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精选十篇）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非常丰富, 本文仅就宏观管理的目标、结构以及宏观管理的方针等, 作些简单的介评, 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 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

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西周建国之时 (约公元前1100年) , 尚父姜太公就提出要实现“国富而家娱”。春秋初期 (约公元前700年) , 齐相管仲明确提出“富国安民”的经济目标。儒家的创始人孔丘, 把“富国富民”看成是治天下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古代“富国之学”思想的雏形。

“富国之学”的成形是在战国时代 (约公元前4-2世纪) 。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商鞅, 二是苟况。

商鞅的“富国之学”是以“农战论”为核心的。他说“国之所以富, 农战也。”这就是说, 国家要富强, 一是抓农业, 二是抓战备。在农与战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农是战的基础;在富与强二者的关系上, 主张富不离强, 富是为了强;在富国与富民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重点是富国, 要富国就要限制富民。可见, 商鞅的“富国之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 严格说来还未完全形成“富国之学”。

苟况的“富国之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论, 是对先秦思想家关于富国富民思想的综合和发展。其基本观点为:a.富国并不单是为了强兵, 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增加国家财富;b.提出“上下俱富”, 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 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c.认为“田野县鄙者, 财之本也;垣窖仓库者, 财之末也。”即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本源, 而物资的储备只是财富的“流”, 从而提出“开源节流”的财政方针;d.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 主张“强本” (即发展农业生产) , 又强调“节用” (即节约消费) 认为只要强本节用, 则天下不能贫。

西汉时期, “富国之学”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突出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和政策上。桑弘羊辅佐汉武帝理财数十年, 推行了一套富国之策。主要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统一币制、经营公田和边境屯田等。

进入近代以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一些进步思想家们在继承古代的“富国之学”时, 都与奋发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时代总任务联系起来, 从而赋予“富国之学”以新意。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 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富国之学”呢?这就必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联系起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两个基本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因此, 我们现代的“富国之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三是把富强与民主、文明结合起来, 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

2“本末”并重的经济结构论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要的和统治的地位, 因此当时人们把农业称为“本业”, 把手工业和商业称为“末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就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比列结构问题。对此, 古代思想家们就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 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近代才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到西汉初期, 儒家学者接过先秦法家提出的“重本抑末”论, 加以改造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贾谊作为儒家学派继承者, 向汉文帝建议“驱民而归之农, 皆著于本, 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西汉儒家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错, 则把“重本抑末的”。明末清初,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 本末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 认为不应按部门划分本末, 而应按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作为划分的标准。进入近代以后, 进步思想家们一般都认为农工商必须并重, 不可偏废。

以上所述本末之争的历史过程, 从“重本抑末”到“本末并重”, 再到“以商立国”与“定为工国”, 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过程, 也反映了经济结构的逐步变化的过程。同时, 这种本末观的变化, 也给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情况, 要搞好当前的治理整顿和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有效供给, 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 并着重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 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有这一切, 都离不开对新形势下经济结构的正确认识和处理。

3 两条不同的宏观管理方针

在对宏观经济如何管理的问题上, 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管理方针:一条是“善者因之”, 即自由放任的方针;一条是“通轻重之权”, 即实行国家调控的方针。这两条方针在先秦时代已具端倪, 到西汉时期基本形成鲜明对立, 在后来的近二千年中, 两者被统治者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 但总的还是实行后者的时候多一些。西汉初期, 鉴于秦王朝迅速覆亡的教训, 肖何、陆贾等提出遵循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强调与民休息, 实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三大政策, 受到了显著的效果。后来由于封建制度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对财政提出很多的要求, 于是理财大臣桑弘羊根据《管子》中的思想, 制订和推行了一整套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方针, 将盐、铁、酒收归国家直接经营, 建立均输平准制度, 经营公田和屯田等。但是, 这条方针及其措施受到了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们的非议,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大力宣扬实行经济自由放任的好处和意义, 反对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 提出要“罢盐铁、均输”。对此, 桑弘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 指出实行自由放任并非像儒生们说的那样美妙, 而是弊病很多, 而实行国家控制的方针, 就可以纠正这些弊病, 带来很多很大的好处。

与桑弘羊基本上同时代的史学家经济司马迁, 也提出了与桑弘羊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针, 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管理方针。司马迁认为, 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 应当是“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 最下者与之争。”这里所说的“善者因之”, 就是听任私人工商业自由生产和经营, 国家不应加以干预, 更不应进行压制,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必须遵循这个自由放任的原则。其他如“利道”、“教诲”、“整齐”等办法都是次之又次之的, 而由国家直接进行生产和经营, 这是与民争利, 是最下策, 是不足取的。

西汉以后, 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宏观经济管理方针之争并没有停止, 但在实践上一直是国家干预的方针占主导地位, 而在舆论上则自由放任之说也时有所闻, 只是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论述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今天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历史的争论也是可以借鉴的。

以上我们从中国古代经济管理中的目标论、结构论、以及两条管理方针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它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系统的, 而且是比较深刻和广泛的, 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并借鉴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经验, 创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方针与方法。

参考文献

[1]何炼成.中国经济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8.

[2]潘承烈.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8.

[3]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 2005 (5) .

中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 篇2

中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恶之辨、性情之辨、欲望利害之辨和人品高下之辨中形成了特殊的`人性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管理思想.

作 者：陈碧金 CHEN Bi-jin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RAILWA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9(5)分类号：B22关键词：人性 超越 管理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 篇3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儒家、道家、法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即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

一、儒家的治国思想：礼治和德治

1、礼治思想

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在于：一是竭力维护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在于维护宗法伦理观念，这也是“礼治”的最核心要素。在中国的皇权统治中，君臣父子关系是主要的构成要件，在宗法制度下，君臣、上下、长幼、贵贱都有严格的等级序列，礼就是用来维护这种等级序列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治就是借君臣、上下、长幼之规则，来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国家、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二是宣扬“性善论”。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祟尚道德修养，重德教。主张“养民”以“宽”为主，宽猛相济。孔子曰：“为政以德”，孟子倡导“仁政”，认为“不以仁政，不能乎治天下”。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统治者布德于九州、牧民于四海，对臣民进行礼德教化，臣民要修身养性、尊尊尚德、休浴圣化，老老实实依‘礼行事，做统治者的顺民。”三是主张贤人治国。礼治思想主张“贤人政治”，即统治者都是真龙、天子，是真理的化身，是圣人、贤人，是“替天行道”者，亦即要用贤能之士治理国家，而绝不能让恶人当道，从事政治。

儒家的“礼治”国家治理思想在维护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礼”的治理作用。中国有王朝更替的历史，研宄每一新兴王朝的开国史不难发现，礼乐几乎都是其开朝初期整治的首要，目的就是以礼乐来规范社会关系，实现有效的统治。

