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阐释

2024-07-26

诗歌阐释(精选四篇)

诗歌阐释 篇1

首先, 关于“兴”。汉代学者孔安国注云:“引类譬喻。”这与郑玄《周礼·太师》注以“喻劝”解释“兴”字, 颇有相通之处。但以此解释“比兴”之“兴”, 固然比较妥当;而解释孔子所言“兴”字, 却似乎有些不够周全, 因为孔子这里的意思, 显然不是说诗歌的特质仅限于帮助人们学会譬喻, 产生联想, 而应该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宋代学者朱熹对此有所觉察, 所以作了“感发志意”的进一步阐释, 也就是说, 诗歌可以通过具体的譬喻和生动的联想, 来感发和振奋人们的心志情意, 使人从感性的“美”的体验, 上升到理性的“善”的意识。这正是立德修身的初起阶段。“兴”字本来就有“起”的意思, 上述内容, 也可以与孔子在另一个场合所言“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相互印证, 表明他是把诗歌的学习视为道德修养和人格形成的重要基础阶段。

其次, 关于“观”。郑玄注云:“观风俗之盛衰。”诗歌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呈现, 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发掘诗歌艺术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从中体察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以便更好地认识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感, 是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充满自觉意识的艺术实践。古代典籍对此多有记载。《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 (狩) ……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孔丛子·巡狩》云:“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 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 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 当时人们对于诗歌的“观民风”、“观风俗”的作用, 亦即其社会认识的特质, 给予了多么高度的重视。而孔子所谓“ (诗) 可以观”, 正是以这种历史实践为基础, 并充分体现和提升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

最后, 关于“怨”。孔安国注云:“刺上政。”其实, “怨”的内容决不限于“刺上政”, 举凡人生坎坷、世事险恶、自然灾异、社会不公, 都可以成为“怨”的对象, 所以清代思想家黄宗羲指出:“‘怨’亦不必专指‘上政’。”但结合孔子所据以阐发其诗学思想的《诗经》文本来看, 揭露奸邪势力、抨击黑暗政治, 亦即所谓“刺上政”, 的确是“怨”的主要内容之一。正如郑玄《诗谱序》所云:“厉也, 幽也, 政教尤衰, 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 勃而俱作, 众国纷然, 刺怨相寻。”班固《汉书·礼乐志》所云:“周道始缺, 怨刺之诗起。”所谓“怨”, 就是既勇于揭露和批判, 又不趋于绝对和极端。《诗经》这种直接切入社会生活的怨刺精神, 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牢固基石, 对后世产生深刻而悠久的影响;而孔子由此阐发出来的“ (诗) 可以怨”的诗学主张, 也以其理性认识的深度和现实关怀的高度, 启迪着后世一代又一代诗人学者。至于韩愈《送孟东野序》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无不与此一脉相承, 并成为中国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比较来看, 虽然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但他们更注重个体感受的抒发, 而不像中国古人那样, 把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强调到如此重要的程度。

孔子拈出“兴”“观”“群”“怨”的观念, 在充分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同时, 实际上也肯定了诗歌在艺术审美方面的存在理由, 从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提供了价值依据。在这一点上, 将孔子的诗学与作为西方文明奠基者的古希腊哲人的观点加以比较, 是很有意义的。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 提出了“把诗驱逐出理想国”的口号, 理由是诗歌“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 而且“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从这一方面比较中, 也更能显示出以富于辩证精神的“中庸”哲学为基础、重视政治伦理功能却不抹煞艺术审美特性的孔子诗学的可贵之处。

