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精选六篇）

为他人谋取利益 篇1

一、立法缺陷

按照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的某些情况就不能认定为受贿罪:一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受了他人的财物, 也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实际上因为某些原因根本不能实施或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受了他人财物, 也实施了一定的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 比如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但最终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到预期利益, 没有收到贿赂的实效。上述情况如果不以受贿罪惩罚, 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在立法者没有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做出进一步完善之前, 或者“两高”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还应该严格以刑法的规定为准。

二、原因分析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受贿罪的一个要件, 如果是, 那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刑法理论界关于这个的讨论有很多, 归纳起来有主观要件说和客观要件说两种观点。

主观要件说认为, “为他人谋取利益, 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 就行贿人来说, 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 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因此, 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 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 而不像通行观点所说的那样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客观要件说, 其中又分为“行为说”和“许诺说”。持“行为说”的学者认为,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律的规定对行为人交付的财物来者不拒, 或消极、被动地接受, 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为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不论谋取的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 或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 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但至少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无此种行为即便是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 也不能构成受贿罪。持“许诺说”的观点则认为, “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要素, 其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是一种许诺, 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 故只要收受了财物就是受贿既遂, 而不是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 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 也可以虚假的。

从以上论述看来, 这两种学说似乎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作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个构成要件。理由如下:

1.我国刑法修订前在受贿罪条款中, 没有明确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一词, 并不是说谋利不是一个条件, 而是指这个条件已被法条中的“收受贿赂”涵盖了。修订后的现行刑法将原有刑法规定的“收受贿赂”修改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同时加入“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是立法者在法条上对“贿赂”一词, 在文字语言上的展开, 并非指“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

2.如果“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这是与贿赂犯罪的立法精神、立法目的相违背的, 而且也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符。构成职务上的腐败行为, 并不在于是否因受贿而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只要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 就产生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思想, 就会为他人谋取利益, 只是谋取利益行为的进程不同而已。

3.如果“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必将加大司法实践中办案的难度, 严重影响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司法实践的很多情况下, 行贿人往往不会明确说明要受贿者为自己谋取利益, 而是双方彼此心照不宣, 使司法机关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证明犯罪构成, 致受贿、行贿之人得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4.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符, 不利于国际反贪污贿赂交流与合作。我国已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约国家, 其他签约国几乎都将收受贿赂的行为直接认定为犯罪, 而我国不承认其为犯罪, 那么, 外国犯罪分子犯罪后逃到我国后, 将不能被引渡, 不利于国家间反贪污贿赂合作。

三、认定问题

(一) 理论上的认定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向犯, 存在着受贿人、行贿人甚至还有第三人参与的多人犯罪形式。行、受贿双方并非一接触, 一方就直接提供贿赂, 另一方就直接收受或取得贿赂, 大多数场合下存在着一个交易的过程, 受贿犯罪的既遂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国家工作人员与相对人的接触过程中, 当权钱交易已经显露或者达成一种默契状态时, 就已严重威胁到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此时尽管国家工作人员还没有实际收到贿赂, 但却已对受贿罪的保护法益造成了迫切、具体的危险。

2003年1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2003]167号《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 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 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 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根据以上司法解释的精神, 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认定, 可根据受贿的立法目的及收受贿赂的行为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从以下四方面予以认定:

1. 已经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尚未实际进行。有确实充

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事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 也就是说, 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并基于此承诺而接受相对人的财物或者意图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再接受财物的, 即构成受贿罪。

2. 已经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尚未谋取到利益。

3. 已经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尚未完全实现。

4. 为他人谋取利益, 已经完全实现。

上述第2、3、4都是典型意义上的为他人谋利的行为, 只是犯罪进程不同而已, 无须赘述。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所送财物是希望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予以收受的, 就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受贿。

(二)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在处理受贿犯罪案件时, 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为他人谋取利益”:

1.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实

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或者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过程中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385条的规定, 不论其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结果如何, 只要其实施了谋利行为, 就应当认定其“为他人谋取利益”。

2. 在请托人当面告诉国家工作人员明确意图, 或者通过

其他途径让该国家工作人员明白其意图的情况下, 该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办理请托事项, 但只要其非法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 就应当认定该国家工作人员默示将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3. 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当时也没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 但事后不久, 他人为此表示感谢而向该国家工作人员赠送财物, 该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原由而非法收受其财物, 就当认定该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4. 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把自己将要担任的职务告知他人,

