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文学期刊

边缘文学期刊（精选七篇）

边缘文学期刊 篇1

在改革中崛起

《南方文坛》是广西唯一的省级文艺理论与批评期刊, 1987年12月创刊于南宁, 最初由广西文联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合办, 从1989年第1期起由广西文联独自主办, 2001年始又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合办, 历任主编有李超鸿、陈运佑、郑继馨、彭洋, 现任主编为张燕玲。该刊注重对当前文艺理论、文艺现象、文艺创作和广西文艺的研究和探讨。改版前刊物的特色不鲜明, 以刊登广西文艺和广西评论家的文章为主, 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 影响非常有限;改版后, 打破了封闭的“地方性”办刊视野, 以鲜明的个性和高品位、大视野的学术形象和批评形象迅速崛起于文坛, 改变了中国南方的文学批评格局, 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 (1) 和“我国文学评论界的权威性阵地” (2) 。

《南方文坛》的崛起得益于对“边缘”状态清醒认识之后的毅然“改革”。地处边陲的广西, “边缘”几乎成了《南方文坛》难以抗拒的宿命。然而“‘边缘’的真正意义在于边缘与中心的双向互动” (3) , 边缘在带来困境的同时也蕴涵着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 边缘的处境带来受人冷落和无人关注的困惑和焦虑;另一方面, 由于远离政治和商业等强势话语的控制, 使得自身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拥有更多的自由度和活力, 因而在改革中也就少有顾虑, 从而走得更坚定、更彻底, 更有朝气和冲劲。因此, 当《南方文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重重困境、濒临停刊之际, 新上任的社长、主编和编辑们毅然决心改革, 以改革来获取生存与发展。于是, 1996年第6期的《南方文坛》率先在全国同类期刊中树起改版大旗, 从办刊思路、栏目设置、开本版式、装帧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

首先, 给刊物重新定位, 确立了“立足广西、走向全国”的办刊思路。虽然刊物在创刊时明确标明“立足广西、关注全国”, 但实际上, 在创刊十年里其基本上将自己局限在“地方性”的狭小天地之中,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广西文艺界内部的一份自产自销的刊物。改版后, 其突破了以前单纯的地域性界限, 以一种全国性视野和开放眼光来关注中国当代文坛, 把更多的版面留给了前沿文艺理论和当前文艺创作, 更多刊登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以南的作家和评论家的文章。仅从1998年发表的135篇文章看, 与广西相关的只有31篇 (其中还包括“本省评外省”的文章) , 而把四分之三以上的版面留给了省外文坛。

其次, 走“名家+新锐”路线。对于文学期刊尤其是边地期刊来说, 除了有全国性视野外, 还必须有一批知名的评论家和作家的加盟, 才能提升刊物的质量、知名度和影响力。《南方文坛》的编辑深谙其中的道理, 在改版伊始就先后聘请顾骧、谢冕、陈思和、南帆、雷达、王元化、钱理群、洪子诚等全国知名学者和评论家为资深顾问, 为刊物的生存与发展出谋划策和撰写文章。同时, 还向全国知名评论家约稿, 每期都发表一些知名评论家的文章;改版以来, 全国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者和评论家几乎都有文章在刊物上发表, 正是这些知名评论家的加盟, 大大提升了《南方文坛》在文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对新锐作家和青年评论家的关注, 体现出一种扶持新锐的远见, 在帮助他们成长的同时, 也为刊物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和活力。如“南方百家”和“未来文坛”等栏目对南方文学新锐和文学新人的评介;“今日批评家”对实力派青年批评家的推介和扶持等。

再次, 设置特色栏目、改变装帧设计、加大宣传力度。改版之初, 《南方文坛》就注重在刊物的编排上下工夫, 摒弃了学术刊物惯常的“论文集”样式, 通过设置“南方百家”、“批评之旅”、“今日批评家”、“新著视窗”等栏目来彰显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在装帧版式上, 在文学批评刊物中率先采用国际流行的大16开本, 封面和封底采用彩色胶版印刷, 封底刊登前卫的美术作品, 文内还配以照片或图画, 给人以清新、活泼和大气之感。同时, 还加大在学术界的宣传力度, 在改版前几年就采取向“中国百名专家”、“中国高校百家中文系”和“中国百名博士”赠阅刊物等形式, 寻求学术界的支持, 以提高知名度。经过几年的改版实践, 《南方文坛》在内容和形式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并以其“鲜活的思想、前瞻的姿态、包容的胸襟以及那种稳健而又迅捷的步伐”成长为“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论园地之一”。

坚守文学品格和人文理想

文学是文学期刊承载的主体, 是文学期刊的立身之本, 因而守护文学的自主性应该是文学期刊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 部分文学期刊逐渐向市场倾斜, 偏离了文学的轨道, 出现了文学弱化而文化凸显的审美泛化现象。面对文学期刊在市场利益面前的审美倾斜和失衡, 作为地处边地的文学批评期刊, 《南方文坛》却始终对文学保持着理性的自觉, 把文学品格和人文理想的坚守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品格和学术品格, 获得了圈内圈外人士的认可和尊重。

在改版之时, 《南方文坛》的编辑们就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文艺界对优秀理论刊物的强烈渴求。与那些为摆脱市场压力和生存困境而纷纷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的文学刊物不同, 《南方文坛》始终把建设成为中国优秀的文学批评期刊作为刊物改革的出发点和追求目标, 恪守着文学的自主性。因此, 栏目的设置和话题的选择始终在文学的轨道上展开, 敏锐关注当前文艺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热点, 注重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的双向互动, 并以专辑的形式予以及时的讨论和批评。如“当代文学关键词”由知名学者对当代文学关键词的阐释, “最新文本”、“批评之旅”对名家新作和新人新作的评述, “重读经典”对经典文本再解读等;而“本期焦点” (本期特稿) 和“批评论坛”则把文坛热点设置成具有文学意义的话题予以集中关注, 体现出自觉的“问题意识”, 如“本期焦点” (本期特稿) 关于“知青文学”、“70年代人”、“重写文学史”等话题和“批评论坛”对“80后讨论”、“底层写作与诗歌伦理”、“网络文学”等话题的系统讨论, 都是围绕着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走向展开的, 既有学术性又有前沿性, 显示出刊物独特的学术品格和批评精神, 尤为读者所称道。正如贺绍俊所说, 《南方文坛》“把学术的独立品格与对当代文学动态敏感的把握, 在刊物中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是一本探索当代文学脉搏不断地往前走的充满活力的学术刊物” (4) 。

