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问题

经济利益问题（精选十篇）

经济利益问题 篇1

一、行政作用与经济利益引导作用的机制分析

(一) 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行政推动机制与市场引导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存在近似同一特性。虽然国家有高校收费的指导价或区别定价政策, 但所有高校都按规定的最高限额收费, 这种行政推动机制主导下的收费制度遵循了同一性理念, 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均等。但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收费仍停留在成本的补偿与分担, 还没有建立高等教育的价格机制, 单纯以行政力量主导的收费制度难以实现优质优价的收费原则, 使得政府的指导价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和应有的效果, 不能使教育资源的配置得到最优, 也无法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率。而纯粹的市场引导机制是指将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建立在对高校的绩效考评上, 以考核结果区别高校的不同级次, 在此基础上再决定收费标准的高低, 实行对高等教育的优质优价策略。这种收费制度有效地利用了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 使得收费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 赋予各个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也能够更积极有效地配置资源。然而, 缺乏了行政作用的规范、将高等教育这种准公共物品完全交与市场来主导是不现实的, 这会使教育收费差距过大, 两极分化严重, 从而阻碍教育公平的实现。因此认为, 在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 应该适当引入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 即将教育收费的行政推动机制与市场引导机制联合, 互相渗透, 共同作用。首先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划定不同类型高校的基本收费范围, 规定收费的上下限, 然后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 使价格手段参与到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中来, 赋予各个高校在收费标准制定上更大的自主决策权, 对不同级次的高校、学科及师生实行差别收费, 以此实现高等教育优质优价的收费制度改革, 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 高等教育收费的市场引导机制的作用分析

高等教育收费的市场引导机制将收费交由消费者、市场竞争来确定, 可以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 提升教育产品的质量, 具体地可以从其对学校、学科、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的作用来体现。首先, 从学校的层面看, 不同级次、不同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成本不一, 从公平角度来讲, 其收费也应该有所差别, 这正是高等教育收费市场引导机制的体现。级次高的学校, 其教育质量普遍优于级次低的高校,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受教育者今后的收益, 通过这种优质优价的收费政策, 使高校意识到只有提高教育质量才能相应提高教育收费, 从而对高校积极性的提高起到很好的推动及激励作用。其次, 从学科的层面看, 通过引入市场引导机制, 将高等教育收费上的差别体现在学科的差异上, 可以缓解学科的供需矛盾, 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对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实行差别收费, 可以消除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偏离;对优势学科与一般学科实行差别收费, 可以使学科成本得到科学准确的弥补, 有利于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最后, 从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层面看, 在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中引入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 可以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 而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推动力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的提高, 是建立高水平大学的重要基础, 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源泉。市场引导机制具体地表现在, 对高校教师按其专业水准的差异实行差别化的奖励政策, 而对学生则是按其个人承受能力的差异实行差别化的学费减免政策, 这样的制度安排推动科研能力的提升, 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

二、改革收费制度促进高水平大学的发展

(一) 现有收费制度分析

从我国现有的收费制度来看, 国家有高校收费的指导价或区别定价政策, 但在实际操作中, 几乎所有高校所有学科都按规定的最高限额收费, 基本上没有对优质优价的体现, 这样的收费制度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 高等教育收费的同一性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产生阻碍作用。高校层次的不同体现出高校投入和教育质量的不同, 一般来讲, 高层次的大学的投入和教育质量都将明显优于低层次的高校, 可以为学生带来的预期未来收益也相对较高, 根据利益获得和优质优价的原则, 高层次的高校收费应该高于低层次的高校收费。但在目前具体的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省将高校一般专业的收费标准定为4600元, 这意味着层次较高的南京大学的一般专业的收费标准与其他同层次和低层次的学校是一样的。如此收费并不能与南京大学的投入和培养质量相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高层次高校的办学动力, 阻碍高层次高校进一步提升培养质量。 (2) 现有的收费制度不利于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据统计, 学生就读于不同层级的高校, 其所承担的学费差别不大, 这与各个高校的经费总投入并不成正比。层级较高的高校中教育收费在教育经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可能不到10%, 而层级较低的高校中这一比例却在50%左右, 如此大的差距充分体现出目前的教育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优质优价原则, 不利于教育资源流向收益率更高的学校, 不利于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长期以往将会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 不同收费机制对高校办学水平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现有收费制度下, 由政府统一规定收费指导价和区别定价政策, 但同一地区不同级次高校之间的学费差距却不大, 这样就导致级次较低的高校学生的净支付水平要高于级次较高的高校学生的净支付水平, 损害教育公平的实现, 无法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而且这种行政作用下的收费制度既不受教育成本的影响, 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也弱, 更没有促进各高校之间的竞争和表现对学生的评价, 这样的收费机制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还会降低高层次高校的办学动力, 阻碍高层次高校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培养质量。行政推动机制的以上不足要求我们适当引入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 即通过市场的力量, 将高等教育的收费与高校绩效考核的结果挂钩, 放开价格限制使学费成为反映高校质量的信号和调节供应的手段, 从而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实现高等教育的优质优价。在这种市场引导机制的作用下, 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依据一系列的绩效指标来确定, 如高校的教育服务质量、供需状况、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等, 通过这些指标的衡量自发地形成高校之间的不同级次, 以此实行优质优价, 决定不同的收费标准。这种绩效考核和收费标准是动态变化的, 可以及时地反映高校质量的差异, 从而对高校产生激励作用, 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机制, 促进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和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三) 国外不同类别高校收费机制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 为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公平, 很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理念从本世纪初开始向差异性转变, 根据学校级次的不同决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这一转变过程对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机制的改革有着多方面的启示意义。以英国为例, 它于2004年通过了《高等教育法案》, 并于2006年开始实施, 该法案确立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性理念, 表达了一种差异性理念。该理念根据“同质同价、异质异价”的原则进行差异性收费, 它认为各个高校都具有由自身质量与声誉决定的潜在市场价值, 高校可以依据不同的市场价值来收取不同的费用。根据英国新的高等教育收费政策, 从2006年起,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校开始根据专业要求和学校声誉, 将本科生学费从目前平均每年1000英镑上调至最高限度为3000英镑, 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确定学费及其涨幅, 这就给了各个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高校可以根据其级次、投入成本的差别确定合理的教育收费, 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成本补偿的需要, 提高高层次大学的办学积极性, 提升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

(四) 建立以高校等级差别为基础的教育收费机制改革设想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规模不断扩张、由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资金投入相对紧缺的局面, 如何开拓高校的融资渠道、在教育收费制度中引入市场引导机制、实行教育收费的差别定价是改革的关键点, 为此, 提出以下改革设想。首先, 要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收费标准, 这是基于制定收费制度的行政作用而言的, 以确定高校收费的基本范围。为此, 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高等教育成本核算原则和方法, 明确高等教育成本核算项目, 形成教育成本核算的统一制度, 便于同类高校之间比较, 也便于社会监督, 也将会使制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更加明晰, 更加科学。在此基础上, 严格规范高校财务管理, 建立健全高校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全面遏制乱收费、乱开支的现象, 保证高校财务支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使制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更加准确。其次, 在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要引入市场力量, 建立对高校的绩效考核制度, 实现教育收费与高校绩效考核的挂钩。通过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制度和一系列绩效指标的评价, 自发形成不同的高校级次, 以此决定高校的收费, 对社会声誉和培养质量高的学校收取较高的费用;对声誉和培养质量较低的学校收取较低的费用, 正确引导和规范高校的办学行为, 调动高校办学的积极性, 将高校各方面各环节的行为取向引导到绩效上来。在这个过程中, 也要把收费标准的决策权下放给学校, 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决策权, 从而在完善高等教育投入与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建立以优质优价为原则的差别化定价模式。最后, 要建立收费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就目前情况看来, 我国的收费标准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不变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滞后性, 不能及时反映高校成本补偿的需要。高校之间的竞争导致各个高校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质量产生差异, 而这种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市场瞬息万变, 消费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会不断变化, 因而, 对收费标准的确定应该遵循动态性原则, 使高等教育收费不仅具有灵活性, 而且具有前瞻性, 使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不会因为情况的变化而滞后。

三、改革收费制度推进高校学科发展

(一) 现有依据学科类别的收费制度剖析

学科有冷门学科与热门学科、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分, 热门学科能为学生带来的未来收益一般高于冷门学科, 重点学科的培养成本一般高于一般学科, 应用学科对学生的未来直接收益一般要高于基础学科带来的直接收益, 从优质优价、成本补偿的角度考虑, 对于热门学科、重点学科、应用学科的收费标准应高于冷门学科、一般学科、基础学科的收费标准。而在目前我国行政作用主导下的同一性收费标准下, 学科之间的收费差距并不明显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冷门学科的学生在付出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却只能获得相对热门学科较少的收益, 这不符合成本补偿的收益多分担多的原则, 影响收费的合理性以及教育公平的实现;重点学科的额外投入得不到相应的补偿而导致发展缓慢;基础学科在学生专业选择时备受冷落, 招生数量不足, 学生质量不高, 从而造成基础学科长期以来缺少高水平的科研人员, 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基础学科发展及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瓶颈。我国现有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表现出来的问题对收费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二) 依据学科不同收费制度对学科水平的影响分析

