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滥用（精选十篇）
资源滥用 篇1
内部人员的资源滥用行为检测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很多,最多的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法。Lee等人提出结合实时入侵检测和数据挖掘技术,用学习代理挖掘数据生成模式作为入侵检测的分类器,这样可以检测资源滥用行为。Buford等人基于多代理的思想,设计了资源滥用行为的检测方法。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法,大多数要标记数据训练分类器,标记合法用户访问行为和资源滥用行为。但是如果标记数据不可用,那么这些方法将无法检测新的资源滥用行为。
1 Eskin的概率分布学习算法
由Eskin提出的概率分布学习算法是一种概率统计算法,并且它提供了一种框架用以从一堆未知数据中提取出异常的数据。由于此算法只是一种框架,所以需要配合其他的模型算法一起组成混合模型达到本文提出检测异常滥用行为的目的。此算法,首先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去训练数据获得数据的概率分布,再运用已经获得的概率分布来判断进入系统的新数据是否符合系统的要求。
在入侵检测领域,对于任意的一个元素xi,都有落入是正常元素的概率λ和落入是不正常元素的概率1-λ。利用相应的机器算法,本文用的是下文提到的隐马尔科夫模型,可以得到属于正常元素的概率分布函数为M和属于异常的概率分布函数为A。通过以上假设可得,数据集D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在t时刻,任意元素属于正常的概率分布函数可以细化为:
PMt(X)=LM(Mt)(X)(2)
同理,t时刻,任意元素属于异常的概率分布函数可以表示为:
由以上叙述,可以求得数据集D的概率分布函数,但是为了以后的计算方便,此处给出t时刻,数据集D求对数似然后的公式:
2 HMM基本理论
HMM是一个双重随机过程,也就是一个双重的内部包含隐藏的从属随机过程的随机过程。对于一个给定的观察值序列O={O1,O2,⋯,OT}以及O所对应的隐状态序列Q={q1,q2,⋯,qT}(T为序列长度),一个HMM可记为
其中,N是隐状态的个数,隐状态的有限集合为S={S1,S2,⋯,SN};M为观察值个数,观察值有限集合表示为V={v1,v2,⋯vn};初始状态分布为π={πi},πi=P(q1=Si)(1≤i≤N);状态转移概率为A={aij},其中aij=P(qi+1=Si|qi=Si),表示在t时刻处于状态Si而在t+1时刻处于状态Sj的概率;输出概率B={bj(k)},bj(k)=P(Ot=vk|qt=Sj)表示在t时刻处于状态Sj并输出观测值vk的概率。
HMM是一个双重的随机过程,由马尔可夫链和一般随机过程两个部分组成。马尔可夫链用来描述系统的状态转移,但是受到状态转移矩阵A的控制,初始状态分布可以表示为π;一般随机过程描述的是系统的状态和观测符号之间的统计关系。HMM模型中,只能通过观测序号序列去推测,状态和转移过程是不可测的。
用公式描述HMM可表示为λ=(A,B,π),但是需要确定参数A、B等参数的值。
3 基于HMM的资源滥用检测的方法
计算机中文件系统中的数据资源作为公司和重要部门的核心资源,是重点保护对象,也是本文的重点的研究对象。在此假设文件系统中保存了重要的信息,来说明检测的方法和方式。
3.1 监控文件系统作为研究的基础
用户为了管理文件系统中的重要数据,会对敏感信息执行一系列的事件操作序列。这种操作主要包括:读文件(r)、复制文件(c)、写文件(w)、移动文件(m)、删除文件(d)。在操作系统中,打开和创建文件,一般都不会对重要的信息有产生干扰。故将打开和删除文件的操作忽略掉。
就目前,大多数的公司将重要的数据都部署在类unix系统上,故本文以此类系统作为监控文件系统基础。在类unix系统上,Hershkop等人研究了FWRAP技术,来监控文件的访问。The File Wrapper Anomayly Detection System是一个基于主机的随机访问监控系统,此研究使用文件包裹技术来监控用户对文件的访问。用户对文件系统的函数调用,首先经过FWRAP,然后才是去调用真正的文件系统的底层函数。故当用户去操作敏感信息时,操作事件的序列都会被记录。
3.2 内部人员访问文件系统的HMM模型构建
在内部人员操作敏感信息时,人员的事务操作序列是可以观测得到的。但是操作对象和操作的值是外面不可看见的。由此,可以简历内部人员访问的HMM模型。
基于此类事务的HMM模型,观测序列是内部人员在敏感信息上的操作,状态是保存敏感信息的文件夹。内部人员对敏感信息的一次操作,构成了HMM模型中的状态转移,可通过FWRAP技术获得内部人员操作的序列。本文以敏感信息所在的文件夹作为HMM模型的状态。
4 检测资源滥用行为的方法
HMM模型在训练后,模型中的关键参数A,B和π都被确定下来。可以用λ=(A,B,π)表示HMM模型。到t时刻输出长度为H的观测符号D1=o1,o2,⋯,oH,该序列出现的概率p1,也是元素H,属于正常的概率分布是:
结合Eskin提出的检测算法,可以得到观测符号序列D1在t时刻的概率分布求似然对数值为:
在下时刻t+1,将符号OH从观测序列D1中剔除,可以得到新观测序列D2。同上可以得到D2的概率分布求似然对数的值为:
求上述两者的差值ΔL=Lt+1(D2)-Lt(D1),如果ΔL大于阀值δ,说明元素OH被系统接受的概率低,是异常的元素。反之,如果ΔL小于阀值δ,说明元素OH被系统接受的概率高,是正常元素。
5 实验结果
5.1 实验数据
实验中,通过FWRAP技术来实时的获取系统使用的信息序列,记录下了所有的操作序列。实验数据分为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训练数据是内部人员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下被记录下来的数,用来训练本文提出的资源滥用检测模型。测试数据是由正常数据和异常的数据混合的数据,用来检测本文提出的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表1给出了实验数据的情况。
5.2 命中率和误报率
观测异常行为检测的结果的指标一般有误报率漏报率命中率和正常率。本文将命中率和误报率作为资源滥用检测方法的评价指标。前者表示资源滥用行为被正确检测到的概率,后者表示正常的资源使用行为被误判为资源滥用行为的概率。
该方法于文献中的方法都能够检测出大部分的异常行为,两者方法对同样的测试数据的命中率相同。但是在误报率方面,本文提出的方法要好一些。可见,本体能够在有效检测出资源滥用行为的前提下,惟一一个较低的误报率。
6 结束语
基于HMM模型,针对企业或者单位内部人员滥用资源的行为,本文提出了一种检测此类行为的方法。此方法是Eskin的检测算法和HMM模型的结合,与其他的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误报率,从而增加人们对系统的信任度。由于Eskin提出的检测算法的计算效率不高,也影响到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考虑优化和改进相关部分,以便提高运行的效率。
摘要：对于信息系统中资源滥用的行为,在现有的方法中,有的需要不能有效的检测出资源滥用行为,有的却是对新的资源滥用行为缺乏识别。所以造成现有的检测方法都不能大规模运用。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隐马尔科夫模型,结合Eskin提出的概率检测算法框架达到检测资源滥用行为的目的。该方法以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资源作为监控对象,记录用户对资源的操作数据集,利用数据集建立HMM模型的参数,结合Eskin的概率检测算法来检测资源滥用行为。
关键词：隐马尔可夫模型,资源滥用,概率检测算法
参考文献
[1]Eleazar Eskin.Anomaly Detection over Noisy Data using Learne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Journal of Computer Security,2002.
