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精选七篇）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1

1 数据来源、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1.1 数据来源

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两系统各指标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甘肃统计年鉴》 (1982-2011) 。

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准确评价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本文在借鉴已有的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1,3], 按照科学性、数据可得性等原则以及甘肃省实际情况, 最终形成了由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民族人口结构等6个方面12个指标构成的人口结构指标体系;由经济水平、经济结构、收入差距等3个方面6个指标构成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

1.3 评价方法

本文借鉴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量化度量, 以更好地分析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根据本文所研究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相应的指标特征, 用其他时间点的指标除以第一个时间点的值[2], 对其进行消除量纲处理。

关联度计算步奏如下:

设原始数据列, 研究序列分别为人口结构 (Xi) 和经济发展 (Yi)

初值化。初值化的目的在于消除量纲, 使各序列之间具有可比性。本文利用其他时间点数据 (Xi, i=1, 2…, n, Yi=1, 2…m) 除以第一时间点数据 (Xi, Yi) 的方法。

关联系数。关联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指标间关联度。关联度是各指标间关联程度的综合反映, 它是按样本数T对关联系数进行算术平均后得到的一个关联矩阵, 它表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节后之间的协调关系。

关联度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 Rij越大, 说明指标间的关联度越高。根据已有的文献对关联度等级进行划分[2,9]见表2。

在关联矩阵的基础上, 求出每行或每列的均值, 可得关联度模型:

式中, di为人口结构的第i指标与经济发展的平均关联度;di;为经济发展的第j指标与人口结构的平均关联度。

2 主要因素实证分析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系统各个发面的关系较为复杂, 本文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利用上述方法计算出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各指标间的关联度, 计算得出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均高于0.6, 其中9.72%属于中等程度关联、77.78%属于较高程度关联、12.5%属于高度关联, 说明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密切。

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也促进人口结构的变化[6]。因此, 本文对各指标的关联度计算结果进行简单的平均和排序, 可进一步了解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主要因素。

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口结构的不同方面与经济发展系统关联度均高于0.7, 属于较高程度关联, 可见人口结构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较为明显。其中, 民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度最高 (0.7484) ;其次是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度 (0.7436) , 其中0~14岁人口比重对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最高 (0.7718) 。随着计划生政策的实施和人们观念的转变, 导致生育率呈下降趋势, 因而形成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5~64岁人口比重和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的局面, 但1982-2010年间, 0~14岁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幅度, 而15~64岁人口比重整体上成上升趋势。因此, 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 这有利于家庭储蓄和积累[7],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第三是性别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度 (0.7364) , 2010年甘肃省男女性别比为104.42%, 处于合理性别比103~107区间内[11], 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12];第四是人口素质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度 (0.7265) , 其中文盲率与经济发展关联度最高 (0.7950) ;第五是城乡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度最低 (0.7135) , 但也高于0.65, 属于较高程度关联, 相比1982年, 2010年甘肃省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例增加了38.41个百分点。

甘肃省经济结构对人口结构的关联度最高 (0.8055) , 其中第二产业生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生占GDP的比重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分别为0.8300和0.7809, 排名第一和第三。随着甘肃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得到较大提升,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同时对甘肃省人口结构的其他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次为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为0.7812,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诱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从1982年的2.72上升到2010年的3.85, 高于2010年全国水平的3.23, 不断上升的收入差异诱发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 不仅直接影响城乡人口结构, 还间接影响人口结构的其他方面。最后为经济水平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为0.6645, 高于0.65, 处于较高程度的关联度, 随着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的增长, 促进了人口结构的变化, 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 甘肃省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占全国水平的52.71%、57.84%和69.02%, 因此, 相比经济发展系统的其他方面经济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力度较小。

3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两个系统的指标体系,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 分析了甘肃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两系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主要因素, 得出如下结论:

1) 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发展两系统关联度较高, 且两系统各指标间相互影响较强。

2) 人口结构各方面对经济发展关联强度不一, 虽然民族人口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结构和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城乡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度均较高, 但其中在所有指标中文盲率、0~14岁人口比重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排名前三, 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和城乡人口比排名后三。因此, 如何培养高素质人才、增加第三产业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城镇化水平, 这仍是甘肃省经济发展所需解决的问题。

3) 经济发展各方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的促进强度不一, 经济结构和收入差距对人口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较高, 经济水平则相对较低一点。因此, 增加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有利于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

参考文献

[1]苏飞, 张平宇.辽宁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2010, 26 (1) :107-111.

[2]何海林, 涂建军.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耦合的关联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3 (10) :140-145.

[3]郭泉恩, 钟业喜.江西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关联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 (6) :111-115.

[4]许月卿, 李双成.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变[J].人文地理, 2005 (1) :117-120.

[5]李秀霞, 刘春艳.吉林省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分析研究[J].人口学刊, 2007 (3) :8-12.

[6]李家树.我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2007 (2) :229-232.

[7]王维国, 徐勇, 李秋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定量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 (6) :1-8.

[8]王维国, 杨晓华.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北人口, 2006 (2) :26-28.

[9]毕其格, 宝音号, 李百岁.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研究, 2007 (5) :995-1004.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2

一、模型和样本数据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投入与产出的经典模型,本文收集2015年末江苏地级市分年龄段常住人口、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资料,形成表1数据,并把劳动投入分为L1(0~14组),L2(15~64组),L3(60岁以上)和L4(65岁以上)四组,变形C-D函数如下:

公式(1)两边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如下:

二、实证分析

用取对数后的变量在Eviews软件建立序列,采用ADF对LN(GDP)、LN(K)、LN(L1)、LN(L2)、LN(L3)和LN(L4)进行单根检验,检验序列平稳性,结果如表2。

表2表明各序列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可见,R2=0.994824,调整R2=0.991126,拟合度较好;除常数项外,其他参数显著性检验的P值都小于0.05,显著性检验通过;DW值=2.292368,说明残差序列不相关;对回归方程残差项一阶差分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通过协整检验。

拟合方程如下:

三、结语

在本文方程中,L1(0~14组)与L3(60岁以上)两组与总产值呈负相关,而L2(15~64组)和和L4(65岁以上)与产值呈正相关,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人口和产值关系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影响。

摘要：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重要要素,本文依据统计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分析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希望能为中国老龄化社会经济增长的模式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

