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官员

司法官员（精选十篇）

司法官员 篇1

一、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法律概念

法院和法官的关系密不可分，法院是法官的载体，法官是法院的灵魂，法官能动的进行司法活动是在法院的支撑下展开的。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区别实际上是法官能否联系不断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如有学者认为，“司法克制或是能动是两种不同的司法理念，司法能动坚持法官应该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并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对抽象概括的法律加以具体化的运用去实现社会正义。而司法克制则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严谨地执行法律的意志，尽可能地减少法官个人的信仰与倾向。” (1)

二、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的比较分析

（一）司法克制主义的优势分析

司法克制主义中法官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完全尊重立法者的原意，尊重成文法和先例。法院是承担判断任务的，虽然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案件的特性，但毕竟法院不是万能的，对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做出裁决，光靠法律知识是难以做出裁决的，还需要借助法律以外的其他专业知识解决，在此意义上法院应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

（二）司法能动主义的优势分析

一方面，完善法律的不足，促进社会稳定。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法律的作用之一在于维护秩序，但法律往往也会有一些局限性，导致昨日的法律可能与现在的社会发展相违背，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如果此时坚持司法能动主义，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法官充分发挥能动性，结合案件和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就会实现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司法能动主义有助于实现法律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能动主义的法官，在审理不同的案件时，不会一成不变的完全尊重立法者的原意，会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法律的字面含义或法律的原意，使法律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冲突与整合

表面上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似乎是一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概念，其实不然。近些年来，随着司法权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法院审判模式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越来越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但这并不等于法官的职权被完全弱化了。事实上，弱化法官的职权与加强当事人的作用并不矛盾，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而并不是对司法能动的完全否定。 (2)

三、我国司法能动的改革与完善

（一）当前我国司法能动的具体实践及改革方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对司法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多。此时，仅仅依靠司法克制难免会使实体公正与形式公正分离，无法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人民群众无法完全实现实体公正，导致引发更多的矛盾纠纷，影响社会稳定。法官通过司法能动，能够满足当事人日趋激烈的诉求请求，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诉讼能力也将逐渐提高，社会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总之，我国无论以何种司法理念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最终目标都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阶段，司法能动的深化和改革是必由之路。

（二）加强司法能动的建议措施

第一，要着重解决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是要尽可能运用社会引导和社会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不仅是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还要在审判中加强司法的教育功能，引导人们尊重司法，尊崇公平正义。二是促进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努力减少纠纷，实现诉讼过程中的公平正义。三是重视诉讼过程中的法官能动作用，加强法理在审判中的应用，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加入自己的主观倾向，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灵活的运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

第二，要加大法院调研的工作力度。调查研究是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能动的一项重要工作。调查研究是促使人民法院更深入地解案件，分析案件的有效手段，提高司法能动的预见性，促进矛盾纠纷的及时解决。人民法院在调查中把握了矛盾纠纷的来源和成因，就能深入地了解到了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从而促使矛盾的及时解决，实现司法的价值。法院为了更好地查明案件和及时化解纠纷，积极主动展开调研，提前采取了保障措施，获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

第三，从宏观上理解司法能动。司法能动不仅要求人民法院灵活的解释和运用法律，还要求人民法院积极发挥能动性，主动分析总结矛盾，引导人民群众尊重司法，提高其诉讼能力，不断满足公众对司法的正义诉求，这是人民法院永恒的宗旨，也是司法能动的重要体现。在司法能动中，法官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审判活动中利用司法赋予的自由裁量权，选择运用正确的方法妥善处理纠纷，彻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将专业的司法大众化。

参考文献

[1]李辉.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的比较分析[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398-415.

[2]胡君.司法能动的边界[N].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8 (5) .

[3]陈光中、陈学权.中国语境下的刑事证明责任理论[N].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0 (1) .

[4]王建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司法能动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131-280.

司法官员 篇2

今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报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司法改革为动力，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建设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为载体，全面深化司法公开，着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促进司法公正，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取得明显成效。

周强表示，深化司法公开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是落实宪法法律原则、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大举措，是深化司法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

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公开的各项部署，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强化司法公开理念，确保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人民法院深刻把握总书记提出的“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的要求，充分认识司法公开的重大意义，努力使司法公开成为每个法院、每个法官的自觉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协调，指导各级法院切实增强主动公开意识，努力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人民法院坚持主动公开、依法公开、全面公开和实质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将司法公开覆盖审判执行工作各领域、各环节，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人民法院立足群众司法需求，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完善司法公开平台的互动功能、服务功能和便民功能，把深化司法公开变成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过程，让司法公开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二是创新司法公开载体，切实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建设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开通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通过网站、短信、微信等多种渠道推送案件流程信息，变当事人千方百计打听案件进展为法院主动向当事人告知。截至今年

10月16日，各级法院共公开审判流程信息25.5亿项，推送短信3473.6万条，方便了当事人参与诉讼。建设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开通中国裁判文书网，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以调解方式结案、离婚诉讼或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等情形外，各级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截至今年10月16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超过2180万篇，访问量突破31亿人次，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建设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开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当事人可在网上便捷查询执行案件办理情况、未结案件被执行人信息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内容。截至今年10月16日，执行信息公开网已累计公布执行信息4487万条。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地方法院还对社会关注案件的执行过程进行全程网络直播，接受群众监督，增强执行权威。加强法院网站和新媒体建设，全国90%以上的法院开通门户网站，不断完善网站功能，便于人民群众了解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开通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建成“全国法院微博发布厅”，全国3200多个法院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实施“天平工程”，建成人民法院信息化2.0版，3519个法院和9279个人民法庭实现专网全连通、数据全覆盖，实现网上立案、办案、执行和网上办公，实现数据的实时统计、实时更新和互联互通，为深化司法公开提供了科技保障。积极推进人民法院信息化

3.0版建设，确立“智慧法院”建设目标，促进提升司法公开水平。

三是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努力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推进立案公开，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依法保障当事人诉权。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做好释明工作，让当事人明明白白行使诉权。推进庭审公开，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依法应当公开开庭的案件一律公开开庭审理。创新庭审公开方式，强化科技法庭应用，以视频、音频、图文等方式公开庭审过程，大力推进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和庭审网络直播。开通中国庭审公开网，截至今年10月16日，地方各级法院通过互联网直播庭审43.2万件，点击观看量11.3亿人次；最高人民法院自今年7月1日起所有公开开庭的案件庭审活动都通过互联网直播，截至今年10月16日共直播庭审143次，点击观看量6.3亿人次。推进裁判标准公开，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指导性文件，指导各级法院统一正确适用法律，妥善审理各类案件。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制定量刑指导意见，确保量刑公正。推进裁判理由公开，深化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制定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注重释疑解惑，全面列举适用的法律条文，切实提升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权威性。推进司法政务公开，定期发布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公报和审判工作白皮书，建立健全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向社会及时全面准确发布司法信息，增进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推进诉讼服务公开，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构建以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移动客户端、12368热线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化诉讼服务网络，积极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综合性、低成本的诉讼服务。

四是延伸司法公开功能，拓展司法公开效果。积极传播法治精神，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传播法律知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促进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宣部联合开展“用公开促公正，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妥善审理涉“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邱少云家属诉孙杰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示范功能，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促进对外交流合作，全面展示我国法院推进司法公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果，提升我国司法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促进对港澳台交流合作，成立中华司法研究会，为两岸暨港澳以及海外法律界搭建起中华司法研究与交流的高端平台。

周强表示，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化司法公开取得明显进

展，特别是在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推进了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一是促进了司法公正，司法活动特别是案件审理进程更加公开透明、文明规范，审判管理和内外监督机制更加完善，促进了裁判尺度统一，规范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推动审判质量效率不断提高。深化司法公开，使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全程接受各方面监督，努力杜绝暗箱操作空间，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过程及其结果的公正，增进了群众对司法的信任、信赖和信心。二是促进了法院队伍素质的提升，倒逼法官加强能力建设，督促法官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推动了司法作风的转变，有力促进司法公正高效廉洁，遏制和预防司法腐败。三是促进了全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推动了法治教育的深入开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促进了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的形成。人民法院深化司法公开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充分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政务官员”与“事务官员” 篇3

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国家干部”，其职业就是“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是没有更精细的职业分工和专业取向的。计划时代政府机关中的干部常常自嘲为“万金油”，意即抹到哪里都管用。若从正面阐述，即是著名的“螺丝钉论”。

