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

国民党政权（精选三篇）

国民党政权 篇1

关键词：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内战,国军,腐败,溃败,民心

一、军事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建设大计, 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 经过43天谈判, 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然而国民党政府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 第二年就悍然撕毁《双十协定》, 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当时国民党仅正规军就有430万, 而且都是一流的现代化装备, 如果加上保安团、教导队、警察部队、地方武装、外籍雇佣兵以及私人武装和土匪, 大约总共800万之众, 对于仅有100多万且武器装备低劣的中共来讲,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无疑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都是一流的美式武器, 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而中共军队仅仅100多万, 其主力部队主要是步枪, 另外有一部分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 中共的民兵武装更差。蒋介石曾言:“比较敌我的实力, 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 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在实际军事上, 国军战线太广, 加之作战保守、主动性不够, 各个战场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 鲜见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 山东孟良崮战役即为显明例证。孟良崮战役中, 整编二十五师虽然离74师最近, 甚至炮声都听得清楚, 但援兵终不见至, 陈毅称此役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言不为过。而中共军队作战时则能够集中优势兵力, 进行各个击破。尤其在三大战役中, 中共用兵灵活机动;而国军则是能聚不能散, 否则士兵就会逃跑。有的作战计划刚出炉, 就被“共谍”传给了中共, 于是共军就布置了“口袋阵”, 等着国军往里钻。内战期间国军的高级将领薛岳的三连败就是被共军围歼的。薛之首败是宿北战役 (1946) , 后二败是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 (1947) 。内战期间由于国军的泄密及军事部署不当, 往往造成被共军围歼甚至导致整个战役溃败。另外, 国军的保密性也差, 多数高级将领身, 指挥作战期间还不忘做生意。每次战役发起前夕, 都有国军将领先考虑如何转移自己的财产, 以免其财产遭受损失, 这也就导致了军事泄密、战争失败的可能。在美国人看来, 国民党从来就没有一次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国民党的溃败是因为其指挥糟糕和道德败坏透顶, 国军被弄得毫无战斗意志。虚报兵员、贪污军饷、尔虞我诈充满了整个军界。国军逃到台湾之后, 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曾经说:“……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 真是无奇不有, 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 没有战斗力和纪律……”“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二、精神堕落

在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相当一部分的高级将领, 为了民族利益同日本侵略者敢打敢拼, 甚至誓死不屈, 然而抗战胜利后他们便陷入了迷茫, 三年内战期间, 部分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虑自己究竟是为谁而战, 为什么而战。接收敌产后获益的国民党将领更是花天酒地, 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堕落现象, 而士兵早已厌倦了打仗。蒋介石在1948年的一次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 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 责任观念完全消失……”这是蒋介石的原话。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也高喊“革命”, 声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但压根就没有认真实行过“三民主义”, 先是答应实行土地改革, 分配土地给农民, 但直到最后也没有给农民兑现。这种失信于民的政府还怎么能让人民相信呢?在共产党方面来讲, 每场战斗伤亡都很大, 但是越打人越多, 其中很多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 其实就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 甚至有的还当上了排长、连长。经过教育, 他们知道是在为谁而战, 战斗中他们敢打敢冲, 因为他们要保护家里刚刚分得的土地和财产等胜利果实, 他们坚信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 愿为民族的解放、繁荣贡献自己的一生, 这就是信仰。

三、党心分裂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历来是最严重的, 如直系、桂系、东北军、晋绥军、西北军、滇军和特务系等, 各个派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私利集团, 对于政治集团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腐败, 各派系之间只知争权夺利, 每当大祸临头首先想到自保。1947年5月, 孟良崮战役期间, 张灵甫的74师眼看就撑不住了, 外围的国军五个整编师近在咫尺, 但黄伯韬就是不去支援。张灵甫高呼:“快救救兄弟!”而黄伯韬回电竟然一律是:“我们请张军长增援!”最后, 整编74师及整编83师一个团共3.2万人被全歼。其实在抗战时期, 国民党就已经党心分裂, 汪精卫投日就是最好的例证。解放战争后期, 特别是直系和桂系的矛盾更加突出, 直接导致了1949年初蒋介石的再次下野。再看看现在台湾国民党的现状, 由一党分裂成三党, 这实际上是由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决定的, 内部的分化瓦解必然导致最后的失败, 因此, 与其说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倒的, 倒不如说是被自己打倒的。