关键词：年龄结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杨宜勇.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李建民.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J].人口研究,2015,1:52~55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3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劳动者比重大, 那么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具有较强的生产性。在儿童、成年人和老人中, 只有成年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 他们既具有消费效应, 也具有工作能力, 不但能通过工作创造财富, 而且可以在家庭中通过财富转移支付的形式向儿童和老人提供消费的货币供给。可以知道, 不同的年龄阶层具有不同的行为:儿童阶段属于被抚养者, 在生产领域具有潜在生产性, 具有消费性, 无储蓄, 对社会的公共需求表现在教育和健康上面;老人阶段属于被赡养者, 没有生产能力, 在消耗自身储蓄中进行消费, 对社会的公共需求表现在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障上面;劳动者属于社会的抚养者和赡养者, 社会的主要生产力, 具有广泛的消费空间, 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影响, 劳动者也有储蓄的倾向, 通过税收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消费、生产和储蓄角度, 也能看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劳动者比重越大, 提供的劳动供给越多, 无限的劳动供给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倾向, 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提供大量劳动者是怎么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可以通过下面公式的推导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

方程中, 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N表示总人口数量, L表示劳动力数量, O表示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 C表示社会中儿童总数。L/N就是表示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CDR和ODR分别表示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 e=GDP/L表示人均产值, 即劳动生产率。从公式推导可以知道, 劳动人口在全人口总所占比重越高, 对经济增长影响越大。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呈负相关的, 也就是儿童和老人人数在社会中有增长的趋势, 对经济总量的增长将产生负作用。可以认为, 偏成年型的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要好过于偏老年型的和儿童型的。偏成年型的社会为经济生产中提供大量的劳动力, 通过劳动力的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又通过消费和储蓄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 在中国的实证检验表明通过劳动力供给机制影响经济主要是因为我国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这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是从哪来的呢?我国通过城乡区域开放政策, 允许农村进去城市工作, 人口的大量流动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刘易斯认为, 在资本和资源假定充分的前提下, 存在两个部门, 一个部门人口众多而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 另一个部门却生产率高, 这样就会存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 这种结构性的转移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资, 增加工人收入, 也会促进生产率高的部门扩大规模。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储蓄率

国外从20世纪中叶就开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靠着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发展的。对于人口年龄结构, 劳动者可以获得收入, 然后用于消费和储蓄, 老人和儿童只消费、不储蓄, 也不具备生产能力。因此, 它们之间的变动就会引起这个社会国民储蓄的多少。如果劳动者比重增长, 能够负担得起非劳动者的消费量, 那么收入中剩余的资金就可以转化为储蓄, 假定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有良好的机制和渠道, 储蓄资本迅速转化成为社会所必须的投资金额, 这对社会生产有促进作用。一般而言, 在人口结构中, 劳动力比重大的前提下, 社会生产力就强, 社会总负担比轻, 可以讲更多的收入转化为投资。相反, 社会人口结构偏儿童型或是老龄型, 则储蓄水平就会下降。

莫迪利亚尼所建立的生命周期假说就说明人口结构变动与储蓄水平是有关联的。该理论认为, 作为有理性的经济人, 他会根据自己一生的收入来决定消费水平和储蓄量。在工作时期, 他可以进行储蓄, 以保证退休后有可以通过储蓄维持生活开销。从宏观来讲, 如果社会中工作的人群增加, 那么社会总储蓄水平就会上升;反之, 社会走向老龄化, 储蓄水平就会降低。Leff (1971) 对通过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对世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一个社会总负担比的上升会降低储蓄率的下降。而Ram (1982) 对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总负担比与储蓄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他们都是对总负担比进行研究, 没有区分儿童负担比和老人负担比之间的变动会对储蓄产生怎样的影响。Loayza等 (2000) 分别用儿童负担比和老人赡养比对储蓄的影响进行面板分析, 认为两个比值的上升都会引起储蓄的下降。Kraay (2000) 同时分析两者对储蓄的影响认为儿童负担比对储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老人赡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却是明显的。

在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上面。莫迪利亚尼 (2004) 认为高储蓄的存在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社会总负担比的低水平也造成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存在。李克平 (2006) 认为中国高储蓄率存在原因是私人储蓄过多, 而私人储蓄的过高是因为家庭中都具备丰富的劳动力, 少年儿童和老人的负担比较亲, 家庭中的收入能更多的转化为储蓄。王德文 (2004)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儿童负担比和老人负担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相关, 它们与储蓄率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109和-0.113。贺菊煌 (2006) 通过构建跨际迭代模型, 分析劳动者和对总负担比的影响和对储蓄的影响, 结果表明老年赡养比变动要比儿童抚养比变动对储蓄率影响要严重的多。通过文献资料可以看出, 总负担比对国民储蓄率是有影响的, 而在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程度还存在差异。本文通过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机制。

在生命周期模型中假定消费边际效用递减, 理性的经济人或家庭会通过自己的一生的收入通过资本市场折现平均的分配到各个时期, 实现消费小的最大化。假定这个人具有劳动收入, 可以从收入中用以消费以满足效用, 通过自己决策来合理分配储蓄和消费, 并且明确死亡时间。假定个人收入在死亡时全部用完, 不留遗产, 因此就不用考虑跨际之间的财产转移和分配的问题。当劳动者进入退休期, 直到生命终结, 一生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用完, 储蓄量的现值等于零。从宏观角度, 在人口增长率为零和收入一定的前提下, 社会储蓄也会为零, 一旦放松人口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条件, 储蓄量也会随之波动。在生命周期中加入儿童期, 会使家庭拿出一部分储蓄进行养育, 这将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私人储蓄。这种模型表明快速增长的人口过度会大幅度增加社会储蓄量, 而随着劳动人口开始退休, 社会储蓄水平也会开始下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加入函数中:

式子中, S是储蓄率;令, m、w、r分别表示儿童年数、劳动年数和退休后年数;表示不同时期的消费率, M、W和R表示一种中儿童人口数量、劳动者人口数量和老人人口数量。设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负担比为CDR和ODR, 同时将考虑储蓄率具有自相关系, 将滞后一期的储蓄率放入函数中。

表示对储蓄率有影响的其他因素。通过这个模型就可以实证分析储蓄率与儿童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之间的关系, 也能看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三、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力资本积累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人力资本, 一个是健康人力资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教育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 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明显, 从长期来看, 却是意义深远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使得死亡率下降, 人们的预期寿命增加, 生命的延生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导致人们开始注重教育投资, 以保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最大化。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 教育程度的高低与收入有密切的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 所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 所获得的平均收入水平就会相对的低一些。实证数据表明,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所获得的收入要比没有上大学人群的收入高50%;而对于研究生学历以上的劳动者, 获得的收入多高一倍以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父母也认同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就是以后获得收入的成本, 父母会在孩子成长阶段进行教育投资。通过教育的发展, 使得社会劳动力中的教育程度提高, 增加了生产效率, 进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也是社会经济得到增长, 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提高了社会生产率, 推动了社会经济更快更有质量的增长。