如果我们拿当年“国家干部”所履行的职责和国际通行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相比较，可以发现，许多职责其实已经不再由公务员担当了，尤其是所谓“业务员”（十三大报告中的提法，相对“政务员”而言。国际惯例是分为“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其一，他们不再参与立法，因为立法是國家权力机关的职责；其二，不再承担调查研究的任务，因为政府机关自己做调查没有公信力，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都委托第三方“智库”，即研究机构或大学去做；其三，他们也不做群众工作，只是在政府机关中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而所谓“群众工作”，就拜托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工作者了。

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群众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的。因为各项有关民生的社会政策如要“一个不能少”地惠及每个社会成员，就要由专门做“群众工作”的人员个别化、个性化地一一具体落实。这种“传输机制”就是社会工作，与之相关的职业群体或专业群体就是社会工作者。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队伍在发达国家都是十分“宏大”的，也正因如此，政府机关才能在编制、人员的数量上真正地“小”下去而不至于一再反弹。

浅议司法公正和司法制度改革 篇4

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

关心司法公正, 评价司法公正与否, 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在现代社会的审判中, 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呢?人们是如何评价司法公正?笔者认为, 评价司法是否公正, 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 一是法律标准, 二是社会标准。

(一) 法律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的裁

判, 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 违法的裁判一定是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 即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 必须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幅度内做出的裁判, 就是公正的。适用法律程序是否公正, 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 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实体法, 而且程序正当, 就是司法公正。

(二) 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

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裁判的态度, 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 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 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 必须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 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 做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 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我们客观的去分析。

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司法公正, 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 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

现阶段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有:

(一) 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

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司法传统的制约,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 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从内部结构看, 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 (院长) 、副检察长 (副院长) 、处 (科、庭) 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 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凡是能和办案的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法院机关行政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按照法律规定, 法院的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监督, 也仅仅是审级范畴上的监督。但是, 目前的状况却是上级法院是下级法院的领导机构, 评比、考核、听取汇报, 所有“上级机关”所具备的权力几乎都有。下级法院有什么疑难案件, 也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殊不知, 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组织法和程序法, 影响了司法公正。

(二) 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

从1949年以来, 我国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 实行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 每一级法院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受同级人大的监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这种设置使法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在地方与地方的冲突之间, 地方与中央冲突之间, 当地党委不可避免的指挥属下的法院为本地“服务”或者“保驾护航”, 这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即使没有上述冲突, 当地的党委也会从本地利益出发, 指挥法院如何审理案件, 如何“为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 其背后就隐藏着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因素。再谈独立审判, 只能流于形式, 司法公正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三、改变现状的应对措施

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 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 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 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 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

(一) 建立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

在我国, 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必须明确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外一种国家权力, 它必须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 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 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 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备司法权应有的本质, 因而, 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

改变现行审判体制, 确保法官独立。司法独立, 其核心是法官独立, 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 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 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 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 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 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的《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 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二) 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道德素质低下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道德水准低下危及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人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法治程度。现阶段社会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腐败和不公, 而这些腐败和不公既未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 也未受到法律固有的制裁, 人们必然逐渐动摇心中对道德的崇尚和对法律的仰。在道德水准低下的社会里, 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 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权钱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 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毫无疑问, 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 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 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 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 三者兼备, 相辅相成, 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四、结语

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 在任何国家, 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 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 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更需要维护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

摘要：伴随着司法现代化建设中改革的实践, 司法公正的价值观念已深深根植于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人民的心中, 然而怎样才算司法公正如何引导人们包括司法工作者用理性的标准评价司法公正等问题, 需要我们继续加以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现代司法理念,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1版。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

[3]《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 2003年10月。

[4]李勤模:《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 中国法院网, 2004年4月。

司法官员 篇5

2009年市司法行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省、市政法工作会议及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围绕中心，履职尽责，立足本职，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防止一般性纠纷转化为群体性纠纷、防止普通诉求演变成越级上访为目标，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大力开展“五五”普法、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为经济区绿色腹地经济强市建设和平安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一、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理进程，全面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1、继续抓好重点对象普法，促进全民普法深入开展。一是以提高依法执政意识为重点，推进领导干部的法制宣传教育。二是以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为重点，加强公务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三是以增强引导性、参与性和趣味性为重点，加强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四是以推进依法诚信经营为重点，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五是以村两委干部和农民工为重点，加强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2、继续狠抓“法律六进”活动，把法制宣传教育落实到基层。继续抓好“法律六进”活动的贯彻落实，指导、督促各乡（镇）街道、各单位结合实际制定“法律六进”活动配套方案，进一步完善“法律六进”活动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将法制宣传教育渗透到乡村、街道、单位、家庭，覆盖全市，形成浓厚的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重点推进法律进学校活动，适时组织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学校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送普法宣传资料等活动，提高教师、学生学法用法意识。

3、深化依法治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法治化进程。继续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治乡镇（村、社区）、依法治单位的行业依法治理和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推进各项工作的法治化管理；着力深化行业依法治理，切实提高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服务水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着力深化基层依法治理。紧密结合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积极开展“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活动。“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面要达到85%以上。“民主法治社区”创建面要达到85%。四是积极开展专项依法治理。

4、加强指导，实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新发展。要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理论调研；要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逐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普法依法治理考核评估、检查督促等制度；要积极探索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新途径、新方法，为全面推开提供经验。

5、加强宪法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了解宪法、掌握宪法，增强宪法观念，树立宪法权威。加强食品安全法、刑法修正案等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力度，以进一步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二、发挥“四级调解网络”维稳作用，提高第一道防线的整体功能。

充分发挥“四级调解网络”维稳机制作用，扎实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要充分发挥司法所在“四级调解网络”维稳机制中的主体作用，积极参与涉及民生问题纠纷的调解，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广泛参与土地流转，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涉及民生问题的纠纷调处，着力化解群体性纠纷，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在进一步抓好乡村社区调委会建设的同时，加强企业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力争企业调解组织覆盖面达到应建调委会的50%。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今年村（居）委员会要进行换届选举，要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员的培训，特别是换届后村（居）调委会主任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和调解水平。村（居）调委会主任的培训面要达到100%，各乡镇的调解员培训面要达到80%。要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推广深化包案制和“以奖代补”制，激励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落实。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定期分析、评估、预警、排查、调处报告制度，实现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调解阵地、队伍建设、调解程序、调解文书等五个方面的规范化建设。

三、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力度。在抓好经常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基础上，围绕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全方位、广角度、多层次地开展全市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对排查出来的可能诱发集体越级上访、群体性闹事事件、重大矛盾纠纷。可能民转刑隐患民间纠纷，要及时地归类、研究措施对策，形成稳定风险评估预案，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特别要做好敏感时期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社会影响面大、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和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民生问题。对于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的事件，要及时地予以引导、协调，避免上升为社会矛盾。

2、、继续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进一步完善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的衔接工作机制，强化帮教对象的个人档案建设，建立健全报到登记、建档立卡、签订帮教协议、重点对象管控、信息报告和帮教等制度，使全市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要全面建立刑释解教人员计算机台帐，逐步实现网络化、系统化、信息化、规范化管理；强化帮教措施，切实加强日常帮教工作，会同民政、税务、劳动部门解决好回归人员临时性生产、生活方面的突出问题，力争在创办实体上有所突破，实现帮教与帮扶相结合；要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和促进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就业。

3、继续抓好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做好司法所办公用房建设工作，加快司法所办公用房建设速度，确保按省上要求三年内完成司法所办公用房建设；抓好以业务工作、所务管理为重点的规范化建设，逐步改善司法所办公设施装备，提升司法所整体运作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所的管理和司法所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从组织领导、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物质待遇、经费装备和表彰奖励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努力提高司法所保障能力和工作水平，力求做到市司法局、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人民群众和司法所“四满意”。

四、创新法律服务机制，促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更有作为。

1、扎实抓好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努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在纵向上强化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业务指导；在横向上强化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业务指导，明确工作职责；各法律援助工作站要完成2件以上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重点是抓好农民工和残疾人法律援助案件。整合司法行政内部资源，构建大法律援助格局将律师、公证、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纳入法律援助服务范畴，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整合各项职能，形成大法律援助的工作态势。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工作氛围，与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密配合，向社会大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意义、援助对象、内容、方式等，把法律援助工作继续推向深入，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健全完善援助机构内部工作机制、业务指导机制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可持续发展。