在“有偿批评”、“友情批评”和“广告批评”盛行的今天, 文学批评也因利益的驱使往往“失去了艺术的原则和公正的尺度”, 出现非理性化倾向和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面对这种芜杂、炒作、失范的文学批评现状, 《南方文坛》冷眼旁观, 固守着心中的人文理想, 着力于今日批评精神生态的建构, 积极倡导灵动而富有学理、明快而富有才情、真实而富有良知的“绿色批评”。正如主编张燕玲所说:“经济时代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其他批评和讨论, 都需要面对真实的问题, 表达真实的立场, 才能使文学批评刊物拥有自己真实的声音, 并有助于文学批评空间的开创和拓展, 也才有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思潮起到推动作用。” (5) 《南方文坛》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开展文学批评的, 尊重批评家的个性, 兼容不同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趣味。“南方百家”、“今日批评家”、“新著视窗”、“最新文本”和“绿色批评”等栏目丰富多彩、直言不讳、客观公允的文字, 不仅有助于作家、批评家的成长和成熟, 也为刊物树立了良好的、高品位的学术形象和批评形象, 对构建健康的文学批评生态空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树立精品意识, 走品牌立刊之路

与普通文学期刊拥有不同层次的众多读者不同, 作为文艺理论和批评刊物, 它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使其读者主要限定在文学界、学术界、高校等狭小圈子中。读者群的专业性和研究性对刊物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具有高质量、高品位、前瞻性和学理性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得到他们的认可。《南方文坛》的编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以“人文理想和前沿批评”为编辑理念, 树立精品意识, 走“品牌立刊”的道路, 在刻苦经营中创立自己的品牌。

品牌是期刊的无形资产, 一个刊物拥有了知名品牌, 就拥有了知名度、影响力, 就能在激烈竞争的文学期刊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方文坛》品牌的创立主要是通过以精品意识构建起来的品牌栏目来实现的。其改版十多年来, 重视品牌策略, 在文学坚守和刊物坚守中, 不断推出自己的品牌栏目, 如“今日批评家”、“个人锋芒”、“对话笔记”、“打捞历史”、“文坛评述”等。被批评界赞誉为“催生了中国新生代批评家的成长与成熟”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开设于1998年, 每期都在最显要的位置向中国文坛推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实力和活力的青年批评家, 10年来 (其中2003年、2004年两年休整) 共推出南帆、陈晓明、郜元宝、李敬泽、谢有顺、黄发有等61位批评家;此栏目不仅为批评家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也为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提供了平等对话的空间, 同时也能保证刊物每期都有知名批评家富有个性和真知灼见的文章刊登;既提升了刊物的质量, 提高了知名度和扩大了影响力, 又能形成相对稳定的风格和集结了一批有生气和实力的批评队伍;在提高读者吸引力的同时, 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而2001年开设的“个人锋芒”和2003年开设的“对话笔记”, 则注重个人思想激情的展现和多人学术交流与碰撞。前者以“尖锐的质疑和坦率的批评”赢得了读者的目光;后者邀请新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评论家进行对话, 以文学家的眼光和“知识考古”的形式重返新时期的文学现场, 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档案性。这两个栏目发表了一批具有厚重学术含量的论文, 转载率非常高, 不少还成为读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至于“打捞历史”和“文坛评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专栏”, 一个侧重于对现当代文学事件、文学史料的挖掘与研究, 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一个着重对文坛动态、信息的评述, 以丰富的信息含量深受读者的欢迎与青睐。这两个栏目一个侧重于过去, 一个着眼于现在, 彼此形成了互补,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 作为地处边地的文学批评期刊, 《南方文坛》没有囿于“边缘”的处境, 而是站在全国的高度, 站在当代文艺的前沿, 将自己的视野辐射到全国各地, 与中心进行互动与对话。《南方文坛》的崛起无疑是当代文学期刊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如何面对挑战、获取生存和谋求发展的一个成功范例, 对文学期刊特别是边地文学期刊在新形势下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90年代以来的广西文学传播接受研究” (08CZW003) 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贝佳:《你选择了我, 我选择了你》, 《文艺报》, 2000年10月31日。

[2]陈建功:《勇敢的推广谦虚的请教》, 《文艺报》, 2006年6月15日。

[3]黄发有:《媒体制造》,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4]《〈南方文坛〉创刊百期座谈会纪要》, 《南方文坛》, 2004 (4) 。

文学期刊杂志地址(2112)范文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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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沦落与文学的边缘 篇3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草婴去世，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位老一辈翻译家的怀念以及对那个翻译时代的纪念。

草婴生于上世纪初，从事翻译60多年，曾经以一己之力，翻译全部托尔思泰小说集，历时20多年。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李永平说：

“草婴是一个翻译时代的代表者，他的去世，也可以看看做是那个时代的结束。在今天，翻译已经不那么受重视，翻译的时代已经变了。同样的，今天的人们，阅读经典文学的比例，也远远小于那个时代。”

翻译的沦落，文学的边缘，不仅让翻译家们渐渐消失在世人的注意力中，也让文学本身越来越被人轻视。李永平说：“一位翻译家的去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新闻事件，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翻译，对待文学。而我们今天纪念一位翻译家，与其津津乐道于那么多的逸闻故事，何不去读一读托尔斯泰，何不去读一读那些经典的作品呢？”

消失的翻译时代

作为翻译家，草婴的功底众所周知，在他去世之后，他以20多年的岁月翻译托尔斯泰小说集的事迹，让人感叹，这是那个时代翻译家们的风格。李永平说：“在老一辈翻译家中，草婴先生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位，实际上他代表着一个翻译的时代，即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外国作品的时代。而那些引进的作品，对于我们的文学发展乃至思想维新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

在他的时代，草婴不是唯一的，或者说，一大批像草婴那样的翻译家们，铸就了他们的翻译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人却越来越少。李永平说：“草婴这样的翻译家不少，我记得有一位翻译家，一本小说就翻译了20多年，那种精打细磨的精神，那种对文学的尊重，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精神。不是因为翻译者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有一年诺奖颁奖，一个出版社给我打电话，请我翻译一部获奖者的作品，要求2个月完成，我说这不可能完成，但出版社不这么想，他们要追求新闻效应，诺奖颁奖，很快书就要出来，如果隔个两三年，还有什么效应！”

这是一个翻译不再成家的时代，李永平说：“现在翻译不再那么受重视了，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懂外语的人多了，这些人可能会选择直接读原著。再如文学的边缘化，尽管一直都有人呼吁，但在这个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时代，文学自然不受重视，翻译更是如此。其三是我们对翻译的不重视，包括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在许多大学中，翻译是不算学术成果的，有些研究机构尽管算学术成果，但不算文学作品的翻译。”

翻译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对此，李永平说：“翻译文学，本身要有文学造诣，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书籍，它的文学性至关重要，因此要在翻译作品中体现出来作品的文学性，需要翻译者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是现在，很多翻译者本身没有受过文学训练，翻译出来的作品问题就很多。”

阅读也在减少

尽管在今天，每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数量远远大于以前任何时代，但真正的翻译家们，却很难再找到生存之地。与此同时，阅读亦是如此，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

