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层级

控制层级（精选十篇）

控制层级 篇1

关键词：高校,内控制度,层级设计

0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高校已经逐渐成为具有较强自主能力和核算能力的实体。高校为了更好的适应目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 必须有效的加强硬件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并且改善办学条件, 然而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资源配置。但是, 由于很多高校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造成了监督走过场以及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具体变现为:由于缺乏内部控制导致资产的损失浪费;利用虚假发票或掩盖不合规支出或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采用“白条抵库”或虚构业务等方式贪污挪用资金等。此外, 出借银行账户、违规处置国有资产、未经批准擅自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 为了加强以及规范高校的内部控制以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必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以防范高校的重大经济活动风险。虽然近几年, 很多学者对高校的内部控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但是仍旧很少有人关心或研究内部控制制度的表现形式, 实际它才是影响内部控制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

1 内部控制制度的层级设计

1.1 内部控制的概念

内部控制是指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 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实施相关措施和程序, 对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的动态过程。单位内部控制的目标主要包括:合理保证单位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完整、财务信息真实准确, 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单位建立并实施内部控制应遵循制衡性原则、重要性原则、适应性原则以及成本效益原则, 同时还要注意涵盖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

1.2 内部控制制度的表达设计

很多高校缺乏有效的执行力, 很多都与制度的表现形式有关。第一, 制度过于零散从而缺乏应用的层级性并且名称混乱;第二, 仅仅流于条文的表达方式而篇幅冗长, 这是导致执行力差的重要原因。条文、流程图以及控制表是内部制度表达的三种方式。高校总是乐于选择条文的形式从而造成了表达不清晰, 导致执行者不理解。高校实际上可不受政府法律法规的影响而选择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 应当根据制度的层级结构选择制度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讲, 高校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分为内控大纲、分业务模块的管理办法以及操作细则三个层级。内控大纲自然是条文形式的, 分业务模块的管理办法可以是条文与流程图结合形式的, 操作手册则可以选择控制表形式。条文和流程图形式已在实践中被广泛接受, 控制表形式还比较鲜见, 而控制表的设计既能涵盖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 又能涵盖条文形式表达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具体内容。

1.3 内部控制的三个层级

以上所述内部控制制度的三个层级可用图1表示。

执行管理层要建立一个有益于有效控制的环境, 否则, 控制将不会起作用。由管理层建立的控制环境应当包括组织结构、职责分离、管理层参与控制活动以及对遵守控制的行为进行奖励。我们来看一个缺乏有效控制的环境是如何影响实施特定控制的例子:例如, 如果管理层希望安全与保密是组织的一个重要控制目标, 但是, 如果他自己采取了一种不制定安全与保密的政策, 不坚持安全与保密的习惯做法, 那么, 一些员工就会让计算机终端记住密码, 并且不会不定期更换密码, 也不追究泄露密码的行为。因此, 如果管理层认为安全与保密是很重要的, 他们就必须亲自参与制定安全政策、实施安全保证的控制措施, 并且处罚违反安全政策的人员。更重要的是需要反复强调, 缺乏有效的环境控制、系统控制和交易控制将无法被人们所信赖。如果管理层不强调员工的诚实性, 不处罚徇私舞弊的人员, 不建立适当的监督流程来确保控制正常运行, 不要求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地进行审计、检查交易事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一些员工就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从事欺诈、贪污等损害组织利益的行为。

1.4 内部控制的层级制度

从首席执行官 (即高校的校长) 的视角来看, 内部控制的系统是一个流程, 该系统合并了控制的所有方面。我们通过建立一个模型来显示各部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见图2。

在这一内部控制框架中,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控制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在控制层级概览中我们列出了三个相反的顺序, 那样做是把环境控制当作所有控制措施的基础。现在这个模型代表层级制度下组织的运行方式, 所以我们把环境控制列在顶端, 高级管理层自上而下提供业务活动的方向。这一模型已经被强化, 两边的上下箭头表示内部控制运转的两条“线”。这两条“线”是沟通与监控。沟通是管理层向员工们传达应当如何实施其工作的方式。沟通有向下沟通和向上沟通两种方式。监控是持续检查以确保实现组织的控制目标。监控促使每个人能够对违反控制的行为和系统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

2 结论

总之, 科学、合理地设计内部控制制度的层级是帮助高校顺利实现其组织目标的重要因素。本文所述内部控制框架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运行着治理本组织日常业务交易的PDCA循环 (即计划——执行——检查——整改) , 与此同时这些交易活动也需要监控和沟通。然而, 监控和沟通主要被局限在与交易处理有关的问题和违反控制的行为方面。更进一步, 我们还必须进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评价, 积累和分析有关交易处理的沟通和监控信息, 以便可以在“大照片” (PDCA循环) 上审视该系统。内部控制的这种大照片视角有助于识别控制缺陷, 使用这种信息可以改变内部控制系统的流程, 从而改进整个内部控制系统。

参考文献

[1]国际内部控制协会.国际注册内部控制师通用知识与技能指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32-36.

[2]李心合.2012.企业内控制度建设中的八大难题与对策 (下) .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

[3]http://www.caigou200.2012.08.08.财政部拟出台规范治理小金库问题—政府采购信息网.

沟通与层级管理 篇2

说起企业文化建设，许多人感到无从下手，其实沟通就是一种简单易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企业文化的来源来看，沟通是企业文化萌生和初建时期的主要方式。创业伊始或创业阶段，由于百事待兴，要务缠身，又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一般来说不会立即投入有计划的、自觉性质的企业文化建设。但这个阶段，大多企业家总会自然地根据当时的员工心理、企业氛围和工作需要，提出一些精神口号和思想理念，或者是一些如何搞好企业的想法、做法，在私下里或会上提出来和大伙商量，征求意见，反复沟通，形成共识，用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指导经营。由于反复宣传、贯彻、实施，久之被员工所接受、认同并自觉践行，犹如一颗颗思想的种子，经过不断浇灌和培植终于发芽长成，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萌生。这其中，沟通是主要方法，起着重要作用。再经过以后的加工、提炼、充实，渐成系统，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沟通。有的企业虽然并没有什么口号理念，但创业者凡事总要同大伙商量商量，形成统一意见后再行动。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些约定俗成的习惯、规矩、行事方式和工作氛围，这就是文化的形成。这种情形在我国民营企业创业初期比较普遍。但当企业大起来了，人员多起来了，这种自然的、正常的、无障碍式的沟通反而少起来了，更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提高领导力、塑造企业文化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要作用。

我们现在许多企业倡导“无障碍沟通”，但据我考察，不是“无障碍沟通”，而是“沟通有障碍”，这种障碍就是层级障碍。突出表现在许多老板不敢、不能或不好意思隔一个层级或几个层级直接与干部员工谈话、沟通、办事、了解情况，怕引起直接属下的猜疑、妒忌，破坏了层级管理，影响团队合作。其实老板的担心是直接属下引起的。有些高层干部怕自己的属下直接与老板见面，怕什么呢？怕属下告状，怕属下越级反映问题，怕属下比自己强，怕属下抢了自己的风头，怕这怕那，而一旦发现老板和自己属下在一起就疑心这疑心那，甚至以破坏层级管理而给老板和属下脸色看。这是一种以层级管理为借口而阻碍员工和老板直接沟通的种种不健康的心理在作祟，上有所忌，下必甚焉，等而下之，层层如此。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文化，有这种文化在，真正的沟通是无法建立起来的，真正优良的企业文化和氛围也是建立不起来的。