在现有的收费制度中引入市场力量, 通过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将收费标准的制定与学科的绩效考核结果挂钩是改革的主要切入点。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不是私人产品, 这就导致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不可能像商品价格一样, 完全由市场供求来调节形成, 这样会造成学费标准的设定失去控制, 学费甚至会出现高于高等教育成本的可能性。因此, 主张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规律的联合作用, 在控制收费标准基本范围的基础上, 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根据学科考核的排名决定收费的多少。新的收费制度以对高校学科的绩效考核为依据, 自发形成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的学科差距, 根据优质优价的原则, 实行差别化的收费。这种制度以办学成本为依据, 处于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消耗的成本是有差别的, 那么学校应该根据培养成本的不同收取不等的学费, 这一方面满足了成本补偿的要求, 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了高级次学科的积极性, 促进高校学科的良性发展。新的收费制度还体现出了市场收益的差别, 不同学科的未来市场收益不同, 社会和个人对教育服务的期望和需求也不同。基于此不同收益的教育, 其学费水平不应该一样, 这可以在学科之间拉开距离, 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受教育者公平的实现。

(三) 国外高校不同学科收费制度借鉴

从欧美主要国家的收费政策上看, 同一性的收费模式已经逐渐被差异化的收费模式取代。根据优质优价以及利益获得原则, 对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学科收取不同费用的方式已经成为改革的主流方向。以美国为例, 其在不同学科上的收费有所区别。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差别, 由于不同学科专业其培养成本和学生毕业后预期的收入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美国高校热门专业的收费一般高于其他专业的收费。如耶鲁大学200年至2005学年学费, 森林和环境学院为23850美元, 法学院为36490美元, 商学院的学费加上杂费高达64100美元。而在2008年, 其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学院学费为31500美元, 护理专业为14512.5美元, 商学院则高达7万美元。由此可见, 国外各高校充分利用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 根据市场对不同学科的预期对其进行自发的排名, 以此决定学科收费的多少, 这样的收费制度体现了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有利于国家优势学科总体水平的发展。

(四) 建立以不同等级学科水准为基础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学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科水平的提升是高校整体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 因此, 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应以学科为基础, 建立以不同等级学科水准为基础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是改革的关键点, 对此, 我们提出如下改革建议。首先, 要建立系统的学科投入与教学质量的评价机制。一方面, 要理清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引入绩效考核机制, 对高校学科投入的配置和效率进行测评, 进一步优化资源的配置并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完善投入结构与比例。另一方面, 要建立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使得评价结果可以进行跨学科的比较, 以对学科的层次、专业的优良进行评估和比较, 合理确定内含自身质量和声誉水平的各个学科及专业潜在的市场价值, 为高等教育收费的差别化定价提供依据。其次, 要建立高校学科收费听证会制度和公开教育收费的信息发布制度。高等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 由于其所处地位的不同, 对收费制度的评判和考虑会有所不同, 双方的关注点也会有所不同, 若只由高校单方面确定收费标准, 可能会造成利益上的倾斜, 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基于此, 主张建立由政府、高校、受教育者及社会代表所组成的高校学科收费听证会制度, 以使学费标准的制定更透明、更合理, 规范和约束高校的行为, 形成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作为补充, 在收费制度确立后, 还要建立相关的教育收费信息发布制度, 保障收费制度的公开、透明, 使市场力量在教育收费的改革中发挥最优作用。

四、发挥优秀教师与优秀学生的奖励制度

(一) 不同奖励或减免制度对教师和学生积极性的影响分析

从我国现有的收费制度来看, 高校收费趋于同一性, 在收费确定后, 这种收费制度在对各个高校、学科收取差别不大的学费时, 并没有考虑对学校质量做出积极贡献的教师的奖励, 而且, 它对每个家庭和受教育者都是一视同仁的方式, 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况和支付能力的考虑相对不足。从相关统计数据上看,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而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对所有人都实行免费或者无差别收费的政策, 就只会是以表面的均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均等, 甚至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这种收费制度难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而这两者又是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主要推动力, 长此以往会阻碍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 影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 要在现有的收费制度下引入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 在国家有限的教育投资基础上, 对不同水准的教师采取不同的奖励政策, 对个人采取有差别的收费政策, 兼顾贫富不均与学生水准共存的客观事实。这方面, 英国的收费制度就值得我们借鉴。在英国, 对年收入低于15200英镑家庭的学生进行全额补助, 家庭年收入在15200-22560英镑以下的学生, 每年可免交学费1200英镑, 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30%;家庭收入在22560-33533英镑之间的学生需交部分学费, 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10%;家庭收入超过33533英镑的学生需交全部学费。同时, 还采用先上学后付费的模式, 并且是在毕业以后年收入达到15000英镑后才开始偿还贷款, 还款的金额为超过15000英镑部分的9%, 如果在还款期间学生的收入下降到15000英镑以下可以暂停还款。这样的收费制度将高等教育学费与个人、家庭收入水平挂钩, 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和个人采取不同的收费等级, 并辅以健全的学生资助体系, 我国在收费制度的改革中, 以此为出发点, 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满足广大受教育者的需求,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并与国际教育体制接轨, 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二) 对教师和学生的奖励与减免制度的改革设想

高校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其人力资源的主体, 即教师和学生, 一所高校能否产生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声誉, 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并产出高水平的教学科研成果, 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和优秀的学生。如何将高等教育收费与这两个主体挂钩, 将提高师生的积极性作为教育收费的主要目标是改革的重点, 对此, 我们提出以下两点设想: (1) 从教师层面上看。要完善对优秀教师的奖励制度, 作为教育成本补偿的一个方面, 在决定收费标准的时候, 要同时考虑该学科教师的水准, 教师是高校办学的主体, 优秀教师数量越多的学科理应受到更多的投入, 这有利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发挥其潜力。可以通过对专业能力、科研成果、教学水平、社会工作、师德学风等方面的考评, 解决目前考核制度目标单一、侧重与科研成果的现状, 建立系统的教师绩效考核机制, 并辅之以科学规范的考核流程, 运用多种考核方法的交叉结合, 以此决定对优秀教师的奖励。这种动态绩效考核可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使各方面的目标、利益一致起来, 促进高校办学效益的提升, 使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2) 从学生层面上看。一方面, 在收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 对收入不同的阶层实行差别化的收费标准和政策, 并重点关注低收入家庭, 给予一定的照顾和优惠, 体现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与扶持。虽然目前我国也有相应的对贫困生的资助, 但这更多的体现在事后的补助上, 而且资助的范围相对较窄, 为此, 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资助的时效性上, 即在制定收费标准的最初状态, 就以条文规定明确对支付能力不同的学生实行差别化的收费, 对此可以参照英国高校的做法。另一方面, 在收费制度制定过程中, 还要综合考虑对优秀学生的减免制度, 这是将绩效考核引入教育收费制度的又一体现。向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学费减免及经济资助, 扩大现有资助的范围, 这可以通过学生获奖情况、学生科研成果等方面来评价, 通过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 体现对优秀学生的肯定, 在保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下, 维护社会公平的实现。

五、结论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何引入市场力量、通过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与高校绩效考核相挂钩、形成行政推动机制和市场引导机制的双向作用是改革的重点。行政作用在收费制度中的作用仍是不容忽视的, 政府需要对收费标准的制定依据和制定范围等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控制, 以监督和规范高校行为。此外, 将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收费, 将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规律相结合, 通过对学校、学科、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的绩效评估考核, 进行不同档次的划分, 在此基础上, 将收费标准的决策权下放给作为经营实体的高校, 使高校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等情况灵活、自主地确定和调整收费标准, 实行教育收费的优质优价, 充分调动高校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的积极性, 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奠定基础, 使学费真正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摘要：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确立和变革是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 对于完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实现教育公平、满足人才需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图引入绩效考核这一市场力量, 建立行政作用和经济利益引导作用交互渗透下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并着重从如何调动高校、学科、教师与学生三个层面的积极性角度探讨收费制度的具体安排, 实现高等教育收费的优质优价, 以期提升高校整体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促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 也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依据。

关键词：高等教育收费,行政作用,经济利益引导作用,优质优价

参考文献

[1]朱晓刚:《成本分担, 优质优价——从“精英取向”转向“大众取向”的高校收费政策研究》, 《煤炭高等教育》2007年第1期。

[2]杨扬、陈敬良:《公办普通高校的学费应体现优质优价原则》,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3]姜勇、陈曦绚:《挪威“优质”教师教育改革政策述评》, 《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年第1期。

安全与经济利益挂钩制度 篇2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严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现安全就是最大效益，将安全与经济利益挂钩，充分调动全员主动抓安全、保安全的积极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面做好矿井安全生产工作，经公司研究决定，制定公司安全与经济利益挂钩制度。

一、指导思想：

按照矿总体工作思路，通过运用动态成本控制的手段，强化成本控制，促进安全经济效益的优化提高；继续强化两个捆绑措施，通过明确管理职责的方法，效益与责任挂钩的手段，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促进管理体系的升级；增大收入与本职工作和责任的关联度，通过严格考核，提高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管理模式：

确定各分管副总工程师、各职能部门、各基层单位的责任范围，以管理人员工资奖金挂钩考核为重点，以突出职能部室的经营管理责任为载体，以区队承包考核为基础，以任务指标与效益、职权责任与收益两个捆绑为落脚点，在分配上，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增大收入与本职工作和责任的关联度，逐步形成根据责任、风险和贡献的大小，决定绩效考核结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三、具体措施：

1、各项费用指标的奖罚要在月度工资中兑现，从而激励单位成本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月末考核时，若基层单位材料费指标超支，则按照超支额100%对基层单位进行处

罚，材料费指标节支，则按照节支额的30%对基层单位进行奖励，其它费用指标的奖罚比例按照《2007年成本控制及考核办法》的规定执行。成本奖罚在下月工资分配中兑现。分管副总和职能部门按照挂钩考核办法执行。如果成本指标处于领先水平，则对分管副总、职能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的费用工资按照其费用工资总额的80%进行调整（季度兑现）。