[2]Warrender C,Forrest S,Pearlmutter B.Detecting intrusions using system calls:alternative data models,Oakland,California,1999.
[3]Cho S B,PARK H J.Efficient anomaly detection by modeling privilege flows using hidden Markov model,Computer&Security,2003.
[4]D Cappelli,A Moore R Trzeciak.Common Sense Guide to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of Insider Threats.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2009.
[5]S Stolfoj,S Bellovin,S Hershkop.Insider Attack and Cyber Security:Beyond the Hacker.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2008.
[6]J Buford,L Lewis,G jakobson.Insider threat detection using stituation-ware.MAS,2008.
[7]A Srivastava,A Kundu,S Sural.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 using hidden markov model.IEEE,Transactions on Dependable and SecureComputing,2008.
[8]E Santos,H Nguyen,F Yu.Internet-driven insider threat detection in intelligence analysis,2008.
不可滥用眼药 篇2
这是一例典型的"药源性眼病"。近几十年来,糖皮质激素被广泛应用于眼科,用于治疗结膜炎、巩膜炎、虹膜睫状体炎、视网膜脉络膜炎、视神经炎及过敏性眼炎等。眼局部滴用或结膜下注射,效果颇佳。该药有依赖性,长期使用后一旦突然停止用药,眼部就会感到不适甚至眼病加重。常用的激素有考地松、泼尼松、地塞米松等。全身或眼局部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引起眼压升高。眼压升高与应用激素的种类、浓度以及用药时间的长短有关。地塞米松较考地松更易引起眼压升高,如用0.l%地塞米松滴眼,每日4次,2～4周内眼压即可升高,若改用低浓度地塞米松,或减少每日滴眼次数,则不至引起眼压升高。另外,局部应用激素对眼压的影响因人而异,一般老年人比年轻人敏感,有青光眼家族史、疑似青光眼和单纯性青光眼患者,应用激素后眼压的反应较大。
应用激素引起眼压升高的原因主要是激素可引起房水排出不畅。在激素性青光眼早期,患者如能及时停药,眼压可于1～2周内逐渐下降,房水流畅系数回升,视野恢复正常。如再使用激素,眼压又复上升。个别病人短期应用激素表现为急性青光眼,对此尤应注意。一般长期局部应用激素引起眼压升高,颇似慢性单纯性青光眼的临床表现,往往不能引起病人的注意,故不易被发现。本文开头提到的病例就是因未及时停药而导致了严重后果。为了避免此类危害的发生,应采取如下措施:1、减少不必要的激素应用。2、对必须应用激素的病人,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用量和浓度,或改用对眼压影响小的激素。3、若需长期应用,应在用药的过程中,密切观察眼压,以便早期发现青光眼,及时采取治疗措施。4。对眼压持续不降且视野、眼底有改变者应做减压术;对晶体全混浊的白内障,应做摘除术。除激素外,眼部长期滴用阿托品、匹罗卡品、磺胺制剂和汞剂等,也可引起各种眼病,不可盲目应用,尤其是前房浅的老年人,更应注意。对于患者来说,使用眼药水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一定要遵医嘱,不要私自购药胡乱使用。
二、开药前应向医生说明有无药物过敏史及青光眼等眼部疾病家族史。
三、查看药瓶标签,确认药物品种、浓度和有效期,检查药液有无沉淀、絮状物或颜色改变,如发现有上述情况则不能使用。
四、滴药前一定要将手洗干净,不要用手触摸瓶口;滴药时瓶口切勿碰到睫毛或眼睛,以免污染眼药。
五、滴药时头向后仰(或仰卧),眼向上看,用手指将下眼皮向下轻拉,以暴露下结膜囊,然后将眼药水滴人结膜囊中,一滴足矣!很多人认为一滴不够,常滴数滴,多余的药液自眼角淌出甚至流到前襟。其实,人眼结膜仅能容纳7微升的液体,眨眼时,药液向内外眦及鼻泪管扩渗,容量能增至10微升,而一滴眼药水足有20～70微升,故用量绰绰有余。还要注意尽量不将药液滴在黑眼珠上,因其富含感觉神经,对外来刺激极为敏感,滴上药液后立即引起反射性眨眼将药液挤出眼外,影响疗效。滴毕松开下眼皮,闭眼2～5分钟,让药液充分与眼球接触,以利吸收。同时用棉球压迫内眦部,以免带苦味的药液经鼻泪道进入口腔造成味觉不适,并可阻止有毒的药液(如阿托品)进入鼻腔被粘膜吸收。
六、如果使用两种以上滴眼药物时,应间隔10～15分钟,以免互相稀释、互相影响而降低药效。
资源滥用 篇3
一、滥用职权司法审查之缺陷
中国学术界根据中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司法审查标准形成不同的分类。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可归结为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两方面，其中合法性标准主要有五个方面：(1)主要证据是否确凿、充分;(2)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合理性标准有两个：1)是否滥用职权;2)行政处罚是否显示公正[1]。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有合法性标准，没有合理性标准，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都属于合法性标准的范畴[2]。虽然行政诉讼法第54条可以看做是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但对滥用职权如何具体审查仍然没有明确，而且目前的司法审查标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1)司法审查标准缺乏灵活性。中国司法审查目前采用的是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严格审查标准，这样的标准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本质区别，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衡量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挥法院和行政机关各自的优势。由于一些行政事务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特点，决定了在很多时候法院对事实的认辨能力可能并不比行政机关高明，此时确立灵活多变的审查标准有其必要。针对某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只对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而对事实问题的认定，由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的人员去判断更为妥当。2)重视合法性审查标准，淡化或忽视合理性审查标准。因为中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确立了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种规定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法院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虽然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滥用职权”、“显失公正”属于合理性审查标准，但由于对什么是“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缺乏明确的界定，过于抽象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因此经常被束之高阁，使得合理性审查标准成为“口号式”标准，实践中以合理性标准为依据而撤销行政行为的鲜有前例。由于行政滥用职权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解释，所以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认定，是实践中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
在刑法层面，刑法条文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行为作出进一步的明确，同样给实务界留下了一个审查难题。人民法院要正确作出裁判，必须首先审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而后进一步审查该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在刑法学理上大多数意见都将超越职权划归滥用职权范畴，笔者以为，这种划分有其缺陷：(1)与行政滥用职权不统一。从法制统一的要求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不宜时分时合，同为滥用职权一语，不能截然划分为行政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与刑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虽然违法与犯罪之间有量和质的区别，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行政滥用职权的社会危害性只要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即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时，就可以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而不必对滥用职权作不同的解释，以视区别。(2)从法律特征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之间界限分明。虽然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都有不正确行使权力的成分在内，但二者界限很明显，滥用职权以行为人有资格行使该权力为前提，而超越职权以行为人没有资格行使权力却超越了职权作出行为为前提。由于滥用职权是在职务范围内行使权力，因而在形式上一般看起来是“合法”的，超越职权则是超越其职务范围行使权力，因在形式上就是违法的[3]。换句话说，滥用职权属于隐性违法，超越职权属于显性违法。因此，笔者以为，还是将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分开定罪处罚为宜，否则容易导致逻辑上的混乱，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二、行政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罪的衔接