企业要不要层级管理，当然要，没有层级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统一行动。但是层级管理和沟通不应该是矛盾的，层级和沟通之间不应当有障碍。层级管理是指在组织、指挥、控制等管理环节上，要坚持“一个头”原则，不能越级指挥，也不能越级汇报，否则便会发生组织混乱。沟通则是一种思想、意见、感情、友谊的交流。老板（或高一级领导）只要不是越级直接指挥干什么，不干什么（工作），而是找基层员工和干部谈谈，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以获取智慧，改善工作，有什么不可呢？再说，老板（或高一级领导）本身就有监督、控制属下工作的责任和权力，听听基层员工对自己直接属下的看法和意见，这也是教育、培养、发现属下的正当行为，有什么不可以呢？反之，如果只能有一个渠道，只能听一个声音（这些人都是各管一片的头），老板又如何做到集思广益？怎能做到兼听则明、避免偏信则暗呢？长此以往，你就不怕陷入闭目塞听的境地而任由属下摆布了吗？

诚然，作为一个基层员工，理应遵循层级管理的规则，有问题、有意见、有建议要按正常渠道反映。但现实中，确有一些部门主管，或为了一己之私，或为了打压部属，或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对于部下反映的问题或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既不给以答复，也不给以解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果还是刻板地恪守所谓层级管理，以此阻挠基层员工向上反映意见和问题，则势必窒息组织生活，打击部属的参与热情，影响信息和问题的传递和解决。我想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老板都不希望出现的。如果有哪一个老板认为宁可如此也不能破坏这种所谓层级管理的话，可以说他就是天下第一傻瓜！如果有哪一位主管宁见企业受损也不愿让属下与上级直接沟通的话，可以说他永远也只能做井底之蛙！

在这种严重的沟通障碍面前，在这种不良的沟通文化面前，作为企业的主要领导应该怎么办？必须打破这种障碍，改变这种文化，否则你迟早要倒霉。——被誉为“现代管理咨询之父”的麦肯锡前掌门人马文·鲍尔，当年从一件11家公司倒闭案的第一手调查中就认定，导致这些公司倒闭的罪魁祸首就是企业层级制度，因层级障碍，员工不敢向上级报告真实情况，致使这些首席执行官本该获悉的信息被屏蔽掉了。这种经历也使马文更加坚信从一线员工那里获得信息的重要性。从此，在马文长达59年的咨询生涯里，直到退休后，他都没有退出与层级制的战斗。

因此，针对这种不良文化，要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建立良好的沟通行为和正常的沟通渠道，把坚持层级管理的原则和建立无障碍沟通统一起来。自己要身体力行，打破严重影响企业发展的沟通障碍。你可以直接找最基层的员工到你的办公室来交谈，做个样子给部属看；你可以经常在公开场合与基层员工攀谈，故意做个姿态；你可以把与基层员工直接沟通宣布为自己的一条制度，每年要和基层员工谈话多少名多少次。久而久之，新的沟通文化就会建立起来，原来不习惯的会逐渐习惯起来，原来怀有猜忌的部属会逐渐习以为常。员工的心理就会舒畅起来，新思想、新主意、新办法也会滚滚而来。

前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就是一个以沟通塑造文化氛围的楷模。通用电器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明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提倡管理人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走访。韦尔奇的一句名言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他经常找一些中层和基层主管进行沟通，他能叫出公司1000名以上管理干部的名字。他极力倡导“无边界”理念，全力打造“无边界”文化，这种“无边界”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障碍，实现整个GE员工甚至整个人类的智力共享和信息共享，促进无穷尽、无边界的思想创新和思维拓展。坦率和公开是这种文化的基石，沟通是营造这种文化氛围的最佳方式。韦尔奇和他的领导班子经常在吃午饭的时候与各类“高潜力”的员工见面，向员工学习，“攫取”员工智慧。在20年的时间里，韦尔奇与将近2万名经理进行了直接沟通。通过坦诚、互动、直接的沟通，韦尔奇能及时捕捉到最鲜活、最真实的思想和灵感，为公司的创新提供不竭的源泉，也能及时了解公司的行动计划给员工带来的影响，包括赞同的，反对的和困惑的，及时消除各种阻力和瓶颈，员工对公司的战略和远景目标也更理解。与之直接沟通的员工真切感受到自己受到的关注和重视，能真正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所以创新热情高，参与热情勃发，还能主动进行换位思考，自觉地从公司的角度，从企业领导的角度献计献策，全心全意为公司谋发展。可以说没有无障碍沟通，就没有无障碍领导，也就没有无障碍执行，也就无从建立起强有力、持之以恒的执行文化。

控制层级 篇3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 为委托代理理论奠定了基础。与私有企业有所不同的是, 国有企业在代理关系上具有行政代理基础上的经济代理以及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性两个特征。可见,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存在明显差别, 因而在研究时应区别对待。根据终极产权理论, 虽然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政府, 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不同层级政府的地位及权力存在差异, 在制定高管薪酬时会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在分析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时应考虑不同层级政府的影响。

按照政府层级的不同, 我国国有企业分为中央控股企业与地方控股企业。这两类国有企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地位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别。一般来说中央控股企业都是大型国有企业, 大都在行业里处于龙头地位, 而且许多行业都关系到国计民生, 直接受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除经济目标外, 在对企业进行考核时, 政治和社会责任等目标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国资委对企业财务决策及经营成果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监控, 因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在中央控股企业中实施的力度也更大, 严格的监管可以使管理层更加努力地工作。

与中央控股企业有所不同的是, 地方控股企业规模较小, 面临的竞争压力比较大, 而且地方政府控股企业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政府官员基于自身政治升迁的考虑, 对当地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更高, 在某种程度上会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同时与中央控股企业高管面临着更多的政治前途相比, 地方控股企业管理层的政治前途则比较有限, 如果对其实施薪酬管制, 管理层寻求在职消费与私人收益的动机就会增大, 出于资本保全的考虑, 地方政府会实施更高的薪酬激励措施。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制度存在先天性缺陷, 高管控制权缺少合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在许多国有企业中, 总经理往往由控股股东单位 (国资委) 委派, 且大多数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 形成了高管自己聘用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 以致管理层权力过大, 使得高管薪酬与业绩存在一定的粘性。

与受到国资委严格监管的中央控股企业有所不同, 地方控股企业受到的监管相对较小, 即便在企业业绩出现下滑时, 高管们也会寻找一些借口诸如成本上升、竞争加剧等为自己开脱责任, 因此地方政府削减高管薪酬的举措常常会遇到阻碍。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满意的成绩、赚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往往在业绩上升时给予管理者更多的奖励, 在业绩下滑时只是象征性地给予处罚, 导致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变动幅度呈明显的不对称性, 即“重奖轻罚”的粘性特征。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一定条件下, 中央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低于地方控股企业。

假设2:一定条件下, 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存在粘性, 即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