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还包括健康人力资本, 由于人们预期寿命的增加, 为了减少疾病的困扰, 人们开始注重健康的投入。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向老龄化过度时, 社会会增加健康教育的投资, 是社会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人的预期寿命也会延长, 这都会影响到经济发展。Rivera和Currais (1999) 通过论文研究证明当一国中的劳动力拥有教育和健康投资时, 这个国家的经济将保持持续的增长。同时, 针对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路径主要变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良好的健康人群减少了伤残、疾病和体弱, 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加劳动, 更少的人服药社会救济;二是, 劳动者拥有健康的体魄增长人体素质, 减少人力资本在经济运行的折旧速度;第三, 社会健康人群的增加, 较少了医院的治疗成本, 也降低因疾病、伤残和体弱而产生的社会负外部性。健康的人力资本不仅影响经济的增长, 也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更好的体质更够是少年可以连续、顺利的接受正规教育, 降低儿童的死亡率, 增加劳动者的人均教育收益。总之,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资本投资直接或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

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其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9.79%, 这种高速增长状况一直保持着持续性, 被世界称为“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资为主要形式,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 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与索洛模型所得出来的结论向左。索洛模型认为, 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与人均产生水平成正相关, 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使人均产生的增加, 但是这种稳定状态不是稳定的, 具有不可持续性。Young (1994) 对东亚四小龙所存在的经济奇迹进行了实证, 认为依靠高投资这种外延式的增长保持是不具备持续性的。但是在中国, 这种高投资式的增长方式维持了近三十年, 保持了一定的持续性。蔡昉 (2004) , 汤向俊、任保平 (2010) 认为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是因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有充足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各部门自由流动, 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 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逐渐增加, 劳动者所占比开始下降, 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方向发展, “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基于此背景, 中国一直保持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战。另外, 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资扩散效应, 他们对投资和储蓄的需求会导致外资流入国内;但随着人口偏向老年型转移, 这种投资扩散效应也开始消失, 随之对资本流入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

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在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因素将会发生改变:人口红利的消失, 无限的劳动供给转向优先供给、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开始走向稳定数量, 这些因素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是中国继续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必须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通过政策手段进行引导。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机制, 发挥老龄人口的第二个人口红利;防止人口过快老龄化。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 使得其他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能够顺利运行, 即使人口红利消失, 其他因素也可以相互配合, 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对就业方面做充分的政策扶持, 消除劳动者区域流动中所产生的制度障碍。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其经济就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9%, 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人们带来了疑问,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经济高速增长, 又是什么因素可以使这种高速增长态势长时间的保持下去。单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下降的,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即“资金深化”不断上升不足以使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这种情况下, 人口规模或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就具有决定性作用, 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是劳动力比重逐渐减少, 社会总负担加重, 经济增长处于一个相对严峻的人口结构环境中, 社会总负担比对经济的影响是负作用, 政府需要在人口政策上进行变化和改革, 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4

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 人口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较大的人口基数和较快的人口增长速度, 曾一度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和担忧, 但随后中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迅速、深刻的变化, 生育率下降幅度快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从1995年至2011年间, 老年负担系数从9.2%增长到12.3%, 少儿负担系数则从39.6%回落至22.1%。2011年, 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达到负增长的历史性拐点, 老龄化程度将逐渐赶超发达国家。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的提高, 可以提高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 被称作“人口红利”。尽管发达国家也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威胁, 但由于其人均收入较高及技术创新保持在高水平, 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在相当长时间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而经济增长对于保障老龄化社会的福利支出意义重大。相比之下, 我国将面对更大的挑战, 研究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二、文献综述

Lindh和Malmberg (1999) 在扩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 使用1950-1990年度经合组织国家数据, 混合回归和面板模型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口结构对人均产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与老龄人口比重呈负相关、与中年人口比重呈正相关;Mac Kellar等 (2004) 分析了日本老龄化问题和影响, 认为相比于老龄人口的寿命增长日本较低的出生率才是症结所在, 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导致养老和医疗成本上升, 非医疗类消费停滞, 这要求政策的调整以进行代际间的福利再分配, 通过对工作人口提高税负和养老缴存比例, 储蓄率以及投资率将被动降低, 而最终的政策幅度还要取决于民众间的博弈均衡。因此,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广泛的, 实证模拟研究结果也支持作者的理论框架。日本曾因人口众多及贫穷受到马尔萨斯的理论影响, 随后较低的少儿抚养比一度带来了二战后储蓄率的提升和经济发展, 如今却反受老龄化的困扰;Wang和Mason (2005) 研究认为, 建国后50年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 同时由于20世纪70年代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 到上世纪末人口出生率已经开始低于替代率。中国面对的潜在人口红利包含两方面:一是计划生育导致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带来的, 虽然曾经提高了人均收入, 却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二是面对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个体行为和政策转变, 预期寿命延长提高了储蓄率, 较高的人均资本可以促进产出的增长。但是, 福利在少儿和老年群体间的分配机制对经济的影响不明确, 当代养老制度安排要重视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作用;Tyers等 (2006) 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人口增速和结构, 两国人口出生率都对GDP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放开二孩政策, 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老龄化问题十分重要, 不过由于城镇化、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工作参与度提升、少儿性别比例失调等影响生育因素的存在, 预计中国经济仍将放缓;Wei和Hao (2010) 使用我国1989-2004年省际数据, 发现在这段时期较低的少儿抚养比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并且经济对出生率、生命周期也有反馈作用;蔡昉 (2006) 提出, 我国快速的人口转变形成了“未富先老”的特点, 第一次人口红利接近尾声, 面临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养老资源不足的困难。人口结构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增长, 文章提出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制度调整提高养老能力和未来储蓄、建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等政策建议;王金营和杨磊 (2010) 分析认为, 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导致劳动负担上升, 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制约, 应当抓紧未来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机遇期, 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制度并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和劳动就业政策, 保证经济增长;胡鞍钢等 (2012) 利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从索洛增长理论进行推导, 使用1990-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人口增长率提高有利于总产出增长, 但对人均产出不利;孙爱军和刘生龙 (2014) 研究了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的影响,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样本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应通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来应对老龄化问题。

三、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一) 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我们建立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用Y代表总产出, A代表技术水平, K代表物质资本, T代表总人口, 用o代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用l代表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e为受教育程度, 代表人口素质, c为常数项, 建立如下形式生产函数。