教育的提升，传播技术的发达，让这个时代的阅读更加普遍，但在这普遍的阅读中，真正文学的阅读有多少，是个不那么让人乐观的疑问，李永平说，“中国人口多，阅读者的绝对数量也大，但比例如何，特别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比例是多少，我想需要调查才能知道，但我想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事实上，关于文学阅读，经典阅读的状况，近年来已经有许多调查，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李永平说，“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确实如此。比如有一年我们在德国访问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我们当时问他的作品，第一版印刷一般会印多少？他说15万册，如果达不到这个数据，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有某些问题。这个数量其实很大，当时他反问中国作家是多少，我们不太清楚，于是打电话给莫言，那时候他还没获诺奖，但依然是国内一流的作家，他告诉我们第一版大概2万册，如果加上后来的几次重印，或许能达到15万册。德国人口比我们少，但是他们的读者要比我们多。这或许也能从某种角度，看到我们文学阅读状况的一角吧”。

全球范围内的文学阅读，都在不断地边缘化，但在中国尤甚，而这些简单而明显的数据对比，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多地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读文学

网络时代，也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但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等，一直都被许多学者、评论者所批评。大部头的经典、严肃作品读者寥寥，文学经典和文学作品市场疲乏。

确实，信息大爆炸之下，可以阅读的东西太多，为什么要读文学？李永平说：“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我在讲课时，常会有学生问我，文学对我有什么用，如果你能说出来，我就做文学研究？而每到此时，我都会告诉他，以有用没用来衡量文学，你永远都做不了文学。”

实用、快速、高效，功利化的阅读在当今时代普遍存在，李永平说：“文学当然有用，但它的有用不是这么用的，不是短期效应，不是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升职、加薪、赚钱等，甚至也不提供给人新的技能。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在过去，不论中外，文学都承担着重要的教化功能，比如《诗经》，人的道德、教养、心灵的成长等，基本上都从文学作品中来。”

在今天，文学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教化和熏陶渠道，但文学却有着另外的重要作用。李永平说：“文学是和心灵相关联的，它总是在探讨人本身的存在，而且不是以说教的方式完成的，会让人沉醉其中，完成心灵的升华。这种升华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事实上，文学往往和一个民族的教养、心灵的培育有关。”

阅读托尔斯泰，比任何方式都更能纪念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比任何方式都能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个时代留给后人的财富。李永平说：“但是今天，肯这么做的人，恐怕不是太多了。文学提升民族教养和心灵的功能被忽视了，这和我们过去的教化方式有关，但问题就在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替代的，因为其他的方式，政治的也好，道德的也好，都不能像文学那么真正有效。真正在文学中得到熏陶的人，他的修养是不一样的，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更加丰富。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它是无功利的，但却从最深处改变着一个人。”

从阅读经典开始

怎样才能让人们重回文学、重回经典？多元时代，当年那种一书出版天下皆闻的情况必然不复重现，但过分地忽略文学，同样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

李永平说：“数十年对于经济的追求，社会上对于物质财富的推崇，或许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要想扭转谈何容易。我想，要真正做点儿什么，可以从学校开始，小学、中学、大学，考虑怎样加强文学的阅读。我们的学生从小学语文，但是语文中文学作品的含量有多少？”

文学的边缘化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的国度，而是全世界的现象。李永平说：“全球都是这样，读者在分流，创作者在分流，甚至研究者也越来越边缘，研究机构也在萎缩，比如北大，过去中文系是非常重要的专业，招生分数很高，现在呢？光华学院才是最重要的。”

文学的阅读需要环境，也需要引导。李永平说：“我想社会、传媒应该多有一些阅读的平台，不论是社区的读书会，还是网上的读书圈，抑或是传媒上的阅读节目、平台等，如果能够多一些阅读的环境，我想文学的阅读状况会有好转。”

重新阅读托尔斯泰，重新阅读文学经典，比关注任何文学事件都有意义。李永平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文学的关注依然，只是对文学作品的重视变少了。比如诺奖，每年诺奖我们报道文学奖的规模远远要大于报道其他奖项的，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还有，我们的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视有时候更甚于获奖作者本身国家的重视，比如前些年德国作家米勒获奖，国内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我们到德国，发现他们也报道，但却没有我们这么多，似乎米勒获奖对于中国人比他们更重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想其实我们的社会中，还保留着对文学的重视和关注，只是多年来的社会环境、功利化的阅读风气让人们对文学作品，对经典过于忽视了。不过文学不会消亡，人阅读的需求也不会消失，只要有阅读，文学阅读就终究会延续下去。”

边缘文学期刊 篇4

在文学界, 有一种流口常谈:一等人写诗, 二等人写小说, 三等人写散文, 最次的才做文学批评。在出版界, 似乎也有一种不成文的共识:类型文学是宠儿, 严肃文学是鸡肋, 文学批评是毒药。看来, 无论在专业领域, 还是在公共传播范畴, 文学批评均俨然一个不受待见的小可怜。更要命的是, 近年关于文学研究、批评的丑闻和乱象纷至沓来, 令文学批评在公众与知识界的形象、地位一落千丈。一位资深的编辑界前辈曾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批评状况概括为:前三十年只有政治批判, 后三十年只有互相吹捧。我深深服膺于其毒辣的眼光和敏识。“前三十年只有政治批判”大体无疑, 但“后三十年只有互相吹捧”则需商榷。假若说前三十年的批评仍基于某种立场 (哪怕只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 的话, 那么“只有互相吹捧”的后三十年则连基本立场都丧失了。既无立场, 谈何批评?这不就等于说,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文学批评仅制造了一些酬唱应和的文字泔脚?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想,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也许能够为污名化的文学批评重塑尊严、信心和形象。当初, 我们为什么要策划此选题并延请贺仲明、李遇春二位先生主编该丛书?概言之, 要因有三。

其一, 中国新文学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时代、文化症候, 新文学批评便是对症候本身的审视及勘察。我一直很反对营垒森严的学科间离, 谈历史到历史为止, 谈政治到政治为止, 谈文学到文学为止。为何人们能天天念叨所谓“大数据”, 却不愿建立一种“大文化”观?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学批评事实上是一项对时代与文化症候、现象进行回应、拆卸与重构的工作, 它天然地带有启蒙的学术责任。我很同意李遇春先生提出的“心证”、“形证”和“史证”统一的实证批评主张, 而这种主张恰恰也揭露了该丛书的文化品格和阐明了我们编辑出版的理念意图。弥纶美学与形式、思想与历史、文本与时代, 绘制一张理性、严肃的价值交流与批判的启蒙光谱, 从小切口抵达大纵深, 这才是组织该丛书的出发点和核心导向。

