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时空错觉（精选七篇）
中国企业的时空错觉 篇1
在全球资源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先后掀起了3次绿色浪潮环境主义浪潮、弱可持续浪潮、强可持续浪潮[1]1-7。卡逊(1962)《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1972)《增长的极限》等,均诉求世界各国重视绿色发展,“绿色经济”也应运而生[2,3]。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1989)最早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是指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外更多的学者和机构比较关注绿色新政和产业绿色发展。一方面,联合国环境署推行的《全球绿色新政》、“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的召开等都对实施绿色新政产生了积极影响[1]1-7;另外,一些国际性会议也非常重视全球经济的绿色发展,如2015年11月15日召开的G20峰会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随后APEC会议倡导区域间加强绿色经济的合作与创新。另一方面,国际机构和学者对于产业绿色发展也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如: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4]为代表的机构或学者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实现意义和路径进行了相关研究;Lay Eng Teoh等[5]从技术创新、运营策略、舰队计划政策等几个方面对航空运输业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可能实现绿色航空运输系统的建议;另外还有学者对外包型制造系统的绿色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6]。概括而言,国外对于产业绿色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侧重政策分析和定性研究,缺乏定量评估,关于产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仍需要继续探索。
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内涵[7]1-8、绿色发展机制分析[8]、绿色发展情景分析[9]、绿色发展综合评价[10],[11]528-534、绿色发展影响因素[12]几个方面。其中,在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方面,绿色发展指数是重要的量化指标,对于研究我国绿色发展现状、变化趋势、时空特征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绿色转型,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测度也颇具实践意义。关于产业层面的绿色发展,国内学者围绕农业、工业和某一特定行业的绿色发展展开了讨论。在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国内学者从21世纪初已开始了探索,早期学者主要关注国外经验对我国农业污染治理影响[13]和农业绿色GDP核算[14],近几年来学者多研究农业绿色生产率,如李谷成[15]、潘丹[16]运用SBM模型考察了农业发展、资源、环境三者关系。受国际社会绿色浪潮的影响,国内各界日益重视绿色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工业领域,有不少学者认为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绿色转型,如:陈诗一[17]以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提出绿色工业革命的理念;李平等[18]认识到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对资源环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并提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卢强等人[11]528-534也同意此类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也有学者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比如:李斌等[19]、景维民等[20]、张江雪等[21]运用SBM模型研究了环境管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张江雪等[22]、彭星等[23]学者考虑了对外开放、技术引进等影响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相关行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探讨,如:李晓锋等[24]基于绿色创新视角对传统钢铁行业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产业绿色转型路径;林智钦等[25]、车亮亮等[26]分别对能源行业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能源产业绿色转型的建议。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文明发展道路。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化)指从产业层面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应[7]1-8,旨在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有机协调。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达到一定限度,按照经济发展自身规律,中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向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迈进的局势[27]。可见,实现产业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已成为新时期各界的共识。
综上所述,以上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绿色发展内涵、绿色政策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等方面给本文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一是现有的文献多研究农业或工业绿色发展,鲜有对涵盖三大产业的产业绿色发展作出深入探讨。二是国内关于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的有关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28],但相关指标仍需结合研究目的进行优化。三是国内对绿色发展虽进行了定量分析,但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测度的有效结合方面仍比较欠缺。本文基于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选取2005—2014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客观评价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性。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试图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充实相关研究的方法论;第二,在分析其时空差异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对各省级行政区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为产业绿色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全局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将错综复杂的原始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全局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不同时间维度的观测值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使分析变量更具客观性和可比性。全局因子分析能够根据选取变量的特征划分类别,确定比较合理的维度指标,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时序变量,避免了对每张数据表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时的不可对比性;另外,该分析方法不仅能赋予原始指标载荷,也能利用标准评分系数赋予维度指标较客观的权重,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反映产业绿色发展各个维度指标对总指标的贡献大小,具有相对于熵值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的科学性。鉴于此,本文采用全局因子分析法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确定各维度指标权重,以此为基础构成综合评价函数,确定2005—2014年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研究的是区域内属性的平均相关程度,通常用Moran’s I指数,公式为:
其中:n为样本区域数;;X为区域属性;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指数取值范围为[-1,1],其数值越接近1,表明指标属性关系为空间正相关;其数值越接近-1,说明越表现为空间负相关。当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各地区表现为相互独立时,其值为0。Moran’s I指数对应的检验一般为Z检验:
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研究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文中采用Moran散点图对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通过Moran’s I指数测算,可以得到4个集聚模式的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反映了某一区域与周边区域的扩散或极化效应。其中,横坐标为Zi,纵坐标为Zj的加权平均(∑wijZj),也称为空间滞后值,则会出现的4种局部空间关系为:
在Moran散点图中:第一象限为热点区(HH),表示中心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高且相邻区域的也较高,二者存在较小差异,在空间关系中表现为扩散效应;第三象限为过渡区(LL),表示中心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较低、相邻区域也较低。落入第一、三象限的区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第二象限为异质性突出区(LH),表示中心区域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低,而相邻区域的较高,二者空间差异较大;第四象限(HL)表示中心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较高、邻接区域的较低,在空间关系中表现为极化效应。落入第二、四象限的区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
2.3 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本文选择的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EM算法补全,补全后数据具备稳定性,便于进一步处理。
由于基础指标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故在因子分析之前对指标进行预处理:第一,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基础指标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两种,取逆指标的倒数形式对其进行趋同化处理。第二,原始数据存在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采用均值化方法对各项基础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3 产业绿色发展的测度
3.1 产业绿色指标构建
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应考虑研究目的的理论知识和应用规律,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问题;同时,选取指标体系应以产业经济学、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为依据,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所遵循的规律。从第三次绿色浪潮和强可持续性观点来看,绿色经济应该包括经济高效、规模有度、社会包容等要素[1]1-7。现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绿色发展,如联合国环境署(UNEP)[29]的绿色经济指标、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等。产业绿色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密不可分,在构建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以上指标在产业层次上的应用。本文坚持绿色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以国际社会新倡导的经济强可持续浪潮为指导思想,在参考比较上述指标体系和借鉴UNEP建立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国内学者李晓西等[30]建立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最终构建了包括公平、效率、规模3个维度指标和12个基础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基本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如表1)。
3.2 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
3.2.1 全局因子分析结果