2、按照职责与收入均衡的原则，加大三个挂钩考核办法的力度，实现责任与收入成正比的转变。

07年按照三个挂钩指标考核办法实行年薪制，同时加大挂钩力度，实行年薪全浮动，将年薪的全部与工作绩效和指标完成情况挂钩，严格考核兑现。进一步细化职能部门、副总的责任体系，增大收入与本职工作和责任的关联度，本职工作可量化的部门，其本职工作要占考核指标的50%以上。只有加大本职工作力度，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指标，才能兑现规定的工资，否则，按照挂钩考核办法的规定严格兑现，如果本职工作范围内发生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要加大扣罚力度，严重者除扣罚挂钩工资外可追加处罚，真正体现责、权、利相统一。

3、按照全员、全方位的原则，加大对基层员工的考核力度，实现对重点岗位、重点工作的倾斜。

（1）对采掘辅助单位安全工资挂钩：占工资总额的30%，其中安全工资：占工资总额的20%。安全质量标准化工资：占工资总额的10%。其余按照《关于做好2008年安全工作的决定》执行。

（2）生产部室按照2008年生产经营管理方案进行挂钩。

四、奖罚规定：

1、培训。凡上级和公司、专业组织的各类培训，无故不参加培训者，罚本人150元，对其所在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各罚款100元；考试不合格者，罚本人100元，对其所在单位党政领导各罚款50元；矿、专业组织的各类培训考试不及格者，停产培训一周，培训期间只发生活费；培训期间迟到早退者，每人次罚款20元。

2、三违。一般“三违”，对“三违”者罚款150元，对班长罚款100元，对区长、书记各罚款50元；；严重行为“三违”，对“三违”者罚款300元，对班长罚款200元，对区长、书记各罚款100元；凡班组长出现严重行为“三违”的，免去班组长职务。

3、严重安全质量问题。现场存在严重安全质量问题的，每条罚款300－500元，由责任单位组织分析，拿出处理意见，将罚款落实到相关责任人。

4、挂牌停止作业。现场存在重大安全质量隐患被挂牌停止作业的，每次罚款500－800元，由责任单位组织分析，拿出处理意见，将罚款落实到相关责任人。

5、轻伤事故。每人次扣除责任单位当月工资总额的3%；对主要责任者罚款1000元；对重要责任者罚款800元；对现场相关责任者罚款600元；对责任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各罚款600元；对责任单位当班副区长、跟班人员各罚款600元；对当班负责该片安全员罚款600元；因本人违章造成自身受轻伤的罚款1000元。

6、重伤事故。每人次扣除责任单位当月工资总额的10%；对主要责任者罚款2000元；对重要责任者罚款1500元；对现场相关责任者罚款1200元；对责任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各

罚款1200元；因本人违章造成自身重伤的罚款2000元。对当班副区长罚款1200元，并予以免职；对当班跟班人员、有主要责任的当班班长各罚款1200元，并免职；当班负责该片安监员罚款1200元，调离安监岗位。本单位累计发生重伤事故2人次及以上的，按上述规定加倍处理。

7、重伤以上事故。按上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扣除责任单位当月工资总额的20％，取消年终评比先进资格；对主要责任者罚款5000元；对重要责任者罚款3000元；对现场相关责任者罚款2000元；对责任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各罚款3000元；对当班副区长、当班跟班人员、有主要责任的当班班长各罚款2000元；当班负责该片安监员罚款2000元。同时，凡发生重伤以上事故，给予责任单位党政领导、当班副区长免职处分，当班跟班人员、有主要责任的当班班长免职，当班负责该片安监员充实采掘一线。

8、非人身事故。三级非人身事故参照轻伤事故处罚；二级非人身事故的罚款参照重伤事故处罚；一级非人身事故的罚款参照重伤以上事故处罚。

各类罚款、处分当月兑现，对各专业副总安全责任的追究，按公司有关规定执行。对地面单位的处罚标准参照井下单位执行。内的特殊阶段，矿将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安全处罚力度，制定特殊阶段的安全处罚办法。同时，把各类安全指标纳入安全风险抵押考核，具体标准按矿07年安全风险抵押考核办法执行。

五、几点说明

1、违章作业发生侥幸事故，参照人身事故进行处罚。

2、对发生重伤事故2人次以上的单位，对有关人员加倍处理。

3、安全部安全员实行风险抵押金制度，仍按风险抵押金管理规定执行。

4、对避免事故发生或在事故抢救过程中的有功人员，要予以重奖。

5、各类罚款当月兑现，超过安全基金部分从当月工资中扣除。

6、内的特殊阶段，公司将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安全处罚力度，制定特殊阶段的安全处罚办法。

经济利益问题 篇3

关键词：利益保护；经济公正；可持续发展

一、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

失地农民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1.耕地被征用

对大部分以种田为主的农民收入影响很大。土地征用前、后相比，失地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低收入户增加。一方面，大部分农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种田为生，没有其它技能，文化素质又很低。现在土地一下子就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另一方面，耕地大量征用后，剩下的耕地很少，农民弃之可惜，耕地效益又低。再加上规划不合理，很多剩余土地无法带来耕地效益。另外长住农村的农民没有地或少地，只有高价去承租别人的土地，既浪费了人力资源，又增加了这部分种田农民的负担。

2.缺乏发展资金

部分农民在征地后有意去做小生意或发展养殖业，但苦于没有资金，未能实行。资金短缺的问题是长久困恼农民自身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低价征地给农民并没有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反而增加了农民的生活负担，剥夺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

3.教育支出大

部分农民不堪重负。失地后随着一些家庭收入的降低，更是陷入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未来没有土地作保障，必须使子女拥有除农业外的一技之长，使其有工作可做，能够谋生；另一方面，现时的土地被征获得的补偿款过低以及失业等所造成的收入的下降，又无力支撑子女的教育。

富余劳动力比例较高

失地农户的劳动力就业安置只有少数部分，其余的只能自谋职业，而自谋职业的劳动力当中，有大多数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目前基本赋闲在家。尤其是土地被全部征用的农户，基本赋闲在家的富余劳动力比例更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的就业率直线下降，基本上是种田无地，低保无份。

二、“失地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中的经济不公正因素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迅速攀升。

1.土地征用补偿偏低，土地升值与农民无缘

政府向农民征用土地时按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支付补偿安置费，即对农民永久性的一次性补偿，向社会拍卖时按土地的市场价格成交，增值达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形成价格上的巨大差距。而被征地的农民并没有分享土地出让后的增值。利益分配的巨大失衡，很容易引发农民的不满，政府公信力也因此受到影响。

2.补偿标准不一，公正公平度不够

虽然有赔偿的原则标准，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征用单位不同，补偿也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同样是耕地，得到的补偿不同。同一个村，不同的用地单位，得到的补偿也不同，如县道省道公路建设与高速公路的建设征地，后者的补偿明显高于前者。不同的企业用地，常常补偿标准也不同，出现了同块土地因不同的征用单位而补偿不同的。地区、单位间补偿标准不一，导致补偿的不公平不公正。

3.失地农民生活缺乏保障，后顾之忧大

农民在失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农民身份，但并未同时就获得市民的待遇。他们变得既不是农民也不是一般的市民。由于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的公共物品严重短缺，导致不少农民失地失业，危及基本生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生活风险凸现。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下，土地是国家賦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一是养老保险；二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的事业保障。

4.货币补偿替代了就业安置

被征用土地后的农民，由于整体素质不高，加上年龄偏大、体力弱等原因，普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补偿款远不足以保障生活。一次性的货币补偿，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几年后，补偿款用完，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慢，保障难以跟上，农民本身素质又差，就业无门，生活必将失去基本的保障，使失地农民陷入贫困和因失地返贫，进而产生不安定因素。

三、实现失地农民经济公正的几点尝试

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尤其体现为九亿农民的利益，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中政府与失地农民/被拆迁人之间存在问题的根源是利益冲突，利益分配不均和经济上不公正，针对以上的问题主要可以有以下几点理论和实践的尝试：

1.坚持征地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的价值导向

在城市化建设征地和拆迁中失地农民/被拆迁人与国家/地方政府冲突集中表现在土地征用上。要解决因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冲突，就必须立足于土地制度这一根源。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权益主要体现在土地发展权益上。

2.逐步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子女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其中，养老保障体系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减少农民对失去土地后养老问题的担忧，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城市化的阻力；同时，失地农民也应纳入城市居民范畴，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障，有利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但是，由于农村和农民的现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尚不具备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也不现实，即使是部分费用，也超出了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

3.引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经济学家温铁军指出，法律已经明确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主体，但现实中并未得到实施。我们要突出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市场主体地位，让农民成为征地谈判的一方主体。

4.树立科学发展观，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的相关的经济公正理论分析，我们逐渐认识到：既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公正，既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社会公正状况息息相关，既然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公正，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2）

[3]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4]鲍海君，吴次芳.《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管理世界》，2002（1）

[5]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财经》，2004（4）

经济利益问题 篇4

一、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问题的科学论述

马克思对平均利润问题的研究,是从分析成本价格开始的。他详细地阐释了成本价格、利润、竞争、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重要概念和范畴,揭示了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含义和作用。由此,也第一次从理论上揭开了资本在竞争性逐利过程中所隐含的三个转化:一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二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三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平均利润理论。