其二, 通过出版该丛书, 旨在组构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知识分子对话场域。稍微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人会知道, 曾经在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精诚合作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九十年代后却分道扬镳了。至此, 当代知识分子场域业已嬗变为派系林立、话语割据的思想藩镇。这样的文化景观既是因价值诉求分化而带来的深入, 同时也苫盖了学术观点交互的火花。编辑该丛书的目的便是抛却固有的政治、思想宗派差序, 打造一个具有知识分子间性的平权对话机制与平台, 使批评在流动中得到活化。丛书十位作者的研究领域横跨思想史、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等, 理论资源纵贯社会历史批评、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理论、现代性理论、审美批评、精神分析、新批评等。他们对同一作品或现象的观点及其建立的价值体系不尽相同, 甚至决然睽异。然而, 唯其产生剧烈碰击, 学术对话与思想交流方可熠熠生辉。

其三, 希望借此向公众提供一种认知世界的思想范式。人们不禁要訾议, 在文学极度边缘化的年代, 文学作品的受众尚且与日俱减, 公众凭什么要读文学批评?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回到上述第一点:建立一种“大文化”观。我认为, 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文化批评, 它涵括语言、结构、美学、历史、哲学、政治、经验等诸方面, 形成一种内化的思想范式和价值选择, 一种对个人、社会、历史、世界、生命认知与想象的方法, 从而达至从“道问学”到“尊德性”的深度转换。正如非专业的公众中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陈寅恪的论著, 但却并不妨碍其凝聚公众的认同, 跻身现代思想巨擘的行列。原始要终, 这仰仗其学术中穿透着“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普适价值。该丛书的作者均是来自全国一线高校最活跃的一批中青年学者, 他们在其学术领域和思想建构上正处于黄金时期, 因此他们所展现的范式与观念应是可信的, 至少是有启示性意义的。

边缘文学期刊 篇5

分缺失的原因, 并积极思考其对策。

一.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边缘化现状

以笔者所在的工科类高等职业院校为例, 大部分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隔膜和疏离相当严重。通过深入到学生当中进行了解询问、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合当前学术界对大学生阅读现状的调查研究成果, 综合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共性的阅读特征。

首先, 文学经典阅读日渐边缘化。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尤其是工科院校学生仅仅把阅读文学经典当作课余消遣“偶一为之”, 且有一部分学生对文学经典丝毫不敢兴趣, 从未阅读过, 也不打算阅读。例如, 大学生对中国四大名著的阅读情况直观地反映出文学经典在大学校园的边缘化现状。调查显示, 四大名著这样的“必读”书目在当前大学校园已经难寻踪迹, 只有极少人通读过或部分度对策

过, 甚至相当一部分完全没有阅读过。2004年10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组织进行了一次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一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及其作品, 有相当一部分, 并未进入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在回答“你喜欢的作家”时, 进入大学生组前十名的是:鲁迅、张爱玲、金庸、郭敬明、余秋雨、刘墉、安妮宝贝、痞子蔡、巴金、余华。大学生的阅读方式以新闻式阅读和趣味式阅读为主, 武侠、言情等流行小说、网络文学作品等占据很大比重。大学生的文学阅读已经越来越走向消遣和休闲, 经典严肃而具的文学作品在一步步淡出大学生们的阅读视野。可以说, 在部分大学校园里难觅“一心只读圣贤书”之芳踪。

其次, 实用性、功利性读普遍存在。既然对阅读经典兴趣不大, 那么大学生们感兴趣的书籍是什么呢?由于当前社会竞争异常激烈, 在校大学生迫于升学、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 大多直奔就业目的, 往往花费巨大精力钻研专业知识、提高英语水平、掌握计算机技能。专业书籍、技能型、实用型的书籍占书架上的大部分比例。在这些书籍中, 英语四六级考试书籍、计算机等级考试书籍、考研书籍等考试书籍最受青睐, 是阅读首选。其次, 人际交往、经济管理、职场攻略、求职面试、成功辅导、心灵鸡汤等实用性书籍成为大学生书桌的常客。这种实用性第一的阅读取向直接导致了大学生阅读的功利化倾向。适应社会的需要、适应升学的需要被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而个体心灵的需要几近丧失。

第三.娱乐性快餐式阅读、电子图文影像阅读是主流。

纵观各大高校图书馆, 人满为患之处大多是报刊杂志区。为了满足消遣娱乐的需要选择休闲娱乐性图书, 如漫画、时尚杂志、时政新闻等书刊。很多学生的阅读比较快餐化, 通常以浏览为主。仅有少数学生对自己比较偏爱的书会精读甚至重复读。在阅读过程中浅尝辄止, 停留于表面肤浅阅读, 少有文本审美价值的体验、思想内涵的体味。“快餐化”文学消费最典型的特征莫过于文学作品的“图像化”潮流。这种文学“图像化”现象包括各种“绘本”文学、摄影文学、电视文学、文学的影视化、名著的影视改编等。此外, 通过网络、手机等媒介阅读也渐渐成为大学校园的常态。影像化载体的兴起使得传统的经典文本显得苍白无力, 大学生群体成为这种直观性、形象性、刺激性和消遣性的影像化文本忠实的追随者。文学经典在网络化和影像化的双重夹击下不断边缘化。

二.文学经典的边缘化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建构的消极影响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它更强调的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人本主义, 强调的是注重人的精神追求。大学校园文学经典的边缘化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建构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写作能力下降, 人文精神缺失两个方面。不少教育界知名人士呼吁, 大学生不读书, 难当大任。文学经典的边缘化由此带来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的隐忧已经成为整个教育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首先, 对文学经典阅读的减少直接影响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以笔者所在的高职院为例, 文学社团寥寥无几, 参与人数相比其他社团明显属于冷门, 且难以培育或者发掘几位有阅读和写作爱好者。学生的作文、毕业论文错误百出, 文体也不规范, 有些学生写作能力之差甚至超乎想象。这种现象固然与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相对较低有关, 但是, 横向来看, 在一些重点大学、综合性大学, 文学同样面临边缘化命运, 文学爱好者成了高校校园里的“潜伏者”。如此背景, 当代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只能日益退化了。大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退化固然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有关, 但是, 大学生如果具备建立在饱读经典基础上的人文素质, 恐怕不至于此。

其次, 对文学经典的疏离导致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远离了文学经典这一精神宝库,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觉得自己的生活空虚无聊, 精神家园变得越来越荒芜, 浮躁、冷漠、急功近利、信仰及人文关怀的缺失等种种问题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功利和自我倾向、人文关怀的缺失、心理素质存在缺陷。一些大学生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和心理问题, 有的大学生行为不文明, 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欠缺。“阅读文学经典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也是一种感情和智慧的积累, 从审美出发进入到发展知识, 从发展知识到丰富精神世界。”[3]阅读文学经典对于大学生而言是积累知识、健全人格、完善心智的重要途径。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传统文学经典在大学生群体中日渐边缘化的现实。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呈下降趋势, 令人担忧。清华大学的刘海洋向国家保护动物黑熊举起了硫酸瓶, 云南大学的马加爵向自己的同窗挥起了屠刀, 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交通肇事后, 不仅不救助伤者反而将其杀死, 这些事件令世人震惊和深思, 折射出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乃至人性的缺失。

