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第三人

2024-07-05

行政诉讼第三人（精选七篇）

行政诉讼第三人篇1

根据英国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 当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失去偿付能力时, 第三人不能直接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为保障第三人的利益, 1930年《第三人 (诉保险人) 权利法》 (下文简称《1930年法》) 确立了第三人对于保险人的直接诉讼制度。该法规定, 只要符合两个条件 (1) : (1) 被保险人为自然人的, 已破产或与债权人和解, 被保险人为公司的, 已解散; (2) 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责任已经被确定名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享有的、与其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有关的权利转移给第三人, 第三人即可向保险人索赔。我国《海事诉讼程序法》第97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对于直接诉讼, 保险人常常通过在保险合同中订立程序性的先决条件来限制其对第三人提起诉讼的赔偿责任, 如订立“会员先付”条款。The Fanti案和The Padre Island案 (2) 就是“会员先付”原则能否对抗《1930年法》的著名案例。上议院判决认为:货主代位取得的权利不能优于会员船东, 且《1930年法》所指的可转让的权利仅为船东已取得的权利, 当会员船东并没有满足“先付条款”的条件, 船东向保赔协会索赔的权利在其破产时已“冻结”, 因而第三人也不能“激活”该权利。

第三人选择直接诉讼的原因往往是承担责任的被保险人已经破产, 而保险人又援引“会员先付”条款的话, 结果就是保险人无需赔付被保险人和第三人。这也导致《1930年法》形同虚设, 是其最大的缺陷。而这种情况在英国颁布了2010年《第三人 (诉保险人) 权利法》 (下文简称《2010年法》) 后有了新的转变。虽然《2010年法》仍然遵循《1930年法》的一个原则, 即第三人受让的权利不能优于被保险人的权利, 保险人得与对抗被保险人的抗辩也可以用来对抗该第三人。但《2010年法》明确指出 (3) , 保险人不得根据“先付条款”对抗第三人。考虑到保赔协会具有互助性, 故新法在规定海上保险中, “先付条款”仅在第三人人身伤亡的情况下不得对抗该第三人。

个人认为, 第三人的直接诉讼请求权源于被保险人权利的转移。权利转移说认为, 保险给付请求权是被保险人依照责任保险合同而享有的权利,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 将该权利转移给第三人, 第三人取得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所以, 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 是通过法定的方式将权利转移, 因而取得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保赔协会援引“会员先付”条款抗辩的理由是, 根据《1930年法》, 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不能优于会员

船东, 会员船东在未支付赔偿的情况下无法向保赔协会索赔, 则第三人也无法向保赔协会索赔。而《2010年法》中明确规定, 存在海上保险中第三人人身伤亡的, 保赔协会不得已“会员先付”条款对抗第三人。因此, 《2010年法》规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诉讼并没有超出“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不能优于会员船东”这一限定。第三人相当于继承了已破产船东的权利与义务, 当船东破产之时, 船东给予第三人的是一个“冻结”的权利, 即对于保险人诉讼的权利。该权利之所以被“冻结”, 是因为船东尚未履行与该权利对等的先支付义务。当第三人完成相对应的义务之时, 该“冻结”的权利即可苏醒。船东宣告破产之时法律会赋予第三人向保险人直接诉讼的权利, 这种权利源于船东原有的诉讼权利, 而船东原有的诉讼权利源于船东先支付了对第三人的赔偿。在船东破产之时, 法律赋予第三人直接诉讼的权利相当于船东在破产之时已经向第三人支付了赔偿的对价, 因此, 虽然船东宣告破产之时并没有直接对第三人进行赔偿, 但法律将船东索赔的权利转移给了第三人的行为, 相当于船东给付了一种赔偿的对价, 只要第三人行使该权利, 就等同于船东已经赔付了第三人。当第三人在取得该“冻结”的诉讼权利时, 船东履行了与被“冻结”的诉讼权利对等的先支付义务, 因而“冻结”的权利也被唤醒, 所以保险人不能凭借“会员先付”条款对抗第三人。

二、我国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诉讼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了第三人可以直接对保险人提起诉讼的权利, 其前提是已经证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确定的责任, 但2009年《保险法》并未规定证明此种责任的方式。而英国《2010年法》却规定只有当第三人对保险人强制执行第三人从被保险人处受让的权利之时, 第三人才需要证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其中所谓的“证明责任”是指, 证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责任是存在的且确定其具体金额。

相比较我国新《保险法》规定, 第三人必须首先证明保险人对其应承担的责任后才可以据此起诉保险人。虽然程序上只有一细小差别, 但是对第三人权益的影响是显著的。当被保险人破产时, 由于被保险人事实上已不存在, 故第三人往往无法起诉, 或者需要花费很大的诉讼成本和调查取证的费用才可以对其提起诉讼, 从而取得法院的判决证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责任, 因此对维护第三人的权益十分不利。而按照英国《2010年法》第三人可以先对保险人提起直接诉讼, 而在其要求法院对保险人强制执行时, 其才需要证明被保险人对其负有的责任及责任所确定的赔偿金额, 此条款无疑是更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 我国可以针对《保险法》第65条第2款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时间范围限定在第三人对保险人实施强制执行之时, 并规定证明方式。

注释

1司玉琢.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1987]2 Lloyd's Rep.529;[1989]1 Lloyd's Rep.239;[1990]2 Lloyd’s Rep.191.