就权利范围内的事项接受他人请托, 并收受他人财物, 无论以后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 谋取利益的结果如何, 都应当认定该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

5. 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 离退休后因请托人表示感谢而收受了该请托人的财物, 应当认定为受贿行为。

6.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因其所处的职位、地位而单纯收受

他人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 这些国家工作人员虽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是他们明知这是“感情投资”仍然接受, 就应当视为对将来不确定的请托事由的承诺, 所以此行为应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

四、立法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酌解答》也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 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 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作者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不符合现实实践和国际通行做法。为了司法实践中能正确定罪量刑, 也为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相一致, 提出以下立法建议供参考。

1.为了准确依法惩治受贿犯罪, 从长远来看, 我们应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的基本构成要件, 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设置为加重法定刑的情节。这样, 也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对于国家公职人员收受“红包”、超前“感情投资”的犯罪化认定问题。

2.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在理论上引起争论、在实践中不好证明、不利于操作的表述从受贿罪的定义中删去, 直接将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这也符合国际立法习惯。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类型的腐败兴起, 在受贿行为中更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因此, 我们期待着国家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使之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惩治各种违法犯罪, 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保障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顺利进行,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

摘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是否受贿罪的一个要件, 一直是困扰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疑点、难点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应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从分析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出发, 对流行的两种观点:主观要件说和客观要件说进行了评析, 并阐述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理由, 结合司法实践, 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理论的认定和实践的认定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 最后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以供参考。

为他人谋取利益 篇2

关键词：受贿罪；要件；谋取利益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受型受贿罪需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至于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是否已经实现，都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针对这种法律规定，争论主要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按照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归为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第二、按照犯罪的完成形态，受贿罪的既遂应以收受了财物为标准还是以谋取了利益为标准；产生困惑的根源并不在于各种不同的学说、立场和争论本身，而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笔者赞同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理由如下：

一、是否构成受贿罪，其本质并不在于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或承诺谋取利益

犯罪的本质就是犯罪的根本属性。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犯罪的本质是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保护法益。”那么，受贿罪作为众多种犯罪中的一种，其本质同样就是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或某类法益的侵害。

而从根本上来说，受贿罪就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了他人财物或某种利益，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和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无论行为人是否已经为他人谋取或承诺谋取利益，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了財物或某种利益，便已经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在本质上已经构成了受贿。所以我们说，是否构成受贿罪，其本质并不在于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或承诺谋取某种利益。

二、受贿罪的保护客体是否受到侵害与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没有直接关系

犯罪客体也称保护客体，也就是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即刑法设定某种犯罪所要保护的利益。那么受贿罪的犯罪客体也就是受贿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立场：一种立场是起源于罗马法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另一种立场是起源于日耳曼法的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公正性。从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来看，一般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即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基础，同时考虑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我国的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和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

国家工作人员只要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他人财物，就侵犯了受贿罪所保护的客体，而是否为他人谋取或承诺谋取利益， 只是表明行贿人的预期利益是否能够实现，与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廉洁性没有直接关系。既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受贿罪的保护客体是否受到侵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将其当作受贿罪成立的要件之一也就没有实在根据，是不科学的，因此应该将其取消。

三、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积极作用

首先、消除了查处和追究许多贪腐交易的法律障碍。“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设立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造成很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典型的就如“感情投资”，由于给付财物者在给付财物时没有具体的利益要求，收受财物者也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承诺，从形式上看并不具有明显的钱权交易的性质，因此，从现有规定出发，无法将此种收受财物的情形认定为受贿，从而使一部分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取消“谋利”要件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实质上，在礼尚往来的正常交往之外发生的没有来由的钱物赠与，并且这种赠与是与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相关的，其实际上就是具有贿赂的性质，其行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公职人员的廉洁义务，已经引起了国民对该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合理怀疑，就应当认定为受贿，尽管在此种情形下，认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这种认定困难不应成为将其排除在犯罪之外的理由。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论上的争议，消除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自然便不再存在关于这一要件的性质之争，同时受贿罪既遂、未遂的认定难题也得以解决，“收受行为”将成为认定受贿既遂、未遂的唯一标准，而这一标准也符合受贿罪的本质。