全局因子分析是在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指标、空间、时间的三维时序立体数据进行分析,保证了系统分析的客观性和可比性。在进行全局因子分析之前,对选取的指标数据进行KMO抽样适当性测度,测度KMO值为0.698,表明基础指标之间有较多的共同因素,适合做全局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提取前3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83.64%,可解释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公平、效率和规模3个方面,由全局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有3个(如表2):由于X1、X2、X3、X4在第一因子F1上有较大的载荷,根据指标内涵,将第一因子命名为产业绿色发展公平指标,指在生态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产业绿色发展需要关注公平,要保证产业发展进行的生产性活动对生活性活动不产生负面影响或影响很小,保证地球上每个人特别是穷人享受自然资源、社会财富的权利[1]1-7。X5、X6、X7、X8在第二因子F2上有较大载荷,故将其命名为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指一定自然资源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效率最优前提条件是提高生态环境可损耗量配额使用效率,产业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提高生态效率。X9、X10、X11、X12在第三个因子F3上的载荷较大,故将其定义为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指标,指在自然系统生态承载力范围内产业生产带来的物质规模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改进带来产业规模效益[7]1-8。
3.2.2 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中国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基本上呈缓慢下降趋势,自2009年来更是呈现平稳下落态势(如表3),其中广西、宁夏、西藏等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基数大,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大多数区域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0.5到1之间发展,反映出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总体平衡、区域倾斜的特点。但是在2005—2009年间,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2009年之后呈现稳态,突出了区域资源、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产业发展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呈优化状态。可以看到,当产业发展模式不尽合理时,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巨大破坏效应,以及产业优化升级的必要性。
3.3 产业绿色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从时间视角来看,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2006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呈缓慢下滑趋势,东、中、西区域性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有趋同性(如表3和图1)。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以后东、中部地区产业绿色发展一直处于低水平,经济增长物质消耗过度,产业的发展是一种灰色发展。由图1和图2可知,产业绿色发展公平指数历年变化呈平稳变化态势,而效率指标和规模指标自2008年后分别对产业绿色发展起反向和正向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当前产业发展过多注重效率,忽视生态环境、结构优化和规模适度,体现了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逐利性;另一方面说明产业绿色发展效率与规模、公平不可相互替代,产业要实现绿色化,应兼顾效率、公平、规模,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从空间视角来看,东、中、西部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表3和图1),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这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产业绿色化水平最低。中国产业发展模式值得思考,粗放式的产业发展已然达不到绿色发展目的。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指数和规模指数在2006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滑坡,最终致使产业绿色发展遭遇瓶颈,而后持续走低。这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密不可分,2006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国家相应政策条例要求淘汰落后产能、引进高新技术产业。
4 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分析
4.1 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
上文探讨了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差异,但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影响尚不可知,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基于公式(1)、(2),用GeoDa软件对2005—2014年中国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测算全局Moran’s I指数,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到,各年份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Z检验;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显著全局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观察发现,随时间演进,我国产业绿色发展Moran’s I值呈波动变化态势,空间溢出程度呈非平稳变化趋势。结合实际可知,对口援疆、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加速了产业转移、集聚及产业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化,而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将进一步影响我国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变化格局。
4.2 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
为直观反映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状况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公式(3)绘制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Moran’s I散点图及LISA聚类地图,并将结果汇总如表5所示。
结果表明,2005—2014年间,绝大部分区域都处于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低低集聚区几乎包揽了东部沿海全部省市。结合表3可知,各年份东部省市产业绿色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且大部分邻接区域的指数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如天津、河北、山东等。这表明中国产业绿色发展的外部性导致空间溢出效应突出,产业绿色发展空间关联模式的“两极化”特征显著。而位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的区域为数不多,部分年份低高聚集区内不包含任何区域,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空间异质性不明显。
(1)高高聚集区主要涵盖西部省(区)。处于高高聚集区的省(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应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等国家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开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人口迁徙的策略。另外,西部地广人稀,人均资源拥有量较高,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也相对较高。
(2)低低聚集区主要包括东部沿海省市。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长期处于这一盲点区,这类地区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相对较低,且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持续走低。纵向来看,低低域内的省市不断增加。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意识明显加强;另一方面,区域要素的流动,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使处于增长极区域展现更强的空间溢出性。横向来看,低低域内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省市,是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其中,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最低的是天津(全国排名31),其次是江苏(30)、山东(29)、浙江(28)等。他们的共同点:一是,最早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工业、贸易经济。天津、江苏等地产业率先发展,但不外乎经历了低端到高端、粗放到集约,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知识密集型的过程,且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引发了公众环境诉求。二是,具有广阔的市场辐射范围。产业经济活动生产的商品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到东南亚,又可以内部消化。所以,东部沿海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比较低,且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
(3)低高聚集区在大多数年份不包含任何区域。新疆、青海在部分年份表现为低高特征,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在邻接区域空间异质性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6年间新疆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分别为0.422、0.268,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同时在地理空间上也低于周围地区。可以看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自2000年实施,2005年之后初见成效,依托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资金和自身的资源,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但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存在潜在威胁。
(4)高低聚集区呈不规则性分布。北京占据高低集聚区的多数年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长期高于东部平均水平。北京市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与其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及发达的城市化水平有着互为彼此的关系。2005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接近70%,到2014年上升到近80%,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合理模式。
5 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全局因子分析法对2005—2014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产业绿色发展指标进行测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从时间视角来看,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过于注重产业发展效率优先是其弊病所在;同时,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发展规模、分配公平等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第二,从区域视角来看,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变化关系。第三,从空间视角来看,全国大多数区域集中在低低聚集区和高高聚集区,尤其是低低聚集区几乎包括了全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产业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第四,从产业绿色发展的时空视角来看,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逐步增强,邻接地区的扩散效应比较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3点启示。
5.1 以协调为准则,注重产业内部和外部协调发展