行政法上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罪在界定、表现形式和司法审查标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在不同法域对滥用职权的认定不同，造成实务界的困惑。对普通公众而言，对同一事实行为，不同法律规范认定不同，表述不一，也容易造成他们对法律权威的怀疑。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法上的滥用职权与刑法上的滥用职权罪衔接起来，消弥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困惑，树立法律规范对对公众的权威。
1. 统一滥用职权的界定
从行政法学理上和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内容看，行政滥用职权不包括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是并列关系。但在刑法学理上，滥用职权包含超越职权，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这方面看来，行政滥用职权与滥用职权罪很难衔接起来，二者界定的不统一就可能导致在行政法上被认定为行政越权的行为，在刑法上却以滥用职权罪追究责任，让普通公众很难理解。从中国的立法发展历程来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行为;从法律特征看，二者之间界限分明，滥用职权是在权限范围内不正确履行职责，而超越职权则是超越了权限范围不正确履行职责;从法制统一原则看，完全没有必要对滥用职权在行政法和刑法上作不同的划分，只要行政滥用职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的程度，即致使公共、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时，就可以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笔者愚见，为使行政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衔接起来，应当将刑法上滥用职权罪的界定适当修改，将超越职权行为单独定罪处罚。
2. 统一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上均未对滥用职权作出具体的界定，也未列举其表现形式，在学理上对滥用职权表现形式的列举不尽统一，而且客观上要对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列举穷尽绝非易事。笔者陋见，滥用职权行为不外乎表现在程序、事实的认定上和行政行为的结果上。因此，滥用职权表现形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违背法定目的、立法精神;(2)考虑不当。包括考虑了不应考虑的因素和未考虑应考虑的因素;(3)程序严重失当。包括故意不正当的迟延或不作为，不正当的步骤、方式、方法;(4)违反同一性，反复无常;(5)结果显失公正，违背一般的社会常理。(6)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
只要有上述行为表现的，在行政法上和刑法上都可以认定为滥用职权。
3. 完善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标准
对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很多时候是法官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去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现阶段，实务界对行政滥用职权和滥用职权罪的司法审查标准各异，方法各不相同。由于滥用职权行为的灵活多变性，加上目前的审查标准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坚持以合法性审查为前提，以合理性审查为辅助，兼取长期以来司法审查中形成的一些经验法则以外，中国目前现行的审查标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以为，首先，应当确立灵活多样的司法审查标准，以适应不同滥用职权行为的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而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为，法院并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判断去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公平。所以，笔者建议对部分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行为，法院只对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对事实问题就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公平。其次，应当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以弥补只审查法定程序的不足。长期以来，司法审查时只对行政机关有无按法定程序行事进行审查，而对非法定程序不进行审查。事实上，法律规定的程序只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最基本的程序，除此之外的一些程序，也需要通过司法审查加以约束、监督，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422.
[2]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77.
中药滥用的危害 篇4
当您随便走进任何一家药店，就能发现“中药抗生素”果然很有“市场”。清热解毒类中药往往摆在正对大门口的显眼位置；其品种最为丰富，大败毒胶囊、三黄片、板蓝根冲剂、穿心莲片、双黄连口服液，应有尽有。
清热解毒药能替代抗生素吗?可以随意吃吗?据报道，不少医院就接诊了不少清热解毒药“吃坏了”的病例：
1．病情被耽搁甚至迁延难愈
原来，很多病人的“感冒咳嗽、咽喉肿痛”属于细菌感染，需要抗菌治疗。 如果这时一味地只使用清热解毒药，肯定达不到理想的抗菌效果，因为这类药物抗菌作用较弱，拿“弱旅”对“强敌”，后果可想而知，造成患者病情迁延，咳嗽、发热反复发作，甚至出现病情加重。 此外，对于咳嗽等症状，过多地用寒凉的清热解毒药会造成邪气内郁而不能外散，病程反而延长，迁延难愈。
清热解毒药和抗生素不能互相替代。虽然研究表明清热解毒中药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但单用这类药物疗效难保证。因此，如果吃药两三天病情没有痊愈，最好上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诊治。
2．吃药吃坏了胃肠
很多人认为，中成药安全无毒，长期服用没有问题；因此，有的人为了预防感冒经常喝板蓝根，有的人为清咽利喉长期用胖大海泡茶等。实际上，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现代研究，都表明清热解毒中药不能久服。原来，清热解毒药属于寒凉之品，长期服用会造成脾胃阳气受伤， 而致食欲下降、腹胀腹满、腹泻等。很多人吃这类药吃出了肠胃不适却浑然不知， 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3．不对证用药加重病情
中医治病强调辨证施治，用药时往往表现为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如清开灵口服液主要用于外感风热、火毒等内盛所致高热不退等，但有些患者轻微发热时就用此药，这样做不但不会治好疾病，反而有可能让病情加重。 此外，冬天房子里暖气开得太足，或夏季空调温度调得过低，而造成室内外温差太大而感冒的患者，属外邪袭表之表热证或表寒证，也不适合使用苦寒的清热解毒药， 而应该使用加减葛根汤、加减小柴胡汤等药发散，否则会使“外邪”被包裹得更紧，发散不出，而导致外邪由表及里。
清热解毒类中药用得太多太滥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抗生素限售令后，药店的抗生素卖不动，二是广告宣传将一些不正确的用药观念“潜移默化”，并没有医学道理；三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清热解毒药厚爱有加。这造成了很多家庭都盲目地储备这类药物。 要知道，中医药的精髓在辨证论治，只有在医院拿过脉、看过舌象之后，才可能开出最适合病人的药物 ，家里盲目贮备中成药的做法是错误的。
论行政滥用职权 篇5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别登载了如下两则典型案例, 其一为张晓华诉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1]其二为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2]两个案件的相关事实大致相同, 即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财产自由, 然而法院对上述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对于案例1, 初审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磐安县公安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 以刑事侦查为名, 限制原告张晓华的人身自由, 扣押其财产, 侵犯了张晓华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 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 项第4目规定的‘超越职权’的行为, ”据此撤销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 (1994) 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 项第5目即“滥用职权”撤销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相同的案件事实为何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撤销标准, 导致滥用职权撤销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滥用职权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解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应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确立的整个司法审查体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 各撤销标准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 相互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法院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程序问题。那么相对应《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5个撤销标准, 证据不足属于事实问题,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法律问题, 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问题, 而剩下的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又属于哪个范畴且在事实、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标准可以周延的情况下, 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就可能被前三个撤销标准所涵盖, 而不是与之相并列。
