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精选五篇）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篇1

(一)赠与合同撤销权的内涵

撤销权对其行使权力时的撤销行为,有法律性和非法律性的行为。它是消极的一种权力,它撤销法律行为,有包含瑕疵的和无瑕疵两种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是在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的作成无瑕疵。有瑕疵撤销时在法律原则上溯及既往的,这样的效力失去,是在法律行为作成时就有瑕疵。撤销的传统民法理论中,撤销是使瑕疵法律行为的效力,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效力消亡。这种撤回权是对于将要赠与人的物权享有的取消,而做出的赠与意思表示权利。

(二)赠与合同撤销权的种类

赠与合同里的合同撤销权有任意的和法定的,法定撤销权里有赠与本人做出的和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做出这个权力的执行。诺成合同是一种对当事人的任意撤销权不允许行使的方式,在赠与人是不能享有这种权利随意撤销的权利的,在我国的赠与合同,就是使用诺成合同这种形式。赠与合同是无偿的,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必须履行的合同,它所承载的是纯获益者为受赠人。赠与人仅在财产转移前,可以取消合同。当赠与人在自我经济遭受变故时,才可以酌情撤销这种赠与人的法定关系。

二、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不足与改善

(一)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不足

1. 撤销权存在滥用的危险性

在我国的对于赠与人在财产转移前,享有撤销权,但是我国的合同法中,规定我国的赠与人是不享有这种任意行使合同放弃赠与的事实,这种情况是为了预防有人通过赠与合同,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签订合同,当拿到所需要的利益后,就通过任意撤销,从而使得合同失效。赠与合同的订立过程,是需要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的同意才能进行的。签订的过程包括要约和承诺,合同的解除也必须是双方都统一意见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存在赠与人的任意撤销的行为,将会带来受赠人的损伤,为履行合同做出的各种程序,都失效了。赠与人任意撤销的行为是缺乏信用的一种表现。同时对于其他合同的赠与合同撤销权的设置,规定还是不够详细。

2. 在赠与合同内部,撤销权与相关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没有充分注意到相关制度之间的契合与衔接、客观上影响了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

赠与合同中规定了,当赠与人故意做出使得赠与财产价值有损的行为时,就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出相应价值的补偿行为。这条制度规定,是不够完善的,这样的责任赔付,必须从财产转移交付的时间点,来分析具体情况。在赠与物转移交付前,如果赠与物损坏或者灭失的情况,是赠与人故意的行为,是不应给予责任追究的,而是应该允许任意撤销,因为此时物权归赠与人所有。但是当赠与合同履行后,赠与物交付完毕了,此时物权归属受赠人所有,赠与人如果发生故意损坏的行为,则应该赔偿,同时不具有任意撤销行使权。但是对于赠与人还是有贫困的抗辩权,当赠与人的经济情况受到严重影响时,经营不善或者家庭经济水平困难时,可以选择赠与义务的终止行为。但是遇到道德相关的公益赠与时,此条规定方可生效。

(二)对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改善建议

1. 引入缔约过失责任

撤销权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实施的,这个原则是要求合同的双方,对合同的相关条款给予信守的要求,而不是能够随意撤销自己履行合同的义务从我国相关条款中,给出了当被确认无效撤销的裁决时,就该对受赠方给予损失补偿。但是当受赠方与赠与方都是该承担过失的情况下,那就各自承担相应的损伤。当订立时发生借合同之名,谋取其他利益,或者合同订立的相关情况,并不属实等其他诚信条件,这时就该负担缔约责任。

2. 撤销权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撤销权中如果赠与人签订了赠与合同,就该履行其责任。但是当赠与人故意行使任意撤销权时,但是对赠与财产移交后,是不被应允的。赠与人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变化时,家庭收入窘迫,此时应该被应允不参加任何赠与活动,包括其他公益性质的,这就与法律要求相悖。法律应该对于赠与人同样给予保护,这样才符合道德观要求。