产业内部协调是指产业绿色发展要统筹效率、规模、公平3个层面。纵然产业发展效率是任一产业部门都积极追求的目标,也是国民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但单方面追求效率,忽视规模和公平指标的话,会对产业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理,单方面注重规模和公平,也达不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发达国家眼中,产业要实现绿色发展就要“去工业化”,但是中国的产业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即协调经济效率、规模适度、社会公平3个层次的发展需求,协调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该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城市的宜居性。
产业外部协调是指区域产业之间分工合作、有序竞争,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发展。邻接地区产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邻近区域的主导产业具有趋同性。区域间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具有“一荣倶荣,一损俱损”的特征,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31]。一方面,区域间产业要加强合作意识,位于低低聚集区的地区需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考虑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用,积极消化产能,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集约型增长;而位于高高聚集区的地区则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力资本优势等,实现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扩散。另一方面,区域间产业可开展良性竞争,既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也鼓励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勇于探索,善于合作。
5.2 以创新为动力,促进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工业革命4.0(数字智能4.0)背景下,创新驱动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32],产业创新成为产业升级的第一动力。长期以来,中国低技术产业深陷价值链低端[33],一方面对资源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产能过剩,出现了“吉芬商品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中国产业要想实现绿色发展,就要利用此次经济社会的变革,以创新为驱动、技术为导向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第一,促进产业与互联网经济深度融合,整合信息资源等要素,巩固加强产业绿色发展核心力量。第二,提高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优化产业结构,使生态资源利用率处于合理区间。第三,以创新驱动科技浪潮,优化供给资源,提高产业分工层次。
5.3 以绿色共享为目标,加强绿色发展政策导向
绿色已成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而共享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政府是引导、鼓励产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宏观战略实施“看得见的手”,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引导产业进行绿色发展。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补偿制度,为产业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第二,出台相关绿色产业政策,一方面通过环境规制激励产业创新,以技术革命变革产业非清洁生产[34];另一方面,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企业排污治污的社会责任。第三,搭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顺风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合理规划区域发展,制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发展战略,使产业实现结构性绿色发展。
摘要：产业绿色发展已成为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利用全局因子法对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得出在公平、效率和规模3个方面呈现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国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分布及演化特性,发现产业绿色发展指数随时间呈下降趋势且存在时空差异,在空间上显示为空间正相关性。中国产业发展需借助创新力量优化升级,注重产业内部和外部协调发展,加强绿色发展政策导向。
中国企业的时空错觉 篇2
化肥是农业生产投入中的流动性资源, 在粮食增产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FAO的资料表明, 化肥对世界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40%～60%。国内研究也认为, 在化肥、种子、农机和技术等的资源投入中, 化肥因素对我国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高达52%, 是农业生产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化肥消费情况来看, 中国耕地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而化肥的施用量是美国的两倍, 按单位面积计算, 我国的化肥消费是是世界平均的3倍。那么, 中国农田化肥投入的趋势、空间分布及投入产出效益是如何变化的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2 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1978～2005年中国农田投入化肥及氮、磷、钾、复合肥总施用量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化肥均为折纯量)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总产量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同时用1995～2005年中国分省化肥施用量、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数据建立中国化肥施用数据库。
2.2 分析方法
由于各地区农业资源禀赋不同使得耕地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存在极大差异, 必然导致地区间化肥总施用量的差异。为了更客观的评价地区间化肥投入的差异, 在评价各地区化肥施用总量差异的基础上, 同时也引入单位化肥施用量的概念, 即地区化肥总投入与所在区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
本文认为, 以粮食单产代替粮食产量更符合实际, 所以选择粮食单产与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区域化肥施用量投入产出效益的指标。
3 农田化肥投入的时空变化特征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肥投入的总体变化特征
中国1901年引入化肥, 20世纪30年代开始第一次大规模肥料试验。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的全面发展, 化肥资源利用才也有了快速发展。中国农田投入化肥总量从1978年的884.0万t上升为2005年的4766.2万t, 增长近4.4倍。全国农作物单位播种面积施肥量则由1978年的58.89kg/hm2跃至2005年的306.53kg/hm2, 增长了4.2倍。28年间中国农田化肥投入呈不断增长趋势, 其中20世纪90年代前期增速最快平均7.3%, 2000～2005年增速缓慢平均2.5%。
从数量看, 氮磷钾及复合肥的投入总量都呈增长趋势, 四种肥料年平均递增率分别为3.5%、4.1%、11.2%和16.7%。但从四类化肥投入的比例来看, 氮肥和磷肥逐年减少, 分别由1980年的73.6%、21.5%下降到2005年的46.8%、15.6%;钾肥、复合肥逐年增加, 分别由1980年的2.7%、2.1%上升到2005年的10.3%、27.3%。尤其近年来, 我国复合 (混) 肥产业发展迅速, 化肥消费的复合化比例不断提高。虽然我国的氮磷钾肥施用比例虽还不及1990年世界的平均水平, 但是化肥施用结构在较快地向合理化方向变化。
3.2 化肥投入的空间差异
从地区化肥总施用量来看, 1995～2005年, 北京、上海、浙江的化肥总施用量略有减少, 广东基本持平, 其它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河南绝对增长最多达195.9万t, 西藏基数小但增速最大为10.9%。各地区化肥总施用量差异极大, 2005年化肥总施用量最大的河南省 (518.1万t) 是西藏 (4.2万t) 的123倍, 化肥施用最多的前六省就占了全国的近50%。
就我国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投入量的区域变化而言, 1995～2005年只有上海是减少的达62.8kg/hm2, 其它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海南绝对增长最多达280.7kg/hm2。目前各地区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 但不及总施用量差异大。2005年单位化肥施用量最高的是福建 (491.8kg/hm2) , 最低的是青海 (146.6kg/hm2) , 前者是后者的3.35倍。总体上看东部高于中部, 中部高于西部, 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4 化肥投入产出效益分析
4.1 中国化肥投入产出总体效益
经计算, 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1978年为47.3kg hm2, 同期粮食单产为2527.3kg/hm2;2005年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205.6kg/hm2, 同期粮食单产为4641.6kg/hm2。显然化肥投入的增长快于粮食单产的增长。28年间, 全国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 (X) 与粮食单产 (Y) 有如下关系:
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虽然目前随着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投入的继续加大, 粮食单产会继续上升, 但增长的幅度愈来愈小。
4.2 各地区化肥投入产出效益
按照2005年的高、中、低三类施肥区分别统计当年的粮食单产与总产量 (表1) , 可以看出, 高、中、低三类施肥区的粮食单产与总产量是依次减少的, 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出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分析全国各地区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与粮食单产的关系, 发现大多数地区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函数关系, 以山东 (高施肥量区) 、湖南 (中施肥量区) 和甘肃 (低施肥量区) 三省为例, 图1～3显示了这种无序的状态。
通过比较图1～3, 发现各省基本上按照自己独特的轨迹变化。例如山东粮食单产上升伴随着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波动;湖南10年来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基本变化不大, 但粮食单产却呈快速上升趋势;甘肃的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与粮食单产相关性很强达到0.92。总体上看, 中西部的化肥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益要大于东部, 这符合化肥投入产出效益递减的规律。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回顾了中国农田化肥资源投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并且分析了各地区化肥资源投入产出效益, 通过分析可知: (1) 中国化肥资源的投入经历了稳步发展时期, 化肥施用结构在较快地向合理化方向变化;空间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2) 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虽然目前随着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投入的继续加大, 粮食单产会继续上升, 但增长的幅度愈来愈小。 (3) 全国大多数地区单位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与粮食单产并不存在显著的函数关系, 总体上看, 中西部的化肥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益要大于东部。 (4) 中国各地区之间化肥投人与产出效益的巨大差异要求用不同的策略进行农田化肥资源的管理。高施肥地区要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水平, 防止化肥投入过量造成的浪费和土壤、环境污染;中低施肥地区要加强施肥技术的推广, 加大投入力度, 发掘潜力以发挥生产最佳效益。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粮食总产和单产上升较快, 化肥等物质投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了中国农田化肥投入的时空变化特征, 根据目前单位播种面积施肥量的差异把全国各省级单位划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区域, 并根据简单的投入产出公式, 定量地评价了区域化肥投入——粮食产出的差异。
关键词：化肥,投入,时空,效益
参考文献
[1]沈颖, 秸秆不还田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N].科学时报, 2000-05-23 (1) .
[2]郑光华, 发展有机蔬菜大有作为[N].科学时报 (农业周刊) , 2000-05-23 (4) .
