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解释

现象解释（精选十篇）

现象解释 篇1

人为什么打哈欠

解释很多, 但似乎没有一种经得起严格的科学审查。 一种说法是, 打哈欠能促进颌、颈和窦 (dòu) 的血流, 在吸进一大口空气时带走热量, 从而给脑部降温。 然而, 与常识相反, 热天打哈欠不如冷天频繁。 一种尚待驳斥的假设是:打哈欠“充当身体活跃起来的信号, 是让我们保持警醒的方式”。 《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打哈欠之后, 运动和生理活动通常会加强, 表明人体在某种意义上‘活跃起来’。 ”

为什么有人认为有幽灵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2005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 48%的美国人认为幽灵存在。 现代科学家没有太多地探究这个话题, 但的确存在几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种解释与次声有关, 这种人类听不到的低频声音可能源于风暴甚至家用设备, 它会振动人体器官使人们感觉不安, 还可能干扰视觉让人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什么; 另一种看法认为, 气流或许会制造“冷点”, 让人们以为是幽灵的征兆; 最后一种理论认为, 有些人看到幽灵或许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幻觉。

既视感是怎么回事

你大概经历过这种感觉:发生某件事的时候, 你觉得是往昔的重现。 是什么导致这种怪异的感觉呢? 一句话:没人能肯定, 但有一些解释。

一项将人们置于虚拟计算机世界的研究暗示, 当某人偶然去了一个地方, 该场景与他以前去过的某个地方相似, 但他没有意识到时, 这种感觉出现得最为频繁。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安妮·克利里对《科学美国人》说:“既视现象的时空倒错感或许是新鲜感与熟悉感的反差, 即对不熟悉的东西不应该感到这么熟悉。 ”当大脑为新的记忆错误编码或者要确定某种熟悉感却没有成功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大脚野人真的有吗

“ 大脚野人” 有很多叫法, 但从科学角度看它是一种真伪无从证实的动物。 人们从未掌握大脚野人存在的确凿证据, 但科学家一直说, “ 缺乏证据不等于证明它不存在”。 很多人猜测, 目击大脚野人的情况往往涉及可能被误以为人类的大型动物, 比如熊。 《纽约时报》报道, 一项最新研究对号称来自一大型人形动物的毛发做了DNA分析, 结果发现这些毛发来自浣 (huàn) 熊、绵羊、熊、狗和人等。

安慰剂效应

你当然了解安慰剂效应:如果你真的认为某种东西能产生某种特定效果, 那结果可能真是这样, 就算只是一颗没有任何医疗作用的糖丸。 但安慰剂效应实际可能比你想象得更令人困惑。 最近的研究显示, 就算受试者被告知服的是糖丸, 它也管用。 睡眠也是一样。 如果你认为相比于睡眠时间相同的人来说自己的睡眠质量更好, 你多半会在各种任务中表现得更好。

有些线索或许能解释其中的奥妙。 比如, 一项研究发现, 被提供了假止痛膏的人, 其大脑的痛感区域活动减弱。 另一项研究发现, 类似的假止痛膏激活脊髓细胞。 但是, 从抵抗感染、考试成绩更佳到睡得更好一系列情况中, 具体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没有人清楚。

现象解释 篇2

有感

在这茫茫人海的大千世界中，有太多太多的不可思议：神秘的UFO来自何方？麦田怪圈是谁的作品？这世上又是否真的存在幽灵„„迄今为止，谁也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宇宙，是一个充满了传奇的天地，它创造了无数未知的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而经历数千载的努力，人类自以为创造了完美的科学殿堂，殊不知，这圣殿的根基正在21实际到来之际，受到了潜在却还是强烈的震撼。种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暴露了人类知识结构的缺陷，暴露了人类以往理论体系的单薄与脆弱。举个简单的例子：自1972年第一个麦田怪圈出现后，接连不断的大型怪圈以不同的形状、地点出现。消息一经传出，震惊世界，英国还为此专门设立了研究麦田怪圈的研究小组。无数的考察队员昼夜不息地考察，然而，在斥巨资考察之后，却没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结果。纷纷的议论也由此展开，有人说，这是恶作剧，有人说，这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有人说，这是外星人给人类的警告„„至于，麦田怪圈究竟是谁的杰作，直至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可仔细想想，难道这一曾震惊世界的神秘时间只是恶作剧吗？那这又真的是外星人的提示吗？谁也不能解答大多数人的疑惑。这一印在世界上的怪圈，也成为了人类科学史上的“？”。

由此，可想而知，现在人类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还远远不够探索整个宇宙空间的奥秘。科学，就像一个无底洞，在深不见底的洞中，蕴藏着无数奥秘。也许，有的现象，用今天掌握的科学能够解释，但更多的是宇宙的神秘，往往让人类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人类更需要发展科学，以科学的眼光去探索无数不能解释的不明现象。

假学历现象的理论解释 篇3

主人向新朋友介绍我的身份，说：“这是何玉兴博士。”我的心情突然糟糕透了，马上说：“有你这样骂人的吗?你才是博士呢!”

