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补偿

价格补偿（精选七篇）

价格补偿 篇1

(一)对估价方法的选择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当用比较法估价时,通常将评估基准价作为依据,再根据同类房地产在新旧程度、楼层等方面的差异情况进行修正,得出具体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格。在评估基准价时,区位、用途和装修状况等已考虑在内。但如何确定基准价和修正系数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准价的确定主要是以被拆迁房屋周边的房屋交易实例进行修正获得。但在房屋的拆迁时,本质上该房屋的区位已发生变化,上述原有房屋的土地规划用途应采用新的用途,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该土地的最高最佳使用,因此,对拆迁房屋的价值评估,应重点考虑土地价值变化对整体房地产价值的影响程度。

在修正系数方面,由于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房地产,所以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些修正系数才能反映房地产间的差异,其次是这些系数大多数存在区间,需要估价人员合理确定。

(二)在估价过程中存在的质疑问题

拆迁评估的客观公正事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对评估结果的咨询是正常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评估结果会出现些微误差。所以就有很多质疑并要求解答。有的被拆迁人还对评估公司和拆迁人的关系产生质疑,影响评估机构正常开展业务。

(三)对被拆迁房屋的用途认定问题

有的被拆房屋为老旧房而没有产权证,或有产权证,但缺少用途记载,故对用途的认定,成为了拆迁当事人争论的焦点。这种情况如解决不好,会产生许多问题。

(四)突击建房、突击装修问题

在拆迁评估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被拆迁人突击建房,突击装修的问题。对于新建的搭建物,没有合法的手续,入户调查难,或不给予评估,或不予登记,增大了评估难度。

(五)价值时点的问题

《房地产估价指导意见》规定“拆迁价值时点一般为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拆迁规模大、分期分段实施的,以当期(段)房屋拆迁实施之日为估价时点”。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常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虽然房屋拆迁的范围已经确定,可房屋拆迁许可证却还没有拿到,或者拆迁许可证虽拿到后,过很久才进行房屋拆迁。因此,以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时为估价时点就显得很不合理,这样既不能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又增加了拆迁工作的难度。

二、针对拆迁房屋价格评估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对策

(一)重视土地价值,建立科学的修正系数指标

对于房地产的评估,关键问题就是“土地最高最佳使用”。因此建议在确定评估方法中应重视土地区位价格的评估,重视基准价的合理确定,建议基准价的确定更加明细化,突出不同区位的差异,并且不要只停留在较大的选值范围内。

关于修正系数,当前拆迁评估中用到的大量修正系数,主观随意性、经验性的确定所占成分过大。建议组建一支研究队伍,对各种修正系数和参数进行科学研究,建立合乎客观情况的标准,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正,使这一基础工作更具科学性和实际性。

(二)加强同被拆迁人、拆迁人及同行间的沟通

工作中,评估机构应善于与拆迁人沟通,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与同行沟通是有可能因为同类区域的不同待拆迁项目建设单位可能不同,又或者是同一拆迁项目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多次核发拆迁许可证,估价机构可能不同。不同的估价机构进行现场查勘过程时,由于主观因素存在,设定价格内涵过程不一致,就造成了同区域不同项目的评估价格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估价机构最好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做到整体平衡,避免出现价格矛盾。

(三)按法律规定执行拆迁房屋用途的认定

《房地产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二条中规定“被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各地对被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认定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被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协商一致的,可按协商结果进行评估,对被拆迁房屋性质不能协商一致的;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确认。”该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很难进行协商,当评估机构面对这样的棘手问题时,评估人员既要把政策告知当事人并努力进行说服,又要使规划部门配合尽早拿出确认的结果。从而解决拆迁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减少评估结果的差异。

(四)按当地政府文件规定执行拆迁前的突击建房

针对突击建房,要对拆迁人讲明,在进行入户调查时,要将新建的与之前建的房屋都给予详细登记,同时需要被拆迁人签字,如拒不签字,可以让与拆迁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签,同时要对建筑物室内外状况进行录像并拍照,留存好第一手资料,然后组织由被拆迁人、拆迁人、街道办、拆迁办和评估人员参加的协调会议,首先声明拆迁前的突击建房是一种违法行为,然后商定对这部分突击建成的房屋给予建造成本的适当补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适合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测算新建房屋实际成本可以按成本比例为拆迁补偿评估的结果。

(五)评估考察时间前置,评估时点后置

价格补偿 篇2

意见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卫生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2844号）、卫生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医管发[2010]20号）和省委省政府《湖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鄂发[2009]2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现对公立医院价格补偿机制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为指导，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积极探索和实施公立医院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和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调整等措施，改革和完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促使患者医疗费用的合理化，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二、基本要求

（一）推进医药分开，改革以药补医体制，促进公立医院补偿渠道的合理化。依照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公立医院的收费应主要补偿所提供的良好医疗服务价值。要逐步取消药品加价政策，对公立医院因此而减少的合理收入，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医疗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措施，通过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

（二）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结构性调整，促进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化。在完善医疗服务项目成本核算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医疗服务收费体系的现状和问题，合理确定医疗技术服务价格，降低药品和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加强医用耗材价格的管理。

（三）完善政府制定医药价格方式，积极探索建立医药费用约束机制。在政府制定医药价格的基础上，积极试行按病种定价，实行按病种收（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配套进行医疗支付方式的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支付方式和费用谈判机制的试点。

三、工作内容

（一）医疗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价格管理制度。公立医院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允许公立医院在住院床位设置、门诊诊查及保健性、美容性、整形等服务项目有限制的开展特需服务，公立医院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价格要体现公益性质。基本医疗服务价格要按照“合理补偿成本、兼顾群众和基本医疗保障承受能力”的原则核定。制定基本医疗服务价格所依据的合理成本，按照扣除财政补助、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耗材）差价收益核算。

（三）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重点是提高体现技术和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按照医疗服务补偿合理成本的要求，结合政府财政投入情况，按照“收支总量平衡，分类结构调整”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适时合理提高中医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疗、手术、护理等项目价格，使之正确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技术含量，补偿正常的成本支出，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四）合理制定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和不同职级医师的服务价格。根据医疗机构等级、医师级别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对医疗服务可以制定不同的指导价格。合理安排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和不同级别医师之间的价格差距，促进患者合理分流。

（五）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加强医用检查和治疗设备价格监测。完善服务成本审核方法，医用检查和治疗设备折旧费用按额定工作量测算。降低偏高的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促进医用检查和治疗设备集约化使用。

（六）逐步规范公立医院植（介）入性、一次性等医用耗材、医疗器械的价格的管理。对临床必须、单独收费的品种，要制定目录进行管理。不断降低单独收费的医疗器械、耗材的加价率和设定最高加价额，其采购、储存和使用等成本费用纳入医疗项目统一核算，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标准进行补偿。积极创造条件，将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和耗材逐步纳入统一招标采购范围，促使其价格的合理化。

（七）改革医疗服务定价方式。逐步改革医疗服务以项目为主的定价方式，积极探索有利于控制费用、公开透明、方便操作的医疗服务定价方式，开展按病种收费和按病种付费方式试点。

（八）逐步取消药品价格加成，切实转变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试点医院的药品销售加成，降低患者用药费用负担。改革过渡期间，要逐步降低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率，在总体不突破15%的前提下，可按价格高低实行差别加价政策。继续对高价药品实行最高加价额限制。对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的中药饮片研究制定加价率的控制办法。

（九）科学合理制定药事服务费标准，合理补偿医院药事成本支出。设立药事服务费是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规范用药行为，促进药学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医药分开，维护群众健康利益，减轻群众不合理的药费负担。药事服务费是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药品和药学服务所发生合理费用的支出。药事服务费标准原则上按照药事服务成本，并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药事服务成本按照医院财务会计制度进行核算。药事服务费可分为门诊药事服务费和住院药事服务费。门诊药事服务费可以处方为计费单位；住院药事服务费可以住院床日为计费单位。各试点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药事服务费的收取方式，可以根据医院级别的不同确定不同的药事服务费标准。药事服务费标准不能与药品价格或处方金额挂钩，药事服务费标准由省物价部门会同卫生、人社部门制定。药事服务费增设初期，其收费标准主要考虑医院药房提供药品服务的成本支出，即医院药品采购、储存、管理、分发、损耗等运行成本，根据医院实际情况逐步计入审方调剂、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监护等药事服务成本，相应调整药事服务费收费标准。要健全药事服务成本核算体系，研究规范药学服务标准，逐步加强药师队伍建设，发挥药师对合理用药的指导作用。药事服务费按规定纳入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增设药事服务费、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必须在取消药品加成的情况下方可实施。

四、实施原则

（一）立足实际，统筹兼顾。改革和完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要立足本地实际，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统筹兼顾患者的承受能力、财政保障能力和医保支付能力，确保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逐步趋于合理，医院的医疗服务得到合理补偿，保持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医疗队伍的相对稳定。

（二）配套改革，相互衔接。服务收费补偿与财政补助、医药分开与增设药事服务费、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调整中升与降的结合等，要实行统一谋划、同步配套、联动推进。各地价格、卫生、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共同推进公立医院价格补偿机制的改革工作。

（三）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公立医院价格补偿机制改革的内容繁多，涉及面广。各地要制定价格补偿机制改革的统一规划，其中涉及省管医疗价格项目的调整和药事服务费的设立等方案应报省审批。要在统一设计框架下制定详细的分类和分项方案，按照各项改革措施环境条件成熟状况择机出台，分步实施。各项改革措施要做到边试行、边总结、边完善。