其次, 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合理性审查处于虚置状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 也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合理性的审查只存在于行政处罚领域。该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只重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对于合理性审查则往往将其忽略。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的“滥用职权”标准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三、滥用职权标准的判断
理论上对于滥用职权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主观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 行政滥用职权的成立, 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错。[3]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判断可以不问主观动机如何, 只要在客观上看来武断专横, 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 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 就可以判定滥用职权”。[4]
笔者认为在整个合法性审查标准体系还未修正前, 如果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在实践中会陷入相对困境。首先, 在司法审查过程中, 如何认定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 “滥用”一词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主观否定评价色彩, 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对此否定不会欣然接受, 甚至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 这对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 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 如果仅在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时才构成滥用职权, 那么当行政机关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的非法意图, 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侵害相对人的结果, 此时行政相对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济则存在困难。因为按照主观判断标准, 由于行政机关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为之, 那么就不构成滥用职权, 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无法以“滥用职权”为由将其予以撤销。在上述情况下, 法院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 法官可以放弃“滥用职权”的审查路径转而适用其他撤销标准, 且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法官也倾向于此种做法。而这种选择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滥用职权”标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很少得到适用, 往往被束之高阁, 即使适用也与其他撤销标准相混淆。第二, 如果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 法官就可以以“显失公正”为由做出变更判决。而该选择的缺陷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有限, 只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对“滥用职权”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审判风险。从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看, 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乃是行政诉讼核心价值。撤销标准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的制度设计自然也应充分体现这种价值精神。主观标准的选择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点。因此对“滥用职权”的判断采用客观标准才更为妥当。
而具体来说, 如何判断“滥用职权”, 其判断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是否违反法定目的; (2) 其结果是否显失公正; (3) 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4) 是否能够平等对待。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滥用职权”, 而其主观上是否故意则可以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张晓华不服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4, (4) .
[2]最高人民法院.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不服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6, (1) .
[3]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J].中国法学, 2005, (2) .
抗菌药物滥用分析 篇6
1 抗菌药物使用的误区
1.1 抗菌药物是消炎药
其实抗菌药只适用于由细菌引起的炎症, 对生活中常发生的局部软组织瘀血、红肿、疼痛、过敏反应引起的接触性皮炎、药物性皮炎以及病毒引起的炎症等, 都不应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1.2 抗菌谱越广越好
人体的皮肤、口、咽、阴道和结肠等部位存在大量以细菌为主的微生物, 这些细菌的存在对于保持人体生态平衡和内环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当用抗菌药物治疗感染时, 体内正常菌群同样会被杀灭或抑制。抗菌药物的抗菌谱越广, 受影响的细菌谱也越广, 体内受杀灭或抑制的正常菌群也越多。因此, 治疗感染病应根据引起感染的病原菌来选择窄谱、有针对性的抗菌药物。这样既可有效杀灭病原菌, 达到治疗疾病目的, 又可避免或减少二重感染的发生。
1.3 抗菌药物外用
有些人经常把抗菌药物配成液体冲洗伤口, 有的在术后向伤口内撒抗菌药物粉针剂, 这都是不正确的。抗菌药物外用的机会越多, 产生耐药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需要外用, 应选择专用的外用制剂。
1.4 新的抗菌药物比老的好
每种抗菌药物的优劣各不相同, 要因病、因人及抗菌谱作用特点而选择。如对于军团菌和支原体感染的肺炎, 价格非常高的三代头孢菌素就不如红霉素 (价格非常便宜) 。
1.5 频繁更换抗菌药物
对抗菌药物期望值过高, 使用抗菌药物一两天没有明显好转即换用其他抗菌药物或联用其他抗菌药物。抗菌药物一般用药3~5天显良效, 频繁换药易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轻度感染合用几种抗菌药物会使细菌耐药性产生, 甚至造成二重感染。
1.6 疗程过短
症状一消退就停药是不正确的, 抗菌药物疗程因感染不同而异, 一般宜用至症状消退后72~96小时。
1.7 输液治疗
轻症感染口服用药, 应选用口服吸收完全的抗菌药物, 不必采用静脉或肌内注射给药。重症感染、全身性感染病人初始治疗应予静脉给药, 以确保药效, 病情好转能口服时应及早转为口服给药。
2 医院是抗菌药物滥用的主要领域
2.1 内科抗菌药物使用 无指征预防使用:病毒性感染、无细菌感染征象的预防用药, 化、放疗病人的常规预防, 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常规预防;超广谱抗菌药物及不合理联合用药。抗菌药占门诊处方量的24%以上 , 比例最大。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应用抗生素。2.2 外科抗菌药物使用 手术前超常规预防用药, 手术后使用率几乎达100%, 且长期预防用药为主;围术期多使用广谱抗菌药物。住院病人抗生素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 (国外一般在15%~30%) 。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 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占58%, 而根据药敏试验而选择使用的仅占14%。
3 抗菌药物滥用的原因
3.1 盲目使用
不做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 凭经验盲目使用抗生素。
3.2 市场误导
选用价格昂贵或进口的新抗生素, 忽视了抗菌药物的特性和抗菌谱。
3.3 病原学诊断不明或估计不准确
担心漏诊、误诊, 错误选用药物, 使用广谱药物及不适当的联合用药, 对已确诊的病毒性疾病, 为保险起见, 也给予抗生素。
3.4 不适当预防用药。
为了预防手术前、后感染, 1周内常使用2~3种抗生素, 甚至缝合无菌伤口时也习惯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导致细菌耐药。
3.5 无原则用药
无原则迁就病人的不合理要求, 听从病人点药, 任意开出大处方、滥用昂贵抗生素。个别医生受经济利益驱使, 职业道德差, 不坚持抗生素使用的原则, 而是以药品回扣的多少为原则, 导致选用抗生素起点过高等滥用药现象发生。
3.6 业务水平低
医生未能严格掌握适应证, 不了解抗菌谱和抗菌特点, 选用了无效的抗菌药物。出现给药剂量不足或过失、给药方式不当、疗程不足或过长、更换品种频繁等现象。
3.7 医院条件限制