论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篇2

一、行政许可第三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个人、组织的申请，依法准许个人、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行政行为，通常是通过授予书面证书形式赋予相人、组织以某种权利能力，或确认具备某种资格。[1]但行政许可行为并不是仅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发生影响，它们中间存一种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处分的行政许可行为，此种行为的规制内容，不仅对相对人有着授益或增加负担之效果，并且同时对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产生影响，即此行政行为涉及行政机关、相对人及第三人之间三极法律关系。[2] 如行政机关许可建筑工程建设，涉及建筑工程所在地周边地区的人的利益问题，从而产生涉及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作为行政相对人，因不服行政许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司法界是不争的事实，而第三人对于此类由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使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能否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争议。一方面，在客观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始终处于弱者地位的第三人，由于得不到有效地司法保护，从而导致本该为其所有的权益被非法剥夺，有违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学者认为，法院作为当代社会中权力的监测器和权利的卫士，没有理由在对普通公民的权利最直接最经常产生威胁的行政权力面前有所保留或残缺。但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法第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将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界定为行政相对人，因此，常常将第三人作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3]这种立法上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因而对于这种行政诉讼主体的界定必须重新予以审视。对行政诉讼主体的范围，各国的规定宽窄不一。在英国，司法审查起诉人的范围很广，包括英王、检察官、地方政府和公民，而公民限于对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在美国，提请司法复审的当事人在范围上扩大的趋势。原先是明显当事人已被利益关系当事人所取代。在日本，原告是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在南斯拉夫，允许公民、法人、国家机关、公设律师、社会自治律师、工会以及其他没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如可违法的行政文件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院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也有权作为原告起诉。在前苏联，原告是认为公职人员的行为损害了己权利的公民。[4]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借鉴别的国家的有关经验，最高人法院最近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原解释关于资格的有关规定修改并界定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即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利益，便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范围。体现了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精神，顺应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同行政诉讼主体范围相一致的是，行政许可诉讼原告的范围应界定为一切与行政许可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行政许可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有关当事人的权利，都应当成为行政许可诉讼的对象。

二、法院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程度行政许可第三人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启动诉讼程序后，法院对哪些行为进行审查，审查程度如何，既是决定原告诉讼结果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诉讼本身是否科学、公正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法院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行政许可进行审查。

（一）、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合法性审查的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既包括外在的形式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的是否符合法律对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包括内在的实质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在精神和要求，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符合公正原则等。

（二）、行政许可的基础-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审查。若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完全依据有关抽象行政行为规定做出，那么从形式上，该行为无疑是合法行为。但是，若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时，依其所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在实质上无疑是非法的。若法院在审理该案中，仅以行政许可行为形式上的合法为由，做出维持行政许可行为的判决，则该判决正确性明显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注重的只是形式上的合法，而非实质上的合法。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能否对行政许可行为的依据，即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仍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实属必要。

1、对抽象行政行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1）、抽象性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2）、抽象行政行为大量违法、侵权的现状需要加强监督管理。由于立法排除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和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劳役。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

和管理失控。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法制、政令的统一，干扰了执法，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扭转这种形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5]（3）、现行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地控制、制约抽象行政行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的自身监督两种方式：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权利监督的主要途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行政机关自身监督途径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命令、指示和决定。其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方法主要是采取备案审查制度，是一种事后监督。正是这种看似完备的监督体制和方法，导致了我国有关部门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都分别有相应的规定。由这些行为引起的争议，只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即可，没有必要走复议这个程序。[6]但司法实践中，这监督的效果难以人满意，这是因为现行的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监督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具体的监督程序和方式。虽然我国宪法赋予了权力机关的撤销权，但因为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予以保障，这种监督有名无实，很难发挥监督的作用。同样，行政机关备案审查制度和法规清理等监督方式，也只是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启动和运作，造成备案审查只是备而不查，使监督流于形式。第二，内部监督的弊端削弱了行政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任何内部监督都有其局限性，自身利益和团体利益的维护使内部监督的效力，远不可能达到来自外部监督的效果。第三，对抽象性行为的监督范围不足。权利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对象主要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于由众多主体制定的、遍布于任何各行各的、直接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因而最需要有效监督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由何主体实施监督、如何监督仍是一片空白，造成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之间冲突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第四、排除了司法审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提起复议和诉讼，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只能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对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间接监督，而且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只有建议权，这种制度一个非常普遍的恶果就是，许多行政机关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逃避诉讼。导致受害人在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时，投诉无门，即使投诉到有关部门，也因没有相应的制度而不了了之，极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保护，也影响社会的稳定。（4）、国外的关于抽象性行为行为司法审查的实践。在国外，诉讼监督被认为是最公正也是最具监督力量的方式，因此许多国家都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监督范围中。如法国在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公民享有的议会救济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以诉讼救济手段作为最终保护公民权利和监督行政机关的方式，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不服，可向行政法院提出诉讼。提出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经行政救济后提出，如在上述行政救济的两种情况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利害关系人可向行政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法院提出，利害关系人认为条例违法，可在条例公布后2个月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不合法的条例。三是在其他诉讼中提出，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其他诉讼中同时提出条例无效，但对于本案不能适用。最高行政法院对撤销总统和部长会议命令的诉讼以及撤销部长制定的行政条例的诉讼享有初审管辖权。行政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对条例进行审查，对违法的条例有权予以撤销。法国行政法院对条例的审查范围极宽，除一部分紧急情况条例外，均受行政法院的管辖和监督。在英国，只有女王和议会的立法可以作为例外免受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规，由于其属于从属立法的范畴，因此不具有这种特权，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有权审查其合法性，并有权对违法的条规宣布无效。美国从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则出发，规定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并且把法院对立法是否违宪的审查原则和制度适用到了对行政或执行机关的立法审查活动中。[7]

2、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任何一项宪政制度的设立，都需要理念、制度与实践的多重支撑。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必须从人民主权和法治中获得理念，从民众的尚法观念和司法诉求中获得力量。第一，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但这种主权原则并不抽象存在，而是必须通过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来实现的。宪法以及其他相关基本法律规定了公民控告违法犯罪失职的国家机关的主体资格，诉讼正是保障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法院根据公民的控告，行使人民委托的审判权，依据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法规，审查被诉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实现途径。[8]第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权利制衡的体现。有权力就要有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纵观古今上下，社会权利监督的最有效方式过于权利机构之间的彼此制衡。我国虽然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权利的制衡在我国同样存在。立法、司法、行政三个相互联系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保障社会稳定前进的基础。作为社会活动中，表现为最为活跃、涉及最为广泛、动因最为积极的权利，如若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无疑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同时也反应上司法的无能与软弱。因此，权利制衡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第三，切实保护广大公民权利是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现实基础。目前，我国公民法制素质以及对自身权利寻求保护的意识普遍高涨，大量的针对抽象性行为的公益诉讼层出不穷。从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票价

无理上涨案，到全国范围内对电信调资不满案，以及本文中的紫金山观景台案等，无不反映了公民对自身权利保护的强烈愿望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质疑的。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仍于那种古老的、对公民权利漠视的水平，不仅在客观上阻止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的范围，还公民一个公道，是现实生活的客观需求。