摘要：赠与合同是基于无偿性的合同,立法中对于这种无偿性的规定,是非常特殊的,合同的生效要件,大概分为要务、要式与不要式和不要物与赠与人任意撤销三种模式展现形式。本文中通过对赠与合同的简要介绍出发,包含赠与合同的内涵和种类,同时讨论了各种我国赠与合同的各种不足,包括滥用的危险性,还有贫困抗辩权与撤销权等制度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存在问题的矛盾点。通过这些简要的讨论之后,才得出最后的处理问题的措施,引入相关的责任条款,并且进行制度的改善。

关键词：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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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篇2

第一种情形，假设在赠与人尚未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物毁损、灭失的， 如依《合同法》第189条规定，赠与人似应就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在受赠人依此请求赠与人承担损害赠偿责任时，由于依《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在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因此赠与人此时完全可以以此条规定为依据撤销原有之赠与。而合同一经撤销，受赠人之合同上请求权即不复存在，因此无法请求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之损害赔偿。而在赠与人撤销赠与之前，该财产为赠与人自己的财产;在其撤销赠与之后，由于赠与财产之权利并未转移，因此已毁损之财产仍为其自己之财产。赠与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权，因此如因自己之故意、过失致其毁损的，自然不必向他人承担责任。受赠人此时仍无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在实际上只有赠与人自己在此情况下不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才有可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也不过为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行使并无时间上的限制，仍可随时行使之。因此在第一种情形下，第189条将在实际上落空。

第二种情形，假设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始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此时赠与财产之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之合同义务亦随之消灭，该财产已归受赠人，成为受赠人之财产，如此时因赠与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该财产毁损、灭失的.，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他人财产，属于侵权无疑。然而衡诸立法本意，并无在此规定赠与人侵权责任的意图和必要。因为对于他人财产之侵犯非但故意及重大过失，即一般过失亦构成侵权行为，得向受侵害人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侵权责任应依《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其请求权之规范基础，而不应在《合同法》，尤其是其中的赠与合同一章中作特别规定。而且此处要求赠与人仅应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之损害负责，而未说明对一般过失造成的损害负责，可见并无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的意图。因此，《合同法》第189 条的立法意图应当不是在此处规定赠与人的侵权责任，故此时无第189条的适用余地。

第三种情形，赠与财产的权利在转移过程中。因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均可行使任意撤销权，因此，只要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应认为赠与人仍可撤销之。故此时如因赠与人之故意、重大过失造成赠与财产毁损、灭失的，与第一种情形无异，难适用第189条。

由此可见，前述立法在如下两方面存在不符合立法意图之处：

其一，由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期间等均无限制，致使除《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以外的赠与合同，不问情由均可被任意撤销，从而使受赠人对赠与财产因赠与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到毁损、灭失时，实际上无法请求损害赔偿，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一纸空文。

其二，由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毫无限制，使得受赠人不仅在前述情况下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使得受赠人在为接受赠与而作了准备之后，因赠与人撤销赠与而使其遭受的损失，由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为行使法律赋予之权利，其行为可以排除违法性，从而使得受赠人的这种损失无从得到补偿。如受赠人为接受赠与人赠与之汽车，修建了一座车库，其后赠与人撤销赠与使受赠人徒耗金钱、时间和人力，从而遭受损失的，如仅对合同法前述条文作纯粹之文意解释，则受赠人的损失将无从得到补偿。