三.加强文学经典教育促进大学生人文精神合理建构的策略

文学经典教育就是要让学生通过研读能够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文化经典, 培养其健全人格, 为学生的“成人”、“成才”和人生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精神后盾。重拾经典, 回归传统, 是构建当代大学生健全的人文素养的需要, 是大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 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通过加强文学经典教育建构大学生的人文精神,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去着手。

1.培养阅读兴趣, 变被动为主动。

从大学生主观能动性来看, 培育经典阅读兴趣是第一要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强烈的兴趣可以转化为可贵的自觉性。大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疏离很大程度是源于缺乏兴趣。培养大学生对经典阅读的兴趣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之事, 需要举社会、学校、家长、学生等各方面的合力, 倡导快乐阅读, 打造书香校园, 努力引导大学生克服种种形形色色休闲娱乐方式的诱惑, 变被动阅读为主动阅读, 始终坚守阅读经典这一诗意的栖居地, 从古今中外无数文学经典中吸取人文精华, 通过经年累月、潜移默化的阅读积累和涵养, 逐渐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2.营造阅读氛围, 变消极为积极。

整个社会要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外部阅读氛围。转变社会风气、文化潮流的消极影响, 创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读书是一种文化, 不能太功利, 读书是一种享受, 不能太浮躁。整个社会要倡导一种非功利性的、自我精神需求的阅读文化, 摈弃消费主义的快餐式阅读, 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在社会良好风气的影响下, 大学校园的浮躁、功利必定会有所扭转。

大学则要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内部氛围。人文教育是大学的永恒使命, 现代著名教育理论家怀特海认为:大学的存在目的在于培养人富有想象力的学习与研究能力, 而不是单一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培训。重技能而轻人文, 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成为“单向度”的人, 偏离了大学教育的本质目的。要改变人才培养、评价机制, 把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具备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人才摆在首位, 变急功近利的“专业人才”为“精神成人”, 从源头上为大学生创造阅读经典的有利条件。此外, 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应注重融入文学经典教育。对于读书协会、文学社、记者协会等社团要大力扶持其发展, 经常性地开展文学名著阅读交流会、读后感比赛等活动, 努力引导学生参与到学习文学经典的活动中来。可以说, 当代大学生对于阅读经典常常是“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迫于升学、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放弃阅读经典。当前社会上涌现出的国学热、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社会建设热潮、书香校园热等等,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良好的阅读氛围正在形成。

3.创造阅读条件, 变不利为有利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然而在书籍人均拥有量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要推动大学生广泛阅读文学经典, 提高人文素质, 必须为大学生创造有利的阅读条件。首先, 要大力创造便捷、高效的经典阅读途径和方式。高校要加大对投入, 提高经典文献拥有的数量、质量, 如图书馆馆藏要打破英语、计算机、专业理论等书籍一统天下的局面, 不断提高文学经典书籍的比重。其次要积极创造多种多样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阅读方式, 如充分借助网络、手机等载体, 推进文学经典阅读方式的多元化, 使文学经典成为学生时时处处能够接触到的精神食粮。再次, 要重视人文课程的教学。通过开设文学欣赏、经典作品赏析等课程, 开设专题讲座等形式提高文学经典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频率, 使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研讨成为常态。最后, 大学教师要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教师本身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 带头阅读文学经典, 在教学过程中把人文课程的教学与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以及文学修养紧密联系起来, 积极主动的向学生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 对一些难读却又经典的文学作品, 有针对性的进行文学分析, 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 让他们知道这些书才是真正有品位的, 值得阅读的文学作品, 从而引导他们不断的读好书, 好读书。

“一个民族的阅读史, 就是它的精神发育史。将这种说法推到个人身上, 则可以说:一个人的阅读史, 就是这个人的精神发育史。”[4]正是从精神发育的层面, 我们看到了经典阅读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建构的决定性作用。大学生对经典的阅读态度、阅读深度决定着其人文素养、精神境界的高下。阅读经典、品味经典、健全心智, 升华人生, 奉献社会, 这是当代大学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一条可靠路径。在校园这一方净土, 文学经典对于每一位大学生开卷有益。

摘要：文学经典阅读在大学校园逐渐被边缘化, 取而代之的是实用性、功利性的阅读态度和娱乐性快餐式阅读方式。远离了文学经典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建构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语言文字运用表达能力降低, 人文精神缺失, 整体人文素质令人担忧。培养大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 营造大学校园阅读经典的氛围, 为大学生创造有利的阅读条件, 对于促进大学生阅读经典, 提高自身人文素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经典,边缘化,大学生,人文素质,影响,对策

参考文献

[1]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 2005, 48 (3) :189-193.

[2]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当下的命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4 (4) :85-89.

[3]许军娥《论文学经典与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构》[J]理论学刊.2008 (6) 172, 119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评述 篇6

西方新兴的传播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界。一些研究者从翻译接受、出版机构、刊物、社团、学校、读者群等方面, 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及所受激励或制约的具体情境作了扎实的探索, 提出了此前少有人注意的现象和新的论断。其中对于现代期刊的研究成为文学与出版传媒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热点。本文在认识到此领域研究意义的基础上, 试图概括性地对90年代以来此方面的研究做一个梳理, 并努力探索可拓展的空间。

一、意义与价值

如果以五四为开端, 现代文学仅有30年, 而研究的历史却远不止30年, 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已经使现代文学研究陷入困境, 而从出版传媒、报刊角度来研究文学, 无疑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有重要的意义。

1. 体现了文学史观的转变。

传统的文学史观往往多从意识形态出发, 更多倾向主观的评价, “以论代史”, 几乎以单线的文学文本为中心, 而期刊、报纸副刊可以说是现代文学作品发表以及许多文学现象发生的主要阵地。对期刊的研究, 对史料挖掘及处理有着更高的要求, 较之传统的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更尊重历史真实, 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从更多关注研究者主观评价到更尊重史料细节, 体现出文学史观的转变。

2. 具有现代性。

西方的传播理论, 对现代文学的生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作家、作品、读者以及传播机构、刊物编辑都对现代文学最终呈现的面貌产生了影响, 而且这些因素还作为一个大整体互动互生, 并继续呈更开放的姿态推动文学的发展。这与传统的中国文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3. 拓宽了研究领域。

罗岗在《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起点》 (《现代中国》第二辑) 中对进入现代教育体制知识化了的“现代文学”提出这样的思考:“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学’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语境, 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簇拥着‘现代文学’的各种力量…… (使之) 被还原为词典中的一个词条, 凝固成史书里的一段叙述, 显现为课堂上的一种知识, 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 却失去了和历史鲜活的联系……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出版传媒与文学研究、期刊研究正是从簇拥现代文学的各种力量的一支的角度来面对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将期刊研究、文化现象引入文学研究, 对于拓展研究视阈, 加深对文学与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期刊入手, 一方面促进史料研究, 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困境。