假设3:一定条件下, 中央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粘性程度要低于地方控股企业。

二、模型设计

1. 模型设定。

为检验我国两类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 建立模型 (1) ;若交叉项Central×Lnprofit的回归系数β3为负, 则假设1成立。为检验高管薪酬是否存在粘性, 建立模型 (2) , 若交叉项D×Lnprofit的回归系数β4为负, 则假设2成立。为检验假设3, 本文采用模型 (2) 分样本进行检验。

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Lnpay=α+β1Lnprofit+β2Central+β3Central×Lnprofit+β4Dual+β5Ind+β6Lnasset+β7Lev+β8Center+β9West+β10Clist+β11蒡Year+β12蒡Ind+ε (模型1)

Lnpay=α+β1Lnprofit+β2Central+β3D+β4D×Lnprofit+β5Dual+β6Ind+β7Lnasset+β8Lev+β9Center+β10West+β11Clist+β12蒡Year+β13蒡Ind+ε (模型2)

(1) 被解释变量:

高管薪酬Pay。高管薪酬主要包括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两部分, 由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还不多, 可选择的样本量较少, 所以本文只考虑高管的货币性薪酬。本文用“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级管理人员”平均值的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

公司业绩Lnprofit。用公司净利润的自然对数作为公司业绩的替代变量。当公司净利润较上一年下滑时D取1, 否则取0。

(3) 控制变量:

两职分离情况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时取1, 否则取0;董事会的独立性Ind, 用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重来表示;中央控制Central, 当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机关以及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时取1, 否则取0;公司规模Lnasset, 系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 系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公司注册地位于中部时, Center取1, 否则取0;公司注册地位于西部时, West取1, 否则取0;交叉上市Clist, 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取1, 否则取0。

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2007~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剔除最终控制人为个人或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缺失的公司、期间亏损的公司、其他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 最终得到2 891个有效样本。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回归采用STATA11.0统计软件。为减少极端值产生的误差, 对主要变量处于1%和99%时分别进行Winsorize处理。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 2007~2010年期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为41.78万元, 显著高于2001~2007年期间20.15万元的水平 (方军雄, 2009)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如此快速增长, 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增长以及薪酬制度的改革。从标准差来看, 高管薪酬差距较大, 最高薪酬达到185.39万元, 最低薪酬只有5.05万元。净利润自然对数的平均值为18.59。样本公司中约29%的公司业绩出现下滑, 约31%的公司为中央控股, 中部和西部上市公司比重合计约为41%, 约11%的公司为交叉上市公司。另外, 91%的上市公司已经实现了两职分离, 独立董事的比重约为36.14%, 达到了监管部门的要求。

2. 回归结果分析。

为检验不同政府层级控制下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及其薪酬粘性的差别, 采用模型 (1) 、 (2) 来验证假设1、假设2和假设3, 回归结果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 模型 (1) 中Central×Lnprofi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中央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稍低于地方控股企业, 这可能是中央控股企业的高管存在薪酬以外的其他追求, 如在职消费、职位升迁等, 这说明薪酬在高管激励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假设1得到了验证。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由表2可以看出, 模型 (2) 中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样本, Lnprofit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建立起基于业绩的薪酬机制, 相关制度法规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确实存在粘性特征, 交叉项D×Lnprofit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即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度显著下降, 并且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是业绩下降边际减少量的1.20倍, 这说明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在业绩上升时的增长幅度大于在业绩下降时减少的幅度, 体现了国有控股企业高管薪酬的粘性特征, 假设2得到了验证。

表2中, 中央控股企业样本交叉项D×Lnprofit弱微为正, 说明中央控股企业高管薪酬不存在粘性, 中央控股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奖罚分明, 设计合理有效。地方控股企业交叉项D×Lnprofit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地方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存在明显的粘性特征, 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是业绩下降时边际减少量的1.31倍, 证明假设3也成立。

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 交叉上市的公司由于管理的复杂性, 其薪酬也越高。地处中部和西部的上市公司薪酬显著偏低, 这与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与高管薪酬之间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受债务的约束力较小。

四、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政府控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及薪酬粘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我国薪酬制度改革的深入, 国有上市公司已经建立起基于业绩的薪酬机制, 但中央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低于地方控股企业, 可能是中央控股企业的高管存在薪酬以外的其他追求, 如在职消费、职位升迁等, 薪酬在高管激励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研究还发现,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特征, 业绩上升时薪酬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减少的幅度。区分不同层级政府控股后发现, 中央控股企业高管薪酬不存在粘性, 说明中央控股企业的薪酬契约比较合理;而地方控股企业则存在明显的粘性特征, 说明地方控股企业薪酬明显存在“重奖轻罚”现象, 薪酬契约有待进一步改进。

摘要：本文以2007～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的2 891个样本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政府控制下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中央控股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要低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中央控股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与业绩不存在粘性, 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与业绩则存在较为明显的粘性特征。

关键词：政府控股,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粘性

参考文献

[1].陈信元, 陈冬华, 万华林, 梁上坤.地区差异、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管理世界, 2009;11

[2].杜兴强, 王丽华.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研究.会计研究, 2007;1

任峰:财富层级区分地产等级 篇4

2008年年底至2009年8月，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进出口贸易影响非常巨大，CPI、GDP等相关数据的下降，债务危机使多家项目面临停滞，西方市场的急剧萎缩，唯宝欧洲工厂也进行了大量裁员：然而，品牌对中国市场的预算并没有降低，反而是在2009年增大，这个现象说明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信心所在。

房地产作为一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太多人对未来中国房价的涨跌争执不休。我个人十分认同任志强先生说过的“房子是给有钱人盖的”这种观点，虽然它让很多人觉得刺耳。想象一下，除北京城镇居民，每年会有几十万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国际友人前来发展投资、外地人口打拼就业，都使北京城市人口只会不断增长，必然会面临对居住的需求扩大，房子会被不停开发，然而土地却越来越稀有，从供求关系的角度而言，土地供应量少，需求量却如此之大，房价怎会不涨?!北京、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从城市发展进化的理论来看，最终必然是有实力、有才华、有经济基础的人适宜居住的地方，如果你不能适应这里的生存条件，你可以选择离开。年轻人满足最起码的居住需求——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满足舒适与个性化的改善性居住——财富层级到达一定程度，选择尊贵品牌的高端居住，这个规律无形将房产品分出了等级。唯宝品牌的定位决定了它是为第三阶段置业者服务的，也就使得我们与大多数高端房地产项目产生了直接关联。

在北京，我所了解的高端项目，从早期的代表项目星河湾、缘溪堂，到现在玉渊潭公园里只提供给红色资本家居住的钓鱼台7号、CBD核心区域的禧瑞都、占据东四环最后一块地的霄云路8号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高端项目，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自注重打造品牌理念的大型实力开发商之手。这些项目尽管天价，却从来不愁卖，甚至刚开盘就一抢而空，而购买他们的置业者绝大多数用于自住，满足自身身份与居住品质的需求。当然，这些地段的房子未来的升值空间毋庸置疑，即使这些高端购房人并不十分在意这一点。