四、经济凋敝

抗战刚胜利的时候, 国民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 美元9个亿, 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大约10万亿元, 这在当时是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加之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及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 这些都为政府用来理财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 国民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随着内战的爆发, 国民政府为了弥补巨大财政赤字, 就大量印刷纸币, 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恶性通货膨胀。1946年3月4日, 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 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使得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 形成了外汇的有出无进, 国际收支急剧恶化, 外汇储备逐渐枯竭。为了支持全面内战, 国民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 工农业的生产衰落自然导致税源枯竭, 民生领域百业萧条;而在农村地区, 大量农田成为战场, 青壮年被成批地抓了壮丁, 造成粮食产量持续下滑, 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了极点。加之解放军每夺取一地, 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 边区政府对此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措施, 以至后来蒋介石不得不让杜月笙以30万公斤大米来换取北方地区的10万吨钢材用以维持生产。1948年8月金圆券的发行, 更是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爆发, 使国统区的民众进一步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即使是在南京, 依旧有沿街的乞丐、难民与伤兵, 在六朝金粉之地, 悲惨地呼号着;马路上, 不时有抢米的饥民被打死在路边, 还有饿殍横尸街头;公教人员、工人、小市民啼饥号寒, 惶惶不可终日。昔日繁华的十里秦淮早已不见。民众“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使国民党在国统区的管制也难以维持。有的人认为国民党的溃败是由经济基础引起的, 实则不然, 应当说是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恐慌, 而经济凋敝又促使了军事政治上的失败。

五、失去民心

经过8年抗战或者说是14年抗战, 经过颠沛流离、流血牺牲的人民, 其时迫切要求和平建国、休养生息, 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大众来讲这是最主要诉求。但蒋介石不顾这一主流民意, 自恃强大的现代化武器装备, 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这让人民彻底失望了。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 思路也很正确, 要改善人民生活, 解决土地问题是根本之计。然而鉴于国民党与旧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其政党的性质, 要蒋介石在大陆推行土改是不可能的。承诺土改只是给农民画饼充饥, 因此, 直到国民党败亡也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借机贪污贿赂、大发其财, 无数的名人字画和古玩都落入了国民党权贵手中, 其“接收”变成了“劫收”, 当时流行一句话“想中央, 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就是民众对其现状的直白。民众对此恨之入骨, 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开始。同时, 对民众巧取豪夺, 生活上也腐化堕落到了极点。人民大众在对旧政权的失望之余, 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淮海战场上, 百万民众推着小车支援共军, 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淮海战役胜利后, 陈毅曾经感慨地说:“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 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国民党溃退到台湾后, 蒋介石进行了多次总结检讨, 什么精神堕落、指挥作战不力, 以及知识分子都成了共产党的外围等等, 但就是不肯承认失去民心这一点。

六、历史启示

现今的中国经济腾飞速度, 这是13亿中国人当年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鉴于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历史教训, 我们一定要警醒:“得民心者昌, 失民心者亡。”共产党人要始终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 必须倡导共同致富, 切不可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宗旨, 坚持马列主义信念, 坚决抵制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 不断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促进国家政治、经济的大发展, 坚决惩治腐败, 红色政权才能不断得到巩固, 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操申斌, 黄延敏.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J].安徽大学学报, 2005 (06) .

[2]马军.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 (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 [D].复旦大学, 2004.

[3]许月明.得民心者昌, 失民心者亡——抗战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历史考证[J].天中学刊, 2012 (05) .

[4]左双文, 刘少和.对《观察》周刊的再观察——兼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关系[J].南京社会科学, 1992 (01) .

[5]武端利.国民党政权秘密会社策略研究[D].西北大学, 2005.

[6]王小强.试论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原因及其启示[D].西北大学, 2010.

[7]孙桂珍.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研究 (1924-1949) [D].南开大学, 2010.

[8]张家飞.国民党危亡之秋的应对与反省[D].华中师范大学, 2011.

国民党政权 篇2

内容摘要：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三年内就失败而退出大陆，究其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在国民党本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渴求和平民主的旨意，把全民推入水深火热的内战中，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从而使国民党政府成为孤家寡人；在经济上剥夺民众，构成人民对其深度反感；军事上出无名之师 “剿共”，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战略战术上的弱点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关键词：国民党 政权 政治 经济 军事

一．为政不仁

1、专制统治，破坏民主法则（1）镇压进步民主力量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之间还有存在着第三势力，进步民主力量。他们政治观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利用民主手段改造国家政治，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内政治争端。但

蒋介石为实现一党专制，一直准备武力消灭中共势力并挑起内战。这显然与民主力量的要求背道而驰，同时民主力量的种种政治要求与蒋介石的想法也有冲突。这一时期蒋介石利用特务制造的几起反民主事件，主要有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较场口事件，下关惨案和“一二·一”惨案，并于1947年10月，取缔民盟。蒋介石打击中间党派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这股政治力量全部推向中共，很快在国统区形成了爱国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2）欺压民众