本文采用Hansen (1999) 的面板门限模型, 对 (1) 公式推导整理得

在公式 (2) , 使用的是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为亿元, 下同) 的对数, 代表产出;rkjg为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单位为百分点, 下同) 取对数, 代表人口结构;edu为15岁以上非文盲人口占比取对数, 是受教育程度, 代表人口素质;pop为总人口数量取对数;invest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取对数, 代表物质资本;rd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取对数, 代表技术水平。i代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 t代表时期, v代表各省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 e为随机扰动项, thres代表门限值, 将人口结构 (rkjg) 设定为门限变量, I是指标函数, 当括号里内容为真, 则取1, 否则取0。

(二) 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结果

表1列出主要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首先需要检验门限的个数, 确定模型的形式, 依次在不存在门限、一个门限、两个门限效应的设定下对公式 (2) 进行估计, 得到的F统计量和P值 (见表2) 。结果表明, 单一门限效应高度显著, F值和P值分别为9.220和0.007, 而双重门限和三重门限模型效果都不显著, P值分别为0.253与0.123, 下面基于单一门限模型进行分析。

注:P值与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 (BOOTRAP) 方法抽样300次得到;***、**和*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通过图1绘制的似然比函数图, 有助于理解门限和置信区间的计算理念。门限参数的估计是指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取0时的thres参数取值4.231, 而门限估计的95%置信区间是所有LR值低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 (图中虚线) 构成的thres参数区间。根据门限值将人口结构分为 (rkjg≤4.231) 和 (rkjg>4.231) 两种情况, 我们分析的重点放在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从表3的结果看, 组内拟合优度0.968, 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 一些解释变量也与理论预期的结果相符, 设定较为合理。

1.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对经济产出始终有正向作用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当15-64岁人口占比小于68.786% (e^4.231=68.786) 时, 对经济产出影响较大;当15-64岁人口占比超过68.786%的门限值时, 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略小。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构成了劳动者的主力军, 劳动投入作为一项生产要素, 与经济产出的正向关系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理论模型, 而门限效应的存在表明我国与日本经历的老龄化影响特征高度相似, 曾因人口总量较高, 日本在战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都采取了降低出生率的政策, 少儿抚养比的降低提高了劳动人口的比重, 这项政策对于边际产出的提升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生育率的下降是双刃剑, 反过来导致了长期劳动力人口占比的降低, 我国已有部分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占比低于这一门限值, 对边际产出负面影响加剧, 进而对经济企稳构成一定压力。

2.人口素质对经济也有显著影响, 在水平显著, 说明随着我国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人力资本的投入对长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对老龄化逐步加深的中国社会, 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并且对经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挖掘人力资本的潜能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必要手段。

3.人口数量与经济产出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且在1%水平显著, 表明在样本期我国已经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 青壮年劳动力占比的下降暂不足以抵消总人口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 这是由于我国实际有效工作年龄伴随预期寿命提高延长, 从而保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 也符合体力劳动行业中老年人占据比例高的经济现实。

4.固定资产投资、科研支出作为模型控制变量, 都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加大资本投入, 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有助于应对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t值;*、**、***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使用2007-2013年度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引入人口数量、固定资产投资、科研支出等变量, 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青壮年人口占比对经济产出始终有积极影响且存在门限效应, 即低于门限值时影响效应稍大, 高于门限值时影响稍小;人口素质对经济影响也是高度显著的。综合本文研究结论和主要统计数据, 提出促进新人口形势与经济发展关系稳定和谐的政策思路如下。

1.适时稳步推进生育政策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 执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 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有助于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 有利于长期青壮年人口改善规模稳定和人口结构。同时, 要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才是人口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 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探讨在远期逐步放开甚至是实施鼓励性生育政策仍有必要。

2.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有效发挥人才资源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 义务教育普及导致文盲比例逐年降低, 随着少儿占总人口比例降低, 负担在学人口的潜力得以提升, 社会可以将更多资源配置在教育上, 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有望增加, 引导企业对职工培训的重视和适当培训资金的投入, 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源头;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接近退休年龄劳动者的竞争力, 提供了新的人口红利, 有利于延长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龄, 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3.促进各地区均衡就业, 发掘现有人口潜力。各地区人口结构存在差异, 而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并不完全匹配, 用工荒和失业现象并存, 应当引导在青壮年人口比重大的地区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 政府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促进充分就业;在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 推动产业升级, 尽早实现经济转型。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5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四川省人口总量达到80 417 528人, 继广东、山东和河南之后成为全国第四人口大省, 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由于人口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要素, 所以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显示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众多学者对人口问题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 总体呈现出一种趋势, 即逐渐从人口规模转向人口结构研究[1]。人口结构问题已成为21世纪人口的核心问题[2]。本文主要针对四川省, 从人口的产业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的文化结构三个角度考察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探讨如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产业结构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 遵循着效率的原则, 人口这一主要劳动力资源也不例外,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劳动力将会出现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的趋势。因此, 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着人口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反之, 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又进一步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就业弹性正是反映二者关系的一个恰当指标, 借助就业弹性系数可以得出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 就业数量变化多少个百分点, 反映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变化后的反映程度。

从1979年以来, 总体就业弹性不高, 仅为0.13 (见表1) 。以1990年为分界岭, 以前波动大, 平均就业弹性为0.33;在1990年以后波动很小, 平均控制在0.06左右, 接近0, 说明四川经济已经不断趋向成熟, 经济发展对就业总量的拉动作用已经减弱, 每创造一个增量的经济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力增量变小, 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已非常有限。相反也说明劳动生产率较之以前提高了很多, 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式应转向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方面。

表1国民经济及各产业历年段平均就业弹性

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2011。

从第一产业来看, 平均就业弹性为-0.12, 就业弹性水平很低, 绝大多数年份为负,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 平均就业弹性为-0.37。就业人员数量的减少并没有引发产值的减少, 经济增长率仍基本保持在5%左右, 因此, 经济增长对就业主要表现出一种挤出效应, 就业处于过度饱和状态, 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可以转移出去, 而且挤出效应越来越大,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难题。

从第二产业来看, 平均就业弹性为0.37, 平均就业的增长为5%, 与第三产业持平远高于第一产业。20世纪90年以前平均就业弹性比较高是0.7, 平均就业的增长为7%, 高于第三产业2个百分点, 与第一产业相差更远;相反, 20世纪90年代以后平均就业弹性比较低是0.24, 平均就业的增长为3%, 低于第三产业2个百分点。从中就可以看出, 第二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对就业具有一定的拉动效应, 这都是得益于长期以来实施的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发展战略以及持续高温的房地产带动的建筑业, 尤其是四川省实施区域化发展战略以后, 成都及周边众多地方的房地产迅速发展。但是, 明显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发生了质的转变。