2、做好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本地政治经济等重要事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其法律咨询、决策建议和论证等作用，协助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要积极主动地争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领导机关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增强政府法律顾问自身建设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政府法律顾问的政治思想业务素质，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

3、健全完善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信访工作机制，依法解决群众利益诉求。积极引导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处置涉法信访案件，参与疑难纠纷、群体性案件的调处工作，更多地采用调解的办法化解社会矛盾。对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集团性、敏感性法律事务要及时向市局报审，同时要依法做好教育引导和纠纷化解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4、巩固规范法律服务各项工作。综合运用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服务等途径，积极协助各级政府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经济关系、管理社会事务，服务各类市场主体进行贸易、投资、融资等民商事活动，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主动介入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城镇化建设等环节，和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领域；围绕推进企业依法经营，积极参与劳动争议案件，环境、资源等方面的涉法案件，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促进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要切实加强对法律服务业的监管，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服务人员办理重大影响案件的指导制度、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主任负责制，加强对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执业经历、业务能力、职业道德、品德修养等方面的考核和管理，提高大局维稳意识，保持正确的执业方向；加强公证执业监督，严把公证质量关，不断提高公证的社会公信力。

（五）切实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树立司法行政队伍的良好形象。

1、加强党组织建设。继续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要把学习宣传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狠抓落实，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强局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使领导干部始终做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依法行政，增强领导班子合力；要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重点加强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党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律师、公证员等法律服务队伍中党员的管理教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各项执业和服务活动中；落实党建活动预案，丰富活动内容，促进基层党支部和党员“两个作用”的有效发挥。

2、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全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中纪委全会和省、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扎扎实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继续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全面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增强党员干部廉政勤政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抓好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执法为民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紧密结合司法行政队伍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认真做好干部队伍的学习培训工作。加强干部职工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以及计算机等基本技能的培训和学习，努力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司法行政干部队伍；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精神，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副科级司法所长获得突破，司法所人员配备达到2人的目标在预期内实现。要切实做好文明创建工作。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从实际出发，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提出符合实际的工作目标和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制定新一轮文明创建工作规划，积极争创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和文明窗口。

4、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积极搭建活动平台，创新优化工作机制，提高机关效能。进一步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目标考核，改进自身作风，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促进政务规范化建设，提升干部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协调能力、服务能力。

5、进一步加强平安单位建设工作力度，着力深化“平安单位”创建活动。要加强平安创建长效机制建设，加强安全检查，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和重要敏感时期，要认真开展防火、防盗、防事故、防机要与信息网络失泄密等安全防范教育、检查活动，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要妥善处置系统内涉法上访问题，确保不发生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上访事件，把创建“平安单位”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6、加强信息调研，扩大对外宣传。以对外宣传为突破口，找准有利于树立司法行政队伍形象和适合新闻媒体需要的结合点，充分运用各级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全市司法行政工作成果和先进典型人物，展现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和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

明朝官员戴乌纱清朝官员插花翎 篇6

其实，明清两朝虽然都是坐镇北京，手握乾坤，掌控天下，但是这两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身为不同的民族，因此，各级官员的服饰也大不相同。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主流。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明朝的官员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

清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即公元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

清时薙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清代官帽与明朝的官帽绝然不同，清朝的官帽后面都要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也就人们常说的顶戴花翎。那么，为什么明朝官员要头戴乌纱和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究竟有什么重要的表示呢？

先说说明朝的乌纱帽。乌纱帽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官员头戴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但作为正式“官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明朝以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

隋唐时期，朝廷官员和黎民百姓都戴乌纱帽，只是官员的乌纱帽上有玉饰的多少来区别官职大小。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唐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说：“自古以来，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到了北宋王朝，太祖赵匡胤为防止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就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忽悠颤动，皇帝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

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作出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而未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遂成为官员的一种特有标志。

再说说清朝的顶戴花翎。清朝的官帽，在顶珠下有翎管，质为白玉或翡翠，用以安插翎枝。清翎枝分蓝翎和花翎两种。蓝翎为鹖羽所做，花翎为孔雀羽所做。花翎在清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其作用是昭明等级、赏赐军功，清代各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僭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任品级穿朝服，而被罚拔去花翎则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

花翎又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蓝翎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又称为“染蓝翎”，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羽毛所作，无眼。赐予六品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也可以赏赐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鹖鸟生性好勇斗狠，至死不却，武士冠上插鹖翎，能够显示武士的英勇，倒也贴切。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驸马，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附，即妃嫔所生公主的驸马，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有资格享戴花翎的亲贵们要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戴用。但后来花翎赏赐渐多，就不一定经过考试了。

花翎如此高贵，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平台后力辞靖海侯而恳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康熙皇帝特旨许之；后乾隆皇帝下明诏，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从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

清朝爵位中最为显贵的亲王、郡王、贝勒，按清初的规定是不戴花翎的；但乾隆年间，许多人以兼任内大臣等职务为由乞翎，因此之后亲王、郡王、贝勒开始佩戴三眼花翎。得到花翎的也有特例，如道光皇帝得知擒获在新疆叛乱的张格尔后，即赏报捷音者戴花翎、军机处行走；道光后期，花翎的赏赐范围渐大，各方面对国家有功之人均可赏戴花翎。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保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行走了。

其实，不论是明朝的乌纱帽也好，还是清朝的顶戴花翎也罢，都是因为统治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由于观念的不同，形成多种多样的官员服饰种类，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官员服饰自然也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由于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长期处于阶级社会之中，官员的服饰自然被赋予了浓厚的阶级色彩。

——科学探索

论司法围观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及应对 篇7

一、信息化背景下司法围观的途径

在案件信息聚焦化的围观时代, 司法越来越重视民意的作用, 这种重视不仅增强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心, 而且在法治民主化进程中和民众话语权的实现过程中也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实践过程中, 当过度重视变为顺从, 民意成为案件最终判决的依据, 进而造成了司法的独立性难以保障和司法公正性受到质疑的不良后果。

从“躲猫猫”事件到李某某案, 这一系列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公众迅猛的围观演变愈演愈烈, 甚至将个体案件背负上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和公正焦虑, 且不论最后的结果怎样, 单是这如履薄冰的司法过程, 就足以对法官进行专业的判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司法围观对于司法公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 过多的重视司法围观是否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 就成为现在司法环境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广播媒体以及互联网技术在只有网页新闻, 负面消息往往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民众对社会的负面信息获知的比较少。但随着新兴技术如博客、微博、微信等的出现, 这种互动式的交流方式的存在使得司法围观的途径逐渐增多, 人民表达不满情绪的方式也在逐渐增多。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巨变, 这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新的关系格局。在这个时代下, 信息获取途径广泛, 信息传播极其迅速。当法律事件转变为公众高度关注的“媒体公共事件”时, 这某一具体的案件就会成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等级特权思想、为富不仁等现象的不满的宣泄的途径。

二、司法围观对我国司法审判的影响

(一) 网络司法围观促使司法公开的边界重新定位

网络时代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 体现在信息传播途径上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 司法公开被推到了信息公开的最前线。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 司法公开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媒体。而司法机关因为其在公权力的支持下具有某些优势地位, 其压力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而在现阶段的网络时代, 舆论不再依赖媒体为其主要的信息来源, 相反的, 媒体会去追踪网络上的民意, 进行民意调查等, 过去的媒体引导舆论的格局被彻底打破, 形成了新的舆论引导媒体式的格局。在这样的新格局中, 媒体作为司法机关与社会沟通的的桥梁作用被打破, 司法机关对媒体的控制能力失效, 最终形成了司法直接面对社会的局面。网络时代中, 民众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这使得司法公开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中。从技术上来分析, 信息公开变得简单而易于操作, 只要有一个人接触了法官或者法庭, 通过网络等传播途径, 该种信息就很可能被无限制的公开。

现今, 司法公开的依据是《宪法》第125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 一律公开进行。”诉讼法中规定涉及国家机密、未成年人等情况, 依法不公开审理。这是目前法律明确规定的司法公开边界。但在实际操作中, 各级法院均通过限制旁听、禁止录音录像、拒绝采访等手段, 人为的制造出了信息公开的障碍。这种思维甚至在法官的培训教材中也有体现:“应当严格控制宣传报道, 避免该类案件成为社会热点, 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然而, 在网络时代下, 这种阻碍案件信息传播, 妨碍司法公开的思维不但对化解社会矛盾起不到积极的作用, 反而会造成公众的反感。在网络时代的初期, 司法公开的边界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混沌状态,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司法公开的边界必将被重新定义。