略谈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时空转换技巧 篇3
一、 诗歌中最常见的时空转换技巧是以空间的转换暗示时间的流逝
之所以将存在于空间的事物(即意象 ) 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 ,是因为时间是抽象的, 它的流逝是不易觉察的, 读者只有注意到真切可感的事物的改变, 才会意识到时间在变化。《世说新语》中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 ,“经金城 ,见年轻时 所种之柳 皆已十围 ,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攀枝执条, 泫然流泪”就是这个道理。李煜《虞美人》一开篇,诗人不问抽象的岁月“何时了”,却用“春花秋月”指代美好的事物,显得形象贴切,让人顿生美景永在,而生命短暂的 感慨。“小 楼昨夜又 东风”中的“东风”即春风,既是写可感可听的已逝之景, 也暗示新的一年已经来到, 这让词人不得不回顾起往昔的岁月, 而年岁交替时节又容易让人对往昔产生怀念和感慨。接下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故国”既与前文中的“小楼”形成空间上的对比, 一大一小,又将思绪从现实引入回忆,意味着昔日过着帝王生活, 今日成了阶下囚 的巨大反 差。“雕栏 玉砌”暗示昔日的富贵荣华,同时用“朱颜改”暗示现在“故国”的破败萧条。 最后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千古流传的名句。作者将无形的忧愁比作“一 江春水”,使得无形 化为有形,而且意境也大大扩展,这正是作者满 腔愁闷的 最好写照 ,同时江水的永不枯竭, 不也正象征着诗人忧愁的永恒吗? 这首词通过对眼前之景的描写, 将思路由空间延伸到了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不着 痕迹地出 现在词中 ,这种时空处理技巧非常纯熟, 达到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程度。
二、 诗歌中还有一种转换时空的技巧是以时间为经, 以空间为纬,共同营造优美的意境
在这类诗歌中, 时间的变化往往有清晰的脉络可寻, 而空间中的各种景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明显的改变。在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是对往昔妻子来信的回答, 既点明写作缘由, 又巧妙地让时间从昔到今有了自然的过渡。“巴山夜雨涨秋池”是该诗中的名句,写出了作者客居 之地秋雨 连绵的景 象。今夜缠 绵的雨声 让作者难 以入眠, 而思念之情就像这秋雨一般无穷无尽,甚至溢满池塘。这一句紧接第一句写现实之景, 同时将空间由屋 内扩展到 整个巴蜀 大地, 用世界之大衬托出诗人远离亲人的孤独。“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两句,将思绪由眼前远隔天涯的苦闷现实, 引入对未来相 聚生活的 热切向往 ,采用白描手法, 写出了亲人团聚的温馨。
三、 时空的不完全转换也是一种重要技巧
这种技巧往往将时间与空间中的一种(常常是时间)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 而将另一方竭力扩展,以达到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的时空处理 与以上两 种情况有 所不同。这首小令共有二十八个字, 但全诗却展示出异常丰富的意象: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日、人等十一种景物, 在空间上呈现出由远及近的特点, 在心理上却呈现出由近及远的感受, 即由眼前凄冷之景联想到远在天涯的温暖家乡。全曲呈现出的时间比较特殊, 从头至尾被限定在黄昏这一特定的范围内, 所以这是一种时空的不完全转换。《元曲三百首赏析》对它的评价是:“该曲在“时间、空间的处理上颇见匠心。就空间来说, 这里是远在天涯的景物,这与在自己家乡见到的景物是完全不同的; 而时间又是在日落黄昏,所以作为‘天涯沦落人’,不能不考虑今 晚的去处 和奔波的 艰难。”
以上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三种时空处理技巧。这三种技巧或者时间固定,空间无限延伸;或者空间不变,时间纵横无常;或者时间与空间一起变迁。需要指出的是, 诗歌中的时空处理是非常复杂的, 有时是各种技巧的综合运用, 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三种方式, 所以需要教师认真分析探讨。
中国企业的时空错觉 篇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成熟社会的“起飞”过程中, 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林业产业的生产方式。从时空角度考察中国林业产业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1.1 林业产业的个人劳动时间与社会劳动时间分离
中国已成为林业产业大国, 但还不是林业产业强国,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林业产业所占比重较低。以木材及其他林业产业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加工企业规模小, 技术水平低, 精深加工产品少, 木材综合利用率仅为60%左右;科技含量低, 科技成果转化慢, 林业产业科技贡献率仅为20%, 远低于全国其他行业40%的平均水平。低水平的生产使得林业产业的生产工人的自然时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不能构成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时间。中国的森林面积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3.9%, 中国森林总蓄积量占世界森林总蓄积量的2.5%, 中国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森林蓄积量的九分之一。中国森林资源现状决定了林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又决定了林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企业劳动者所付出的生产时间并没有被市场认可以及带来相应的市场价值, 从而导致个人的生产时间并没有转化为经济时间, 使得个人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时间相分离。
1.2 林业产业的自然力作用时间与劳动力作用时间的失衡
森林资源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林业产业中, 自然作用时间最为显著, 并且很难缩短其作用时间, 致使林业产业中自然力作用时间与劳动力作用时间的失衡。就森林资源培育的经济效益看, 如杨树速生林平均每亩的经营成本为1 400元左右, 满足所有条件后, 一亩的利润仅为1 500~3 000元。另外, 还要面临若干年后的市场价格和改革政策的风险, 因而导致没有企业愿意对营林投资, 林业产业发展面临着资金和资源缺乏的困境。
1.3 林业产业价值空间与市场价值空间不对称
与一般商品的生产不同, 林业产业的生产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资源类产品的生产尤其是人工林的种植不仅仅能获取木材产品, 而且能够改善生态环境、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
由于林业产业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使得林业产业实际价值空间与市场所认可的价值空间不对称, 影响了林业产业经营企业的生产效益。
2 中国林业产业发展面临时空压缩的困境
2.1 林业产业面临内部时空压缩
就内部而言,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是相当低的, 而林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也是资源消耗量急剧增加的过程, 不要说林业产业发展, 就是维持现状, 都会遇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极大约束和强烈反弹。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灾就是这种强烈反弹带来的结果。近几十年, 四川省的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 金沙江、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40%锐减到90年代的不足20%。一遇大雨, 泥沙俱下, 仅四川一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整个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总和。湖南、安徽和江苏的森林覆盖率也都减少了一半, 而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一倍, 这些都助长了洪灾的形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当然有生态观念问题, 有环境意识问题, 有违反自然规律的问题。
2.2 林业产业面临外部时空压缩
所谓来自外部的压缩, 主要是由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扩张和中国的后发展劣势造成的。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趋势, 但它也是一种思潮, 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把全球化当作它们无限扩张的合理依据。当落后国家试图加入这个世界棋局的时候, 无不感到这个棋局中的游戏规则、利益关系、是非标准均由发达国家牢牢控制, 落后国家要么被拉进来受挤压, 要么被排斥在外受打压。总而言之, 落后国家所处的时空是已经被建构了的, 是紧缩和挤压的结构。加入WTO后, 中国与林业产业发展相关的贸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内林产工业企业大多生产规模小, 并有大量的农民个体作坊式小厂, 技术装备落后, 产品质量差, 生产效率低, 无疑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从林业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看, 发达国家对具有优势的林业产业普遍采取了包括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以及反倾销和反补贴等在内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 如FSC认证。
林业产业所面临的时空困境是中国林业产业发展过程和整个社会变迁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于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的时空转换和时空延伸
3.1 提高林业产业的市场化程度, 促进林业产业经营的时空转换
首先, 提高林业产业的市场化程度,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 构建有效的市场信息流通渠道, 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发展动向, 根据市场的需求信息不断调整林业产业的生产结构, 缩小林业产业经营者生产时空与市场时空的差距。其次, 促进林业产业经营体制的变革, 提高林业产业生产企业的经营规模, 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将林业产业生产资源按其禀赋和区位进行必要的集中, 使分散的家庭经营模式过渡到有专业化分工的企业经营, 使林业产业经营企业成为个人时空转化为经济时空的纽带。最后, 建立有效的林业产业流通体系,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 建立包括要素和产品在内的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市场, 优化林业产业的市场流通渠道, 避免林业产业经营的时空分割, 拓宽林业产业的市场空间。
3.2 延长林业产业的产业链条, 拓展林业产业的经济时空
首先, 提高林业资源的利用率。中国人均森林资源拥有量较低, 要提高林业产业的生产效率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森林资源, 降低林业产业的资源成本和减少林业产业生产对资源的依赖, 拓宽林业产业生产的资源利用空间。其次, 提高林业产业的生产技术。林业产业生产技术是决定自然时间向经济时间转化程度的关键要素, 利用现代生产技术可以延长林业产业的生产链条, 提高林业产业的附加值含量, 缩短林业产业生产的自然力和劳动力的作用时间, 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最后, 促进特色林业产品的生产。林业产业的发展依赖特色林业资源, 而特色森林资源的形成依赖于独特的环境和气候条件, 因此特色林业产业市场地位很难被替代, 所以林业产业发展必须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特”的发展之路。
3.3 优化林业产业空间布局和加速林业产业集聚, 提高林业产业的时空效益