2、德治思想

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来看，“德主刑辅”、“为政以德”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尤以儒家的德治思想最为典型，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其思想要点有：其一是为政以德。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才能为天下人所认同，并被天下人所效仿，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讲为政者若具有高尚的道德，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人民就会拥戴他。毋庸讳言，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并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赋予儒家德治思想新的内涵，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

二、道家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治

道家以“无为而治”作为治国的核心理念，这一治理理念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治理实践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汉唐盛世、明仁宣盛世、清康乾盛世都曾借用过道家的无为政治。这一学派由封建没落贵族所创，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部分封建贵族丧失了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对社会变革无能为力，只能听命于自然的摆布，提出了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1、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开创了自然主义的价值观，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以自然道作为治国的最高价值取向。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指天、地、人的组合，实际上都是“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就是最高法则是自然而然。正因为“道法自然”，所以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无为，因而，用这种理念来治理国家，就是要顺应自然之道，要清心寡欲，即要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

无为而治是道家学说中最著名的政治理论，也是道家治国思想的核心，道家的一整套治国理念都是围绕这一治国思想展开。正如老子所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亦即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人。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可妄为，不要强为，要顺其自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要知民意、顺民心，让百姓自然发展。

2、以民为本

在道家的治国理念中，“民”、“百姓”占有很突出的地位。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里的“贵”与“高”指侯王之类的统治者，“贱”与“下”指被统治的广大百姓，老子以广大百姓作为侯王之“本”之“基”，充分说明了道家以民为本的治国情怀，如果没有这里的“本”和“基”，我们说，便没有国家政权的存在。因而，老子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就是说，君主治理天下没有固定模式，应以百姓的需要作为施政的逻辑前提。

三、法家的治国思想：法治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是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与儒家宣扬“人性善”不同，法家信仰“人性恶”。在法家看来，人是自私的，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是不足以制止纷争、维护社会稳定的。因而，法家主张必须用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治”是治国的最好办法。

首先，“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必然选择。法家认为，好利而恶害”是人的本性，因而，用儒家的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无济于事，只能用法令刑赏才能奏效，实行“法治”是适应人性的必然选择。商執认为，人类会历经上世、中世、下世、今世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治民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对于处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今世，需“秉权而立，垂法而治”。韩非子认为，“有名主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中国古代大型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分析 篇4

封建社会, 不允许自由的建筑设计和施工, 从唐朝开始, 就有关于建筑项目的详细规定, 例如建筑的规模和样式, 特别是建筑颜色, 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等级的象征, 例如汉代富丽堂皇的色彩只属于皇室, 对于民间用色要求极为苛刻和严格, 对于建筑的标准工时定额、建筑用材的尺寸和种类都有详细的规定。

在宋代就有《营造法式》一书来规定和约束设计的工艺和用材、色彩。这种政治上的原因一方面限制了建筑多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建筑无论是在建筑样式上, 还是建筑用色、建筑空间甚至建筑意境上都追求高度的和谐和统一的美感。

2 建设项目管理分析

2.1 模式分析

在建筑项目中, 对于建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工匠大多数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他们虽然是项目的设计者、施工者, 但在实际操作中真正有决定权的还是政府官员, 在项目活动中“水木作”是中间的协调者, 相当于今天的项目工头。比如嘉庆年间的孙南来, 完成了很多优秀的项目作品, 大型的或者小型的都有迹可循, 然而那个时代, 孙南来仍然是一个“闲散”的工匠身份, 没有社会地位, 对于“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时代, 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也是没有尊重可言的, 这对工程建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建筑业的发展。

建筑工匠的服役性质的劳动实际上没有实质的收入来源保障, 甚至有的政府官员聘用专职的工匠, 这些都无形之中加大了建筑行业之间的压力, 在建筑工匠中大多实行“师徒”性质的技术传授, 技术性的东西一般是以财产的形式来保护和继承, 不能和对等行业的技术形成知识交流, 这种相当程度上的狭隘性限制了建筑行业的发展, 使得一个固定时代的建筑风格始终是一成不变的, 建筑颜色、建筑模式和建筑空间都是同一种风格, 虽然有利于统治者的阶级管理, 但也对自己形成了约束, 不能自我突破和创新, 从精神层面上说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创新意识。

2.2 造价管理分析

施工技术的严格制度化, 保证了建筑项目造价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 在项目开始之前, 就有严格的详细规定, 例如建筑材料采购中的材料 (木材、石灰、涂料等) 种类、市价、数量和人力物力开支, 有专员进行详细记录, 在施工之后对项目开支进行核对和审查, 然后上报给政府阶层。所以, 在一个项目完工之后, 往往能对项目拉开至精确到一分一厘一毫, 稍有不对, 轻则自己填补资金漏洞, 重则因此获牢狱之灾也是有例可查, 这对于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管理和项目建设效率、质量控制都有益处。

2.3 质量管理分析

政府的参与和介入使得建筑项目的质量得到严格控制, 对于出了问题的项目, 惩罚一般都较为严厉。在一个工程之中, 主要负责人对于项目的控制和把握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筹码的, 例如明代的项目施工实名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对于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和比例配置, 路面铺砌砖瓦的严格预算, 都是谨慎小心的完成。最好的例子就是明代修建的明城墙, 由于其重要的防御战略上的作用, 必须保证其城墙的耐久和坚固, 据说为了使城墙达到坚不可摧的预期效果, 每一位工匠要对自己铸造的砖瓦实名制负责, 并且会将两位工匠制造的砖进行对撞, 破碎砖瓦的制造工匠会被处以严厉的刑罚。在这种严厉的制度下, 大大提高了工程的质量, 使得明城墙历经风雨依然耸立一方。

这种苛刻的建筑管理模式虽然并不可取, 但的确相当大的保证了建筑施工的质量, 留下了数之不尽的优秀历史建筑。例如清代姓雷世家对建筑就采取家族式的模式来进行严格约束, 保证质量和效率, 所以雷氏家族也是为数不多的获得阶级地位的工匠之一。

3 管理思想分析

3.1 狭隘性

在项目进行中, 一般只是聘用固定的工匠来进行“复制式”建筑, 对于建造的样式和材料都有详细的规定, 对于工匠来说只准世袭制进行技术传承, 不准迁业, 对于很多优秀的建筑工匠, 甚至是设计师, 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建筑工艺的发展, 对于建筑工程, 鲁班、公输子、雷氏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建筑奇才, 在古代也只是匠人的身份存在, 不得不说是古代阶级制度下的悲剧。

在现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建筑材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建筑学, 工程管理等学科的开设, 各色建筑论坛、建筑交流会, 还有网络上庞大的建筑资源共享, 都为信息化的今天创造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是时代的幸运, 也是时代的进步。

3.2 模式性与统一性

建筑的管理过程是一个高度相似的模式。在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 由于建筑项目的高度相似性使得建筑项目的管理流程也形成了完全统一, 例如一套图纸可以建筑多个房屋, 在追求不断变化的我们看来, 单调而又缺乏个性, 缺乏想象力。