从社会学的分支符号学上讲，博士，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凝聚着受人尊重的含金量。别人的情况我不敢说，就我个人的经历，为了考博，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完不成学习计划时，用烟头烫大腿根儿；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读了一万多本书。当这样一个神圣的符号也可以弄虚作假，受到公众质疑时，我感到愤怒和耻辱。再有人介绍我的身份时，我宁可说我是卖白薯的、卖土豆的。

我一向不屑于和不介入所谓热点问题的争论，在这里，我谨从学术的角度，为读者提供几则关于诚信重要性的资料。

诚信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它表现为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互相认可与承认，并且形成实际的再认可与承认的社会性联系。

诚信是一种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大众的心中。诚信是一种价值，虽然不好估价，但确实有它可以感受得到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它不是短时期的沉淀，而是长期行为的累积结果。

在政治上，“民无信不立”，“诚信就是权力”。尼克松失去信任，被迫辞职。阿伦·布洛克说：社会的实力不仅在于经济力量，也在于它的凝聚力、道德精神，它的成员中存在的充分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任感。亨廷顿说：信任可以减少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布劳说：社会交换基于彼此的信任，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政治信用像威慑物一样加强人们的服从，产生一种乘数效应。邓小平说：“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在经济上，没有基本的信誉，商品交易就不能正常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在重信誉的氛围中养育而成的；“以上帝之名，我们相信”，这是美元上印着的话。商业信用加大了商业资本的效力。布劳说：“经济交换基于对法制的信赖。”迪尔凯姆进一步分析，认为契约的维持，不仅由于法律的制约，而且因为守信诺的道德情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靠信用调节，现代商品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在沟通上，没有基本的信任，再先进的通讯工具也是无效的。信任是连接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何光沪说：基本的信任“是维系一个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强大的一道精神防线”。潘能伯格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信赖是格外需要的。纳普认为，不信任与怀疑是培植谣言的土壤。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不信任是引起战斗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赵永植认为，今日社会的最大弊病，就是来源于彼此的互不信任风气。

个别的失信是难免的，社会机制应该保证守信者得利，失信者受损。霍姆斯说：我们并不基于邮递员的仁慈而相信我们的邮件能够送到，我们所依靠的是一整套抽象的“成员规则”。科尔曼说：这是一个信任的大系统，一个互相信任的共同体。卢曼把信任作为简化社会复杂性的一种机制，没有对体制的信任，就没有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合作。

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显得无奈。传统的群体关系是由神性、天意、权利安排的，信任并不太重要，现在，群体可以流动，可以选择，没有了信任，也就没有了沟通的纽带。对现代人来说，信任和沟通很难，问题不在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诚实，什么是信任，什么是沟通，问题不在于不想诚实、不想信任、不想沟通，而在于做不到。刘小枫说：“我想信任却没有能力。”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有一个调查表，说明媒体、政府等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是逐年下降的。哈拉尔在论述资本主义危机时首先论述了公众的信任危机，公众对联邦政府、劳工组织、医疗机构、司法系统、新闻媒介、宗教组织等主要机构的信任程度逐年下降；约翰奈斯比特说：日本一位在午夜电视节目中与穿着暴露的女艺人一起演出的丑角居然当选为大阪市市长，这是公众对政客厌恶、失望、不信任的结果。哈贝马斯论资本主义合法化的危机，主要指的也是群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忠诚不足的危机。帕森斯认为，只有市场力量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在法律、政治体系内解决。

硬币碰撞实验现象及解释 篇4

以下是硬币碰撞实验现象及解释:

实验一:取两枚一元的硬币A和B, 把B水平放置于桌面, 将其设置为被碰物.拿指头拨动A, 使其以较快的速度和B进行碰撞.该程序完成之后, 可发现当A处于静止状态后, B还会运动一段路程, 如图1所示.

实验一的原理解释:在两枚硬币发生碰撞的瞬间, 两者间产生的作用力比桌面摩擦力大得多, 两者动量守恒.硬币属于钢质合金类材质, 其碰撞前后并不会损失太多能量, 因此其总动能可视作固定值, 故这种碰撞又被称作完全弹性碰撞.假设硬币A和B的质量分别是mA与mB, 碰撞之前A速为v, 碰撞之后A和B的速度分别是vA和vB, 并将A碰撞之前的方向设置为正 方向 , 则动量守 恒定律为mAv=mAvA+mBvB.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得到12mAv2=12mAvA2+12mBvB2, 最终可得到vA和vB的值, 分别是mA-mB/mA+mBv与2mA/mA+mBv.根据上述式子可知, 如果mB大于mA, 则vA是负值 (碰撞之后A的前进方向和之前相反) .如果mB和mA相等, 则vA为零, 且vB=v, 即碰撞之后A和B交换速度.而如果mA大于mB, 则vA是正值 (碰撞之后A的前进方向和之前相同) .

实验二的原理解释:由于B和C之间存在着微小缝隙, 因此由三者同时作用的方式, 转变成先后作用.和实验一相似, A和B之间同样属于完全弹性碰撞, 而当B静止之后, C可获得向前速度v.

实验三:取三枚一元的硬币A、B和C, 把C水平放置于桌面, 将其设置为被碰物, 而A和B则紧靠一起.拿两个指头同时拨动A和B, 使其以较快的速度朝着C进行碰撞.但是, 在碰撞的过程中, 应保证A和B始终靠在一起. 该程序完成之后, 可发现当A处于静止状态时, B和C还会运动一段路程, 且其运动速度保持一致, 如图3所示.

实验三的原理解释:由于A和B之间存在着微小缝隙, 因此需改变三者同时作用的方式, 转变成先后作用.当B和C碰撞之后, B会停止运动并处于静止状态, C则可以获得向前速度;而当A和B碰撞之后, A会停止运动并处于静止状态, B可获得向前速度v.由此可见, 三者发生碰撞之后, A会处于静止状态, 而B和C还会运动一段路程.