一方面, 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优化林业产业的空间布局, 对现有林业资源进行重新整合, 充分利用区位条件,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形成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 使资源向林区集中, 生产向产业园区集中, 发挥区域集聚效应, 扩大产业的经营规模和提升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便利交通和资本优势加速林业产业集聚。林业产业集聚是指一群独立自主且有相互联系的产业通过分工协作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种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纯层级组织之间的“中间体组织”。林业产业集聚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弥补规模不足, 不仅仅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而且可以提高林业产业的时空效益。
摘要：就林业产业时空特性而言, 中国林业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时空分离和时空压缩的困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林业产业要适应现代科技变革和产业变迁, 必须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中国企业的时空错觉 篇5
鉴于玉米在中国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有诸多学者对其生产、消费和供需平衡特征进行了探讨。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玉米的生产格局、生产水平、影响要素及时空变化规律等。在生产方面,赵久然和王荣焕[1]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玉米生产的发展历程划分了阶段,并对各发展阶段的生产特点进行了分析;韩萍等[2]对1978-2007年中国玉米生产进行了全面回顾,认为中国玉米生产增长迅速,种植已经逐步实现专业化和区域化;郭庆海[5]认为中国玉米主产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在消费方面,玉米的消费需求分为食用消费、饲用消费、工业消费、种子消费及其他方面[7]。鉴于消费数据较少的现实,学界对玉米消费的研究不是很多,且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全国范围的大尺度上。通过对全国玉米消费结构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对具体消费数量进行测算,学者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玉米的经济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对中国玉米消费的状况和趋势进行分析,认为饲用玉米需求的刚性增长和近年来玉米深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玉米消费的快速增长[11];在玉米供需平衡态势方面,乔颖丽和王艳华[9]对中国玉米供需平衡的整体态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玉米生产处于供求紧平衡状态;李想和张剑波[10]对我国玉米贸易的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对玉米的控制能力较强,且玉米供给能力有望继续增强。已有的研究多是集中在生产、消费、供需的某一个方面。事实上,玉米的生产、消费及供需平衡是一个系统,三者之间密不可分,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从生产到消费进而到供需平衡,全面揭示中国玉米资源的分布及其配置情况,将为玉米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量化依据和决策支持。
由此,本文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以分省为基本研究单元,首先定量分析了1978-2014年中国玉米生产的时空格局和变化特征,探讨了玉米生产的主要影响要素;其次,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玉米的消费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玉米消费数量特征和结构特征,揭示了中国玉米消费的时空格局;在此基础上,根据玉米生产与消费的差额数据,对玉米的供需平衡态势进行了分析。论文试图对中国玉米的生产、消费、供需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分析,并通过系统分析中国玉米生产、消费的时空变化格局及供需平衡态势,准确掌握玉米在不同区域的生产和消费情况,以及在不同区域间的供需情况,为全国玉米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包括全国及分省玉米生产、消费与流通的数据。其中,生产数据包括1978-2014年全国及分省玉米种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产量数据;消费数据主要包括1978-2014年全国玉米消费量与消费结构数据,受数据可得性影响,分省消费数据仅收集与整理了1999-2012年的数据;玉米进出口数据主要选取了1992-2014年的进出口数据。
研究所采用的全国及分省玉米生产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全国玉米的消费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分省玉米的消费数据来自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的整理,部分资料来源于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数据是以全产业链视角,对上游种植行业、中间加工及贸易、下游消费等产业数据进行的深度挖掘),玉米进出口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
1.2 研究方法
1.2.1 经验模态分解
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Decomposition,EMD)的基本思想是将一个频率不规则的波化为多个单一频率的波加残波的形式[13]。其中多个单一频率的波称为本征模态函数(Instinct Model Function,IMF),而残波则是剩余趋势项。EMD方法能够准确迅速地将信号中不同频率的波动逐级分解开来,获得具有周期性波动的IMF分量及未来事物变化的趋势量[13]。本文通过EMD方法分析中国玉米生产趋势量的变化规律,并由此划分中国玉米的生产阶段。
1.2.2 方差与标准差
方差和标准差是描述数据离散程度的一组指标,本文通过计算不同阶段玉米生产的方差与标准差,定量揭示中国玉米生产的离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S2为方差,S表示标准差,Xi表示第i个数据,n表示数据个数,表示数据的平均值。
1.2.3 集中度指数
集中度指数(Concentration Ratio,CR)又称行业集中率或市场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MCR),是指某行业的相关市场内某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对整个行业的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测量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的数目和相对规模的差异,是市场势力的重要量化指标。本文通过计算各省玉米生产和消费集中度指数揭示中国玉米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分布情况。
式中:CR为集中度指数,n为某省份玉米产量或消费量,N为全国玉米总产量或消费量。
1.2.4 空间重心统计
空间重心的变化表征了区域粮食生产的不均衡分布特征,反映了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变动。重心偏离的方向指示了在某区域空间范围内粮食生产中心的变化方向[15]。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为第i个省份的经度坐标;yi为第i个省的纬度坐标。本文在计算时经纬度坐标取各省份多边形的中心。wi为第i省的粮食产量;X、Y为粮食重心的经度、纬度坐标。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的生产格局
2.1.1 时序变化特征
本文通过对中国玉米1978-2014年的总产量进行EMD分解,得到2个IMF分量及其趋势分量R(图1)。通过趋势分量R可以看出,中国玉米产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在1984年、1993年、2003年三个时点出现拐点。据此,中国玉米生产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
1984年之前,中国玉米生产处于平稳增长阶段,1978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为1 996.10万hm2,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6.55%,总产量为0.56亿t,占粮食产量的18.36%。到1984年玉米种植面积为1 853.65万hm2,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6.52%,总产达0.73亿t,占粮食产量的17.90%。与1978年相比,总产增幅为30.35%,年平均增幅为5.06%。(图2)
1985-1993年中国玉米生产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此阶段,玉米加工业的发展导致玉米需求量增大,促进了玉米生产的快速发展。其中1993年玉米总产量突破1亿t。该阶段玉米总产增幅达到60.93%。平均年增幅为7.62%。该阶段玉米产量增加得益于种植面积和单产的双重增长,二者的涨幅分别为27.3%和25.4%。
1994-2003年玉米生产波动较大,其中1997年和2000年玉米产量出现大幅减少。1997年玉米总产比1996年减少0.23亿t,减幅达18.17%,主要是由于单产减少较大,减幅为20.65%。2000年玉米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较之1999年均出现下降。玉米种植面积为2 305.6万hm2,总产1.06亿t,单产4 598 kg/hm2。总产降幅为9.59%,主要是由于面积大幅减少,减幅为7.09%,单产略有减低,减幅为2.67%。
2004年至今中国玉米生产恢复快速增长的势头。2004年中央连续出台11个“一号文件”,实施了以“四减免”、“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支农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玉米生产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十连增”。其中2006年总产突破1.5亿t,2012年总产突破2亿t,占到粮食总产量的36.30%,2014年总产达到2.16亿t,较之2004年总产增幅达到79.72%。该阶段中国玉米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种植面积增加较快,增幅达到45.21%,年均增幅为5.23%,同时玉米单产恢复到90年代末的水平且有所增长。该时期玉米总产量首次超过水稻,成为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为第一位的粮食作物。
2.1.2空间格局
根据中国玉米生产总体阶段划分,论文选取1980、1990、2000、2010年为典型年份,以分省为基本研究单元,对中国各阶段玉米生产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
中国玉米生产四个阶段的产量和播种面积的方差与标准差计算表明,1980、1990、2000和2010年四个阶段中国玉米总产量的标准差分别为202.38、312.64、342.28、571.75,种植面积的标准差依次为716.36、767.91、784.10、1170.05,标准差均呈递增态势。表明数据离散程度变大,高、低产量数据所占比重变大。进一步计算各省不同阶段的生产集中度指数。结果表明(表1),中国玉米生产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山西、云南等十个省份,其集中度指数之和达到75%以上,且在2010年以后超过80%。可见,上述10个省份是中国玉米生产区的核心区域所在。就变化趋势而言,近30 a来,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玉米生产集中度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四川、辽宁、山东、河北的玉米生产集中度下降较多,其他省份玉米生产规模相对平稳。
进一步利用重心公式计算各阶段的玉米生产重心,以1980年的坐标为参照,分析各阶段坐标的相对位置。结果表明(图3):1980-2010年,中国玉米的生产重心在东经114.79°-116.76°、北纬36.60°-38.11°之间波动;就变化趋势来看,1980-2010年中国玉米生产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了174.65 km。
2.2 玉米的消费格局
2.2.1 时间序列变化
从消费总量来看,1978年中国玉米消费总量约为0.59亿t,随后持续上升,1994年消费量突破1亿t,2008年突破1.50亿t,2014年达到1.96亿t。改革开放以来,除1985年和1997年出现下滑,中国玉米消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从消费结构看(图4),1995年以前,中国玉米消费主要用于饲料消费,占到总消费量的70%左右;其次是工业消费,占15%左右,各项消费所占份额基本保持不变。此后,饲料用消费所占比例逐渐减少,2006年降至70%以下,2014年为62.26%,但仍保持在高位;随着玉米深加工业的发展,工业用消费所占比例逐渐上升,2006年超过20%,且仍在上升,2014年达29.46%;近30 a来,玉米食用消费和种子用消费基本保持不变,分别维持在7%和3%左右水平。