控制层级 篇5

然而, 在现实中这三个方面的相关学者往往聚焦于各自的研究领域, 对于三者的关系缺乏全面和系统的辨析, 对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也往往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关系, 美联储的学者Bies认为, 公司治理的前提是落实内部控制;然而, 与此针锋相对的, 我国学者杨雄胜则认为, 没有好的内部控制就没有好的公司治理。大多数学者如李明辉等则认为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环境要素之一, 是内部控制的前提。还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包含关系。对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关系, 大多数研究机构如COSO委员会、英国Turnbull委员会等认为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也有学者认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并非包含而是等价关系。从根源上讲, 以上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不同领域学者对三者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混乱,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深入分析。因而, 就需要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概念入手, 按照一定的逻辑主线将相关概念进行细化, 进而明确不同概念的分歧。这对于企业的内部管理部门和外部的监管机构提出和制定相应的措施和规范, 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 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果考虑金融机构, 这一分析框架对于防范金融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公司治理的界定

自从Berle和Means在20世纪30年代初通过对美国公司的调查开始, 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开始受到关注, 并逐渐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此后, Shleifer and Vishny、吴敬琏、林毅夫、李维安、张维迎等分别对公司治理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司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企业权利安排的一门科学;而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 (主要是股东) 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与企业管理相区别的是, 企业管理是建构在企业“经营权层次”上的科学, 主要是在经营权人在获得授权后, 为实现经营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经营行为。而公司治理则是建构在企业“所有权层次”上的一门科学, 主要是通过科学的授权和监督, 以实现公司的决策科学和代理成本最小化, 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通过理清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关系, 能够比较深入的划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所涉及的各个部门的权责利关系, 有利于更深入的理解和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界定

最初的内部控制是审计程序委员会关注的主要内容, 隶属于公司的管理范畴, 通过组织机构设计与采取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 用于保护企业的资产, 检查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提高经营效率, 推动企业坚持执行既定的管理政策。后来, 一系列商业丑闻和虚假财务报告使人们对财务舞弊和财务报告真实性产生质疑, 也就引发了人们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质疑, 进而对内部控制理论的进一步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由全美反舞弊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COSO委员会发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对于之前的内部控制定义而言是一个突破。这种突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分类明确了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即保证经营的效率、财务报告可靠性以及合规性三个方面; (2) 提出内部控制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而不是仅仅是政策措施和相应的手段, 具体的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监控; (3) 明确内部控制的责任人包括董事、经理层及其他员工各个层级。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发布引起了企业界及会计执业界的广泛关注, 并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组织的高度认可, 也成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规范时的重要参照依据。21世纪初, 随着安然、世通等一连串财务舞弊事件的爆发,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受到进一步重视, COSO委员会内部控制的基础上, 于2004年9月正式推出《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企业的经营强调的是基于确定的业务模式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方式, 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最早关于风险管理的关注, 始于金融及保险领域的风险管理, 因其营利模式即是通过对风险的管理获利。而企业运营阶段的风险, 主要是指导致运营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企业要实现经营目标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1) 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合规风险。 (2) 必须要以有效率的方式运营——运营风险。在外部不确定和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 缺乏效率的企业最终将以倒闭的方式而被市场淘汰。 (3) 两权分离背景下委托代理问题引致的风险——财务报告风险, 即企业的经营者是否按照股东的利益履行受托责任。如果经营者的经营无法被投资人认可, 企业的外部融资将受到约束, 最终面临分拆或无法持续经营的风险。这三部分可以界定为面向内部的风险。此外, 企业经营过程中, 往往在重大战略变革期, 会面临重大的战略和业务结构调整, 同时还可能伴随治理结构的重建, 这也是企业在这一重要阶段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笔者将与企业的重大战略、治理结构和业务模式调整有关的风险界定为面向外部的风险。

三、企业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关系

为了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从公司层面入手, 将公司的治理层、管理层、运作层面分开, 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概念按照其所包含的内容进行汇总, 这样就能较清楚地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任何组织都是先有目标, 然后制定或调整企业战略——指导企业未来一段时期内经营活动的总方针, 这部分是董事会的职能。然后, 通过对战略规划进行细化形成具体的战略目标, 再细分为具体的各部门的战略目标, 形成年度经营活动计划, 同时对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或业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这就是经营管理层的主要职责所在。最后, 具体到操作层面, 以一般制造业企业为例, 就是对具体的生产运作过程的执行, 这是基层管理层和一般员工的职责。

本文对内部控制的定义采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区分了面向内部和外部两种风险, 区别于谢志华 (2007) 提出的风险管理框架是内部控制的不同语义表达模式。本文认为, 企业风险管理就是对企业动态风险的管理, 而内部控制则是对内部风险的控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风险的来源不同。基于前述分析, 可以看出: (1) 内部控制主要是针对面向内部的风险, 是对合规性风险、运营风险、财务报告风险的管理。 (2) 不涉及企业的重大战略、治理结构和业务模式调整等面向外部的风险。从控制的主体看, 企业内部存在三个层级的控制:一是以董事会为主体的公司治理控制;二是以经营管理层为主体的管理控制;三是以操作管理层和一般员工所实施的作业控制。

基于上述的分析, 我们提出图1的关系框架来解决概念上的认识误区和分歧。

控制层级 篇6

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信息工具的财务报告,是外部信息使用者有效决策的重要依据。财务重述是指对前期财务报告差错的更正,反映了以前财务信息的不真实和低质量。据不完全统计,2010 ~ 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发生比例分别为6.88%(冯倩如等,2013)、7.86%和8.83%,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美国,财务重述的结果往往是公司的倒闭。在中国,由于经济环境和投资目的的差异,财务重述对企业的影响虽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已有研究表明,财务重述公司在短期内常伴随着负面市场效应、审计费用增加、融资成本上升等经济后果(王玉珍等,2011)。同时,陈晓敏(2011)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不仅使重述公司本身价值遭受损失,也给所处行业带来负面效应。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孟南等,2012),内部动因来源于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外部动因主要来源于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融资要求(胡敏等,2012)。财务重述通常表明公司的财务报告信息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吴清,2012)。近年来,尽管监管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治理,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忽视财务重述形成的内在动因,可能是导致治理成效不明显的原因之一。内部控制是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的工具和手段,是保证企业财务报告可靠的制度安排(COSO,1992)。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是财务重述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曹强,2010),那么作为公司治理财务重述行为的有效措施之一的内部控制如何影响财务重述?其作用机理如何?值得我们思考。

在学术界,关于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文献较为丰富,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Blankley,Hurtt and Mac Gregor(2012)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反映了以前年度的审计低质量和审计风险低估;Jaime Schmidt(2013)研究发现,审计人员以及审计委员会的专业胜任能力与财务重述信息披露及时性相关。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财务重述的其他原因如公司治理、公司业绩及融资压力、管理者自利行为、盈余管理也有所研究(黄志忠等,2010)。而关于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关系,其研究结论并非完全一致。部分学者发现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行为存在反向影响(刘启亮等,2012)。另一部分学者却发现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行为影响不大。已有文献侧重于单纯研究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直接关系,尚未打开两者之间的“黑箱子”,容易忽略了那些直接关系不显著而可能存在间接影响的因素。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理论推衍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关系。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将金字塔股权结构、内部控制和财务财务重述置于一个框架内,探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深入分析金字塔层级和链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为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实证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