从第三产业来看, 平均就业弹性为0.44, 远高于其他产业, 说明其具有最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劳动力出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 与此同时, 就业总量出现了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 就业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的趋势。一方面, 由于第三产业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随着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大;另一方面说明, 第二产业虽仍有吸纳劳动力, 但在数量上低于第三产业, 且对劳动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因此, 从四川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 第三产业将成为最有就业创造潜力的产业, 有能力成为未来就业创造的主力军。

二、人口年龄结构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年龄结构是人口结构最重要、最基础的特征, 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中适龄劳动者的数量,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有很多, 本文选取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三个比例相对数从不同角度反映适龄劳动人口和非适龄劳动人口的关系, 以及三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见表2) , 四川省的适龄劳动人口总负担非常重, 100名适龄劳动人口要负担近50名非适龄劳动人口, 高于全国水平7个多百分点, 位居全国第二十六位, 仅依次比江西、河南、重庆、广西、贵州五个地区低。尤其是对老人的扶养比高达24.43, 较全国高出近5个多百分点, 仅低于重庆, 位居全国第三十位, 老龄化问题非常严峻。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四川省21个州市的2010年不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总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在四川省三种抚养比均与地区生产总值呈负相关, 各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80.58、54.8和70.43亿元。在各个产业中也基本都呈负相关, 只有第一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老人抚养比率呈正相关,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中9%的人在65岁以上, 尤其是种植业和畜牧业, 在农村很多都是老弱病残在家从事种植业生产, 强壮的劳动力很多都出外务工或者进行其他生产。年龄结构总体上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大, 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最多, 依次为42.54亿元、39.68亿元和35.2亿元。

由于1997年开始重庆直辖市成立, 因此本文根据1997—2010年的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率回归分析发现, 老人扶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将增加0.52个百分百分点, 少儿扶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减少0.53个百分点。

三、人口文化结构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的文化结构是人口质量最直接的反映, 也是影响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因素。四川省常住人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显示, 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2, 与全国8.76的水平有一定差距, 与北京上海等地相差更远, 有三年左右的差距, 在全国31省市自治区中排名25位。从具体的结构来看, 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各占1/3还多, 大专及以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低, 仅占7.13%。利用1997—201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其他条件一定的条件下, 每十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1人, 地区生产总值将增加2.76亿元, 从对各产业的影响来看, 对第二产业影响最大, 将增加1.44亿元, 其次是第三产业会增加0.98亿元, 最后是第一产业会增加0.34亿元。

对于就业人口而言, 总体上, 文化素质与失业率、就业人口比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基本上以高中为分界 (见表3) , 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而不断提高, 高中文化人口的失业率、初中文化人口的就业人口比和劳动参与率达到最高依次为6.01%、81.78%和83.88%;高中者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口比低, 失业率最高;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文化程度与失业率呈反向变动, 与劳动参与率呈同向变动, 就业人口比则不规则变动, 主要由于与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择业观念和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有关。说明就业人口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定位比较准确, 是主力军, 大学及以上者由于选择余地较大, 志向较高, 跳槽现象较多, 而高中者则高不成低不就, 最缺乏竞争力, 未上过学的人口则劳动参与低。

四、主要结论

1. 就业弹性逐渐降低, 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参差不齐。

20世纪90年代开始, 总体就业弹性很低且变动不大, 其中, 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就业具有吸纳能力, 且前者比后者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强, 第一产业对就业增长形成了“海绵”效应的“挤出”状态, 且“挤出”效应越来越大。

2. 劳动年龄人口负担重, 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凸显, 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抑制突出。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四川省的适龄劳动人口的总负担非常重, 尤其是对老人的扶养, 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峻, 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 总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与各产业经济变量呈现负相关, 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大。

3. 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上比较低, 抑制了产业经济的优化升级。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2, 虽然历年来总人口素质有所提高, 但仍满足不了经济增长的需求。就业人口中由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大, 且就业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 其影响了人口素质整体的提高, 进而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产业经济的优化升级。

五、对策建议

1.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对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 第三产业行业众多, 门类广泛, 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并存, 可以吸纳多种层次的就业人员。第三产业在劳动力容纳量上相对于其他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 按等量投资计算, 第三产业所容纳的劳动力要比第二产业多。另一方面, 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对资源的依赖较小, 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更加符合绿色GDP内涵, 第三产业高度发达也是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基本特征。随着四川省产业结构逐步由“二三一”向“三二一”演变, 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不断扩大第三产业的产业规模, 为全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全面贯彻落实市场化、国际化、品牌化和非均衡发展的四大战略。

2. 加大教育投入, 提升人口素质,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素质的提高, 一方面促使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促使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发展, 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目前, 四川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需求严重不匹配, 一方面高级人才就业不理想, 产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吸纳力不足;另一方面中低级劳动力过剩, 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技能需求。因此, 在大力推行义务教育的同时,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符合四川产业发展和人口素质的实际, 有助于四川省人口素质的提升, 有助于充分满足四川省产业发展需求, 促进四川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产业水平的升级, 也有助于加速四川产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吸纳, 为经济发展提供软件条件。

3.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探索发展银发产业。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四川省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1) 人口老龄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家庭的赡养负担, 社会劳动力减少, 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增加带动了与老龄人群相关的银发产业的发展, 因为他们开始花费毕生的积蓄和退休金。政府可适时将银发产业纳入产业规划中, 围绕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和未来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总体框架, 壮大发展老年护理、卫生保健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产业, 积极探索发展新兴老年文化娱乐、咨询服务等相关产业, 这不仅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更为扩大内需、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开拓了新思路。

摘要：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就四川省的人口现状和趋势, 尤其是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突出。因此, 为了探求四川省人口结构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主要从人口的产业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角度进行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就业弹性逐渐降低, 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参差不齐, 适龄劳动人口负担重, 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凸显, 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抑制突出, 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上比较低, 抑制了产业经济的优化升级。最后, 针对分析结论结合现实情况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经济,就业弹性,抚养比,四川省

参考文献

[1]张成华, 郑则文.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J].中国城市经济, 2011, (1) .

[2]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2, (1) .