实验四:取两枚硬币, 分别是一元的硬币A和一角的硬币B, 把A水平放置于桌面, 将其设置为被碰物.拿指头拨动B, 使其以较快的速度和A进行碰撞.该程序完成之后, A可获得向前速度v, B则会被较小的速度反弹出去, 如图4所示.

实验四的原理解释:假设硬币A和B的质量分别是mA与mB, 碰撞之前B速为v, 碰撞之后A、B的速度分别是vA和vB, 而mB小于mA, 因此两者碰撞之后, 和碰撞之前对比, B的速度方向明显相反.

在高中物理学习过程中, 通过各种物理实验的有效实践, 不仅能够从中感受到物理实验所带来的乐趣, 还能从中学到各种物理知识与物理规律. 不但如此, 在进行物理实验操作的过程当中, 能有效调动起同学们的求知欲望和实践欲望, 对于提高自身物理成绩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姜志进.158AGe V/c Pb-Pb碰撞中的J/Ψ反常抑制现象研究[J].原子核物理评论.2011.28 (4) :404-407

[2]鲁建全等.硬币碰撞实验现象及解释[J].物理教师.2012.33 (8) :45-47

2.现象解释型英语作文套用 篇5

1）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热衷于各种证件的考取；

2）考证热的原因各种各样；

3）我对于考证热的看法。

现象解释型模板套用

1）总体现象has been brought into focus.2）Nowadays, 现象表现和变化。3）In addition,进一步阐述现象。4）The reasons/factor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varied.5）Among all these reasons, 原因一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6）具体阐述原因一。7）Moreover, 原因二。8）Besides, 原因三。9)Therefore, 总结原因导致的结果。

中国高货币化现象的理论解释 篇6

【关键词】 M2/GDP;时间序列数据;准货币;不良资产

一、我国的高货币化现象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相对于GDP的比率M2/ GDP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年来已超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美、日等发达国家,M2/ GDP的上升引起多方的关注。从1997年至今的近10年时间里,M2/ GDP的值在不断的提高,到06年结束已接近1.7,在一段时间中,RM值将大于RG,这意味着未来的一段时间内M2/GDP可能变得更大。由于M2构成中的现金意味着中央银行(中央政府)对公众的负债,M2 中的存款是商业银行对公众的负债,M2/ GDP 的比例越高,整体支付风险越大。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央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和商业银行体系的支付能力都可能会逐渐减弱。

二、关于M2/ GDP的相关研究概括

麦金农(1993)使用这一指标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发达程度方面的差距。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过程中,M2/GDP 会不断上升,并未给出一个上升的极限。易纲(1996)认为中国货币供应量对GDP 的比率升高的原因是经济的货币化。李扬(2001)认为,M2 对GDP 比率相对下降和资本化率相对上升可作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一个标志。中国的货币化率和资本化率同时上升,是在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出现的现象。刘明志(2001)研究了1980～2000 年间中国M2/ GDP 的趋势、水平和影响因素,认为M2/ GDP 水平及变动由货币需求决定。李国疆(2001)认为,中国M2/ GDP 较高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的信用融资机制。钟伟、黄涛(2002)认为,M2/ GDP 上升与通货比率的下滑、货币流通速度的骤降以及金融资产的单一性有关。我国学者分析中国M2/ GDP 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从M2/ GDP 的结构来解释,认为M2/ GDP 持续升高的直接原因是M2 的增长速度快于GDP 的增长速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为何M2 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并可通过M2 的结构变动来解释M2/ GDP 的变动。另一种思路则是从货币供求的角度来解释M2/ GDP 的变动。事实上,这两种分析思路可以相互补充。

三、从M2和GDP的构成上分析M2/ GDP上升原因

(一)从准货币的构成看

首先,消费支持不足,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信贷市场并不完善,没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平台,所需大量消费基本来源于存款,构成了这样一种模式,要进行大数额的消费首先要存款或者说将存款作为消费的融资渠道,加上生活必需的住房,养老体制的不健全,人们必须对其将来可能的消费进行储蓄准备,我国居民储蓄不断的上升。

其次,长期我国金融产品单一,不存在较好的投资产品,居民除了储蓄不能进行更好的投资,这点非常重要,与之相佐证的是自去年证券市场启动以后,居民存款开始出现增长放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更充分说明了金融市场不发达和金融产品单一也是存款高的重要原因(虽然去年全年的储蓄增长仍为正数,最后几个月增长迅速放慢来看证券市场对储蓄起到了负增长的效应,今年更是从2月的172402.56亿元下降到8月的169073.63亿元)。

(二)从银行信贷过程看

由于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需要靠吸收社会上的贵金属货币来构成资金来源。在信用货币的银行体系开始运行之后,所有货币都是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创造”出来并被企业、个人等社会经济主体所持有。货币创造机制在商业银行具体行为上的反应,就是贷款会同时创造同样数量的存款,由于外部货币和内部货币、内部货币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差异会造成内部货币出现不实。

首先,外部货币与内部货币是异质的。作为法定货币,纸币不存在其价值低于面值的可能性。由于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因素的存在,商业银行负债的市场价值存在低于其面值的可能性。其次,内部货币—商业银行负债—本身是异质的,不同商业银行的负债具有不同的不可兑换风险。

(三)从GDP上升的关联看

虽然从时间上看GDP的上升是个稳定的过程,即依照每年的较为稳定的增长率增长,这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最好的方式,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更说明了GDP是个相对稳定变化的变量。以至于,可以给出GDP变动的的时间趋势。在GDP稳定增长的背后,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提高,和外汇占款的迅速增加。1994 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新的结售汇制度,形成两极外汇市场体制,即银行间外汇市场与银行结售汇市场。