4. 促进“文学史重评”。

由于从期刊角度入手研究文学, 有利于还原历史, 基于这样理性的文学史观, 一些曾经因为各种因素被传统文学史遮蔽的有价值的作家作品, 或者一些在意识形态语境中被曲解的文学现象得以理性“重评”。

5. 为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的角度。

作为人类生活交汇点的文学要求必须从多视角和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从80年代中期起便开始了文学史的重新书写;90年代以来, 文化研究角度在文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 “文学”的外延越来越开放, 而真正客观的文学史应该是展现包括文学内涵与外延的所有, 从而又产生了以不同角度书写文学史的需求, 比如以地域文化为侧重等, 从出版传播, 从以期刊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学面貌角度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索的书写角度。

二、研究角度梳理

1. 整体性研究。

即从宏观上对现代整个期刊或某一时期、某一区域和类别的期刊进行整体关照。而在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中,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遮蔽和忽视, 还有大量尚待发掘的相关史料, 对整体面貌的把握仍不容易做到;另一方面, 由于整体性研究涉及的面广, 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要求更高。因而, 这种角度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少, 属于比较薄弱的部分。如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1期) 认为, 现代报纸文艺副刊是我们进入新文学史的一个路口, 它能够保证文学史的原生态。具体来说从报纸文艺副刊中可以看到丰富的文体对话、交流的景象, 提供文学作品的原初面貌, 看到作者和编辑、读者对文本的共生图景, 再现文学论争的真实对话, 反映作家群体的生成与更替等。这种对于新文学发展原生图景的再现是作品单行本和现有文学史所无法代替的。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 (南京师大学报, 1999年第3期) 分析了30年代文学杂志生成、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 重点揭示了30年代政治文化对文学杂志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刘增人《40年代文学期刊扫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2期) 认为, 文学期刊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 迅速地、非常态地生存发展起来, 从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一种罕见的奇迹, 一种堪称辉煌的文学景观, 并论述了这一时期期刊发展的四个特征:一是创刊时间的阶段性;二是创刊空间上的流动性;三是办刊模式的多样性;四是刊物内涵的复杂性。

2. 对期刊本身进行关照。

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关注作家作品, 即使提到期刊, 也是为了说明发表其上的作品文本, 很少对期刊本身进行研究。然而, 文学期刊在作为一种文本依托的同时, 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 且其对文学发生发展的意义到今天已经达成共识。对期刊本身进行关照也显出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从90年代起对中国现代期刊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个角度。不少的研究成果开始从期刊本身的面貌、文化身份、文化品格、地位、对当世及后世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梳理和把握。而这个角度的研究也是期刊研究中成果最多的一个方面。如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柳珊的《在历史缝隙中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巴彦《三十年代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月刊》 (新文学史料, 1990年第2期)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 (上海文学, 1993年第4期)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上、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3期、2003年第1期) 等。2005年是《新青年》创刊90周年, 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 围绕着《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也进行了多元化的理论探讨。此外还有“非主流”阵营或者地方性文学杂志研究, 如郭晓鸿《〈论语〉杂志的文化身份》 (文学评论, 2002年第2期) 、刘晓丽《〈麒麟〉杂志看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第3期) 、曾令存《1948—1949:〈大众文艺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2期) 、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4期) 、初清华《关于期刊〈人间世〉的几点思考》 (新文学史料, 2003年第2期) 、涂晓华《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第3期) 等一大批文学期刊研究。

3. 期刊与文学流派。

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文学期刊都与文学倾向和文学流派有关系,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 往往与期刊的倡导有密切的联系。将期刊与流派联系在一起, 由此对流派进行观照, 将为单纯的文学流派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在此研究角度中《现代》与现代派关系是一个热点。张德林《〈现代〉与中国现代派的创建》 (山花, 1998年第10期) 认为,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与杂志的创导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对孕育、培养中国现代派起了重要的催生作用。陈旭光《〈现代〉杂志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动向》 (文艺理论研究, 1998年第1期) 和《“无数歧途中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重读〈现代〉杂志兼论“现代派”诗的诗学思想》 (北京大学学报, 1998第5期) 指出, 《现代》杂志的编者们在社会大变动中采取了一种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的立场, 在文学上则追求一种“纯诗”的艺术精神。以《现代》杂志为核心的现代诗派, 表现出较为成熟而鲜明的现代主义诗学理想, 它引领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动向, 进而开一代诗风, 成为新诗现代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里程碑。此外还有葛飞《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1期) 、马以鑫《〈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4年第6期) 、《〈现代〉:都市的节奏与都市文学的表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1期) 等也是有关《现代》杂志与现代派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

4. 期刊与编者的关系。

期刊在受到文学环境和读者接受等因素影响的同时实际上也起着引领及塑造文化环境及作者、读者的文学观念, 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无疑与杂志的编辑有很大的关系。编辑的文学观念对投稿者和读者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对于期刊的整体风格风貌起很重要的作用。现代文学中很多编辑往往通过自己的刊物来表达自己。通过他们不同的编辑理念和文学导向对整个刊物进行纵深的思考, 在编辑与刊物的双向同构中考察期刊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董丽敏《想象现代性 (上) ——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 、《现代性的异响 (下) ——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年第1期) 、《〈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6期) 三篇文章论析了《小说月报》编辑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的事件, 并以此为突破口探讨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刘增人《试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考察报告之一》 (文学评论, 2004年第4期) 认为茅盾主持的以《小说月报》、《文学》、《文艺阵地》为代表的文学期刊, 因其内在与外在的密切联系, 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可以称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对茅盾系列文学期刊生态环境、发展规律的考察研究, 有可能更新对文学编辑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此外还有张生《从施蛰存的编辑理念看〈现代〉杂志的特征》 (文艺争鸣, 2002年第2期) 、吴福辉《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及历史命运——论胡适与〈现代评论〉〈新月派〉》 (文艺争鸣, 1992年第3期) 、苏光文《吴宓的“好梦”及其“难圆”——〈学衡〉存在期吴宓文化启蒙蓝图剖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年第2期) 等。

5. 对期刊特色栏目或特殊现象作深度研究。

它主要是通过对期刊某一方面如某一特色栏目、文体或某一特殊现象的探讨来透视整个杂志的面貌特征或者深入触及一个具体的话题。如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3期) 认为, 《新青年》可以说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变迁史”。考察不断“变迁”、与时俱在的“通信”栏目, 会给我们带来一份独有的历史“现场感”。还有丁晓原《诗意的私语:〈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类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4期) 、《〈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 (江汉论坛, 2003年第1期) , 吉明学《激民气之暗潮, 开诗歌之新体:〈晨报副刊·诗镌〉》 (扬州师院学报, 1993年第4期) , 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延边大学学报, 2003年第3期) , 丁文《〈小说月报〉的“国故”研究与新文学刊物的重心转移》 (学术探索, 2006年第4期) 等也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6. 文学与出版、传媒双向共生, 互相影响角度。