(二) 司法公正的天平将重新寻找平衡

原有司法公开的边界已被突破, 在司法围观时代, 司法将最大限度的在阳光下进行, 这样才能使司法公正得到真正的实现。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 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法律的权威, 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和不满。司法围观通过网络所能调用的资源是无限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举国关注甚至是全球关注的事件。以一体化破坏地方化, 以公民权利的觉醒对抗公权力的滥用的时代即将到来。

司法围观在带来阳光的同时, 也挟带了风雨。法律专业相对来说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专业化的讨论很难引起公众的关注, 而身边发生的现实的案例才能真正吸引公众的眼球, 因此, 司法围观, 一般是从个案开始的。从这一点来分析, 司法围观的能量在个案上才能得到最大的程度的发挥。丹宁勋爵曾说“公正的意见不会损害公正的审讯”, 但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适用在我国司法围观的初期, 因为这个时期正处于社会力量与司法力量互相博弈的混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司法围观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是双向的, 既有可能使司法公正得到实现, 又可能因为迫于民众的压力, 做出有悖于法律的判决。司法公正的天平在司法围观中如何维持平衡, 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应对司法围观影响的两点建议

(一) 媒体应重塑其作为司法与公众接触的桥梁作用

当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放在一起相比较时, 新闻自由应当被放在第一位, 但是这并不能构成新闻自由妨碍司法独立的理由。在司法围观的时代, 媒体应成为司法部门应对危机事件的窗口和平台。司法部门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对公众关心的案件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及时向社会和媒体发布案件进展情况, 媒体应积极配合司法部门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和手机等多种手段与公众进行交流。

司法部门与媒体都应在这个时代中找到处理司法围观的公众事件的新方法, 媒体应重新塑造起其作为司法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作用。媒体应从善意出发, 最大限度的理解当事人的行为, 培养与公众自由平等地沟通交流和解决危机事件、化解矛盾的智慧, 将层出不穷的危机四伏、矛盾迭起的司法围观事件和平解决。在处理司法围观事件中, 媒体还可以利用其具有的获得信息的优势地位, 通过角色的转换, 将自己转变为普通公众的个体投身到司法围观的人群中去, 从公众的角度出发, 了解他们负面情绪的来源, 和他们一起指责司法部门的不当行为, 跟他们一起对法律事件的结果进行评判分析, 为公众的利益而奔走, 针对个案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分析公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价值。通过媒体的介入, 使司法部门在应对司法围观中塑造出具有正能量的美好形象。

(二) 司法机关应秉公办案, 维护法律权威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在司法围观中的特殊地位, 其在被围观时, 已不再是普通的公民, 法官有义务保证在案件中做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判决, 使公众信服, 以此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 在司法围观的过程中, 法官的某些权利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官在发表言论的时候, 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应针对具体的案件和当事人进行带有主观色彩的评价, 避免因言语不当造成的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

司法围观不仅会对法官造成压力, 对证人、陪审员等也会形成不小的影响。一旦某一法律案件进入公众的视线, 被公众围观,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分散陪审员的精力, 进而对法庭的庭审等活动造成影响, 法官的接受信息的能力、感受都会受到影响。由于庭审的巨大压力, 会对证人造成一定程度的障碍, 降低其回忆的质量, 还会分散原被告的精力。同时, 对法律可以公开和需要保密的界限, 要进行明晰, 并向公众说明详细的规定, 使公众对法律不能予以公开信息的情况予以理解。只有通过法官在处理个案的时候, 维护了个案的公平正义, 才能使法律的权威作用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林敏.网络舆情: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 2013.

[2]刘明娜.媒体围观时法律事件处置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2 (6) .

[3]蔡沂.微博围城[D].华东政法大学, 2012.

司法官员 篇8

然而, 人们熟悉的“血拆”并没有一如期望地退出公众视线。

2011年4月, 湖南株洲58岁的农民汪家正为抗拒强拆, 在自家的屋顶上自焚身亡。这被认为是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以来第一起拆迁命案。

5月, 江苏兴化男子张桂华同样在司法强拆过程中点火自焚。

6月, 山西朔州, 被拆迁人吴学文在司法强拆过程中, 将工作人员捅死一名, 重伤一名。

12月, 广州一名战士在家休假时, 自家房屋遭遇拆迁, 被拆迁人员打伤住院, 于是部队出面为其维权, 拆迁方最终认错、道歉、赔偿。

显然, “新拆迁条例”颁行以来的一年, 并非风平浪静的一年, 国家相关部门对此已有察觉。也正因如此, 国土资源部在去年5月下发的一份紧急通知中坦陈, “新拆迁条例”实施后, 违法违规拆迁呈增加趋势。而最高法院也在9月下发《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要求法院对征地拆迁案件慎用强制执行手段。

这部旨在通过司法拆迁遏制“血拆”的“新拆迁条例”, 显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原因何在?“司法强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新拆迁条例”的出台历时漫长, 这是激烈博弈的结果。

当初, 许多人预测“新拆迁条例”会胎死腹中, 可它最终仍轰轰烈烈地出台了;后来, 又有许多人预测“新拆迁条例”将会大大改善地方上的各种拆迁乱象, 或多或少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然而, 一年过去了, 拆迁血案仍频频发生, 用国土资源部的说法, 是“违法强拆呈增加趋势”, 地方大拆大建高歌猛进……

强拆血案层出不穷

2011年4月12日, “新拆迁条例”施行的第3个月, 发生了“拆迁新政后司法强拆第一案”。当日清晨,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执行局法警数十人及上百名身着蓝色保安服的人员来到丰台区王佐镇怪村黄瓜园, 包围了村民窦春平的宅基地。警戒线外, 上百名拆迁户围观抗议。窦家因补偿标准过低而拒绝拆迁。现场录像显示, 僵持中, 法院执行人员用高压水枪射向站在房顶的窦春平及其女婿三人, 其中一人直接从房顶掉下;推土机同时启动, 几分钟内, 窦家死守的家园即成一片废墟。

当日上午, 以“妨碍法院执行”为由, 丰台区法院决定对14位村民司法拘留15日。这其中包括窦春平一家七口, 以及七名摄像、录音或与法警起争执的村民。

十天之后, 又出现了“新拆迁条例”施行后的第一起命案。

4月22上午, 在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内, 株洲市何塘区法院正在执行司法强制拆迁, 58岁的被拆迁户汪家正站到了自家的楼顶上, 在铲车逐渐在自家房屋移动时, 他往身体浇上了汽油, 点燃了自己。

法院随后立即发出声明称, 征地拆迁指挥部从2009年起就对汪家做了十几次工作, 均未协商成功, 于是株洲市国土资源局2009年底向其下发了限期腾地通知, 汪家不理。最后国土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受理后于4月12日作出裁定, 要求被执行人尽腾地义务, 汪家并不履行, 于是法院决定进行司法强制执行。

法院表示, 引发事件的核心问题是拆迁补偿。事件后, 法院即刻中止了强制拆迁程序。

“新拆迁条例”下拆迁不见血的良好愿望并没有实现, 继株洲之后, 湖北鄂州、江西抚州、山西朔州等多地又见命案。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立法设计为何没能有效制止“血拆”?问题的根源何在?