蒋介石在军事上竭力消灭中共，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对国统区人民也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利用大大小小的特务进行恐怖统治，致使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学生失学、商店关门，民不聊生。

蒋介石发动内战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到1947年5月，不堪忍受的民众在全国更广泛范围内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前方打内战，后方打学生”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零惨案”，致使国民党失去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信任的政权是没有前途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3）三面开战

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他退守台湾，在短短三年内就走上了失败之路，与他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有很大关系。蒋介石从刚上台就同时与中共，第三势力，党内反动派和地方实力派开打，这一方面与他自身实力认识过高，另一方面说明他未能认清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抗日时期，在急需团结一致对付侵略时，他不忘与中共搞摩擦，8年抗战刚结束，本该休养生息，可他又把三种政治力量当成对手，一种是中共，一种是进步民主力量，一种是人民大众，三面开战的错误战略选择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结局。[1]

2、难以驾驭的国民党

尽管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仍掌握了各级国家权力中枢，但国民党由于自身组织功能的衰败，已不能承担任何现代化的使命了。

（1）组织结构落后

就其组织结构而言，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型政党，因此它必须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严格的组织纪律。然而，自1927年国民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后，在以党治国的国策下，它既没有向法理型政党转变，也难以继续保持“革命党”的本色，其衰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2）意识形态模糊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信仰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国民党的政策与主义常年脱钩，三民主义失掉了凝聚国民党组织的功能，而且1946年后与共产党内战的错误决策更使国民党官兵不知为何而战。由此产生了厌战避战和投降心理。当国民党既不能用意识形态凝结党员，其政策又不为下层阶级接受时，就失掉了维系组织存在的精神纽带，其结果只能是自我解体。[2]（3）派系斗争激烈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亲美派，张君、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同盟会和中华革命时期留下的右派组织，特务组织cc派等盘根错节的国民党派系及长期的派系斗争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巨大内耗，也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内部原因。

（4）自我革新失败

国民党衰败的另一个原因重要体现就是其自我革新能力的丧失。这主要表现为政学系，cc派和黄埔系改革国民党努力的失败。当国民党的一切变革都淹没在派系斗争时，却也注定了其政治衰败不改逆势的命运。

（5）全面腐败

其主要表现在以派系纷争为主的政治混乱和抗战胜利后以接收为主的导致国民党各阶层出现普遍和大面积腐败。对东北地区接收的政策性失误使东北成为国民党最先失败的地区。对台湾接收的政策性失误，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抗，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再加上日本投降后，整个沦陷区的接收工作一片混乱，出现无序状态。致使沦陷区的接受连续遭到三次大洗劫。[3] 接受变成了劫收。暴露出了国民党内部的大腐败，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6）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在占领张家口后单方召开了制宪国大，通过了伪宪法，他使当时中国的其他民主力量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的独裁本质，也是内部本已存在的利益冲突更加严重，从而削弱了自身统治根基，加速了南京政权的灭亡。

二、为经不济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统治的二十二年里，给中国人民带来明显的感受莫过于经济上的压力。这一方面是有历史的包袱的，但更多由于国民党政策和蒋介石集团经济决策和具体政策上的失误，如巨额军费，四大家族的强取豪夺，最终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

1、掠夺民众

重庆政府再接收沦陷区过程中变相掠夺，兑换伪币。抗战结束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再加上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和超量征收捐税田赋，不但税额很高，而且税种繁多，税收十分严厉，因此引发了无数的农民起义和斗争。这些并非一般政策上的失误，而是当权者的阶级立场和仇视人民的立场所致。

2、四大家族垄断

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垄断者也是中国国民经济主要命脉的垄断者。土地革命时期，他们从控制权入手控制财政，把原有的大批官营资本变成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获得了重额财富。四大家族代表的官僚资本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进一步削弱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3、财政赤字

庞大的经费需求使国民党政权左支右绌，这不但包括行政支出和经济建设，还有南京政府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在加上巨额军事费用，成为国家财政的无底洞。最高的1933年，军费开支竟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巨额赤字中度日如年。而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对人民的剥削。

国民政府抓兵抓夫，横征暴敛，加上连年天灾，耕地荒芜，造成农作物锐减，不但把广大农民而且把广大城镇贫民推上了饥饿的死亡的绝路，更谈不上维持军队的大量军粮。[4]