（四）加强调查研究，夯实工作基础。在完成各公立医院基线调查的基础上，以基线调查数据为基础，测算出公立医院分步取消药品加成所减少的收入总额。对可能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补偿的部分进行分解，拟定补偿的具体办法及额度。对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总成本及主要医疗服务项目成本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审核，根据现行成本和价格水平及医疗服务价格总水平上升控制幅度，拟定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具体项目及调整幅度。

价格补偿 篇3

VMI作为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加强了供应链成员之间的联系,使供应链的库存管理以及订货管理更趋于合理,从而使供应链整体成本降低。单独利用VMI并不能使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这是由分散决策的供应链性能所决定的。在供应链成员之间,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契约,来保证各方成员的积极性。其中,收入共享契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文献[3]把收入共享契约扩展到了三层供应链系统,文献[4]考虑外部需求与价格有关的情况,对收入共享契约进行了论述,并对两种需求价格的不同假设进行了对比分析。

由于供应链收入不来自于零售商,收入共享契约并不适用于装备供应链的研究。本文将针对装备采购中的军地通用物资,研究装备供应链中VMI实施的条件及相应价格契约。

1 模型基本假设及符号

1.1 模型基本假设

(1)一个采购商(军方)和一个供应商形成的两级供应链,单一产品;

(2)未实施VMI时供应商按其生产能力进行生产;

(3)VMI环境下双方掌握信息是完全的,决策同时进行;

(4)不考虑订货成本与运输成本。

1.2 模型基本符号

D——军方需求

K——军方单位缺货损失

P1——VMI条件下军方单位产品采购价格

C——供应商边际成本

V——供应商处理单位剩余产品所得

L——供应商单位缺货损失

Q——供应商生产能力

P2——VMI条件下供应商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P——未实施VMI条件下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R——单位产品库存成本

实际采购(销售)量S=min D,Q

缺货量G=D-Q+

剩余量O=Q-D+

2 VMI实施条件

未实施VMI条件下:

军方成本A=S P+R+KG

供应商收益B=PS+VO-LG-CQ

实施VMI后:

军方成本A'=P1S

供应商收益B'=S P2-C-R

实施VMI的条件为A'≤A且B'≥B

3 模型分析

实施VMI后,最大的变化是军方需求可见,供应商可以根据掌握信息控制产量和库存量,而军方库存成本由供应商承担。因此,对VMI实施条件的分析建立在产量变化的基础上。根据VMI实施前军方的需求与供应商生产能力,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G>0,即军方需求D大于供应商生产能力Q,军方处于缺货状态。

此时,A=Q P+R+KG,B=QP-LG-CQ。

假设在VMI条件下,军方准确掌握供应商生产能力,可以采购替代品或改变采购计划,不存在缺货成本。

因此,A'=P1Q,B'=Q P2-C-R-LG。

由A'≤A和B'≥B,可得:

解以上不等式,得:

当P1max<P2min时,合作失败。当P1max≥P2min时,VMI才有可能实施。可得:

上式表明对供应商而言,军方需在原价格基础上增加的单位产品补贴,供应商才有可能实施VMI。而对军方而言,只有当单位产品补贴小于单位库存成本即R时,才有可能实施VMI。

(2)O>0,即供应商生产能力Q大于军方需求D,军方不存在缺货。

此时,A=D P+R,B=DP+VO-CQ。

在VMI条件下,供应商能准确把握军方需求,不存在剩余产品。

因此,A'=DP1,B'=DP2-R-C。

由A'≤A和B'≥B,可得:

解以上不等式,得:

,其中VO-CQ=V-≥C≥Q-VD,V-≥C≥Q-VD可能为正值也可能为负值。当P1max<P2min时合作失败,此时C-≥V≥Q+VD<CD。当P1max≥P2min时,VMI才有可能实施,此时C-≥V≥Q+VD≥CD。

上式表明,军方在减少了采购和库存成本的情况下会实施VMI,而供应商在C-≥V≥Q+VD≥CD的情况下才会实施VMI。为保证VMI的实施,军方可考虑给予供应商适当价格补贴△P,△P∈≥0,P1max-P2min≥。

分析VMI实施的条件,可变形为C-≥V≥Q-≥D≥≥0。由于Q-D≥0,得C≥V。若C<V,供应商将按其最大生产能力进行生产,不需要掌握军方的实际需求,没有实施VMI的动力。

4 实例与仿真

在案例中,应用模型2来进行分析。模型参数值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分析,C>V满足VMI实施条件。计算得:

军方减少了支出,而供应商增大了收益,得到双赢的结果。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装备中的军地通用物资,分析了在两级装备供应链中采购方(军方)和供应商在一对一条件下实施VMI的条件,并研究了缺货与不缺货两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价格契约达到实施VMI的目的,说明军方给予供应商一定的价格补贴,才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最后,用数值方法验证了本文的部分结论。本文的结论建立在一对一两级供应链基础上,并没有考虑采购方缺货成本的情况下得到的结论。VMI更具体的适用范围以及存在多个供应商且考虑缺货罚金的情况,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摘要：VMI作为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使供应链的库存管理以及订货管理更趋于合理,从而使供应链整体成本降低。针对军事装备供应链中军地通用装备的采购,研究了VMI实施的条件及相应的价格契约,设计了简单的价格补贴,最后通过算例对结果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供应商管理库存,价格契约,补贴

参考文献

[1]马士华,林勇,陈志祥.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曹武军,李成刚,王学林,等.VMI环境下收入共享契约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7(1):51-55.

[3]Haria Giannoccaro,Pierpaolo Pontrandolfo.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by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s[J].Int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4,89:131-139.

价格补偿 篇4

关键词：围填海,生态补偿,价格评估

1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资源的紧缺,挖掘海洋生产力成为缓解发展压力的重要途径,海洋经济已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随着国务院海洋发展战略的推进,各地海域基准价格评估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海洋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有限且珍贵,不合理的开发将会导致海洋资源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非常不利。因此需要通过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来有效控制对海洋环境的损害。

目前国内学者 对海域价 格评估方 法的探讨中所 使用方法 多为收益 还原法、市场比较 法、成本法和假设 开发法等,估价过程 中较少能考虑到海域开发 对环境所 造成的影 响,未能将破坏海域生态的机会成本体现在价格上,这对于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陈仲新等在2000年曾参照Constanza等的分类体系,保守计算了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为21 736.02亿元/a[1]。

由以上文献提供的数据可知,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价值非常之巨大,如果忽视,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体海洋资源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在海域价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的修 正,有助于将 外部环境 成本内部 化,合理地提高围填海的成本,遏制大规模盲目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海洋资源利用行为,引导开发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生态资源损失较小的海域, 更有效地配置海洋资源,以维持海洋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02年1月,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自其实施以来,围填海面积不断增长,从2002年围填海51 342hm2[2]到2013年一年围填海指标高达18 382.47hm2[3],还保持着上升趋势。围填海属于永久性改变海洋资源自然属性的利用方式,大量进行围填海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海洋生态资源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 如海洋湿地和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消失,渔业资源减少,基因资源、医药资源的减少,净化水质、气候调节等功能的退化,海洋灾害的增加等。围填海所造成的生态资源破坏和灾害频发需要得到 及时有效的控制和修复。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评估可以为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围填海行为主体对损失支付补偿费用,提供专项资金对受损海域进行治理和保护,促进海洋资源永续利用。

2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的涵义

围填海,是指人工使用填埋物,如土石、建筑垃圾、工程组件等,将滩涂、与大陆相连的海域、 岛屿,甚至岛礁,沿边缘填埋成新的陆地以增加土地资源的过程,包括对滩涂围垦和海水区域的填埋。在与大陆相连的围填海中,分为两种围填方式。一是在与大陆相连的海域或滩涂的岸线以外,直接通过筑堤建闸进行圈围,通过排水等工程处理后进行促淤或填埋。二是对入海港湾内部的海域围填,有时会在港湾口门上筑堤,然后筑堤填埋。具体使用方式主要根据技术要求和工程难度判断。通过围填海工程形成的陆域可以用于农业、工业或城市建设等目的。

“生态补偿”的概念经历了从生态意义向社会经济意义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我国生态补偿的概念相对更近似于国外的“生态服务付费” 的概念,毛显强等在2002年提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4]。目前我国 生态补偿 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其内涵、制度保障、实现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对于具体对象的价值评估方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均较为有限。

综合以上两者,本研究所指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是指:由于围填海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害,对围填海行为主体征收补偿费用的行为。 旨在补偿或修复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资源造成的损害,同时增加围填海成本以控制盲目围填海。其补偿价格标准可用以修正围填用海海域价格评估结果,通过更合理的价格来引导海域合理开发,实现海洋 生态资源 的保护和 可持续利 用。围填海生 态损害补 偿具体包 含以下3个部分。

2.1对围填海工程中所利用的海洋生态资源所征收的补偿费用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的收益性、稀缺性和资产属性决定了围填海对海洋资源的使用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围填海工程直接利用了相应海域所提供的空间资源,在选择围填海方式开发海域时,围填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受到损害甚至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规定,国家有权对用海主体征收海域使用金, 但是由于当前对于海洋生态价值的评估体系并不成熟,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偏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经济手段的生态调节作用,征收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费有助于强化这种调节作用,因此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费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海 域使用金的范畴。