由此可见，《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的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范围失之过宽。实际上《合同法》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规范目的，无非是考虑因受赠人系纯获得利益，因此需要适当减轻赠与人之合同义务，故此赋予赠与人法定撤销权(《合同法》第192、193条)、赠与履行拒绝权(《合同法》第196条)及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等。 但规范之目的又并不在于使受赠人之期待和信赖因此而毫无保障，而仅是相对平衡双方利益。故此前述二种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行使毫无限制的情形，可以认为是在法体系上存在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立法意图之不完全性，即有法律漏洞存在(注：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251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另参见杨仁寿前引书142页以下。)。 为补充这一法律漏洞，在此需要对第186条第1款作目的性限缩之解释，将前述两种不宜于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情形，排除于该条款文意之外。依《合同法》第6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第一种情形中，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之前，未行使其任意撤销权，于损害发生之后方才行使的，可以认为是专以逃避损害赔偿责任为目的之权利滥用。此权利之滥用有悖于前述诚实信用原则，故应排除于法条文意之外，使赠与人在此时不得行使这一权利。在第二情形中，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既然为法律所赋予，其行使即为符合法律要求之权利行使，可以排除违法性，故而其行使一般无须负担责任。然而在受赠人出于诚实信用而作了接受赠与之准备之后，赠与人如任意撤销合同，则必将使受赠人之信赖受到损害，如前述汽车赠与之例。在此情况下赠与人撤销合同将给受赠人造成损失，显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有背于立法之规范意图。因此，在此应对赠与人撤销权行使之效力加以限制，即赠与人在此时原则上虽亦可行使其撤销权，但此权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责任，对因行使任意撤销权而给受赠人造成的损失，依缔约上过失责任为基础，赠与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篇3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缔约过失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116-03

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对于非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非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为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即只要是在一般赠与合同而非上述列出的三类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可无任何理由行使任意撤销权，受赠人无法要求赠与人履行交付义务，而在我国法律中却没有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约束或限制以及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所应承担责任的规定。倘若在实践过程中，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受赠人已经为受领赠与财产做了准备工作并支出了相关费用，此时赠与人突然行使任意撤销权，受赠人将因此蒙受损失，且由于任意撤销权的合法性，受赠人无法向赠与人追求赔偿责任，这显然对受赠人是不公平的，也突出了任意撤销权行使与合同法法理基础存在的冲突。

一、赠与合同的性质

对于赠与合同性质的研究与认定，是明确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存在的理论基础。

首先，与其他合同相比，赠与合同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偿性，赠与人愿意向受赠人支付一定利益，而不要求受赠人提供相应的对价，并且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这实际上造成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从社会道德和法律双重角度考虑，对于赠与人的行为，法律没有过多苛求，反而有意减轻了赠与人的主观恶意程度，从《合同法》189条即可看出，只有在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责任；而赠与人赠与财产时可能因一时冲动未为周全，或其他原因使其对赠与财产心起悔意，此时法律理应从保护赠与人利益的角度，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否则将会显失公平。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律设立任意撤销权奠定了道德和法理基础。

其次，对于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的问题，学界争论不断，我国《合同法》的颁布也未能平息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诺成说，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根据《合同法》185条的规定，并未要求赠与人以交付赠与财产作为赠与合同成立的要件，故应将赠与合同理解为“一诺即成”；其二，若将赠与合同认定为实践合同，则当赠与人未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合同并未成立，赠与人不负有任何给付义务，双方当事人也不受合同约束。在此情况下，只要赠与人无恶意，其完全可为自身合理考虑而随时放弃赠与想法，不再订立赠与合同，则《合同法》规定任意撤销权便是多此一举。可见，赠与合同性质的认定和任意撤销权的存在息息相关，申言之，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是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行使的前提。笔者赞同诺成说，从各国立法例来看，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在法律中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制度[1]，可见，立法者正是基于本国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和诺成性，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而制定的。

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价值判断和质疑

（一）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价值判断

法律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在生活、交易过程中应具有明确的价值取舍和行为指向性。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也时刻平衡着社会价值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价值。正如前述，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和单务性，使得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权利义务上存在不对等性；而赠与合同的诺成性也让赠与人负有更多的负担，赠与人一旦做出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受赠人予以接受，赠与合同即视为成立，按照法律规定，赠与人必须履行合同义务。相比于将赠与合同定性为实践合同的国家，将赠与人财产权利的转移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实际上是给赠与人第二次慎重考虑是否愿意承担赠与后果的机会，倘若赠与人确有不愿再实施赠与的原因，其不交付或权利转移的行为即明确了赠与人的态度，合同也因此不成立，这就保护了赠与人的权利不受损害。而在我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因将赠与合同认定为诺成性合同，一旦合同成立，赠与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义务，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赠与人来说不仅显失公平，更不利于社会道德以及善良风气的树立与发展。此时，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出现不仅是法律对保护赠与人利益的弥补，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以及明确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举措，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二）对任意撤销权的质疑