三．为军不当

1、发动内战

日寇投降，并留下大批武器，加上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在抗日胜利不到一年便匆忙发动内战，这是蒋介石最大的失策。虽然他在军事上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军队内部将兵不识、争权夺利，使“改造人的思想”这一思想备战无法做到。因此蒋介石的军队‘备’而可以战，但‘战’而无法胜。[5]

2,、全面进攻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但蒋介石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内战不得人心，人民不会容忍欺骗和压迫。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八个月由于国民党战略失误，军事方针不当，加上毛泽东正确的决策、英明的领导，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损失兵力七十一万，全面进攻失败。

3、重点进攻

蒋介石及其身边的幕僚不了解人民战争，也不愿相信人民战争，却过分相信军队数量和理论上的战斗。这是蒋介石军事盲点所在。进攻延安拿下一座空城；进攻沂蒙山，丢了精锐部队，迫使国民党由进攻和转向防御。

4、重点防御

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反守为攻，到国民党分区防御被各个击破，战略要点纷纷丢失。再到三大战役中共占领平津，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了。

5,、败逃台湾

解放军进军全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狼狈出逃。至此，国民党在中国22年的统治结束了。

综上所述，从各个方面讲，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国民党却违背了人民的意愿，逆历史潮流而行。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并且政党的政策要能顺应民心，而且建立的政府要轮流执政来保持清廉。否则，必然失去执政权。

参考文献

国民党政权易手之际的驻外使领馆 篇3

首先是维持使领馆正常运转经费越来越得不到保障。从1949年年中开始，为了节省经费支持战事，国民党外交部在自身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驻外机构则大量削减了经费，于是从1949年6月开始，驻外机构和使领馆都相继发生了拖欠薪酬的问题，严重的拖欠近半年，很多使领馆因此不得不一再减员，用度也尽量减缩，却仍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驻美使馆因对美外交的重要，稍有特殊。不过，即便是驻美使馆，人员薪金和使馆经费也大量削减，大使顾维钧于是不得不动用“私人资产”来解决部分问题。美国使馆尚如此，其他使领馆的窘迫可想而知，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河内、西贡领馆向外交部所呈报告中述及的情况为例，该报告称：“弟因查本馆因时局关系，工作增多，而人员减少后个人工作至为繁忙，雇员二人已不敷分配，请求反映雇员情况。”以下为报告所列该馆雇员的薪金情况：

报告称“有鉴于薪入微薄，生活异常艰苦，拖妻挈子，担负累累。值兹商务不多，会馆及学校方面均无法安置。一旦失业，无旅费遄返国内，流落异乡，情殊可悯。拟开雇佣发遣费3～6个月，请求发川资”。其他使领馆其时也一样，因经费无着，恐“日久生变”，很多国外使领馆已难以维持，有的甚至到了靠卖汽车过日子的程度。

由于发不出薪金，加上时局的日益恶化，驻外使领馆开始人心涣散，使领人员中有“识时务者为俊杰”，忙着为自己谋后路的，也有意志消沉，仓皇无所适从的。不仅如此，国内的蒋、李矛盾和政治斗争，在驻外使馆中也引起分裂，有倾向于李代总统的，也有站在蒋一边的。比如，在李代总统派人赴北平“和平谈判”时，国民政府驻埃及公使何凤山（外交部前情报司司长）为表示效忠蒋介石，并给李代总统施加压力，乃出面通讯各领使人员，主张联合作出反对表示，甚至以“外交使节全体辞职”相要挟。但此举在驻外使领中应者寥寥，大多数不予理睬。拿何自己的话来讲，“哪晓得回信中赞成这样做法的并不多”，有两三回应的也是“言辞支吾，有的竟说‘不必扬汤止沸’，也有认为多此一举和唱高调的，如‘外交界超于政治之上，我们何必卷入漩涡’”。更有不同意的，如认为“外交官地位崇高，超于政治之上”，以表示不赞成辞职。还有某位驻外公使就用“明知搭上了一艘下沉的船，船沉我亦随之而沉”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驻外机构中，不仅一般使领馆人员如此，连大使级的人物也在各自考虑中共建立政权后的出路，如在其时先后赴美避难之大使级人物，就有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以及驻丹麦陈公使等，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胡世泽在1949年1月17日访问时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时，就向顾提及中国驻欧外交代表团的焦虑，即一旦在南京成立一个共产党的或联合政府时，他们能做或应做些什么。如果国内的政府召他们回国时，他们是是否应当回国述职？顾说，胡世泽告诉他：“驻比大使金问泗无论如何决不回国。但是驻欧外交人员主要担心的是，一旦他们去职，将何以为生？”有的外交官甚至提议在美国兴办一个“联合农场”。