2.2对围填海行为造成海洋生态的破坏所征收的补偿费用

围填海行为完全改变了海域自然属性,对围填海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破坏,对海洋环境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水动力条件和冲淤状况的影响:因为围填海对天然岸线的破坏会使附近海域水动力 条件发生变化,对附近海域冲淤状况造成影响, 从而对周边海底地形、港口航道淤积、纳潮量等带来影响。

(2)对海水水质的影响,沿海滩涂等海洋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净化能力,围填海将会使海域的污染物 处理能力 降低或丧 失,使海水水 质恶化。

(3)对海洋生物和生境的影响,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是很多海洋生物栖息和繁衍后代的场所,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围填海不仅会直接影响围填海域和周边的生物,更会破坏很多生物栖息、产卵等关键性行为的场所,使物种数量下降, 生物多样性减少。

(4)对滨海风光的影响,围填海会改变围填海域和附近海域的地形地貌,损害其独特景观, 如沙滩、礁石等,将会破坏沿岸景观的连续性、完整性和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这些破坏是不可逆的,相关行为主体应该对因围填海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2.3对围填海行为占用海洋生态资源的机会成本所征收的补偿费用

围填海对海域的开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选择了围填海开发方式意味着相应海域丧失了使 用其他利用方式获得收益的机会,也使原利用者丧失发展机会,因此要对行为主体征收费用赔偿这些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使用最优方式开发海洋资源,提高围填海开发效率,减少不合理围填海行为,优化海洋资源配置。

3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估价原则

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评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面比较广,需要考虑的内容较多,需要遵循完整补偿原则、变动原则、成本独立核 算原则、预期收益 原则、定价适度 原则等。

3.1完整补偿性原则

评估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指标体系和价值衡量标准多样广泛,因此在保障独立性的前提下,应力求全面反映和衡量海洋生态资源的价值和损失,挖掘其本质特征,充分考虑其相互联系和差异,以保证评 估结果的 全面性和 可靠性。

3.2变动原则

影响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评估因素可能跨越比较大的时空尺度,各因素常常处于变动之中,如海产品价格、开发成本、其他海域开发方式的预期收益等,这些因素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补偿价格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变动而产生变化。在对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进行评估的过程中,需要分析这些要素的变化,总结出其发展规律,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时这也要求补偿价格的标准需要定期更新,以适应社会对生态环境要求的变化和发展。

3.3成本独立核算原则

海洋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评估过程中会涉及多种不同因素的核算成本,各成本之间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避免内涵交叉、意义相近的指标重复计算,使评估结果产生过大误差。

3.4预期收益原则

围填海过程对海域自然属性的改变是永久性的,对其补偿中包含因围填海活动而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对海域 未来收益 在一定程 度上的补 偿。海域过去的收 益有助于 推测其未 来收益。 遵循预期收益原则要求在对围填海造成的海域生态损失的补偿价格评估时,应考虑评估海域在其他最优利用方式下客观的预期收益。

3.5定价适度原则

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评估的目的在于: 通过经济手段来促进海洋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 其价格高低对于管理效果有着深远影响。评估价格过高会对开发者的积极性造成打击,使宜开发海洋资源处于闲置状态;价格过低又会导致盲目过度进行围填海行为,造成围而不垦、粗放经营等状态,对相应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只有合理根据围填海域实际状况、社会可接受度、人类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进行综合评估,才能正确引导合理适度的围填海工程,促进海洋资源有效利用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4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估价方法

4.1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估价思路

与一般人类活动的生态损害相比,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彻底性的,其生态损失程度更容易界定,基本可以估计为相应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完全损失,因此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评估海域资料 为基础,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通过市场价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假想市场法等资产评估方法对评估海域的各项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核算,再用机会成本法对评估海域因围填海而丧失的其他海域开发模式可 能带来的最大净收益进行评估,依据两者结果, 最终通过利益相关者协商博弈,确定得出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标准。

4.2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评估

4.2.1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内涵

由于围填海活动对海域自然属性的彻底改变,几乎造成海 域生态系 统服务功 能的完全 丧失,其造成的损失价值量可用围填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衡量。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5]在2005年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义为: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收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是一种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为基础的定量评估方法。海洋生态系统是复杂动态的整体,其各个服务因素之间可能跨越比较大的时空尺度,常常处于变动之中,因此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量化具有较大难度,经过国内外学者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已经在森林、流域等生态系统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可为围填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算提供借鉴。

4.2.2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技术路线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评估围填用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基本思路是选取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指标,对每个指标使用不同方法进行量化,如市场价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假想市场法等等,而后考虑各指标的时间价值因素后进行汇总作为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体的技术思路如图1所示。

4.2.3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核算

针对一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Costanza等主张将服务分为17项[6],对每项进行单独测算;Daily则将其划分为13项服务[7],De Groot[8]采用分组的方式,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划分为调节功能、生境功能、生产功能 和信息功 能4组,包含23项服务。MA也采用分 组的划分 方式,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4组。该划分体系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接受和支持。

针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独特性,陈尚等人在MA的划分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体系,包含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4组,包含14项服务[9]。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围填海活动对海域造成的具体影响,以及数据获取的技术困难和可操作性,结合专家意见进行简化和替代,本研究将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的评估细分为以下6个指标。

(1)食品价值评估。包括养殖产品和捕捞产品的价值两部分,在计算时需扣除生产成本,采用市场价格法,估算填海造成的海产品的损失。 根据各级别渔业 统计年鉴,水产品通 常分为鱼 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其他5类,评估海域水产品价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VE1指评估海域水产品价值(元/a);QFi指第i类水产品的养殖年产量(kg/a);QCi指第i类水产品的捕捞年产量(kg/a);PWi为第i类水产品的价格 (元/kg);CFi指第i类水产品的养殖成本(元/kg); CCi指第i类水产品的捕捞成本(元/kg)。

(2)基因资源价值评估。De Groot[8]经过研究得出生态 系统基因 资源的价 值在6~112美元/(hm2·a),在此可直接使用其研究结果,因此海洋生态系 统基因资 源价值为37~686元/ (hm2·a),可根据所 评估海域 的具体情 况进行修正。

(3)气候调节价值评估。国家海洋所[10]基于海洋吸收大气二氧化碳的原理计算了我国各海域吸收二氧化碳的量。分别为:东海2.50t/(km2·a),北黄海35.21t/(km2·a),南黄海20.94t/(km2·a), 南海4.76t/(km2·a),渤海36.88t/(km2·a)。

由此可得气候调节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VE3指评估海域气候调节价值(元/a);QC为其吸收二氧化碳的数量(t/a);PC为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价格(元/t)。

(4)废弃物处理价值评估。海域的废弃物处理价值可以通过计算排海废弃物的数量进行评估,废弃物类型包括废水、COD、氮、磷等,评估海域废弃物处理价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VE4指评估海域废弃物处理价值(元/a);QW为工业和生活废水产生量(t/a);f为废水所含的污染物质量百分比浓度;20% 指污染物滞留率; (1%~20%)即指污染物入海率;PW为人工处理污水的单价(元/t)。

(5)休闲娱乐价值评估。休闲娱乐价值可用旅行费用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海域所在及毗邻县市的旅游收入和该海域的旅游资源条件进行计算,其公式为

式中:VE5指评估海域休闲娱乐价值(元/a);VT为其所依托县市某年的旅游收入(元/a);FT指评估海域内景区对其所依托城市的旅游收入的影响系数,通过特尔非法得出。

也可用收益转移法计算,其公式为

式中:VE5指评估海域休闲娱乐价值(元/a);V′T指海洋休闲娱乐资源单位面积价值(元/hm2·a), 陈仲新等[1]对中国生态系统效益价值进行过研究,并评估出中国生态系统的旅游娱乐功能的单位价值为131元/(hm2·a),此处可以采用该研究数据;S为损失的 海洋休闲 娱乐资源 的面积 (hm2)。

(6)科研服务价值评估。科研服务价值的评估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以将所评估海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海洋类科技论文数量和平均每篇海洋类科技论文的科研经费投入来替代其科研服务价值,其公式为

式中:VE6指评估海域的科研服务价值(元/a);QS指将所评估海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海洋类科技论文的数量,可通过科技文献搜索引擎来确定;PS为平均每篇海洋类科技论文的科研成本,根据国家海洋局2005年对每篇海洋类科技论文的科研成本计算,约为35.76万元[11]。

由于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彻底性损害剥夺了未来人们使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 因此在评估时需要考虑补偿的时间价值,将每年的海洋生态补偿金额折算成当前的总补偿金额,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VE为生态系统价值法评估的 围填海生态资源损害价格标准(元);为其每年价格标准;r为贴现率;n=1,2,3……,∞为年限。

基于代际公平的原则,生态资源环境的时间成本计算过程中贴现率的选择十分重要,围填海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是长期和巨大的,通常倾向于选择 较小的贴 现率,国外学者 一般选择2%~4%,可结合近年的存款利率变动情况进行调整。

4.3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机会成本法评估

4.3.1围填海机会成本内涵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3年在《经济学》一书中解释了机会成本的内涵:“资源作为一种用途使用就意味着它不能同时被用 于其他用途。因此,当我们考虑用某种方式使用一种资源时,应考虑其第二佳的用途。这一用途就是其机会成本的正式度量”[12]。