1、成本价格与利润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来的商品, 其价值由三个部分构成: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W=C+V+M。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C只是单纯转移价值,V则可以创造剩余价值; 但资本家却认为C+V就是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并消耗的资本,是生产商品的实际费用“,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可见,成本价格只不过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转化形式而已,但它的形成却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讲,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虽然与资本价值增殖无关,但却是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边界。

当C+V转化为成本价格(K)以后,商品的价值公式W=C+V+M,就转化为W=K+M,即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剩余价值。于是,作为可变资本产物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成本价格,即生产中耗费掉的资本价值的增加额———利润(P)。就这样,“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如此一来, W=K+M,又转化为W=K+P,即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利润。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率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利润率, 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获取利润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取决于利润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做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做利润率。” 从本质上来说,利润率其实就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 但这一转化并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借助的一种手段。

2、竞争与平均利润

成本价格形成后,利润就直接表现为商品价值中补偿成本价格之后的价值增加额,因此各个行业的资本家都把追逐利润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一方面,由于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技术水平、市场条件、人员素质也不一样,因而利润也有高有低,各不相同;另一方面,资本的现实运动与发展趋势却又要求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两者之间必然出现矛盾。怎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马克思认为,“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因此,“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各个投资竞争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可见,平均利润是在成本价格的基础上,通过部门竞争而形成的,是社会各个部门的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进行激烈竞争的必然结果。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总是不断地将资本从利润低的部门转向利润高的部门,从而引起并加剧各部门之间的竞争。这样,就会有大量的资本涌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致使该部门的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最终导致部门利润率下降;而利润率较低的部门,由于投资减少,产品开始供不应求,价格也会跟风上涨,部门利润率自然会随之上升。“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 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

3、生产价格与利润率平均化

随着平均利润的出现,商品的价值形式也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利润”变为“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平均利润”。而“成本价格+ 平均利润”就是生产价格,所以当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后,商品的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即生产价格= 成本价格+ 平均利润;与此相适应,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原来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变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毫无疑问,生产价格能够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是关键,或者说平均利润率是生产价格形成的前提条件。 因为没有平均利润率就没有平均利润,没有平均利润当然就没有生产价格。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则需要通过竞争使不同部门的、高低不同的利润率趋于均衡化、平均化。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利润率平均化,才能满足社会资本对“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诉求,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可见,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而生产价格的形成,也会进一步倒逼利润率的平均化。所以,利润率平均化并不仅仅只是现实资本运动的强烈诉求,而实在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

4、平均利润的实现条件

(1)物质基础: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高度”,就是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就是指资本主义已经跨过了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而进入到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越发达,资本的逐利目标和部门利润高低不等之间的矛盾就越尖锐,“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诉求也越迫切,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客观需要。

(2)直接推手:市场竞争。“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从竞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更高的发展”,应该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进一步消除妨碍竞争的因素,为竞争提供一个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

(3)必要前提: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下述两个条件会使平均利润的形成进行得更快:“一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可见,竞争的开展、平均利润的形成,首先要求资本和各种生产要素能够不受地区和行业的封锁, 不受各种垄断的限制,实现自由流动。

至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尽管不同的产业部门有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利润率也各不相同,但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最终会使所有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大体上趋于均衡化、平均化。于是,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都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以平均利润率为标准来分割社会总利润,从而获得平均利润,而商品则按照生产价格去出售。

二、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是以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也是在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发现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存在平均利润,或者说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是否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及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断后,人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理解也更全面、更深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利润率平均化是价值规律和资本逐利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也不能例外。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呢?首先,要有动力机制, 简单地说,就是要有一股力量去激发资源流动的活力。这股力量就是资本逐利规律,也就是说,资本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润,总是由利润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较高的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次,要有调节机制,也就是说,要有明确的信号为资本流动指示方向。这个信号就是价值规律,它通过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导资本的流向,自发地调节社会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最后,要有平衡机制,也就是说,不能放任资本盲目流动,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投在社会各个部门的资本能够保持相对稳定。这个平衡点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它通过“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方式,使得投在不同部门的资本都能获得大体相同的利润,没有哪个部门能长期无限制地获取高利润, 也没有哪个部门会长期处于低利润率状态。这个时候,社会资源的配置才会相对最优,各个产业部门才会相对协调, 整个经济体系才会显得健康有序。

可见,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资本逐利规律、价值规律与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相互补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保持经济的协调有序发展方面,作用尤为突出,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需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备利润率平均化的基本经济条件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部门之间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因而利润率也各不相同;同时各个经济主体也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强烈冲动,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要求也很迫切,利润率平均化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其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信息的传播、获取也更加透明、便捷,撬动利润率平均化的支点—竞争,已经取代计划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开始展现威力。最后,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正在发育完善、形成体系,资本的快速自由流动、各种生产资料在部门间的自由转移,除了极个别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利润率平均化的前提条件也基本成熟。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发挥作用的空间

(1)资源优化功能。通过利润率平均化引导资本和各种资源均衡地、积极地进入各个领域,能够尽量减少由于部门之间利润悬殊而引起的资本和资源的大规模流动和转移,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其他损失, 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结构调整功能。产业结构不合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产业利润的不均衡:利润低的产业,资本不愿进入;利润高的产业,资本蜂拥而至,从而导致衰者愈衰,兴者愈兴,长期以往,失衡的产业结构就有可能被固化下来。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种深层次的调整,它通过竞争、通过资源的流动转移,能够比较准确地反应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的供求状况,把资源配置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用市场的手段对失衡的产业结构予以纠正。

(3)利益均衡功能。经济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可谓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如何协调?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发挥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的利益分配功能,用市场化的理念、市场化的手段使大家的利益均衡化。

三、完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机制

根据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社会各部门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个平均利润率,投在不同部门的资本最终都会按照这个平均利润率,获得基本相等的利润。但在现实中,部门、行业之间的利润率仍有较大差距,人们看到的似乎不是平均利润率,而是利润率不平均,甚至有些时候是极不平均。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又该如何看待呢?

从理论上讲,平均利润率只是市场经济中推动各部门利润率趋于均衡化、平均化的一股内在力量、一种客观趋势,而不是各部门利润率的简单平均,更不是各部门利润率的绝对平均化。首先,部门间的利润率差别是客观事实, 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只要这个差别不是太大,或者说在各方都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各部门获得的利润基本上就是平衡的,投在不同部门的资本也会相对保持稳定;反之, 如果差别太大,各方不能接受,那么资本和各种资源就会根据利润率的指向,在部门间迅速流动转移,直到利润率的差别重新回到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为止。其次,平均利润率的存在,并不排斥个别部门、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比如一些新兴产业,由于技术先进、成长迅速、市场容量大、竞争对手少,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获得远远高于其他部门的超额利润;再如个别企业,由于管理、技术、人员等核心生产要素优于其他企业,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低、 质量好、市场竞争力强,因而获得的利润也比一般企业要高得多。最后,平均利润率不是一个一次性形成的静态数字,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动态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平均利润率总是在竞争中形成,又在竞争中被打破, 随时反映部门间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在无形中调节着资本和各种资源的流动方向,在不断的变化中使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都能获得大体相等的平均利润。

从现实来看,总有一些因素会妨碍竞争、阻碍资本流动,进而影响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其中,最主要的或者说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垄断,二是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首先是垄断。不管它以何种方式形成,也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排斥部门竞争,限制外部资本向本部门转移流动,阻止利润率的平均化,极力维护业已形成的垄断暴利。对于垄断者来说,居于垄断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防止自己的利润被他人所平均, 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润;可对于社会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垄断不仅破坏了竞争的公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也严重干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甚至使其扭曲变形。其次是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和各种要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难以把握,资本流动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比如现代生产对技术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生产一般都要求有不同的生产技术条件与之配套,所以资本的流动必须先以技术条件的转变为前提。可是,技术条件的转变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需要一定数量的专门人才,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加大了资本转移流动的难度。

可见,社会平均利润率,反映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利润,相对于整个社会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总利润的均衡程度。它是部门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本逐利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各部门利润相对平均的一种状态;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是一定时期社会的竞争能力与竞争水平的反映,是社会生产各部门协调、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和主要标志之一。

事实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个方面的制约,我国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并没有客观地反映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水平,也没有准确地反映整个社会的竞争能力、竞争水平与竞争状况,需要不断地优化和完善其形成机制。

1、扭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冷”、“热”不均的状况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投资回报率低,发展遇冷;而虚拟经济则趁势而起,火热异常,利润率节节攀升。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处境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提供的数据显示,实体经济的利润率确实很低:工业为6.4%,其中纺织业仅为4.7%;而资本利润率为22%,房地产更是高达28%。工信部总经济师周子学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2005年至2010年,我国工业行业平均利润率均在6%~7%徘徊,而证券行业2007年至2011年的平均利润率高达40%,最低的一年也有28.9%。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利润率如此失衡,其实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严重扭曲,不仅使平均利润率规律难以发挥作用,而且还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资本和资源的错配。一方面,虚拟经济的高利润,加大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恶化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 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而进入虚拟经济,不但会放大虚拟经济的泡沫,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 而且也会严重侵蚀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2、治理垄断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暴利

所谓垄断暴利,主要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凭借其在某一领域所享有的垄断经营权,通过排斥市场竞争、独占市场份额、抬高产品价格等方式所获得的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收益。与国外的垄断行业相比,我国垄断行业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行政色彩更浓,因而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我国的垄断行业不是沿着垄断形成的一般途径 “竞争—生产集中—垄断”而形成的,而是由政府授权或特许某一部门独享某一领域的经营权而形成的。其次,我国的垄断行业一般都与政府部门结合得非常紧密,甚至就是由政府的某一个部门转化而来,比如电信、石油、电力、烟草等。所以,这些行业往往不是依靠经营形成垄断,而是依靠行政权力维持垄断。再次,我国的垄断行业一般都高度集中,一个行业只有很少的几个企业,甚至只有一个企业, 即便有外部企业进入,也不是来参与竞争的,而是来享受垄断利润的。最后,我国的垄断行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坐享垄断暴利,抗拒社会变革,极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