结汇过程中,商业银行资产方外汇增加,负债方人民币存款增加。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时,体现为资产方外汇减少,准备金增加,只是资产结构的调整,不涉及负债方的变化。就会发现,负债方计入M2 的存款增加的同时,资产方却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并未投入到实际经济中去,与GDP 的创造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广义货币M2虽然增加了,但其中相当部分并未与实体经济发生关系,这自然会形成M2/GDP 的虚高。

四、M2与GDP的内在计量经济学模型

由于M2与GDP都是复杂的经济变量,GDP在大多数时间下随时间的位移而持续增长,M2则会随时间的位移而扩大,其观察值和预测值都不是平稳过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M2与GDP的内在计量经济联系。在eviews软件上对M2和GDP的内在因果关系进行模拟,通过不断调整相互的滞后长度,可以得关于M2和GDP的内在自身关系。通过对不同时间长度的M2与GDP的滞后分析,发现M2与GDP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滞后长度较为敏感。在较短期的时间内,两者是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但在长期中,则是GDP更侧相于影响M2,M2则不为原因。

五、结论与对策

(一)外汇占款会造成的基础货币增长

基础货币投入会创造出相对贷款总量的存款总量净增加,这极可能会造成负债方计入M2 的存款的增加,即资产方却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并未与GDP 的创造没有关系。这就会形成M2/GDP 的徒增。央行对冲基础货币的行为只会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降低其放贷能力,并不会影响货币总量相对实体经济的更快增长。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如果持续利用央行票据进行对冲,会促使我国M2/GDP 值进一步上升,如何对我国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逐步开放国际贸易资本项目,稳步进行人民币汇价的改革。

(二)金融市场不发达造就了储蓄存款的投资性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无论从消费信贷市场还是个人投资来看,都没有非常好的可供居民投资的渠道,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将银行的存款作为其主要的投资手段,将风险集中于银行,这不光会造成准货币的上升,也会造成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提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居民不得不对将来的可能性消费进行储蓄准备,个人信贷市场的发展落后使得内源性融资(居民储蓄)成为大宗消费的主要途径,这样更进一步恶化了储蓄率的提高。在投资靠存款和消费靠取款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居民不得不与各种存款进行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多样化的投资工具,鼓励居民使用其他投资形式进行金融投资,居民的金融资产多样化了,自然对货币需求就会相对下降,M2/GDP的水平就会放慢上升、停止上升或有所下降。在发展股票市场的同时,还要注意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公众投资于公司债券市场,直接向企业提供了储蓄,不需要通过银行作为中介,就这种形式的储蓄转移而言,银行不需要对企业发放贷款,不形成新的货币供应量。

(三)商业银行金融工具单一

中国的商业银行金融工具单一,负债品种和资产品种都比较单一,银行提供等量信用,这样平均创造的货币供应量就相对较多。纳入银行概览以外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较小,金融机构的信用集中于银行,也使M2/GDP的比率比较高。公众的筹资渠道单一,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银行只有进行金融创新,才能降低M2中的准货币问题。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朱新蓉.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对农村征地现象的经济学解释 篇7

中国农村土地的征用是与农村土地产权有紧密关系的, 因此必须分析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性质。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中详细论述了私有产权的三组权利的内容。私人使用权是指私人或个人决定使用资源的权利, 有权决定怎么用, 但是不一定自己使用, 重点是有权决定由谁使用和怎么使用, 另外一个重点是使用权一定有权限的限制 (张五常, 2002) 。收入享受权则是私人或个人运用其使用权或者转让权 (出租或买卖) 而获得的收入 (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 , 若政府管制收入权, 则某程度的租值消散必定存在。自由转让权是私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他人订立合约, 自由选择合约的形式, 将资产的使用权进行买卖或出租。没有任何的私人使用权, 则不可能有私人的收入权。凡是有私人转让权的资产, 在某程度必定有私人使用权及收入享受权。一样资产凡有任何形式的私人转让权, 某程度上必有私产的性质 (张五常, 2002) 。由此, 我们可知, 转让权对于判断资产是否私产的关键性作用。

明白了产权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分析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性质。首先来看使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2003年3月1日施行, 以下简称《承包法》) 规定:“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第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第五条) 、“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第八条) 、“发包方承担下列义务: (一) 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二) 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 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第十七条) 、“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 (第二十条) , 从中可以看出, 农村集体组织成员 (农民) 通过承包的方式获得农地的一定期限的经营权 (使用权) , 他人和组织不能干扰, 同时也对农地的使用进行了一定的规限, 如:未经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这说明中国农地是具有私人使用权的。

再来看收入享受权, 《承包法》规定, “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 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 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 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 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第十六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 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第三十六条) , 这些规定都表明农民具有运用土地的经营权 (使用权) 或者转让权 (承包经营权流转或被征用) 获得收入的权利。最后来看转让权, 《承包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第十条)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三十二条) 。这就说明农地的转让权不是自由的, 因为最主要的转让方式 (买卖) 被明确禁止。

经过上面的详细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土地具有一定的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 、收入享受权和某程度的转让权, 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具有某程度的私产的性质, 但是由于其使用权的规限 (主要是农地除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和转让权的不自由 (没有土地的买卖权) , 因此中国农地不是纯粹的私产。而这种土地的产权状况为政府 (暴力) 征用土地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无怪乎, 有的学者认为, 农民对自己应该拥有多少土地权利并没有话语权, 农民的土地权利是国家“给予”的。至于给予什么和给予多少权利则服从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主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目标。