在人心离散、各谋生道之际，9月19日，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国民政府驻欧洲各国使领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国民党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他们的呼吁很快得到其时国民党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的响应。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索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凌其翰等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达广州后，对于其时已被来自世界各地驻外机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防止驻法使、领馆异动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致使整个局势无法收拾，外交部长叶公超乃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二人回国“另有重用”，同时电令驻英国使馆，任命其时任驻英公使的段茂澜出任“驻法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10月6日，外交部次长董霖也匆匆由香港飞抵巴黎“灭火”。但就在董霖抵达巴黎的当日，凌其翰等就向法国外交部发出口头通知，告知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9日，也即国民党“国庆日”前一天，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在凌其翰主持下，正式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起义宣言》，同时也向新成立的共和国外交部发出了“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两份电函。原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的起义对已经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重大一击，其在国民政府内部和各驻外机构中引起的震动，可以从当时一些使领人员向国民政府所作“建言”中得到印证，如一个叫李迪俊的，就于１０月４日给外交部发去一函，称：“驻法使馆馆员通函各馆，鼓动叛国，垂察此事，似早有计划。弟9月27日函曾提及利用使领薪公积欠多月，各员生活困难之际，乘机发动，自易生效。现局势已成，恐无挽救。所可虑者，闻风响应，将不乏人，而秘密电本，将大半落入中共手中耳。……平心而论，薪公积欠4月，而政府无一表示，确属不妥。现事已至此，不能不速谋补救办法。鄙以为应：（1）速发积欠薪公，并拟定以后维持办法，电告各馆，以安人心；（2）为节省经费，及防止叛变，实行裁员。首去意志不定者，次去自愿去职者，次去工作上不需要者，给资遣散。裁去人员，将来当然不乏投共者，但较之据馆叛变，究有不同；（3）同在一地之使馆，合署办公，减少公费；（4）擅离职守，赴美避难之馆长，如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驻丹麦陈公使等，应即免职，以肃官场；（5）如政府确无外汇，不能维持全体使馆，则请照弟去年之建议，停闭现阶段不重要之使领馆，给资遣散，集中财力，维持少数重要之使馆。此举面子上虽不好看，但较之积欠薪公，使驻外人员在外出乖露丑，甚至据馆叛变，则好得多。驻土耳其使馆尽可裁撤。总而言之，事已至此，不能不采取最现实的办法，尚望吾兄向最高当局剀切陈词，早日办理。若坐视不理，听外馆自生自灭，则前途诚有不忍言者也。”函末并另附言：“此函牵涉个人，阅毕请付火！”

从上函所述情况来看，在驻法使馆馆员起义后，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中尽管仍有一些“忠贞”于“党国”，愿意“陪葬”的冥顽者，但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并不愿意与浊俱灭。于是，很多驻外使领馆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离馆”现象。据驻埃及大使何凤山回忆，那段时间里，埃及馆员天天在楼下开会，讨论“如何善后他们自己的安身立命”。他本人也收到策动他起义的信件，要他“主动登高一呼，定能领袖群伦，万山响应”。见何不为所动，属下馆员也批评说“整个大陆差不多丢光了，你还在反共！” 在这“离馆风潮”下，埃及馆人员最后也差不多走光，只剩下何凤山夫妇两人与几个男女工友。

更大的“离馆”潮出现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民政府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在11月至12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这个新政权就得到了一系列国家的正式承认。苏联在中共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即与之建交，随后与新中国建交的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东德等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外蒙古、北朝鲜、印度等。1950年上半年，又有缅甸、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也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更有英国、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分别于1950年1至4月间先后迅速宣布承认北京新政权。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国民政府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宣布与这些国家绝交，并撤回使节。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其时外交的最大困境和严峻局面，还在于被其视为靠山的美国也越来越多地表示出准备接受中共新政权的迹象。这不仅表现在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的私下接触，还表现在国际公开场合上。1949年11月，国民党为争取国际同情，也为在国际舆论面前显示美国仍然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哪怕道义上的也行，国民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利用联合国开会的时机，就“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提出控诉，事先并就此案能否得到美国人支持向美国作出探询。但蒋廷黻得到的回复却是：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将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以处理这一问题，但是决议案不打算涉及中国目前的局势，只是规定尊重中国独立和行政管理及领土完整的原则。此外，决议案将给予中国人民自由选择政府制度的机会，并要求各国不要为本国的利益而乘机利用中国目前的动乱。蒋廷黻要求美国代表不要提出此案，但遭到拒绝。对此，顾维钧的评论是：“美国似乎要在公众心目中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显然，在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方面，它一点忙也不想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