由于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无法恢复原状,这里“机会”指被评估海域具有的不同用海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本文所指围填海的机会成本指:海域因围填海活动而丧失的其进行其他开发利用方式可能带来的最大净收益。生态损害补偿评估的机会成本法即指对海域机会 成本进行评估,并根据该成本核算被评估海域的价值和其生态资源损失的补偿价格标准的评估 方法。

4.3.2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机会成本法技术路线

机会成本法评估围填用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的基本思路是:判断评估海域的其他用海方式,对各个方式的收益进行评估,确定不同用海方案的组合方式,评估每一种方案的净收益, 以其中最大净收益作为机会成本。具体的技术思路如图2所示。

4.3.3围填海机会成本的核算

海域开发有很多不同的 方式。但在核算机会成本时需注意,“其他用海方式”与围填海之间必须具有完全排他性,在选择围填海利用方式之后就不能够同时采用“其他用海方式”。但在各类“其他用海方式”之间则并不完全相斥,可以同时采用不同用海方式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实现 “最大净收益”,此时获得的最大净收益才是机会成本的度量。

在实际核算过程中可使用情景模拟法,衡量评估海域的资源环境状况、区位和经济发展状况等,确定每一种用海方案的主导和辅助的用海类型,进行计算:

式中:Ni为评估海域第i种开发方案的总净收益 (元/a);Di为第i类开发方案的主导用海类型的净收益(元/a);Aij为第i种开发方案的第j类辅助用海类型的净收益(元/a);C为围填海年机会成本,即评估海域各开发方案中可获得的年最大净收益(元/a)。

由于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剥夺了未来人们使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因此在评估时需要考虑补偿的时间价值,将每年的海洋生态补偿金额折算成当前的总补偿金额。

式中:VC为机会成本法评估的围填 海生态资源损害补偿价格标准(元),为年机会成本(元);r为贴现率,n=1,2,3……∞为年限。

4.4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的确定

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法和成本法分别是从收益和成本2个角度来对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进行的评估,生态系统价值法通过将评估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化来核算围填海活动 产生的损害,最接近生态效益的真实值,若能准确量化将会是补偿价格标准的最好依据,但通常需要大量数据和信息,高度依赖研究者主观的模型构建,评估难度大,并且根据国内外学者在森林、流域等领域的应用实践表明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补偿标准通常偏大,可以作为补偿的上限。 机会成本法对围填海域丧失的未来可能的发展机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测度,其结果通常有较大的社会接受度,但机会成本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其受主观人为干扰较大,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评估过程偏向生态系统的直接使 用价值,弱化间接 价值和服 务价值,因此通常作为补偿标准的下限。

因此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的标准应以机会成本法确定的价格作为下限,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法确定的标准作为上限,最终通过利益相关者协商博弈确定,此时也可以借助意愿调查等方法辅助确定,最后得出具备科学依据,并且具有可行性的围填海生态损害补偿价格。

5结束语

价格补偿 篇5

关键词：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问题及对策

“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目前已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一方面老百姓对“看病贵”的问题反映强烈,另一方面医院反映服务收费偏低,医疗成本得不到有效补偿。然而这样的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价格补偿机制。

医疗价格补偿政策是国家、医院、患者、医疗保险机构几方利益的博弈,只有建立合理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才能取得几方利益的协调与统一。

1 现阶段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补偿存在问题

1.1 政府投入缺位

在现行医疗体制情况下,公立医院虽然还有一个“事业单位”的名份,实际却是企业化的运行模式,政府每年对医院的财政拨款,对医院来说仅能够支付离退休人员费用,其余的人、财、物等各项生产要素都必须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政府投入缺位,医院为维持运行不得不依靠以药养医、以技养医,而将纯医疗服务量的增加放在次要位置,可以说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是公立医院服务价格补偿机制中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患者“看病贵”的根源所在。

1.2 价格制定缺乏科学性

医疗服务收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立医院实行政府指导价,这就导致了服务收费与成本、价格与价值的相背离,医务人员的合理劳动得不到补偿。

1.2.1 制定方法与成本脱节

而对于主要依靠医务人员个人完成的医疗服务项目,在成本测算上较为复杂,只能对照医院对医务人员的实际成本支出及市场中同类或相似技术人员的成本测算。而价格部门在制定此类收费价格时并未将此作为参照,大部分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定价仍然是按“基数增量法”,略有上升,按照上述测算这就完全与成本脱节,医疗服务名义价格非常低廉。

1.2.2 制定和实施时间滞后

从1996年的标准到2005年新标准的出台经历10年之久,而2005年的新指导价格的测算时间则是2001年后,从测算到正式实施又历经4年。由于公立医院的性质定位为国家举办的非营利性单位,因此国家在考虑其价格调整时不得不关注民众的反响及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如2003年突发的SARS便直接推迟了价格调整的时间)。时间的滞后使得即使是测算当时合理的定价,在若干年后正式推行时便又成为不甚合理的了。

1.2.3 医疗保障机制滞后

医疗保障机制中包含多个利益相关者,现在的情况是系统内各个群体都不满意,都觉得自己受损失。患者觉得看病贵,自负比例高;医院觉得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医保资金积淀。结论只能是由于医疗保障系统内的关系没有理顺,医保补偿机制出现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化解“看病贵、看病难”,必须从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上入手。

2 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补偿相关对策

2.1 建立对公立医院多样有效的政府补偿支付手段

合理的财政补偿机制应该是补偿供方与需方相结合的。对于供方的直接补偿应该按项目、按工作量并辅以其他临时调控进行;对需方的补偿则通过严格而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险进行。

2.1.1 定额补贴

①对医院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等开支(不包括单位给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福利性补贴)实行全额补贴。

②在严格对公立医院管理人员定岗定编的前提下,对管理人员工资、津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进行全额补贴。

2.1.2 定项补贴

挂号费、诊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这些由医务人员纯劳务提供、最能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服务的是政府对公立医院价格直接补偿的主要方向。可以通过价格部门进行合理的服务成本测定(该成本测定应包括为提供该服务所需的直接人力成本、耗用的不能收费的各类材料成本、提供服务所用房屋折旧、应分摊的水电能源费等等),按照测定的成本与现行收费标准的差额,根据实际工作量进行补偿。

2.1.3 适时价格补贴

适时价格补贴是政府对在提供医疗服务必须的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而医疗服务价格维持不变时给予医院的一定补贴。如对居民生活必需品水、电、汽油等,政府在考虑不增加居民负担的情况下不加价,而直接补贴服务提供者。这种对生活必须品的适时补贴,同样也能适用于对医疗服务的补贴,一方面可以使患者避免服务价格上升的局面,另一方面补贴也可以使医院避免一定的经济风险,从而提高提供该类服务的积极性。

2.1.4 对需方的合理补贴

政府对需方的补贴应该着重于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现阶段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主要基于社会医疗保险。

对需方的补贴模式应基于两个有利于:①有利于控制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保障真正的基本医疗需求;②有利于医院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制约医务人员对需求的不合理诱导、医疗机构控制医疗成本并且尽可能多的弥补医疗机构合理成本。

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考虑对临床疾病谱进行系统分类,以此制定“低水平、广覆盖”原则上的临床治疗路径,按路径测定医疗成本,并确定基金管理者与医疗服务需方各自承担成本的义务和标准,让需方真实地感受到医疗补贴的“客观存在”。同时有利于基金管理者根据各个阶段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市场价格变动指数适时调整支付标准,减少医保基金的积淀,更好发挥医保基金对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补偿的作用。

2.2 建立合理的公立医院价格制定方法

2.2.1 基本服务按直接成本定价

医院医疗项目数量多,构成服务成本的开支项目多而杂,尤其是由医务人员直接提供的服务项目,要准确地计算其成本并且判断其组成是否合理将是一个繁杂而浩大的工程。因此,我们认为,价格部门在制定医疗服务价格中,对基本服务如挂号、诊查、手术、护理等纯服务项目可以按直接成本测定并按成本价收费。这样一方面可以简化成本测定步骤,减少工作量;另一方面基本服务按直接成本定价,价格提高幅度和金额相对有限。

2.2.2 拉大不同等级医院价格差距,促进医疗资源有效利用

就江苏省现行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而言,经济发达地区与相对不发达地区,三级医院与二级、一级医院在收费价格上差距不大。价格差异不大,大部分患者在诊治选择时会选择大医院,因为其人员、技术、设备、环境均胜出一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材小用”,三级医院中往往人满为患,加床不断,而乡级医院门可罗雀,宁愿多花钱也要去大医院看病是当前很普遍的现象,这样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进一步拉开医疗服务价格差距,在现阶段三级医疗体系转诊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既体现不同层次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也是合理有效使用医疗资源,缓解大医院“看病难”问题的一个方法。

2.2.3 对大型检查项目分别制定诊断和检查价格

在2005年江苏省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中,大型检查项目收费价格大幅度下降,其目的在于降低医院“以技养医”的比重,控制过度检查。但是,这样的简单降低收费标准的后果是医院正常、必须的检查成本也不能得到补偿。

因此,我们认为,在制定大型检查项目收费标准时,应分别制定诊断和检查价格。其中检查价格是对大型检查仪器和操作人员等检查成本的补偿,而诊断价格是对医务人员根据检查结果判断病症的劳务费用,在降低检查费用的同时,增加诊断价格,一方面是对医务人员劳动成果和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可缓解现行价格制定过程中价格与成本脱节的现象。