二、交易费用与暴力征地

中国农地产权残缺是导致政府“征用”土地 (而非买地) 的原因, 但是“暴力征地”则源自于交易费用的高昂, 此处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量度费用和信息费用 (周双文, 2010) 。

(一) 地价量度的困难:高昂的量度费用

征地的本质是政府与农民进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使用权) 的交易, 但是不是通过市场方式 (价格制度) , 因此征地补偿款不是土地的市价。“暴力征地”现象的直接起因是交易 (非市场交易) 双方 (政府与农民) 对于征地补偿款不能形成一致意见, 农民通常认为政府的补偿款过低, 不愿放弃土地使用权, 抵抗政府征地, 从而形成双方的暴力冲突。政府与农民对于征地补偿款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在于地价量度的困难, 即存在高昂的量度费用。如果采用市场的交易方式, 则土地的市价就是土地租值收入的折现值。但是由于采取的是非市场的征用方式, 政府是土地需求的垄断者, 因此有压低征地补偿款的激励, 以便获得更多的垄断租值, 很多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买卖地收入, 被称为“土地财政”。

(二) 补偿款的发放落实:信息费用的困扰

即使征地补偿款的标准达成了一致, 但是农民如何才能确保政府及时兑现补偿的承诺呢?《土地管理法》虽然规定:“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但是在现实的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很多是地方政府拖欠不低补偿款造成的。因为政府是土地需求的唯一垄断者, 同时又是规例的制定者, 还是暴力的合法拥有者, 如果政府拖欠、克扣土地补偿款, 农民能够采取的利益诉求的渠道较少, 而采用暴力抵抗政府征地可能是保护自己财产的较佳手段。所以农民对政府的补偿款发放落实是不信任的, 但是在现实中, 政府很难做到将补偿款在征地前一次性付清给农民, 导致了征地过程冲突重重。这种征地中农民与政府就补偿款的发放落实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就是信息费用。

参考文献

现象解释 篇8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7年的人口科学论坛上指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为了遏制这种违法现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拟出台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广东、浙江、湖南、重庆等地已出台了一些相关处罚措施,如加收社会抚养费、公开曝光等,以维护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公平性。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趋于降低,我们把这一经验结论称为“反J型曲线”。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名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会不会又存在一条“U型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又趋于上升。本文拟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等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利用成本-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归纳总结。

二、文献述评

生育作为基本的人口过程之一,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一直受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重视,在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控制人口增长一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Paul Ehrlich,1968;D.L.Meadows,1972;Lester Brown,1999;et.)。在人口死亡率已经稳定在低水平的条件下,生育率变动成为决定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育率研究长期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T·P·舒尔茨在其《人口经济学》(1981)里甚至声称,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衡量是否是现代人口理论的主要标准。西方人口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行为及生育率变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对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着重经济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变动、生育率水平的关系(Easterlin,R·A.,1966;J L Simon,1977;et.)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Harvey Leibenstein,1954;Becker,G.S.,1960;J·C·Caldwell,1976;Easterlin,R·A.,1985);第二种类型,着重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关系、文化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W.E.Moore,1959;Ronald Freedman,1970,1975,1979;et.);第三种类型,着重人口学因素本身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强调婚姻、怀孕、分娩、避孕、生育间隔和生育次数等中介变量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Kingsley Davis&J.Blake,1956;J.Bongaarts,1975,1982);第四种类型,着重生物学因素或者生物-社会因素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生育行为与性行为、性能力、性道德等的关系(B.Weller,1995;J.Casterline,1995)。尽管西方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从经济分析转向非经济分析,甚至转向生物-社会因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生育率决定的经济分析仍占有很大比重。

在过去30年内,我国生育率超常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关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方面(顾宝昌,1987;彭希哲和黄娟,1993;孙文生和靳光华,1994;Poston,2000;杨涛、Marjorie Mcelroy,2000;李建民,2004;陈卫,2005;王金营,2006);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对西方家庭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和拓展,以家庭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分析了我国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原因(田雪原,1989,1992;李小平,1994;李建新,1996;叶文振,1998;陈卫、史梅,2002;汤玉刚,2002;罗丽艳,2003;李建民,2004;)。通过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生育率的宏观决定分析,还是生育率的微观决定分析,都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理性,生育率的下降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为什么会出现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是现有理论存在不足甚至错误,还是人们的生育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三、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生育的成本分析

一般来说,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起抚养到孩子生活自立时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机会成本包括父母因抚养孩子而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表现在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抚养费用、教育费用等随之增多,直接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条件下,父母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价值增大,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因此而最大。

名人、富人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在财产资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经很小,而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为主,工资率的提高不会增加他们的市场劳动时间供给,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他们会把有限的时间资源更多地投入闲暇中,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名人、富人可以通过找育婴师、保姆等缓解时间因素对养育孩子这种时间密集型产品的限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的生育直接成本仅占名人、富人的财富总量的很小部分,而时间成本又因为收入效应和财富对时间的替代被大大降低,他们的生育总成本比较低。

(二)生育的效用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在进行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时提出了孩子的效用包括:(1)消费效用,即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和情感上的满足;(2)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3)保险效用,即孩子给父母提供潜在生活保障的效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4)经济风险效用,即孩子承担家庭经济成败风险的效用;(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6)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消费效用的变化却难于确定(Harvey Leibenstein,1954)。