显然,我国垄断行业的暴利,主要不是通过竞争,而是依靠行政垄断或者说行政权力的保护而获得的,并且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这不仅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严重扭曲,更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形成机制的破坏,因为促使社会平均利润率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竞争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它面前都失去了作用。于是,垄断企业的高利润,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其实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激化、加剧目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3、警惕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弥补市场失灵,范围应该限定在民间资本不愿投资的非盈利领域, 目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通常情况下,不应过多投资于盈利性领域,否则,就会使民间资本投资获利的机会和空间部分丧失,进而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一般来说,企业投资以市场为导向,是一种全方位的投资,可以推动经济的整体发展;而政府投资即使进入盈利性领域,也是结构性的、局部性的投资,结果也只是让部分行业、部分企业受益,反而会加大行业、部门间的利润率差别,破坏原有的利润平衡机制,加剧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扭曲程度。比如,2008年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受益的主要是房地产、水泥、钢铁、能源等极少数行业,其利润率也明显偏高;而其他行业,鲜有受益,利润率则明显偏低。

总之,平均利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发现并揭示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例外。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中,认真研究、积极探索这一规律发挥作用的方式、机制和特点,创造条件使其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对维护社会公平、 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协调社会各部门均衡发展,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摘要：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虽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但其揭示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却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市场经济的视角重温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关键是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存在平均利润率;二是如果存在,如何看待现实中“平均利润率不平均”的问题。从实践中来看,总有一些因素会妨碍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社会平均利润率有时也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引起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利益失衡,对此,应及时矫正,使其复位。

经济利益问题 篇5

推动循环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重视各方主体的利益要求,利益协调机制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它包括利益驱动和利益保障等几个方面.建立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利益机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消除现有的价格、成本、市场、制度等方面的障碍,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

作 者：耿永志 Geng Yongzhi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91刊 名：北京林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MANAGEMENT STAFF COLLEGE年，卷(期)：20054(4)分类号：F1关键词：循环经济 机制 利益

劳资利益平衡与经济协调发展 篇6

劳资关系本身是非常不平衡的一种关系。劳动立法背后是劳动关系的平衡，在市场经济形势下需要寻找新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规范机制，建立有效的法律运行机制。劳动关系是一个整体系统工程，《劳动合同法》不是独立的，而是奠定劳动关系起点的法律制度，与下一步要研究制定的就业促进、劳动标准、集体合同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密切关联。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劳动合同背后隐含着人身属性，在劳动交换的后期过程中合同所规定的劳动关系会变成一种很强的纵向人身隶属关系。因此，劳动关系不能完全视为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纯粹等价有偿交换的民事关系，社会公共部门的介入合情合理。

所有这些法律规范的制定，简单到一句话就是：只要规定合理了，劳资关系就稳定了。劳资关系的主体是投资方和劳动者，社会经济组织由这两大要素构成，一个是资本，没人投资就没有劳动关系；一个是劳动，没有劳动者加入也没有企业的运营。这两个方面分别以货币和劳动力及知识产权来投入到生产过程。企业发展要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关系，是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法规合理性的讨论就聚焦在劳资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上。通过市场的手段、法律的手段，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像劳资协商这种机制，找到劳资关系中最大的利益契合点，经济发展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

苏海南：劳动报酬权益与劳资利益分享

中国劳动关系总体现状是劳弱资强，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在劳动就业权益、报酬权益、劳动保护权益、社会保险权益四个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另一个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一定的法律管理真空。

目前反映最突出的是劳动报酬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或克扣。劳科院的调查显示拖欠克扣工资的平均比例为16％，加班工资不能全额发放或部分领不到的约占49％；二是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偏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显示，800块钱以下的工资水平占到总数的将近72％。劳动工资研究所分析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分配比率，也就是人工成本除以劳动增加值，由1998年的48．5％降到了2003年的36．23％，年均下降了2．5％。这种现状不仅明显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使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不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直接造成了“民工荒”现象，而且不利于启动内需，容易给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口实。

针对劳资关系存在的资强劳弱、部分劳动者权益受损的现状，需要建立解决拖欠克扣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通过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供企业参考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促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

黎建飞：劳动立法当然要保护劳动者利益

要解决劳资利益的失衡问题，首先要厘清法律在平衡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人类平衡自身利益时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自身的力量与资源来获得，另一个是当自身力量不够强大时，通过社会制定法律来帮助实现。因此，法律天然不等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法律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器，法律就是一种公平，法律的本质是关注弱者，法律要通过确立规则来帮助弱者获得在社会中的平衡，是以限制强者的权利弥补弱者的不足而滋生于社会的。具体到劳动关系领域，劳动法的使命就是作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具而存在，使本不平衡的勞动者利益不致过度受损。

我们现阶段的劳动立法，至少从招聘解聘、制定劳动标准、履行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这三方面合理保障了劳动者利益。在招聘与解雇方面对企业和员工的不同规定就是根据现实中不平等的劳资关系来制定的。因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造成双方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法律仍给资方平等的解释权，将会产生动口不平等的后果。同样，在制定劳动标准、履行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也必须体现法律本身肩负的使命。否则，劳动者由于过度劳动而造成的身体损害将无从得到保护。世界文明进步的经验表明，劳动立法将不断趋于完善以维护劳动者权益，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董保华：劳动立法不应造成新的失衡

目前对建立新型劳资关系缺乏共识，争论的核心是立法平衡点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立法的平衡点基本适当。宏观上规定最低工资，实现底线控制；中观层面通过集体协商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微观上用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稳定平衡的法律调整模式。

新的《劳动合同法》通过提高劳动基准，在宏观层次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这种立法思路造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平衡点失当，对企业实行宽进严出：《劳动合同法》对招聘机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严格限制解聘员工对解聘机制造成的巨大冲击，形成了一种“难以解除合同的解雇制度”；对员工实行宽进宽出：员工离职择业违约成本极低，用人单位留人的措施基本上丧失法律效力；劳动管理溶入员工主导：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订程序改造成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共决程序，绩效管理将变成一种“无改进的绩效管理机制”；对劳动关系实行行政干预：强化了劳动合同法的公法性质，以劳动监察而不是劳动仲裁作为执法的主要手段，企业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均被纳入了劳动行政机关的视野，一定程度上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转变为一种劳动行政管理。

这种立法思路将导致两个结果：在中观层次加强行政干预，消灭了集体谈判留下的协商空间；在微观层次上取消了企业劳动管理。劳动管理中出现的“被动招用的招聘制度”、“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留人制度”、“难以进行合同解除的解聘制度”、“无法改进的绩效管理制度”以及“非企业主导的规章制度”使得劳动基准不仅成为一种底线控制甚至也成为高线控制，大量的强制标准借助行政管制的力量，伸入企业的管理空间，使用人单位的管理空间大大压缩，使劳动关系调整出现刚性化特点，将带来劳资关系新的失衡，

我国现阶段最大的问题不是法律规范对劳动者缺乏保护，而是执法不力，需要完善执法程序而非改变现有的法律调整模式。只有实行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才能找到一个劳动者、企业、行政部门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陶文忠：分享劳动管理权是劳资关系的合理格局

中国劳动关系现状是劳动力由市场供求调节而集体谈判体制基本没有确立，《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益很多时候被违反或故意规避了。在这种背景下，《劳动合同法》被急迫地催生出来，针对新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规制措施。有人理解为这是以提高

劳动基准的办法剥夺企业管理权限，破坏了原有的劳资利益平衡，这种论断其实建立在对劳动标准的质疑上。今天来看，《劳动法》以低工资和低保障为代价分享就业机会的目的还是现实了，孤立地看，现在某项标准可能会提高，但劳动者的实际所得或企业的实际付出水平并不高。《劳动合同立法》正是要强化整个劳动关系管理过程中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强化雇主法律责任，达到协调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目的。

现在，整个劳动关系管理过程都处在劳动者的法定权益与管理权的智慧博弈之中，多数情形下，管理权可以昂然前行而无须顾及《劳动法》的一些原则规定。《劳动合同法》选择了将《劳动法》中的原则具体化，随即触及到劳动管理权问题。自从有了以国家公权力介入的劳动立法，事实上就开始了对劳动管理权的分享。《劳动合同法》规定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经过劳资双方共决方能生效，这一点比现行法律的规定更加谨慎而绝无扩大。在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这种规定已经扩大为劳资集体谈判的主要内容，并以劳资委员会等多种形式体现。分享之典范有德日等国的企业制度，毫无分享则如今日的某些“血汗工厂”。现在需要讨论的就是劳动管理权要分享什么、分享多少、如何分享?不可否认，《劳动合同法》中类似的技术问题可以讨论，也有一些诸如给劳资自治留下空间的问题有待全面考察，但并不影响这部法律对未来中国劳动关系格局的基本定位。

冯同庆：《劳动合同法》应解决权利规范问题

《劳动合同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引发了热烈讨论，包括企业界、劳动界、社会各界都很关注，目前表现出来的有两种倾向，一种主张立法要保护劳动者权益，另一方强调如果过于考虑这方面权益就会丧失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两个立法宗旨明显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立法取向，即立法是来进行利益规范的。