有些医疗单位无条件做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无法对重要感染部位的标本做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 无法监测血药浓度, 使医生无法根据病人的血药浓度调整给药剂量, 制订合理的个性化用药方案。
4 抗菌药物滥用的危害
4.1 严重毒副反应
目前国内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 其中有40%与抗生素相关。中国三分之一的残疾人属于听力残疾, 而60%~80%的致聋原因与使用抗生素有关。各类抗生素引起的变态反应、皮疹、药物热在不良反应的种类及发生的例数和次数上均处于首位。湖北2002年统计显示:3349例药品不良反应中, 六成为抗生素所引起。
4.2 产生细菌耐药
经常使用抗生素, 病菌产生了耐药性, 一旦病重时再用, 效果很差。喹诺酮类对大肠杆菌的耐药率及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达40%~70%;大环内酯类抗菌药曾使肺炎死亡率降低了80%, 但现在60%~80%的肺炎球菌对其有耐药性;医院内的葡萄球菌60%~85%对新青霉素Ⅱ和Ⅳ耐药, 对青霉素几乎100%耐药;20%~50%肺炎杆菌和不动杆菌对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淋球菌对青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率达70%~90%。
4.3 增加感染机会
正常人体内有许多共生菌群, 菌群之间以及菌群与机体之间处于平衡状态, 对于保持人体生态平衡和内环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在临床中许多病毒引起的疾病使用了抗生素, 结果不仅延误了治疗, 使病情得以继续发展, 而且因为“无的放矢”地大量使用了抗生素, 破坏了患者体内菌群的平衡, 导致新的疾患, 同时对药物资源也是一种不应有的浪费。大量应用抗生素可使体内菌群失调, 有利于病毒繁殖。故对病毒感染者应注意避免滥用抗生素, 一定要查找病因, 对症下药。
4.4 后抗生素时代来临
与细菌对抗生素迅速产生的耐药性相对应的, 是研究开发一种新抗生素时间的漫长。开发一种新的抗生素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通常花费5~10亿美元。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只要2年的时间, 抗生素的研制速度远远赶不上耐药菌的繁殖速度。
4.5 浪费医疗资源、增加患者的负担
我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 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占58%, 远远高于国际水平 (30%) ;药费增长>GDP增长;使用新、贵品种居多。
5 减少或避免抗感染药物滥用的对策
5.1 加强管理
建立健全用药质量管理制度。将抗生素的应用纳入临床医疗质量管理内容, 加强对抗生素使用的监督管理力度, 规范临床医生用药行为, 建立科学的用药观念, 定期对使用抗生素情况进行检查讲评,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5.2 合理使用
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制订合理应用抗生素制度, 医务人员应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作为安全、有效、经济、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指南。定期举办讲座, 不断强化临床医生合理用药意识。加强对抗生素临床应用的监测, 开展细菌培养、药敏试验和血药浓度监测, 为临床合理规范应用抗生素提供科学的依据。
5.3 提高用药水平
医务人员努力增加工作责任心和不断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不断更新知识, 熟悉抗生素的抗菌谱, 掌握抗生素用药特征和基本原则, 尽可能做必要的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有针对性地选择用药, 避免盲目求新、求贵现象, 严格控制预防用药和联合用药。药学人员应加强学习和知识更新, 对不合理用药要提出意见, 并经常主动与临床医师一起共同把好合理用药关。
5.4 实行分线管理
将抗生素分成三线, 对一线抗菌药规定不同权限, 对二、三线抗菌药规定限制性应用, 临床应用要有严格的适应证, 必须以临床诊断、细菌学诊断、药敏试验等作为选用药物的依据, 特别是三线抗菌药的应用, 必须由主任医师签字同意后方可应用。
5.5 严格控制新品种的引进
资源滥用 篇7
《刑法》第397条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规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可见,滥用职权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反规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一般认为,滥用职权罪应以结果作为罪过认定的标准。因此,行为是否造成“重大损失”是区分滥用职权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如何认定刑法意义上的“重大损失”也成为查办滥用职权犯罪案件的关键所在。
《立案标准》对滥用职权犯罪“重大损失”标准作出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物质损失(包括人员伤亡和直接、间接经济损失);二是非物质损失(主要是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于物质损失在《立案标准》中有着较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易于把握,但对于非物质损失则规定的较为抽象,如对何谓“严重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并没有明确的尺度来衡量。非物质性危害后果的标准模糊,导致一些滥用职权犯罪案件在查办过程中因非物质危害后果难以确定,较难进行法律适用。
二、结合查办的一起滥用职权犯罪案件进行分析
下面笔者结合查办的一起案件,对滥用职权罪中“非物质损失”的法律适用进行进一步理解和分析。
蚌埠市安监局负责该市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技术培训、考核和发证工作,2002年至2007年期间,该局共办理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32000余份。在此期间,该局培训科负责人陈某,在具体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和发证工作中,明知其中有两家机构不具备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资质,违反相关法规为不具备资质的几家培训机构以及未参加安全技术培训的人员共计17000余人办理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造成严重的安全生产隐患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本案的查办过程中,对于陈某违规办证的滥用职权行为没有异议,但在认定是否造成损失上,存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陈某的行为较难适用滥用职权罪进行认定,因为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一般而言,在实践中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划分滥用职权罪与一般滥用职权违法行为的界限,而本案中,陈某虽然违规办证,却没有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因而较难适用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的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条件,虽然其滥用职权行为未造成重大物质损失,但却造成严重安全隐患和恶劣社会影响这一非物质损失,虽然这种非物质损失看不见、摸不着,较难衡量,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难以把握,就不去适用。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在认定滥用职权犯罪的结果要素是否造成损失方面,不仅仅是物质损失,也应包括非物质损失。陈某的行为符合《立案标准》中第8条规定,即“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构成滥用职权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陈某的滥用职权行为已造成严重的生产安全隐患
作为安监局培训科负责人,陈某明知不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而予以办理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属于未按规定履行职责,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而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犯罪,还要具体分析陈某的行为是否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表面上看,陈某的行为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无法以《立案标准》中前7条造成“重大物质损失”的规定加以衡量。但据统计,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陈某共计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3万余人,其中不具备培训资质机构培训的人员以及未参加培训的人员约为17000人。从这组数据可以得知,违规办理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不仅数量多,而且已达到全部办证人数的一半以上,已造成严重的生产安全隐患。
特种作业的性质决定其潜在的危险较大,一旦发生危险造成的损失可能无法挽回。在《关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中,对特种作业也有明确规定:特种作业是指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因此,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与本工种相适应的、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经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由上,具有一定危险性质的行业,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然而负有安全监督职责的安监部门却没有把好检查关,违规给予相关人员办证,没有意识到未经培训考核就发放操作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旦这些未经培训的特种作业人员进入相关企业,可能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于这种安全隐患应该零容忍。作为安监部门,尤其需要对从事特种作业的企业加大监管力度和日常安全隐患检查。即使这种潜在隐患未发生,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认为隐患未发生就对可能的后果不闻不问。