文学期刊, 除了承载文学的进程, 不可否认的是其商品化的属性和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的本质。在如今学科之间互相交织, 跨学科研究广泛深入的背景下, 从文学与出版、传媒双向共生的角度进行探讨, 成为期刊的研究甚至成为文学学科研究的新的方向。此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有:鲁湘元的《〈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年第2期) 认为《申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报刊文学史中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谢晓霞《商业与文化的同构:〈小说月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4期) 认为文化人和生意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策略选择上的双重立场, 既照顾到企业的利润追求, 又尽量不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品位。这不但影响到商务印书馆一系列出版物的选择和出版, 而且也影响到商务印书馆一系列期刊的创刊及其办刊宗旨。董丽敏《〈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关系》 (社会科学, 2003年第10期) 同样从商业的角度重新思考了《小说月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此外, 甲鲁平《从文学广告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2期) 、李楠《于现代市民文化变迁中安身立命——论上海小报的文化定位、生存境遇和策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4期) 、陈斯华《〈新青年〉杂志刊载文学作品数量表分析》 (东岳论丛, 2003年第3期) 等也是此角度重要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由于起步晚, 仍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除了上述六类比较突出研究角度外,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传媒研究近年来呈现活跃和繁荣的态势, 但也开始有研究者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郝庆军在《报刊研究莫入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第5期) 一文中指出当前的报刊研究大多选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两个理论框架, 但这两种理论框架是在各自特定的对象和背景中形成的, 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状况是否适用还有待商榷。总之, 对于期刊的研究, 对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三、研究特点及可扩展空间

通过对近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成果的初步考察, 可以初步归纳出一些特点, 在此基础上探索一些可以深入扩展的研究空间, 以期能进一步推进与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1. 大体研究发展走向。

从线形发展来考察, 关于现代期刊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 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规模, 到新世纪, 开始成为热点, 尤其2002—2005年, 报刊和出版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至今, 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现代文学仍然非常热, 研究角度进一步细化与深入。

2. 研究角度特点。

从研究角度梳理来看, 成果最大的是对于某个期刊本身的研究, 而相对比较薄弱的是对于期刊整体的研究, 因为此角度涉及的范围较广, 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要求更高。此外, 从文学与出版互动共生角度的研究存在很大的阐释空间。

3. 研究所涉及期刊性质发展特点。

如果考察文学史所涉及的期刊研究情况可以看出, 仍然存在很多可待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及从未涉及的研究空白。研究的大体情况是, 从一些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期刊到进一步扩展到一些因文学史书写原因而被遮蔽的比较独特的期刊, 再到开始涉及一些不太出名但却客观产生过一定作用的对象;从以主流意识形态内的期刊为对象, 也开始涉及一些其他意识形态阵营的重要出版物;从主要研究文学类期刊, 也开始涉足非文学类的一些杂志, 从而又进一步开拓出以非文学期刊研究切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4. 期刊所属文学体裁研究情况。

从文学体裁角度看, 处于边缘位置的戏剧类杂志研究相对于小说、诗歌类的杂志研究来说仍鲜有涉及, 仍有很大挖掘空间。

5.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

80年代中期所出现的“方法热”, 来自西方的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 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跨学科批评蔚然成风, 而从期刊入手研究文学也存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问题, 我们应该多以文学角度来做研究, 而尽量避免在学科交叉中偏离研究重心。

6. 重史料而问题意识较薄弱。

从期刊角度切入现代文学研究, 必然涉及大量史料, 一方面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研究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另一方面, 由于种种原因, 对于中国现代期刊, 尤其是报纸文艺副刊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掘和利用, 因而当开始从这个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时,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重史料的发掘而对文学的研究深度不够的问题。随着这个板块研究的深入, 当然不可否认成果是丰硕的, 研究也在逐渐深入, 然而一大部分研究还是停留在史料的收集和梳理上, 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其意义应是在文学的向度上, 用来解决文学的问题才成为其对于文学的意义。因而,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应努力提高问题提升, 回归文学研究背景。

7. 比较研究的方法。

江苏省地方文学期刊发展之现状 篇7

考量一地的文学创作实力和未来发展的潜能，当地文学期刊的发展状况和前景是重要的标准之一。江苏地区的文学创作向来是全国文学版图上的重镇，如今其仍旧延续着一贯的优势，拥有着一支前赴后继的文学创作队伍。老一辈的陆文夫、高晓声、艾煊等自不必说，中年一代的有范小青、赵本夫、朱苏进、黄蓓佳、叶兆言等，接下来是苏童、毕飞宇、韩东、叶弥、荆歌等青年一辈，再到更年轻的鲁敏、朱文颖等人，形成了一条文心绵延的创作人才链。一个地区文学创作的繁荣和作者队伍的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文学刊物这块“自己的园地”。基于江苏省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文学底蕴，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省内各地的文学期刊就蓬勃兴起和发展起来。除了省城南京地区的《钟山》《雨花》《江苏作家》《扬子江诗刊》《青春》外，各市都有正式的地方文学刊物，如镇江《金山》、无锡《太湖》、常州《翠苑》、苏州《苏州杂志》、扬州《扬州文学》、淮安《短小说》、南通《三角洲》、宿迁《楚苑》、连云港《连云港文学》、徐州《大风》、盐城《湖海》等。这些刊物绝大部分由各地文联主办，刊载作品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在内的各种文学样式。一本地方文学刊物，就是当地文学创作者最初成长的土壤，对于繁荣一方的文学创作，培养创作人才队伍，其作用不可小觑。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不久，读者普遍存在着一种“书籍饥渴症”，文学作品往往能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形成“全民看小说”的独特现象。这也是文学期刊发展的“黄金时代”，江苏绝大部分的文学期刊都生长在这个时期。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学极边缘的地位一度得到改观，之后，又慢慢“退潮”，恢复了其边缘的身份。文学期刊的生存境况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如今，纯文学刊物的市场表现得很不景气，一份地方文学期刊发行量基本维持在几千册左右，超过一万册的情况很少。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和文学期刊的生存，实际作用类似于一柄双刃剑：良好的经济氛围可以给文学期刊一个宽松的生存空间，适应更多作者作品发表的需要，促进一方文学创作的繁荣;而市场又是第一要义。在体制改革将更多出版单位推向市场的大背景下，期刊单位改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江苏省内的各家刊物，有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或正在尝试着走市场化之路，其过程与结果也不尽相同。《青春》是一本有着辉煌历史的刊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行量一度达到六十万份。新形势下，《青春》也有过一些新举措，比如刊物提倡“新锐写作”、专登“80后”作家作品，但遭遇挫折后“新锐写作”缩减为一个栏目。如今，刊物采取合办出旬刊的方式，开辟出“青春潮流志”，刊载内容多关注年轻人的衣食住行，紧跟时尚，零售数量达到五万册。这能给刊物带来约二十五万元的收入，可以算是市场化运作的一个典型范例。镇江的《金山》也是市场化之路走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刊物的运作和其他开支基本由广告收入来维持。编辑部与广告部的人员配置采取“脑体倒挂”的形式，甚至编辑部办刊人员也分配到一定的广告定额。《短小说》自从前身《崛起》改版后，也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路子，发行量达到一万册，其盈利及部分社会赞助可以维持刊物的正常运作。