然而，法律在规定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对其进行限制，该权利无相对应的义务，也未规定滥用任意撤销权的赠与人是否要承担责任。首先，在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问题上，赠与人与受赠人相互信赖订立赠与合同，受赠人会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为接受受赠财产做积极准备，受赠人的合法信赖利益会因为任意撤销权毫无规制的行使而受到了损害，同样是显失公平的，这与设立任意撤销权的初衷——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相违背，这种无义务的权利似乎有矫枉过正的趋势。其次，在赔偿责任的认定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对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受赠人是无权向赠与人追究赔偿责任。因为任意撤销权一旦行使，赠与合同溯及既往的消失，受赠人无法就该赠与合同而追究赠与人的违约责任。而受赠人的信赖利益的确因为赠与人权利无规制的行使而遭受了损失，这实际上违反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说，赠与人往往碍于情面，明知受赠人已经着手为受赠做准备却采取消极态度不向赠与人主动告知赠与撤销的行为，也不符合《合同法》所要求的诚实信用原则。任意撤销权是依法规定的，通常认为排除了行为的违法性，这便出现了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的冲突，同时也是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与保障受赠人信赖利益的冲突。

三、缔约过失责任约束任意撤销权滥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

在缔约过失责任出现之前，当事人之间出现纠纷，若存在有效的合同，则守约方可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若当事人之间无任何已经成立生效的合同，则受害方只能追究加害方的侵权责任，这就是严格的“无契约则无责任”的理念，也造成一定的责任缺口。1861年，耶林在《缔约上过失、合同无效与不成立时之损害赔偿》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缔约过失理论，给民法理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2]。现今，我国学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不难从学者的观点中总结出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的几个要件：其一，缔约一方违反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先合同义务；其二，缔约另一方因对对方的信任而为一定行为，使得其信赖利益受到了损害；其三，一方的侵害行为与另一方的侵害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其四，缔约过失责任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其违法先合同义务一方存在过错。只要满足了这四个构成要件，即可认定侵害方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3]。缔约过失责任的存在是防止缔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遭受损失而无法得到赔偿，所以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对象是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区别于合同违约责任所保护的履行利益。但随着合同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应突破传统缔约过失理论的局限，逐步扩大缔约过失责任调整的范围，缔约过失责任应当始于缔约信赖关系的实际形成，止于合同生效之时。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基于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回归缔约过失责任的设立初衷。

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信赖利益的范围除因信赖合同成立所支出合理费用这一直接损失外是否包括间接损失，即受侵害方丧失和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学界还存在争论。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信赖利益应当包括间接损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机会损失虽很难确认，但确实逐步成为受侵害方损失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保护受侵害方利益的角度，应当充分发挥缔约过失责任的作用。

（二）对于引入缔约过失责任的质疑

既然要对受赠人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要求赠与人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必须明确该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显然，因为赠与合同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时已消灭，故不能援引违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但根据据此对受赠人信赖利益进行保护仍存在矛盾，首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无过错可言；其次，赠与合同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之前已成立，而非处在缔约过程中；再次，合同经撤销，虽可以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但这里的撤销权不同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赠与人在行使时也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则是合同缔结时有瑕疵的撤销权，两者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三）从构成要件角度分析引入缔约过失责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笔者并非完全否认上述对于引入缔约过失责任保护受赠人信赖利益的质疑，但这些质疑的基础则是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相关理论的不同争论而得出的不同结果。笔者在上文已详细阐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相关问题的立场，在此便结合上述质疑做进一步分析。