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1992;朱楚珠、张友干,1996;周长洪、黄丽华,1996;赵景辉,1997;叶文振,1998;罗迈,2001;郑真真,2004),发现人们的生育需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层面的需求对人们的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情感层面的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影响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对名人、富人来说,孩子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需要,他们可以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心理满足,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效用已经很弱。

(三)生育决策的决定

每个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一个家庭在决定子女数量时,也要经过一番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和斟酌。家庭总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定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相等的水平上,这时的生育数量即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根据以上成本和效用的分析来看,名人、富人生育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效用则相对较高,在以物质激励和惩罚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约束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往往倾向于多生,一直持续到边际孩子的成本—效用相等的均衡点上。

以上分析揭示了名人、富人的生育决策行为,他们的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的效用,是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这与普遍认为的,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效用刺激,而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这一看似相悖的推理是因为存在一个假设:在发达经济里,人们的收入通过市场劳动获得,收入水平制约着人们的理性决策。但对于名人、富人来说,他们的财富十分丰富,收入来源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孩子成本对他们的决策的影响已相对弱化,而孩子效用则成为影响决策的主导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1.名人、富人的生育行为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在生育市场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时间资源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约束条件充分考虑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效用),从而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由于名人、富人与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生育行为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随着工资率的提高,通过参与市场劳动获得主要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生育受到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双重约束,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却相对减弱,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成为他们生育决策是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名人、富人而言,财富积累已经不是主要通过参与市场劳动,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相对于他们“无尽”的财富和对非市场活动的强烈需要而言,生育成本相对很小,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

2.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对中国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使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公信力,这种影响才是主要的。国家统计局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名人、富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3.86%,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假设名人、富人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达到24‰,每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仅占全国出生人口的7.7%。但他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公信力,在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仍不稳定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失效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影响则具有全局性。

3.本文对名人、富人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演的层面,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持。要深入了解名人、富人的生育意愿,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理论逻辑推演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从而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目前,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共同关注。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看似有悖常理的现象发生呢?在全面梳理了生育决定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生育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理论阐述了名人、富人的生育行为,发现成本对他们的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逐渐成为影响他们生育决策的指导因素。

现象解释 篇9

关键词：大众传播,魔弹论,被时代

2009年东亚运动会期间, 一则和比赛成绩同样吸引公众眼球的娱乐八卦新闻“郭晶晶被悔婚、刘翔被恋爱”, 被媒体和公众炒得沸沸扬扬。这两位中国体育界的重量级人物, 一时间从社会非弱势群体变成了舆论弱势群体, 身陷“被时代”的尴尬。其实, 这“被悔婚”、“被恋爱”都并非独创, 在此之前, 类似不及物动词的被动用法已出现多次。白岩松被自杀、大学生被就业、人民群众被代表、灾难过后被捐款, 等等。就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 难住了许多考生的英语作文题目又催生出一个新的流行语———“被火锅”。一个并不符合语法规则的不及物动词的被动用法却频频出现, 人们不禁疑惑:2009年我们为什么会在不经意间进入了一个“被时代”?

有人说这是荒谬的, 纯属偶然现象, 也有人将此归罪于网络, 认为一切都是Internet惹的祸。的确, 如果仅孤立地看现象, “被时代”的到来确实并非人们预料之内的计划性事件。但纵观大众传播学发展史, 这似乎又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偶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30年代, 大众传播学发展史上就有一种流行的“魔弹论”观点, 又称“皮下注射论”或靶子论。这种理论认为, 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 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 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 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 (1)

虽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传播学发展时代, 一个是早就不合时宜的传播学观点, 一个是正在发生着的传媒时代新现象, 但两者之间却可以相互对比、印证。我们不妨用“魔弹论”观点对“被时代”现象做另角度分析, 重新审视一个已经过时的观点, 并透过现象探究本质, 从传播学的角度解释“被时代”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和内在规律。

传播过程各要素呈现强弱对比的态势

事件一:2009年10月, 一条关于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自杀的信息忽然在网络上疯传, 把大家着实吓了一跳。好在主持人天天上电视, 假消息不攻自破。可无论是谁, 无缘无故被卷入这样一个关于“生死”的谣言, 从情理上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后来针对此事件, 媒体称白岩松“被自杀”了一回。事件二:1938年万圣节前夕, 哥伦比亚广播了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 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并向自己逼近, 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这成为大众传播中特殊事件验证魔弹效果的典型案例。 (2)

两个相隔71年的大众传播事件, 虽呈现出诸多细节上的不同, 但却有着一致的表现特征和原因, 即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之间呈现出强弱对比的态势, 并因此造成话语权的不平衡。按照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理论, 传播过程的五大要素 (传者、讯息、媒介、受者、效果) 都有明确划分。它们之间存在也一定存在着相互的关系, 否则将不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 也无法完成基本的信息流动。那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首先, 各要素都很重要, 都具有各自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作用;其次, 多要素并存, 虽说同等重要, 但在实际的大众传播活动中, 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强弱对比的态势, 这成为5W各要素共存的基本关系之一。