3、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可行性。从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和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来看，将抽象行政为纳入司法审查具有现实可行性。一方面，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体系基本形成，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奠定了立法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我国法院的设置及结构功能更加合理，执法效率进一步提高；法官素质逐步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已基本拥有了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能力，从而为将抽象性行政行为纳入审查奠定了人力基础。另外，国外的司法同样为我国法院如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因此，法院在审理观景台一案中，不仅应审查行政许可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而且应同时对其所依据的基础，即有关的行政性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最终确定其行政许可是否合法有效。

三、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的法律后果司法机关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结果无疑会有种情况：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合法。不同的判决结果，在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之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同的。

（一）、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行政机关无权限许可、越权许可、违反法定程序的许可，无论哪种原因，都会导致行政许可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的结果。但行政许可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被撤销，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原来的行政许可仍可能被维持。例如，第三人以城建部门许可某房产公司建成的楼房，侵害了其采光权、通风权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定城建部门的许可行为违法。但法院并不一定会做出撤销城建部门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判决，从而迫使房产公司拆除其已经建成的楼房。而是采取其它方式使第三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无论行政许可被撤销或者是被维持，只要行政许可被确认为违法或不当，并且在客观上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行政机关都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在有质的不同。其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应负有法律上的注意义务，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是行政机关的审查行为过度环节的。行政机关由于没有完全尽到其法定应负有的义务而致使行政相对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理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由行政相对人来承担责任。另外，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做出负有责任，其应当与行政机关一起对第三人负有连带责任。如行政相对人采取违法手段促使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许可。在行政相对人采取欺骗等手段得到行政许可而使第三人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相对人应负有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法院是否做出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的判决，应从经济分析、社会影响等角度综合考虑。

（二）、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合法。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合法，并不意味着不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种合法的行政许可行为，对与行政许可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由行政相对人负责赔偿。其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行政许可是一种授权性行为，由于该行为在客观上设定了新的权利，必然打破了原有的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或利益关系的平衡，为取得新的平衡，应根据公平原则，由在新的利益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一方给予补偿。其次，虽然行政许可是由行政主体做出的，但由于其做出是依据申请人的申请，且该许可亦是由权利人单方获益的，故基于社会公平原则，应由权利人承担补偿责任。如果由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势必形成全体纳税人为个别受益人支付利益，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第三，因为打破这种平衡不是由于平等主体侵权而造成，而是一方民事主体基于一定依据，即经审批核准的行政许可而做出的，故行政许可权利人亦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是基于公平原则承担实际损失的补偿责任

浅议行政机关取得行政诉讼第三人篇3

关键词：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第三人

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①，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对其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使得第三人制度在理论研究中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诉讼第三人具有重要地位，第三人参加诉讼能更好的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我国行政法最大限度的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原则。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从法条本身可以得出行政诉讼第三人应具备的三个条件：①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②一般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的地位。③经本人申请或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具有第三人资格的人，法院未通知其参加诉讼，自己主动申请，法院同意其参加诉讼，也可成为实际诉讼的第三人。在有些案件中，原告所诉的被告可能不正确。遇到上述情况，应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的规定②，该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结合以上内容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理由如下几个点：

一、从行政法立法角度分析

首先，从我国现行行政法规来看，第三人是指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条中第三人的范围并没有直接规定包含行政机关在内，但法条也并未排除行政机关，这条规定和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范围的规定一样。再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的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该通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法条中也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人的表述，这一解释也和上文作出的结论相契合。其次，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符合行政诉讼根本目的的要求，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更好的保护了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能更直接有效的促进和化解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因行政管理所致纠纷，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与监督行政权正当行使。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亦符合这一目标。

二、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各项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我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我国法制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精神来看，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还要求行政机关合理办案，具体要求是行政机关应根据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在合理的范围内在法律赋予其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其职权。依据“有行为，必有责任”的法理原则，行政机关对其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作出的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要承担责任，在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时候，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有权利，必有救济”，在行政机关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相对造成损失并未对相对人作出赔偿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院对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来得到救济。

三、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赋予各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的权利。在实践中，有可能会出现各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范围部分重叠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诉讼的“灰色地带”。如甲乙两行政机关在其各自行政职权范围内作出两个相反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对乙机关的决定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我们可以对本案可能出现的这情况进行分析：假设法院认为乙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依法驳回了相对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因为相对人是根据甲行政主体作出的合法的行政行为或批准行使的，甲行政机关就势必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甲就有可能就被损害的权益和所造成的损失要求甲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若甲机关的行政行为也是合法的，这就会陷入一尴尬的境地，两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了两种相反的决定，最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第二种情况，法院可在相对人对乙提起行政诉讼后，通知甲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把甲机关作为第三人加入到行政诉讼中来，能要求该行政机关对自身依法行政提交证据证明其合法性，有助于法院调查取证，也更有利于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最后法院可根据各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四、结语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第三人制度是一项保护我国公民权利的重要制度，但我国现行立法仍不完善，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来研究探讨。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对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健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完善第三人制度的时候应根据其基本原则和其制度设立最根本的目的出发，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该通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参考文献：

[1]尤春嫒.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规则与范围[J].法律科学，1999.

[2]郝静.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以行政机关为研究角度[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06.

作者简介：

林小山，男，法学本科，现为泰宁县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办负责人。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篇4

关键词：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的合并,诉讼地位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中, 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下称无独第三人) 居于何种诉讼地位的问题, 历来是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学者们见仁见智, 观点不一,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非当事人说。该说认为, 无独第三人虽然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但他与案件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他既非原告, 也非被告, 而是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诉讼参与人。[1]一般情况下, 判决并不涉及他的权利义务。

2.广义当事人说。认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除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以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外, 实际还包括无独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即是将无独第三人规定在第五章“诉讼参加人”的“当事人”一节中。[2]

3.狭义当事人说。其理由是:无独第三人尽管不是本诉的原、被告, 不是本诉的当事人, 但他仍然是被合并了的后一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从后一诉讼被合并时起, 他就应当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承担当事人的诉讼义务。[3]