我国《合同法》已在第42条、43条、48条和58条全面肯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并在42条的兜底条款“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规定中，给引用缔约过失责任制约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留有了余地。

首先，缔约过失责任与防止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所要保护的对象和所基于的法理基础相一致。上文已明确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对象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均是源自于相对方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合同义务的违反。申言之，诚实信用原则是信赖利益保护的实质理由，在赠与合同中也不例外，赠与人同样需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而履行先合同义务，在实践过程中，赠与人常常碍于颜面，不积极告知有反悔之意，而待受赠人做出受赠的准备工作，向赠与人询问赠与事宜时，才予以告知，或者因为订立赠与合同时自身不成熟的决定，例如因赠与人自身原因未将赠与合同原本用途如实告知受赠人，事后反悔，这种出尔反尔甚至消极不告知的行为已经足以构成对先合同义务的违反。

其次，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是具有过错的。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包括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中行使民事权利不得损害同样受到保护的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否则即构成权利滥用。现行法律规范中，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已没有相关约束制度，如果赠与人在行使其权利时一味只以维护自身权利的自由行使为中心而不顾受赠人权利的损益，必然是有违民法基本原则，行为人是存在过错的。同时，赠与人是存在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无过错一说显然站不住脚。

再次，对于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方面，并不存在争议。只要受赠人的信赖利益确实遭到损害，且这种损害结果是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所导致的，即符合这个构成要件。

最后，上述质疑的其他问题，笔者在此也逐一予以反驳。第一，赠与合同虽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之前已成立，但这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不冲突。笔者在前文已阐明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终止时间定为合同生效之时而非成立之时更为合理，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则合同溯及既往的消灭，自然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要求。第二，无论是何种合同中的撤销权，以及其行使需要何种理由，只要其行使符合法律的规定，则法律效力是一致的，给相对方造成损害均是信赖利益的损害。

从上述分析来看，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给受赠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的情况完全可以满足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对其进行约束是存在可行性的，既然我国《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将其适用于此，仍是在《合同法》和民法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的，并未引入新的制度而造成不同法律体系的混乱和冲突，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四、赠与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引入缔约过失责任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进行约束虽可行，但仍需要根据赠与合同的特殊性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做相应的完善，甚至在有些问题上，建议法律应给予特殊的规定，从而更好地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赠与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问题。

首先，合同是平等主体自由意志的合意，基于人格平等的私法理念，人的意志应当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赠与合同虽为单务性的合同，受赠人不具有相对应的义务，双方的经济地位显然不平等，但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并不能导致双方意思表示在效力上的差别，在赠与合同中实际包含着独立而且平等的两个意志[4]。所以对于受赠人信赖利益损失的保护，要与保护赠与人利益的保护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受赠人因信赖赠与人会实施赠与行为而放弃接受其他赠与行为的机会，从而影响到其之后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等，如果只保护受赠人的直接损失而排除间接损失，事实上并没有给予受赠人平等的利益保护，这也是笔者强调赠与合同中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必须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原因。

其次，对于受赠人的赔偿也并非是没有限制的。随着法制的发展，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转变，即法律不再仅仅寻求对扰乱了的事物现状的恢复原状，还要缔造新的情形，它不再防御性地或恢复性地作为，而是充当了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5]。在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的讨论中，信赖利益是否应以履行利益为限的争论也从未停息。传统的德国民法上，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并认为保护信赖利益超过了履行利益则易使一方当事人不当得利；但笔者并不赞成此种观点：其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赋予法律更多的期许和更高的要求，缔约受侵害一方对于损害赔偿的期许也不仅仅限于回复到合同未订立的利益关系状态，而是做了一个长远的延伸，更有利于保障受赠人之后经济行为的开展，这也是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一味保守地维护交易安全已不可行。其二，信赖利益无法排除缔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赔偿的范围，而安全保障义务则涵盖了相对人人身或财产权利，而损害的人身利益的赔偿很难低于履行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以履行利益为限的观点存在冲突。故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所赔偿的信赖利益不应以履行利益为限。