第三、能够顺应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更好的履行国际条约中规定的义务。从世界其他国家刑法规定来看，只有极少数国家刑法，例如俄罗斯，关于受贿罪的定义中有“为他人谋利”字样，绝大多数国家刑法的受贿罪都没有这一构成要件，大多是根据受贿罪的危害程度，将受贿分为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的受贿，并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于同年对我国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16条规定，“公职人员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公职人员为其本人、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接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的行为。公约并没有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公职人员受贿罪的成立要件。相类似的国际条约中关于受贿的界定也都没有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无论从顺应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潮流，还是从更好地履行我国的国际义务来看，都应该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四、结语

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既有利于避免法律规定上的缺陷和漏洞、解决理论界的争议、消除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又能顺应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更好履行国际条约中规定的义务。以后可将受贿罪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受贿枉法、受贿不枉法等等，将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作为划分受贿不同类型的依据，并将其归入量刑情节，以此来确定轻重不同的法定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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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卞建林，杨宇冠主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4]齐树杰主编.《美国证据法专论》[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

为他人谋取利益 篇3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范解释

1. 禁止将“许诺”纳入“为他人谋取利益”范围。在众多对

许诺的说明中, 梅尔登的解释独具特色。在将许诺与比赛中裁判的命令做了仔细对比后, 他指出, 当我许诺做某事时, 我为许诺对象提供了做某事的保证, 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基于这一保证而要求我践诺的理由。我们必须把许诺和这种理由同许诺的道德语境相联系。“许诺表明 (尽管不是宣称) 一个人已经把他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与所许诺的行为相联系起来。”可见许诺的践诺行为是否实现只是道德问题, 并没有什么约束力。

因此在法律中出现“许诺”一词的, 则是在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领域。正是因为许诺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 并不等于客观上有为他们谋利益的行为。所以实践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许诺了为他们谋取利益, 但是并非其真实想法, 实际上并没有为其谋利的行为, 甚至有些还做出了有损对方利益的行为。该许诺行为是无法解释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的, 这样的解释突破了规范的扩大解释的界限。

法律的设置, 不仅要考虑其包容性, 还要考虑其实际的操作性。“许诺”通常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做出的, 司法上的认定就存在很大的困难。虽然法律特定情况下的推论, 但是这种这种推论要基于一定的客观事实。

2. 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规范的扩大解释。“为他人谋取

利益”作为客观要件, 是受贿罪权钱交易中“权”的客观表征。在解释该要件时, 只要把握原则:只要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并且该行为能够成为权钱交易过程中“权”的表征, 则认定行为符合该构成要件。

行为从其发展实现过程看, 包括开始准备、着手、实施、实现几个阶段。将行为解释为着四种阶段是符合当然解释的。而作为“对发展关系的当然解释, 其实就是一种合理的扩大解释”。因此笔者主张将为他人谋取利益做规范的扩大解释, 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开始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 即可认定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而对于受贿罪的未遂、既遂问题, 笔者主张以是否收受贿赂作为既遂与未遂的界限。收受或索取财物是受贿人的目的、本质行为, 在受贿罪构成中起到主导作用;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获得财物的筹码, 是从属于前者的。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

在被动型受贿中存在两个行为收受财物和谋利, 为了便于讨论, 笔者按照两行为的时间顺序, 将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主要的被动型受贿行为进行分类, 分别考察认定:

1.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实

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不论其谋取的利益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利益, 不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在准备、着手、实施还是实现阶段, 依照法律都应当认定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实践中存在一特殊情况, 即通常说的“放线钓鱼”现象, 先感情投资, 过年过节, 红白喜事, 都给国家工作人员送, 而从不提请托事项, 然后再适当时候提出请托事项。如果在事发之前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为对方谋取利益的行为的, 则不认定为受贿罪。因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行贿的人并不是馈赠, 而是看到了受贿人的权, 实际上是为了买为他之后谋利利益所需的“权”, 而受贿人也明知如果自己不在位, 则不会有人送钱, 这实质上就是权钱交易,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将“为他人谋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限制受贿罪的打击范围, 是为了将其与亲友馈赠等现象区分开。但是却为不法分子犯罪留下了空间, 因为在罪刑法定下, 此行为是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不构成犯罪的。如果将其归入犯罪, 则需要类推解释, 即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将其设法需找类似的法条加以适用, 在我国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今天, 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

2. 请托人告诉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请托事项, 国家工作人员

没有表示是否办理请托事项, 但仍收受了财物, 此后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依照法律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最低要求是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准备行为,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 故不构成犯罪。