4.不确定的当事人说。认为无独第三人参加诉讼, 承担实体义务的, 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不承担实体义务的, 实际上是通过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 此时他并不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既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也不承担当事人的诉讼义务。[4]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根据来探讨无独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比较而言, 第四种观点似乎更贴近于我国现行立法的实际。《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 (没有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 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即是以是否被法院判决承担实体义务来确定无独第三人诉讼地位的。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中来看, 这一规定都不尽合理, 其自身的缺陷十分明显:

首先, 等到无独第三人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时, 第一审程序已经终结, 这样该第三人在整个一审阶段都不具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依据有关司法解释, 无独第三人其实早就参加了诉讼, 有的甚至在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不久就进入了诉讼过程, 他在这一阶段居于何种诉讼地位, 法律却又未予明确。如果因为将要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而赋予其当事人的地位, 这未免又有未审先定之嫌疑, 与正当程序和集中审理原则相背离。

其次, 对于在一审中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第三人而言, 其迟到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只有在二审程序中才能得以具体体现。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 在二审程序终结后, 该无独第三人就没有机会再行上诉了。因此对他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来说, 案件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审终审, 这明显有悖于我国的审级制度和程序公正原则。

再者, 依据该款规定, 如果一审法院没有判决无独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在由本诉原告或被告提起上诉的案件中, 他在二审程序中就仍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若二审法院经过审理, 撤消了一审判决, 改判无独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势必会使该第三人在从一审到二审程序终结的整个诉讼过程中都没能行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却被判决承担了民事责任, 这显然又违背了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而如果二审法院因此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 又与《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 (3) (4) 项所规定的法定情形不符。

总之, 民事诉讼法这种既将无独第三人放在“当事人”一节中加以规定, 同时又将其与当事人加以一定区别的内在矛盾性, 是造成理论研究上观点分歧和司法实践中混乱局面的根源, 是一个亟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对无独第三人制度与诉的合并之考察

无独第三人是指对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为维护自身的民事权益而参加到原、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之中的人。这里, “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是无独第三人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而“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又将无独第三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区别开来。

依通说, 第三人制度在本质上属于诉的合并的一种, 通过主体的诉的合并, 以一个程序解决多起纠纷, 起到简化诉讼程序、节约诉讼成本、彻底解决纠纷、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矛盾判决的作用。但是与其他将“现实之诉”与“现实之诉”合并的诉的合并类型不同, 无独第三人制度是将“现实之诉”与“可能之诉”的“预先”合并。[5]在无独第三人参加的诉讼中, 本诉原被告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属于“现实之诉”, 基于牵连关系, 法院对本诉的判决可能会影响到另一法律关系中第三人的权益, 或者一方当事人认为其败诉的结果是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 这样在该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就有可能会产生新的纠纷, 从而形成另外一个诉讼。笔者认为, 法院能否将既有的现实之诉与这种“可能之诉”合并审理,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因为这另外一个诉讼毕竟只处于可能性之中, 如果义务人自觉适当地履行了义务或者权利人自愿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 那么牵连之诉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纠纷, 只有在本诉的一方当事人对第三人起诉, 或者第三人对本诉的一方当事人起诉时, 才能形成另外一个诉讼。从时间上看, 如果新诉产生在本诉程序终结之后, 则第三人在新的诉讼程序中无疑会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如果产生在本诉程序正在进行之时, 则它实际上也已成为“现实之诉”, 此时, 法院基于案件间的牵连关系而取得对后案的管辖权并将两案合并审理是符合第三人制度设置的初衷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被合并了的后一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无独第三人在诉讼中应当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履行当事人的诉讼义务, 否则如果被合并之诉是由第三人提起, 而只有在一审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时他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则他还不如待本诉程序终结后另行起诉于己有利。另外一种情况是纠纷产生后, 双方当事人能够自愿和解的, 也不会产生新的诉讼。在一、三两种情况下, “可能之诉”亦将并不可能。如果法院硬要将现实之诉与这种“可能之诉”合并审理, 无疑是以职权强行将第三人拖入诉讼之中, 人为地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诉讼关系, 不仅不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约诉讼成本, 反而会使案件本身复杂化, 实乃多此一举, 既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也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百弊而无一利。

再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无独第三人的参讼方式有两种, 即申请参加或由法院通知参加。在第一种情况下, 无独第三人以诉或非诉的方式参加都有可能;在第二种情况下, 既无第三人对原被告的起诉, 也无原被告对第三人的起诉, 第三人参讼完全是由法院依职权启动的[6]。我们知道, 诉的形成是法院对案件进行管辖并审理的前提, 无诉则无诉讼标的, 无诉讼标的则无审判对象。在没有审判对象的情况下, 法院仍然对“案件”进行审理, 缺乏法理根据;因此而作出的涉及第三人的判决有违司法的消极被动性原理;而无独第三人直至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时才具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三、革新参讼方式, 界定无独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在无独第三人制度中, 法院能否对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取决于有无参加之诉之存在, 而参加之诉之有无又直接决定了无独第三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因此, 有必要革新现行立法中有关无独第三人的参讼方式, 将无独第三人划分为准独立当事人和辅助参加人两种[7], 以便区别情况予以不同对待。

(一) 准独立当事人

是指以诉的方式参加到他人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来的无独第三人。正在进行的诉讼我们称之为本诉, 后来提起的诉讼则称之为参加之诉。参加之诉可由无独第三人向本诉的一方当事人提起, 也可由本诉的一方当事人向无独第三人提起。无独第三人一旦成为参加之诉的一方当事人, 就应当享有当事人的完整诉权, 如承认和放弃诉讼请求、申请撤诉、提起反诉、进行和解、提出上诉等, 这样才能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8]。但由于参加之诉对本诉具有的依赖性, 他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也无权提出针对本诉的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在准独立当事人制度中, 如果本诉与参加之诉的同一当事人因对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以致在本诉中败诉的, 若其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系归因于无独第三人的过错, 则法院可直接判决该无独第三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二) 辅助参加人