2.3 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有效的医疗服务监管机制是政府、社会及医疗机构自身针对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的监督和管理,从而能够动员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合理使用政府补偿资金、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维护患者权益,确保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公平。

2.3.1 严格卫生监督部门对诊疗过程的合理性监督

加强对医疗机构诊疗过程中“合理治疗”、“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的监督,是准确制定临床疾病治疗路径的依据,同时也是政府按项目补贴数额和医保按病种支付标准的确定的依据。只有加强对诊疗过程合理性的监督,才能规范医疗行为,防止过度医疗,同时引入成本制约机制,使政府补偿资金有的放矢,落到实处。

2.3.2 严格对从业医务人员的监管及准入退出机制

前面述及,医疗服务中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能够导致医务人员的“诱导消费”情况发生,要减少这种不对称性带来的影响,单纯通过降低不对称性是不能行的通的,正如患者不可能在短期内掌握复杂的医疗知识一样。只有依赖制度监管,才能实现不对称性影响的减弱。加强对医务人员从业资格的监管,不仅要从是否具有通过考核的证书等指标,更要建立医务人员的诚信档案,将诚信档案与从业资格严格挂钩,建立政府、社会、医院三方的监管体系,提高医务人员公信度,改善医患关系。

2.4 公立医院规范医疗服务成本核算方法

成本是价格制订的基础依据,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成本也是政府补偿和第三方支付标准确立的货币依据,因此成本的计算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补偿的有效性。规范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成本核算方法,目的在于尽可能接近地真实反映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所需的各项成本和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发展的成本,从而保证医疗资源、政府资金的有效使用,杜绝不合理开支。

2.4.1 规范公立医院会计核算方法

公立医院会计核算是成本核算的基础,它是医院一定期间内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货币反映,而以此计算的收支结余则是医院经营成果的反映。但是现行的《医院会计核算制度》实行10年以来,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也逐渐显露出来。突出反映在固定资产核算、坏账准备提取、管理费用分摊、购置费与修购基金的使用等,对医院成本核算影响较大的项目上。因此,对于《医院会计制度》应作适时调整,各地区各医院在执行时也应严格按照《制度》执行,避免执行地方性规定而出现的地区会计核算失真、横向不可比,准确反映医院医疗、药品收支结余情况,为政府补偿提供依据。

2.4.2 统一公立医院成本计算方法

价格补偿 篇6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贸易量的显著增长,港口作为全球物流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得到了快速发展[1]。同时,港口也逐渐成为了我国城市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大户[2]。国际油轮独立船东协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世界航运业每年消耗约20亿桶燃油,排放的CO2超过12亿t,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6%;预测到2020年全球航运业约需要4亿t燃油,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增加75%[3]。我国作为航运大国之一,船舶带来的污染物排放不容小觑。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表明,截止2011年我国拥有水上运输船舶17.26万艘。目前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船舶港口排放研究报告,但从一些沿海城市开展的研究来看,船舶污染物排放已成为沿海沿江城市的重要污染来源。以上海港为例,每天靠港大型船舶的有害物质排放量达39.3t,CO2排放量达3.1万t[4]。为了加快绿色低碳港口建设,我国于2011年发布了《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港口生产单位综合能耗比2005年下降8%,港口生产单位的CO2排放量相比2005年下降10%[5]。

港口企业的碳排放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港口陆域,主要指港口货物处理设备、港口车辆等;另一部分来源于港口水域,主要指港口拖轮和靠港的船舶[6]。其中,靠港船舶排放的污染物占港口总污染物排放量的30%—50%。为了降低靠港船舶的碳排放量,国内外很多港口都开始在各大码头试点使用船舶岸电技术,港口通过给靠港的船舶供电来代替船舶燃油的使用。岸电技术既可达到船舶在港“零排放”目的,又可消除船舶发动机带来的噪声污染。但目前国内推行岸电技术的困难是:①需要对现有的船舶和码头进行改造以适应岸电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投入较大[7];②需要码头给船舶供电,但国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收费标准,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也不够完善,致使很多港口对投资岸电技术的积极性不高[8]。

那么对没有投入岸电技术的港口或码头降低靠港船舶碳排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靠港船舶在港的时间。减少船舶在港的时间就要求港方和船方合作,即港口根据目前的泊位工作状态和分配计划向船舶提出更改航速的建议,使船舶到港后可立即接受服务而无需等待,从而降低船舶在港的碳排放。航速改变可能会导致船方运营成本增加或租金收入降低,使船方不愿意听从港口的建议而改变航速。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基于价格补偿机制的港航合作模式,称之为P&C模式。在此模式中,港口对因改变航速而产生损失的船舶给予补偿,实现船舶与港口的合作双赢。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综述

Mihalis M Golias[9]于2009年提出船舶可通过改变航速减少在港的等待时间,缓解港口出现的拥堵情况。他建立了一个以船舶离港延迟时间最短为目标的泊位分配模型,将航速优化与港口的泊位分配相结合。研究结果表明,改变船舶到港时间可缓解港口拥堵状况。Niels Lang[10]在Golias的基础上,2010年首次提出可通过港航合作来改变船舶到港时间,降低船方和港方成本,称其为[A6]Central APS模式。他建立了一个以总成本最低的混合整数规划模型来比较不同油价水平下的合作模式与非合作模式下的港口和船方总成本的高低,结果证明这一合作模式确实可降低船舶和港口合作的平均成本。提出船舶进港之前对航速进行了优化,但未说明如何优化,以及Central APS模式是如何与港口的计划结合起来的。Alvarez J F[11]建立了一个混合整数规划模型,以船舶从起始港出发直到离开目的港整个过程中的平均成本为目标,比较了不同市场环境下三种不同泊位分配方式的优劣:一是先到先服务;二是港口根据船舶预计到港时间安排船舶靠泊计划;三是船舶与港口合作,对船舶靠近港口的航速进行调整,改变船舶的到港时间以适应港口的装卸计划。Alvarez J F以2008年的航运市场与2009年的航运市场为背景,通过对模型的求解,得出在两种不同市场行情下的第三种泊位分配方式在船舶平均燃油消耗、平均在港时间和滞期费方面都优于前两种泊位的分配方式,该结论为本文研究P&C模式提供了依据。

2.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在研究模型中隐含的假设都是船舶被动接受港口提出的减速建议,没有考虑单艘船舶对改变航速的影响。陈秋双、卓月然[12]发现了这一不足,于2012年提出在分布式决策环境中考虑P&C模式对船港双方的影响。在分布式决策环境中,船舶自主优化航速,码头仅仅为其提供建议;在集中式决策中,船舶只能消极地接受码头计算出的航速。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分布式决策环境下考虑船舶燃油消耗和废气排放更具实际意义,也更容易被航运公司接受。研究结果表明,该文提出的协商机制有效地减少了船舶在靠港过程中的燃油消耗和废气排放。但作者没有得到船舶在港期间碳排放是否有减少的相关结论,也没有对船舶可能拒绝接受港口提出的航速建议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国内学者许欢、刘伟[13]2014年对Mihalis M Golias的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以总碳排放量最小和船舶离港延迟总时间最短的多目标泊位分配模型,最后用遗传算法进行求解,得到这一合作模式下的船舶平均碳排放量低于非合作模式下的船舶碳排放量。总体看,港航合作模式确实能为港航双方带来利益。

综上所述,所有学者都是从量化与总体角度分析P&C港航合作模式对港方和船方的影响,并且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假设船舶会被动地接受港口提出的航速建议。这种港航合作模式对港口来说是绝对有益的,但对单艘船舶来说则不一定会获益,还有可能亏损。目前还没有学者站在单艘船舶的角度对这种合作模式的可行性、港航双方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分析了船方在这一合作模式中的成本与收益变化,并通过引入价格补偿机制,让船方自愿参与到这一合作模式中。本文以天津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为例,分析了引入价格补偿机制后船方的收益成本变化与港口实现船舶在港“零等待”所需的成本(港口给予船舶的补偿)。

本文提出的船舶在港“零等待”模式对降低港口碳排放、建设绿色低碳港口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理论研究方面,由于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港航合作模式如何运作进行研究,本研究对该合作模式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3 模型建立

3.1 问题描述

实际上,船舶在即将到达港口时会向港口报告其位置、所载货物、预计到港时间等信息,港口在接受到这些信息后将为其安排泊位分配计划,船舶在到达港口后将依照港口的指令停靠在指定泊位并实施作业。如果船舶入港后,计划为其分配的泊位依然在实施作业,船舶则需要在抛锚点排队等待。在排队等待期间,船舶主机关闭,而辅机依然运行,这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为了消除船舶在港口区域内因排队等待而排出的二氧化碳,本文提出基于价格补偿机制的P&C模式。在该模式下,当港口接收到船舶的预报信息并为其制定泊位分配计划时,如果船舶到港后需要排队等待,则将该信息及时反馈给船方,并建议船方在距离港口d1处将航速调整至v1,以便船舶到港后可直接进行装卸作业,否则需要排队等待tw时长。若船方因接受建议改变航速而产生亏损,船方可获得港口的补偿c。船方在接受到港口反馈的信息后,通过衡量自身的收益成本变化来决定是否按照港口的建议调整航速,若船方能在改变航速中获利,则接受建议;若亏损,则按照原定计划靠港。按照这一模式,港口只需对船舶的收益成本进行核算,确定一个合适的补偿额度,就可成功实现船舶在港的零等待,从而降低船舶在港的碳排放。P&C模式见图1。