2.2.2 空间格局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对全国玉米消费的时序变化分析基础上,对2000年以来中国分省玉米消费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由2000、2010年的消费情况来看(图5),中国玉米消费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河南、吉林、黑龙江、广东、四川、辽宁、湖南和内蒙古10个省份,其消费量集中度指数在2000、2010年分别达到68.13%和68.21%。
就消费结构来看,饲用玉米消费地域分布较广。其中广东、四川、山东、河南及河北等省份是饲用玉米消费量相对较大的地区,其饲用玉米消费量都在500万t以上,5个省份占到全国总量的41.98%,山东省更是以1 355.43万t的消费量居首位。其次是云南、广西、浙江、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等省份,饲料玉米消费量在300-500万t之间,8个省份占到全国总量的26.60%。与饲用消费相比,玉米工业消费在全国的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工业消费量较大的是山东、吉林等省份,其每年工业消费玉米量超过800万t,分别占全国的26.22%和18.42%;其次是黑龙江、河北、河南、内蒙古及辽宁等省份,5个省份消费总量占到全国的41.56%。
2.3 玉米的进出口形势和供需平衡态势
在对中国玉米生产与消费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玉米的进出口形势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分省为基本单元,探讨了中国玉米的供需平衡态势。
1992年中国玉米进口量为0.5万t,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均保持在较低水平。2010年以后,中国玉米进口量出现激增,由2009年的8.4万t增加到2010年的157.3万t,同比增长17.6倍。2011年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玉米进口量,达到175.4万t,2012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玉米进口量纪录,进口量达到520.7万t。与进口量相比,中国玉米出口量波动较大,1992-1995年整体呈下降趋势,此后波动中不断上升,并于2003年创历史最高出口纪录1 482.80万t。2008年以后中国玉米基本维持低水平出口态势(图6)。
从进出口差额来看,2003年我国玉米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大量出口到海外市场。当年出口1 482.8万t,进口仅为0.1万t,进出口差距为-1 482.7万t。此后,玉米加工企业不断兴起,玉米消费量持续增长,国内玉米需求增加,玉米进口不断增加,出口迅速下降,玉米进出口差距快速缩小。到2009年我国出口玉米仅为12.7万t,进口8.4万t,进出口差距缩小到-4.3万t。2009年之前我国玉米的进口量较少,出口量大于进口量,我国是玉米净出口国。2010年在国内养殖业快速发展和玉米深加工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玉米进口量同比增长1 762.2%,超过过去10 a累计进口量的6.5倍,至此我国从玉米净出口国变为玉米净进口国。
在对中国玉米进出口分析的基础上,根据2000、2005、2010年各省生产与消费的差额,对中国玉米的供需平衡态势进行了分析。根据上述产量与消费量的数据综合分析可得,内蒙古、河南、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份的玉米产量较大,且产量与消费量的差额也较大,处于供大于求的态势,为中国玉米的主要流出省份;其中,黑龙江、内蒙古、河南等流出量较多,且有增长,2010年比2000年黑龙江省流出量增加1 060万t,内蒙古流出量增加650万t。东南沿海省份,如江苏、上海、福建、江西、海南、湖南、浙江、广东等省份的玉米消费量较大但其产量较小,处于供不应求态势,为玉米主要流入省份;其中广东最多,达到1 200万t以上,其次是浙江,为450万t以上。此外,河北省虽然产量较大,但其消费量也非常大,基本处于供需平衡的态势;在此期间,山东省则由供大于求逐渐变为供不应求,由2000年流出160万t到2005年变为流入83.36万t,到2010年流入量达到950万t,位于流入省份第二。由此,中国玉米产消区在地域上的错位导致了玉米大致呈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方向流出。
3 结论
本文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1978-2014年全国及分省玉米生产和消费的时空格局,并在对各省生产与消费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产量和消费量的差额,对中国玉米的进出口形势及供需平衡态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1)1978-2014年,中国玉米生产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3年玉米总产量突破1亿t,2006年总产突破1.5亿t,2012年总产突破2亿t。总产量增加了1.50亿t,年均增长7.88%;种植面积增加了1 506.87万hm2,年均增长2.22%。近30 a来,中国玉米生产趋于集中,主要分布在北方春播玉米区和黄淮海夏玉米区。玉米生产重心在30 a来向东北方向移动了174.65 km。
2)1978-2014年,中国玉米消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94年消费量突破1亿t,2008年突破1.50亿t,2014年达到1.96亿t。中国玉米消费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河南、吉林、黑龙江、广东、四川、辽宁、湖南和内蒙古10个省份,主要用于饲用消费和工业消费两个方面,其中饲料消费占总消费量的70%左右,是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业消费占总消费量的20%左右。从空间分布上看,饲用玉米消费的区域分布较广,玉米工业消费在全国的分布相对较为集中。
3)2010年中国玉米进出口形势发生转变,由玉米出口国变为玉米进口国。国内玉米的产区与销区在空间上有一定的不平衡性,北方各省基本处于供大于求的态势,东南沿海各省处于供不应求的态势。
4 讨论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玉米进出口形势发生了转变,主要原因在于玉米消费量的大幅提高,其中工业消费的提升最为显著:由1998年不足1 000万t增至2012年的5 000万t,增幅超过400%,而同期食用、种用等消费基本保持平稳,饲用增长率则相对有限,故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业消费是促使玉米进出口形势转变的关键所在。此外,虽然我国已经由玉米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但是国内玉米的总生产量依然微高于总消费量,即从总量上看我国玉米供需处于基本平衡状态,但区域之间差异极大:我国玉米生产主要集中在北方各省,南方各省的玉米产量无法满足其消费需求,加之现阶段我国玉米生产成本较高,且由北向南调运又需支出相当的运输成本,故而受经济因素影响,南方各省选择从国外进口玉米以满足自己消费需求,从而推动了我国玉米进口量的攀升。
我国玉米的工业消费需求会随着玉米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增加。未来我国的玉米消费需求会继续提升,玉米的供需格局或将日趋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造成显著影响。首先,玉米作为口粮消费的比率很低,大部分是作为饲料和工业消费之用,从对食物安全的贡献方面,玉米更多地是关系到居民是否“吃得好”而非“吃得饱”,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内部分玉米需求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调剂、以缓解国内相对紧张的水土资源形势;其次,近年来国际市场玉米年交易量在1亿t左右,而2013年我国进口量尚不及总交易量的3%,未来的进口空间较为充足;再次,我国对玉米市场的调控能力较强,特别是反映在作为玉米工业消费第二大部门的玉米乙醇加工领域,这对平衡国内的玉米供需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的时空错觉 篇6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强调了从供给角度去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正迫切通过拉动内需来提高经济。而新型城镇化可以激发出中国的内需潜力,分析当前城镇化与生活消费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制定消费政策提供帮助。
国内外学者对城乡居民生活消费问题做了广泛研究,国外学者更多关注城乡消费差距的“倒U型”曲线的存在性研究[1,2]。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到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较小[3,4]。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城镇化可以带动农村消费[5~9],蒋南平进一步指出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10]。付波航指出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预计这一正向作用还会增强[11]。
总结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多关注城镇化与居民消费总量的关系。但是城镇化对居民生活消费所包含的8类消费子项的影响研究较少。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生活各类消费项目存在什么样的时空变化特征?这些问题亟待研究。笔者运用完全分解模型对2000-2014年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级行政区的居民生活消费及其所包含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等8类消费子项进行分解,定量测度人口城镇化对居民生活消费增长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为全国的居民生活消费增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2.1 数据来源
在人口数据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于2005年以前,有些省份采取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来进行人口结构划分,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使用2000~2004年的31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化率及其人口均来自林坚的修正数据[12],2005~2014年的人口数据来自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在消费数据方面,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每年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将2000~2014年消费数据均以2000年作为价格基期进行计算。
2.2 研究方法
完全分解模型是一种完全消除残差影响的因素分解方法,该模型的使用如下:消费总量(C)增加受到人口规模(P)、人口城乡结构(以城镇和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比例Si表示)和人均消费量(以城镇和农村人均消费量Ii表示)的影响:
假设基期指标(第0年)用上标0表示,第t年指标用上标t表示,则基期和第t年经济总量可分别用C0和Ct表示,t年间经济总量变化ΔC(ΔP,ΔS及ΔI同理)为:ΔC=Ct-C0(2)
因子P、S和I的变化对ΔC的贡献分别用Peff、Seff和Ieff来表示,公式如下:
居民生活消费总量变化ΔC也即各种分解效应之和:
由于居民生活消费是由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及服务等8个子项目组成,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子项目。同上,对8个消费子项目也运用完全分解模型,计算过程仿照(1)~(6)式。
3 人口城镇化对居民生活消费的时空影响
中国从2000~2014年居民生活消费增长了116471亿元,其中人均消费效应Ieff为91556亿元,占比78.6%,表现出全国消费增长最主要是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人均消费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所致。其次是人口城镇化效应Seff为15545亿元,占比13.3%,表现出城镇化带动农村低消费群体向城市高消费群体的转变,这一转变对消费总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其作用居于次要地位。人口规模效应Peff为9370亿元,占比8.1%,可以看出人口规模因素对全国消费的作用最小,这是由于我国严格控制人口,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所导致的。