但因为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原本受赠人即是无任何对价便可获得利益，在道义上其因对此怀有感恩之情，在要求赠与人对受赠人信赖利益进行赔偿时已经包含了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此时还要求不以履行利益为限，会赋予赠与人过重的负担，从而削弱社会互帮互助，勇于奉献的积极性，从而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从合同本身来说，若合同有效成立并履行，受赠人至多也只能得到赠与财产的全部，即为履行利益的全部，若要求在损害赔偿时承担超过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则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便失去了价值，反而使得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极其不明智，有可能支付比原本赠与财产更多的数额，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故笔者认为，法律应当给予赠与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上限以特殊规定，要求其一履行利益即赠与财产的全部数额为上限，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传统理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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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 篇4

一、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

(一)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概念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 是指在赠与合同依法成立之后, 在赠与标的物对应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给受赠人之前, 赠与人可单方撤销赠与使赠与合同归于无效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186条对上述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进行了确认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其目的就是赋予赠与人在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前以悔约权, 以使赠与人能够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二)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条件

因任意撤销权是形成权, 它的行使全依赖于赠与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 如没有一定的条件对该撤销权加以限制, 则会导致赠与人滥用撤销权, 对受赠人也是不公平的。所以, 虽然此种撤销名为任意, 但行权时并不是无限制的, 法律是有条件的赋予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 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具体而言, 我国《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在时间和范围两方面规定了一定的条件。

(1) 时间条件: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尚转移之前。具体是指, 如果赠与物是动产, 在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如果赠与物是不动产, 在赠与标的物办理权力转移登记之前, 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赠与。对于赠与标的物对应的权利已经完成转移的, 则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赠与。

(2) 范围条件:赠与人可撤销的赠与须非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由于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使得赠与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 若赠与人可以随意撤销这种赠与, 则违背了公序良俗。所谓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是指基于道义上的情感而做出的赠与, 若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 不仅与道义不符, 而且会给受赠人造成情感上的极大伤害。因此, 此类性质的赠与, 不论当事人以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 赠与人均不得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能撤销, 主要原因在于:在我国办理公正手续是完全自愿的, 赠与人经过公证人员的解释和说明, 则应当对其所作出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已经知晓, 同时由于办理公正有一系列的法定手续, 在此过程中赠与人有足够的考虑余地, 所以, 经过公正的赠与行为应当认定是赠与人完全真实自愿地意思表示, 如果再授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 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又有失合同的严肃性。

(三)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程序

从理论上讲, 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既可以采取明示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默示的方式, 甚至还可以通过仲裁机构或者法院行使。但是, 在现实中, 以默示的方式行使撤销权往往容易造成受赠者对默示这一方式在理解上出现偏差, 容易致使撤销权被滥用, 引发纠纷, 所以必须对默示这一行权方式进行必要的限制, 以维护合同的严肃性。比如, 对于赠与人在约定的交付时间到期后仍然没有交付赠与物的行为, 不能当然的推定赠与人的行为就是撤销行为;对于赠与人在约定的交付时间到期之前赠与人有偿转让的行为, 应当根据赠与人是否具备行使撤销权的条件来确定该行为是撤销赠与行为还是非撤销赠与行为, 如果具备相应条件, 则可推定为赠与人是在行使撤销权, 否则不能认定为赠与人是在行使撤销权, 而应将赠与人的行为认定为违约行为 (即:预期违约行为) 。

二、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

(一) 赠与合同中法定撤销权的概念

赠与之法定撤销权, 是指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允许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 撤销赠与。它与任意撤销的区别在于它的权利行使必须要出现法定的事由, 至于赠与究竟采何种形式、标的物是否交付或登记在都不影响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

(二) 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的适用条件

我国《合同法》第192条对其法定撤销权的适用条件进行了明确:

(1) 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的行为。

实践中, 赠与往往是赠与人从一定的情感出发对受赠人进行好意施惠的一种行为, 但是如果受赠人接受赠与以后, 却恩将仇报, 做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行为, 此时仍要求赠与人严格履行赠与义务, 有失情理。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赋予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有权撤销赠与。这种情况下赠与人对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 受赠人侵害行为所实施的对象必须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近亲属的范围应与《民法通则》确定的近亲属的范围相同, 包括赠与人的直系血亲属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第二, 受赠人的侵害行为达到严重的程度。所谓严重, 可以从侵权行为的情节和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既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的犯罪行为, 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名誉等行为, 而不是仅仅以受害人主观上认为是否属于严重为标准。

(2) 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此种情形下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 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这里的扶养义务既包括法定的扶养义务, 也包括约定的扶养义务。第二, 受赠人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这主要是指受赠人因某种主观目的, 故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第三, 受赠人有抚养能力。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如果受赠人在没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而不履行义务, 受赠人主观上没有过错, 系客观上抚养不能, 此种情况下赠与人不得主张行使撤销权。

(3) 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此种情形下, 行使撤销权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 该赠与必须是附义务的赠与。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赠与可以附义务。如果赠与合同附有义务的, 受赠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需要指出的是, 在附有义务的赠与合同之中, 赠与所附的义务是赠与合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赠与合同另行独立存在的一个合同。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约定的相应义务的承担与赠与人的赠与给付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对价关系, 但受赠人是否履行所附义务却直接关系到最终能否实现赠与目, 所以受赠人不履行赠与所附义务理应成为赠与人撤销赠与原因。当然, 并不是说只要受赠人有违约行为哪怕是轻微违约赠与人都可撤销赠与。赠与人能实施撤销权只能适用于受赠人违约的程度已经致使赠与人当初设定义务的目的不能实现。第二, 受赠人不履行的义务必须为赠与合同中约定的义务。第三, 约定的受赠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具有合法性。如果所约定的义务违背公序良俗或者法律规定, 则赠与合同无效, 也就不存在撤销赠与的问题。

(三) 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及对应的权利行使期间

依照《合同法》第192条的规定, 法定撤销权一般应由赠与人本人亲自行使;同时《合同法》第193条第一款规定,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因为撤销权是形成权, 只要赠与人单方面作出意思表示就能使法律关系变更与消灭, 所以必须要对其行使期间作出严格限定。《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规定: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超过一年不行使的, 该撤销权即消灭。我国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还规定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此期间是除斥期间, 故不存在中断与终止, 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稳定, 也促使赠与人及时行使权力。如果在此除斥期间内不行使权利, 则权利人丧失该法定撤销权。

(四) 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方式和效力

撤销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 须将其撤销赠与的意思通知受赠人, 如果赠与人不对受赠人作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 就不能发生成效赠与的法律效果。但是由于法定撤销权适用于不可任意撤销的赠与合同, 且其形式后果涉及赠与物的返还, 所以, 应明确其行使方式仅能以明示的方式或者通过法院和仲裁机构进行, 排除默视方式的适用。

撤销权人在依法行使撤销权后, 发生如下法律效果:一是赠与还没有履行, 即赠与的标的物未交付或没登记, 如果赠与人依法行使了法定撤销权, 赠与人不需要再履行合同交付赠与标的物之义务;二是作为动产的赠与标的物已交付或作为不动产的赠与标的物已经登记, 此时赠与的财产所有权虽已转移给受赠人, 但由于赠与人依法行使法定撤销权对赠与进行撤销, 使得赠与合同归于无效, 赠与人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的财产。返还的财产应当是自有撤销原因之日起尚存的赠与利益, 包括赠与物即其所生孳息。三, 在附义务的赠与中, 如果受赠人没有履行赠与合同中的义务, 赠与人可行使撤销权, 受赠人应当返还受赠的财产。