政府从幕后到台前

“新拆迁条例”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政府角色的转变, 这也被认为是条例的一大亮点。

过去, 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建设单位是拆迁人, 可以自行拆迁或者委托拆迁。实践中一般拆迁人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或者以土地储备为名的土地储备机构。

而由建设单位担任拆迁人被认为是拆迁矛盾容易激化的重要原因, 前者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往往过于追求效率。

过去, 政府处于居中地位, 负责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现在, 在新条例下, 政府是征收的唯一主体, 政府主导征收拆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 由政府主导征收拆迁, 对保障被拆迁人的利益是有好处的:“因为政府不像拆迁公司, 它要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 这对去除拆迁的商业化意味也是有益的。”

这也是立法者设计的初衷。但实践起来却不是这样。

“政府借助这一条例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从拆迁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而不用像以前一样遮遮掩掩地参与拆迁, 新条例为政府参与拆迁大开方便之门, 而政府正名了。”多年从事拆迁事务的张兴奎律师直言, “新拆迁条例”实施后, 原来希望被拆迁人利益得到更好保护的预期没有得以实现。

张兴奎介绍说, 目前在实践中行政强拆并没有完全消失, 由法院主导的强拆看似规范, 但在现行的体制及制度设计下, 法院的作用其实很小, 其中立、公正的形象也没有体现, 甚至有些地方法院还为政府的拆迁充当先锋官。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指出, 新条例实质上依然沿袭旧有的制度框架, 地方政府依然可实现强制拆迁。由于最核心的规划制定和调整程序没有改变, “新拆迁条例”的执行效果自然有限。“只要政府修改城市的控制性规划, 征收就有了法律依据。民众在法律框架内对地方政府无力抗衡时, 法律的保障功能就失灵了。”

“拆违促拆迁”被推广

实际上, 据中国建筑管理与房地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才亮介绍, “新拆迁条例”实施以来, 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当中流传着、扩散着一种“以拆除违法建筑来推动拆迁”的模式, 这一经验在南方某省会城市广泛推行后, 被全国各地多座城市采用。

“这一模式是在政府发布拆迁公告之后, 给一定期限, 让被拆迁人按照给定的补偿标准签订合同, 如果不签订合同, 立马就有城管部门给规划部门发一个函, 向规划部门询问该处房屋是否合法, 规划部门马上就会给城管部门回一个‘技术鉴定’函, 认为该处房屋没有建设工程许可证等证件, 是违法的, 所以建议拆除, 城管就开始大拆除。”王才亮说, 他甚至看过一份会议纪要上说“拆违带动拆迁不可动摇, 拆迁拆到哪里, 吊销产权证就到哪里”, 所以各地开始出现了老百姓的房子有房产证的被吊销房产证, 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拒收土地证的情形。

2011年4月29日早晨,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大的一名官员带队, 200多人的强拆队伍将通往湖内工业片区的三个路口全部封堵后, 开进两辆铲车, 在一个多小时的轰鸣声中, 将几千平方米的厂房和住房全部拆除。

早在两个多月前, 收到拆迁通知的几名业主, 就已向法院起诉当地房管局核发的拆迁许可证违法, 一直未获受理;4天前, 泉州中级法院还要求这些业主提交书面报告, 以促成庭前调解。

“强拆人员中有穿警服的、也有警车, 没有看见法院的人, 现在不是不让行政强拆了吗?”亲历强拆现场的一名业主很是疑惑。

当天带队强拆的官员和拆迁项目组总指挥杨继志均一致否认:“不是什么行政强拆, 是拆除违章建筑而已。”

“两证” (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齐全的厂房会是违章建筑?业主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响应改革开放号召入驻湖内工业区建设的商户, 在此经营多年, 却突然成了违章建筑。

实际上, 这种做法被推广之后, “新拆迁条例”就突然被架空了, 即将施行的《行政强制法》也被架空了。“所有的房子都认定为违法建筑, 就可以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强拆了。”王才亮说。

“行政不作为”还是“司法不作为”

2011年6月3日, 安徽省芜湖县法院门口, 比往常热闹, 十几名群众敲锣打鼓, 要给法院送锦旗。

法院坚持不接受, 随后当地警察到场, 围观人群增加, 送旗的坚持要送。“僵持了几个小时, 后来法院出来一个副院长, 把锦旗接了, 他没说什么。”

锦旗上写的是“行政不作为”。

送旗的是芜湖县皖南装饰城的业主, 他们的房屋正面临拆迁, 在要求当地房管部门公开拆迁许可性文件遭到拒绝后, 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

“县法院一直没有给我们立案, 我们催要不立案通知, 他们也不给, 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想出给法院送锦旗这招。”一名业主表示。

业主之前订做锦旗时本意是说法院立案不作为, 但当时不知道该写“司法不作为”, 他们认为法院与政府是一家, 于是写上了“行政不作为”。

此事之后, 这些业主再向县法院起诉房管局要求他们腾空住房的裁定违法时, 县法院立案受理了, 再后来, 又起诉拆迁许可证违法时, 法院也受理了。

一名业主说, 第一个官司开完庭后, 法院说法定审理期限有3个月, 但一直没有下判决。与业主们的等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相关政府部门7月4日向法院递交了强拆申请, 7月5日法院立即下发裁定, 要求被拆迁人腾空房屋, 交予县土地储备中心拆除。

强拆权由政府转移到法院之后, 本是为了以司法作为拆迁合法性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 却出现了如此情况。

其实, 现实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案子:在诉讼过程中房子先拆完了, 法院最终没下判决, 原告撤诉了, 法院结案了。

当初, 令“新拆迁条例”获得最多掌声的, 无疑就是司法强拆代替了行政强拆。

“理由很简单, 不能政府决定拆, 然后政府自己又去强制执行,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的话代表了肯定强制拆迁必须经过司法居中裁决的观点。

然而“新拆迁条例”颁行以来仍然频发的强拆纠纷给了欢呼者当头一棒。北京律师王令认为, “只要审判权不独立行使, 现状仍是无法改变的, 法院承担不了过多的义务。”

去年11月20日, 王锡锌教授在“蔡定剑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一针见血地说:“基层法院有沦为政府拆迁办的危险。”

“既然政府是征收主体, 作为一方当事人, 如果既能决定征收补偿, 又能决定强制拆迁, 那岂不成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了吗?逻辑上就说不过去。所以, 政府一律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法院不是房屋征收的当事人, 立场相对中立、超脱, 申请法院执行程序也更严格些。取消行政强拆, 客观上会使政府尽量减少申请强制拆迁, 努力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 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利益, 在理论上降低了暴力拆迁的发生几率。”

在“新拆迁条例”出台之前和出台之初,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舆论观点。然而, “新拆迁条例”的实践让他们失望了。

被寄予厚望的“新拆迁条例”为何没能阻止地方“血拆”的步伐?学者与律师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法院裁决不能“走过场”

从“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 体现了政府在土地房屋征收方面, 依靠司法公正惠及民生的决心。但这种进步, 必须是建立在相对完善的制度基础上的。否则, 不但不能保障被征收人的权利, 甚至还会付出牺牲司法公正和人民法治观念的代价。

司法强拆之所以被认为是进步, 是假定司法相对独立, 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权力所干预, 从而能兼顾双方利益而做出公正的判决。但是, 受社会现实的制约, 法院面对的难题会很多, 很可能会因为顶不住政府部门的压力, 使得行政部门申请强拆变成走过场。因此, 行政强拆中出现的问题, 依旧可能在司法强拆中出现。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同级的法院院长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但实际上, 当地的党政主要领导在提名法院院长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法院院长, 是要听命于政法委书记的。当政府领导能够决定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的时候, 法院很难真正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知名时评人刘昌海说。

“而且, 法院的经费开支是由同级的人民政府划拨的。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 靠地方财政吃饭的法院, 如果不能够为政府说话, 可能会有经费上的担心。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 但法院的人权、财权并非真正的垂直管理, 都要受制于地方政府, 开展工作的时候难免要畏首畏尾, 甚至违心做事。”

“司法强拆和行政强拆, 常常是同一批人实施的, 行政强拆有法院参与, 司法强拆也有公安民警、城管等参与。不同的只是法律文书上名义的不同。司法强拆和行政强拆的区别在于, 司法强拆, 政府领导在背后, 胆子更大, 力度也会更大, 而且, 必要时还可以保护法院。近年来, 地方法院应该服从地方党委, 甚至可以无视上级法院的意见, 已经深入人心。司法强拆还能够给人一个依法办事的假相。”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袁裕来坦言。

事实也确实如此。据记者了解, 一些地方的法院甚至和地方政府有协议, 可以从帮政府拆迁、征地中获得奖励。司法如果不能独立, 法院裁决只能是走过场。有专家提出可以将“司法强拆权”交由拆迁地方的上级法院, 这样多少能增强法院裁决的独立性。

必须“裁执分离”

专家们认为, 强拆执行存在隐患。根据“新拆迁条例”规定, 今后的强制拆迁只能由政府向法院申请, 由法院来执行。这给法院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外, 从裁决到执行都由法院实施, 同样可能导致侵权和腐败。

“让本来应当居间裁判的法院具体实施行政性质的强制执行, 承担强制拆迁任务, 如果行政拆迁缺乏实质性正义, 而法院所进行的审查仅限于形式性、程序性审查, ‘法院和行政机关扭成一股绳来对付相对人’之类的猜疑将在所难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指出。