在现代管理过程中, 由于建筑设计的自由性使得建筑的多样性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和改善, 所以建筑模式也是多样的。对于管理者来说, 不应当照搬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规章制度, 而是根据实际的项目工程来制定特有的建筑管理模式, 实际上一个项目的自身差异性如果增大, 就不可能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建筑模式来提供参照, 所以一个没有阶级约束的时代就应当将社会思想反映在建筑中, 才能不断创造出好的作品。

3.3 制度性与皇权性

在封建社会往往过分强调皇权的重要性, 例如三国时期邺城开创了一种严格的里坊制度:平面长方形, 整个城市是一种棋盘式分布, “里”和“市”由高墙包围, 按时开启, 城内功能分区严格划分, 是不容许民众的自由的存在的, 所以民主化的意识被压制, 创新也就不复存在。及至唐代, 由于大气开放的城市环境, 里坊制度才渐渐被废除。

这种制度性的管理模式使得一个时代的建筑停留在一个刻板的风格上面, 没有人有权利去更改,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在现代, 人们已经有了最大化的自由和创作空间, 使得人民的自我创新意识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社会才会不断进步。

另外在项目进行中, 严格的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建筑的质量和效率, 在建筑项目数不胜数的今天, 建筑项目的不再受约束也使得建筑质量和建筑效率往往停滞不前, 甚至相对于古建来说略有退后, 这也是我们应当借鉴的地方之一。建筑材料的选择, 建筑经济的控制和建筑质量监督管理环节都有着太多的漏洞和欠缺, 相比较于古代项目的管理, 缺乏极大地自我约束能力和严格的管理规范, 甚至还有贪污或者滥用职权的事情存在。在这一点上应当加以注意。

3.4 管理体制的系统性

我国在汉武帝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工程管理的制度, 即工官制度。对于古代大型的工程, 已经有明确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 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古代大型建筑工程在管理上的系统性, 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具有研究价值的。以清代的惠陵工程为例, 在确定工程建造地址后, 派出四位大臣负责承修, 并组建寝陵工程处, 形成一套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工程管理机构, 专职负责办理寝陵的规划设计, 招商承包, 监督管理, 实施营建等一切事物。它以内部档房为管理核心, 辅以印房、印库两个职能部门, 以及样式房和算房两个技术部门,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与工程处平行的监督审查机构。而且各个部门的职能明确, 不可替代。比如印房, 它是工程的正式管理机构, 需要皇上的批准才能成立, 其主要职能是掌管都统印信, 办理章奏文移, 协办各项事务。样式房的主要职能是营建设计, 它绘制建筑工程图和制造工程模型, 然后根据图纸和模型提供的信息按比例建造和施工。算房一方面负责核算土方量, 另一方面统计工程物资,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并作出工程的预决算。算房里面的师傅也就是现在的造价工程师了。

管理体制的系统性在其他建筑工程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都江堰工程, 颐和园工程。种种例子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大型建筑工程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有效的工程管理体系, 使得工程得到系统的管理, 实现了管理职能的合理分配, 提高了古代大型建筑工程的工程质量, 加快了工程进度, 优化了资源的配置。

4 结论

在建筑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古建形成两种发展模式, 一种是在政府的参与和领导下的官式建筑, 另一种是带有自主特点的民间建筑。而民间建筑大多是小型住宅和院落, 大型建筑少有涉猎, 所以大型古建多是中央政府掌管 (其中包括舟车、仪仗、山泽等) , 由“工官”制定法规法令、设计规划、征集工匠、购运建材各个环节, 实行统一管理与领导。这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的今天, 有利也有弊。对于现代社会, 一方面要杜绝古代管理者的“专政专制”, 避免闭门造车, 对建筑采用古代的“复制”手法, 应当追求创新以设计出更多有新意的作品, 不受“模板”的约束和限制, 同时也要学习古人严谨的施工过程、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制能力, 借鉴古建项目管理中的制度性原则和古代建筑工匠和管理者的工作态度。

摘要：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建筑渊源的文明古国, 而流传下来的不同时代的优秀古建筑是对它所处时代的文化、宗教、生活的一面镜子, 折射着精彩各异的文化信息, 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纵览从古至今的古建发现, 中国古代建筑存在着一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发展规律, 对于工程建设也有相对成熟的管理思想, 从这个思想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这就是研究大型古代建设工程管理思想的作用之一。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篇5

同学们好。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目的，是想使大家对其主要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主要介绍讲两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概况

二、孙子兵法(重点)(教学时间为4学时，理论课与看录相各2学时)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沿革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在这时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真正的战争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把军事视为对内统治的特殊手段。由于所受外部侵略少，当时的军队主要承担了相当于今天武装警察的功能。、从兵书上推测，其军事思想的出发点都是探求如何通过军事手段来治理诸侯和镇压奴隶反抗的问题。

2，以“礼”和“刑”为治军的基础。在今天，为保持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提高物质待遇，进行政治教育和强调军法军纪等等。；而在那时主要是进行处罚，对奴隶士兵的处罚是详细而又严酷的，如周朝的五刑之律竞达3千多条：墨1000条、劓1000条、非500条、宫300条、大辟300条，如若士兵集合迟到，就要被砍去脑袋，可见当时刑法之严酷。礼主要是针对奴隶将领，并不对其进行身体的处罚。

3，迷信色彩重。此时战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每次作战之前都要到庙里烧香拜祖，乞求祖宗和神仙的保佑。一些军事行动的决策如出兵的时间，攻击方向等也必须事先占卜，而后才能确定。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的起因和胜负都是上天决定的。4，以车战为主体的作战指导思想。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军事思想也是以战车为主。(略)1 总的说来，此时并不重视和提倡谋略在军事中的运用，相反视谋略为小人之举，不仁不义。如春秋时期宋、楚两国在温水交战，，宋国在战前已布好阵势，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趁楚军对正在渡河而处于混乱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讲求仁义，耻于诡道”结果遭到失败。毛泽东曾评论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这一时期代表作是《军政》《军志》，现己失传，估计为编制条令一类的书。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

时代背景27大约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由于文化的普及、战争的频繁发生、各国君对军事的重视，在这一时期我军古代军事思想取得最为辉煌的成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兵书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其中包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孙子》。

军事思想的特点：(略)主要兵书：《武经七书》中的五本：《管子》《孙子》《吴于》《司马法》《尉缭于》《六蹈》《孙膑兵法》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时代背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鸦片战争，我国为封建社会时期。但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限制人们对军事的研究和探讨，影响了军事思想的快速发展。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战略思想成熟、完善

项羽败于刘邦，主要原因是在战略筹划方面比刘邦差；有了诸葛亮隆中一对，刘备才有了立足之地s明朝的朱元璋，因为听取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才取得了天下。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而他们二人恰恰是在战略构想方面高人一筹。以上这些正反事例说明在这一时期比较成熟。