第六章 古典诗歌的文化阐释 篇2

古典诗歌的文化阐释

1、授课班级:全校04、05、06级各专业

2、使用教材:(1)自编讲义

(2)曹保平主编

《中国古典诗词赏析》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2版

(3)朱光潜 著 《诗论》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王力 著

《诗词格律》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年

3、授课时数:4课时

4、先修课程:大学语文

5、授课内容: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1)人生要尽心、尽力,尽才、尽气。

(2)唐诗是早晨,不是下午茶。

(3)人心与人心的照面

(4)唐诗是天才情种的必读书

(5)打开唐诗奥秘的钥匙

6、课时分配:授课内容共5点,前3点各用1课时,后2点用1课时。

7、教学设想:此节所讲内容从文化的角度,运用宏观的视觉为学生来解读古典诗歌,就是要学生理解古典诗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对古典诗歌的鉴赏,不仅仅是对文学的理解,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站在一定的高度来阅读古典诗歌。

8、教学方法:因所讲内容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故而授课内容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课堂上引入文献资料,以古人的理论来印证讲课内容,扩大学生的信息量,并辅之以作品的解析.。学生应课外阅读学者有关的古代文学理论的专著、论文,结合古典诗词原作,以便较为准确地理解此节内容。课外阅读书目见下:

[1] 徐复观 著 《中国文学精神》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年

[2] 刘士林 著 《中国诗学精神》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年

[3] 刘士林 著 《中国诗性文化》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年

[4] 傅道彬 陈永宏 著 《歌者的悲欢——唐代诗人的心路历程》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思考练习题:

(1)唐诗是什么?

(2)什么是唐诗的文化精神?

(3)李白和杜甫在唐代诗人中分别代表了什么?

(4)为什么说“唐诗是早晨而不是下午茶”?

(5)为什么说唐诗表达了人们对“人心与人心照面”美梦?

(6)唐代诗人在其诗作中对女性的关怀,说明了什么?

9、教学步骤:

(1)导语: 回忆上次课的主要内容;

(2)导入此次授课内容;

(3)按照授课内容依次讲授。

10、教学目的:通过此四节课的教学,使学生对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唐诗里的中国文化精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便能更准确地从文化层面来赏析古典诗词,从宏观的高度来赏析古典诗词。

11、教学要求: 应认真阅读有关古典诗词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文章,并能对具体的古典诗歌作品从文化层面进行鉴赏,从宏观角度进行鉴赏。课堂上作好笔记。

12、教学重点:本节教学的重点是:准确理解古典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3、教学难点:能够站在宏观的角度,用较为开阔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古典诗歌。

14、教学手段:本人以为,文学类课程的讲授,不宜多用多媒体,这不利于学生的积

极思考,故而本课程主要以教师的讲述和板书为主,学生做好课堂笔记。

15、课堂提问:

(1)为什么说心灵性才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2)唐诗背后有一个怎样的秘密?

(3)为什么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不能缺少英雄主义?(4)为什么说唐诗不是大男子主义?

16、作业布置:

思考练习题中的第3、5题。

崔颢《黄鹤楼》的悠悠愁思

崔颢《黄鹤楼》诗赏析︰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是唐开元、天宝时代享有盛名的诗人。《旧唐书》将他与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同列,中唐人又把他同王维并称。他的七律《黄鹤楼》极受人们的推崇,南宋著名文论家严羽推为“七律第一”,就连大诗人李白也曾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这足以说明崔颢的诗作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但由于他“好蒲博,饮酒,”(《旧唐书·崔颢传》)加之“年少为诗,名陷轻薄,”(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及游京师,又数易其妻,有此数者,崔氏一生“名位不振”。史家的笔下。因其“才俊无行”,便连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也不屑提及了。后人在研究中也只注重了其诗作的艺术性,而对其思想意义很少论及到。如对《黄鹤楼》一诗的评介,一般研究者便只强调了诗人凭吊古迹,抒发乡愁的情怀,而对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则挖掘不深。因此,有必要对《黄鹤楼》一诗作一番新的探索。