《纪要》中规定“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合适的, 扩大解释必须遵循普通社会民众人认同的原则。将主观的“明知”解释为客观的“许诺”是不符合扩大解释的, 超出了公众的认同与支持, 超出了刑法规范的预测可能性。

对于请托人告诉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请托事项, 国家工作人员许诺为其谋取利益, 而收受财物, 但事后没有为其谋取利益的, 据前文分析, 不构成“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做出虚假许诺的, 笔者认为构成诈骗罪。受贿人基于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虚假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致使对方产生了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财产——受贿人取得财产——对方的财产权受到损失, 符合诈骗罪的构成。

3.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过

程中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 不论其谋取的利益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利益, 依照法律都应当认定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

4.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事

为他人谋取利益 篇4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行贿罪的四种情形, 既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中的索贿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第二款中的回扣型受贿以及第三百八十八条中的斡旋型受贿。其中收受型受贿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斡旋型受贿要求具备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为了便于表述, 并且收受型受贿更具普遍性, 再者收受型受贿与斡旋型受贿在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 (不正当利益) 要件上具有相通性, 笔者以下就只讨论收受型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取消问题, 下文中的受贿如无特殊说明仅指收受型受贿。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 受贿犯罪侵害的客体主要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和公职的可信赖性;根据罗马法中的理论, 受贿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公职的不可收买性;根据日耳曼法的精神, 受贿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公职人员的纯洁性与公职的公正性。根据古今中外的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 我们对受贿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并无根本上或者重大的争议, 被侵害的客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其中之一就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另一个就是公职的公正信赖性。而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与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以及公职的公正信赖性并没有必然内在的联系。

1 从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角度

理论界与实务界一开始就意识到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规定给惩处受贿行为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并且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简单表述在理解上产生了诸多分歧, 对此理论界以及司法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了比较宽泛的理解,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仅仅指已经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 也包括了正在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和承诺将来给他人谋取利益。也就是说,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管是在承诺、实施还是在实现的阶段, 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 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就应当被认为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既遂”。尽管这一宽泛的解释较大程度上减除了受贿犯罪的认定与惩处障碍, 但仍然没有跳出原先的思维, 即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要件之一。

不可否认, 在受贿犯罪中, 行贿人也是“理性经济人”, 他之所以向国家工作人员贿赂, 是为了想得到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取好处, 不管是送钱在先、获利在后, 还是送钱在后、获利在先, 甚至还没有明确的获利方向先行送钱投资。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他人财物也不是“免费的午餐”, 需要国家工作人员相应的付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国家工作人员收取他人财物的大多数情况中, 国家工作人员也的确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了一定利益, 也有少数只收取他人钱财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况, 既没有明示或暗示的承诺, 内心也压根没有想过要为他人谋利, 即使有承诺也是虚假的。按照现行的刑法规定, 这些少数情况就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收了他人财物为他人办事定了受贿罪, 而收了他人财物不为他人办事定不了受贿罪, 显然是失衡不公的。但取消为他人谋利这一要件绝不是因为这些少数情况定不了受贿罪而产生的“不公”, 而是因为在收取他人财物的多数情况下为他人谋利这一因素并不是保护公职人员廉洁性所必需必然的。

按照现行刑法,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受他人所送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构成受贿罪, 显然侵害了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所送的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就没有侵害了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虽然在法律条文表述上, 收受他人财物在先,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后, 但我们需要明白无疑的是, 为什么国家工作人员要为他人谋取利益, 那是因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他人会送财物给自己。也就是说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 而是为自己谋取利益, 国家工作人员是以他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谋取自己私利的手段、途径。而手段、途径的不同并不会影响事情本身的性质, 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为自己谋利这一目的的性质, 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受到了损害的定性。