2，与各军兵种相适应的军事思想的形成。

由于骑兵、舟师的出现及火器的应用而出现相应的军事思想。3，军事理论的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先秦兵书的特点是内容繁杂，无所不包，同一本兵书可能包含战略、战术、气象、地理、兵器、训练、编制等不同的内容。而这个时期的兵书除了总体性的研究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专题性的兵书增多。从一些兵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倾向：《历代兵制》《守城录》《练兵纪实》《神器谱》《火攻挚要》《海防图论》等。

其它代表作：《武经总要》《三略》《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武备志》等

二、孙子兵法 ．

主要介绍五个问题：(一)《孙子兵法》的影响(二)孙子的生平

(三)《孙子兵法》的哲学价值(四)《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五)《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重点)。(一)《孙子兵法》的影响

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记者报道说2500年前的孙子好参加了这次战争；因为每一个美国海军陆战军官的背囊里，都装有《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和一盘解释性的录音带。

在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日本学者吉备真贝格《孙子兵法》带回讲授，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称《孙子兵法》为“兵学经典”“世界第一兵书”，把孙武推祟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德皇威廉二世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曾经兴叹：“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军事家拿破仑在戎马控偬的作战空隙，还手不释卷披阅《孙子兵法》。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会见毛主席时建议将孙子兵法作为世界所有军事学府的教材。英国军事理论家B．H.利德尔口哈特在其代表作《战略论》中引用了七名军事家21条原则，而引用孙子的就达15条之多，远远的排在首位。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二百多位注释家拟文著书，注解《孙子兵法》宋代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三国时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明代的茅元仪则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孙子兵法》这种承前启后作用。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对《孙子兵法》评价很高：“就中国的历史研究，2000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古代哲学。”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孙子兵法》在社会其它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文学家评之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哲学家颂之为“人生的哲学”，政治家视之为“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医学家赞之为“治病之法尽之矣”，商人和管理学家则把《孙子兵法》定为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必读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扩中甚至说“您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3 百科宝库。(二)孙武的生平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大约与孔子同代。他的祖先姓陈，是陈国(河南淮阳)入。陈厉公的儿子陈完因战乱到齐国避乱，被齐桓公授之以主管手工业的官，后来改名为田完。几代之后成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由完的第五代子孙田书也就是孙武的祖父因为作战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并将乐安封给田书。春秋时代，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是族中某一支派的称号：田书这一支，就是以田为姓的族中，又以孙为氏的一个支派；后来姓、氏不分，人们把田武又称为孙武。齐国是一个群英荟翠的地方，如齐国的开国鼻祖是姜太公、后来的管仲都是历史上显名的军事家。这些(家世、社会环境)对孙武研究兵法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因齐国内乱到吴国(江苏苏州)，经伍子胥七次推荐被吴王委任为将。孙武为将以后，为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记载，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吴王夫差当政以后国事紊乱，孙武的事迹已不见史书记载；江苏吴县东门外建有孙武的坟墓，孙武可能是隐退山林，老死它乡。(三)《孙于兵法》的哲学价值

孙子是；位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首先取决于敌我客观条件(五事七计)，同时他也注意到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他提出的“诡道”“庙算”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说；有了胜利的物质条件只是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兵力强大时，通过主观努力，就可以用小的代

价取提胜利；兵力弱小时通过主观努力，就可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孙子兵法》中对立统一的概念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而且它还举例说明对立双方在某；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四)《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在文学上，它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修辞方式丰富多彩，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学作品。

《孙子兵法》以《计》篇统领全局，层层论证，同时各篇又独立成章、相互照应，从而逐步揭示出战争的基本规律及指导原则。他每提出一个观点，不但讲明其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回答怎么办；比如，在提出战略速决这一观点时，不但说明为什么要速 4 战速决，而且还说明怎样才能速战速决，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而令人信服。

《孙子》语言极为生动。如说明奇正之变循环无穷时：“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在，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孙子》语言极为简练。谈到如何把握虚实夺取主动时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只用了一百三十多个字)，而西方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却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

(五)《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重点)《孙子兵法》现存13篇，约6000余字，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组成，主要探讨战术问题。第三部分由《火攻》《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下面依次介绍第一部分每一篇的内容。对第二、第三部分各篇内容进行概括介绍，不再一一阐述。

第一篇《计》。“计”为何意?孙子为什么把《计》篇作为第一篇?《计》篇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孙子认为，将帅在指挥作战之前，首先要能判断战争结局，判断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

“五事七计”论。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七事是对五事的具体论述，就是说，判断胜负要看“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诡道”论。孙子认为要获得胜利还要善于运用计谋。“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其核心是“攻击不备，出其不意”。解放战争时期，(47年3月)，国民党部队对我，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时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在山东和陕北两地，中间是所谓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企图以东西两翼夹击，聚歼我军于从陕北至山东沿黄河所构成的“乙”字形弧内。而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直指大别山，随后陈谢、陈粟向南挺进，三路大军经赂中原，实施战略进攻，有三点令蒋军“意外”：1，转入战略进攻的时间。(兵力对比还处于劣势)。2，开始进攻的地点(黄河)、前进战线(黄泛区)、展开目标（大别山）。3，进攻的方法（放弃后方)。这种出其不意的战略进攻，加快了蒋军的灭亡。

“庙算”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2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特别强调作战之前要进行周密筹划。赤壁大战时曹操周瑜火攻而大败，曹操带领残兵败将逃到乌林；葫芦口、华容道，分别受到赵云、张飞、关羽的伏击，说明诸葛亮神机妙算，擅于筹划。

总之，孙子在计篇里认为，判断胜负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对这些主、客观条件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为什么项羽勇猛无比却不得不霸王别姬自刎子乌江，诸葛亮神机妙算六出祁山却无功而返，孙子的《计》篇就象一面镜子，折射出历史上的胜败荣辱。任何一个指挥员，都应该事先“计算”战争的结局，而后决定打与不打。

如果预料能够取胜而决定打，那么进行战争准备筹划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孙子第二篇《作战》篇和第三篇《谋攻》篇回答了这一问题问题。第二篇《作战》。孙子认为在作战之前进行战争筹划时就应该立足于“速战速决”。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上承受不起，二是如果时间太长，既使胜利了，自己国力也会衰退，其它国。可能乘机灭掉自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说：“越南战争的结局早己被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战略家孙武揭示出来”当时他引用的话就是“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为了达到速战速决，孙子还提出了两条作战指导原则“因粮于敌”‘卒善而养之”。游击队歌就是因粮于敌的表现；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而归，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它的后勤来源。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18师师长张辉瓒，将其头割下来放在竹筏上顺赣江漂流。第二次反围剿时发现敌军抵抗顽强、投降的很少，事后查明是由于我们妄杀俘虏所致。