事实上, 据记者了解, 在实践中法院往往被要求挺进征地拆迁的第一线, 或直接成为拆迁指挥部成员, 或成为向被拆迁人宣讲“禁止暴力抗法”的专家, 等等。这的确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伤害。

在杨建顺看来, “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表面上尊重司法机关, 但“司法强拆”执行不当, 很可能会影响到公众的法治观念和司法公正。因此, 司法强拆的程序应该是法院裁决, 行政部门执行, 法院予以监督, 并受理拆迁实施中出现的纠纷。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点: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一样的。司法权力的基本属性是居中裁断, 是对争议的一种裁决, 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既要法院作裁定, 又要法院执行, 这在权力配置上并不协调。所以, “裁执分离”既符合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制约的精神, 也符合我们常说的“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王敬波还表示, 司法强拆能否为被征收人权益提供有效保障, 是以司法对行政行为的严格审查为前提的, 而这就要求法院在依法作出判决以前, 禁止任何人实施强拆。“如果仍像过去一样, 被征收人起诉后, 只要政府一申请, 法院就强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被征收人胜诉, 权益也难于恢复了:旧房子早拆了, 新高楼大厦早盖起来了。你不可能将新盖起的高楼大厦推倒, 再恢复你的小平房或小四合院 (即使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旧居) 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也认为, “在新征收条例中, 应该确立‘起诉即停止执行’ (紧急情况除外) 制度。否则, 在没有‘说法’ (终局判决) 之前, 你硬要强拆, 坚持权益的被强拆人可能就会选择暴力对抗或自焚, 他不会因为你是法院、不是行政机关就选择忍耐和配合。强拆悲剧仍然难以避免。”

疏通救济渠道

强化有效的舆论监督与拓宽权利救济渠道也被认为是重要补救手段之一。

“司法强拆应贯彻人道、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保护理念, 防止简单粗暴压制被拆迁群众。”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呼吁道。他说, 强制执行作为司法行为最后一个环节, 强制执行实施者直面被执行人, 如不能贯彻人道、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理念, 其负面影响不仅是执法者的形象, 更是整个法治社会之根基。

目前, 拆迁案件立案难反响强烈。许多律师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并声称在涉及拆迁案件时, 不立案是原则, 立案成了例外。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透露, 由于拆迁案件多数涉及群体, 再加上被告往往又是政府部门, 法院立案尤其艰难。“但拆迁聚集了那么多的矛盾, 在法律途径内解决已经是最好的办法, 司法是最终的救济, 如果还被堵死, 那这些矛盾怎么办?”符启林表示担忧。

中国建筑管理与房地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才亮介绍说, 在实施强制拆迁前, 对于被执行人先行司法控制是各地法院在司法强拆中的普遍做法。“强拆时, 实现人房分离有利于减少‘血拆’发生。但法院必须同时着力解决被拆迁人的合理诉求。”

律师王令则认为, 各项本该正常运行来预防悲剧的程序集体失效, 是血拆频发的原因。

这些程序包括, 一般行政程序已成形式, 老百姓提行政复议成了走过场;信访程序失效, 上访也不能解决问题;司法救济程序失效, 大量拆迁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问责程序失效, 媒体曾作过统计, 拆出人命的地方, 官员个人都在;舆论监督程序失效, 一些恶性事件中媒体全部噤声。

“无救济则无权利, 无监督则必滥权。‘司法强拆’能否实现真正的制度进步, 必须强化强制执行过程的舆论监督, 必须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朱孝顶说。

展望司法强拆的前景, 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必须建立和完善裁执分离、司法独立 (实在不行, 也应该规定“司法强拆”必须由上一级法院来判决) 、起诉即停止执行等制度, 多方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才能实质性地推进拆迁问题走上良性解决的轨道, 防止“血拆”悲剧重演。

再好的条例也要人来执行。“条例制定得再好, 政府不但不遵守, 而且带头违法, 那法律有什么用?”符启林说。如果政府对待拆迁问题上只关注地方土地财政的增长, 并且以“公共利益”、“发展大局”作为与民争利的“挡箭牌”, 心中却没有“民本观念”和“民生关怀”, 那么就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流血冲突, 进而严重损害政府的执政公信和权威。在拆迁问题上要体现公平, 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前提, 否则就难以实现平衡拆迁双方利益、居中裁决化解纠纷的目的。如果司法拆迁只是通过司法程序披上合法外衣, 行暴力拆迁之实, 那么司法介入下的拆迁, 不仅是被行政机关牵着鼻子走, 还会令司法机关自毁长城, 更加丧失公信力。

虽然人们知道, 想通过一个条例、一个行政法规的改变来解决目前拆迁中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但当行政强拆取消、司法强拆出炉时, 许多人还是为这有限的进步欢呼。

但就在“新拆迁条例”出台之初, 也有人抱有一丝隐忧。曾“上书修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当时就指出, “司法强拆”如果不以裁执分离制度为前提, 统一由法院执行庭或行政庭实施, 同样会导致滥权、侵权和腐败。而如果法院采取消极态度, 以各种理由将审判拖延, 即使被征收人最终胜诉, 拆迁也已成既定事实。现实已印证了这种担忧。

拆迁纠纷甚至“血拆”之所以频繁出现, 就在于司法强拆并未根本解决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仍然为以公共利益名义的强拆留了口子。在这个意义上, 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的转换, 只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改革, 司法难以起到公正裁判、均衡利益的作用, 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强拆走进现实。现实中的司法总是会受到各种利益主体左右。在强拆中, 行政方的主导力量显然是强势的, 被拆迁的力量则是极不对等的弱势。这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 司法往往会站在行政一边, 站在所谓的代表公共利益的一方。在利益博弈中, 双方利益诉求的差距, 往往需要通过彼此的妥协而不是第三方协调才会达到最佳均衡, 更何况第三方还有“劝偏架”之嫌?

行政力量作为博弈中的强势方, 不能简单地以己之心度拆迁户之腹, 不能总以为对方是漫天要价, 是“刁民”。事实上, 我们中有许多人不善于或不想换位思考, 去真切地理解这种补偿对他们的重要性。人的生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绝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有人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开玩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尖锐冲突的途径, 先进国家已有诸多经验, 无非是让拆迁讲价回到谈判桌上心平气和地进行;而展开对等谈判的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是公众参与。

而公众参与恰恰是我们的短板。暴力拆迁之所以频发, 与目前的党政领导干部任命、晋升标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地方领导干部要升迁, 就要有政绩, 要推动经济发展, 他要实现这些的话, 就需要修改前任领导的规划, 只能改规划, 才能搞出新的政绩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如此解释地方政府为何轻易修改发展规划。

暴力拆迁的低成本也是尽人皆知的。从目前的暴力拆迁处理结果来看, 参与暴力拆迁造成血案的官员当中, 除了极少数官员受到严厉处理外, 大多数官员被“雪藏”一段时间又能异地为官。

因此, 完善裁执分离制度、确立起诉即停止执行制度、疏通并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仅仅是为“司法强拆”补漏的第一步, 要消除“血拆”的根源, 城市在规划建设之时, 就应纳入公众参与, 由公众充分讨论, 最终还要经过公众或其代表的批准。是否公共利益, 通过民主程序来界定。最起码, 公众也要积极参与到监督中去。

司法官员 篇9

一、司法预测的博弈分析———以药某案中舆论的影响为例

以药某案为例, 首先, 像所有的经济模型一样, 我们假定体系中所有人都是理性人, 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自身利益则通过预期效用函数来体现, 各方都围绕舆论选择策略, 且最终的得失衡量都用判决结果对当事人的效用来表示。

(一) 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是否利用舆论

假定双方当事人均未利用舆论时, 被告人A获得的效用为a, 被害人B获得的效用为b, 且a+b的值是固定不变的, 这里假设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私下利用了舆论。假定A、B利用舆论后的效用变化分别为a’、b’, 在药某案件中, 舆论明显是偏向B的, 所以B利用舆论的效用变化远远大于A。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面用一个二元矩阵来表示双方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效用变化。

