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伙伴关系（精选六篇）
公私伙伴关系 篇1
2012年1月26日, 欧委会副主席兼欧洲数字议程委员尼莉?克洛斯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 欧盟将启动“云计算公私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初期欧委会将投资1000万欧元,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云计算采购的基本规则, 内容包括云计算采购标准、云计算安全和激励竞争的措施等。第二阶段:提出云计算采购实施方案。第三阶段:在欧盟范围内实施云计算。“云计算公私伙伴行动计划”首先侧重发挥公共部门的作用, 同时强调公共部门和私有机构的合作。
在公共服务领域, 云计算的应用涉及医疗健康、教育、公共数据服务平台等, 约占云计算市场的20%, 而私有机构拥有大量的ICT及数据基础设施、新技术和创新人才, 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加强公共部门和私有机构的合作, 有利于加速云计算的部署和推广应用, 发现和解决云计算应用中的互操作性、网络安全和法律法规等相关具体实际操作问题, 增强公众对云计算使用的信心, 为云计算的商业化应用提供示范导向, 从而创造新的商机, 使欧盟尽快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统一的云计算应用市场。
公私伙伴关系 篇2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互联网每天上传和分享的图片数量超过18亿张。在其中查找儿童色情内容以追踪网络犯罪活动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提供商微软公司特别在此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举行期间推介了一个名为“照片DNA”的工具。该处理软件能够通过分析图片中所蕴含的数字指纹，来寻找网络上的匹配图像，即各种类型的相似图像。
同时，微软公司下设的一个“数字犯罪部”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全球30个地点开设的分支，该部门运用各种创新方法，帮助有关国家开展遏制网络犯罪行动，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微软中东和非洲地区数字犯罪部负责人沃特曼表示，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而且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础。网络犯罪问题目前非常严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实体能够单独去应对它。正是因此，微软愿意分享专业知识，并与执法部门、银行业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相关各方开展合作，充分发挥各方专长，以确保抗击网络犯罪的行动能够产生切实影响。
April 16 2015 – The 13th United Nations Congress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was held in Doha Qatar on April 16. The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 gravity of the challenges in clamping down on cyber-crime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all，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urb related activities， a stro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s needed.
According to UN， over 1.8 billion images are uploaded and shared over the Internet daily. A percentage of those are illegal pictures depicting child pornography. To beat related crime is like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bottle of hay". Hence， the world's largest computer software provider Microsoft promoted a new tool called "Photo DNA" during the conference. This software can find the matched pictures on the internet through analyzing the digital fingerprints contained in the photos， aka， similar images of all kinds.
Meanwhile， "Digital Crime Unit" under Microsof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e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 Through its 30 regional branches， it used all kinds of innovative methods to help some countries to curb internet crimes and gained effective progress.
Dale Waterman， Head of the Microsoft Digital Crime Unit for Middle East and Africa says，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is crucial， it's fundamental. The problem is so big， that there is no way that one entity could manage it， and that's why in Microsoft we would be working with law enforcement， with the banking sector， we are working with ISP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because you genuinely need the full court press from everyone who is concerned to make sure than we can make an impact."
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3828
公私伙伴关系 篇3
一、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建设的实践悬念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英文为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简称PPP。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建设(以下简称PPP模式建设)实践在西方国家率先兴起并得以推广,遵循的是“‘硬经济’领域→‘硬社会’领域→‘软经济’领域→‘软社会’领域”的原则顺序。“硬经济”领域主要指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硬社会”领域通常指医院、学校、供水、污水处理、监狱、城市改造等所在的领域,“软经济”领域主要包括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社会性)职业培训、囚犯改造领域,“软社会”领域多指社区服务、社会福利、安全保障等领域。由于价格机制相对成熟、需求稳定、投资规模大,“硬经济”领域最适于采用PPP模式建设, 其他领域或多或少地具有PPP模式建设的“不适应性”。
这种“不适应性”源于在这些市场性不明显或没有充分挖掘的较特殊领域,尚难以或未能找到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效实践边界,这便引出了“公共品的非政府提供理论”的实践悬念:面对委托代理制下惯常出现的三个操作难题(双方诱因不同而利益不一、受托者的规避行为、监督成本),委托人如何确定代理人在满意价格下能够圆满完成被赋予的任务?