3.2 P&C模式对船舶收益与成本的影响

对租船运输而言,改变航速会影响船舶的燃油成本、运营成本和租金收益[14]。由于航速与燃油消耗呈三次指数关系,船舶减速航行时,燃油成本会降低;加速航行时,燃油成本会增加。航速改变会影响船舶在本航次的运营时间和运营成本:船舶减速时,运营时间增加,运营成本也随之增加;船舶加速时,运营时间减少,运营成本也随之减少。在租船运输中,由于本航次的航行时间与租金是在租船合同中预先约定好的,因此若完成本航次的时间增加,相当于船方的租金收益降低;若完成本航次的时间减少,相当于船方将本航次节省的航行时间投入另一个新的航次,即船方租金收益增加[14]。船舶的各类收益费用随航速改变的情况见表1,本模型用到的参数和变量见表2。

船舶在航行时的单位燃油消耗量cfs与航速v的关系见式(1)[15]:

船舶在港停泊时只有辅机耗油,且辅机单位耗油量是航行时单位耗油量的两倍。实际上,船舶进港后要按照港口规定的航速行驶,因此改变航速前和改变航速后船舶在港的燃油消耗成本的区别在于船舶在港停泊时的燃油消耗,而在港航行时的燃油消耗无区别。船舶在港等待时的燃油消耗量cfw为:

船舶改变航速后相对于不改变航速的燃油成本变化△cf为:

改变航速后,营运天数变化会导致营运成本op发生改变,船舶营运成本变化计算式为:

式中,cop为单位运营成本(元/天)。结合式(3)和式(4),我们可得出船舶改变航速与不改变航速的成本总变化△c:

对租船运输而言,船舶营运天数变化会影响船舶的租金收益。假设船舶的租金率为r(元/天),则船舶改变航速相对于不改变航速的收益变化为△e:

结合式(5)和式(6),得出改变航速对船舶总的影响:

3.3 P&C模式对港口的影响

经济效益:在P&C模式下,船舶在港碳排放量减少,若港口加入了碳排放交易市场,那么港口可将节省的碳排放指标投入到碳排放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给港口带来经济效益。收益值的计算公式:

本文按船舶的碳排放是船舶燃油消耗的3.17倍来对船舶在港碳排放进行近似计算[16]。式中,pc代表单位碳的交易价格,e港代表港口进行碳排放交易得到的收益,tw代表P&C模式下船舶在港节省的等待时间。

社会效益:船舶在港等待过程中要消耗燃油,船用油的燃烧除了会产生二氧化碳外还会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这些污染物的排放会严重危害港区工作人员和临港居民的身体健康。通过引入P&C模式,能有效降低船舶在港的燃油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改善港区空气环境。此外,船舶在港等待会产生很大的噪音污染,减少船舶在港等待时间也就降低了港口的噪音污染。从这两个方面来说,P&C模式的应用能给港口及其所在城市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

3.4 补偿额度的确定

补偿额度c的确定与△的取值密切相关。当△>0时,船方会从改变航速中盈利,那么船舶公司和港口达到双赢,补偿额度c=0,且△越大,船方从改变航速中的获利越大。当△≤0时,船方接受港口建议会产生损失,港口为了使船方接受港口的建议需对船方进行补偿,且c=|△|,△的值越小,港口对船舶的补偿越大。c的取值可由式(9)表示:

显然,船舶距离港口不同的位置改变航速得到的△是不一样的。为寻找一个最优的d1与v1,使港口对船舶的补偿c最小,即△的取值越大,同时要满足船方到达港口后可直接靠泊作业,本文建立了非线性规划模型。若港口建议船方延迟到港,即t1<t0时,v1>v0:

约束条件(10)表示为了保证船舶能按照港口建议的时间到港,约束条件(11)表示船舶距离港口的初始距离与初始航速的关系,约束条件(12)表示保证港口给船方的建议航速应小于或等于船舶在d0处调整的航速并且大于船舶的最低航速,约束条件(13)表示保证船舶改变航速时离港的距离小于船舶距港的初始距离。若港口建议船方提前到港,即t1<t0时,v1>v0:

约束条件(14)表示为了保证船舶能按照港口建议的时间到港,约束条件(15)表示船舶距离港口的初始距离与初始航速的关系,约束条件(16)表示保证港口给船方的建议航速大于或等于船舶在d0处调整的航速并小于船舶的最高航速,约束条件(17)表示保证船舶改变航速时离港的距离小于船舶距港的初始距离。

上述两个模型都属于非线性规划模型,本文使用matlab软件对模型进行求解。

4 实例分析

4.1 算例介绍

为了充分地展示P&C模式的应用过程,本文使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2015年11月14日的船舶计划靠泊数据进行实例分析。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共有6个泊位,表3中船舶靠泊的具体数据是2015年11月13日零时从港口获得的。

从表3可见,船舶3、船舶5、船舶7和船舶8共用一个泊位,如果这三艘船舶都按照预计时间到港,且港口按先到先服务的原则来安排船舶的靠泊计划,船舶5、船舶7和船舶8会产生排队等待。其中,船舶5需要等待3h,船舶7需要等待1.5h,船舶8需等待16h。等待时间不仅无法给港口和船舶带来价值,反而会增加船舶在港的碳排放。我们可通过应用本文提出的引入价格补偿机制的P&C模式来避免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发生。港口可建议四艘船舶改变航速,从而改变这四艘船舶的到港时间,使这四艘船舶到港后无需等待即可靠泊作业。

注:高油价水平pf:680美元/t;低油价水平:102美元/t[14];运营成本为该类型船舶的平均水平。

我们假设泊位4在5∶00以前处于繁忙状态,港口可基于以下原则为船舶航行提供建议:①船舶到港后无需等待,可直接靠泊作业。②泊位不会产生空闲。港口可提供的方案有以下四种:方案一:船舶3晚2.5h到港,船舶5按照预计时间到港,船舶7晚1.5h到港,船舶8晚19h到港,此时不会产生泊位空闲,也不会产生船舶等待。方案二:船舶3晚2.5h到港,船舶5按照预计时间到港,船舶7晚4.5h到港,船舶8提前0.5h到港,此时不会产生泊位空闲,也不会产生船舶等待。方案三:船舶3按预计时间到港,船舶5晚3h到港,船舶7晚1.5h到港,船舶8晚19h到港,此时不会产生泊位空闲,也不会产生船舶等待。方案四:船舶3按预计时间到港,船舶5晚3h到港,船舶7晚4.5h到港,船舶8提前0.5h到港,此时不会产生泊位空闲,也不会产生船舶等待。根据船舶8目前所处的位置,若要使船舶8晚19h到港,港口给船舶的建议航速只能为11.6kn,不在船舶8的航速范围内,因此方案一和方案三不可行,只需计算方案二和方案四的四艘船舶的的最大值。在两种可行的方案下,计算所需的各项参数见表4。

4.2 运算结果分析

为了算例更实际,本文设置了四种分析情景,分别为:油价高、租金高;油价低、租金高;油价高、租金低;油价低、租金低。将表4的各项参数带入第三节模型中,可求得两种方案在不同情景下的最优结果。

当油价高、租金高时,船舶3、船舶5、船舶7在两种方案下都能从改变航速中获利,且获利金额是四种情景下最多的;船舶8会从改变航速中遭受损失,港口应给予其补偿,补偿额度为32610.2美元,最优结果见表5。

当油价低、租金高时,船舶3、船舶7、船舶8在两种方案下都能从改变航速中获利,港口无需给予船舶补偿就能使船舶自愿加入P&C模式中,且船舶7从P&C模式中获利最多,具体结果见表6。

当油价高、租金低时,船舶3和船舶5在两种方案下能从改变航速中获利,而船舶8改变航速会产生损失,因此港口需给予船舶8补偿,补偿额度为57016.5美元,最优结果见表7。

当油价低、租金低时,船舶3、船舶5、船舶7都能从改变航速中获利,而船舶8改变航速会遭受损失,因此港口应给予船舶8补偿,补偿额度为371.2美元,最优结果见表8。

由以上四个表可知,当油价低、租金高时,两种方案下的四艘船舶都能从改变航速中获益,港口无需给予船方补偿就能实现四艘船舶在港的“零等待”,降低了船舶在港的碳排放;而在其它市场条件之下,船舶8改变航速会产生损失,港口要想使船舶8接受其改变航速的建议,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且油价高、租金低时需给予船舶的补偿最多。方案二和方案四的燃油消耗节省量分别为1335.5t和780.1t,因此方案二更优。通过应用引入价格补偿机制的P&C模式,该码头每天能节省燃油消耗1335.5t。

从算例分析的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①对码头而言,在油价低、租金高时开展引入价格补偿机制的港航合作模式(P&C模式)对港航双方都是最有利的,港口一般不需给予船方补偿就能实现船舶在港的零等待,船方在P&C模式中可节省成本,港方在这一模式中能降低港口碳排放量。②在油价高、租金低时,船方参与到P&C模式中会产生损失,港口需要给予船方补偿,但港口从P&C模式中获得的碳排放收益不能抵消港口给船方的补偿额度。③P&C模式能让船方自愿在靠近港口时改变航速,减少船舶在港等待时间,降低船舶在港的碳排放。