三、我国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制度的完善

(一) 引入缔约过失制度

赠与合同订立后, 受赠人出于对合同履行的合理信赖, 可能为接受赠与而进行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如为妥善保管贵重且不易按常规保存的赠与物而进行咨询和寻找保存场所等, 都会产生一些必要的费用, 如果非因为受赠人的过错导致赠与人撤销赠与, 受赠人不但获赠权落空, 其前期已经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将无法收回。这显然对受赠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与《合同法》对信赖利益应予以保护的规定也相冲突。这种情况下, 受赠人的正当权益如何来救济, 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如果受赠人直接追究赠与人违约责任, 按照合同法相关原理, 赠与人违约后须对受赠人已经或者必然要发生的费用损失以及合同履行后能合理预见到的可得利益的损失都要予以赔偿, 这导致赠与人责任承担明显过重。可见, 适用违约责任来保护受赠人也是不合理的。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引入缔约过失制度, 使得赠与人通过行使撤销权使对赠与进行撤销后, 赠与人只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把赠与人的责任也减至最低, 同时, 又可以给赠与人的行为予以适度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赠与人滥用撤销权, 保护受赠人的正当利益。但应当指出, 这一制度只能适用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行为, 而不能适用于法定撤销权以及因赠与人经济条件恶化时所实施的终止履行权。因为, 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是基于受赠人有过错而行使, 受赠人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当责任, 即使因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给其造成损失, 也不能请求损害赔偿。对受赠人贫困条件下终止履行权而言, 本来就因为赠与人经济状况严重恶化, 如果继续履行将严重影响赠与人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 法律出于公平原则特别赋予了赠与人终止履行权利, 这本身是对赠与人处于危势情形下的一种救济。此时, 如因赠与人终止履行而使受赠人损失的, 受赠人应不得请求履行赠与义务。

(二) 规定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从我国《合同法》对任意撤销权制度规范来看, 法律只是笼统的规定赠与人对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 并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期间, 应该说是我国任意撤销权制度的一个重大瑕疵。笔者认为应当参照其他形成权一样引入一个明确的除斥期间, 以便对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理由主要有一下三个方面:第一, 因为赠与合同从成立生效到赠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之间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有可能有较长的时间, 受赠人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 做好了接受赠与的准备,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 不应让受赠人期待太久而使其信赖利益落空。第二, 如果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人长时间地不行使撤销权, 就会使赠与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 显然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又不利于交易地进行。第三, 赠与合同上的任意撤销权属于形成权, 即赠与人单方面行使就可使已发生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归于消灭的效果, 那么, 其也应与其它撤销权一样, 规定一定时间作为除斥期间来加以限制, 以促使权利人尽快地行使权利, 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三) 应赋予赠与人穷困状态下行使撤销权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 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 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等于在法律层面上赋予了赠与人可以行使穷困抗辩权。穷困抗辩权又称赠与终止履行权, 其具体是指: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物所有权转移之前, 遇有法定情势时, 赠与人可行使抗辩权, 拒绝继续履行赠与义务并不需因此而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是在具体合同中对情势变更这一民事法律原则的具体应用。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 对维护赠与人的利益作用十分有限。因为按照法律规定, 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 其法律效果只局限于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而没有像撤销权那样赋予赠与人可以要求受赠人返还已赠与财产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赠与人已陷于窘境, 经济状况极度恶化, 连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都难以维持, 在此情况下如果对于赠与人的救济方式仅限于停止履行赠与义务, 还不足以帮助赠与人摆脱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出于公平的精神法律应当赋予赠与人可以行使效力更为宽泛的穷困撤销权, 让赠与人可以请求终止履行赠与合同并对已转移的赠与财产有权向受赠人主张返还, 以便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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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赠与子女房屋的合同可否撤销 篇5

[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羅文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赠与儿子罗志浩的行为是否有效?首先,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是一方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合同即成立。但合同成立并不表明合同生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以交付赠与标的物为生效条件。其次,我国《合同法》第187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本案中要使罗文赠与房屋的行为生效,须得在房屋产权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故本案中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却未生效,罗文并没有丧失对其房屋的所有权。再次,《合同法》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本案罗文可以撤销对罗志浩的赠与,要求返还房屋。

点评律师:张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