致力于以市场化方式提高政府投资或公共投资效率、 蕴含并创新性运用 “公共品的非政府提供理论”,以一种新“公私合营”模式即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为重要途径和手段来破解政府治道建设瓶颈。
二、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会形成“涟漪效应”和“撬动效应”
由于高职领域总体属于“硬社会”领域,因而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原则上其顺序要后于“硬经济”领域而先于“软经济”领域和“软社会”领域,由此形成的效应是:既对“硬经济”领域PPP模式建设成效进行印证, 同时又对后两个领域PPP模式建设产生波及性和辐射性影响,形成“涟漪效应”,同时还会对教育领域和社会领域产生渗透性影响。高职教育既是职业教育中的高等教育,又是催生和受益于以社会分工为代表的社会文明发展并促进社会持续进步的教育类型,高职领域由此兼具了教育性和社会性。
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能借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建设,促进高职院校形成多元利益主体下的新型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社会治理结构优化建设,从而形成一种“撬动效应”。 PPP模式不是一种新的融资模式,而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1]。
这一供给机制创新正与供给侧改革主旨吻合。供给侧改革需要物质资本供给改革和人力资本供给改革、管理供给改革“三管齐下”,既要着力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并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 又要致力于建立利益共荣的激励机制,使各相关利益方能够聚集于社会治理的架构下。 同样,PPP模式建设也要通过构建良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而让“公”“私”方齐集于有秩序的社会架构中。
显然,高职领域以其教育性、产业性、社会性“三性”兼具的品质,成为连接产业端和公共服务供给端的重要领域。 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可成为“以高职教育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重要 “抓手”, 进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手”。 “抓手”和“推手”正是该建设产生“撬动效应”的杠杆。 因为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不是借职业教育领域之名而推介作为一种投融资模式的PPP模式, 而是以其为平台和契机来推进高职院校“建设模式-办学机制-治理结构”的优化建设,以此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方式以至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的机制设计
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形成的 “涟漪效应”和“撬动效应”,将会引发关于其顶层设计问题的审慎追问,而“进入-退出”机制安排是追问的中心议题。
(一)两个 “四个合作”有效对接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当然,“私”方被放大也蕴含社会资源拓展的积极意义。 高职院校推进PPP模式建设,其实质是要引入“私”方所代表的社会资本等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通过“政校企社(社会力量)用(用户)协同”实现“四个合作”, 进而在高职教育建设模式和办学机制创新中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
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或形式,都会涉及合作主体选择、合作投入分解、合作风险分担、合作效益分享四大要素,这“四个合作”与高职院校大力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四个合作”实现了承接,也是高职院校实现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高职院校推进“四个合作”的过程,就是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四个合作”被嵌入的过程。 因此,“公”方对待以产业组织为代表的“私”方的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安排就至关重要。
为此,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必须解决“私”方引入的制度建设尤其是进入-退出机制设计问题:一是“私”方“进得去”“愿意进”问题,即是进入机制设计问题;二是“私”方“出得来”问题,这便是退出机制设计问题。具体推进中,进入问题仍是前置问题,是首要问题,退出问题是后续问题,是根本保障问题。
“进得去”问题实为高职领域PPP项目建设中的“私”方进入门槛问题。鉴于高职领域的非基础教育性质和开放式办学“风格”,显性的门槛问题似乎没有,但隐性的门槛问题是明显存在的,这即是“私”方通过PPP项目建设进入高职领域所形成的资产产权归属问题。“愿意进”问题是这些项目及其代表的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对于“私”方的吸引力问题,吸引力问题的核心是建立一套较成熟、可实施的商业模式,为“私”方———那些潜在的合作者,找到预期的、有声誉的即虽无暴利却稳定的营利模式。然而潜在营利向现实收益转化,必须有顺畅渠道。这涉及退出机制设计问题,即设计出能让这些投资者适时、自如退出的通道。
(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商业模式和退出通道安排
1. 进入机制设计的核心是商业模式安排。PPP项目的具体运作,主要由收费定价机制、项目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基本框架、融资和改扩建需求、期满处置等因素决定。 因而适宜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应满足这些条件:具有价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投资规模相对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2]。 问题在于,尽管高职教育的产业属性凸显,但本质上高职领域仍然属于公益性领域、 社会事业领域,故而高职领域PPP项目本身,通常可以满足“投资规模相对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的条件,但难以满足“具有价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 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要求。
以践行 “使具有公益性特性的高职领域PPP项目建设借力于市场机制而实现‘公私’合作”的思想,需要引入一种运作方式和模式,来补足这种项目在适用性上的“不完全吻合性”,“捆绑式运作”和“套餐模式”的商业模式设计,由于能够形成可预期、稳定的收益,正是一种较优的“吻合性缺补”选项。 即从高职教育服务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并兼顾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出发, 将这种PPP项目和与此有关联的收益性项目进行“捆绑”,或将这种PPP项目的设计、建造、融资、运营、维护、保障各环节“捆绑”,以形成“主产品”和“副产品”互补的“套餐模式”。 “套餐模式”即是“主产品”和“副产品”的组合模式,“主产品”是高职教育服务本身,主要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应用性研发和特色社会服务等,而“副产品”是由“主产品”衍生或附带生发的商业性服务系统,如与“主产品”配套的各种服务设施及其维护、保障等。