《苏州杂志》由知名作家陆文夫先生创办，自创办之初就得到苏州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如今，刊物运作除部分依赖财政拨款以外，不足部分则依靠自身争取社会资助来填补。

也有部分刊物出现了生存困境。常州《翠苑》杂志曾经一度被勒令整改，主编成了“光杆司令”，单位长时间发不出工资，进入半瘫痪状态。此外，徐州《大风》、盐城《湖海》、扬州《扬州文学》等杂志更是最终以停刊收场。

纵观各地办刊的经历与实绩，市场化的道路有利于盘活资源，实现文学刊物的自力更生，但这与实现文学刊物的产业化目标，还有着很远的距离，事实上，绝大部分刊物都面临着资金捉襟见肘的困境。而且从刊物本身来说，市场化或多或少会干扰甚至迫使刊物偏离自身的纯文学宗旨，因为要市场就要迎合读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小品可能比芭蕾更能吸引普通大众的眼光，那我们的刊物是要提供给大众文学的“小品”，还是自觉地面对小众，坚守纯文学的阵地呢?有鉴于此，将精神层面的东西完全纳入市场经济，把纯文学刊物等同于其他出版物，整齐划一地推向市场，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对文学“边缘”身份的探讨绝不表示默认了文学无用的观点。一个社会需要纯文学，需要纯文学期刊。就以近期社会讨论热烈的“道德沙尘暴”问题为例，针对当下中国道德危机频发、社会事件不断等现状，在一个有着“利”大于“义”的危险倾向的社会环境中，文学是不是应该致力于为提升整个社会道德素质和自省能力，为荡涤人心、陶冶情操而发挥其特有的精神净化的作用呢?如果失去了纯文学期刊这块安身立命之所，纯文学作品必得去到以利益为第一标的的出版市场奋力厮杀，抑或在“众神”狂欢的网络上谋得一席之地，这对于文学发展来说，很难说是一件好事。

三

面对近年来纯文学期刊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应该从刊物本身着眼，来反思办刊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一份刊物要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它的立身之本。一份省级或市级刊物，其社会效应和辐射力都无法与国家级同类知名期刊等量齐观，因此，只有取得了有别于他者的特质与亮点，刊物才具备了存在的必要性。以《苏州杂志》为例，主编陆文夫先生在创刊之初，就曾召集人员专门讨论杂志的定位问题。在面对《上海文学》、《钟山》等优秀文学期刊“前后夹击”的情况下，苏州要办一份纯粹的文学期刊，而且要办得跟前者一样有知名度，是大不易的。因此，《苏州杂志》最后的定位，是一份以弘扬吴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刊物。刊载文章涉及吴文化风土、人文、艺术等方面，就体裁而论，以散文为主体，偶有诗歌、小说等点缀其间。《苏州杂志》多年来始终是江苏省社科期刊方阵中的排头兵，这些成绩的获得与刊物最初的定位是密不可分的。此外，《短小说》的定位与发行在同类刊物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要杜绝千人一面，在期刊林立的大背景下独树一帜，这是各家期刊所要思考和探讨的首要问题。

其次，办刊人要是文学的知音，这样就能在任何的困境中都坚持一份办刊的热情，捍卫刊物的纯文学品格。《苏州杂志》前主编陆文夫及现任主编范小青，《钟山》主编贾梦炜，《雨花》主编姜琍敏，《扬子江诗刊》主编徐明德，等等，均为知名作家和诗人。值得一提的是《翠苑》执行主编冯光辉，在刊物运作到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年的工资只有千余元。从约稿、编排到最后的发行，他都是亲力亲为。作为一份纯文学期刊，《翠苑》能避免夭折的命运，离不开办刊人对于文学和期刊的一腔热爱和奉献精神。在2008年的省期刊人才培训班上，《短小说》主编严苏发言说，办刊既要在刊物作品上花心思，又要腾出精力来筹钱，办刊物这份工作不好做，但既然做了，就要对得起这份责任。这些办刊者自身也都是作家，冯光辉写诗歌，严苏写小说，作为主编，他们是刊物的主持者;作为作者，他们又在自觉地为文学维持着一席之地。

最后，文学期刊不仅要培养作者队伍，也要培养阅读队伍。地方性文学期刊由于地域限制，影响力有限，刊物偶尔会出现“稿荒”现象，这已经成为共识，也在多方探讨下形成了一些对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于我们的读者队伍，我们能做些什么?针对更多的人沉迷于影视剧或网络，而从不涉猎文学作品的社会现状，在很多中文系的大学生都不读当代小说，而津津乐道于《鬼吹灯》的境况下，刊物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继续一场无人观看的表演，还是在致力于提高刊物水准的同时，以提升整个社会的阅读鉴赏水平作为我们办刊的努力方向?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提升整个社会的阅读水准，这个命题的确显得过于庞大而沉重，纯文学期刊由于自身特质的局限，不具备主流媒体强大的宣传性和感召力。但是，刊物完全可以借助官方的一些类似于“读书节”性质的宣传平台，推广我们的纯文学和期刊，使更多的人感受到纯文学润物无声的感染性和穿透力，从而加入到为我们的文学繁荣、社会进步鼓与呼的行列中来。这些都只是些小动作和小举措，但是将文学的信念播种到大众的心里，这恰恰是地方“小”刊物应该继续耕耘的事业。纵然是荧荧之火，也有崇高之意。

相对于其他兄弟刊物来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主办的文学刊物，《钟山》具有特殊性，其影响力和发展势头也明显优于其他期刊。多年来，《钟山》一直坚守纯文学的阵地，编发了诸多佳作，2008年，其编发的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更是一举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钟山》也一直以其独特的眼光和优秀的品质，成为全国知名纯文学期刊中的佼佼者。其他如《苏州杂志》《雨花》《短小说》等，在历年的“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及江苏省双十佳期刊评比中屡获殊荣，成为地方作者文学之路的起点和跑道、读者的一份精神食粮。另外，在多方的努力之下，徐州的《大风》已于2009年复刊，盐城《湖海》也以内部刊物的形式实现复刊。江苏省的文学期刊团队在不太乐观的现状和前景下，仍然从事着一份填充“金字塔塔基”的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能高高仰望文学的金字塔尖，推动我们民族的文学创造力和鉴赏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走。

摘要：江苏地区文学创作的良好势头倚重于各地方文学期刊的发展。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 纯文学期刊发展陷入内忧外困的境地。一方面, 地方期刊要依赖自身资源, 在市场化进程中保持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 期刊也要注重自身品质的提高, 在特色办刊等问题上多花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