是指经由本人申请或本诉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告知”而参加到他人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来, 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来间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无独第三人。在此应当明确,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由法院通知”第三人参讼的方式基于其存在的种种弊端应予废除, 改以“诉讼告知”取而代之。所谓诉讼告知, 是指本诉一方当事人就诉讼可能产生的结果告知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给予其参加诉讼机会的制度。如前所述, 由于前后两个法律关系涉及到同一事实, 一旦本诉所争议的事实为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 它就会对后一法律关系产生预决作用, 因此第三人有权利申请参加诉讼, 当事人也有向第三人“告知”参讼的义务, 而第三人对是否参讼则享有选择权。 (当然, 当事人未尽告知义务, 或第三人提出异议并被法院裁定成立的不在此限。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对此展开讨论。)

在辅助第三人制度中, 由于没有参加之诉, 无独第三人不具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法院也只负责对本诉进行审理, 不得在判决中给无独第三人设定实体性的权利或义务。但是, 作为辅助参加人, 一方面, 无独第三人仍然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主要表现在他可以协助他所支持的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 为本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查阅案卷材料、参与法庭辩论等;另一方面, 基于其辅助地位, 他在行使诉讼权利时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不能行使专属于当事人的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申请撤诉、进行和解等特定权利, 他所为的诉讼行为除法定情形外, 也不得与被辅助的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相抵触, 同时由于他辅助参加了诉讼, 法院在对本诉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 对该无独第三人即形成参加的效力, 他不得对业已认定的事实再起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中规定:“在诉讼中,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虽然这一解释在形式上对无独第三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给予了明确承认, 它对无独第三人的参讼方式未加任何区分而一概赋予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似有不妥之处。期待立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 以弥补民事诉讼立法上的不足, 消除司法实践中的困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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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李剑非.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J].政治与法律, 1994, (2) .

[4]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P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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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P348.

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篇5

原告谭日新、谭日凤诉被告谭学荣排除妨碍纠纷一案贵院已受理[北民初字第2262号])，申请人认为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申请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现申请参加诉讼。

申请事项：

1、请求准许申请人参加本案诉讼活动;

2、确认本案讼争的房产的一半产权为申请人所有，即：楼梯入两间房间和大门右边(与梁祝兴墙为界)的铺面为申请人所有;

2.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基本事实

申请人有兄弟姐妹8人：十一姐(嫁塘岸贡塘)、十二姐(嫁塘岸六和)、十四姐(嫁陆川珊罗)、大哥谭学礼(终身未婚，83年去世)、本申请人谭学才排第二、三弟谭学辉(原民安初中教师、退休)、四弟谭学钦(7月11日去世)、五弟谭学荣，父亲在1976年就已去世，母亲杨瑞芬(1991年去世)。

1978年第一次分家，当时已经结婚的本申请人、三弟谭学辉各立一户、大哥谭学礼(时年41岁)和两个当时尚未结婚的弟弟谭学钦(时年30岁)、谭学荣(时年26岁)和母亲杨瑞芬另立一户。

由于家居山区、贫穷，交通十分不便，分家时，五兄弟中只有本申请人和做教师的学辉两人结婚，其他三个兄弟均是光棍。

1984年、1985年前后，民安镇十字铺搞土地房产开发，当时谭学辉在民安初中教书，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自己购买了一份屋地，另外叫在山区农村居住的我们三兄弟(那时大哥谭学礼已经去世)也筹钱另外购买一份屋地，以搬出这个山窝，便于讨老婆。对于这一份屋地，共需要1895元价款(133平方米，每平方米14.25元，合计1895元)，于是我们在农村的三兄弟(学才、学钦和学荣)约定：由申请人谭学才户出950元，占一半屋地份额(66.5平方米)，目的是让申请人的子女长大后在城区有个落脚点，也好讨老婆;其余部分由谭学钦、谭学荣和母亲户出资945元，也占另外一半屋地份额(66.5平方米)，钱款筹措好后，我们一起把总共1895元钱交给谭学辉，由其带出交到民安土地所，现在的民安土地所仍保留有当年的《十字铺购房示意图》，其中新安街16号仍标注有“谭学钦、谭学荣、谭学才”。

1986、87年申请人谭学才和谭学钦、谭学荣两家人又各自按上述比例出资、出人工在以上土地上建好了一层房屋(133平方)。

在1988年12月7日《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记载：申请人谭学钦，家庭人口7人(注：谭学才家5人+学钦+学荣)

建好房屋后，学钦、学荣两兄弟于1987年左右搬到十字铺新屋居住，继续作为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由于两间房子不够申请人全家人居住，申请人一家和老母亲杨瑞芬仍留在乡下，暂时没有搬出十字铺新屋居住。

1988年谭学荣在36岁时终于讨上了老婆;

1990年学谭钦在42岁时也和刘月珍结婚了;

1991年，老母亲杨瑞芬去世。

1992年春节期间，谭学钦、谭学荣分家，在吴元庆主持下，对本案讼争的房产做了如下约定：

1、首先按大份分屋，即学才一份，学钦学荣共同一份，

2、学钦、荣现住落的房不变，谁住谁要，但现在未住人的两间空房应为学才所有。

3、两个铺面，学才要梁祝兴边介一间，学钦、学荣要学辉边介一间。

4、分居楼面的建设，楼梯入两间为学才所有，楼梯间出俩间为学钦学荣各建一间。

此分家析产约定各方二十年来均无异议。

二、谭日新不是谭学钦的法定继承人，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1990年谭学钦与刘月珍结婚后，1992年11月，因农村计划生育抓得很紧，刘月珍的一个亲戚为了逃避超生的处罚，把其中一个超生的女儿化名“谭日新” 寄养在十字铺谭学钦夫妻住处，由其代为抚养，12月谭学钦夫妻才凭第一胎《准生证》生育第一个女儿谭日凤。

因此，谭日凤是谭学钦的唯一继承人。

对于谭日新，由于仅仅是其亲戚的委托代养关系，不是继承人!