2. “ 安哥拉模式” 提供了关于 “ 捆绑式运作” 和“套餐模式”的经验指引。 这种“捆绑式运作”和“套餐模式”吸取了“安哥拉模式”的精髓。 2002 年,内战结束时的安哥拉,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的重建资金,中国则带去资金和项目换回能源,开启了一段十几年的中非“姻缘”。中国在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还款来源的情况下,约定用未来开采的石油支付债务,以此推动安哥拉重建。此后,刚果(金)、赞比亚、苏丹、尼日利亚等国也依此相继与中国有关组织(如中国进出口银行等)签署石油等资源产品担保协议。 这种做法被统称为“安哥拉模式”。 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是中国援建非洲的合作)中创建的这种模式,名为“以资源交换基础设施的易货交易”,实为一种以“闲置”的资源换取现实的资金和项目的互惠合作:即以这些非洲国家丰裕但“束之高阁”的资源(由于开采、运输等基础技术和设施的匮乏而无法产生现时现金流) 为担保,而“捆绑”中国带去的能够直接启动这些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及其形成的项目。
如今,国内外发展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 为纵深推进供给侧改革,去过剩产能、建立新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以冲抵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将要成形的TIP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被赋以重任,“安哥拉模式”也由此被赋予新内涵。 如正在起航的丝路基金拟采用“安哥拉模式”,即把有直接现金流的项目和没有直接现金流的项目进行捆绑、 整合, 综合还款[3]。“安哥拉模式”带来的启示是:在商定的商业模式下,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如果能够“捆绑”并融于更多具有国际背景的合作“元素”和合作资源,中国高职院校就能够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加速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
3. “捆绑式运作”和“套餐模式”的制度经济学解读。其实,这种“捆绑式运作”和“套餐模式”,本质上是将公共物品供给与私人物品供给“捆绑”的思路,并由此被演化为两种物品“捆绑”供给的制度安排。一些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德姆塞茨被认为最早提出了这种思路。 1964 年,德姆塞茨认为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捆绑”,能够吸引私人提供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 1965 年,奥尔森则提出以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作为“选择性激励”的诱饵,来促使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联合供给或“搭卖”。 1974 年,科斯发表的《经济学的灯塔》一文,是关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捆绑”供给的经典分析。该文通过对英国灯塔供应现实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观点[4]。 这一观点是对庇古主张灯塔难以向船只收费的反对性回应。 1938 年,以分析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分离而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庇古以灯塔为例说明,由于在技术上难以向船只收取费用,政府建造灯塔这一类产品是必须的[5]。 科斯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有可被看作是私人物品的港口或泊位,就可以对使用灯塔的船只收费。不过,灯塔由私人建造和收费的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后,由于收费过高,加之那些不经过港口的船只仍搭了灯塔的“便车”,灯塔的私人建造和收费权还是被政府回购了。
这就反映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一个悖论:公共物品由政府独家供应,难免会出现“公地悲剧”,但若处理不好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的合理边界,任由私人供给作为,又难免会出现对于公共利益的侵害。
(三)退出机制设计的核心是顺畅的通道安排
退出通道的设计有三种:一是“交易”退出通道;二是“移交”退出通道;三是“资产证券化”退出通道。无论采用哪种通道, 其基本的也是根本的前提是:高职领域PPP项目资产,其产权是明晰的。 这就有赖于项目运行中治理结构以及为此提供保障的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如何以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而清晰界定“公”“私”等相关利益者各方的产权。 因此,形成良性运转的治理结构和好的制度安排,是退出通道安排以至整个项目成功实施的要件。
通道一是指利用本地(省、市)的产权交易组织(交易所、交易中心等)实施退出。 其优点是操作相对简便,但通用性即交易的全国有效性较低(目前各地产权交易组织仍各自为阵, 市场分割), 交易层级较低。 这种通道最为“低端”。
通道二的实施有多种方式,如BOT(建设-运营-移交)及其“精简版”BT(建设-移交)、BO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LT(建设-租赁-移交)、BOOST(建设-拥有-运营-补贴-移交)、BTO (建设-移交-运营)、ROT (重构-运营-移交)、BLOT (建造-租赁-营运-移交)等。 这些方式,“建设”是基本内容,“移交”是“出让”“建设”的成果;这些方式是公办托管、国有民办、 租赁托管等模式在高职领域的应用或延展,是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要求的落实。由于这些“移交”方式各显优劣并各有适应性,需结合制度环境, 并特别关注它们对于职教PPP项目等公益性PPP项目的适用性,在博弈中达成其中的智慧选择。
通道三的运作首先要进行合作载体设计, 即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载体来承载高职领域PPP项目, 这个载体即为特殊目的载体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 通过SPV,可以将各利益方(高职院校、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企业等社会资本、金融组织)连接起来。资产证券化通俗来说就是把缺乏流动性, 但具有可预期现金流收入的资产,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出售以获取融资,提高资产的流动性[6]。 高职领域PPP项目的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流程(见图1)是: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资产集中起来(设立SPV、非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即将PPP项目资产改造为证券资产、 组建资产池);将这些资产进行重新组合(证券化资产所有权转移以及増级和评级);据此发行和交易证券(证券出售、价款支付、证券清偿)。 本通道则是对《决定》关于“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要求的落实。
鉴于通道二出现的上述问题,本通道应被推荐使用,但由于最高级、最复杂,要求也最高———事涉产权结构及其重整,需完善的政策、法律制度环境特别是相应的金融财政环境以及技术手段等的配套跟进。目前尚达不到或不能完全达到这些要求。这也是当前推进高职领域PPP项目的最大难点之一。
参考文献
[1]王海平.江苏大规模推广PPP,鼓励社会资本参建14领域[N].21世纪经济报道,2015-9-29.
[2]周潇枭.PPP低签约率三大难题:资金成本谈不拢,易突破财政红线[N].21世纪经济报道,2015-5-9.
[3]张霞.丝路基金起航[N].南方周末,2015-3-20.
[4]高希宁,董金阳.公共物品的产权鉴定、效率分析以及合理安排——读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中对“公共物品问题”的理解与扩展[J].消费导刊,2009(21).
[5]许彬.公共经济学导论——以公共产品为中心的一种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64.