[3]刘新荣.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长白学刊, 2012, (1) .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6

一、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布局结构的多角度观察

1. 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结构的变化。

自1992年开始, 我国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指导下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下放高等教育管理和设置权力、划转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合并组建综合性院校以及设置新的院校等重大举措, 基本改变了上世纪50、60年代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形成的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部门办学体制, 改变了“条块分割”的局面。从学校数量来看, 1998年部委属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5.8%, 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64.2%;2007年分别为6.0%和94.0%。从在校生来看, 1998年部委属高校在校生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数的33.8%, 地方高校在校生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数的66.2%;2007年分别为17.4%和82.6% (见表1) 。可见我国高校管理体制重心下移, 基本上形成了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 并以省级政府统筹协调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管理权和办学权较以往增强, 这为区域高等教育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需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 有利于形成分级分类管理、合理分工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和管理体制, 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实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3]。

资料来源:据1999、200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2. 区域高等学校数量结构的变化。

由于历史原因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均衡性, 我国各地区高校数设置呈现极不均衡的状态。自1999年以来, 我国高校数在各区域间的布局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从高校数和人口总量占全国比例和增长率来看, 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华东地区, 2007年普通高校数占全国比例比1998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所占全国比例增长了0.3个百分点, 该地区除安徽和江西以外, 其他省份均处于沿海发达地区。其次是华南地区, 2007年普通高校数占全国比例比1998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增长了1.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华中地区, 2007年普通高校数和人口总量占全国比例均出现了负增长, 增长百分点分别为-0.9和-1.1 (见表2和表3) 。总体而言, 各地区高校数的比例与人口总量的比例并不完全等同, 但从二者的增减趋势来看, 近十年来各区域高校数和人口总量占全国比例逐渐走向一致。

从单个省级单位来看, 2007年高校数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江苏 (118所) 、山东 (110所) 、广东 (109所) 、湖南 (99所) 、安徽 (89所) 、河北 (88所) 、湖北 (86所) 、河南 (82所) ,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上各省级单位恰好也是人口数排在全国前面的地区。以上数据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除受区域经济水平的制约外, 人口也逐渐成为影响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应与适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4]。高校空间布局结构的变化体现了高等教育大发展背景下高校布局结构调整适应地方人口和人才需求的新特点, 也符合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发展的思路。

资料来源:据1999年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资料来源:据1999年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3. 区域高等学校在校生及本专科结构的变化。

近十年来我国高校总体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07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数比1998年增长了4倍多, 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规模之最。从各区域高校在校生占全国比例变化来看有增有减, 其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东地区仍是在校生人数最多和比例最高的地区, 2007年在校生占全国的比例比1998年增长了3.3个百分点。其次是华中地区增长了1.7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增长了0.7个百分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2007年在校生占全国的比例与1998年相比均出现了负增长 (见表4) 。如果不考虑跨省上大学因素, 那么这种比例的增减状况是否合理?是否与各区域人口保持一致?

将1998年和2007年各地区高校在校生比例与当年各地人口比例分别做成堆积数据点折线图 (见图1和图2) , 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由图可见, 全国各地区在校生和人口比例这两条曲线几乎形成非常标准的断点平行线, 说明我国高等教育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 高等教育机会增加, 区域高校在校生和区域人口比例分布趋势基本相同, 逐渐走向一致。也说明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下放, 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区域高等教育管理权, 区域高校设置和招生逐渐适应区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就是说, 从各地区在校生的角度看, 近十年区域高等教育在校生和区域人口比例基本上是比较适应的。

资料来源:据1999年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区域高校本专科结构上又是怎样的?1998年我国高校在校生本专比为1.7∶1, 除华中地区外, 本科在校生在各区域占绝对优势, 专科规模远不及本科规模;而至2007年时, 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全国高校在校生本专比已降至1.2∶1, 尤其是华东地区专科比例超过了本科比例 (见图3和图4) 。华北和东北地区本科生规模还是占有较大的优势, 尤其是东北地区, 本专科在校生比例变化不是很大, 需要继续调整本专科在校生层次比例。虽然高职高专教育是大众化的主力军, 到目前为止, 高职高专教育基本上与本科教育二分天下, 但地区分布很不平衡。

从高校数来看, 随着各地大量设置专科 (高职) 院校, 本科高校占绝对优势的状况已发生了逆转。2001年全国普通本科学校数为597所, 专科学校数为628所, 本专科高校数比为0.95∶1;2007年全国普通本科学校数为740所, 专科学校数为1168所, 本专科高校数比已降至为0.63∶1。2001年至2007年, 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增加143所, 而高职高专院校则快速增加了540多所, 其中华东地区增量达183所, 专科高校数远远超过了本科高校数 (见图5和图6) 。高职高专院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都具有明显的属地化特性, 这对扩大区域入学机会和提高区域人口素质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 高职高专院校的区域发展化特性也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创造了条件。

4. 全国高校城市布局结构的变化。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逐渐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趋势同样反映在全国高校城市布局结构的变化上。全国省会及地级城市快速新设大批高校, 非直辖市城市高校分布比例有所提高。在高校的城市体系分布结构中, 直辖市所占比例大幅下降, 省会城市和地市级及以下城市所占比重均有所提高。2007年, 4个直辖市所有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1.22%, 比1999年3个直辖市时期所占比重下降了3个以上的百分点;27个省会城市高校数占全国比例为44.77%, 比1999年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388个地级市 (含计划单列市、地属县级市) 共设置普通高校973所, 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44.01%, 比1999年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高校城市布局结构得到优化, 地市级城市高校在校生分布比例大幅提高。目前, 我国基本上已形成所有地级市至少设置有一所高职院校的布局结构。这一变化使得高职院校成为与地方经济、人口、科教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

资料来源:上海市教科院智力开发研究所课题组.高校布局结构调整与高校特色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R) .2009:15.

二、高校布局结构与人口、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 由于毛入学率低, 人们往往忽略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入大众化后, 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 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逐渐显现, 尤其对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的影响更加明显。经济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由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了的, 而区域经济更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后, 地方有了更大的教育自主权和责任,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更直接制约着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为进一步证明我国高校布局结构的逐渐优化趋势, 证实区域高校数和区域高校在校生与区域人口和经济的相互适应关系, 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1999—2007年全国各地区人口数、招生数、GDP与高校数, 以及GDP与在校生进行简单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6) 。分析结果表明, 历年各省级单位人口与高校数的相关性系数形成一条由低到高的曲线, 说明各地区高校数的设置逐渐适应各地区人口总量需求, 二者相关性渐强;历年各省级单位人口总量与在校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同样形成一条由低到高的曲线, 二者相关性系数历年逐增, 说明我国各地区在校生的增加与各地区人口总量的关系也越来越强, 证明区域高校在校生和区域人口比例分布逐渐走向一致;区域高校设置和招生逐渐适应区域人口需求。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 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除受区域经济水平的制约外, 人口也逐渐成为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历年各地区招生数与高校数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 历年二者相关系数均在0.9水平以上。说明各地区历年招生数受到各地区高校数的限制;也说明单所高校的规模是有一定限度的, 生均成本不可能无限度地降低, 当在校生规模扩张到一定数量后, 生均成本递减不再显著甚至出现递增, 通常将此时的规模称为最佳规模或最小经济规模[5]。高校在各地区的空间布局结构决定了各地的年招生量。