2 从公职的公正信赖性角度

公职的公正信赖性的其中一个重要“依赖”就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如果公职人员的廉洁性都没有得到保证, 很难想象社会公众会信赖政府公共机构及其人员, 也很难想象社会公众会相信公职行为的公正公平性。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与公职的公正信赖性是有机的整体, 不可分割, 而本文之所以从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与公职的公正信赖性两个角度来论, 是为了分成有所侧重点来更清晰地论析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然性。受贿犯罪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公众对个别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与秉公守法方面的质疑与否定, 还会造成社会公众因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与社会公共管理者的不廉洁行为而对于整个政府公信力与国家公共机构公正为民产生质疑的信任危机。胡锦涛主席也曾说过防腐败运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我们决不能期待社会民众不会对只收受他人财物而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国家机关与社会公共机构的公正性产生质疑。有人以中国社会存在着悠久的礼尚往来的文化来为保存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要件作辩护, 因为礼尚往来是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内容的, 礼尚往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必须正视的是, 对于公职人员和社会公共管理者来说, 是没有“赠与”、“礼尚往来”的, 这是公职人员相对于普通民众而独有的义务。当然并不排除公职人员与其亲朋好友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礼尚往来, 同时也注意不能泛地扩大亲朋好友的范围,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这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法律条文凭借其法律智慧来辨别, 这里不展开讨论。民众为什么会信任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机构及其人员?就是因为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机构及其人员保持了一定的独立中立性, 中立性并不是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所“独享”的。在面对着所要管理的纷繁复杂的各项社公共会事务时, 国家机关、社会共机构及其人员只有保持中立性, 才能保证法律与规定政策的有效施行, 不分彼此, 一视同仁, 秉公执法, 为民服务。不管有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内容, 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人员之间发生所谓的礼尚往来已经足以影响到了公职的独立性、中立性, 进而影响到了公职的信赖公正性。以礼尚往来的名义来保存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要件是站不住脚的。

媒体舆论甚至包括很多的公职人员、司法人员往往会关注某些受贿者所收受的让人瞠目结舌的财物以及受贿者的胆大包天与奢靡, 感叹所涉及的金额是如此之大, 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也是可想而知, 但却忽视了更大的损失——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 这并不因公职人员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谋取了多少利益而改变。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J].政法论坛, 2002.

[2]游伟, 肖晚祥.论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J].政治与法律, 2000, (06) .

[3]张明楷.刑法学 (第3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85.

论行贿罪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篇5

一、行贿犯罪“不正当利益”的内涵

根据《通知》与《意见》中的规定, 行贿罪的“不正当利益”应是以下的两种情况:一是被称之为实体非法, 是指非法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二是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从事相关职务人员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章为其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 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称为程序非法。此项是指行贿人采取手段最终所要获取的利益本身可能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但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从事相关职务人员为其谋得该利益所采取的的手段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从事相关单位的人员去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谋得该利益。此外需要知道的的是,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或相关职务人员所提供的帮助或方便条件本身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规定, 那么通过这种行贿手段获得的利益就不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例如为了得到数次催要未果的拖欠承包款, 遂向检察院行贿要求检察院为其拿到欠款。这种行贿行为所获得利益, 就不属于不正当利益。[1]

长期以来, 我国司法界与理论界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存在分歧, 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非法利益说”认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 法律都禁止得到或者不容许得到的利益。[2]在这里强调的是“法律禁止”四个字, 即违法法律规定所得到的利益;2、“手段不正当说”是指行为人在获取利益时的手段, 方式是不正当的, 并不取决于谋取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利益;3、“不应得到利益说”是在“非法利益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不正当利益可以理解为其他不应得到的利益和非法利益。其他不应得到的利益主要指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下取得的利益2。非法利益是指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所取得的利益;4、“受贿人违背职务说”, 该观点认为要从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否违背本身职务来确认是否为不正当利益。[3]笔者认为, 不正当利益的外延要明显大于非法利益, 非法利益应当是不正当利益其中的一种。[4]

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

(一) “谋取利益”的认定

利益可以包括个人利益, 即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满足;集体利益是全社会集体成员的利益, 不同的政治经济所有制度决定了利益性质的不同;国家利益是能够满足以国家生存发展的各种需求并且对于国家有好处的事物。

在这里, 日常送钱行为为行为人所谋取的是否是利益的界定, 送钱行为如若是基于加深双方感情, 或是无条件的赠与对方财物主观目的上出于友谊, 表达谢意, 或是祝贺庆功, 并不是基于对方职务, 但若是想利用对方职权之便, 为满足自身的客观需求, 就是利益。这在下文会具体指出对日常送钱行为谋取的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的认定。

(二)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

按照合法性程度, 可以将利益划分为三种:一是“应得利益”, 即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的合理的得到的利益, 也称确定利益。本身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是当然的正当利益。二是“非法利益”, 即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 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三是介于“应得利益”与“非法利益”两者之间的“不确定利益”, 也称可期待利益, 是指根据法律、政策规章的规定下, 任何符合条件的并采取正当手段取得的利益, 但尚处于不确定是因为可能需要通过竞争的手段取得该利益, 或者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其有裁量权。