5 结论

针对目前船舶在港碳排放高的现象,提出了一种引入价格补偿机制的港航合作模式P&C模式。P&C模式能让船方自愿与港口合作,在靠近港口时改变航速而不使船方遭受损失,同时港口的碳排放量降低,因此港方和船方能通过P&C模式达到共赢。船方从P&C模式中获得的碳排放收益不能抵消补偿额度,政府可给予港口一定的补贴来鼓励港口开展这一合作模式,本研究结论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方向和理论依据。

价格补偿 篇7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土地征收途径转归国家所有,大批失地农民随之出现。据农业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正常占用集体土地400多万亩,其中占用耕地约200多万亩,也就是说每年有约100多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陈银娥,杨卿,2007)。国土资源部资源战略研究课题《21世纪我国耕地资源前景分析及保护对策》预测,2006年至2030年间,全国占用耕地面积总量将突破670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总数会超过3545万人。如何妥善解决数量如此众多的失地农民生计与出路不仅仅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更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考验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连续出台系列举措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一方面,通过加强土地宏观调控、上收土地征收权限、完善征地程序等措施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获利冲动;通过统一年产值、测算区片综合地价规范征地补偿行为,提高补偿标准,缓解征地矛盾;2007年4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14号)[1],更将土地征收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嘉兴、重庆、上海等城市经过多年不断探索,在实践中创造出的土地换保障模式倍受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关注,部分省市更是希望以此作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长效机制大范围推广实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既符合“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传统观点,又能满足适度提高征地补偿要求,同时还可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统筹考虑的新型征地补偿测算方法社会保障价格法展现在公众面前。

已有文献对社会保障价格法的研究涉及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在征地补偿构成问题上,从“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观点出发,有学者认为,被征地农民失去的财产及权利包括农地发展权和农民就业权,因此应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及失地农民就业培训费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基本投资差额纳入征地补偿计算范畴。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农地[2]具有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征地补偿应当包含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内容(刘慧芳,2000;麻战洪等,2003;邹晓云等,200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理论认识,刘慧芳(2000)、霍雅勤(2003)、吕萍(2005)等人直接应用寿险模型测算了安阳、会宁、北京等城市农地的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价值。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侧重于从方法论角度考察社会保障价格法的科学性。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作为一种统筹社会保障和征地补偿两个不同领域的创新型价值评估方法,社会保障价格法的设计和应用应当在相关经济学理论以及法律制度框架约束下,谨慎地提出协调不同权利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可行方案。文章从农地价值评估方法体系、社会保障相关理论以及征地中的经济关系三个维度对社会保障价格法的科学性展开全面分析评价。

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与社会保障价格法基本测算思路

(一)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及其主要测算方法

针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和利益分配严重不公问题,国务院于2004年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2005年7月23日,在汇总试点城市经验基础上,国土资源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着重对区片划分、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方法、测算结果验证与调整等若干技术问题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所谓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在城镇行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征地区片并根据征地区片的条件分别评估确定的区片农用地平均征地价格。通常用于测算区片综合地价的方法有社会保障价格法、地价折中法、土地预期收益还原法、地价构成法、征地案例比较法等。

(二)社会保障价格法测算思路

社会保障价格法的测算思路最早在国土资源部2003年颁布的《农用地估价规程》(TD/T1006-2003)正式提出。该规程认为,征地价格主要由农地质量价格和农地社会保障价格两部分构成。其中,农地质量价格由被征农地的质量决定,而农地社会保障价格则是指农民失去土地后,为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接受教育、再就业培训等应得到的补偿。

社会保障价格法将农地定级成果中的基准地价视为农地的质量价格,并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以替代成本求取农地的所谓社会保障价格,两者之和即为区片综合地价。在求取农地社会保障价格时,首先综合考虑人均耕地面积、耕地生产力水平、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确定农地承担社会保障的水平,进而确定相关技术参数,转而以此为据计算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所需的“成本”。这个“成本”即被视为农地的社会保障价格。在土地征收补偿实践中,农地的社会保障价格多与安置补助费对应,是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资金来源。

三、社会保障价格法测算征地补偿若干问题的理论探讨

(一)从农地价值评估方法体系分析,应用社会保障价格法的假设前提难以成立

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视域下的农地属于典型的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资源,其总经济价值可进一步分解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3]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农地总经济价值评估方法不但在理论上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在实践中其评估结果也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可靠性而广泛应用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中。

概括而言,农地价值评估方法可划分为揭示偏好评估方法和陈述偏好评估方法两大类。通常,对于农地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三部分)的评估,备选方法主要有一般市场法、基于成本分析的方法、特征价值法、条件价值评估法、旅行成本法等多种,而对农地非使用价值的评估,最常见的方法是条件价值评估法。从本质上讲,社会保障价格法的价值评估对象为农地的使用价值;[4]从农地价值评估方法体系上说,该方法属于基于成本分析方法范畴,即通过求取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所需成本间接达到评估农地非市场价值的目的。

1、社会保障价格法的应用有着极为苛刻的前提条件。从理论上讲,将基于成本分析的价值评估思路应用于我国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领域是可行的。但是,在目前国内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的具体实践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却往往被忽略不计的问题是关于社会保障价格法应用条件的探讨。笔者认为,应用社会保障价格法至少要满足三方面条件。其一,在客观上农地确实能够给农民带来某种效用;其二,这种效用的价值可以在某种合理程度上准确估算,并且能够以货币形式表达;其三,二者之间存在严格的替代关系。如果不能满足这些假设前提,社会保障价格法的评估结果就有可能蜕变为评估人的主观臆想。在三个假设前提中,如何确定土地能够提供何种类型效用并对其经济价值加以量化是最为关键的技术环节。

2、应用社会保障价格法的假设前提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质疑。王克强(2005)将土地对农民的多重效用概括为基本生活保障效用、就业机会效用、直接经济效益效用、子女继承效用、征地后可以得到补偿效用、以免重新获取时支付大笔费用等六个方面。综合考虑社会保障价格法的评估对象,我们认为,农地提供的所谓保障功能最终取决于占有、使用农地能够带来的即期收益以及可预见未来的潜在收益。换句话说,农民占有、使用农地得到的效用均源于农地的使用价值,源于农地潜在的收益能力。但是,在我国现有的农地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双重约束下,农地未来收益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农地能够提供所谓社会保障假设的合理性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质疑。

第一,我国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均耕地占有面积持续下降。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耕地总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流失:1981～1988年间耕地净减少352.77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41.10万公顷;1992～1994年间耕地净减少74.71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24.90万公顷;1999～2003年间耕地净减少373.34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93.34万公顷(黄征学,2004)。另据国土资源公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人均耕地1.39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技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短期内均不会发生显著改进的条件下,以如此数量的土地资源承担农民生活保障可谓任务艰巨。

第二,农业经营绝对收益逐年下降,部分地区出现入不敷出局面。资料显示,在1996～2005年间,从平均净收益变化情况来看,除棉花、油料作物外,其他农产品的净收益均有所下降:稻谷每亩净收益从247.46元降到192.71元,降幅为22.12%;小麦每亩净收益从92.9元降到79.35元,降幅为14.59%;玉米每亩净收益从123.77元降到95.54元,降幅为22.81%,部分纯农耕地区更是出现农业生产负收益现象(李剑阁等,2007)。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江西省泰和县的调查发现,该县农民种植籼稻亩均投入的物质费用为157.66元,亩均纯收入为110元,如果考虑劳动力成本的话,根据泰和县的标准,每亩早籼稻生产平均需要17.3个劳动工日,每个劳动工日作价10.56元,按每亩劳动力成本182.69元计算,则农民每种一亩水稻就会亏本71元。

第三,承包地调整频率仍然偏高,农民土地权利稳定性差,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大。尽管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但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决定了农民土地权利不仅要受到政府的干预,而且还会受到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本集体其他成员的制约。调查显示,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全国平均仍有12.5%的行政村进行过土地调整,东部地区调整比例最高,达到15.6%,中部11.3%,西部9.2%。其中浙江、内蒙等地土地调整比例分别达到45.5%和36.1%(李剑阁等,2007)。在这样的状况下,部分专家学者倡导的以土地作为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美好设想无异于天方夜谭。

(二)从社会保障理论视角分析,社会保障价格法实质上是操控征地补偿的遮羞布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村基本沿袭了“家庭+土地”保障模式,这种模式同传统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与家庭组织方式相适应。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自然经济条件与家庭组织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传统的“家庭+土地”保障模式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但是时至今日,“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的观点仍以巨大惯性充斥于人们头脑中,严重影响着正常的思维与判断。在测算区片综合地价时,社会保障价格法先确定社会保障内涵,后计算建立保障所需成本的操作思路将这一思维定势的荒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匮乏的条件下,社会保障价格法实质上成为地方政府操控征地补偿的遮羞布。

1、社会保障价格法基本立足点——“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观点僵化落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认为,所谓社会保障是指当公民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贫困时,政府向他们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制度,社会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社会性,即全体公民都有享受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权利。对城乡居民实行强制性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在1997年签署并于2001年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批准正式生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中,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2007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在社会保障论坛第二届年会上郑重宣布,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居民全覆盖。