崔颢是开元进士,但在仕途中却很不得志。年少风流的才子崔颢刚入京时,为疏通应试渠道,曾上书权贵李邕,因首章“十五嫁王昌”而遭斥责。从此,崔颢便“名陷轻薄”,被视为有才无行之人,因而在登科进士后到天宝初的二十年中(公元723—744),一直作为军僚在外地漫游,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后至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由此推测《黄鹤楼》一诗写于这一漫游时期的后期。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古云︰“有愁不登楼”,而诗人正是于仕途失意,漂泊无依之际,满怀悠悠愁思登上黄鹤楼的。因此,起笔就表现出诗人吊古伤今的情怀,一个“去”,一个“空”,留下了诗人的无限惆怅。这是因为“贞观之治”已成为过去,还是“开元盛世”由极盛而衰?是因为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还是因为仕途失意,报国无门?是因为怀才不遇,还是因为苦闷的乡愁?虽未便指实,但可以想象,此时诗人的思绪是复杂的。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登斯楼对斯景,诗人从大半生的丰富阅历中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及人生的看法,终于藉此得到了宣泄。就人生而言,宇宙是永恒的,人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即便是跨鹤云游的仙人亦是“一去不复返”,永远地逝去了,更何况一般的凡夫俗子呢?就社会而言,面对无限的自然,也是过眼烟云,正所谓“五百年地老天荒,槛外之云烟不改;三四朝物换星移,楼中之甲子还长。”(明·何壁《黄鹤楼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的辩证观,虽然出现在崔颢的笔下,却并非崔氏所特有;中国的文人学士,大都在这一无情的现实中,或抗争呼号,或感慨悲歌,或痛苦呻吟,或顿觉扬州梦醒„„此外,看破这一自然法则,确实使许多人消沉、颓废,但我们不便以此就认定崔氏颓唐。因为问题不在于看破这一无情的自然法则,而在于面对这一现实所持的态度。从崔颢为我们创设的昔人已去,黄鹤楼空,黄鹤不归,白云千载这一苍茫的时空意境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诗人对生命的焦灼,对社会的忧虑。据此,我们认定︰崔颢的人生观,社会观是积极的、进取的。惟其如此,谈他“晚年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才能找到他人格发展的内证。黄鹤楼中有一幅佚名作者的楹联云︰“黄鹤飞去且飞去,白云可留不可留。”立意显然是从崔颢诗而来,其人生态度较之崔颢如何?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所著的《中国诗史》一书中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唐人喜爱的是瞬间感情的燃烧。”这一评语用于崔颢亦很合适。盖因崔氏生于开元盛世,虽然他早已体验到了官场的腐败,朝政的衰微,但是,盛唐之豪气仍存留于他的心底,他奢望能在短暂的人生中火烈地燃烧,同时也希望唐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达到光辉的顶点。不过,无情的现实毕竟把他从幽远的梦中拽了出来。所以,崔颢在《黄鹤楼》中又平添了一种新的愁绪。“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此联紧承前四句,气势一贯而下,表面上写眼前之景——汉阳城中,树木历历可辨;鹦鹉洲上,芳草萋萋延蔓;大小远近,目力所及,尽收笔端。然而,诗人把东汉祢衡的典故暗藏其中,拉开了时空距离。如果说前四句是已宇宙为参照,表明了作者对国家的忧患,对生命的焦灼,那么此联则是作者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思索自身的命运,大有“遐思祢衡才,令人怨黄祖”(李群玉《汉阳春晚》)的愤怒和对“黄祖不怜鹦鹉客,志公偏赏麒麟儿”(李峬《赴举别所知》)的统治者的讽刺。祢衡是一位很有才气的文学家,鹦鹉洲即因他曾在武昌作有《鹦鹉赋》而得名。但因其桀骜不驯,不愿屈就曹操,后被曹氏借江夏太守黄祖之手所杀,其尸埋于此地。诗人漂泊半生,天涯沦落,诚知用世之难,面对此情此景,哪能没有深深的感慨呢?有的论者认为此联在这种景情相生的境界中,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感情得到充分的抒发(见张碧波、邹尊兴 主编《新编唐诗三百首详释》)。其弊端就在于没有看破崔氏“用古事古论暗藏其中,若出诸已。”(高琦语)