所不同的是, “魔弹论”观点和“被时代”现象中, 各自呈现出的强弱对比态势的要素主体不一样。“魔弹论”是一种强调传者与媒介二者合一为强势体的观点, 其强弱对比关系的要素主体是传者、媒介与受者。在事件二中, 强势体是哥伦比亚广播, 弱势体是成千上万缺乏辨别能力、对科幻广播剧信以为真的听众。而“被时代”现象是传者、媒介和受者 (即媒体和公众) 三者合一为强势体, 与被传播的讯息内容之间形成的强弱对比关系。表现在事件一中, 强势体为媒体、公众共同参与的网络信息传播, 而白岩松、郭晶晶、刘翔们成为被传播的讯息内容, 变成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弱势体。另外, “魔弹论”观点是用主动句强调强势体主动实施行为, 重点突出强势体的强大;而“被时代”现象是用被动用法强调弱势体的被动承受行为, 重点突出弱势体的微弱。尽管语法使用和侧重点不同, 但这种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之间所呈现出的强弱对比的态势和话语权的不平衡是一致的。

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对受众心理的影响

媒介是大众传播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和因素, 其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影响并促进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进程。作为新生事物, 像许多其他的社会变革一样, 会对社会公众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而引发相应的传播事件。“魔弹论”观点和“被时代”现象都有此方面的成因。

在“魔弹论”观点盛行前后, 正是报纸、广播代表最先进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时代, 也正是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迅速发展的初期。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巨大的能动影响和作用, 是前所未有的, 致使公众过高估计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效果, 从而产生了一种恐惧和忧虑心理, 在意识到媒介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时, 也开始担心其强大的力量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负面影响。“魔弹论”观点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公众心理环境中诞生的。在美国, 许多人仍然相信是赫斯特报系一手挑起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事实上, 赫斯特报系确实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但一场战争的爆发是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原因的, 如果说一份报纸仅靠虚假新闻就能挑起一场国际战争, 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并不充分。人们这样认为, 还是因为对大众传播媒介强大作用的一种放大和畏惧的心理。

参考文献

现象解释 篇10

经典物理一般不讨论和不承认绝对的“负能量”, 在近代物理则有不同的思维和分析方法, 例如:在P.A.M.Dirac的电子理论中, 在有外场时, (+E) 和 (-E) 态不能清楚地分开, 这是因为粒子从 (+E) 态跃迁到 (-E) 态的几率不为零, 即所谓的Klein paradox。吴大猷认为处于负能态的电子有负质量, 因而当施力于某方向时加速度在反方向。虽然Dirac的负能态最后证明是正电子的正能态, 但负能态的概念还是从此逐渐确立起来并获得一定的认同。

20世纪80以来, 量子宇宙学认为宇宙的拓扑性质 (连通性) 可能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不同宇宙间或同一宇宙的不同部分间可以存在某种“时空隧道”, 这就是虫洞 (wormhole) 。有不少研究人员指出负能量与广义相对论中的时空弯曲、虫洞理论相联系对于未来的重要性。

Steve Hawking等人在利用量子力学原理研究黑洞附近的行为时发现黑洞有辐射。在解释黑洞的辐射机制时, Steve Hawking使用了负能量粒子的概念。Hawking认为黑洞辐射并不是粒子从黑洞的视界内部逃逸出来, 而是黑洞视界附近的真空涨落产生虚粒子对, 由于极度极化的黑洞表面附近的真空把虚粒子对经常质化为分别带正、负能量的实粒子对, 并证明带负能量的粒子进入黑洞的几率大于正能量粒子, 因此, 从外界看来就是黑洞在辐射粒子。

在物质的电磁特性研究中, 美国Science于2001年4月6日出版的一期上详尽介绍了UCSD研究组的工作:该研究组在实验中获得了物质的电磁参数ε<0、μ<0同时满足的情况。根据电场能量密度we磁场能量密度wm的计算式:

式中E、H分别为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如果ε<0、μ<0, 就得到负的电磁能量。

由此可见, 在过去只在处理问题时作为一个辅助计算的手段而否定其实际上的负能量。上面简述的有关负能量的研究, 虽然有不同的解释和机制, 但相同的是“负能量”已有实在的物理内容, 并有不少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但是, 对负能量也存在不同观点, Richard Feynman这样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如果有负能量, 我们可以在负能量凹坑中倒满粒子, 整个世界只不过是多一份额外的能量, 就可以把这个能量问题解决了。从下文的分析可以知道, 负能量问题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它可能与许多领域的研究相关, 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自然界可能存在负能量粒子, 其质量是正定的

或许有人认为有负能量不一定存在负能量粒子。事实上, Steve Hawking指出了在黑洞视界附近能层中确实有负能量粒子。另外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知道, 理论上并没有禁止负能量粒子存在的可能。由不确定性原理知:ΔE·Δt≥h/2 (3)

粒子物理学揭示虚粒子的产生和湮灭过程, 虚粒子可以存在的时间Δt与由它们的产生所引起的能量不守恒量ΔE满足式 (3) 。若粒子产生的过程是正能-负能粒子对, 它们所引起真空能量的不确定或者说从真空借贷的能量ΔE=0, 代入式 (3) 得Δt→∞, Δt为粒子对可以存在的时间。所以通过真空产生的正负能粒子对可以自由存在。至于粒子的具体寿命是多少, 完全由粒子本身决定, 而没有能量借贷关系的制约。

根据质能关系E=mc2知, 对于负能量则E=-m2c (4)

文献[3]通过思辨方法推导出负能量粒子必须具有正质量, 因此式必须 (4) 变为:E=-m (ic) 2 (5)

式 (4) 和式 (5) 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但在物理意义上则不同。式 (4) 表示负能量粒子具有正质量, 而质能比例系数为ic。式 (5) 表示负能量粒子具有负质量, 质能比例系数为c。