第三篇《谋攻》。作者认为：作战的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它提出两个原则：

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原则，另一个是“战而胜之”用兵原则。孙子主要研究第二个原则3要战而胜之必须做到“五知”：—“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3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不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战而胜之”，战前都要知已知彼。

毛泽东同志对知己知彼这一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毫无疑问，任何作战都应该首先做到知己知彼。47年菜芜战役，我军之所以取胜，：7是因为知己知彼，而蒋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要做到知已知被，就要“相敌”、“用问”。美军通过我解放军报，就可了解我军的 6 全部动向；有的先进武器，是通过其产品说明书仿造而来的，从另一方面说明“相敌”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第四、五、六篇主要回答作战中应遵循的原则。

《形》《势》《虚实》之间的关系。孙子论著认为兵“形”似水，用水的多少来比喻军队的量(取胜的客观条件)。把水放在高处、决其堤口从而形成一泻千里不可抗拒之势，称之为“势”(取胜的主观努力)。“虚实”是形、势在不同情况下的灵活运用。

第四篇《形》。孙子在这篇中有主要观点是：

作战中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主张“先为不可胜，以持敌之可胜”。夷陵之战中陆逊先居险不出，而后待机火烧刘备之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要“胜于易胜”(先胜而后求战)柏举之战前吴王采纳孙武、伍子胥的建议，派三支军队轮番袭扰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国力空虚；而后千里奔袭击败楚军，就是先有了取胜的把握才求战。相反仁川登陆中美军虽然胜利，但登陆点的选择风险过大：，此类战役并不可取。

第五篇《势》。主要观点是“勇怯，势也”。作战中人有勇有怯，但勇、怯不是天生的，与生长地无关，关键在于如何的运用，去创造有利于我的态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要创造好的势，就要“以正合，以奇胜”

第六篇《虚实》。作战中最主要的(作者也首先提出)是“致人而不致于人”。

“避实而击虚”才能力争主动。怯弱乱饥劳寒不虞为虚，勇强治饱逸众有备为实。

“避实而击虚”的表现形式：

先处战地(先战领有利的地形，相当于把“水”放在安全高处，有利于形成势能，也是以正合)“凡先处战术地而持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攻其必救(打击敌人的要害和弱点，当“水”的高度不能改变时，就要尽力使水流向低的地方，打击处于“低洼处”的敌人)把握战机(当“水”的高度不能改变，而敌又不处在易于被打的“低”处时，应该想方设法如通过动敌、以利诱之来诱使或持敌走向“低”处，使强敌变弱，而予以打击)我专敌分，我方应注意集中力同时迫使敌分散力量；

因敌制胜。项羽过漳水以后破釜沉舟取得了救赵的胜利，韩信背水列阵也取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马谡将部队放在孤山之上却失去街亭。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是项羽、韩信能正确理解运用“陷之死地而后生”这一原则，而马谩却生搬硬套。

以上是《孙子兵法》的前六篇。因时间关系不一一介绍。下面从整体介绍《兵法》中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兵者，国之大事，死后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十一家注孙子》：兵之外死，系国内之亡，是故兵败长平则赵亡。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之一(古巴比伦)早在公元前8世纪己不复存在，就是因为战败而亡。可见战争实在是“不可不察也”。

慎战。孙子不是好战主义者，相反，他对战争是非常谨慎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伊拉克没有对国际社会的反应作充分的估计，草率发起入侵科威特特的战争，结果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之中，可谓战而不慎。刘备为报私仇，率而起兵，结果兵败夷陵。

备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战争的立足点应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向我发起进攻)。瑞士之所以近二百年无战事，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中立国，而是因为它的战争潜力；在宣布中立后，更加重视国防建设，二次大战时其防空洞大多是几十米，95%的人员可进入地下，据说是人手一支枪，所以希特勒不敢动它。三峡工程早在50年代就动议建设，但一直拖到94才“动工，原因之一是考虑到三峡工程建成发后，如果敌炸我大坝，会使我下游遭受水灾。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历史借鉴 篇6

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也有积极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法与时转”“因时修律”的科学立法观。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些思想多少触及到了法的进化发展规律，具有历史进步性。后世治国者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制定、修改法律。“不法古，不修今”，积极“变法图强”，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实践较为明晰的一条主线。当代中国立法同样应遵循“法与时转”这一辩证规律，“与时俱进”正是它的现代诠释。

其次是法治胜于人治的最佳治国方式。法家认为，儒家所说的贤人政治的确不错，但像尧舜那样的贤人要千世才出现一个。而且，即使出现那样的贤人，其治理国家如果不是按照“法”，而是凭借“心”，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 如果让一个中等才能的国君治理国家，只要他“守法术”“以法治国”，也可以将国家治理好。这是强调要以法治为立国的基石和兴国的根本。

第三是“唯法为治”“事断于法”的行为准则。古代法治论者将法看成是安邦立国、富国强兵的法宝，在他们看来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行动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应纳入法的规范中。韩非子就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这是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一定程度体现了法律至上的根本精神，并在官吏管理和依法行政方面有着启迪作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篇7

1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根源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奴隶制开始瓦解。在这一时期, 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的管理思想发展活跃, 一时间呈现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态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在此时开始走向成熟。随着秦的天下一统, 中国开始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两千年封建制度,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 管理思想领域逐渐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为主, 其中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发展流派。下面就主要介绍一下这三种管理思想的流派。

1.1 儒家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 它始于孔子, 在历代的封建王朝都被奉为显学, 是古代官方管理思想研究的重点。因此, 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在历代都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也出过不少研究大家与著作, 例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代的朱熹等等。

儒家学说最开始是以伦理为中心, 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 其管理思维有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同时在国家层面的管理还涉及到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大同”社会构想。因此, 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以同情、忠告、宽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 发挥主观的能动性, 通过自身生生不息的创造来完成和达到与外界的统一。

1.2 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道家是由历代的哲学家建立起来的学派, 因而与正统官方儒学强调入世不同的是, 道家与其正好相反, 强调出世和管理上的“无为而不为”的思想。这种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在组织的管理中无所作为, 而是将有为化作无为, 将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而把人的自然属性的作用更大程度发挥出来, 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

1.3 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任务是韩非子。法家的将人假设为“恶”, 对于“恶人”:必须要通过罚来驯化, 而不能光依靠礼法上的克己, 否则会影响到管理的秩序。古代法家思想的立场是封建最高统治者, 以君主的利益为最高, 因此它也是君王的治国思想之一。强调依靠“法”、“势”、“术”来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势”是为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 它可以随着职位高低的变化为变化。因为,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贤而屈于不肖者, 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 位尊也”。“术”是统治者管理下级、民众的方法、策略。因此,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以刑去刑。