(二)受到通报批评,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安徽省安监局在全省安全机构年度检查中,发现蚌埠市安监局在2006年至2007年存在超范围培训问题,并责令其整改。2006年,就蚌埠市安监局存在同意不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对从事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培训的问题曾受到安徽省安监局的通报批评。从该起滥用职权犯罪案的具体情况来看,陈某明知部分机构无资质却违规办证,且违规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间跨度长、次数较多、人数达17000人之多,主观上对未经培训即给予发证所带来的生产安全隐患熟视无睹,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和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综上,笔者认为,陈某的行为符合《立案标准》第8条“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足以认定陈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我们的认识得到了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
三、完善滥用职权罪中“非物质损失”认定的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
针对滥用职权罪“非物质损失”概括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完善相关立法,尽可能地明确、细化“非物质损失”的各种情形,从而减少分歧以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1. 细化标准
笔者建议,《立案标准》可以用规定各种物质损失判断标准的方式来弥补具体列举困难的不足。
对“严重损害国家声誉”,可以规定如下判断标准:(1)犯罪行为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这一规定还要进一步细化才易于在实践中操作:如对不良舆论程度的认定应把握为具有较大范围的知晓性,如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网络传播转载等;(2)犯罪行为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3)犯罪行为使其他国家及其公民对我国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信任度下降。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影响了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一个地方的犯罪被群众知悉,民众因犯罪行为而对政府的机关缺乏信任,公信力降低,使该地政府和机关的威信和诚信度下降,造成了一方的社会不稳定;(2)犯罪行为造成某一地区、某一系统不稳定,诱发群众多人多次上。这里的上访应指的是合理上访,多人多次上访(3人或3次以上的合理合法上访)。上述细化的判断标准要符合社会常识,应尊重社会公众的常识性认知,即以一般人的常识认知来裁量非物质损失的严重程度。(3)公众性损害。如致使大量假冒伪劣商品、药品等流入市场危害公众利益的;(4)权益性损害。如导致公共资金、单位资金被大量挪用,公众资金被大量违规运用的;(5)社会性危害。如放纵或诱发刑事犯罪危害社会的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以上标准和当地实际情况灵活把握,准确适用。
2. 完善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相关要件
鉴于现实中滥用职权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表现形式复杂多样、难以穷尽,即使按照以上判断标准描述各种可能情形,也难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在非物质损失认定方面出现的所有问题。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对认定存在的分歧,准确适用法律打击滥用职权犯罪,笔者建议应完善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与国外立法模式不同,为突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差异,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和司法有限介入原则,我国《刑法》往往在行为上附加一定的条件,而结果条件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因此,我国《刑法》又常被冠以“结果刑法”之称,而这种特点在渎职犯罪的立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滥用职权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成立犯罪。重大损失结果是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成立条件之一,它用于衡量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在查办渎职犯罪案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提升办案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素质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再完善也不可能使之自己发生效力,需要司法人员的严格执行和准确适用。诚然,现行《立案标准》仍不够完善,但不能因为其较难适用就不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上述案件中陈某的犯罪行为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正是办案人员对法律条文的准确把握,充分体现《刑法》打击犯罪的精神。
因此,在查办一些类似滥用职权犯罪案件时,办案人员应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在日常工作中,办案人员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和业务素质,深入钻研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吃透《立法标准》相关条款的立法本意,不断提高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二是充分领会立法精神,灵活运用。由于非物质性损失不能依据数量标准加以衡量,这就需要办案人员在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评价。在确定非物质损失的严重程度时需要抓住渎职行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性这个本质属性,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条款,从而有利于准确惩治滥用职权犯罪,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此时,应注意到法律赋予司法人员一定的裁量权,但该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应在《立案标准》范围内认真分析存在的分歧,在认定渎职犯罪的危害后果上,标准不能过严,以免打击不力,也不能失之过宽,避免扩大打击面,要坚持罪刑法定、宽严相济的原则,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王纪松.论渎职罪构成中的损失结果[J].中国刑事法,2007(2).
兽药滥用的管理对策研究 篇8
关键词：兽药,滥用,对策
0引言
兽药在防治动物疾病、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畜产品质量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兽药残留 (residues of veterinary drug),即指用药后蓄积或存留于畜禽机体或产品(如鸡蛋、奶品、肉品等)中原型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包括与兽药有关的杂质的残留,对人的生命健康构成危害。如果兽药大量滥用,不但会导致严重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对人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甚至会对畜牧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基于南京地区兽药使用情况来看,兽药滥用的成因有三个主要方面:兽药使用人员专业素质低下,盲目滥用兽药,超量超限度使用兽药。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管理对策。
1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法律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法律,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兽药管理、兽药残留等的法规,让兽药残留监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推进和督促兽药残留监控工作的开展;家畜及畜产品从饲养到产品加工的全过程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提高动物产品安全的可信度。严格执行《兽药管理条例》《动物性食品中最高残留限量》《农产品安全质量法》等法规及配套规章的各项规定,严格规范企业的生产、流通、经营行为,要符合国家标准。执法机构须明确,禁止滥用禁药抗生素等违禁药物,严禁人畜共同用药;严厉查处假药、劣药及制剂等案例,对饲料、兽药产品的管理要严格,对违法者须严厉打击,加大处罚力度,使畜牧业产业化链条的整体洁净得到有效保证。坚持以“预防为主,防重于治”为动物疫病防治方针:对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和动物免疫程序要科学合理地制定,落实免疫、消毒、普查、检疫、监测监管等防疫工作要全面,使动物抗机体感染的能力得到增强,避免动物疫病发生,尽量减少使用兽药。严格按规定兽药使用: 养殖户在动物生病要及时治疗时,应该规范用药,最好在兽医指导下或者凭兽医的处方用药,禁止私自用药。在动物疾病治疗中,必须严格使用兽药同时应该根据兽药的作用、剂量、疗程、不良反应以及休药期等规定进行用药,做到科学、合理、对症、适度地用药,并且只能使用国家法定机构认证的兽药,避免产生不良反应如药物残留和中毒等。尽量使用高效、低毒、 无公害、无残留的绿色兽药。
2增加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强度.