由这个简单的模型, 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可知, 对A来说, 不论B是否选择利用舆论, 他在利用舆论后的效用都要比不利用时大, 所以利用舆论就是A的占优策略。同样地, 利用舆论也是B的占优策略, 只是由于a’<b’, B利用舆论的优势更明显, 但终归是双方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利用舆论。本案中双方也确实都利用了舆论, 被害人方显然更加巧妙, 而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A的效用远远超过了B的, 甚至是B被判处死刑。直到今天, 那些当初深陷舆论中的人开始认识到对这个年轻人的残忍, 比这更严重的案情却对应着更轻的量刑。如果当时被告人能够根据先前的判决类比自己的案情, 预测诉讼的结果, 那舆论不可能如此猖獗, “同案不同判”也不会发生得如此理所当然。

(二) 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否听从舆论

当事人利用舆论只是开始, 关键还是要看法官对待舆论的态度, 是盲目听从, 还是理性对待。现实中, 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法官不得不顺从舆论, 但若真心理性对待, 也总是有办法的。那么加入法官的态度之后, 当事人的效用才能真正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简单模型, 法官的态度决定了案件中当事人是否能被公平地对待。在药某案中, 舆论的风向过于偏向B, 我们直接假设舆论是不会增加A的效用的, 反而会在B增加b’的同时减少b’。那么如果法官盲目地听从舆论, A的效用就成为a-b’, 作为被告人, a本身就不大, 再减去一个效果更强的b’, 直接结束了A的生命。对A来说, 正常情况下, a还是可以保证的, 但舆论却凭空打破了常规,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果。相反, 如果当事人能将常规摆在法官面前, 而法官也不得不受其约束时, 就不可能如此正大光明地同案不同判了。

(三) 律师的介入———是否制止法官顺从舆论

作为被告人的律师, 在这种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 利用舆论并不是上乘之选, 他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舆论越演越烈的趋势下, 阻止法官受舆论的影响;而作为被害人的律师, 舆论本身就偏向他, 他要关注的则是如何煽动舆论, 让法官不能理性对待。当然, 这是建立在完全以个人利益为上的前提下。

由于律师的介入, 其不同的策略选择又会干扰法官本身的策略选择, 鉴于此模型过于复杂, 此处不再展示。而律师影响法官的很有力的方法就是从先前的判例中找相似判决来说服法官, 根据案件的预测结果暗示法官不要因为舆论而偏袒。

(四) 司法预测的介入———在各方博弈中所起的作用

鉴于司法预测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笔者通过对其兴起的背景和对文献资料的查阅, 将司法预测理解为在互联网与法律的结合下, 利用网络平台强大的数据收录功能, 通过对先前同类判例的分析, 在“同案同判”的指导下, 实现对现有案件诉讼结果的预测。根据司法预测“同案同判”的原则, 在上述多重的博弈模型中, 它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以前文的舆论为例, 若能够有先前同类判例的支撑, 法官、律师、当事人, 甚至社会大众都会提前预测到案件的结果, 而这种参照机制中, 舆论是没办法参与进来的, 它直接切断了舆论影响的根本, 法官不用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 只需要根据预测结果统一判案标准;律师也不用利用舆论或被舆论利用, 事先就能预测到大致的结果;当事人也会因为先前的同类判决而不再受到舆论的不公平对待等等。

二、司法预测的积极影响

上文只是以舆论的影响为例, 具体分析了实现司法预测给各方带来的好处, 当然, 作为一个长势迅猛的新兴事物, 它对社会的积极影响还未完全显现, 但理论上已不胜枚举, 下文将从司法预测在舆论上发挥的作用延伸到更广层面的影响。

(一) 司法预测实现同案同判

司法平等是现代法律基本原则, 同案同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它要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时必须统一、平等地确认事实和适用法律, 对任何人的权利平等地保护, 对任何人的违法、违约行为平等地追究法律责任。然而, 我国的法律体系庞大, 法官组织更是参差不齐, 判案标准也不完全统一, 使得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见不鲜。

司法预测的出现, 使得案例参照制度更加深入人心,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有意识地遵循先前的同类案件判决, 保持裁判尺度的统一, 排除上述舆论等外界因素的干扰, 无疑为实现同案同判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同类案件中最典型的判决的参照, 依次循环, 终究会达到裁判尺度的大致统一。

(二) 司法预测促进司法监督

在司法过程中, 司法预测使得对法官审判的监管方式变为“静默监管”———通过将该法官所作判决与司法预测结果进行比对, 快速筛选出异常判决, 发现舆论等外在因素对案件的干扰, 并加以摒除和更正。“静默监管”使审判过程在实质上做到公开透明, 司法的暗箱操作将通过对比而无所遁形, 由此产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也会因判案标准的统一而不能存在。

“静默监管”作为司法监督的一种新措施, 不仅解决了以往司法监督难的问题, 更是一蹴而就地解决了“谁来监督”的问题。这种由司法预测带动的监管模式, 不是通过将法官的行为曝光在公众视野中, 而是直接在源头上规范了法官的心理, 使法官不得不公开公平公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监督者, 任何人也不需要是监督者, 不仅实现了司法监督, 也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 司法预测提高司法效率

伴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 “员额制、立案登记制”等司改新举措纷纷出台, 案多人少责任大的问题更加突出, 法官压力越来越大, 司法效率也严重受到影响。然而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如果司法进程缓慢, 正义的实现就会受到阻碍, 人民的权益就不能得到保障, 所以, 司法效率问题亟待解决。

司法预测使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直接预估诉讼结果, 据此, 人们遇到法律纠纷时, 可以先行预估胜诉率, 以决定是否将争端诉诸法院。若己方胜诉率很低, 则会更倾向于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若己方胜诉率较高, 对方同样更倾向于采用其他方式解决。这样便鼓励了争议双方采取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 不仅可以节约双方的诉讼成本, 也可以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提高司法效率。同时, 司法预测通过加深人们对法官公正判决的信服度, 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上诉率, 正如药某案, 若法官开始便能做到公正地“同案同判”, 被害人方也必然心服口服, 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动机去反驳。

(四) 司法预测塑造守法思维

说到药某案的根源, 还是因为当事人本身法律意识淡薄, 守法思维没有根深蒂固, 这其实和我国的普法现状有一定关联。虽说是依法治国, 但普法的道路却是荆棘丛生, 普法活动形式化, 普法效果不明显等诸多问题使得群众的法律知识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守法意识和运用法律武器的能力还是欠缺。归根结底, 我们普法只是普法条, 群众并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威力, 也不清楚维权的途径。

司法预测的功能就像是保障公民守法的另一道屏障。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极少有意识主动摄取法律知识, 只有遭遇法律纠纷时, 才会主动寻找法条、咨询律师。如果实现司法预测, 进一步统一了裁判尺度, 律师、当事人都可以运用先前判决来预测诉讼结果, 那么事前人们就可以预测诉讼的胜诉概率, 对诉讼风险建立合理预期, 从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由此可见, 人们在事前就运用法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次法律审查, 以法律作为参照来规范自身行为。所以说, 通过司法预测, 人们直接与真实的案件接触, 而不是停留在高深莫测的法条上, 从而以一种新的模式塑造了人们的守法思维。

三、结论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不可避免地给各行各业带来运行模式的变革, 即使法律这个偏保守的领域也不例外。司法预测将互联网和法律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了大数据的优势, 在同案同判原则的指导下, 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预测诉讼结果的平台。通过司法预测这个机制, 解决很多我国在法制建设中遇到的难题, 但毕竟只是在萌芽阶段, 它的很多模式并没有得到完善, 好处也没有充分显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摸索中前进, 不断改进, 不断创新, 以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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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晋康, 王方, 朱乾灿.大数据推动构建法治信仰[J].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6.

[3]周安平.浅析舆论的面相与本相:十大经典案例分析[J].中国法学, 2013 (1) .

[4]李洋.关于法官“逃离”与“坚守”的思考[J].法学研究, 2015.5.