从以上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几个主要流派的分析概要, 可以看出这三者是是基于不同的阶层立场提出来的管理思想,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这也是三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原因。当然, 因为管理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和历史的范畴, 在当今看来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优秀的精华进行借鉴, 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现代研究价值

古为今用使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课题。探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重要方面。并未创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至今对于古代管理思想的哪些内容在今天仍有可借鉴的意义, 目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可借鉴的主要内容有一下几个方面: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 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 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承诺和责任感, 这种文化井绳不仅先打社会精神并行不悖, 而且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 对我国企业管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 是关于人的行为规律, 第二是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是人的本性, 第四是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问题的研究, 第五是关于惩罚与奖励, 第六是关于人和, 第七是关于群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第八是关于用人的问题, 第九是关于领导行为, 第十是关于怎样运用权力。

修己安人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非常强调领导者的道德素质的重要性, 冲上“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 这对于今天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新型企业家不乏借鉴的意义。

在儒家看来, 由于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见闻, 尤其是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 从事管理职能并被人当做偶像和效仿的“圣人”, 通过自身修养和自我管理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而为了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还有一个从修己安人的过程。实现社会管理, 儒家的思想家们认为, 人心本来是善良无邪的, 因此管理者所采取管理手段, 主要应该是“感应”和“教化”, 就是说借助正面的教育和规范启发引导, 使得管理者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 通过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 服从于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 这样天下便可趋于大同, 这是儒家所要达到的管理目的, 总之, 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思路就是, 通过“修己”、“正己”、“示己”, 达到教之、化之、齐之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经权观。经与权相对, 经是常, 权是变, 朱熹说“权是经之变”, 也就是说“权”是作为原则性的“经”的基础上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经权”观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中的重要思想渊源, 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经权观的理论依据就是《易经》的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变易”指的是万物和人世的不断变化, 这就是“权”、“不易”说的是各种规律和原则的确定和不易, 即变中的不变, 这就是“经”作为判断的准绳, 以“变易”的“权”来达成最优的决策, 并以最简要明确的原则让群众易知易行, 变成共同的管理行动。

3 现代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价值研究

3.1 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由管理大师德鲁克所提出的重要概念, 是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鲁克认为, 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是管理中的最基本的原则。他认为, 每个职务的设定与责任完成都必须以企业的整体目标为目标, 因此每个管理人员都必须做到将个人的工作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结合。其次, 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我控制, 能让追求共同复制成为每位管理者的目标, 以更加严格、精确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取代外部控制。目标管理的中心思想是引导管理者从重视流程、管理制度等细节问题转为重视组织的目标。目标管理达到的目的的手段是过程激励、德鲁克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 而不是对行为的监控。它将管理的重点从工作的输入转移到上产率的输出上, 只有这样的目标考核才能假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他们付出行动并不是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是认为这份工作必须做。目标管理强调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职责的不同, 目标管理的核心是每一个经理人的工作目标应该由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上级单位的成功应做的贡献来定, 上级管理人员必须保留是否批准下级制定的目标的权力。目标管理还意味着每一位经理人都应该认真参与他们所属的上一级单位的目标制定工作。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 每家思想都有不同的见解。道家的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 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儒家的目标管理就是上文中提到的, 试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 进而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的状态。“修己”与“安人”体现的是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 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这样, 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 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其次, 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 国与家之间不过是低于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 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最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得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因而, 我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这一观点与当代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的要点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都是强调要通过自我的管理来达到为组织不同目标的完成。

3.2 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的五大职能之一。管理的组织职能或者组织活动是由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过程活动。正如一个大厦是由钢筋、水泥各种硬件构成的一样, 组织是由职位构成, 组织结构是一种职位结构。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分析集中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 人类结成社会群体, 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 就会发生争夺。首先, “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 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 都可能精通所有技艺, 也不可能从事所有职业;其次, “分”是为组织手段, 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把划分为各人的等级地位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 没有名分, 是人类的大灾难, 有了分, 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

中国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首先, 建立一个合理而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 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其次, 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 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3 管理的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出发点, 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人, 既不是经济人, 也不是社会人, 而是伦理人, 伦理。

中国传统的伦理人涵义主要是指:第一, 性善。孟子说:“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之有也。”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 基本上都是以此为来阐释人性的。既然人天生具有为善即履行道德义务的本性, 因而在管理中就特别强调人之善端, 强调与人为善, 强调人与人特别是上级和上级的沟通。第二, 关系本位。人的自我的确立不是由自己自己张扬出来的, 而是在特定的伦理关系中、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被规定的。第三, 道德修养。代表性的语言是孔子的“修己安人”。管理者具有为善的义务, 如果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行善的能力, 就能增强被管理者受教化受感化的能动性, 增强他们为善的能动性。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 很少讲抽象的人际关系, 而是讲具体的人伦关系, 其特征就是:具有特定的结构性, 在人伦关系网络里, 有亲疏之分, 远近之分, 熟人与生人之别, 有血缘关系的称天伦, 非血缘关系称为人伦。人伦关系具有自己人的情感和交往方式, 它遵循的是情感法则, 它往往对理性、权威、外部意志具有抗拒力。所以, 在人伦团体里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 安伦尽份。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 这种人伦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管理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管理中, 人们不喜欢冷冰冰的、只依照调理规定而缺乏情感因素的管理方式。

以情感来调控人的行为, 是中国人管理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管理思想看来, 情感需要的满足、人情的浓郁, 都是组织向心力的来源, 所以管理之道正所谓“人情者, 圣王之母也”。因此, 管理过程中的是否充满人情味, 对管理的效应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人情味的有无和多少, 与管理者的威信和管理的成效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只通规则不通人情或是只通人情不通规则都不会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几千年来, 人情管理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伦理政治的重要内涵。

3.4 理论控制观

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 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 他还之处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 儒家管理思想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 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 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 在儒家那里, “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 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 是治国的根本, “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些论述都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用政令来督导, 用刑法来整治, 对于治民虽然有效, 但并不理想。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 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4 结语

随着管理环境的变化, 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也必然会进行变革和调整, 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也会也会促使不同国度管理思想相互整合, 尤其是要注重集体取向和整体思维的中国管理思想与注重个体取向和系统思维的西方管理思想的相互整合。在新世纪的管理实践中, 我们一方面要从西方管理理论中不断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 要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汲取丰富的智慧, 获得睿智, 从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和理论做准备。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有传承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点。管理是一项实践活动, 具有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属性, 管理思想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对管理活动的经验总结。中国历经了古代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除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历经了秦的大一统、汉朝的声名远播、唐朝的顶峰发展;古代的中国有了四大发明, 形成和发展了著名的科举制的等, 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可见在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放眼现在, 我们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引入西方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同时不断丰富中国式的企业管理理论。这一切的完成, 都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借鉴。本文, 就从现代管理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思想进行归纳分析, 并借鉴其现代的价值, 予以运用, 为在中华民族复兴时期, 传播中华文化作一份研究。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篇8