国家先后修改制定发布了《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出口肉禽饲养用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进一步让兽药的使用得到规范。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 尽量把这些国家法令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通过对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提高生产者、消费者和有关部门对兽药残留危害生命和人体健康的意识。通过大力普及和培训等途径普及科学用药方法,使广大养殖场主(户) 掌握和了解这些知识,提高对饲料安全性的重要认识,提高按规定用药和遵守休药期的自觉性。让广大人民都参与到防范与监督、降低兽药残留的活动中来。严格登记兽药使用记录:对养殖场各种用药等兽药使用情况都进行详细登记。兽药使用记录至少要包括用药名称、时间、方式、剂量和兽药的批准文号、 生产厂家、生产批号、停药日期等。
3兽药质量管理
兽药从本质来说是化学品,具有特定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与生物学性质。维护这些性质的稳定, 是确保兽药质量,防止产生有害杂质的重要手段。在兽药质量的维护过程中,根据兽药的性质设定环境因子,比如,温度、湿度、光线等。要防止兽药受潮,因为兽药受潮后会产生发霉、黏结、变色、松散、变形、有异味甚至生虫的有害现象,性质也会发生变化,除了失效外还会产生大量有害物质,完全失去使用价值。为了防止兽药受潮,库区的除湿工作显得非常重要,库区要有排通风设备,要有除湿装备,养殖户存放兽药一定要密闭保存,注意防潮。 因为兽药是生物或者化学制剂,白天太阳光中所含的紫外线,常催化兽药降解反应,使兽药的氧化分解加速等,使兽药变质。 尤其是性质不稳定的药品,例如,维生素、抗生素类药物,照射阳光后,颜色都会加深,从而使药效降低, 甚至变成有毒物质。肾上腺素、硝酸类药物也都是怕阳光的。在兽药保存时,库区包括橱柜要对门窗进行遮光,对怕光兽药,应采用棕色玻璃瓶或用黑色纸包裹的玻璃器包装,以防止被光线照射。对于需要遮光保存的兽药,应保存在在阴凉干燥、光线不易直射到的地方。遇光容易氧化、分解的兽药,如肾上腺素, 必须保存于密闭的避光容器中。兽药采购时配来的药物瓶是棕色和深颜色的,不宜更换。温度对于兽药质量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兽药对温度都非常敏感,温度过高或过低都能使某些兽药变质失效。在控制好库区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因素的同时,防止兽药在使用过程中的混淆差错,也是确保兽药质量的重要举措。将兽药混乱放,容易发生错误用药的药害事件甚至造成畜禽死亡的危险。存放兽药应做到:内外用药分开储存;消毒、杀虫、驱虫药等危险药物不与普通兽药混放,以免误用导致中毒;消毒、抗生素药物不能与生物制品混放,防止生物制品失去疗效;不用兽药空瓶装农药、鼠药;兽药一定放到他人接触不到的地方,防止他人误拿误用,导致严重后果。还有,采购兽药原装的瓶、袋、盒等,最好把原标签保留,尽量用原包装物包装。 如果没有原包装,应装在棕色瓶中,贴上标签,注明药品名称、用法、用量、作用和禁忌症。 另外,还要注明药物装入的日期、出厂日期、兽药有效期。 最好用红色标签或红笔书写外用药品, 方便区分,防止内服。由于兽药使用量大,养殖户要及时对储存的兽药进行定期清理,及时清理过期、变质、包装破坏以及标签不齐全的兽药。对于过期变质的兽药,要专门建立仓库、库区与专柜进行存放,双人双锁进行封存,并且使用醒目红色的标识。严格禁止避免无序存放过期药和有剩余兽药的包装物,过期变质兽药和有剩余兽药的包装物一旦被误拿误用,后果也非常严重。不但会造成生命财产严重损失,还会造成环境污染,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特殊性质的药品,如青霉素,如果自行处理不当可能会散发到空气中,造成过敏意外,甚至死亡事件。还有些粉针剂药品会使人体皮肤溃烂。因此,对失去药用价值的兽药应彻底销毁。
4大力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天然兽药
兽药的残留是由其本身造成的,在解决兽药残留于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着眼于用药途径、用药间隔、具体用量的合理化和尊重休药期的原则之外,政府也应该大力支持并加大资金投入, 应尽快研制出替抗生素的绿色饲料添加剂和作用广泛、安全低毒、不易产生耐药性、无污染、无残留的新型兽药。我国有丰富的天然药物的资源,有利于进行植物提取,通过提高动物免疫力、抗菌消炎等途径来实现。从长远的角度来彻底改善抗生素在畜禽养殖中的使用情况,减少兽药残留,降低兽药残留的危害性,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满足全民对食品安全的要求。
5倡导安全饲养模式,转变生产方式
畜禽在饲养过程中,坚决不得使用违禁药物及含有违禁药物的饲料添加剂,倡导使用安全低毒、无残留的中药制剂、酶制剂、微生态制剂、植物提取等替抗生素绿色的饲料添加剂,降低兽药在畜禽体内的残留,促进生长发育的健康安全。另外,要强化并扩大畜牧业的标准化生产,大力转变生产方式,建立“无公害畜产品基地”“出口基地”“优质畜产品基地”等。如今,“生态床”的养猪模式是一种零污染、零排放、零臭气、得病少的新型绿色环保生态养殖技术,且具有成本低、损耗少、操作简便、经济效益高等优点,减少了兽药的使用和残留,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兽药与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6严格饲养管理,转变饲养观念,加强对国内外先进饲养技术的学习和借鉴
良好的饲养环有利于增强动物体免疫力,全面综合的卫生防疫措施也大大降低了动物源的发病率,从而减少兽药的使用和体内残留。在治疗过敏或疫病的预防和控制中,应首选低毒、等效、残留量小的制剂或药物,降低兽药残留的程度,严格禁用违禁兽药,严格准确执行休药期规定,确保肉产品的卫生质量和安全,提高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保障。生产过程中应遵循休药期具体规定:免疫注射死苗7天(免疫注射活苗21)天后无并发症才能屠宰食用,畜禽经过使用抗生素、磺胺药治疗疾病,其肉奶需在停药5天以上才能食用。饲养过程中喂食过含砷的饲料,其肉奶应该停喂至少7天才可食用。
7净化养殖环境,严格控制兽药残留在多种环境因子的作用下转移、转化或叠加蓄积在畜禽体内
要注重养殖环境的卫生,净化养殖场环境,不要肆意改变饲养模式,对于饲养过程中的污染药物、废水、废弃物应彻底处理,动物接触厩舍粪尿池中含有药物残留,畜禽采食废弃物也是造成兽药残留的原因。另外,在动物的饲养过程中,为节约饲料成本,对畜禽的排泄废弃物的再利用也是造成兽药残留的原因,用鸡的废弃物饲喂其他动物导致了复杂的化学物质在畜禽动物体内的重复残留,导致药物残留超标。 除此之外,诊治兽比人难,因此不得将人的用药用于兽。同时在饲养过程中,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国际卫生组织禁止使用的违禁兽药(如:盐酸克伦特罗、 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已烯雌酚、氯霉素等),严格遵守国家有关饲料、兽药使用、兽药管理的规定,将这些规定落实到具体的饲养过程中去,层层严格把关,才是兽药滥用与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之道。
8结语
滥用激素教训深 篇9
那么,为什么滥用激素会导致股骨头坏死呢?①激素可引起人体内的脂肪代谢紊乱,使脂肪在肝脏中沉积,导致人体出现高脂血症及血管内的脂肪栓塞。这不仅会使股骨头内的脂肪细胞膨胀,而且还可使股骨头软骨下的骨细小终末血管形成栓塞或受到挤压,从而导致股骨头内的骨细胞缺血和坏死。②长期应用激素会使患者的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并引起血管炎。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血管内皮一旦受损就容易引起局部的血管内凝血,同时还可诱发纤维蛋白的溶解及自由基的生成,引发血管内皮细胞膜的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使小血管破裂、血液的供应中断,从而导致股骨头的缺血和坏死。③大剂量应用激素可使患者出现钙吸收障碍,使其骨质的合成减少,引起骨质疏松,进而可造成股骨头的骨小梁发生骨折和软骨下骨压缩,这些细微骨折的积累,最终可使患者出现股骨头坏死。
一般来说,滥用激素后患者大多会在一年后发生股骨头坏死,也有个别患者会在使用激素1～2个月后就发病。小剂量长期应用激素的患者发生股骨头坏死的概率约为20%,大剂量短期应用激素的患者发生股骨头坏死的概率则高达40%。此外,患者应用激素的途径也与其发生股骨头坏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关节腔内注射激素、在静脉内注射激素和口服激素的患者,其发生股骨头坏死的概率依次由高到低。使用强的松、地塞米松等中长效激素的患者,比使用可的松等短效激素的患者发生股骨头坏死的概率要高。个别对激素敏感者尤其是更年期妇女,使用激素后的发病率较一般患者要高。应用激素的患者若同时酗酒,则发生股骨头坏死的概率更高。
滥用会计政策变更及其控制 篇10
一、滥用会计政策变更的表现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不完善, 投资者阅读财务报告时偏重于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常见指标, 对其他部分不够关注, 尤其是会计报告的附注部分, 这种疏漏给了上市公司可乘之机。另外, 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出谋划策、滥用职权;会计政策变更方法选择混乱;有些上市公司对会计政策变更的制度、准则理解错误, 执行过程不规范, 更有甚者对会计政策变更有目的的滥用, 给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监管者造成严重干扰。
二、滥用会计政策变更的方法
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针对不同的会计政策变更情形进行处理。