财务重述的发生,或许是为了实现对前期差错的更正,提供质量更高的会计信息,但不排除管理层的故意操纵。根据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层存在操控财务报告的机会主义行为,其目的是为自身提供适意的会计信息(Williamson,1964),内幕交易、薪酬与债务契约、盈余管理、盈利预测、股票的市场表现成为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主要诱因。作为解决公司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代理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层有机会进行操纵的前提是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不完善,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出现重大缺陷是“因”,财务报表重述是“果”(袁敏,2012),当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时,将不能防止发现并纠正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重大错报或者漏报,最终导致财务重述的发生。财政部等五部委(2010)发布的审计指引也明确指出,企业更正已经发布的财务报表,表明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迹象,财务重述通常是内控存在缺陷的一个重要信号(SEC,2007解释公告)。Paul等(1986)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与低财务重述比率显著正相关;Goh等(2008)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其会计稳健性显著低于内部控制良好的公司。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二)金字塔股权层级和链条的调节效应

La Porta,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1999)首次提出金字塔股权结构概念,并指出除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外,金字塔股权结构广泛存在于各国上市公司之中。我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资本市场欠发达,投资者保护水平较弱,大量学者对我国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确实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冯倩如、陈梦和(201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因为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导致财务重述行为的主要因素(冯倩如等,2013),而影响财务重述的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包括股权结构和组织结构两个层面(孟南等,2012)。

1. 金字塔层级的调节效应。终极控制股东通过层层控制链控制上市公司,随着金字塔结构控制链的长度(即金字塔层级)的增加,终极控股股东可能会出现名誉控制的空名,对所控制的公司的监督力度减弱,为管理层和企业员工内部控制执行不力提供机会,最终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作为会计信息载体的财务报告如何对外披露,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有所规定,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对财务报告可靠性提供制度保障(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但由于层层控制链降低了对管理层的监督力度,增加代理成本,出于各种目的,公司高管可能会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其披露于己有利的会计信息,从而使内部控制失灵,财务重述难以避免。储成兵(2013)研究发现,随着金字塔层级的增加,权力和利益传导机制越复杂,终极股东越隐蔽,其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越难被发现,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差,汤颖梅、董静、王怀明(2011)研究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控制层级数与盈余管理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金字塔层级数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

2. 金字塔链条数的调节效应。金字塔控股结构中不同的控制结构,更直观地展现了终极控制人对企业约束与监督的策略选择偏好。控制链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终极股东通过增加控制链数量实现多途径控制上市公司,一方面可以提高控制权,对企业的监督效应更明显,此种环境下,公司管理者在行使管理职能,保障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更加敬业,在内部控制实施中尽职尽责,从而确保内部控制更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增加了金字塔的复杂程度,减低公司透明度,终极控股股东的行为更加隐蔽,对公司有更强的掏空动机 ,此时的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出于各种目的,终极控股股东或公司高管皆有可能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其披露于己有利的会计信息,从而增加财务重述的可能。在实证研究方面,也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结论:梁彤缨、冯莉、陈修德(2012)研究发现,如果终极控股股东增加控制链的宽度,相对而言,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更全面,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容易曝光;尚春玲、高洁(2014)研究发现,当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内部控制将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能显著提升盈余的稳健性。综上所述,提出两个相对假设:

假设3a:限定其他条件,金字塔链条数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假设3b:限定其他条件,金字塔链条数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执行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非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公司;2剔除ST和PT公司,主要考虑ST和PT公司的极端财务数据会影响到检验结果的可信性;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在检验区间(2010 ~ 2012年)内研究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 104个样本公司的3 059个有效观测值。其数据主要来源于迪博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并通过手工整理完成。数据处理主要采用Excel 2003和SPSS 16.0统计软件计算完成。

(二)变量的选取与测量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财务重述,用REST表示。关于财务重述的度量,已有的文献较为统一,用哑变量进行测量(陈伟忠、吴磊磊,2011;李红梅、申丹琳,2012;刘启亮、李敏、陈汉文,2012)。本研究借鉴以上学者的度量方法,采用哑变量度量财务重述的发生,即上市公司当年的年报发生财务重述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 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是内部控制,用IS表示。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已有文献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度量方法主要有:1是否披露经审计的内控相关信息(吴益兵、廖义刚、林波,2009;曹建新,王春丽、邹俊,2009);2问卷调查法(张先治、戴文涛,2010;张颖、郑洪涛,2010);3从内外部变量两个角度来衡量(刘斌,2010);4基于内部控制目标的评价方法(李育红,2011)。本文认为前三类方法要么不能较好地反映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差异性;要么在问卷的设计和回收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要么与本文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定义不一致,本文借鉴李育红(2011)的观点,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测量内部控制有效性。

3. 调节变量。本研究的调节变量是金字塔层级和金字塔链条数。金字塔层级是金字塔控制链的长度,反映了终极控制者与底层公司间的距离。本研究采用最终控制者与最底层上市公司之间的公司层级数量衡量金字塔层级,若存在多个控制链条,则选择最长的控制链作为测量的依据。金字塔链条数体现了股权结构的基本形态,反映了终极控制者为达到对上市公司控制的所有途径。本研究采用通过查看上市公司披露的控制图,得到控制路径数量,并以此为依据测量金字塔链条数。

4. 控制变量。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除了内部控制影响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借鉴刘启亮(2012)、祝捷(2013)等的方法,本研究选取资产负债率(ALR)、公司规模(SIZE)、资产净利率(NMA)、年份(YEAR)作为控制变量。

其主要理由及测量方法为:1资产负债率。胡南薇、曹强(2011)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外部融资需求越大,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大,而负债水平较低的非亏损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较小。可见资产负债率可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用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进行测量。2公司规模。张颖,郑洪涛(2010)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越大,财务报告质量就越高。可见公司规模可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用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3资产净利率。罗立立(2011)研究发现,盈利能力欠佳的公司为了实现融资目的,更倾向使用财务重述进行盈余管理,满足融资要求。可见资产净利率可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用净利润/平均总资产进行测量。4年份。本研究设置年份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年份内部控制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差异。

(三)模型设计

构建以下三个基本计量模型,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模型(1)主要考查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关系,验证假设1。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金字塔股权结构的不同维度即金字塔层级与链条数为解释变量,主要考察其与财务重述的关系。模型(3)主要考察金字塔层级与链条数是否在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之间起调节效应的作用,验证假设2或假设3,若β6×PS×INCO显著,说明调节效应成立。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内部控制最大值为995.36,最小值为0,方差为91.143 3,均值为695.565 4,大于中位数693.800 0,说明尽管大多数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较高。但两级差异较大。财务重述的均值为0.08,说明2010年至2012年之间,样本公司财务重述的频率是8%,这与已有研究吻合。金字塔层级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1.0,金字塔链条数最大值为10,最小值为1.0,说明样本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特征较为明显,但金字塔层级中位数和金字塔链条数中位数均为1,均值分别为1.73和1.36,由此可以判定样本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的高度和宽度不大。资产净利率的最大值为0.663 6,最小值为-0.424 9,方差为0.050 7,均值为0.039 4,中位数为0.031 9,这说明我国各个上市公司的资产净利率差距较大但相对集中,且大部分公司资产净利率处于平均水平以下。