不确定利益被确认正当与否条件就是获取该利益的手段是否正当, 如果行为人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该利益就是正当利益, 如若行为人采取了非法手段取得了该利益, 就确定为不正当利益。[5]

在这里存在着几种争论:

第一, 是否谋取利益的手段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决定了所有谋取的利益的正当性呢?笔者认为“应得利益”与“非法利益”是应然的确定利益, “应得利益”是行为人仅通过普通程序不需要采取任何非法手段就可获得的利益, 而“非法利益”是既定利益, 不论手段是否正当, 只要是谋取的“非法利益”都是不正当利益。而“不确定利益”在被确认正当与否之前是“无主利益”, 因此在判定“不确定利益”正当性时需要存在特定主体, 和判定手段的正当性与否。因此可以这样说:“手段不正当+不确定利益=不正当利益”。

第二, 是否可以认为不正当利益就是那些凡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 (比如行贿) 所谋取的利益呢?笔者认为, 这是完全错误的, 否则只要判断手段的不正当性, 就可认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的话,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呢?其次, 笔者前文讨论过“手段不正当说”存在的不合理性。在这里应该只把“不确定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应得利益”与“非法利益”都是既定利益, 行为人的手段并不能判定利益的正当与否。而“不确定利益”的正当与否就取决于行为人谋取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但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其对于行贿人来说, 谋利是目的, 行贿是手段, 手段的不正当性必然导致目的的不正当。而“应得利益”是不需要通过不正当手段就可获得利益, “非法利益”是既定利益, 不论采用正当亦或是不正当的手段, 谋取的非法利益必定是不正当利益。

第三, 作为2012年两高在《解释》中以司法解释的的形式确定了以行贿手段谋取竞争优势的, 是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因为:

一、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活动以及在组织人事管理活动中, 谁能拿到竞标, 谁能获得为政府采购的资格, 谁又能升职, 一开始就不能够准确的知道, 可以说这就是谋取的一种“不确定利益”;由于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参加, 但对于谁能拿到竞标, 谁又能得到政府采购的资格是由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一整套程序来的, 政府具有自由裁量权;三是采用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优势, 有违公平原则, 破坏了竞争者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四就是违背公平原则, 将此“不确定利益”利用手段转化为“自己的利益”本身就缺乏合理性, 法律可以认为这种资格是不合法的。将“谋取竞争优势”纳入到“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司法解释上的大的进步。为很多行贿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帮助。

三、总结

通过对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研究可发现其问题之深邃, 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到极致, 有很多地方是笔者所不能及的, 只能从表面概念性质上进行阐述,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必要的构成要件, 且“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犯罪的目的, 尤其自身存在意义, 并不能轻易废除。

参考文献

[1]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502.

[2]卢雪勇.行贿罪“不正当利益”规定存在天然缺陷[N].检察日报, 2004-10-7 (5) .

[3]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7:640.

[4]赵秉志.商业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与修改”[J].人民检察, 2006 (13) :58.

为他人谋取利益 篇6

201×年, 春寒料峭, 北方的春天总是不愿意走近我们, 拽着冬的尾巴不放, 即使到了三月也难盼到它的踪影, 灰败的憔悴影响了L省S市的颜色, 却丝毫未影响到审计人如火的热情。在接到审计署工作方案后, S市审计组立即着手开展对L省农机补贴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国家惠农补贴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

本次审计是自各项农业补贴政策落实以来的首次全国范围审计, 审计组无任何经验和方法可以借鉴, 而且农业资金历来存在多头管理、额度分散、涉及面广等特点, 审计组经细致周密的审前调查研究后, 决定抛弃过去分地区全面审计的方式, 成立农机补贴专项审计调查组, 对L省近几年来农机补贴管理、申报情况进行审查。

开始阶段, 审计组为弄清L省农机补贴管理程序, 与L省农村经济委员会 ( 以下简称省农委) 及省农委所属的事业单位L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 以下简称省推广站) 等农机管理部门有关人员召开了座谈会。会上, 审计组了解到省推广站负责全省农机购置的汇总、集中订货、购机资金拨付、农机具交付等市场管理和采购业务。

近5年, 省推广站先后设立了沃土公司、惠农公司, 作为从事国家补贴农机的经销商。其中惠农公司是省推广站以副站长于某和会计名义设立的, 具体负责玉米收获机、播种机和深松机3种机具经销业务。两个公司经销农机范围是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农机产品通用目录。对农户购买的农机, L省均按照目录最高限价30%的比例给予财政补贴。会后, 审计组认为这样一种农机购销体系必然存在很多漏洞, 经研究后, 审计组决定立即摸清两个农机管理部门设立的公司采购销售农机的情况。