司法官员 篇10

关键词：官员,道德风险, 财产申报制度,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 党和国家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从目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来看, 许多地区存在着财产公开范围小、公开对象少、公示时间短、只申报不公开、配套措施建设不完善、制度强制性不够等问题。如何有效地防范官员的道德风险并促使官员在政府管理职能中发挥积极作用,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瑞典政府1776年就规定瑞典公民有权查看所有官员的纳税清单, 这就形成了财产申报制度的雏形;英国政府颁布《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1883) , 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制度的正式法律;美国国会先后通过《腐败行为法》 (1925) 、《政府行为道德法》 (1978) 等, 对财产申报制度做了详细规定。随后财产申报制度的发展进入高峰期, 许多国家都将财产申报制度写入法律, 如泰国 (1981) 、韩国 (1981) 、文莱 (1982) 、法国 (1983) 、印度 (1988) 、菲律宾 (1989) 、日本 (1999) 、墨西哥 (2002) 等相继颁布了相应的法律。迄今为止, 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拥有财产申报制度相关法律。

在我国, 对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王汉斌 (1987) 首次提出:“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 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 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随后中共中央颁布一系列规定, 积极实践财产申报制度, 比如《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1995)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 (1997) 、《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 (2001)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06)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8) 等;温家宝 (2009) 、何勇 (2009) 都明确指出要实实在在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除此之外, 新疆阿勒泰 (2008) 、浙江慈溪 (2009) 、湖南浏阳 (2009) 、重庆 (2009) 等地区开始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界许多学者开始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财产申报制度的概念方面, 吕荣昌 (1996) 、王士伟 (2002) 、王鸿鳞 (2002) 、桑玉成 (2003) 、黄金桥 (2003) 等学者都对财产申报制度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在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理论研究方面, 汤啸天 (1999) 、高一飞 (2008) 、朱四倍 (2008) 、张世军 (2010) 等做了相关研究;在国外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方面, 刘明波 (2001) 、厉丽 (2006) 、董丽君 (2007) 、竹立家 (2010) 等做了大量研究;在对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方面, 刘秀 (2006) 、陈樱 (2006) 、宋飞娜 (2008) 、刘旭东 (2009) 等做了大量研究。

2 官员道德风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诠释

2.1 委托代理理论

在经济学中, 委托代理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 其经济主体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经济人”, 二者都有着自身的利益, 且他们的行为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简单理解成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 是因为代理人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和委托人的相一致, 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性。在这个关系中, 代理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付出以及从委托人那里得到的回报, 但并不关心结果;相反, 委托人只关心结果, 而并不关心代理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或者付出与回报相一致。由于利益的相互冲突, 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性, 代理人会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以及利用委托人给予的资源决策权, 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势必可能损坏委托人的利益, 因此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便随之产生。而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看, 现代国家中民众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 政府又将这种权力分解给各个部门, 并最终由官员来负责实施, 因此, 民众是公共权力的委托人, 而官员就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

2.2 委托代理中的官员道德风险

2.2.1 定义: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 委托人不能对代理人进行完全的监督, 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 代理人在最大限度地谋求其自身效用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而官员道德风险是指官员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就可能会利用民众不易观察的隐蔽信息, 违背民众的意愿, 损害民众的利益。因而, 官员道德风险不仅包括权钱交易之类的腐败行为, 还包括独断专横、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

2.2.2 行为特点:

(1) 利己性。官员通过自身的不道德权力行为谋取不正当收益是官员利己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 利己性是官员道德风险的原始动力。 (2) 主观性。官员从任职起就知道自己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 不可以滥用权利谋取私利, 但仍然有部分官员对官员道德熟视无睹, 故意背离道德、以权谋私。 (3) 隐蔽性。官员在道德冒险行为中利用监督体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等的漏洞, 采取各种手段为掩护的隐蔽方式, 模糊大众视线, 欺骗民众。 (4) 扩散性。官员道德风险虽然只是个别官员背离道德的行为, 但这种行为一旦发生, 会很容易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2.2.3 防范措施:

(1) 加强官员道德伦理教育, 提高官员的道德理性程度。 (2) 改革官员激励机制, 将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相结合。 (3)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4)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加强社会监督。

2.3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2.3.1 含义: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被称为“阳光法案”, 是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一种重要措施, 它是指国家官员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或任职期届满后向有关部门对自己及一定范围的家庭成员的财产进行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

2.3.2 功能:

(1) 管理制约功能。按照财产申报的要求, 一方面官员不敢对不正当经济利益产生非分之想;另一方面官员会不断警示自己, 使其廉洁自律。 (2) 公共监督功能。通过对官员的财产进行公示, 让全社会进行监督, 从而完善监督体系, 增强监督的有效性。 (3) 廉洁自证功能。官员可以通过财产公开, 维护自身的清廉形象, 密切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4) 防治腐败功能。通过财产申报制度一方面起到早期警报的作用, 抑制潜在的腐败动机;另一方面可以为惩治腐败提供证据。

2.3.3 内容:

(1) 申报对象——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力图将每一个官员都纳入申报对象的范围内, 但因具体情况不同,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申报对象的范围确定也有差异, 如韩国、美国是将申报对象限于高级、高薪公务员;新加坡等国是将全体公务员都作为申报对象。 (2) 申报财产的内容——官员应申报的财产包括住房、交通工具、家用财物、银行信贷、信托财物等, 也应当包括官员的配偶及其子女的财产状况。 (3) 申报原则——官员财产申报必须坚持强制申报、如实申报、强制公开、强制出发的原则。 (4) 申报办法——根据全国各地区的法律规定, 申报人将填写好的申报表呈送到有关部门, 由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进行处理和建档。

2.4 官员道德风险与财产申报制度的关系

官员道德风险的主体是代理人官员, 而财产申报制度的主体也是官员, 因此官员道德风险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拥有相同的主体, 它们具有主体的一致性。

由于民众对官员行为信息不对称性的长期存在, 民众不能够完全了解官员的所有信息, 因此官员的道德风险问题长期存在。通过前文的研究可知, 官员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于政府对官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 从而造成了官员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果, 反而实现了官员的不正当利益增加。因此, 要防范官员的道德风险, 促进官员勤政廉政, 必须通过制度创新, 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体制机制, 促进官员和民众之间的目标相容。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它的各项举措将有针对性的将官员的财产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有效地约束了官员的道德风险行为, 促进了民众的监督, 从很大程度上防范了官员的道德风险, 因此, 财产申报制度是防范官员道德风险重要而有效的措施。

3 建立和完善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分析与思考

3.1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难点

3.1.1 认知上存在分歧。

从民众反响来看, 民众对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期盼十分迫切, 但作为申报主体的官员来说却存在一定问题。官员作为公民本应当享有法律规定的隐私权, 但官员并非“一般的公民”, 隐私权的范围是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 如何划清财产公开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界限, 一直让官员比较担忧。这种官民之间对财产申报制度认知的不一致, 给这一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带来了困难。

3.1.2 制度变迁缺乏法律规范。

当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试点只是党政机构的内部规范, 而没有通过正式的立法, 并且针对的对象非常有限, 规定的具体机制也还不够健全, 因此很难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

3.1.3 官员的主观阻扰。

当改革涉及到官员自身利益的时候, 官员会产生较强的抵触心理。因而有学者指出,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是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官员的主观阻挠, 而这些官员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定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因此, 改革就变得异常艰难。

3.1.4 配套措施不完备。

现阶段, 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配套措施建设还不完备, 比如: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客户身份识别存在不准确现象;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等问题。因此,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配套措施应是一个不断建设和改善的过程。

3.2 建立和完善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选择

3.2.1 明确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先后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等政策性文件, 但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立法, 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我国需尽快立法, 颁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法律, 确保这项制度的强制性和权威性。

3.2.2 充实公开内容。

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申报人范围必须确定合理;申报时间要明确规定;申报的对象应当包含官员本身、配偶以及子女的一切形式的财产;官员申报的各项内容应该全部公开, 应避免只申报不公开现象;申报公示时间应确定合理, 以便更多的群众进行监督。

3.2.3 完善配套措施。

完善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相配套的有关措施密切关系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开展。因此要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比如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实名制等。其次, 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使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共同协作, 加强对官员海外资本转移的监管。除此之外, 要加强社会荣辱观和优良传统文化教育, 形成积极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注重官员道德建设。3.2.4健全管理体系。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需要健全官员财产申报管理体制, 这就需要确立独立而有权威的财产申报受理机构和审查机构。根据我国当前的机构设置情况, 可以具体由现有的国家公务员局负责受理申报并登记备案;由国家预防腐败局负责对财产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

3.2.5 明确监督问责。

有效的监督、严格的问责将进一步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对官员申报的财产进行公示, 政府可以设立短信、互联网、投诉箱等平台, 加强民众的参与力度。另外, 要坚持问责原则, 加强纪律责任与法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相互衔接, 增强违法者的刑责风险, 除对违反者规定相应的纪律、行政处分外, 还应规定严厉的刑罚制裁措施。

参考文献

[1]沈斌.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D].复旦大学, 2009.

[2]翁灿铭.我国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