劳动合同实行中存在的问题，从现象看是利益问题，在立法看是权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劳动管理从计划和行政方式向市场和合同方式转变，往往产生企业内部自行调节失范的问题，大多表现在利益之争，导致劳动者利益受损。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对劳动者与企业自行调节利益没有信心。

现在《劳动合同法》立法需要解决的不应是利益规范问题，而是权利规范问题。利益规范问题是企业内部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的问题，应当由劳动者与企业遵循相关法律规定自行调节。而权利规范是使劳动者与企业自行调节上述利益时有能够适用并得以施行的规定，这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阶段，立法应该提供长时段可以适用的规范，而不是短期的权宜安排。长期适用的规范比如像权利规范，为实现劳动者与企业双向的沟通、让步、合作提供了规定和依据，从而有效协调劳动者权益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矛盾。政府的介入方式应当趋向于增加权利規范方面的引导、制约、限制、惩戒等措施，减少行政式的干预，我们应该对权利规范的效果有信心。

郑功成：健全劳资关系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经济结构多元化使劳资关系事实上成了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劳资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全世界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在劳动力资源过剩而资本极度短缺下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吸引资本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日渐形成了资本所有者投资回报偏高而劳动所得偏低的利益格局，这种资本单赢的失衡格局正损害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应将劳工成本低当成一个国家的所谓竞争优势，世界上真正有竞争力的国家都是劳工成本高的国家。逻辑很简单：劳动成本高的背后是人力资本投资高，人力资本投资高必然带来劳动者素质高，带来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才会国际竞争力强。所谓劳工成本低是一种短视的伪优势而己，它不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也不具有长期竞争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更新发展思维，就是适度提高劳工成本，同时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我们的产品才会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

现阶段我们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低劳工成本——低素质劳动者——低技术含量产品廉价产品竞争的低层次发展模式，而是提高劳工成本——高劳动者素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核心竞争力这样一种良性发展模式。如能实现这样的转换，就不仅能够规避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够赢得长久的发展机会。

现在有必要尽快通过有效的法制与政策措施来化解现阶段已经出现的以损害劳动者正当权益为标志的社会风险，促使劳资关系由失衡逐渐走向平衡，不应当将《劳动合同法》误解成偏袒劳动者的一部法律，法律追求的公正与平等，劳动合同法也不应当例外。在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的同时，公平地保护雇主或用人单位的正当权益，促进劳资合作，消除劳资对抗，实现劳资双赢，这才最符合国家发展的利益。

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要求我们更加突出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实现理性、健康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不仅要对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性障碍继续深化改革，而且也包括对过去已经形成的不良路径进行再思考、再改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合理保护。

解决劳资利益失衡问题面临着劳力与资本供求关系、地区与城乡发展差距等压力，许多政策措施调整面临重大阻力，其中的关键恐怕还是人们已经形成的重资本轻劳工的思维定势与对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新的执政理念的漠视。不能把经济发展与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对立起来，在劳资利益关系失衡的现实背景下，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的借口，应当以劳资双赢为目标，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跨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之路。

王向前：保护劳动利益以实现积累和消费的平衡

劳资关系并不是一种利益完全对立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既有利益冲突也相互合作、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往往也会增进资方的利益，增进经济的活力。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形成了一种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必须启动内需，以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二者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但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没有相应的消费，投资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会浪费社会资源。

一般来说，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基本措施是增强居民的收入。居民的主要收入是劳动收入，而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不仅受经济增长速度的制约，也受分配方式的影响。

劳动法平衡劳资利益的核心制度是集体合同制度，集体谈判不仅是一种调整劳动关系。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的方式，也是一种“工资分配方式”。集体谈判能促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形成合适的比例，使积累和消费保持合适的比例，从而避免“生产相对过剩”。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时，颁布过一项重要的劳工立法，即《国家劳工关系法》，颁布该法的目的就是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推动集体谈判，通过签订集体合同来改善劳工待遇，提高劳工的购买力，以促使经济复苏。可见，集体合同制度确有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经济利益问题 篇7

一、经济利益才是推动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动力

在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循环经济提倡摒弃“资源-产品-废弃”线性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变革为“资源-产品-废弃-再资源”的闭合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要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推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建设。只有尽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率最大化,尽可能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有效降低能耗和减少环境污染成本,促进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共生共存,才能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推动循环经济的主体归根结底在于企业,但企业发展壮大的命门是如何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企业生存的基石。而发展循环经济是否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是否降低了生产效率,这是在推进循环经济过程中企业经营者自然会产生的顾虑。不容讳言,企业是逐利的,要企业自觉自愿地发展推进循环经济,切实变革经济增长的模式,从粗放型转变成为集约型,口号再好再响,勾勒的愿景再怎么优美,还不如让企业看到真金白银来得有效。只有有利可图,企业才会真正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自身的内在动力。要使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获得动力,必须保证企业的经济收益稳定或者能够获得提升,在此前提下,企业才可能真正关注循环经济,关注环境效益的改善。企业选择何种发展模式会比较参考不同模式之间成本收益核算的大小,而循环经济模式主张降低能耗,用合理有效的技术变废为宝,使废弃物再进入生产流程,也就提高资源效率,自然会增加成本收益,只有有利可图,才能让企业放弃那些高能耗、重污染和低效益的技术和项目。这才是循环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利益基础。

二、循环经济利益机制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提振经济效益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型和间接型。直接型指的是企业通过引入高新技术、研发优质产品项目、调整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间接型指的是企业通过软实力提升,塑造企业文化,打造企业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从而增加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和竞争力,获得政府民众的支持。而循环经济生产模式,能直接和间接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循环经济一方面主张优化产业流程,使资源利用率最大化,从资源的开采、资源购入、生产、加工、销售、回收废弃物等流程中,寻找循环经济产业模式的介入点,用循环利用的相关技术和设备开展节能、环保、高效地生产利用资源,提高废弃物、污染物的利用处理率,这不仅能提升优化产业流程,还能切实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物耗,从而直接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减少废弃物排放,提倡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和谐发展,充分体现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有利于提升企业品牌价值,从而间接地获取了长远的经济效益。综合而言,循环经济有利于企业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振,推行循环经济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如何优化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流程,核算运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使经济效益最大化,需要注意控制和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原生产品价格与成本

要让企业推行循环经济,通常要求经济效益能实现可视性和可预期。原生产品的价格与成本成为了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战略的推动力。产品的价格越高,代表可能获得的收入越高,利润空间越大,实施循环经济再利用、再资源化的潜力就越高;原生产品成本可分解为原生资源和其他附加值组成,原生资源的价值在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再资源化可获得的经济效益会越高。

(2)再资源化产品的价格与成本

通常再资源化后生产产品的价格与原生资源产品的价格相差不大,由于今年来由于绿色消费观念的影响,再资源化产品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原生产品的价格;在成本方面,由于我国资源市场长期以来定价都偏低,资源再生的成本相对较高。原生资源的成本主要是其劳动成本,而再生资源的成本不仅仅包含废弃物的购买成本、购买后的处置成本、加工成本,还包括为了使用废弃资源而增加的设备、技术等的投资。一般来说,原生资源的价格会与再生资源的成本持平甚至会更低廉。根据南方某地区的统计资料显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价格为每亩1-3万元,而旧街区或厂房改造、宅基地再利用成本每亩1-3万元;工业用水每吨0.95元,水回收再利用,综合成本每吨0.9元;建筑用砖粘土制砖每百块粘土开挖成本10元,粉煤灰制砖每百块粉煤灰成本15元,再生资源在成本上基本不会占优势,这就严重阻碍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3)可供回收产品的数量或成本

企业实施循环经济,通常为了使用废弃资源需要增加大量投资,如清洁生产设备和技术等。为了获得规模效益,减少回收资源单位成本,企业要求可供回收的资源或产品超过一定数量水平,再生资源中存在有回收的价值。按照我国传统会计核算的方法,废弃物不进行成本分配,无法衡量其价值,可以引入“资源价值流”的“负制品”或“资源成本损失”概念,对其进行衡量。按照资源价值流的思想,正负制品都参与了生产过程,共同耗费了资源和能源,不合格品和废弃物同合格产品一样,都应该进行成本分配,而分配的标准是数量、重量及元素含量等,其计算公式为:

(4)废弃物环境污染损害值或排污费等

除了直接获得经济效益外,实施循环经济的目的更多在于同步提升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不仅完善环境效益的核算,还可以使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挂钩,加大企业等经济主体进行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在我国目前的排污收费制度中,虽然也有对超量排污等的收费、处罚方法,但是这种处罚的力度相对于清洁生产的投入来说相当的低,政府应该切实深化改革,加强环境整治处罚力度,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坚持由污染者买单、“排污收费、超量加倍、超标处罚”、收费标准高于污染治理成本、治理污染优惠等四项原则,采取切实措施,对各类主要污染物的治理进行成本调查,制定高于末端治理成本的治污费用,采用总量控制、逐层分解核定排污收费的标准,逐步使主要污染物诸如化工尾气、工业废渣、污水等排污费提高至治理污染的成本平均线以上,在实行过程中注意有序推进,切不可粗暴武断,亦不可拖延不顾,在考虑社会治污成本的同时,也需兼顾企业经济承受能力,逐步推进实施到位。