2 云深何处 隐匿背后难探寻

L省每年采购补贴农机近3万台, 涉及生产厂商近百家。对审计人员来说农机购销范围广、数量大, 金额又分散, 在这购销环节中如何寻找突破口一时间成为阻碍审计工作的绊脚石。多方摸索后, 审计组决定以审查农机采购、资金拨付为重点, 利用计算机手段为支持, 一是了解农户采购农机的品种、单价、生产厂家、享受补贴金额等情况; 二是了解农机补贴资金流向, 看集中支付采购资金走向; 三是查看垄断企业经销农机产生利益是否合理、是否侵占农民利益。确立上述目标后, 审计组立即开展行动, 奔赴审计现场。

在调查农机采购资金走向时, 审计人员发现大部分资金划拨生产厂商的手续齐备、用途正当, 但其中几笔业务存在蹊跷之处, 近7000万元的采购资金由惠农公司拨付给S市华易机械销售公司 ( 以下简称华易公司) , 采购机型为华收公司生产的玉米收获机。按照正常的农机采购程序, 采购资金应直接拨付生产厂商华收公司, 而不是经销商。审计人员翻查涉及这几笔交易的全部农民购机合同, 发现协议中生产厂商公章上赫然落款的是华易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按照L省农机购销程序, 这些惠农公司经销的型号, 不应该存在其他转手交易, 但华易公司的出现让审计人员对这一交易和在这交易背后隐藏的事实充满了疑问, 在转手经销的背后, 国家惠农补贴资金被盘剥了多少, 农民的利益又被侵占了多少?

为此, 审计人员找到了惠农公司的负责人省推广站副站长于某。华易公司是个销售公司显然不是生产厂商, 难道又出现一个经销环节, 惠农公司不是L省玉米收获机的唯一经销商吗? 对审计人员的这一疑问, 于某闪烁其词, 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面对这种情况, 审计人员提出, 既在同城, 审计组一是准备立即延伸华易公司; 第二, 华收公司作为生产厂商应该有公司登记等备案材料, 华易公司也应该有相关的备案资料, 惠农公司必须提供上述资料和玉米收获机的销售单据。

在审计人员的多方询问下, 于某依然推三阻四, 只承认华易公司确实是华收公司的一家经销商, 别的闭口不谈、东拉西扯。审计人员从于某的口中探不到关于华易公司和农机经销二次转手的任何口风, 既怕已采取的问询行动会打草惊蛇, 又担心华易公司隐匿不露面, 再加上惠农公司的拒不配合, 审计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面对重重困难和压力, 审计组认真分析所面临的形势, 决定兵分三路, 合击追踪。第一路继续分析惠农公司和华易公司经销农机情况, 同时找惠农公司于某和相关业务人员谈话、政策攻心, 努力寻找突破口; 第二路另辟蹊径、外围着手, 通过工商部门、税务部门查询华易公司注册登记、纳税资料; 第三路联系华收公司, 调查与华易公司之间的关系和销售玉米收获机情况。

3 曲径通幽 幕后黑手终现身

利用信息化手段, 审计人员将惠农公司从华易公司采购的玉米收获机的价格、数量与以前年度情况做了对比, 发现通过华易公司转手交易, 农机销售价格明显增加, 华易公司从中赚取大量资金。华易公司从华收公司采购X机型玉米收获机200余台, 价款5000余万元, 同时加价15% 销售给惠农公司, 仅此一种机型赚取差价达800余万元。如果惠农公司和去年一样直接从华收公司采购玉米收获机, 既节省800余万元, 同时也将为国家省去240余万元的农机补贴资金款。对此, 审计人员下定决心, 一定要调查清楚惠农公司与华易公司经销农机背后隐藏的黑幕。