申请人查阅《户口薄》第44页记载：

大塘边大队合面生产队，在户主谭学礼户中记载有：母亲杨瑞芬、弟谭学钦(92.4分户)，弟谭学荣，婶黄芳、婶刘月珍(92.4分户)。

查阅北流市公安局制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

编号20，户主谭学钦，男，XX年5月5日生，民族，汉，初中，农;

妻，刘XX，女，XX年2月4日生，民族，汉，高小，农，备注，亡;

女：谭XX，女，XX年12月3日生。

在《户口薄》和《常住人口登记表》的谭学钦的户口栏中，没有谭日新的人口信息记载。

谭学钦生前的户籍是广西北流市清水口镇大塘边村合面组9号，一直到死前，谭学钦户虽然在民安镇十字铺新安街16号居住生活，但是户口仍保留在原籍，从没有家庭成员迁往别处，更没有人迁往民安镇。

而谭日新的户口信息为“广西北流市民安镇新华街3号”

从以上谭学钦的户口本信息可知，谭学钦只在1912月3日凭《准生证》生育过谭日凤一个孩子，此前没曾生过、抱养、收养过谭日新，也从来就没有办理过谭日新的收养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但是目前，第一，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谭日新是谭学钦的女儿;第二、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谭学钦夫妇办过谭日新的收养手续，提供的户口登记也没有反映谭日新与谭学钦系父女关系或养父女关系;第三、原告更没有提供谭学钦生前曾经立过遗嘱，因此，谭日新根本就不是谭学钦的遗产继承人。

从以上情况看，首先，谭日新与谭学钦没有血缘关系，其次，谭日新与谭学钦不具有拟制血亲法律关系，由于谭日新不是死者谭学钦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谭日新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讼争房产的土地使用证虽然只登记在谭学钦一个人的名下，但土地使用证作为一个单一证据，并不能最终确定系争房屋所有权归属的真实内容，物权发生争议时，其内容的确认最终必须综合购买房屋土地的出资情况及当事人当初如何约定，本案申请人虽然没有及时申请土地和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但谁都无法否认申请人是讼争房屋的出资人、购买人、建造人，因此，申请人是讼争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

在谭学钦207月去世后，谭日新等人见《土地使用证》只有谭学钦一个人的名字，认为有机可乘，见利忘义，不顾此房子的其中一半原是申请人出资购买建造的事实、也不顾学钦、学荣两兄弟原来是一家人，1992年才分家的历史事实，错误地认为《土地使用证》是权属的唯一凭证，企图把申请人和谭学荣等人扫地出门，侵占我们合法的房屋所有权。

综上，申请人认为，谭日新主张讼争楼房归属于她和谭日凤所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尤其是谭日新根本就不是谭学钦的法定继承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向我们主张权利!为使本案申请人谭学才及被告谭学荣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现申请人特向贵院提出申请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请贵院批准申请人参加诉讼并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申请人：

行政诉讼第三人篇6

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56条第3款, 规定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 意在加强对民事诉讼中案外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遏制恶意诉讼的行为。2015年2月, 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 。民诉法解释对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的受理条件、审理程序及处理结果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 意在加强此制度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性。上述案例中, 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将成为夏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现实必要性

近年来, 我国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手段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国现有的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和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 已不能有效保护第三人利益。

(一) 遏制恶意诉讼

我国立法机关在设计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时, 其初衷在于如何消除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负面效应, 通过赋予第三人提起撤销诉讼的权利来遏制诉讼欺诈现象。从客观实效角度, 司法实践中恶意诉讼的泛滥及其对司法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 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将改善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不诚信现象。依照该制度设计, 任何因虚假诉讼、恶意调解而受到损害的第三人都可以提起撤销诉讼 (1) ,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恶意诉讼, 促进民事诉讼的诚信建设。

(二) 为第三人提供事后程序保障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救济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案外人的一种事后程序保障, 作为第三人事先没有参加诉讼的弥补措施。从权利角度来说, 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都享有程序参与权;从法院职责角度考量, 法院有义务为当事人及利益相关人提供程序参与保障 (2) 。民事诉讼要扩大解决纠纷的功能, 需要将民事判决的效力扩张到诉讼外第三人, 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在诉讼过程中, 法院应尽可能向利益相关人提供事前诉讼告知, 使他们能够参与到诉讼中。然而,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处分原则, 法院不一定能够知道第三人的存在, 此时就难以实现事前的诉讼告知, 因此事后救济程序显得十分必要 (3) 。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 允许第三人主张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而没有参加诉讼, 请求法院撤销原生效裁判中错误且对其不利的部分。

二、制度概述

(一) 内涵探讨

第三人撤销之诉, 是指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能参加原案审理, 但原案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且损害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裁判中对其不利部分的一种制度 (4) 。我国2012年修改民诉法, 借鉴了法国和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2015年民诉法解释完善了该制度的适用细则。

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的主体条件, 是指因不可归责本人的原因未参加诉讼, 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 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民诉法解释第295条的规定了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四种情形, 简而言之, 即第三人客观不能参加诉讼和第三人无主观不参加诉讼的故意。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是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 包括一审生效、二审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92条的规定, 案外第三人有证据证明一审生效、二审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内容有错误, 且损害其自身合法权益, 即可按照程序提起撤销诉讼。在本文的案例中, 法院作出的已生效调解书关于A处房产分割的内容确有错误, 并且损害了夏某的合法权益, 故夏某可依照民诉法56条第3款的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二) 程序介绍

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特殊救济程序, 旨在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利益, 这一制度对于裁判效力的相对性原则和判决的既判力制度产生了一定冲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该制度的运用必须严格把握其程序要件。

1. 管辖法院。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92条的规定, 第三人撤销诉讼由作出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专属管辖。鉴于原审法院熟悉案件基本情况, 一方面有利于审理法院快速查清案件事实, 另一方面又能保证将撤销诉讼对原判决既判力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2. 起诉期间。

为避免对法律关系造成长期的不稳定, 维持裁判的公信力, 法律对第三人提起撤销诉讼的期间做了必要的限制 (5)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92条的规定, 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可提起撤销之诉。这里的“6个月”是除斥期间, 不适用诉讼时效关于延长、中止、中断的规定。

3. 审查程序。

民诉法解释第293条规定了具体审查程序, 有利于规范案件的具体审理。法院应对第三人提交的起诉材料以及对方当事人的书面意见进行审查, 并在收到起诉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审查决定。符合起诉条件的, 立案受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裁定不予受理。

4. 组成合议庭审理。

人民法院受理第三人撤销诉讼后, 应组成合议庭审理, 不再适用简易程序。因为撤销诉讼的审理结果可能会改变或撤销原裁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显得草率。