公私伙伴关系 篇4
1 PPP管理模式的内涵
当前学者在对PPP的理解和认识上有不同定义表述。其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美国民营化专家Savas认为, 可以从3 种意义上使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术语。首先是广义界定, 是指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任何安排, 如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等均符合这一定义。其次是中口径的界定, 是指一些复杂的、多方参与并被民营化了的基础设施项目。再次是窄口径的界定, 指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改善城市状况而进行的一种合作。二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总结为:PPP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 通过这种合作形式, 合作各方可以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 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营部门, 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3]。
PPP模式的本质是一种融资模式, 具有以下3个特征:第一,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是基础;第二, 合作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第三, 能够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该模式能够使合作各方达到与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结果。PPP模式的具体特点, 根据研究人员的概括, 主要体现在双主体供给、“政”“企”分离、代理运行机制、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这4 个方面[4]。PPP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创造价值和实现双方优势互补。PPP项目一般可以分解为项目所有权的归属、项目设计、项目建造、项目管理金和运营及项目产品/ 服务购买, 其关键核心是如何通过项目的分解来实现项目融资。
作为世界上一种很成熟的融资与管理模式, PPP模式的机制创新决不止是一个融资机制的选择, 也是一个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解放生产力的战略性的选择, 相信PPP模式在我国未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发展中一定会展现其特殊的作用。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 采取PPP模式化减部分医院债务, 这样既可减轻地方政府和医院债务的压力, 又可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加大、加快医疗卫生建设, 并且取得更好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扩大社会资本的办医空间, 符合医改的精神, 有利于实现多方共赢。
2 PPP管理模式在医院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PPP模式是经过国外医院领域和国内市政公用事业领域实践检验的富有成效的一种公私合作方式。在PPP模式下, 其中最典型的方式为:建设-拥有-转让 (Build-Own-Transfer, BOT) 和私人主动融资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两种。医院是国外PPP应用的重点领域, 在许多国家, 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获得了较多的应用。以英国为例, 在英国医院所采用的PPP模式中, 主要由私立机构投资建造公立医院, 医院建筑物产权在一定期限内归私人投资方所有。在这个期限内医院每年向投资方支付一定的费用, 直至期限满后建筑物产权归属医院。一般的期限为20 年~ 30 年, 具体视投资数额和年支付能力确定, 并由投资方、医院和政府三方协商。投资方除投资建设外, 在期限内还需负责建筑的维修保养和提供医院后勤辅助服务。
在医院产业中, PPP模式可以划分为购买服务和提供设施两类。购买服务的PPP模式是指:政府和私人部门签订服务承包协议, 由私人部门融资、拥有、建造、维护和管理某种基础设施, 政府购买这种设施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双方在产品购买环节上实现分解。在医院产业中这类模式可以分为3 种:一是非临床服务, 即后勤保障类服务, 主要包括保洁、安保、物业维护等, 许多医院实行的后勤社会化管理就是这种方式;二是临床支持服务, 一般是指实验室、检验室服务, 一些医药企业开展的医学独立实验室就是这种方式;三是临床专业服务, 这类服务门槛要求较高, 而且还须具有相应资质。提供设施的PPP模式是指:政府拥有、建设和提供某种公共设施, 但是政府在运营管理上存在相对劣势。政府与私人部门签订承包或租赁协议, 由私人部门筹资、管理与维护, 并获得回报。此类模式, 一般由医院和私人部门共同出资建设医院门诊和或住院病房楼,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医院租用该设施, 并以约定金额支付相应的租金, 合同期满后该设施由医院低价收购或私人部门无偿转让给医院。以凤凰医疗集团为例, 凤凰医疗集团所采用的IOT (Investment Operation Transfer) 模式, 就是从政府的融资模式演化为一种企业的商业模式, 其通过对医院进行固定投资承诺, 改善医院的医疗设施和诊疗设备, 以交换在若干年期限内管理和营运相关医院, 并收取医院的管理费, 甚至某些医院需要在IOT协议期内分期偿还公司的投资。该模式在医院的产权性质不变、非营利性质不变、人员隶属关系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通过对医院的全权管理, 从而享有对医院的经营收益权以及通过管理医院所带来的供应商折扣等收益[4]。
3 对PPP管理模式在公立医院改革推广中的建议
3.1 坚持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性不动摇
公立医院所有者是政府, 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 政府应首先承担社会责任, 保障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元化办医的格局, 按照“社会共有、行业管理、政府监管”的三方协同机制, 形成不同属性公立医院分类改革的思路, 鼓励社会力量办医, 使政府及市场的作用在医疗服务领域里能平衡地发挥出来。政府本身不应该是趋利的。
3.2 出台PPP模式的法律或规范性文件
在PPP模式下, 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是有限的合作。所谓有限的合作, 就是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规范地合作, 而不是随心所欲, 这就需要有规范性的文件进行约束。可采取推行特许经营立法或实施规范, 厘清政府特许经营权的边界。明确政府的特许经营权, 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界限, 贯穿于特许经营立法或实施规范的适用范围、审批流程、部门分工协调等各个环节之中, 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3.3 加强对PPP模式合作的监管
目前公立医院公私合作缺乏规范和监管。采取PPP模式后, 监管的主体应该对如何分担政策风险的问题进行明确。可以尝试单一监管或由一个部门牵头, 多个部门配合的联合监管主体。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该是首要部门, 应建立公众信息反馈系统, 扩大政务信息公开披露, 不断完善社会监管体系, 实现PPP项目评价过程与评价标准的公开化。
3.4 完善回报机制
在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框架下, 通过提供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临床支持服务、后勤保障服务, 或通过债权融资, 合理、合法地让私人投资者获得投资回报。鼓励、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医疗领域, 促进社会资本多元化办医的方式进入良性循环。
摘要：介绍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 模式的概念及内涵, 探讨PPP模式在医院产业发展中的应用。认为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 采取PPP模式化减部分医院债务, 既可减轻地方政府和医院债务的压力, 又可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加大、加快医疗卫生建设, 并且取得更好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扩大了社会资本的办医空间, 符合医改精神, 有利于实现多方共赢。
关键词：公私合作,公立医院改革,融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2013-11-15.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Z].2015-04-23.
