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精选七篇）

具体行政行为 篇1

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法院对已受理的行政案件经过审理, 认定被告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后, 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并同时作出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判决形式[1]。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 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国外也有类似的规定, 如在法国, 行政法院可以在判决主文中, 要求申诉人和被诉行政机关商谈解决办法;在奥地利, 行政法院“可以对违法的行为确认无效、宣布撤消;可以要求行政机关采取某些措施;也可以责令有关部门在8个星期内作出新的决定或发布新的行政法规[2]”。但是, 国外仅是作为例外规定。将重作判决作为判决制度, 无疑是我国的特色与首创。

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判决, 它往往是法院撤销判决的一种补充。它的必要性在于, 法院对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撤销判决, 有时并没有完全解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争议的行政法律关系;如果法院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作出一个撤销判决而不对其在法律上设定处理其所管辖的行政事务的积极义务, 则其可能放弃履行法定职责, 最终可能损害国家、社会以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二、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判决的适用条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虽然对法院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适用条件, 即“……可以作出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如下: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槛用职权的。”然而这一规定比较原则, 虽然1990年的《贯彻意见》和2002年《若干解释》都对重作判决制度加以完善, 但是其适用条件, 如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如何适用以及是否必须适用重作判决仍然不明确。我们认为法院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适用条件如下:

1.法院作出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是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的前提, 没有撤销判决, 也就没有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判决, 而是依附于撤销判决的一个从判决。但是撤销判决并不一定导致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判决又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判决撤销被诉的全部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判决是从整体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否定, 行政机关不得基于同一事实或理由重新作出行政决定;二是判决撤销被诉的部分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具有可分性, 法院判决维持合法的部分, 撤销其违法的部分。

2.被违法处理的事项需要得到重新处理。

由于撤销判决在不少情况下将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消灭, 撤销判决并不必然会产生出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只有在撤销判决后, 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即被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的问题需要得到重新处理, 且被告仍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必要和可能时, 人民法院才能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到适用哪一种理由,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1) 以主要证据不足判决撤销的

对负担行政行为, 只要通过庭审, 对相对人或他人行为违法的定性证据确实充分, 而处理结果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 且对此行为的处理权属于被告行政机关, 人民法院应作出重作判决;对授益行政行为、行政确权行为和行政确认行为而言, 通过庭审, 能证实相对人的申请或需要解决的权属争议的存在, 即使其他方面的主要证据不足, 人民法院也应作出重作判决。

但是, 如果经过人民法院审查, 违法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或根本不存在相对人申请的事实或权属争议的事实, 人民法院在作出撤销判决的同时不得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 以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撤销的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撤销的情况, 一般应当作出重作判决。除了以下三种情况例外:第一,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相对人的合法行为定性为违法并给予行政处罚, 不能作出重作判决;第二,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还存在超越职权的问题, 因被告本身不具有处理权, 也不应作出重作判决。第三, 不存在违法事实或权属争议的事实, 或者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有违法事实存在。

(3) 以违反法律程序撤销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管其是否给相对一方实体权益造成重要影响, 均不应承认其效力, 而应责成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 且不存在超越职权、将合法行为作为违法行为加以处罚等问题, 被告有权并应当对这类问题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其中期限违法的情况, 实际上是作为行政不作为起诉的, 应作出履行判决, 不能作出重作判决。

(4) 以超越职权撤销

因超越职权而判决撤销的, 法院一般不能要求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 以避免违法状态继续存在。那么法院能否判决其他有权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呢?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5) 以滥用职权撤销的

以滥用职权为由判决撤销的, 除行政处罚显失公正除外, 一律应当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滥用职权是被告不公正行使裁量权的行为, 而被告本身具有职权, 对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和程序要求不存在问题情况下, 所以应当在判决撤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时作出重作判决。

3.需要重新处理的问题在被告的职权范围之内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 认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在判决撤销后, 发现需要重新处理的问题已不在被告的职权范围之内, 在此情况下, 法院是否可以判决被告以外的其他有权的行政机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呢?对于这一问题, 我国学者存在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判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可以是被告以外的行政主体, “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 启动追加第三人的法律程序, 将需要重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给最适宜的行政机关”[4], 还有的学者认为需要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只能是被告[5]。

我们支持后一观点。尽管司法活动具有能动性, 但它不能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定。即使启动追加第三人的法律程序, 让被越权的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中来, 人民法院也只能向作为第三人的被越权的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建议由其重作具体行政行为, 而不能直接判决其重作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建议是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 它对被建议的行政机关应该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被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按司法建议的要求办事, 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给提出建议的人民法院。

4.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的规定,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时, 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条采用“可以”是对重作判决适用条件裁量, 即在何种情况下作出重作判决, 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是作出判断,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重作判决是属于任意性规范。行政诉讼法中设定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 在于让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切实保护。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 应当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在撤销判决时, 发现具有重作的必要, 而且被告机关有权处理的, 应当作出重做判决。

三、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判决的实现

对于如何保证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判决的实现, 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 对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限制

1. 被告不得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或加重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这是对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限制, 其目的在于防止被告再作出与被法院判决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使判决收不到实效, 并可能引起循环诉讼。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54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 但主要事实或主要理由有改变的, 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 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 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限制。