对于式 (5) , 上面还没有考虑比例系数ic的含意。若要考虑其含意, 先考虑c的物理含意。c虽然是相对论的基本物理常数, 但在时间和空间、质量和能量在观念上实现了统一后, 它就下降为单位换算因子, 在这个意义上c数值并没有特别的含意。从另一角度考虑:质能转化关系是本质, 由于质能转化的比例系数是确定的, 所以表现为真空中光速 (质能转化系数) c不变, 爱因斯坦由此表象建立狭义相对论。基于类比, ic在负能量体系中的作用相当于正能量体系中的c的作用。既然质能比例系数不同,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负能量系统的时空变换关系式不同于正能量系统的时空变换关系式——洛伦兹变换。

三、负能量系统的洛伦兹变换关系式

基于上述理由, 文献[4]猜想将负能量与质量的换算因子ic代替相对论中时空变换的洛伦兹因子中的c即成为负能量体系的洛伦兹因子: (6) 将此因子替代正能量系统的洛伦兹变换即为负能量系统的洛伦兹变换关系式。这样, 就把经典相对论只涉及正能量系统推广到负能量系统。虽然正、负能系统的时空变换形式有所不同, 但若对相对论思想的理解是时空的相对性和时间与空间的平等性, 而不是某些推导出的特定结论, 这样上面的猜想还是在相对论的思想框架内。式 (6) 那异于经典相对论的洛伦兹因子的猜想是有先例的, 如复旦大学倪光炯和张操认为中微子可能是超光速粒子, 并导出了超光速方程, 在其方程中, 构造洛伦兹因子为: (7) 1967年, G.feinberg发表“超光速粒子的可能性”的论文 (Possibility of faster than light particles.Physical Review, 1967, 159 (5) ) 也取式 (7) 的洛伦兹因子形式。

但是采用式 (7) 的洛伦兹因子的作者是从结果的需要来构造洛伦兹变换的因子, 显得有些突兀。虽然式 (6) 形式洛伦兹因子的不能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那样从基本原理导出, 但是相比较式 (7) 的突然出现还是比较自然的, 而且文献[12]却证明了采用式 (6) 形式洛伦兹因子的时空变换关系是逻辑自洽的。文献[4]采用式 (6) 替换而成的负能量体系洛伦兹变换证明了负能量物质的运动速度可取任何实数值而不违背因果律的要求。

四、不存在负无限的能级

1928年狄拉克 (Paul Dirac) 提出了电子的相对论性波动方程 (即狄拉克方程) 。他的方程有两个解, 一个相应于已知电子, 另一个是存在着无究多负能量状态的解。起初, 狄拉克试图把第二个解解释成质子, 但质子的重量要比电子重约2000倍, 因此这种观点不能成立。一些量子力学先驱如海森伯 (W e r n e r Heisenberg) 经常被狄拉克的推论深深打动, 但又发现无法解释的新解难以忍受。为了克服这一困难, 狄拉克曾假设真空是充满了负能电子的状态, 为此1930年他提出了“空穴理论”, 由于负能级可以有负无限大, 因而所有电子的向更低能级的跃迁是无止境的。为了避免这种无止境的跃迁, 假设负能态为电子海所填满。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 正能态的电子不可能跃到负能态中, 但负能态中的电子吸收了电磁辐射时可跃到正能态成为普通电子, 负能电子海中同时产生一个“空穴”。当普通电子返回“空穴”时, 它们将同时湮没而放出γ光子, 这个“空穴”相当于一个质量与电子相同而电荷相反的正电粒子, 并且因缺少了负能而具有正能量, 这就是狄拉克预言的正电子。

负能量电子海的提出是基于避免电子向更低能级跃迁而无止境地发出辐射, 然而这模型却与物理事实不符。后来物理学家了解到, 事实上这个负能量是代表正能量地“正电子”。

虽然反粒子得到了符合物理事实的解释, 负能量问题似乎也不存在了。可是, 如上述提到的, 研究表明, 绝对的负能量确实是存在的。如果经典狭义相对论洛伦兹变换适用在负能量体系, 则狄拉克在解释其相对论性电子波动方程的负能量解时所要避免的粒子向更低能级无限跃迁的问题又浮现出来了, 而且似乎不存在通过选择不同的解释来避免的可能。因此, 现在就剩下两种可能:一是绝对的负能量根本不存在, 二是负能量体系的洛伦兹变换必然与经典狭义相对论的洛伦兹变换不同。

用本文所提到的负能量体系的洛伦兹变换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能量关系: (8)

表明, 无论负能量粒子以什么速度运动, 能量都在0和-m0c2之间, 不存在负无穷大的能级, 不存在粒子向更低能级无限跃迁的违背物理事实的事件。

五、结论

理论上自然界可以存在绝对负能量粒子, 负能量粒子具有正质量, 在相对论框架内存在不同于正能量体系的时空变换关系, 负能量物质可以以任何速度运动而不破坏因果律, 同时可以避免出现与物理事实不符的粒子填满无限负能级的负能量粒子海的奇怪景象。

参考文献

[1]王文正, 柯善哲, 刘全慧主编.量子力学朝花夕拾[M].北京:科学出版社;

[2]理查德?费曼, S?温伯格著, 李培廉译.从反粒子到最终定律[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年5月;

[3]刘发兴.如果自然界存在负能量粒子[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2006, 21 (3) ;

[4]刘发兴, 刘颂豪, 胡义华.关于带负能量粒子问题[J].量子电子学报, 2002, 1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