通过对历年各地区GDP与高校数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二者的相关性系数十年中虽有波动, 但基本上是沿着一条由低到高逐渐增大的曲线发展;对历年各地区GDP与高校在校生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来看, 二者相关性呈显著正相关, 均达到0.8以上水平。两种相关性分析说明各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和在校生规模受制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正好与目前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相对应。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权和举办权的下放, 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举办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权限, 且举办高等教育渐趋理性化, 使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保持一致。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定量定性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布局结构与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趋强, 高校布局结构趋向合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 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6]。区域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已成为影响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性因素, 甚至是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各省级单位人口与高校数和在校生, 以及GDP与高校数的相关性系数均未达到0.9的水平, 各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还不是很强, 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尚需继续。

有学者指出, 现今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部属普通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不公平上[7]。但是, 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均衡的现状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特点, 可以肯定地说, 重点院校短期内在各区域间是不可能均衡调整的。有的地区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环境等原因, 国家很难对其进行重点院校的投资建设, 只能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发展地方院校。高等教育地域分工是规避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竞争而产生内耗的有效途径, 是提高区域高等教育效益的有效措施, 是消除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异的一条捷径, 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8]。各个区域可以选择自己的优势方面或者其他区域的弱势方面进行重点发展, 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9]。区域高等教育布局与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只能落在地方院校的肩上, 继续调整地方院校布局结构的思路是合理的。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 高等教育管理重心下移, 这为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十年来, 区域高校数和在校生数占全国比例均与各区域人口比例趋向一致, 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结构除受区域经济水平的制约外, 人口也逐渐成为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各区域人口与高校数、人口与在校生、GDP与高校数的相关性系数历年趋强, 证明我国高校布局结构与各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趋强, 高校布局结构趋向合理。

关键词：高校布局结构,区域高等教育,人口,经济

参考文献

[1]薛颖慧, 薛斓.试析我国高等教育的空间分布特点[J].高等教育研究, 2002 (04) .

[2]侯龙龙, 薛澜.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8 (06) .

[3]戴井岗.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分析与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 2005 (05) .

[4]毛勇, 胡四能.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J].江西教育科研, 2005 (07) .

[5]阮晓明.刍议区域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高教研究, 2008 (07) .

[6]米红, 文新兰, 等.人口因素与未来2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变化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 2003 (06) .

[7]蒋莉莉.部属普通高等学校区域分布的差异性研究[J].理工高教研究, 2008 (08) .

[8]赵庆年.多维视域中的区域高等教育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 2008 (06) .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7

关键词：世代交叠模型,人口老龄化,学生期,养老保障

一、问题提出

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技术进步的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定量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观点认为:对经济增长起主导贡献作用的是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最小。

这种状况未来可能会发生改变, 相关资料显示, 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2009年末,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6714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12.5%, 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309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8.5%。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增加, 在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尚未完成, 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 毫无疑问对现在和不久将来的养老保障和经济增长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贺菊煌 (2002, 2003, 2004) 对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主要运用了Diamond (1965) 的世代交叠模型, 并对其中个人生命周期分两期扩展, 到“青年、中年、老年”三期直至七期以上, 并加入了收入预期因素, 在此基础上分析死亡率、生育率的变化对储蓄、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贺菊煌文中运用世代交叠模型方法时, 没有正确处理未成年人的生产与消费问题。具体表现如下:其一, 最重要的是世代交叠模型, 不管是三期、四期还是以上, 最初期应该看作是学生期, 也即受教育和消费的阶段, 根本不能生产。特别是对于中国一个教育和高等教育正在蓬勃增长的大国, 平均受教育年龄达到8年。其二, 消费者的决策问题, 对于最初期的消费者来说, 一般没有理智进行消费的最优决策, 其消费完全是由其父母供给, 其消费决策应该算在其父母的消费决策之中。本文在贺菊煌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对世代交叠模型进行修正, 并且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修正的生命周期的经济动态模型

(一) 基本假定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做出以下具体假定:

1.个人生命周期分为时间间隔相等的四个时期:学生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学生期学习, 青年期和中年期工作, 老年期退休;同时为方便模型处理, 每期设置相同的时间段, 每个时期间隔20年。学生期时间段为1～20岁, 青年期时间段为20～40岁, 中年期时间段为40～60岁, 老年期的时间段为60岁以上;

2.学生期个体的消费由青年期个体 (也即父母) 提供, 老年期的消费依靠现收现付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来提供, 中年期消费自供自给;

3.学生期个体消费与青年期个体消费的增长率一致;

其他假定从略, 具体可参考贺菊煌 (2004) 。

根据以上假定, 本文建立以下世代交叠模型。

(二) 养老保险制度下的消费决策

1.处于青年期个人的决策模型

这个模型消费决策不同之处在于, 处于学生期个体不进行消费和生产的决策, 其消费由青年期个体 (即父母) 来决策, 即从青年期开始研究, 有别于传统模型从学生期开始研究。

令C1 (t) 、C2 (t) 、C3 (t+1) 、C4 (t+2) 分别为处于青年期消费者对学生期消费者的提供消费和当期自己的消费、下一期和老年时期预期消费, 青年期对学生期人口的抚养比为m1 (t) , 指学生人口与青年人口的比例。

则青年期个体的消费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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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为消费者对时间的偏好率 (或贴现率) 。

假定青年人一开始就拥有一定的资产K2 (t) , 其来自于青年人和中年人非预料死亡后留下的遗产。K3 (t+1) , K4 (t+2) 表示理性的消费者计划在未来的两时期的期初资产, 且未来的预期资产收益率全部假定为简单的预期, 即R (t) =R (t+i) , i=1, 2, 3…。Z (t) 表示时期t的税后工资率, 工资率的预期也为简单的预期。消费者死后净资产为0。μ表示消费者退休后的退休金率, 则其退休金是上期税后工资的μ倍。

建立预算约束下的最大消费决策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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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U′ (C) =C-j (即效用函数U (c (t) ) 取“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 , 可得:

undefined且j≠1。

根据相关推算可得此期消费者的最优消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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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于中年期个体的决策模型

令C3 (t) 、C4 (t+1) 分别为处于中年期个体当期自己的消费及其预期下一期消费 (即老年时期的消费) 。K3 (t) , K4 (t+1) 表示中年期个体在当期的最初资产和计划在未来下一时期的期初资产。未来的预期资产收益率全部假定为简单的预期。