三、司法解释的亮点

(一) 原裁判文书是否停止执行

民诉法解释第299条规定了该制度适用的具体程序, 规定人民法院在原告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可以中止执行第三人有异议的部分, 对其他部分不停止执行。换而言之, 原告应当提供相应担保, 法院对于是否中止执行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二) 与再审程序的衔接

在第三人撤销诉讼审理期间, 法院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定再审的, 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院应当裁定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但若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相互串通, 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 法院应先行审理第三人撤销诉讼, 对再审诉讼裁定中止。根据民诉法解释第301条和第302条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再审程序吸收第三人撤销诉讼, 原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除外。

(三) 与执行异议制度的衔接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执行异议在制度目的上有较大区别。执行异议是指发生在执行阶段, 围绕被执行的具体财产权利归属而发生的争议。民诉法解释第303条规定, 第三人提起撤销诉讼, 未能中止生效裁判执行的, 执行法院应当对第三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予以审查。法院对执行异议审查后, 作出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的, 第三人不服该裁定, 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对执行异议审查后, 作出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的, 第三人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权益, 又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 法院不予受理。此款关于第三人撤销诉讼与执行异议制度衔接的规定, 避免第三人滥用制度, 重复提起司法程序拖延执行;另一方面程序循环上的节制也节约了司法资源。

四、现存问题

(一) 制度瑕疵

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实质要件, 在于第三人有证据证明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 (6) 。即第三人撤销诉讼客体是已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仲裁成为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方式, 仲裁裁决书、仲裁调解书与判决书、调解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也可能损害案外第三人的权益。因此, 仲裁机构的相应法律文书也应被纳入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客体范围。

司法实践中, 法院审理第三人撤销诉讼, 认为第三人的撤销理由成立的, 通常撤销或者改变原裁判中内容错误的部分;同时对原案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裁判。显然, 这种做法不利于原审裁判效果的固定和原诉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 也会对原判决的既判力和司法公信力产生一定的冲击。

(二) 缺乏滥用撤销权的惩罚机制

新民诉法增加第112条, 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规定惩罚, 以规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行为, 侧重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原诉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则相对受到忽视 (7) 。虽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 在于解决第三人权益无法保护的问题, 但对于第三人滥用撤销权而侵害原诉当事人权益的问题, 我们不能无视, 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保护案外第三人利益的同时, 防止第三人滥用撤销权侵犯原诉当事人的权益, 达到案外人利益与原诉当事人利益保护的平衡。

五、完善建议

(一) 完善制度构建

鉴于商事仲裁在实践中的普遍运用, 仲裁裁决书和仲裁调解书也应被纳入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客体范围, 以全面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利益, 更好的实现该制度目的。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 应限定于第三人权益受到侵害的部分, 不应包括原诉当事人与第三人不相联系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审理范围包括原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范围。这会导致原诉当事人之间的利义务关系迟迟无法稳定, 也会对判决既判力制度产生冲击。对于未受侵害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院不需主动审查, 如此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二) 惩罚机制建设

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的设立, 实质是对已生效法律关系的重新审判, 牵涉判决的既判力和原诉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在重视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同时, 容易导致制度被滥用, 鉴于该制度被滥用的严重后果, 有必要建立第三人滥用诉讼的惩罚机制。第三人撤销诉讼被法院驳回, 认为第三人的请求不成立或以拖延执行为目的, 对于此等滥用诉讼者, 根据具体情节予以相应罚款。仿照恶意诉讼制度的设定,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 对滥用诉讼者予以罚款。如此才能使得第三人更加诚信的利用该项制度, 该制度亦能发挥其功能。

注释

11 汤维建.修改后民诉法强化八大机制[J].检察日报, 2013-1-2.

22 王福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研究[J].清华法学, 2013 (4) :51.

33 王福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研究[J].清华法学, 2013 (4) :52.

44 陈桂明.民事诉讼法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227.

55 周也.论第三人撤销之诉[J].法制与社会, 2013 (7) :108.

66 陈桂明.民事诉讼法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228.

行政诉讼第三人篇7

学者江必新与邵长茂提出现代行政法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包括三种形态。

第一形态以“国家行政权——公民自由权”为主轴, 在此形态下公共行政权为政府所独占, 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国家行政权处于行政法律关系的主导地位, 是管理型政府的体现。

第二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国家行政权”为主轴, 在此形态下, 政府活动方式由秩序行政为主转变为秩序行政与给付行政并重, 相对人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居于法律关系的主导地位, 服务型政府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三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其特点是社会主体 (非政府组织、私人等) 从事部分公共事务, 行政法具有三元结构:“国家行政权——相对人权利”、“社会行政权——相对人权利”以及“国家行政权——社会行政权”。

在第一、第二形态下, 行政主体主要为行政法上的传统类型, 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在第三形态的视角之下, 传统的行政主体的类型似乎就不能包含社会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了。

我国对行政主体的定义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 沿用至今。通说认为, 行政主体是享有实施行政活动的权力, 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活动, 并因此而承担实施行政活动所产生的责任的组织。十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 不但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 而且引发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 促使国家——社会——市场三元结构模式的初步形成。随着全能政府的“解体”以及社会自治化需求和能力的增强, 政府和社会的合作与互动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 这一模式的确立标志着政府从社会领域的渐次退却, 社会承担政府“退却”后的公共职能;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也促进了社会行政不断发展。

二、政府职能社会化

1、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内涵

关于政府职能社会化, 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政府职能社会化, 是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 要改变传统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 将一些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代理等方式, 转移出政府, 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 节约财政开支的目的。这种观点基于政府本位的立场提出, 所以更接近西方国家的运作实践。

另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职能社会化不能简单等同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它不仅是政府的放权过程, 更是政府的还权过程。把本来应由社会承担的那部分公共管理职能真正交给社会来行使, 即权力不但要下放, 更重要的是还权于社会, 还权于民众。公共管理社会化不能从政府中心论出发, 而要从政府与社会, 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角度进行探索, 并且要服务于体制和社会转型的目标。这种观点基于社会本位的立场所提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的程度上给政府调控社会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从而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逐步增加, 为社会组织与政府在社会调控方面的良好互动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 放手发展社会组织, 也使得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加大加快, 在社会管理的格局上创新发展, 社会管理领域创造适应中国发展新需要的新格局。