3.1 人口城镇化对分省的8个子消费项目影响的区域差异
由表1可知,城镇化带动各个消费子项目存在着地域差异。总体来看,绝大部分地区的食品消费Seff位居首位,可以看出城镇化促使城乡居民在食品消费习惯发生改变,进而导致食品消费增长幅度较大。其中陕西、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食品消费Seff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变化幅度较大,促使大量的城乡人口转变。其次,北京、天津、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对于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消费更加重视。农民市民化后,在文教娱乐的消费上有所偏重。西藏农民转为市民后,居住与医疗条件改善较大,所以西藏地区城镇化带动的居住与医疗保健的消费作用Seff较大。而中部地区在各个消费项目Seff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3.2 人口城镇化对各省的主要消费项目影响时间变化特征
从各个消费子项目来看,Seff变化较大的项目主要有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等4个。由表2可知,从时间尺度上来看,这4个主要消费子项目的变化情况基本保持一致,像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来看,由于人口城镇化率接近极值,其人口城镇化增长速率缓慢,进而使得人口城镇化对消费量贡献程度有所降低。但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由于这些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相对较低,随着西部大开发,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涌入,城镇化变化较大,使得城镇化推动消费增长的作用Seff速度较快,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的这4个项目的增长速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从2000年以来,人口城镇化的增长幅度基本呈现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态势。这也使得城镇化带动的消费提高幅度呈现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态势。
4 结论
中国企业的时空错觉 篇7
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演进历程
(一) 农民工市民化的界定
市民化概念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角色转型, 狭义角度看,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身份上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 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在中国,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城市户口及其社会权利。而从广义角度看,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 借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 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 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显然, 完整意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是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据此认为, 农民工市民化系指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 其身份属性、社会心态及行为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
(二) 30年以来农民工市民化的演进历程
在我国,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与农村城市化相伴而行,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了四个时期的变迁。
1.1978—1983年, 农民工市民化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约有2000万原“上山下乡”的知青离开农村返回城镇。1980年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及其后下发的文件, 解开了对城镇职工流动的禁锢。1981年中央在提出城市实行合同工、临时工、固定工相结合的多种就业形式的同时, 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管理。同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对农村人口流动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另外, 粮食丰收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为农民工的流动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 在诸多“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 农民走出固有的天地, 开始到城市谋求新的发展。这个阶段, 市民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2% (17 248万人) 增加到1984年的23.01% (24 017万人) , 市民人口共增加了6 769万人, 年均增加1128万人。在这一阶段, 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接触是肤浅的, 没有心理准备和经济基础, 农民工并没有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打算, 他们的市民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准备起步阶段。
2.1984—1991年, 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规模启动阶段。从1984年开始, 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 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是农民工市民化启动的一个标志, 它表明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之后, 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 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期。在此期间, 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大批乡镇企业在城镇集聚, 开创了我国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新途径。这个阶段, 市民人口比重由1984年的23.01% (2 4017万人) 增加到1992年的27.63% (32372万人) , 市民人口共增加了8 355万人, 年均增加1 044万人。这个阶段, 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部分农民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开始谋划如何能在城市生活下去, 但是, 社会制度的限制使他们的定居倾向很难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即有机遇更有巨大的阻力。
3.1992—2003年, 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 从控制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 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的就业制度, 并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同时, 我国对外开放快速发展, 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的对外加工业的发展, 当地的劳动力资源缺乏, 给外地农民工的流动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国家为了统筹发展和地区平衡的需要, 对农民工的流动政策作了调整, 由限制取向转变为开放取向。2000年7月, 国家劳动保障部、国家计委等七家单位联合实施了城乡统筹就业试点, 随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发布, 《纲要》提出:“打破城乡分割体制, 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 改革城镇户籍制度, 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 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这个阶段, 市民人口比重由1992年的27.63% (32 372万人) 增加到2003年的40.53% (52 376万人) , 市民人口共增加了20 004万人, 年均增加1 819万人。这个阶段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阶段, 市民化的总体思路已经提出, 但各项具体措施却严重滞后,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状况和社会制度障碍还不能使他们很快地在城市定居, 市民化的前进道路还很曲折漫长。
4.2003年至今, 农民工市民化的深入推进阶段。2003年1月,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1号) , 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原则。此后, 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文件, 分别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及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作出专门规定。2004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产业工人队伍。同年11月1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要把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作为重要职责,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05年初, 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环境的文件。2006年伊始, 国务院发出第1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其中也提出要“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2006年3月27日,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这是我国关于农民工的第一份全面系统的政策文件, 它对于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保护规定。这些都对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到2007年底, 我国城镇人口达59 379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44.94%, 平均每年增长1.10%。在这个阶段, 国家不仅注重在政策层面上引导农民向城市流动, 同时, 更重视对于进城农民工的安置, 让他们不仅能够进入城市, 更能够融入城市, 真正摆脱土地控制, 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份子。
综上所言, 改革开放30年,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由缓到急、由量到质、由易到难, 充满了艰难与曲折, 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市民化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以来, 虽然农民工城市化的历程艰辛而苦涩, 但同时, 更可以看到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良性互动日趋成熟, 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断提高。
(一) 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日渐“以人为本”