同理, 根据上节的分析, 可得此期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函数和相应的各期预算约束式, 则在约束关系式下求相应的消费效用最大化,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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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推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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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于老年期个体的消费决策模型

令和为老年期个体当期的消费和期初资产, 则根据假定, 处于生命四期的消费者死后净资产为零, 即不留遗产也不欠债, 其养老金为上期工资与退休金的乘积, 则可得如下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关系式:

K4 (t) [1+R (t) ]+μZ (t) -C4 (t) =0

可得此期最优消费为:C4 (t) =K4 (t) [1+R (t) ]+μZ (t) (4)

(三) 人口与劳动力关系式

令P (t) 和Pi (t) 为t期总人口和各期人口 (其中i=1, 2, 3, 4) , n为人口的不变增长率, d1, d2, d3为学生、青年、中年人口的常数死亡率, L (t) 为第t期劳动人口数量, 根据本文的假定, 可得如下人口变量的关系式:

P (t) = (1+n) P (t-1)

此式表示人口按固定增长率变化, 第t期总人口数量是第t-1期的 (1+n) 倍。

P1 (t) =P (t) -P2 (t) -P3 (t) -P4 (t)

总劳动力数量是青年与中年人口总量, 学生和老年人根据假定不计在内, 则有如下关系式:

L (t) =P2 (t) +P3 (t)

根据假定, 人口始终按固定速度n增长, 各时期人口死亡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由人口统计学知识, 根据上述关系, 在稳定状态下, 可得出:

Pi (t+h) =Pi (t) (1+n) h, 其中i=1, 2, 3, 4

其意义很明显:t+h时刻处在生命i期的人口数量是t时刻处在生命i期人口的 (1+n) h倍。

(四) 生产与分配关系式

假定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则有:

Y (t) =A (t) Kα (t) L1-α (t)

其中A (t) 表示技术进步率, 且令技术恒定增长:

A (t) = (1+a) A (t-1)

令R (t) 表示资产收益率, 并且假定资产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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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根据假定, 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率,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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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退休金与上期工资成比例, 且退休金总额等于当期工资税总额, 则有:

Z (t) = (1-τ (t) ) W (t)

μZ (t-1) P4 (t) =τ (t) W (t) L (t)

1.总资本与个人资产。

假定人们20岁开始才有资产, 而且假定各年龄死亡的人留下的遗产仅由20岁的人继承,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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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消费与个人消费。

令C (t) 表示时期t的消费, C1 (t) , C2 (t) , C3 (t) , C4 (t) 表示第t时期学生, 青年人, 中年人, 老年人的消费, 则有:

C (t) =P1 (t) C1 (t) +P2 (t) C2 (t) +P3 (t) C3 (t) +P4 (t) C4 (t)

或者按照抚养模式来进行计算:

C (t) =P2 (t) (m1 (t) C1 (t) +C2 (t) ) +P3 (t) C3 (t) +P4 (t) C4 (t)

假定第一期消费与其他三期消费同比例增长, 则在同一年龄段不同时期消费者的消费、资产与收入会不断提高, 并且假定工资率始终按固定增长速度gw增长, 人口始终按固定速度n增长, 人口死亡率也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稳定条件下, 时期t+h处于i期的消费、资产、收入有如下关系:

Ci (t+h) =Ci (t) (1+gw) h, i=1, 2, 3, 4

Ki (t+h) =Ki (t) (1+gw) h, i=1, 2, 3, 4

Yi (t+h) =Yi (t) (1+gw) h, i=2, 3

以上几式意义为:在稳定状态下, 处于某生命时期个人消费、资产、收入按工资增长的比率增长。比如, t时刻处于青年期人的资产是t-1时刻处于同一期人的资产的1+gw倍。

其中学生期的消费为外生变量, 假定其按稳态时工资增长比率增长, 其他期的消费为内生变量, 其稳定状态时, 各自消费应按工资增长率增长。

三、模拟及结果分析

(一) 初始值的选取与说明

模型中的参数是α, d1, d2, d3, n, a, θ, j, μ, 其值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在实际生活中, α一般介于0.2～0.3之间, 本文取值0.25。n的年率一般介于0～0.01之间, a的年率一般介于0～0.03之间。d1, d2, d3值从人口统计给出的分年龄段的死亡率表得出, 分别为d1=0.016, d2=0.018, d3=0.089。介于0.01～0.02之间, 取中值0.015, j取1.7且μ的值取0.65。

(二) 模拟结果分析

模型中生命周期的时间间隔较长, 所以本文并不对所有各期的状态进行描述, 只选取了从现在到未来两期 (总共三期, 60年) 的时间进行分析, 其结果如下。

1.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

模拟结果显示 (见表1) , 总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 老龄化比重从21世纪初期的10.6%将上升到21世纪中叶的26.9%, 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趋势加快, 人口结构老龄化比较严重。包括学生期和老年期人口的抚养比例, 也倾向于上升。另一方面, 包括青年期和中年期的劳动力人口比重总体也倾向下降, 具体而言, 劳动力人口比重从57.7%水平微幅上升后急速下降到44.5%, 可以预见, 不久将来,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继续。

事实上, Cai and Wang (2005) 指出, 随着大约在2013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 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同时在现有的普通出现民工荒现象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的新形势下, 预示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2.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模拟得到各期消费与总消费和比重结构关系 (见下表2) 。可以看出, 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 处于学生期与青年期的消费比重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中年与老年期消费呈现上升的趋势。特别地, 老年期人口的消费比重从当前期的13.78%, 上升到下一期的19.73%, 而第三期增长到26.95%, 大致翻了一番。人口结构老龄化挤占了未来近1/3的消费, 而这部分主要由养老保障提供, 这给未来养老保障带来很大的负担。

注:括号内的数据表示其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消费比重中老龄化问题。

3.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模拟, 可得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表 (表3) 所示。模拟结果显示,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具体而言, 经济增长率从第一期的0.04下降到第三期的0.02的水平。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减缓趋势比较明显。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必须提高劳动力质量。

四、结论

本文从传统的世代交叠模型出发, 在此基础上对学生期个体的生产和消费决策进行修正, 使之更符合中国实际, 进一步研究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及其对中国未来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 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加重, 劳动力人口比重逐渐降低, 对儿童和老年的抚养比例提高;人口老龄化也给未来消费带来动力, 现有的消费不足的矛盾将得到缓解;人口结构老龄化减缓了未来的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方面, 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加重社会养老负担。随着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快速扩大, 农村也逐步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的范围, 这种举措必然会导致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 对未来的财政将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这要求加快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 从多方面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另一方面, 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势不可挡, 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 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这将对未来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现阶段应该加快人力资本的投资, 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同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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