[3]贾康, 孙洁.公立医院改革中采用PPP管理模式提高绩效水平的探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 (5) :70-74.
公私伙伴关系 篇5
在尼泊尔,政府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由于市场经济胜过集中规划,把负责的政府与经济成功联系起来的流行观念,和因为财政危机,腐败和扩散的社会危机比如种族冲突,性别和生态运动以及公民社会的出现而导致的政府作用消退。
尼泊尔政府重新改造的概念是由过去极简主义的政府引起的挑战一个不可避免的回应。尤其是在贫穷的地区,性别不平等,地区差异和生态恶化后的民主政府相继宣告惨败。地方政府在应对国际经济竞争和后来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中表现的太过无力。国家越来越多的依赖外部援助,贸易,技术,市场,信息,和发展基础设施,进一步标志着政府治理范围的减弱,制定适当的政策,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执行。基础设施的缺乏已成为尼泊尔的竞争力的障碍,2009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基础设施一项把尼泊尔的位置放在全球调查的133个国家的第131位。显然,我们需要在增加基础设施和其他基础服务方面的投资。然而,只有政府的投资和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是不够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私营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尼泊尔政府(GON)已经接受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作为采购资产及服务的另一种治理资源,包括私营部门在满足国家基础设施和服务需求方面增加金融参与。
本研究旨在确定公共和私人伙伴关系在重新改造治理方面的作用。它包括一个单独的过程或者管理或领导过程的一个特定部分。
二、尼泊尔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一)尼泊尔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的地位
在尼泊尔,为国家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被公认为一个关键的方法。因为尼泊尔拥有落后的基础设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基本服务是必要的。尽管在尼泊尔第一个私人部门参与是在1992年的水电项目,BOT的想法是在1994年被引入的。然而,第一个BOT政策在1999年才被批准,且仅适用于公路行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转让政策(2001)是第一个全面的覆盖各类公共基础设施的BOT政策。
为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投资的法案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操作是在2003年8月22日。尽管由于程序原因它于2006年12月14日被作为法令批准,但是2006年8月12日以来它便被认定已生效。
可以在私人组织的所有权下施行的项目形式有:1、建设转让(BT);2、建设运营转让(BOT);3、建设拥有运营转让(BOOT);4、建设转让运营(BTO);5、租赁运营转让(LOT);6、租赁建设运营转让(LBOT);7、开发运营转让和其他类似的方法(DOT)。
(二)尼泊尔政府在公私伙伴关系上的政策
意识到私营部门的参与可以提高成本效率这一事实,尼泊尔政府已承认私营部门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发展的合作伙伴。同时,政府重点强调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方法。政府打算通过PPP输出可预测投资的方法保持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信任来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律。在全尼泊尔水平上,政府的目的PPP成为交付的重要和一般基础设施和服务重要的方法。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下成立,国家PPP政策委员会有以下目的:1、确保尼泊尔政府的政策适当支持PPP;2、促进PPP政策的定位可以穿越政府间区域;3、确保PPP能够有效的在部门间和政府间协调;4、确保在PPP方面良好的与私营部门沟通;5、定期审查PPP的市场状况,必要时引入政策修订或新政策,或由状况引入这些政策;6、对请求缓和被识别的政策、法律或协调PPP市场的瓶颈进行响应;7、定期审查PPP性能和目标;8、确保PPP适当纳入国家发展计划。
(三)为什么采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因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基本服务的要求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正在提高,但许多世界各地的公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还有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基础设施赤字”,这被下面的情况所印证,拥堵的道路,维护不善的交通系统和娱乐设施、学校、医院和恶化的水和水处理系统和其他要么不存在要么需要紧急修复基础设施资产。这些问题反过来耗费了社会的巨大成本,降低生产率,降低竞争力,增加的事故,带来健康问题和更低的预期寿命。
全球各国政府都承认需要对于大型基础设施的需要不能单独由税收收入解决。在许多国家,许多年前建设的基础设施应立即修复,但这些面临着经济增长和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国家真正的挑战是定位为这些项目的资金。为了迎接这种挑战,PPP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它是基于公共和私人部门可以受益的的认可,通过集中的金融资源,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改善对所有公民的基础服务。另外,PPP提供了一个选择,即通过结合两个部门的优点全面私有化。在在PPP中,社会责任,环境意识和公共部门的公共问责制被与财务、技术、管理效率和私人部门的创业精神结合。
PPP项目推出的越多,GDP增长的速度越快,因为这样做将资本带入市场,创造长期就业,推动消费,产生更多的财富并且支撑经济。建设保障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小市场和政治的不稳定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大量的风险。底线是,在每个步骤中,私人投资者的利益必须与公共安全及使用权平衡。
(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
PPP涉及多条文主义和谈判技巧。司法系统是经济和金融事务上的知识是全面的,万一有纠纷发生,为了让系统运行下去,促进者,调解员仲裁员也是需要的,这是注定要发生的。培养和保持文化的透明度和责任心是最重要的。