古人云:“政以得贤为本”, “为政之本在于任贤”。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到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世袭制, 从重视出身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到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科举制, 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纵观用人制度的演进, 我们不难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古代帝王用人制度上的渗透。

从整体看, 我国古代人力资源管理是典型的“以事为中心”的传统的人事管理, 即根据事情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内容来对人员进行划分和设定。早在西周时期, 国家官职就依据其所管事务的不同, 开始有了较明确的分类。具体来说,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我国古代用人制度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识人、用人和知人善任三方面。

一、识人——人才的招募与甄选

识人的前提是有人可识, 即要广开才路, 唯才是举, 主动吸纳有才干的人。这里结合科举制度做简要分析。科举制可以使一介草民进入主流社会, 即它给人们提供一条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的通道。正是这条通道的存在把读书人无形地维系其中。立志投身国家建设却苦于没有背景的寒门学子通过科举制找到报国之路, 即招募完成。吸引大量人才后, 科举制的层层选拔又使古代帝王寻找到真正能为其所用的理想人才, 即甄选完成。由此看来, 知人要深、知人要全, 必须通过全面考察, 才能得出结论。魏王曹操慧眼识司马、蜀王刘备慧眼识诸葛、吴王、孙权慧眼识陆逊, 造成三国的鼎立局面。霸权王权的竞争、事业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 谁能看清人才、并用其才, 谁就能取得成功。

二、用人——人力资源的合理规划与科学管理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古代帝王很多用贤而不能适其才、尽其力,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用人的长短之道。“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 但在现实中的具体应用却并非如此, “人才”变成了应该样样精通的“全才”。通过识人获得人才后,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人力资源规划, 可以从不同角度把人才进行分类, 要扬长避短, 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讲“舍其所短, 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能”。三国时期, 刘备就懂得用人之长, 让诸葛孔明运筹帷幄, 而让长于统兵的关云长和张飞驰骋沙场, 如果使用相反, 即刘备岂有出头之日。明太祖朱元章了解到刘基、宋濂、章谥、叶琛等名贤专长后, 安排宋濂为儒学提举教太子读书, 命章谥、叶琛为营田做事带兵, 刘基留在身边参于机密谋议, 用他们的长处, 协助自己治国安邦。清朝乾隆用人是既用忠臣, 也用奸臣;既用君子, 也用小人, 各有各的用处, 清朝乾隆帝的左右手和坤、纪晓岚就是如此。楚汉相争, 刘邦既用张良、萧何、陈平这样的谋人, 又用韩信周勤、樊哙、彭越这样的战将最终击败了楚霸王, 建立了大汉王朝。成功的帝王都能对人才加以巧妙使用, 对每个人才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三、知人善任——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及有效开发。

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十分核心的一点, 是决策者判定个人在组织中重要性的手段之一。通俗来说, 即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 对个人日常行为进行评定。古代帝王亦是如此, 帝王往往通过一定的标准如赋税收入、农作物产量、百姓安居乐业与否等来判断官员是否在其位而谋其政。根据考核情况, 进而决定官员的任免及晋升或降职。若是晋升, 则培训需求将被纳入考虑范围, 即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当前职位无法人尽其用, 为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充分挖掘人才的无穷潜力, 帝王会考虑提升其现有职位, 即晋升。人的成长与进步, 除了自身素质和主观努力之外, 处在良好的环境中, 并能得到领导和组织的培养,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权者在用人的同时要有意识进行培养教育。只培养不使用, 培养毫无意义, 只使用不培养, 是一失职。要有效地建立人才队伍, 完善“接班人”计划。刘备在世使用了诸葛孔明, 孔明逝后, 姜维接班, 孙权在世使用了周瑜, 周瑜逝后, 陆逊接班, 曹操在世使用了司马懿, 逝后司马召接班等都后继有人, 形成良性循环, 以正政策及国策的延续性。

纵观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即是一部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才使用通史。人才贤否, 关乎事业发展与昌盛之根本。在现实中, 人才常有, 而善于识人用人的伯乐却不常有。所以, 善选用人才者, 必定展示王者之形象及风采。当今社会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求人力资源要着眼于长远、宏观和全球性的发展战略,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古代选用人的科学思想无疑是对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借鉴。我国曾有灿烂的历史文明, 我们更应有辉煌的未来。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选人、用人制度是我们人事工作的重中之中, 我们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在具体的工作中善于识人、用人、知人善任, 大力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使人力资源这一软实力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文久富, 伍永章.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与方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9)

[2]沈吉丽.浅谈古代帝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用人法则.科技信息报, 2008 (18)

[3]邵楠.试论中国古代用人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2010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篇9

一、中国古代服饰艺术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人认为“天”是外在的意志、理想、福地的化身和所在, “天”被视为神圣的、伟大的、无限的, 人间事物由天所定。古代服饰的形制和色彩分别体现了人对天的尊崇, 乾为天, 未明时为玄色 (黑色) , 坤为地, 为黄色, 故上衣玄下裳黄。古代服饰中尤其重冠, 冠上为天, 冠的形制更要体现对天的崇拜。天子之冠有十二旒, 每旒贯以玉珠十二颗, “十二”这个数字体现了人们对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文观, 由“十二”的观念引申到宇宙万物, 概括出十二纹饰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天人合一”还体现在服饰以宽大、飘逸、含蓄为美。由“天”之神圣、伟大、无限所推演出来的“大”于是也成了一种美的境界。中国古代服装一直以宽袍大袖为尚, 把自然的人体隐藏于宽大的袍袖之中, 给人以神秘、内敛之美, 力求与“天”合而为一的神韵。衣袖裙裳要宽大, 如人两手舞动, 则两宽大袖片随之飘动, 形成气势。人行走时, 上体衣袖下体裙裳随之飘动, 同样形成宽大之势, 帝王豪绅尤以衣袍宽大为美。基于此种审美观, 中国古代服饰不追求立体感, 而追求平面的“面”感。在裁剪方法上不需做过多的分割组合去追求“体”的感觉。所以, 中国服饰的传统裁剪法为平面裁剪法, 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

二、中国古代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美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 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 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 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 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 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 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 同为裘服, 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 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 庶民则穿犬羊裘。自周以后, 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 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 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 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三、中国古代服饰艺术以华贵、精细、丰富为美