(二)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β=-0.097,p<0.01);金字塔链条数与内部控制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β= 0.046,p<0.05),金字塔链条数与财务重述非显著负相关(β=-0.013,p>0.1);金字塔层级数与内部控制非显著负相关(β=-0.029,p>0.1),金字塔层级数与财务重述非显著正相关(β=0.015,p>0.1)。总资产以及资产净利率与内部控制均显著正相关,初步判断企业规模越大,绩效越好,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就越高;总资产与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财务重述非显著正相关,资产净利率与财务重述非显著负相关,初步判断企业规模越大,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大。

注:*为p<0.1,**为p<0.05,***为p<0.01,下同。

(三)回归分析

1. 金字塔层级调节效应检验。首先利用模型1进行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回归分析,其次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金字塔层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金字塔层级与内部控制的乘积项变量,进一步做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3所示。

模型1显示,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β=-0.135,p<0.01),说明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显示,金字塔层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0.009,p>0.1),说明金字塔层级与财务重述的相关性不大,适合做调节变量。模型3显示,金字塔层级与内部控制的交叉项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497,p>0.1),说明金字塔层级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关系中不存在调节效应的作用,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2. 金字塔链条数调节效应检验。表4报告了金字塔链条数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模型2显示,金字塔链条数与财务重述非显著负相关(β=-0.007,p>0.1),说明金字塔链条数和财务重述的相关性不大,适合做调节变量。模型3显示,金字塔链条数与内部控制交叉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β=0.971,p<0.1),说明金字塔链条数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的作用,金字塔链条数有利于内部控制抑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假设3a得到验证,从而拒绝假设3b。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使用评分法测量内部控制水平。评分法是指根据公司披露的有关内部控制信息,结合设计的评分量表,判断内部控制水平的高低,赋值越高,内部控制水平越高。

重新检验了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以及金字塔层级和链条数的调节效应,其实证分析结论保持不变(基于篇幅,本文暂未报告),可见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本研究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0 ~ 2012年为检验区间,考察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关系,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即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对财务重述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行为。2进一步检验发现,金字塔链条数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的作用,即金字塔链条数有利于内部控制抑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而金字塔层级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关系中不具有调节效应的作用。

2. 研究启示。

第一,对企业而言,应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控制水平,良好的内部控制显著地抑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在内部控制抑制财务重述行为中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优化股权结构,加强股东的监督责任,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防止财务重述的发生。

第二,对监管部门而言,一方面应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监管,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股权结构不同于西方金字塔股权结构,我国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层级不高,链条不多,股权控制人常常拥有匹配的现金流权,因此,针对金字塔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不可盲目限制金字塔链条数,应结合我国国情,增加金字塔链条的宽度,并适当控制其长度,通过外部治理,优化内部控制环境,最终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摘要：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对财务重述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金字塔股权链条数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字塔链条数有利于内部控制抑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而金字塔层级在内部控制影响财务重述关系中不具有调节的作用。

层级教学初探 篇7

一、教学目标分层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整个教学过程起着调节、导向和控制作用,而实施分层教学首先必须体现在教学目标上。因此,教师要正确制订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这是实施分层教学的重要前提。

首先,要认真研读教材,把握教材的重、难点,并针对教材特点和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制订人人达到的基础教学目标和学有余力的学生立足发挥他们的潜力的提高性教学目标。

其次,在制订教学目标时,应重视教学中的统一标准,突出教学要求的一致性,又要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突出教学目标的层次性,做到统一性与层次性相结合。一方面根据课程标准的学习目标和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分类设计,使全体学生都能达到一个最低要求,就是“下要保底”的教学目标;另一方面要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在目标设计时要有弹性,提出的目标要有层次性,以保证不同学生的求知需要都能得到满足。

二、教学过程分层

1. 提问分层。

教学时,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教材内容及制订的教学目标,创设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由浅入深,分层递进,促使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考、大胆猜想。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既定的学习任务转化成学生感兴趣的具体问题,让优等生在关键时刻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学困生”回答一些基础问题,增强其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2. 练习分层。

首先,把统一的课堂练习变为多层要求的训练,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各有自己的训练目标,充分发挥每个层次学生的潜能,使每个学生都能有所提高,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其次,由于教学目标的多层次,在设计练习上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应把练习分为基本练习、综合练习、发展练习三个层次。在分层练习中,在每个学生保证一定题量的基础上,让他们自由选择,同时鼓励学生向高层次迈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指导分层。

学生因个性、知识、能力、情感、意志、性格等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倾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学的实际对学生分层进行指导。具体做法是:对A层(间接引导,自主学习小组简称A层)学生“学”重于“教”,以“放”为主,“放”中有“扶”。“扶”主要体现在学生练习中与引导深入探究上。课堂上应放手让A层学生自学、互学,进而获得新知和学习能力;对B层(直接辅导,互相学习小组简称B层)学生“教”重于“学”,即以教师的“扶”为主,“扶”主要体现在引导深入理解知识和指导归纳学习方法上,使学生在教师辅导下学习,最终获得知识与能力;对C层学生,重点指导其掌握基础知识。

三、教学评价分层

新课程强调,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要因人而异,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对“学困生”多采用表扬和鼓励的方式,寻找其闪光点,及时肯定他们的点滴进步,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对中等生采用激励性评价,既揭示不足又指明努力的方向,促使他们积极上进;对优等生采用竞争性评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促使他们不断超越自己。同时在评价过程中,不但要对结果进行评价,还要对过程进行跟踪评价,对一些在探究过程中,学生有时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也要对他们的探究过程实施分层评价,挖掘出有价值的成分,特别是对他们的探究精神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阅读教学的三个层级 篇8

1.情感阅读, 滋润学生心灵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学生愉悦的情感, 饱满、欢快的情绪, 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而且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意义。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以生为本, 创新教法, 让小学生丰润的情感与文本、作者、教师产生共振, 滋润他们幼小的心灵, 这是阅读教学的“第一层级”。

教学六年级上册《长江之歌》时, 笔者精心剪辑、制作了Flash视频课件, 长江从世界最高处的唐古拉山脉奔腾而下, 一泻千里, 汪洋浩瀚, 汹涌澎湃, 一路浩浩荡荡地注入全球最大的太平洋之中。烟波浩渺的江水、飞溅四射的浪花、哗哗作响的水声、连绵起伏的青山, 结合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拔地而起的居民小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舞台上的潇洒举止, 创设了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课堂情境, 引导学生很好地理解了《长江之歌》于地理、人文两个层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除了运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外, 教师还可以运用声情并茂的课堂导入, 环环相扣的问题设计, 甚至是组织学生排演课本剧等形式创设情境, 引导学生沉浸在课文人物的喜怒哀乐中, 升华自己五彩斑斓的情感世界。

2.研究阅读, 激活问题意识

所谓研究阅读, 即学生以自主探索的方式获取、应用相关的阅读知识与技能, 升华他们的语文素养、人生内涵。长期以来, 阅读教学一直徘徊在分析情节繁琐细致的泥淖中, 无趣且肤浅, 严重削弱了祖国文字的魅力, 影响了学生的阅读兴趣。有鉴于此, 研究阅读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 有效激活小学生的问题意识, 是阅读教学的“第二层级”。

在教学四年级下册《永生的眼睛》这篇课文时, 笔者就以下面几个问题作为研读点, 组织学生开展研究阅读,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品质与习惯。

(1) 课文题目。“永生的眼睛”这个题目, 是谁的眼睛得到了“永生”?他的眼睛是怎样得以“永生”的呢?“永生”的仅仅是一双眼睛吗?