由此笔者认为, 政府职能社会化是指政府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和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 将一部分行政权下放或归还给社会 (如行业协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共事业单位、部分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它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等) 行使, 由此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会相互合作, 从而达到有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并且提高行政效能的目标。

2、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问题

在现代,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成为了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担者, 很大程度上承担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2001年11月, 我国加入了WTO组织, 这就要求国内的行政法律主体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同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和进步, 公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 出现了一些实际上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组织, 但它们并不被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所包含。学界和实务界都较为关注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问题。在当今, 我国经济多元化、社会多元化的现实需要要求行政也应多元化。现实情况是, 行政主体正在逐渐发生多元化, 我国地方公共行政上“自治”的范围越来越大, 基层村民自治、行业自治、社区自治、高校自治也在逐步发展。出于保护公民权利和规范以上主体的权力的需要, 因此必须在法律上确认这些主体的法律资格, 明确并划分各类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并设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合作, 是公共行政的必然结果。尽管政府现在仍然是行政管理的主体,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具有社会公共职能的组织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 社会组织应当从行政相对人转变成为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政府职能社会化产生的社会行政主体

第一, 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指由法人、其它组织或公民在自愿与合法的基础上组成的用以维护和促进全体成员特定利益的一种自律性组织, 基本职能是行业管理、行业服务与行业自律。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行业协会经常向政府传达企业的共同要求, 同时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有关法律。在行业协会与政府的权限划分上, 主要是采取“宏观调控、微观自主”的原则, 即政府只负责对行业协会规范和规章的管理, 具体业务和细节则由行业协会自主决定, 政府不加干涉, 这种管理模式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 基层群众性自律组织。我国典型的基层群众性自律组织有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 它们是政府与民众联系必不可少的纽带, 在社区管理与服务、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化解矛盾与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10月28日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 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第9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 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 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发展文化教育, 普及科技知识, 促进男女平等, 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上述这些职能都具有公共管理性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有类似规定。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具有事实上的公共管理职能, 是我国政府处理居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一类重要社会行政主体。

第三, 公共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在我国建立后大量兴起, 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 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 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把事业单位归为社会行政主体的范畴。从职能上说, 我国的事业单位类似于法国的公务法人, 但是我国事业单位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却没有法国公务法人的地位那么稳定。在法国, 公务法人是作为行政主体对待的, 而我国的事业单位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行政主体。

第四, 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其主要分布在教育、卫生、体育、科研、文化、新闻出版、交通、信息、咨询、法律服务、社会福利事业等领域。笔者认为其中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部分应当纳入社会行政调整范围, 反之则由私法调整。

第五, 其它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是指行业协会之外的共同利益者组成的社团, 如各种工会、残疾人联合会、中国青年团等组织。社团的结成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社会需要, 一是基于成员的需要, 执行为成员谋取利益的服务职能;二是基于政府的需要, 履行服从国家利益的管理职能。这类组织在维护成员利益、提高知识技能的增长、社会交往、参政议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但需要说明的是, 社团成千上万, 但并不是所有的社团都可以成为社会行政主体, 只有承担一定管理职能的社团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行政主体, 非社会行政主体只能由私法调整。

4、行政主体多元化问题

实施政府职能社会化, 由社会行政主体承担部分管理和服务职能, 必然会引发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诚如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所言“公共行政的中心问题被看作是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时, 除了扩充和完善官僚机构外, 其他的组织形式也许可以提供所有这些功能。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 中国政府的权力己经开始从单中心的政府走向多中心的自主治理。”似乎终结了传统上以“行政权力”要素来区分行政主体的做法。各种基层自治组织、行业协会、事业单位及其它具有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组织开始活跃于社会舞台, 行政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 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

薛刚凌教授从行政多元的角度考虑, 将行政主体界定为在行政法上具有独立行政利益, 享有权利 (权力) 、承担义务, 并负担其行为责任的组织体或该类组织体的代理主体。

从实践的角度分析, 把行政主体界定为行政上的利益主体首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 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从而要求行政的多元化, 把行政上的利益主体界定为行政主体, 认可其相对独立的法律人格, 正是对行政多元的肯定。其次是公共行政改革的需要。现代的公共行政日趋复杂, 行政任务全部由国家担当有相当困难。因此, 推行公共行政的分权化、社会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是一条必由之路, 其结果也是要形成一个行政多元的结构, 以多元利益为基础的行政主体理论将推动行政多元结构的生成。

在理论上, 将行政主体界定为行政利益主体是辅助性原则的要求。辅助性原则主张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界限, 在界限的一侧属于个人领域范围内的事务, 国家不能干预, 只有对个人无法解决的事务, 个人才能介入。辅助性原则应用于公共权力范畴, 意味着应先由下级政府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 只有当下级政府需要上级政府支持, 上级政府才能进行干预。按照辅助性原则, 行政事务要更多地由各个分散的行政利益团体分担, 从而要求多元行政。对行政主体的新界定正是对多元行政的认可。

因此, 随着改革的进行, 为了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我们有必要拓展行政主体理论, 扩大行政主体范围,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如法国, 法律承认国家、地方团体和公务法人这三种行政主体, 而公务法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便类似于我国的社会行政主体。如德国, 除了国家、公法团体、公法设施和公法基金会及被授权的组织外, 还包括私法组织的形式主体。只要有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和增加公共利益, 享有公权力并承担一定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社会行政主体应该通过法定渠道纳入行政主体范围。

三、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行政主体权力的运行

在确立第三形态下的行政主体的种类后, 国家应从法律、资金、监督三方面对行政主体权力的运行提供保障。

1、法律保障

新的行政主体要想从事公共事务治理, 必须借助法律明确其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中的权利与义务, 使新的行政主体的运行和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具有法律依据。

2、资金保障

要真正使新的行政主体承担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 基本条件是国家对其提供资金保障, 并把这些资金落实到具体的财政预算中。

3、监督保障。

国家应加强对新的行政主体的有效监督, 使新的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防止其缺乏公共责任, 滥用权力, 谋求私利。

四、结语

国家应对行政主体理论加以完善, 赋予社会公权力组织和行使公权力的个人行政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等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从法律、资金、监督方面对行政主体权力的运行提供保障, 为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提供行政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薛刚凌.多元化背景下行政主体之建构[J].浙江学刊, 200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