服饰艺术离不开审美艺术的一般规律, 华贵、精细的服装与饰品无论在手感、体感、质地、光泽、色彩等方面, 还是在工艺水平、适体状况、贵重程度、使用年限等方面, 都给人带来更高程度的满足、愉悦、自信、富贵的审美感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织锦和不到一两重的素纱禅衣, 河北出土的金缕玉衣, 其工艺水平和审美价值均为后世所称颂。唐时的百鸟裙, 将多种鸟羽捻成线同丝一起织成面料再制成裙子, 色泽艳丽, 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会出现不同的色彩, 堪称珍贵。清时龙袍, 在蓝素缎底上以孔雀羽铺底, 用丝线将很细的珍珠串起来绣成龙, 珊瑚球绣火, 捻金线、银线等珍贵线材和五彩绒丝绣龙, 不同部位大小龙共9条, 大龙间绣有彩云、蝙蝠、八吉祥、暗八仙、八宝、三多纹、灵芝祝寿纹等。前后襟下幅绣平水寿山福海纹。各种材质、各种工艺达到完美组合, 精美绝伦、令人惊叹。衣冠古国的服饰瑰宝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四、服饰艺术具有具体化、个性化的审美特征

楚汉时的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 并与先秦理性精神相辅相成的又一美学思想。楚汉的浪漫不同于后世的浪漫, 它的浪漫是因气势与古拙的结合, 充满了整体性的浪漫。一种具有运动感、气势恢弘而又古拙的服饰风格出现在服饰艺术的历史画卷上。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服饰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其纹饰图案充满丰富的夸张力和浪漫的想象力。汉朝的恢宏气势在服饰上形成朴实与舒放的独特风格, 汉袍褒衣博带, 宽袂如荫, 曲裾如翼, 气度深沉而庄严。魏晋时期, 随着玄学兴起、人们思想的觉醒, 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 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在这种背景下, 出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身着大袖衫, 敞领开怀, 解衣当风, 或捋袖至肩, 或分襟露足, 或褪衣出臂, 或去冠散发等, 这都是一些完全不合礼制, 却比较个性化的服饰形象。

中国古代服饰艺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和中国其他艺术及其美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形成了自身独立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中国服饰古代艺术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独特的风格特色存在于世界文化宝库中。“衣冠古国”服饰之渊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体现和继承中国古代服饰精髓, 是现代服饰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只有充分理解古代服饰深刻内涵, 现代服饰才能融会贯通, 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与模仿。

参考文献

[1]章利国.设计艺术美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2]徐恒醇.设计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年版。

[4]徐清泉.中国服饰艺术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简评中国古代“法治”思想 篇10

一、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1. 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的重要性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 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 法律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智者们当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法治”思想———以法为本来治国。他认为, 要建立一个法制的政权,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 需要制定法律、法规, 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用法律来统治人民。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割据, 战火不断, 奴隶社会瓦解, 封建社会形成, 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诸子百家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 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勾画着宏伟蓝图, 各种体制在战火中经历着大浪淘沙。儒、墨、道、法各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不分伯仲, 但在诸侯的战场和朝堂上, 法家成了最后的赢家。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实现了国富兵强, 秦王嬴政采纳了法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治国, 成为战国七个诸侯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221年, 秦灭六国, 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历史最终选择了法家, 选择了重视发挥法律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重要性的“法治”体制。这充分说明“法治”思想在当时最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最易被人民所接受。“法治”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 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防止、结束分裂割据, 保障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 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2. 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强调立法者不可随意立法, 而必须“当时而立法”, 立法必须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宜, 即“法与时宜”。这一思想和“法是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现代法理观已十分接近。春秋战国时期, 商鞅依据当时的情况实行变法,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严刑峻法, 实行连坐”。通过制定严酷法律控制人民, 避免国人的离心倾向, 使国人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从而实现了秦国国富兵强的目标, 在争霸战争中占了上风。秦统一后, 人民经过长年战争, 人心思安, 严刑峻法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 秦始皇仍然没有放弃严刑峻法, 反而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以至于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教训, 放宽刑法,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国力迅速恢复, 到汉武帝时, 进入了封建社会前期最强盛的时期。明朝时,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随之出现, 因此需要在立法上有所体现, 故《大明律》增加了经济立法, 严厉整饬商品市场。以上史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中“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历史进化观, 值得我们肯定。

3.“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打破了贵族特权, 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追求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君主除外) , 使平民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法律权利。这应该说是历史的进步。在中国古代, “法不阿贵”的例子举不胜举: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胡惟庸、清朝的和珅……这些达官显贵最后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二、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也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它也存在局限性,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强调“以法为本来治国”, 反对“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认为要“禁暴止乱”, 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 而只能使用暴力, 以严刑峻法治国御民, 才能建立“六亲相保, 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这种“法治”理论将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在“法治”的统治下, 除了权力外, 道德、良知、是非、公正无足轻重, 将“法治”与“德治”完全对立起来。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法律来解决。比如, 有两个已婚男女, 瞒着自己的妻子、丈夫, 相互产生爱慕之情, 关系暧昧, 这时候, 你能用法律来制裁他们吗?又如, 一个小孩, 趁大人不备, 偷偷溜进自己家中, 拿走了几个面包和一些零钱, 你又能用法律上的哪一条来惩罚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 而这些都不能单纯用法律去惩罚。可见, 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的很多事情, 不能只用法律来调节。因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有自己对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 而这些东西全用法律强制执行, 只能促成逆反心理。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不宜全部采用法律手段, 而应用道德来衡量与约束, 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2.“法自君出”, 容易形成独断

法家的“法治”要求法律必须统一, 不能政出多门, 主张“法自君出”, 由君主来制定法律, 法律反映君主的意志与利益, 强调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 建立起一种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超越于法律之外, 法律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皇帝的一道圣旨, 可以将无罪之人置于死地, 造成许多千古冤案。如南宋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而对皇帝本人, 尽管昏庸无道, 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制裁他。因此, 中国古代才会有那么多像秦始皇一样的暴君。

“法自君出”容易形成个人独断与专制统治, 法律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这样, 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3. 刑用于将过, 严刑峻法会失去民心

刑用于将过指的是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 就应处以刑罚, 将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 给予同样的刑罚。法律的严肃性体现在它对公民的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危害进行处罚, 以告诫人们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处罚人于无危害之中, 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在量刑时很难找到确凿的犯罪证据。证明一个人有无犯罪的想法, 单凭证人的证言和执法者的主观推断, 犯罪的事实是不成立的。如李飞和张洋是同学,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李飞对张洋开玩笑说:“你那么富有, 说不定哪天我会把你的钱全偷走了, 让你也尝尝贫困的滋味。”没过几天, 张洋的家中被盗。作为执法者, 总不能因为酒桌上的一句玩笑话, 没有其他的真凭实据就认定李飞有罪吧!刑用于将过, 不仅不能起到告诫犯罪的作用, 还容易造成冤案。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其局限性还体现在过分迷信和依赖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统治者往往不计后果地加重刑罚。中国有句古话叫“物极必反”, 对人民的压迫过甚, 必定会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秦朝的严刑峻法, 不但没有巩固其统治, 反而因陈胜、吴广振臂一呼, 就有数万人响应起义, 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最后, 号称强大的秦朝在农民战争的强大打击下迅速灭亡。事实证明, 严刑峻法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上乘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