城市政府日益开始珍惜人、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不断革除歧视农民工的旧有意识, 弱化了城乡人口利益的差异和人身等级制度的缺陷,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立。同时, 城市政府开始充分认识和利用农民进城的积极动机, 全面、合理地评估农民工在城市的作用、权利和义务。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城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更加不断积极改革户籍制度, 整顿、健全劳动力市场, 加强了指导监督, 不断完善、健全有关农民工的各项规章制度, 努力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切实为农民工服好务, 保证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
(二)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逐渐消除, 两者互动日渐成熟
初期, 城市中的舆论导向一度较为片面, 仅仅把农民工看做是劳动力的重要源泉, 而没有看到他们也是有多方面需要的社会活动群体。长期以来, 对农民进城带来的负面效应报道得多, 对他们为城市所作的贡献宣传得少。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看到, 以上的这些现象逐渐减少, 城市居民开始放弃偏见, 尊重农民工的人格和基本权利, 以开放和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农民工。而农民工开始学习和城市居民打交道, 并在这种交往过程中, 加深了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 建立起了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络。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度不断增加, 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融合度更加深入。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关系开始由最初的油与水不相融合, 变为了相互依赖, 同生共存。
三、农民工市民化对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年的岁月中, 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 他们的市民化过程对于改革开放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性, 主要表现在:
(一) 促进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城乡二元壁垒的消融
城乡二元壁垒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一系列社会制度支持下, 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社会形态:城市和农村, 两者在身份、收入、地位、价值观念乃至文化形态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 它强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民的贫困。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功能是限制社会成员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这在当时对于启动工业化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构建了封闭性很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这种制度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和阻碍作用。改革开放30年以来, 农民工的流动和市民化过程对城乡二元制度起到了极大的冲击作用, 传统的城乡关系格局、区域关系格局大大松动, 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城乡二元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事实上, 大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已促使一些地方开始对户籍制度着手进行改革, 并对现存的城乡有别的就业、医疗、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以及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对于变革传统社会管理制度是一次全新的机遇。
(二) 促进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既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又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而农民工市民化则有效地弥合了这种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 很好地推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经济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继续繁荣, 而且保证了农民工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经济收入, 从而为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并缩小城乡间的经济差距;在政治方面, 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偏低且政治意识薄弱, 这是农民很少参与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农民素质得到提高, 权利意识逐渐生成, 进而推动了农村政治的发展;在文化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使得自身更好地融入城市文明, 加快了城市先进文化向农村地区的辐射。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得不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对流入地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意识, 甚至处于对立状态, 这是当前城市社会的潜在不安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则让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 在政策制度层面上避免城市社会的歧视, 消除与城市居民的对立并逐渐形成认同感和责任感, 从而维护了国家社会的稳定, 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这些对于我们创造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促进了改革开放中“三农”问题的积极解决
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 农村长期落后, 农业是弱质产业, 农民是弱势群体, 此三者构成了当代中国的重要特征。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滞后, 成为制约我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关键性“瓶颈”。因此说,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问题。
过去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多半局限于农业本身, 提出的办法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增加农业投入, 提高农业产出等。实践证明, 这些办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而农民工进城起到了破解“三农”难题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民克服重重困难, 冲破多种阻力, 自发地掀起大规模的流动,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有力地缓解了“三农”问题的困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 农民工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途径, 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第二, 大规模农民工外出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 有利于加快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 为农村实行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契机, 从而对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 大规模的农民工外出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总之, 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了“三农”问题的缓解, 促进了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飞跃, 对于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促进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人的全面现代化发展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克尔斯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人的现代化。在他看来, 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人的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方面。一个社会只有它的成员现代化了, 或者说, 只有那些在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各种组织中工作的人都获得了与整个社会现代化发展相一致的现代性, 这样的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70%, 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和最终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在我国, 人数众多的农民人力资源素质较低, 观念、思维方式落后, 特别是部分农民缺乏进取的思想、开放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 表现出人力资源素质上的先天不足。要提高其素质, 开发其人力资源, 必须借助于城市化, 使传统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行列。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农民工进入开放的现代化城市, 经过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 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市民化的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 这对于实现城乡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提高,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恰如英克尔斯 (A lex Inkeles) 所指出的那样, “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 这种接触的经验也会带来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很显然, 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着传统农民身份的终结, 实现着农民自身的现代化, 从而加速了人的现代化过程。对于实现人的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 过去的30年中, 农民工市民化很大程度上冲破了阻碍改革开放的不利因素, 架起了连接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桥梁, 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意义上, 农民工市民化现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开启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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