通常衡量废弃物环境损害可以尝试采用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法进行,其计算流程为:1计算企业产生的各种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的数量;2将废弃物数量予以标准化(如我国的三废当量的计算);3计算标准化后各种废弃物的环境损害系数。例如废水的单位环境损害值等。我国对于环境损害值的计算比较落后,可以参照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例如日本的LIME、荷兰的Eco-indicator99,瑞典的环境优先战略(EPS),欧洲联盟的主导开发的Extern E认定等,可借鉴其中的环境损害综合系数计算表而得;4将标准化的废弃物数量与换算的损害系数值相乘即可得其外部损害价值。

如以日本的lime计算法为例,其计算的原理可以表示为:

其中,WEIij—第i流程环节j种环境影响废弃物;UEIVij—第i流程环节j种废弃物的单位环境损害价值系数。

(5)再资源化补贴或税收优惠

与排污费制度相对应的,是国家对再资源化的补贴或税收优惠。政府应切实有效地推进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企业在环境保护或污染削减的经济活动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包括税收减免补贴、奖金、贷款优惠等。政府推行除污减排绿色补贴的政策,会降低企业处理污染的成本,政策激励能进一步推动企业在污染治理技术上的革新;另外,政府还需逐步提高环境污染的标准,逐渐控制污染,改善人居环境。政府严格把控污染,监督环境的污染指数,加强对污染的控制和对环境的惩治力度,让绿色指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对环境的期许日益水涨船高,经济发展模式断不能回到粗放型的老路上去,政府的雷厉风行,使企业能自发地实行清洁生产,达到政府对环境的监管目的,促进企业实施循环经济。

三、企业循环经济最优化决策分析

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通常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是否实施循环经济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

(一)基本假设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多种投入,包括材料、能源、人工、设备、资本等,生产过程中的产出包括流向下一生产过程、下一生产者或者直接用于消费的产品以及生产中不合格废弃的产品等废弃物。合格产品产生正的效益,不合格品不产生效益或产生负效益,但二者共同耗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向外排放不合格品或者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损害,产生负效益。简言之:

C总=C正+C负

V总=V正-V负-V外其中,C总指生产过程中的总成本,C正指合格品成本,C负指不合格品成本,V总指生产过程中的总效益,V正指合格品价值,V负指不合格品价值,V外指对环境的外部损害。

生产过程中利润π总=V总-C总

假定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资源为r,产出的产品数量为q,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为α,则有Q=αR,即。根据质量平衡原则,废弃物的数量,假定单位产品的单价为p,p为常数,不随产量变化,单位资源成本为c,c也为常数,不存在规模效益,单位废弃物的外部环境损害为u,则可得利润函数,作为循环经济考察的重点废弃物(负制品)来说,未经回收利用的负制品价值基本为0,其利润函数

(二)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效益分析

在上文中基本假设的基础上作出企业循环经济最优化决策。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方式可能有三种:从废弃物中再生资源,作为原材料投入生产;从废旧产品中回收资源以及从废弃物中回收副产品。三种方式下的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分析是不一致的。

(1)废弃物资源化决策分析

废弃物资源化是指从企业生产流程对外排放的废弃材料和工业废水、废气、固废中回收可用的资源,将废弃物再资源化后继续投入生产环节。这种再生的废弃资源通常作为原材料继续投入生产。

假定单位废弃物再资源化率为β1,即每单位废弃物中可以产生β1单位再生资源,则生产过程中可以产生的再生资源总量为,以此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数量为;通常为鼓励企业实施循环经济,国家会有一定的补贴,假定国家的单位再资源化补贴为τ,即回收一单位再生资源,可得τ国家补贴;再生过程中单位回收成本为γ1,则增加的收入总量为(p+ι)β(1-α)Q,(成本为γ+c)β(1-α)Q,因为回收废弃物而减少的环境外部损害为uβ(1-α)Q,增加的总收益为

△π=(p+ι)β(1-α)Q+uβ(1-α)Q-(γ+c)β(1-α)Q=(p+ι+u-γ-c)β(1-α)Q,式中,β>0,1-α>0,因此由该分析可知,企业是否进行废弃物资源化决策取决于单位产品价格、废弃物的单位环境损害、单位产品成本以及再生成本的大小。废弃物的单位环境损害越高,企业进行循环经济改善的动力越大,单位资源化成本越高,企业再资源化的动力越小。

(2)旧产品回收决策分析

旧产品回收即是指企业将经过消费流程后废弃的产品进行回收,和资源再生化相比,旧产品回收中废弃物的分布更为分散,因此收集时通常需要更多的人工、运输等费用,旧产品回收后的用途通常是经过再加工后直接作为产品出售,假定旧产品投入使用环节后废弃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为u3,回收率为β2,即一单位的产品经过使用后可以回收β2单位新产品,为了回收Q单位产品,可以减少消费后的废弃旧产品Q/β2。可减少的废弃物环境损害为。假定回收过程中的费用率为γ2,国家为鼓励回收的补贴为τ2,回收制造新产品中产生的单位污染为u3,则回收可以产生的总效益为π=Q(p+u2+ι2-γ2/β2)-u3。企业常常需要在生产新产品或者旧产品之间做出决策,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应该选择相对效益较高的生产方式,两者的效益差

(3)废弃物回收副产品决策分析

废弃物中回收副产品与资源再生化的原理类似,区别在于前者回收后直接作为副产品出售,后者作为再生资源继续进行生产和加工,两者都会使得生产过程对外排放的废弃物的数量大大减少,从而使环境负荷大大降低,切实增加了环境效益。回收副产品的经济效益在于回收的副产品的市场价值,相对于不回收来说,其经济效益绝对值就是其增量值,假定副产品的回收效率为β3,即一单位的废弃物经过使用后可以回收β3单位副产品,则企业在一个流程中可以回收的副产品总量为,单位价格为p副,可以减少的废弃物的数量也即为,则回收过程中的总收益为,为生产副产品所付出的单位成本为c副,则总效益。从该分析可知,企业是否做出回收副产品的决策,关键取决于回收副产品的单位价值、废弃物的环境损害以及回收成本。副产品的单位价值越高,废弃物的单位环境损害越大、回收成本越低,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动力越强。

四、结论

本文在分析影响企业循环经济效益机制的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对企业可能有的循环经济行为作出经济学分析,其主要结论和创新性意义有:

(1)利益机制是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企业内部的价值观,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技术资源的限制等都会促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然而要使企业真正自发持久的主动实施循环经济,还是需要利益机制的驱动,这是由企业的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2)利益机制的影响因素包括原生产品和再生产品的价格和成本对比,政府的再资源化补贴或优惠、废弃物损害内部化的价值等。经过经济学分析后发现,企业是否实施循环经济主要取决于以上因素的对比。该分析结论不仅可以为企业等微观主体实施循环经济提供决策支持,更可为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3)本文的经济学分析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事实上,实践中这些假设很难成立,企业面临的经济情况也远比本文所做的分析复杂,如规模效益的存在,消费者消费观的改变等都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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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家电回收需要经济利益支撑 篇8

对于消费者来说, 利益不是他们热衷于交旧的唯一支点。但是对于回收渠道来说, 利益则是不可或缺的支点。正规回收渠道都是企业运营, 不盈利项目对于企业来说是完全没有积极性的。比如通过销售商建立正规回收渠道的尝试,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有人曾体验过家电卖场的旧家电回收, 虽然销售人员在销售家电时保证会立即通知回收人员上门回收旧家电, 但最终还是被这个卖场工作人员“放了鸽子”。究其原因, 就是在回收的过程中, 卖场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负责通知上门回收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销售人员的积极性都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 “忙不过来、没时间”等成为不告知消费者这里有正规回收渠道、不通知回收企业消费者需要回收的理由。久而久之, 这个回收渠道就被人为地堵塞住了。消费者找不到正规的回收渠道, 正规渠道也找不到消费者。如果销售企业可以从回收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销售人员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收入, 企业与个人的积极性便可能会与现在大不相同了。

对于正规拆解企业来说, 如果没有国家的补贴, 恐怕是要拆多少赔多少, 根本不要提"盈利是企业的本质"这样的话。在这一点上, 他们根本无法与小商贩们一较高下。小商贩将旧家电转手一卖就能赚几十上百元。而非法拆解没有任何环保措施的投资, 只是将值钱的东西提炼了之, 拆解成本极低, 利润可观。有丰厚利润和干多少赔多少相比, 谁都知道哪个更有吸引力、哪个更好干。

学生评教与教师经济利益挂钩的弊端 篇9

此惩奖政策实施以来, 其结果怎样?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笔者与部分高校教师进行了交流。大家认为, 学生评教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初衷是好的, 它搭建了一个教学信息反馈的平台, 对教师起到一定督促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教师的上进心, 促使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提高教学质量。但现实与希望有很大差异, 实施的结果非但作用不大, 反倒滋生出许多弊端。

一、学生评教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弊端

(一) 教师的主导地位削弱。

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双边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的主导地位非常重要。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尚未确立, 对事物好坏的判断不一定准确, 对所作所为的后果不甚明确, 需要教师适时地加以引导, 启发和教育。而学生评教与教师经济利益的挂钩,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因为低分的潜在威胁,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顾虑颇多, 放不开手脚。

尽管在评教过程中设置了无效分, 教师可有选择地把自认为有恶意评教嫌疑的学生勾出, 使其评分成为无效。然而, 这个看似保障公正的环节却在老师心中投下了阴影。教师往往有一种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 似乎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教书这个职业原本阳光, 师生关系纯洁, 没有金钱、利益的冲突, 现在, 教师被迫去揣摩自己的学生:哪些人可能对我不满?谁可能对我心存芥蒂?你得在心里把学生过一遍, 那种心理很微妙, 那种揣摩很伤自尊, 原本和谐的师生关系被主观臆断搅乱, 事实上, 在勾出某些学生的同时, 你会对这些学生心怀愧疚。他因为调皮被老师批评过就一定会报复老师吗?他成绩不好就一定会报复老师吗?把他划入另册是不是冤枉他了呢?从师德讲, 教师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 不管他是调皮的或成绩不好的。但在这种被动局面下, 老师怎么一视同仁得起来呢?