(2) 重点语句。你如何理解下面几个句子:

1“如果我们死后的身体能有助于他人恢复健康, 那么我们的死也是有意义的。”

2“妈咪, 我真为你为外公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骄傲。”

3“他们成为令爱———一位极其热爱生命的女孩的活的纪念, 并有幸终生分享她的美丽。”

(3) 理解难点。都是十四岁的年龄, 琳达和温迪面对亲人器官捐赠的现实, 她们的态度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

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交流讨论, 看着学生全神贯注的神情, 我也忍不住参与到研究活动当中, 一起切磋其中的精妙。讨论之后, 学生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妈妈、爸爸, 还有温迪, 他们以捐赠器官的方式让自己的眼睛得到了永生, 也让关爱他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薪火相传。

2第一个句子写出了捐赠器官的意义, 第二个句子体现了爱心可以传递, 第三个句子说明无私奉献既美丽了别人, 也美丽了自己。

3从小生活在充满善良、爱心的环境里, 外公、外婆给了小温迪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让她也从小便有一颗爱的心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问题的形式质疑, 以自主思考的方式解决, 不仅有效激发了小学生的问题意识, 而且还促进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品质, 这或许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本真与初衷吧!

3.延伸阅读, 养成阅读习惯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 阅读教学要创新教法, 将课堂内外结合起来, 在理解、鉴赏文学作品的基础上, 发展学生的个性情感,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在教学过程中, 笔者积极开展阅读调查, 了解学生最喜欢的阅读类型, 并指导学生记录阅读心得, 开展阅读交流课堂活动, 很好地将阅读教学提升到了“第三层级”———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教学五年级下册《神奇的书》这首小诗时, 笔者进行了一次课堂调查, 试图了解小学生最喜欢的书目类型, 并有的放矢地推荐相关书籍。调查显示, 学生最喜欢的是图文并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语言诙谐幽默、通俗易懂的书籍。为此, 我给他们推荐了《西游记》《聊斋志异》《神话故事精选》《稻草人》等书籍, 很好地将课堂内外链接了起来。以《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课外阅读为例, 笔者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种笔记:

(1) 疑问笔记。“唐僧为什么会这么愚蠢, 接连被妖怪骗了三次都不知悔改, 这样的智商如何成佛啊?”“我已经读过正本的《西游记》, 发现就只有白骨精这一个妖怪被打死了, 为什么就没有哪位神仙来拯救白骨精啊?”学生的问题五花八门, 尽显童真童趣。

(2) 摘录笔记。“月样容仪俏, 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 声如莺啭林”“走路慢腾腾, 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 脸如枯菜叶”“行善如春园之草, 不见其长, 日有所增;行恶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等句子, 学生都工工整整地抄在了本子上, 很好地丰富了他们的词汇积累。

(3) 创作笔记。有的学生在篇目最后写自己的阅读感悟, 有的根据自己的想象, 对孙悟空蒙冤受屈时的心理活动进行描摹, 还有的对猪八戒的语言进行了扩写, 惟妙惟肖, 令人拍案叫绝。

的确, 课堂阅读只是一个例子, 阅读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还是课外阅读。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他们在今后的人生旅程中会受益无穷。

公民“政策参与”亟待提升层级 篇9

该报告显示，民众对“权利与参与途径认知”、“政策重要性认知”的得分率均超过50％，而“实际政策参与”的得分率仅为11.00％。

在该报告主要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看来，公民“了解和接受公共政策的参与”水平大大高于公民“实际政策参与”水平这一特点，显示当前中国的公民政策参与，是“接受型的政策参与模式”，而不是“博弈或改变型的政策参与模式”。

“目前公民的政策参与基本停留在‘解决问题’和‘增进政策接受性’的水平上，较难提升到‘增加民众对政策尤其是决策的影响力’的水平。”史卫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表示。

首次“公众政策参与”普查

2011年的《中国政治参与报告》显示，1982年制定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并以4个月的时间进行全民讨论。此后，“开门立法”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视，使中国民众开始注重立法参与和政策参与。

此后，1995年至2003年中国的政治参与，带有明显的“创新”参与方式的特征：一是在基层选举密集化的态势下，出现了一系列的“选举创新”，为民众的选举参与提供了不同参与机会；二是在群众自治参与、政策参与中创造了一些新的参与平台，如村务公开、城市社区建设和“网络参与”等。

继2011年之后，此次《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2)》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第二次发布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蓝皮书。

史卫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报告的调查问卷数据并非一手，而是来自已有的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数据。而2012年的报告则完全建立在专门的大规模调查基础上。

2011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合作，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公民政策参与”问卷调查，共计回收有效样本6286份。

“我们需要通过调查，对中国公众的政策参与给出一个基本的评价，这就需要一套指标。”史卫民介绍说，过去的指标体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客观事实和主观意愿混在了一起。而此次调查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设计了两套指标体系，一套是政策参与客观状况评估指标，一套是政策参与主观状况评估指标。“把主客观加在一起，是不科学的。主观意愿一定是比较高的，客观比较低。国内的很多调查，把主客观混在一起，得分很高，政府满意，但结论不一定科学。”史卫民说。

与2011年报告涉及选举参与、政策参与、人民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接触式参与等各种政治参与类型不同，2012年报告的主题更集中，专门就公众的政策参与进行调查并给出评价。

此次报告首次对中国公众政策参与的基本面有了较全面的摸底和评估。问卷调查显示，有71％的被调查者同意“即便我不了解政策内容，我也会按政策要求去做”的说法，显示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多数公民可能采用的是愿意配合的态度。

在中国的五级政府中，被调查者选择市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最多，其次是中央政府，第三是乡级政府，第四是省级政府，认为县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最少。

公众政策参与层级低

在2012年的这份报告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结论是，当前中国民众在政策过程中以“接受政策”为基本特征的参与，可以称之为“接受型的政策参与模式”。

“通过这个基本结论，我们解释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公民政策参与到底是针对什么的?从这个模式来看，我们的政策参与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为了改变政策。”史卫民解释说，一个通俗的理解是，例如医保，公众普遍认为医保政策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公众对医保政策的参与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形成这个特点的原因何在?在史卫民和课题组团队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的顶层制度设计和老百姓的参与有相当大的距离。“当前一些重大政策，都是由中央层面来制定，在这些制度设计和决策方面，公众的参与是非常少的。”

报告认为，这种制度建构的模式，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优点是政府对于民众了解政策和执行政策提供了保障作用，缺点是把政策参与层级压的很低，真正在决策层面的参与比较少。