PPPs也在被改善,目的是为了通过合同关系私人和公共实体达到更好的提供服务或改善基础设施。对于废物管理,这样的机制通过独家暂时的垃圾填埋场废物收集和操作的权利为私人公司提供竞争优势(Dohrman Y Aiello,1999)然而,PPP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促进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商业活动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特征的联合使公司能够通过作为“好公民”为当地发展做贡献的形式完成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目标。至于公共部门,这些伙伴关系使它能够访问更多资源来开展固体废物综合管理相关活动,如诊断、公众参与,提高认识的活动,基础设施的提供和促销的策略。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原则是互补以降低成本并且实现项目的更大的有效性以及原则性,这意味着没有另一方的贡献,双方都不能将进行项目活动(GTZ,2004)。在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负责环境问题的公共机构遭受长期预算约束,资源增加和更大的相关性的全部努力的获得。
PPP大步伐的在尼泊尔成倍的发展。它在汽车公园、公共厕所、收费停车场、照明设备和固体废物管理等城市项目领域的有了迅速增长。PPP是被构想成一个选择的链接并且持续的发展并不是很便利。成功的PPP理论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所有角色必须参与到开发平台上来,并且不是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一般来说,政府必须带头发展能够带动PPP转变的人力资本,这种转变是由官僚机构向有能力制定PPP部门经营计划的市民管理服务转变,地方性、国家性和全球性的设计和营销PPP项目,谈判合同。
三、案例与问卷调查分析
(一)城市环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UE)
尼泊尔58个自治城市的人口急剧攀升,当局正在努力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废物处理、环境卫生等服务。世界各地城镇的公私伙伴关系为提高公众服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这样的伙伴关系也为增强服务带来了可行方法。这种关系汇聚了具有社会责任感、公共义务的私营部门的鲁棒性及公共部门和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公私伙伴关系背后的重要原理是相比较公共部门,经济活动提供的服务通常更加高效。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城市环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由尼泊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撑、由地方发展机构执行的一个重要项目。其他合作伙伴有尼泊尔市政协会(MuAN),尼泊尔工商联合会(FNCCI)和当地商人社区组织。PPPUE启动于2002年3月,将于2012年12月结束。长达十年的PPPUE项目主要关注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和7,即减少贫困和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UNDP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是提供金融技术援助,并给予能力建设支持。PPPUE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公私部门的帮助下为国家的城市郊区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以提供良好的服务交付。
PPPUE项目支持13个自治市改善城市贫困人口获得基本服务。PPPUE集中关注的主要领域是固体废物管理、饮用水、城市环境卫生、可再生能源和城市公路交通管理。PPPUE在10个城市范围内为PPP项目提供技术强化。PPPUE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微观上,PPP项目完成了71个基于动员私募基金、增强市政人员自我谋生能力、为边缘化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微型PPP项目。第一阶段结束于2009年。PPPUE项目的第二阶段已经协助城市实施88个基于提供服务、发展基础设施的PPP项目,该阶段将于2012年12月份结束。正式文件记录目前还未公布。PPPUE支持政府决策策略。随着政策的支持,PPPUE也协助政府完善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法律和环境监管政策。PPP项目为目标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它同时也增加了安全饮用水的提供、帮助传授知识、并让当地居民了解到PPP的优势。
由PPPUE领导的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其中PPPUE一些主要的干预措施和活动包括:1、管理固体废物管理;2、提供公共厕所;3、管理广告囤积板;4、兴建及经营屠宰场;5、管理公园和植树;6、建设和管理水果和蔬菜市场;7、利用水果和蔬菜市场的绿色垃圾进行垃圾堆肥、生成沼气;8、建立城市服务中心;9、收取营业税;10、为当地人廉价提供使用可重用容器包装的饮用水。在这些项目中,本章将只涉及三个项目,即:运作废物回收厂、饮用水工程、社区屠宰棚项目。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二)PPPUE项目的SWOT分析
从项目研究和相关文献进行对PPPUE项目的SWOT分析。
1、优势
■唯一的一种通过私营部门和市政府的伙伴关系满足城市贫民的基本服务需求的方案
■通过政府、市局、私营部门和金融机构支持,在象征性预算下获得显著成效
■强调性别和社会包容
■在中央和市各级的品牌知名度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有组织和结构的伙伴关系■成功案例和经验的有形的现场证据
■通过协助政府在发展和发布为当地机构PPP的政策和法规的方式强调公共决策
■私营部门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用户团体,非营利组织包括企业和行业协会、市协会,非正规部门和民营企业家
■包括为政府,私营部门和市局的能力发展/技能培训,
■控制在直辖市和私营部门级别资源的能力
■在社区层面动员更多的人力资源
■技术诀窍的私营部门
■加强创业
■努力提供访问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途径
2、劣势
■PPPUE有大量的还没有达到市级的小型/非常小型项目
■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重点和连贯的商业模式
■应该有广泛的市场,市场准入/创造和创业精神
■缺乏创新和高新技术
■高开销的服务导致交货价格和市场生存能力不兼容
■预算分配少导致资源计划问题
■由于大多数的支持是从具有市级当地焦点的总部获取,因此需要额外的专业能力
■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控制现有的资源和关系,即私营部门、各职能部委和市级的人力,因此尼泊尔UNDP的其他干预措施是必需的
3、机遇
■需要从所有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市政当局,私营部门,银行,双边和多边发展银行角色确定PPP发展方式的需求
■鼓励青年参与中的作用和创业精神
■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决定增加41城市
■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正在考虑制定一个PPP框架
■政府正计划建立一个投资委员会
■提供基本的服务,包括卫生,教育,水和卫生设施,固体废物管理,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高市场准入