(一) 变更存货计价方法。
上市公司发出存货的成本结转方法有多种, 例如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结转当期销售成本的金额受不同存货计价方法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期末存货价值越大, 销货成本越低, 期末存货价值越小, 销货成本越高, 其对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确定的影响可分为四种情况: (1) 当期利润可能因期初存货计价过低而增加; (2) 当期利润可能因期初存货计价过高而减少; (3) 当期利润可能因期末存货计价过低而减少; (4) 当期利润可能因期末存货计价过高而增加。
(二) 变更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主要有加速折旧法 (年数总和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直线法 (年限平均法) 、工作量法等。直线法计算折旧法是以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为分摊标准的, 各期折旧额相等。加速折旧法 (快速折旧法) 是使固定资产的成本在有效使用寿命内加快得到补偿, 即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寿命的基础上, 为加快折旧的速度, 前期多计提折旧, 后期少计提折旧。把折旧方法由加速折旧法改为直线法, 在固定资产使用的早期会导致固定资产折旧率下降, 变更当期折旧费用降低, 利润增加;在固定资产使用的末期, 同样也会达到变更当期折旧费用降低, 利润增加的效果。
(三) 变更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必须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企业计提减值准备的目的在于更稳健地确认当期收益, 更真实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但新政策本身又带来了上市公司操作利润的“新工具”, 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存在较大的可操作性。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 特殊的体制背景和制度安排, 给不少上市公司提供了操作利润的可乘之机。
三、滥用会计政策变更的控制对策
下面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如何有效地控制滥用会计政策变更的控制对策:
(一) 从政府角度分析。
目前, 由《证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财经法律法规所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不够明确和具体, 甚至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情况。为此, 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各种制度和准则, 加大执法和监管力度。 (1) 加快会计制度和准则与国际会计制度和准则接轨的步伐, 促进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的完善。会计准则具有不完全性, 是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产物, 因此应参考国际惯例, 对会计准则中的会计方法和程序尽量减少, 压缩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 (2) 对《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或完善。“三年连续亏损”是上市公司暂停上市的依据之一, 这导致了“微利现象”、“10%现象”、“巨额冲销现象”等, 因此需要对《公司法》、《证券法》中这类条款加以修改完善, 除了把三年连续亏损作为依据外, 还应该对其他指标加以考虑, 比如经营性现金流量指标、企业持续盈余指标等, 以便减少企业的管理层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的外在诱因。
(二) 从审计角度分析。
审计作为会计系统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 是约束会计主体行为的重要机制, 是会计信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保障。下面从审计角度分析, 介绍如何通过评价公司的会计政策来合理确信会计信息:
1、评价披露程度。会计规则只对披露的最低限度提出了要求, 这就使得管理人员在披露程度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因此在评价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公司的披露是否足以评价其经营战略和效益; (2) 是否已经充分说明了公司的管理和经营状况等; (3) 附注是否足以阐明其会计政策和假设及逻辑关系以及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2、评价会计策略。
当管理人员可以灵活地选择会计政策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真实地公布企业经济状况或隐瞒真实的经营情况之间进行选择。因此, 在针对如何运用选择会计政策的灵活性对管理人员进行检查时, 可能提出下列问题: (1) 公司的管理当局是否有滥用会计弹性政策的倾向; (2) 公司的会计政策与行业的通用做法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 是否由于该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竞争策略具有独特性? (3) 公司过去的会计政策和假设是否符合事实, 等等; (4) 公司是否存在改变其会计政策和假设的现象?若是, 为何改变?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对利润有什么影响?
(三) 从公司角度分析。
当前, 由于所有者的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 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是管理当局, 企业会计的行为可能成为管理当局直接操纵利润的工具。因此, 为提高企业会计行为的准确性和公允性, 应该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
1、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和利益各方与管理当局之间通过建立契约关系, 发挥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是明晰产权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的两个重要条件。在此条件下, 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 管理当局可以允许并鼓励企业以交易费用的高低作为参考依据, 同时可以更好地发挥会计准则约束、激励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 企业的产权结构应该多元化, 以解决所有权虚化、所有者缺位等问题, 尽可能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利益。
2、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 对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进行强化。首先, 董事会中内部董事与独立董事比例失衡, 独立董事由于人数过少难以发挥其监督作用;其次, 无法消除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所做决策的行政干预。因此, 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对经理层实施有效监督方面, 增加独立董事人数是一项重要举措。企业应在独立董事的监督之下, 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政策的变更、向利益相关方披露变更的理由和影响等等, 各利益相关方或独立董事有权要求管理当局对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做出解释或予以调整。
四、结语
本文首先介绍我国企业在会计政策变更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同时提出滥用会计政策变更的控制对策,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综上, 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不但关系到信息使用者决策的正确性, 更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应根据长远发展目标, 在会计准则、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会计政策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才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为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新会计准则.2006.
[2]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会计.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