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向来最被误解,以为崔氏这里表达的仅仅是面对浩渺苍茫的江面而产生的一种乡愁。“乡愁”一词,语意双关,既指故乡,也寓指生命的归宿。本此,则“日暮”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便很明显了。“日暮乡关”与“烟波江上”两个意象组合在一起,情思幽远,境界阔大。家乡既不可望,何处又是此生的归宿呢?就象这烟霭沉沉,浩渺苍茫的凄迷景色一样,诗人此时的心中,也是一片迷茫。至此,崔颢的愁思更深一层,已到了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步了。

“阐释那不可阐释的” 篇3

“历史的顿挫”,是母题下的子题。题下又分两部,即《古中国的悲剧·人物卷》,与《事变卷》。其实事变与人物本来难以判分。事变,总有人物作用其内;而凡为之立传的人物,究其一生,也必与若干大小事变相连。这里分列二部,大抵叙述上略有侧重而已。

所选取的人物,多为失败的英雄或难以成败论的枭雄,如晁错、李陵、苻坚、张巡、韩胄、袁崇焕、吴三桂、石达开。所选取的事变,多为铸成千古遗恨的历史一页,如党锢之祸、甘露事变、靖康之难、甲申之变。作者从一个人物、一桩事件入手,述及人物与事件的社会的历史的前因与后果,及种种偶然的与必然的因素。可谓发“匣剑帷灯”之隐,阐人性处之光,对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作了重新解释与评价。“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是克罗齐的名言。虽然历史是无可挽回的永远逝去的时间之流,但留给后人的思索却是永恒的。只是因为思考着的人们总是站在“另一道河流”中,而使这思考很难一致。即使“震撼天地的人”(moversandshakers),在“成者王,败者寇”的原则下,也往往失其真面。正如汤锡予先生所慨叹:“天下之最可伤心者,莫若志士事败,声誉瓦裂。……功未成而且为后人所唾骂,一腔热血,何从发泄?鬼而有知,亦当不能安心于地下。”因此,“吾人读书,不当格名立之后复加以无当之褒赞,当于千古之伤心人,为之一昭雪吐世界上之郁气。”(《理学·佛学·玄学》)实际上,任何一桩历史事件,或曰任何一位事件中的个人,几无不包含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着的因素。德与险,贪与廉,清与浊,正与邪,公与私,等等,等等,诸般互相制约的关系,使人掌握命运亦即主动作为的余地极小。因此,在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之时,往往很难恪守因袭的道德信条(艾克顿言:“伟人几皆恶人”,或此之谓)。《事变卷》在评述甘露之变时,着眼于事变本身的性质,“重演”李训、郑注等“古人之思”,(语见汪荣祖《史传通说》所引)而非仅持道德评价一端,适与岑仲勉《隋唐史》中所论相合:“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于‘昧没’。”当然,又不惟地下之鬼得以安心,地上之人尤一吐郁气。因为,“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克罗齐语)

卡夫卡写过一个题为《普洛米修士》的寓言。他说,关于普洛米修士的传奇有四则:第一,因为背叛了众神对人类的秘密,他被钳锁在高加索山的一块巨岩上,神使鹫鹰去啄食他的肝脏,他的肝脏永远会再生。第二,因为受到那群惨酷的鸟啄所带来的痛苦的刺激,他迫使自己嵌陷入岩石,愈来愈深,终至于变成群岩中的一块岩石。第三,数千年岁月的流逝,他的叛逆已然被遗忘,众神遗忘,鹫鹰遗忘,他自己也遗忘。第四,每一个人对这桩毫无意义的事件渐渐感到厌烦。众神厌烦,鹫鹰厌烦,那创口疲倦地拢合。我想,普洛米修士遭罚,还只是悲剧的第一幕。他的不断遭受痛苦,使这悲剧加重惨烈的色彩。但只有到了一切都被遗忘之时,才是悲剧的最高潮。所幸“那块无可解释的巨岩仍然存在”,“这个传奇乃在企图阐释那不可阐释的”。这正是悲剧、也正是无数“古中国的悲剧”深刻意义之所在吧。