■最近几年包括所有类型的进步团体从农村到城市的区(市)的转移人口在增加,并且该趋势在未来几年将持续保持
■尼泊尔UNDP的和平建设、地方治理、青年企业家和可持续生计和赋予穷人等相关活动中存在着机遇
■创建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保险,汇款,移动银行等等
■利用UNDP的私营部门战略,强调包容性的市场和给穷人法律授权的纲领
4、风险
■不确定的政治环境
■对私营部门缺乏激励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信心
■缺乏清醒的认识,指导和政策环境以保障PPPs
■需要一个整体的国家的PPP框架和有利的环境
■缺乏的PPP金融框架从而对合同履行缺乏信心
■没有PPP采购流程及指导
■缺乏熟练的人力资本从事PPPs
■缺乏掌舵城市的民选官员
■缺乏决策权力
■缺乏稳定的领导力
■无能力以保持必要的伙伴关系
■需要当代知识/技能/技术
四、建议和结论
尼泊尔需要创造性思维以及文化的信任、合作、互相依赖和风险分担。PPP涉及许多条文主义和谈判技巧。司法系统在经济和金融事务上的知识是全面的,万一有纠纷发生,为了让系统运行下去,促进者,调解员仲裁员也是需要的,这是注定要发生的。政治稳定、法律和安全对于吸引投资是绝对必要的。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应该共同合作开发战略眼光以在国家层面上成功实现PPP。考虑到PPP的竞争性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建立PPP高级别委员会创造有利环境是必要的。应该有适当的规划,开发适当的监管框架和透明的合作伙伴的选择过程。同样重要的是在责任,权力,岗位职责和利益相关者的所有权方面“清楚地阐明”政策。
从研究可以清晰的看到,合法的和有监管的环境有利于PPP。在项目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提供透明和合法的过程。无论多么小的PPP项目,它必须在所有级别的政府中实施。为了达到项目期望的结果和目的的长期合作的信心和相互信任应该在部门维持。如果PPP想要成功,实用的意识形态必须保持优势且政治不能参与到系统内部。
尽管已经拥有了基本的法律和制度,但是在单纯的市场或政府机构的服务交付、开发管理和代理公共利益中,他们并不足以把PPP当做是最苛刻的方法和最有效的选择。在尼泊尔,有复杂的结果和产出,短期和长期的。这种方法被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缺乏所是严重影响,这是被他们哲学上核心信仰和价值观所主导。解决几个关键的挑战和从过去的努力中学习应该可以强化PPP的方法,实现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最佳实践整合,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发展行为。
PPP的概念可以应用于各种规模和范围的所有行业。这被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适应尼泊尔主流状态是可能的。用强大的监管框架重新设计旧模式的PPP,应该可以促进伙伴关系文化在新的行业的发展,如在垃圾处理和卫生的饮用水领域,尼泊尔有合作经验。分析所有有效的构成融资的基本元素对PPP的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尼泊尔正走向一个联邦结构,一个对PPP的完全的了解可以刺激当地的私人部门和鼓励当地经济发展,这是有保证的。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应该学习确定PPP机遇和关键元素过程,学习PPP预可行性研究的关键因素。
尼泊尔在小规模的PPP项目上有经验。然而,在拟议的联邦结构上巨大的资源需求是不可避免的。这重申了发展本土模型的需要和对PPP甚至在资源密集型的大型项目上的需要。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再做了文献综述。公私合作伙伴为城市环境/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for Urban Environment(PPPUE)下的三个项目被选为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并作出相应的建议和结论。
关键词：公私伙伴关系,机会,风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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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服务提供中的公私合作关系研究 篇6
一、公私合作关系模式是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方式
环境服务的非排他性、外部性、稀缺性和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决定了环境服务应由政府和私部门合作提供。多元参与主体的PPP模式是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方式,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去行政化、推动公共利益实现的有效方法。
(一)环境公共服务应采用多中心提供方式
大多数环境公共服务属于准公共物品。如为治理严重环境破坏,要不断投入成本,边际生产成本不为零。又如城市处理生活垃圾设施有限,垃圾供应大于承受限度,边际拥挤成本不为零。环境服务不一定单由政府提供,但私人资本也缺乏提供环保服务的动机。人们倾向于在消费环境服务时“搭便车”,提供公共服务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且消费量和需求量无法确定,市场失灵。如污水处理服务难以控制消费和测算收益,企业缺乏动力投入高成本提供这类服务。另一方面,外部性使得企业有占用公共资源或降低服务效率的倾向。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通常存在浪费和滥用资源或寻租的现象。政府财政负担重,无法适应不同服务、不同服务群体特点及不同领域需投入资源数量及种类等各方面造成的多样性需求,无法弥补市场失灵。PPP模式是政府与私人组织建立长期密切合作关系的政府购买环境服务融资模式,有助于双方针对特定项目协商合作,适合在环境领域推广,有利于加快重大环保项目建设,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PPP模式的含义及特征
本文对PPP模式的定义基于PPP的广义概念,认为PPP模式是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基于某个项目形成的责任共担、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伙伴式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政府更多地承担控制和监督责任,采取扶持措施,降低项目风险,吸引私人机构投资。私人机构与政府共同出资,并承担项目建设和运营责任。二者虽分工不同,但目标统一,共享资源,能获得比单独行动更多的成果。
(三)PPP模式应用于环境服务提供的优势
1. PPP模式应用于环境服务提供的可行性。
从经济角度看,PPP模式将不同盈利水平的子项目打包成项目包,实现项目收益总平衡,并能独立融资,可解决企业不愿投资低利润项目的问题,提高项目推进效率。政府可以减少财政支出,还可以获得共享收益,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从管理上看,若环境服务由政府生产提供,政府要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实施及运营,管理技术有限的情况下,收益有限还要承担大量风险。而PPP模式中,由专业化的企业进行管理。企业竞争激烈,具备严格管理的动机,且参与合同制定,了解项目风险,便于实施管理。从技术上看,由行业提供技术更为专业,能以高技术支持环保产品生产、环保工程、环保设施运营的整个产业链,还能减缓财政预算压力,提升治理水平。