两天后, 工商部门提供的资料让审计人员多天阴霾的心底总算见了点晴天, 华易公司注册法定代表人为S市某法院一名退休法官张某, 公司注册地址位于S市一家电力设备厂。审计组在掌握情况后立即实地延伸该电力设备厂, 在到达现场后, 审计人员根本无法看出这是一家农机经销公司的注册地, 设备配件占据了该厂大部分空间不说, 厂里办公室只有三间, 根本没有华易公司的牌子。厂长包某同我们讲这家小企业, 效益一直不好, 201×年厂里贴告示出租场地, 华收公司一个销售主管王某在看到出租广告后, 联系到该厂说要租用场地成立公司, 并将修理农机的业务交给厂里负责。厂里同意了, 给他们提供了一间办公室, 电脑、电话都安了。之后, 偶尔王某和一个业务员过来, 他们说公司业务是季节性的。再后来, 公司成立3个月, 也没给我们任何修理业务, 看那公司连账本都没有, 我们就不再租场地了, 之后也没有联系了。可见, 华收公司也有人参与了这家无实际经营地的私人公司。王某是谁? 和张某又有什么关系呢? 审计人员陷入了沉思。

在S市某法院退休法官张某出现后, 冰山一角逐渐露出了水面。寻找张某对审计人员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几番周折后她才从外地赶回S市, 向审计组介绍了公司注册成立的过程。张某说当时她的亲家李某———原省推广站主任、沃土公司总经理请她帮个忙, 以张某的名义成立一家公司, 实际由李某出资。张某碍于亲家情面同意了, 她并未参与任何业务, 也未领取任何报酬, 只是在办理手续时, 她见过王某, 3个月后公司就换了法定代表人, 她也不再参与其中了。

此后, 审计人员并未直接找到李某, 因为涉及农机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审计组认为还是要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再同李某约谈比较有把握, 同时也避免打草惊蛇。审计组夜以继日, 加快了工作步伐, 也加大了政策攻心的力度。在多次与华收公司销售部电联后, 审计组查证华收公司销售部王某和业务员高某是该公司在L省销售负责人, 201×年, 两人利用职权将一个新成立的华易公司确定为L省经销华收公司农机产品独家经销商, 至于华易和惠农之间业务往来, 销售部毫不知情。在掌握这些重要证据后, 审计组向惠农公司负责人于某杀了一个回马枪, 迫使于某讲出原省推广站主任李某退休后任沃土公司的总经理, 在他的干预下沃土公司将玉米收获机等三种机型的经销转给了惠农公司, 但前提就是将玉米收获机的采购权交给华易公司, 随后于某承认了L省农户采购的玉米收获机经华易公司、惠农公司2次转手经销赚取千余万元资金的事实。

在一份份证据找到后, 一层层伪装终被剥了下来, 一个个谜团也随之被揭开。审计人员在感受“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无奈后, 又品尝到“众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滋味。李某毫不情愿地接受了审计人员的询问, 也承认利用职权, 设立私有公司, 谋取国家补贴利益的事实。案件的真相是201×年年初, 原任省推广站主任的李某在掌握当年L省农户购置华收公司玉米收获机将达到200至300台的情况下, 假借其亲属的名义, 由时任华收公司销售部副部长王某经办, 注册成立了华易公司, 并将其确定为L省独家经销商, 使惠农公司的直接开票结算业务, 变成通过华易公司的转手开票结算业务。华易公司201×年获取价差款高达千余万元, 这其中变相侵占了多少国家的惠农补贴资金和农户的利益谁都算不清了。

4 蓦然回首 思绪万千观卷宗

至此, L省农机部门管理人员设立私有公司谋取国家补贴农机利益就告一段落了, 审计组将涉案人员李某等人移送至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与省纪委有关办案人员会面的那天, 审计人员发现北方的春天真的来了, 期待的总是迟归的绿, 虽然没有南方江水绿如蓝的诗意, 却有着芳草碧连天的旷远, 虽然少了南方春天的温柔多情与秀美, 却多了一种朴实无华和沉稳。

审计组及时将上述情况上报了审计署和L省政府。在北方的春天翩翩然离去的时候, 审计署将农机管理部门混乱的购销体制和产生的问题转报国务院, 引起高度重视。L省政府派出省纪委和司法部门接手此案, 很快将涉案嫌疑人立案查处。同时L省先后出台相关规定, 规范L省农机购置补贴管理体制, 责令注销沃土、惠农两家企业, 完善国家补贴农机经销商准入机制, 建立市场化营销体制。

摘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介绍审计人员从分析体制漏洞入手, 利用信息化手段、借助外围信息追踪查处某省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有关人员谋取国家农机补贴利益的案件。

关键词：农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审计

参考文献

[1]王希宇.完善我国农机补贴政策的思考[J].农业工程, 201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