、格局、建筑等要素的研究提供了准确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在砖雕、石雕、木雕等装饰艺术方面,题材广泛,技艺精良,反映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图片来源

图1、2:引自《太平县志》;

图3~12:作者绘制与拍摄。

摘要：山西省襄汾县汾城镇由古太平县延续演变而来,时至今日仍然保留了中国古代县级城市的完整格局和基本要素,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论文基于实地调查的大量一手资料,分析研究了汾城古镇的历史背景、聚落格局、建筑形态,归纳总结了古镇的价值特色。

关键词：汾城古镇,古代城市,聚落格局,建筑形态,价值特色

参考文献

[1]劳文庆,朱光绶.太平县志(光绪8年)[M].襄汾:襄汾县志编撰委员会翻印,1986.

[2](清)孔尚任.平阳府志[M](线装本).

[3]王轩.山西通志(光绪18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山西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

[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

[6]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7]王金平.山西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8]王金平.风土环境与建筑形态[J].建筑师,2003(01).

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研究综述 篇7

聚落通常包括农村聚落和城市聚落两类。作为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聚落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憩、劳动生产以及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乡村聚落学是聚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人文地理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乡村聚落学是研究乡村聚落(狭义的聚落)的景观、形成、演变、分布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联的一门学科[1,2,3]。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开始于19 世纪。这一时间段内的乡村聚落研究多侧重于描述聚落的形态以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980 年以来,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地理学等影响,西方的乡村地理学研究逐步向人文和社会方向转型。

随着乡村聚落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诸多学者运用GIS的方法开展对乡村聚落的研究。2012年,李红波等通过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发表《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及近今趋势》,提出乡村聚落的人文和社会化与乡村重构趋势。2014 年,吴江国等运用GIS的方法,结合土地调查数据在县域、镇域、村域三个尺度上分析了乡村聚落景观的分型特征[3]。2015 年,宋晓英等学者发表《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一文,引用GIS和密度估算方法,分析了蔚县商周时期至清朝3000 多年间的乡村聚落演化,指出其演化受自然、军事、人口、经济等的影响[4]。

二、乡村聚落研究相关理论

(一)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论是在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产生的理论。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人地相关论)、适应论、人类生态论、文化景观论、唯生产力论、非决定论、协调论等。人地关系协调是人地关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强调人地关系中各子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最终目的是人地系统的和谐发展。人地协调的重要标志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不断得到改善,社会可接受性不断加强[5]。

(二)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中心地》一书中提出的,成为研究城市职能、城市规模及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理论。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实地调研,提出了中心地的概念,表述为向居住地周围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场地,并发现中心地的分布会受到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因素的影响,由此中心地有等级大小之分,等级的大小决定了中心地的数量、分布、服务半径。通过确定中心地经贸活动的影响半径,加之空间组合的概念,形成中心地的网络结构,他还提出在理想环境下的聚落分布的六边形模式[5]。

(三)系统论

19 世纪40 年代,贝塔朗菲(L.V.Bertalanfy)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奠定了系统论发展的科学基础,到70 年代,在各国的学科领域内掀起了“系统运动热潮”。

系统学作为一类严谨的科学,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越来越多的地理研究者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地理学研究,诸如建立地理研究的系统模型,界定系统的研究边界,在城镇规划、区位选择等方面,系统思维与地理思维形成了较好的契合。随着RS、GIS、GPS等系统学科的发展,地学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思维方式,通过一些动态的模型,更加明确了地理研究的可视化和动态演化。系统论也成为地理科学方法的核心,系统学思维为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前景[6]。

(四)分形研究理论

1967 年美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B.Mandelbrot)提出分形理论。分形是指与整体以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如海岸线的局部和整体的相似[7]。分形理论被用于地理学是一种定量研究。国外将分形理论应用于聚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林豪斯、巴蒂和富兰克豪泽。阿林豪斯运用分形理论对中心地进行重构,并证明分形方法可以生成廖什体系。

巴蒂在1994 年与朗利联合出版了《分形城市》著作,书中探讨了城市的边界、土地利用形状、城市形态等。法国学者富兰克豪泽出版《城市结构的分形性质》,并于2000 年发现城市化进程中,聚落形态演化逐渐出现的分形特征。

国内研究在1990 年开始,艾南山等将分形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开始运用分形理论研究城市规模和结构[8];陈彦光、刘继生和朱晓华等相继将分形理论应用于城市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中。1998 年,单纬东、陈彦光发表《信阳地区城乡聚落体系的分形几何特征》一文,通过对信阳地区、罗山县域、周党镇村镇的聚落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了其相似分形性质。2014 年,吴江国、张小林等结合分形理论,通过研究对比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的聚落,发表《苏南和皖北平原地区乡村聚落分形特征对比分析——以镇江丹阳市和宿州桥区为例》一文,证明分形理论对聚落体系规划的实用性和科学性[9]。

三、乡村聚落景观及空间格局研究综述

(一)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容

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期,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在国内外地理学界全面展开。景观格局的定义来源于景观生态学,是一种描述景观空间格局的外在现象。景观格局又称景观结构,由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要素排列组合形成,是生态过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尺度上的结果[10]。

乡村景观研究最早在捷克、荷兰、德国等国家开展。研究内容主要为: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演变;分尺度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类型;研究乡村景观,通过乡村规划调节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乡村景观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感知等。

(二)国内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成果

19 世纪80 年代,乡村景观研究在中国兴起。相对于国外,中国的乡村聚落研究起步较晚,但却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挑战的领域。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主要包括乡村住宅环境、乡村聚落的景观类型以及评价、乡村规划、乡村旅游等方面。近年来,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

1.景观格局。汤国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方法,通过研究水系、地形、交通、城镇距离等因素对聚落的影响,提出聚落格局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11]。蔡为民、唐华俊等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定量方法,研究了黄河三角洲近20 年来的农村居民点格局[12]。冯文兰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和度量方法,选取高程、水系、交通网、坡度对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做了定量化分析[13]。

2.乡村聚落景观与环境的关系。姜广辉等学者将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区域,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及景观指数的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变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的要素之间的关系[14]。刘仙桃研究了地形、河流以及公路交通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并得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分为集群型、随机型和均匀型3 种类型。

3.乡村景观评价。刘滨谊与王云才运用景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景观地理学的理念建立了乡村景观的可居度评价,可达度评价,相容度评价,以及敏感度评价和美景度评价体系[15]。谢花林与刘黎明从乡村景观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出发,通过构建目标层、项目层、因素层和指标层4 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乡村景观规划和设计提供依据[16]。赵勇等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状况进行了社会调查,构建15 项指标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分析评价,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为4 种类型及相应做出评价[17]。

4.村落规划。郭晓东等通过对研究区的乡村聚落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对居住点的选择更倾向于空间较为开阔、交通更为方便、水源条件更为适宜的地方。但人口的扩张、聚落数量的增加,导致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分散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中心村建设,促进和引导乡村聚落适度集中,从而实现乡村聚落的健康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18]。

四、结论及展望

通过以上对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发现,聚落景观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技术方面已经相对成熟。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也投入了更多的物力财力在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上。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乡村聚落的研究可以为农村及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