这种微妙的心理经过一次次强化被放大, 久而久之就变成阴影笼罩在心里。于是,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客套而暧昧:该说的不说了, 该批评的不批评, 该坚持的选择放弃, 该反对的却和稀泥……教师处处要去揣摩学生的心思, 留心学生的脸色, 完全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教师的职权了。

教师受制于学生, 其主导地位被削弱, 甚至产生错位。

(二) 教师为保护自身利益消积应对。

同一群体之间的人肯定存在着差异, 客观地讲, 教学水平的高低涉及方方面面的能力, 需要长期修炼, 不能一蹴而就。面对每学期的评教, 能力不足怎么办?为了确保职称评定顺利, 评先进有资格, 年终奖不落空, 教师们会怎么办?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一种潜在的不动声色的交易滋生起来。教师的水平没有变, 学生的成绩却上来了, 学生有作弊的嫌疑, 教师也睁只眼闭只眼, 本该严格把关的环节却有意疏漏。教师手里能掌控的无非就是分数, 别的不说, 学生的平时表现、考勤要折合成分纳入总成绩, 这些方面的弹性掌控, 可直接决定学生挂不挂科, 能不能拿奖学金。学生要分数, 教师也要分数。高分换高分, 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三) 造成学生对教师或者教育的信任危机。

教师弄虚作假, 势必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不良教风带动不良学风, 彼此推波助澜, 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造成教学秩序紊乱, 势必引起学生及家长对教育的信任危机。

相对于学术造假, 评教造假对学生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造假只是一个单边过程, 没有流通到教学环节当中。而评教的造假, 让更多的学生介入, 对学生的成长极其不利。

(四) 学生评教的随意性强, 可信度不高。

尽管学生评教有内容提示, 分门别类, 分值大小不一, 但学生大多都是凭着印象随意打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尽管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存在一贯性, 但每学期评价的结果却没有定数, 靠前的教师常有变更, 让人不可琢磨。

还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要求严格的老师比松动的老师容易得低分, 考勤严格的老师比不考勤的老师容易得低分。

既耍得好又不挂科, 这是学生生活的理想境界, 也因为如此, 作为回报, 学生会对那些“心慈手软”的老师给出“友情分”。这样的评教结果自然缺乏说服力, 可信度不高。

(五) 对遵守师德、坚守信念的教师造成伤害。

如上所述, 那些教学态度严谨、遵守师德、坚守信念的教师, 在评教时常常不如那些取巧的老师得分高, 这难免对他们造成精神伤害。他们不在乎钱, 但在意自己的名声, 在意认真履行职责后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但现在, 事物本身的样子被一大堆混淆视听的表象所掩盖, 貌似公正的评价致使他们屡受伤害。

在学生评教与经济利益挂钩前, 有位教师在学生无记名评教中, 曾保持了十几年的第一。没有一分钱奖励, 但他心里感到非常满足, 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有什么比学生发自心底的认同更让人欣慰的呢?

学生评教与经济利益挂钩后, 由于潜规则的滋生, 得分高的老师也不再受人尊重了, 这样的挂钩奖励, 是激励人向前看呢, 还是激励人向钱看?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是教师的天职, 良好的师德, 坚定的信念, 原本与金钱无关。有奖金没奖金一样认真, 有人监督无人监督同样尽心, 这才是我们评教活动追求的目标啊!

二、结论

以上弊端源于一个基本事实, 教师和学生都有评分权, 双方手里都握着一根利益杠杆。这就可能造成权利交换, 形成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 评教结果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吗?能正面促进老师的师德, 提高教学水平吗?

公正的评定只能来自置身于共同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学生评教与教师经济利益挂钩在实施过程中, 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弊大于利, 建议取消学生评教与教师经济利益挂钩的相关规定。

三、建议

(一) 在不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前提下, 保留学生评教活动这个平台, 还原师生之间的纯洁关系。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是有感而发, 无论是肯定, 否定, 赞扬, 批评, 鼓励, 建议, 都来自心底, 这样才能获得推动教学改革的有效信息, 看到事物本身的样子, 而不是一大堆混淆视听的表象。

(二) 学生评教不与奖金、职称晋升挂钩, 评教结果, 可以作为对教师年终考核的一个参考因素。

经济法立场下社会利益的考量 篇10

利益, 英文为interest, 其含义为利息, 主要是表示债权人对利息的正当请求, 后来利益作为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体现得到了广泛使用。《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利益定义为“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庞德认为利益是“人们, 个别的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 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们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考虑到的东西”;利益法学派创始人赫克认为利益是人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欲求, 这种欲求不仅意味着人们的“实际需要”, 而且还包含着那些受到刺激后, 可能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隐藏于人们内心的“潜在动机”。惟此, 我们可以看出, 西方学者在一般意义上对利益的界定都是来源于主观上的, 就是某中要求、愿望、需求或期待。

中国学者则与此有明显的差别。《辞源》对利益解释为“好处”或“功用”, 与“害”相对立;郭道辉教授则将利益定义为“能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事物, 即所谓好处”;王光伟教授认为利益是“需要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 以社会实践为手段, 使需要主体与对象之间矛盾的状态得到克服。”这就说明, 尽管人本身基于生理或心理的因素会产生各种欲望或者要求, 但只是将其真正地落实于所在的客观事物上才可称其为利益。

众所周知, 人的欲望无穷, 而利益的稀缺性总令人类处于一种饥饿非满足状态, 由此乃有强力干预和分配利益的现象。法律对利益的调整不是将人们的主观欲望与需求作为调整对象, 它不可能对人们的主观世界进行直接的介入。所以笔者认为, 利益就是一种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的那些社会性因素, 是人们一切活动的源动力。

二、社会利益的特征

社会利益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才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进行保护。尤其是把其提升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界定, 刚实施的《物权法》也予以了规范, 但公共利益在人们面前表现出的空洞性、模糊性与扩张性仍就存在。究其原因, 一方面源于社会利益本身的抽象性与模糊性, 另一方面源于国家利益逻辑上的至上性。要认定社会利益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产生于人们的公共生活之中

个人在自由市场条件下, 天生就是理性的经济人, 对个体利益的无限追求, 引发了个体间对有限资源的抢夺, 于是人们必然会彼此约定个体对利益追求的范围, 并将界外的利益转化为一种共同的利益, 即社会利益。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就是个人必须对社会利益遵守并予以服从。

2. 个体对公用设施的需求与个体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

经济学家马斯洛认为, 个体的需求始终呈现一种递进发展的态势, 当个体的温饱得到有效满足时, 他便会对诸如尊重、审美、艺术、自我价值实现等产生一种强烈的需求。这些欲望或需求仅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得以实现, 而且对个别边际收益较小或者边际收益大但风险大、成本高的领域, 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益事业, 也无法通过市场自发引导资源合理的流入。在这些场合里, 市场往往是失灵的。因此, 一般国家或其他组织便基于公益出资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共同需求, 修建的设施便转化为公用设施, 而表现于其上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

3. 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德的一致性

个体道德是主体在私人生活与特定对象发生关系时所遵守的道德, 而社会公德则是主体在公共生活中与不特定的对象发生关系时所遵守的道德, 是约束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健康行为的外在力。对社会利益的违背, 常常使人们基于与违背者同处于一组织或地区而产生负罪感, 进而直接对组织或地区的利益构成侵害, 损及社会公共秩序, 从而损害社会利益。这些行为有的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 有的没有。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确定社会利益可以以社会公德为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任何经济活动都有一定的公益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许多人的自利行为合成促进共同繁荣的公益行为。严格意义上讲, 社会利益实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 必须以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作为评判该价值的要件。

三、经济法立场下的社会利益之考量

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 是完完全全的社会本位法。民法关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鼓励人们为了自身的权益而奋斗不息。由于经济的发展,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开始增加。某些时候, 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不可避免, 甚至有个人利益滥用而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扩大化趋势。

经济法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同样保持高度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是来源于社会化的产物。通过强制性的引导, 让政府在社会发展中进行各种必要的干预, 让政府充当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社会矛盾的调节者和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如果说民法关注的是所有权, 那么经济法所关注的则是人本身。经济法认为个人行使所有权时, 除个人利益外, 也应顾虑社会公益。惟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相协调的权利思想, 因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 既合乎社会正义, 又保护了个人自由, 成为主导社会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说, 经济法所界定的社会利益, 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复加, 而是追求最大多数社会主体的幸福, 并通过这种利益主体的对比, 给予弱者以特别的关怀, 从而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最大平等。比如《价格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绝不仅仅保护利益损失的一方, 更是通过政府调控的手段, 来追求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总而言之, 经济法对个体利益的关怀也就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对社会利益的追求也就实现了个体利益的最基本要求, 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摘要：利益就是一种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的那些社会性因素, 是人们一切活动的源动力。站在经济法的立场上, 对利益以及社会利益进行了界定和诠释, 从而解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得以平衡的原由。

关键词：经济法,利益,社会利益

参考文献

[1]牛津法律大词典[M].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版

[2]庞德:经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3]吕世伦:法理的积淀[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4]郭道辉:论立法中的利益分配与调节[J].浙江法律论坛第2卷

[5]王光伟:社会利益论[M].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