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使土地担负保障农民生活的重任是我国政府困境中无奈的选择。当前我国GDP已经在世界各国排名中位列前茅,在经济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今天,仍然坚持以“国力有限”和“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为由将农民拒之于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门槛外,就是在故意推脱政府应尽职责,就是在剥夺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2、社会保障价格法极易蜕变为地方政府变相操控征地补偿的“另类”工具。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处于探索阶段。如何立足本国实际,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理论与经验,建立既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又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适度、公平、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内理论与实践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重大课题。然而,以“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保障价格法在确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项目及保障支出等关键问题时表现出的主观和草率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严肃性、科学性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一,社会保障价格法在保障项目选择问题上缺乏客观依据。现代社会保障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源总量是社会保障支出的最终来源,生产力水平、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保障水平的选择。除此之外,政治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历史人文、伦理道德等也是影响社会保障的重要因素。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百余年的发展脉络看,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发展历程就是随其社会经济状况不断进行慎重调整、优化甚至改革的过程。

社会保障价格法将测算征地补偿同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将征地补偿确定问题转化为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所需成本的核算问题。但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社会保障价格法的设计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客观合理地选定失地农民能够享受到的保障项目。社会保障项目选定缺乏客观依据为征地补偿标准的制订者提供了操作空间,为相关职能部门寻租留下了制度漏洞,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操控土地承担的所谓保障项目达到变相控制征地补偿水平的目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已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城市中,多数地方政府仅仅为失地农民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仅有少数城市涉及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项目(于冰,2006)。

第二,社会保障价格法在保障支出确定问题上缺乏客观标准。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偏高或偏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均不利于本国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制度较完善的西方国家对待如何确定社会保障开支问题可谓“谨小慎微”。以养老保险为例,在确定养老保险支付水平时要充分考虑参保年龄、领取年龄、参照标准、缴费期限、缴费系数、缴费比例、参保人生存率、死亡率、就业率、就业年限、资金时间价值等多种基本要素与技术参数,在详尽周密的保险精算基础上才会提出若干可行的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

社会保障价格法具体操作过程中并未充分考虑纳入社会保障者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仅仅“参照”城市居民保障或完全依靠操作者的主观判断就可确定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社会保障支出确定缺乏客观标准不但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为征地补偿测算者“有效”降低补偿水平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份来自经济发达省份的调查显示,浙江义乌下水门村的养老金标准仅为40元/月左右,金华市养老保障四个档次中最低105元/月、最高仅220元/月;江苏养老金标准多为120～220元/月不等,最低生活保障80～160元/月不等(于冰,2006)。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失地农民享受到的保障水平尚且如此,内陆不发达省份失地农民保障水平更可想而知了。

(三)从土地征收的经济关系分析,社会保障价格法是在回避矛盾而非解决问题

土地征收是指政府动用公权将私人土地所有权收回并给予原所有权人合理补偿的行为。依据我国土地征收的特殊性,可将征地过程分解为两个利益分配阶段:第一阶段中的利益主体是政府和农民集体,其核心问题集中在农转非后地价增值处置上;第二阶段中的利益主体是集体内不同土地权利的拥有者,其核心问题是征地补偿如何在失地者、未失地者及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合理分配。

1、我国土地征收利益补偿分配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伴随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土地资产属性渐入人心,地价增值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分配倍受各方密切关注。但时至今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都未能合理解释或妥善解决地价增值的处置问题。理论层面,学术界历来有“涨价归公”和“涨价归私”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两种观点引经据典,各有所长,难分伯仲。近年来“公私兼顾论”虽以折衷姿态出现,但终因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而未能赢得多数学者关注和认同。实践层面,尽管早在1993年12月国务院就已颁布旨在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的《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但该条例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资料显示,1995～1996年全国实际征收到的税金不足1亿,相当于印花税1～2天的收入;2000年全国土地增值税共征8.4亿元,仅占当年税收总额的0.065%;2006年底,即使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要求严格按照条例收缴增值税后,各地征税情况仍无明显改观。更进一步,政府动用公权强制征收集体土地引致地价“非常规性”增长在本质上又不同于正常市场条件下地价的增值机制,失地农民应以何种方式参与分配等问题始终是不能突破的瓶颈。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这种极为特殊的产权安排使征地补偿分配陷入困境。集体所有制决定了集体内每个成员对于土地都享有平等的、无差别的权利,任何人原则上无法声称他对集体土地的某一部分拥有特殊的权利(樊纲等,1994)。作为个人,任何人既没有特殊的所有权决定土地资本的使用,也不能根据特殊的所有权索取收入中的任何特殊份额。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失地农民并不能排他地拥有完全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完全占有与土地所有权价值对等的土地补偿。尽管在实践层面,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生存与出路问题,早在2005年江苏、山西两省先后以政府令形式出台了旨在规范征地补偿分配的《办法》[5],但很显然,两省政府令不仅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相关规定相悖[6],而且与集体所有制的传统理解冲突。在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困境迫切要求与集体所有制理论的刚性约束下,当前征地补偿分配问题处于进退唯谷的尴尬状态。

2、社会保障价格法在征地利益关系的处理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社会保障价格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将征地补偿的确定与失地农民安置问题结合加以统筹考虑,希望以此方式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事实上,社会保障价格法混淆了土地征收中的经济实质与利益关系,绕开了土地增值在政府和集体之间以及征地补偿在集体内部的分配问题。从本质上讲,该方法并没有能够真正为解决土地征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与其说社会保障价格法是在解决问题,不如说该方法是在巧妙地回避矛盾。

第一,在征地补偿标准评判依据上,社会保障价格法舍近求远。土地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土地价值是与其用途密切相关的,地价是在法律法规、土地制度、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等多重框架的协同作用下,上地预期收益的资本化。严格地说,土地征收并不属于正常市场交易所能涵盖的范畴,但毋庸置疑的是,农地及非农建设用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均衡价格共同构成了评判征地补偿合理与否的客观标准。社会保障价格法另辟蹊径,选择从解决失地农民生存问题入手,以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成本间接反映地价水平,在技术路径上存在极大的风险和缺陷。从理论层面看,该方法在征地补偿评判标准的选定上舍弃经典地价理论而以替代成本为参照依据难免有舍近求远、舍本逐末之嫌;从操作层面看,社会保障价格法的应用必须满足极为严格的前提条件,在确定社会保障项目、保障支出等相关技术参数过程中,该方法潜在着难以克服的随意性,评估结果缺乏必要的可信度。

第二,在地价增值处置问题上,社会保障价格法避重就轻。土地征收中,政府不但应对农地农用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价值(即VF部分)予以公平补偿,而且还要妥善处置伴随农转非而来的地价增值(即△V部分)。农民集体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土地的发展权,失去了未来以更高投资回报率利用土地获利的机会。这是农民集体为社会进步所做出的特别牺牲,从公平角度讲,尊重和保护集体土地权利的根本在于构建能够使集体在让渡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后所获补偿具有可持续性的新型利益分享格局,这才是解决农民当代乃至后代生存生计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保障价格法以解决即期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的社会成本计算安置补助费,这样就巧妙地绕开了△V如何在政府和集体之间分配的难题,同时也否定了集体未来获利的权利,这不仅使农民集体所获补偿严重“缩水”,也使中央提出确保失地农民“当前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许诺的含金量骤减。

第三,在征地补偿分配问题的处理上,社会保障价格法顾此失彼。如前所述,征地补偿集体内部分配必定要受到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安排的刚性约束。社会保障价格法在处理政府与集体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同时也干预到了征地补偿在集体内部的分配。这种看似能够“一举两得”的征地补偿测算方法对集体所有制产权安排的特殊性缺乏慎重考虑,也没有为未来法律制度发展预留足够空间,极其草率仓促的利益处置方案必定会带来诸多“后遗症”。失地农民成员权处置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成员权是与农民社区身份密切相关的一种身份权。当前我国农村集体成员权内涵丰富,不仅包括土地的占有使用权、承包权、收益权、经营决策权等经济权利,还包含知情权、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参政议政等非经济权利。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是,按照社会保障价格法测算思路得到补偿后农民成员权应当怎样处置?如果规定得到土地补偿费的农民仍旧可以保留其成员权,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们在下一轮土地承包中能否拥有和其他未被征地成员等质等量的权利?如果规定不能继续保留成员权,那么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成员权中承包土地的权利,还是连同分得宅基地、抑或是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权利也一同失去?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价格法并非可以一劳永逸,在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的表象下隐藏着若干问题悬而未决。

四、研究结论

客观地说,社会保障价格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部分解决失地农民生存生计问题,暂时缓解当前由征地制度设计不合理引发的社会矛盾。但必须注意到,建立在“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价格法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价值评估方法,在缺乏权力监督与制衡的条件下,该方法很可能转变为相关部门侵蚀农民和集体权益的“另类”工具。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不能取代合理征地补偿的问题,提高征地补偿水平才是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础。在这个逻辑关系的判断上,社会保障价格法测算思路是本末倒置的。从发展角度不难判断,随着征地制度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的观点与社会保障价格法注定会退出历史舞台。

摘要：在适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始探索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发展问题的长效机制。社会保障价格法正是在实践中总结创造出的一种试图将提高补偿标准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统筹考虑的新型征地补偿测算方法。本文从农地价值评估方法论、社会保障理论以及土地征收三个维度对社会保障价格法若干理论问题深入剖析后认为，虽然社会保障价格法客观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征地补偿，也能够暂时缓解征地双方矛盾，但从本质上讲，该方法并不是一种科学客观的方法，它既不能妥善处理征地中的复杂利益关系，也不能为失地农民建立长久、可靠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