2. PPP模式有利于推动政府环境购买的市场化。
市场化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机制能促进服务提供者高效利用资源,提高产品质量,争取更多市场份额。PPP模式尤其能促进中小企业市场业务发展。如果政企合约的目标是追求成本收益率,而且合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项目的质量,那么私人所有权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2]。环保服务的提供大多要求专业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市场化有利于企业间互相学习、竞争,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地向企业学习。市场化还有利于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政府分权的同时,让利给市场,吸引社会资本和专业人士,共享信息、技术、人员、经验等资源,并转移部分责任和风险。
二、PPP模式在实践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PPP模式是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国情逐步探索出来的,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政府购买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我国PPP模式处在发展初期,还存在很多基础性问题。
(一)应用PPP模式提供环境服务的成功经验
苏州市吴中静脉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苏州市市政府授权光大国际负责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双方签订《苏州市垃圾处理服务特许权协议》,苏州市政府对项目规范运营、技术创新给予扶持资金。项目建成了国内已经投运的最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之一[3]。该项目注重配套和集约效应,注重垃圾处理方式的科学转变,注重民意监督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政府人员驻场监管、定期对生产运营指标进行检测和量化考量,实现数字监管,便于政府、行业和公众的监督与评价。
以上案例及国内其他典型案例展现的成功经验包括:第一,注重法律法规、配套机制的跟进。单个政策的作用有限,政府应做好配套政策文件的同步改进,提高政策运行效率。第二,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环境责任。重视民意沟通、民意表达,杜绝二次污染。向居民介绍项目意义,保证居民知晓,有利于获得支持,缓解“邻避冲突”。第三,注重一体化。案例无论从高低利润项目的捆绑、项目的集约循环效应还是地域界限的打破都体现了一体化的设计思路。首先,要整合行业、社会各方资源,真正达成资源共享。其次,要弱化地理、行业和文化界限,合理统筹规划。最后,要构建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公开共享。
(二)PPP模式运用于环境服务提供存在的问题
第一,制度及配套政策不完善,缺乏有据可循的法律法规。规范PPP模式发展的法律仍在征集意见阶段,只有一些框架性文件。被称为“PPP立法”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只是部委规章。本是以解决法律冲突、填补立法漏洞为宗旨的立法,由于其位阶低的硬伤,难免造成新的法律冲突[4]。政企制定合同、划分权责都缺乏可依据的法律,导致政府信用缺失,企业投资积极性低。第二,政府购买服务与环境保护的目标不一致。政府意图吸收社会资本,缓解财政压力,而环境保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改善环境质量,这两个目的本身就存在矛盾。政策目标不清的情况下,政企难以合作。第三,公民环境意识差,社会参与积极性低。大部分社会组织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较弱,不具备承担项目的能力,持观望态度。第四,环保行业企业能力不足,其他领域大企业又缺乏专业技能,缺乏能提供高质量环境服务的企业。第五,定价、监督和评估体系存在技术障碍,缺乏“再谈判”机制。价格一般由政府制定或协商确定,政府主导谈判使得企业只能获得少量利润,难以达成协议。缺乏科学监督机制,流程不透明,存在“管干不分”的情况,导致寻租,公正性和服务提供效率不能保证。绩效评估流于形式,不能针对环境服务的特点实施准确评估。由于PPP合同难长期有效且难以一次性确定,每个PPP项目都需要“再谈判”,PPP合同在最初签订时的公平性很难得到保证,若缺乏“再谈判”机制则容易导致项目失败[5]。
三、推进公私合作关系发展提高环境服务供给的建议
多元主体一方面能提高环境服务的供给水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冲突的存在。公私合作关系应利用市场机制,维护好政府、企业、社会单位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共担风险、目标一致、互惠互利的长期合作关系。
(一)推进政府购买环境服务规范化
第一,要明确指导思想,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及省市级规章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购买目录、购买流程、权责划分方法、合同内容标准、风险分担机制和监督评价方法等等。确定政府权责界限,克服政府缺位越位行为。第二,要搭建有效合作平台,做好风险、权责划分,明确写入合同。第三,建立项目时要全面评估,分析政府购买服务的资本结构、融资方式、运营成本、定价机制、风险划分等,保证物有所值,而且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第四,要实行“管干分离”,由企业执行,由政府监督考核或由第三方监理公司定期提交评估报告。要推动监管信息数字化、公开化,实现实时监管。可对项目履约实行强制信用担保,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担保机构监管。第五,要加强宣传,引导社会舆论,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二)推进政府购买环境服务市场化
首先,政府要与企业建立平等合作伙伴关系,避免过度干预,明确服务职能。其次,应搭建开放式平台,鼓励引导私人组织的参与,适当放宽准入条件,简化程序。北京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连续四年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共1 544次,就是搭建平台吸引社会组织。要并在运行中推进组织社会化、专业化,提高其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再次,应完善示范项目库,提供范例和水平依据,并提供技术指导,通过人力资源配置和业务实训,打造优秀管理、实践队伍。
(三)推进政府购买环境服务绿色化
关注环境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对绿色产业、绿色企业和绿色产品施加一定政策倾斜。在评估体系中加入绿色指标,开列清单,支持注重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对浪费资金、资源,忽视环境问题的企业不再选用,强制企业加强环保意识,树立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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