课题组研究认为，这种消极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尤其是影响决策的制度安排，或者已有的制度安排(如政策听证会、政策方案意见征求)实际作用不大。

“例如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制定相关就业、社保、教育等政策时，缺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史卫民表示。

而目前的各类听证会流于形式也早已广受诟病。一些参加听证的代表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听证后总是绝大多数同意政府的方案。

“听证会走过场，预先设置议题，实际上是为保证政策过关。如果以此为前提，公众参与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种思路背后的大背景是，当前各级政府头号任务还是求发展，而百姓更关注民生，两者之间产生了差异，体现在政策上，如果更多引入百姓和社会的参与，发展速度势必会受到影响。

“并不能说当前政府在推动公众政策参与方面动力不足，而是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有让公众参与政策的意识和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担心，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纠结。”房宁如此评价。

实际操作更重要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对某项政策不满意时，被调查者可能采用的表达意见方式，排在前列的分别是“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政府有关部门(包括信访部门)反映”、“找熟人帮助解决问题”或“向媒体反映”，而“参加听证会反映意见”则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

对于这样的现状，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已有的制度安排(如政策听证会、政策方案意见征求)实际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而不是弱化了政策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的“模糊性”。

史卫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任何政府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都有一个模糊区间，“在中国，由于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资源分配的问题以及行政效率等原因，政策有一定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种模糊性是要消除的，就是利益集团在操纵政策的制定。”

在他看来，模糊性本身可以用公开性的制度设计来减少不良后果，公民政策参與要求的“开放性”，与中国目前政策过程较强的“封闭性”确实有一定的矛盾。

史卫民指出，在政府运作过程中，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决策者如果隐瞒事实，不在关键时候，和媒体、公众、世界达成一致，受惩罚的正是决策者，后面跟着的一定是问责下台。”

而在课题研究团队看来，近年来，政府改变“封闭性”决策过程的努力也在显现。如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方案选择等方面，就大量采用了“开放性”的做法，经过四年的各界大讨论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医改方案。问题是，这样的尝试还太少，还难以起到改变中国既有政策模式的决定性作用。

“政策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政府来说，要通过比较形式化的方式，走向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方式。”史卫民指出，相对完善的政治参与既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公民，尤其是政府，需要大量的政策学习，“学习什么呢?在决策中不能拍脑袋，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强行推，在评估过程中要科学，不能想当然。”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政治所博士郑建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政策参与的种种不足，一方面是个阶段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行政效率考量相关，“政府要预先评估收益和损失，在这个过程中，会找到一个他们认为稳妥的点去推进。”

不同电压层级供电方案对比分析 篇10

基于历史原因, 目前东莞市采用220/110/10k V电压层级供电方案, 电网基本已覆盖全市, 只在极少新规划的开发区未有电网覆盖, 其中长安新区就属于上述区域。长安新区为近年来东莞市政府新规划的开发区, 目前电网基本空白, 为东莞尝试采用不同电压层级供电方案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对长安新区进行220/110/10k V和220/20k V 2种不同电压层级的电网规划, 通过方案的对比分析探讨适合长安新区未来发展的电网层级供电方案。

1 长安新区的总体规划及负荷需求

根据《东莞市长安新区总体规划 (2014-2030) 》, 长安新区以港、城、湾协调发展为核心, 形成“一内海、二半岛、三板块”的总体结构。长安新区规划用地面积约20km2, 其中城市建设用地约16km2, 水域约4km2。长安新区大部分建设用地将通过填海造地的方式而来, 现状只存在部分沿海滩涂的建设用地。长安新区属于新开发区域, 现状建设进度基本为零, 城市规划部门为本文工作提供了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及土地开发强度控制数据。基于上述基础及数据支撑, 通过负荷密度法对长安新区远景负荷预测, 推荐预测值为740MW, 建设用地负荷密度约45MW/km2。

2 220/110/10k V电压层级供电方案

长安新区220/110/10k V电压层级供电方案主要原则。

(1) 220k V变电站采用4×240MVA设计规模, 采用GIS半户内建设形式, 占地面积约13000m2;110k V变电站采用3×63MVA设计规模, 采用GIS半户内建设形式, 占地面积约3000m2。

(2) 220k V电网采用双回链式结构;110k V电网采用∏式三T接线;10k V电网采用N-1单环网及N供一备接线。

(3) 规划区内220k V、110k V及10k V线路均采用电缆线路。

根据上规划原则, 长安新区需建设1座220k V变电站 (长安四站) , 9座110k V变电站 (规划1站~规划九站) 。其中110k V电网结构如图1所示。

3 220/20k V电压层级供电方案

长安新区220/20k V电压层级供电方案主要原则。

(1) 220k V变电站采用4×240MVA设计规模, 采用GIS半户内建设形式, 占地面积约13000m2;220k V变电站采用4×90MVA设计规模, 采用GIS半户内建设形式, 占地面积约9000m2。

(2) 220k V电网采用双回链式结构;20k V电网采用N-1单环网、N供一备及双环网接线。

(3) 规划区内220k V、20k V线路均采用电缆线路。

根据上规划原则, 长安新区需建设1座220/110/20k V变电站 (长安4站, 兼顾向区外110k V变电站供电) , 3座220/20k V变电站 (规划A站~规划C站) 。其中220k V电网结构如图2所示。

4 不同电压层级供电方案对比

在对长安新区分别进行了完整的220/110/10k V及220/20k V 2种电压层级供电方案规划的基础上, 从电网建设站址及走廊用地、电网建设投资及其他方面对方案的技术经济对比。

(1) 电网建设站址及走廊用地对比。长安新区远景负荷约740MW, 方案一 (220/110/10k V) 需要建设1座220k V变电站及9座110k V变电站;方案二 (220/20k V) 需要建设4座220k V变电站。在变电站数量上差别较大, 但由于220k V变电站占地面积较110k V变电站大, 在变电站总体用地规模上基本一致。因为电压层级的区别, 方案一满足供电需要的线路及走廊规模均比方案二大幅增加, 总的线路走廊长度差值达46%。

(2) 电网建设投资规模对比。长安新区220k V至中压电网建设投资采用方案一总投资为23.3亿元, 采用方案二总投资为21.5亿元, 相差约8%。

在细项对比中, 线路走廊的建设投资方案二较方案一节省很多, 但方案二中220k V线路规模较方案一大, 且单位工程综合造价较高, 导致整体投资对比差距不明显。

(3) 可靠性、线损及运维费用对比。根据规划方案采用理想模型对不同电压层级供电方案的可靠性、线损及运维费用进行理论计算及估算。在理论线损方面, 由于方案二电压层级的减少, 以及中压供电电压等级的提高, 理论线损率较方案一下降16%。

在供电可靠性方面, 由于采用电缆线路, 且网络结构也较为完善, 理论供电可靠性均达到99.999%以上, 可视同可靠性方面基本一致。

在运维成本方面, 方案二较方案一设备规模的缩减, 相应可以减少配套运维管理的费用约9%。对比设备规模, 方案二较方案一理论上可以节约较多的运维费用, 但由于东莞全市范围均采用220/110/10k V电压层级, 方案二需建立专用的备品备件库, 培养专门的运维人员, 导致运维成本实际节约远低于理论分析结果。

5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