不过,书中对若干史实的叙述,有失考索,不甚准确。自然此非史学专著,众家持论不一的史实,尤难以考据法一一求证,但某些常识性的错误似应避免。举两个小例:《人物卷》225页,云“按明代典制,每年要例行‘京察’”。此说不确。明代京察,系每六年,即逢巳、亥年进行一次。不在京察之年举行京察的,称为“闰察”。但张居正死后,有疏奏请永停闰察,故万历十三年,永停闰察。并无“每年例行京察”之制。又,《事变卷》258页,言明代内阁首辅相当于现在的首相。按“现在的首相”,语义模糊。且明代内阁制度既不同于前朝的宰相制度,亦迥异于“现在的首相”,(详见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不宜作此比拟。此外,个别篇章嫌过于铺陈辞藻,以致因堆砌丽句而流于蹇涩难通。一些“新潮”著作常患此病,这是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

试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阐释问题 篇4

在新诗刚开始起步不久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 面对国家的苦难, 民族的苦闷, 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内心强烈地希望通过自己的情感表达唤起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 从而挽救民族危亡于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 诸如郭沫若般的狂热和带有强烈自我解放意识的诗在时代大背景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从而赢得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好评。

如郭沫若在《女神》中,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 它可吞月、吞日, 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 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 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 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1) 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 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 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诗歌基调高昂, 把天狗自喻, 尽显自由、浪漫、豪情之风。这样的“我”个性张扬, 对创造一个新世界充满了极端的自信。他希望这个“我”成为有强大力量的人, 可以解救民族于危难之中, 这个“我”是集合了全民族力量的一个“超人”。他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从而整首诗表现出了积极的、高亢的, 充满英雄主义式的浪漫基调。这个“我”与自然合二为一, 被诗人赋予了创造与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在这种想象似的力量的驱使下, 作者在《女神》中, 热情地叫喊, 热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 处处充满一种口号式的却又是让人鼓舞的诗句, 这给当时苦闷的青年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因此, 这本诗集理所当然地顺应了时代潮流。其后, 随着时局的变化, 在《女神》之后的《星空》、《瓶》郭沫若逐渐由“呐喊”转入“彷徨”, 诗也逐渐转入含蓄风格, 感情更为深沉, 诗的技巧其实是更为圆熟了, 但却这些诗歌却没有像《女神》引起极大的关注, 诗歌在当时或许也是一种政治需要。

郭沫若等诗人的诗政治气息浓, 它切合的是时代大的政治背景, 但是真正的诗歌是要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即使跨区域跨时代, 它依然能打动我们的内心, 依然能有很多值得我们解读和鉴赏的东西。所以抛开诗歌的政治意识形态, 我们应该回归到诗歌的本身进行解读。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回避那些表现宏观的生命本质。诸如危及人类生命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灾难、饥馑病疟、贫困失业、恐怖暴力和战争杀戮, 以及人类时刻潜藏的危机。因为, “诗是一种创建, 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现。” (2) 诗人通过各种词语组成每一首诗, 而这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独一的, 它从诗人痛苦的裂隙中产生, 当中的诗意只为诗人一人所表现。诗歌除了表现幸福、快乐和死亡的人生极端, 还要表现犹豫不决、乐极生悲、悲恸欲绝、性心理、恶遭遇、癫狂、恫吓、惊悚、无奈、伤残、疾病的另一个极端和它的具体细节。

那么该如何进行阐述呢。如前所说, 诗是诗人特殊性灵的体现, 在对一首诗进行分析的时候, 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对诗人的写作背景有一个了解, 这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诗人的写作目的或背景。但更多时候诗人的写作往往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思维活跃, 灵感跳动, 似乎无章可循。而且, 有了对背景的了解, 会影响、制约读者的阅读。在《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中, 在谈到柏桦《琼斯敦》时洪子诚所提出了几个问题:“围绕这首诗的背景材料对我们的解读究竟起什么作用?它是否制约、甚至决定了我们对诗的理解的基本框架?没有这些材料, 解读是否不可能?或将会产生另一种理解?” (3) 事实上, 在《琼斯敦》这首诗当中, 似乎并没有对这个事件背景进行价值上的判断, 它只是描述一种比较迷狂的状态, 一种疯狂的激情。体现出诗人独特的“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所具有的综合作用。这首诗既有浪漫主义意义上的异乎寻常的激情, 又有强调诗歌艺术现代感知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 柏桦在这样一首以革命、青春和宗教为表现内容的诗歌中, 彻底跳出了当代传统政治抒情诗的案臼, 而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 以诗人审美的立场, 将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悲剧这一重大事件作为一种挖掘诗意的独特语境, 从而创造出一种视野广阔、诗意浓郁的时事诗。

诗歌是诗与思的对话。“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便是一种与诗的运思的对话。它既不是描绘一位诗人的世界观, 也不是考察诗人的工作环境。首要地, 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绝不能取代对诗歌的倾听, 甚至也不能指导对诗歌的倾听。” (4) 因此, 在对诗歌进行阐释之时, 首要的一条是不能脱离诗人之诗和思, 要用心灵去感受。在西方, 本雅明用大量引文来阐释波德莱尔的诗歌, 他旁征博引, 通过浪荡游民、休闲逛街者以及现代主义的英雄这三个形象, 不仅向读者展现出波德莱尔的诗, 还向读者展现出诗人本身的形象。他注重的是整体把握诗及诗人本身, 对诗歌当中语词的解释并不是特别地讲究。如他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多次提到的一首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 他抓住都市中的这个女人形象带给诗人的一种“惊颤”的如电光火石的感觉, 一种生命体验:爱也被大都市所玷污, 只是一闪而过的空心的爱。 (5) 诗就是一种体验, 灵魂被触动的一刹那。

另外诗歌中的语言似乎也是重要的一环。“语言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 (6) 诗人运用语言既显示又遮蔽着但又把世界呈现出来。从这里, 不难看出, 语言对诗歌的重要性。所以, 在对诗歌进行阐释时, 应关注其中的重要的语词, 比如具隐喻意义的意象等, 通过解释这些语词, 达到阐释整首诗歌并让读者透过这些阐释, 看到隐藏在背后的诗人形象的目的。当然, 中国汉朝的汉学讲究经典字词的训诂, 宋明理学讲究对经典的自我阐释。如果这两种方法用在现当代诗歌的阐释中, 是只对诗歌当中的经典字词用引文进行简单解释, 讲究点到为止呢?还是除了对语词的解释, 再加上些许个人的理解, 或是再挖出语词下面的隐喻?这得根据诗歌的性质以及解读者自己的意识进行阐释。

当然任何方法都存在“两面性”, 无论是本雅明式的用大量引文来描绘出诗的内涵和诗人形象 (这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大量的文献资料) , 还是着重对语词的理解的阐释方法。为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某一种解释方法, 而是多种方法结合。比如在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需要深一步挖掘的地方就得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简单的语词, 点到即止, 不用多加分析, 甚至可以跳过, 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而且, 任何解读都仅仅是进入作品的意义空间的一条途径, 也仅仅能提供阐释的一种可能。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 再完美的阐释, 也总会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找到一种相对适合相对比较好的阐释方法来尽可能对诗歌进行阐释。对于现当代特别是当代诗歌, 更强调个人性, 注重经由自我心灵的审视、感悟、升华而达到精神超越的文本境界, 我认为, 在阐释的时候更要注意把握诗歌的本质与内在价值, 把握本质的语言, 达到倾听诗人的目的, 这就是于现当代诗歌阐释相对较好的一种方法。

参考文献

[1]郭沫若, 《天狗》, 选自龙泉明主编《中国新诗名作导读》, 第16页,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

[2]海德格尔[德]:《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35-54页。

[3]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月

[4]海德格尔[德]:《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31页, 211页, 商务印书馆, 2004年9月 (修订译本)

[5]瓦尔特﹒本雅明[德]:《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王才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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