在实践中,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违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后, 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时, 被告能否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呢?这在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 在实践中却存在这种现象。如某公安机关对某公民罚款20元, 被处罚人不服, 向法院起诉, 法院撤销原处罚裁决后, 被告又以同样理由对原告作出拘留五天的处罚。某地一位主管机关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对法院办案人员说:“我们本来是照顾情面从轻处罚的, 现在竟然到法院告我们, 态度太恶劣了, 我们得加重处罚”[6]。我们认为, 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即使被告的处罚畸轻, 在诉讼中人民法院不得加重对原告方的处罚, 这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 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 并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时, 被告也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否则, 即为违反行政诉讼法的宗旨和人民法院判决的旨意。

2. 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拥有取证权

被告在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时, 在取证权上是否应受到限制, 是否拥有取证权呢?对此,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 其行为的实质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 是诉讼中的行为,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因此, 被告没有取证权。另一种观点认为, 在行政诉讼中, 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并附带作出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 这表明法院结束了诉讼程序, 于是, 本案所涉及的行政争议又回到了行政程序中, 被告将在行政程序中根据自己的权限依法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 被告在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时必然拥有取证权。如果否定被告在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时拥有取证权, 则《行政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就失去了可行性。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 不赋予被告在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时的取证权, 被告只能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 赋予被告在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时的取证权, 是具有充分的法律和法理依据的。

(二) 对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1. 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对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相对一方当事人不服, 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呢?《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8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据此可见,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即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仍应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

2. 对基于同一事实或理由重新作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处理

如果被告违背《行政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 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了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为的。在此情况下, 人民法院对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是确定无疑的。但受被告处理的问题仍需要得到重新处理, 且人民法院又不能直接代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 又得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这就出现了与上轮判决的重复循环状态。我们认为为了减少或防止这种循环诉讼的发生, 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事先防范。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应根据具体情况, 分别确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条件和期限。一般说来, 涉及到事实不清, 宜作附条件的判决;如果事实已经清楚, 只涉及定性或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 宜作附期限的判决, 以避免行政机关久拖不决或形成循环诉讼。

二是事后强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4条中规定, 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55条的规定撤销或部分撤销, 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3款 (1) 的规定处理。即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为的, 在原告起诉后,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重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 可依《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3款的规定对被告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1) 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 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以50元至100元的罚款; (2) 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3) 拒不履行判决、裁定,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3. 对被告逾期不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

人民法院在判决中确定了被告行政机关重作的期限, 被告就应该在确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被告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后, 既不依法提起上诉又逾期不重作, 则视为被告不履行人民法院所确定的义务。同上, 此时, 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若干解释》第96条之规定, 对被告采取执行措施。 (2)

摘要：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法院判决的重要类型之一, 关系到行政法律关系的重新设定问题, 法院作出此类判决要准确把握其适用条件, 并要保证其有效实现。本文即从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涵义及其属性, 适用条件和实现作了阐述。

关键词：重作判决,撤消判决,具体行政行为,司法监督

参考文献

[1]章剑生.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学研究, 1999, 18 (6) :25.

[2]胡建淼.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390.

[3]罗豪才, 应松年.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248.

[4]章剑生.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学研究, 1996, 18 (6) :27.

[5]石佑启.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探析.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9, 16 (5) .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审查标准 篇2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具有如下七条审查标准：

主要证据不足。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是在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作出的。主要证据不足或失实，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必然违法。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适用了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果行政机关应当适用此类法律、法规，但却适用了彼类法律、法规；或应当适用新的法律、法规，但却适用了旧的法律、法规；或应当适用法律、法规，但却参照适用了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均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构成违法。

违反法定程序。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遵循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方法、步骤和顺序。不遵循法定程序，即使其他标准合法，也会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作为一条重要的审查标准。

超越职权。这是为了审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权限是否合法。甲机关行使了乙机关的权限，下级机关行使了上级机关的权限，或与此相反，都属于超越职权，构成违法。

滥用职权。这是为了审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权限是否存在形式上合法，但行使动机或目的却违法的情形。所谓在形式上合法，是指行政机关形式上并未超越职权；所谓行使动机或目的上违法，是指行政机关或公务员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或者从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出发，或者在行为的目的上违反法律规定或立法精神。

对违反上述五条审查标准中任何一条标准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即可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情形。对违反这一条审查标准的不作为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具体行政行为框架下的政府信息公开 篇3

关键词：具体行政行为；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公开的“例外”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政府机关将所掌握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以纸质、胶卷、磁带、磁盘以及其它电子存储材料等载体主动予以公开或者依申请予以提供的行为。政府信息公开活动都属于行政行为。但它们是否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研究其是否为具体行政行为有它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是诉讼法律保护适法性的核心概念，具有开放诉讼法律保护的功能，而且有助于解决是否提供法律保护的问题。

我国“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规定可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部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首先并不是从政府信息的内容上去界分，而是公开方式上的差别：主动公开是行政机关将政府信息依据法定要求直接予以公开的方式。依申请公开是行政机关需要依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才予以公开的方式。

（一）主动公开行为

条例第9-12条规定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明确政府应主动公开四类事项，并具体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但并没有规定哪些政府信息应当向不特定相对人公开、哪些政府信息应当向特定相对人公开。从理论上说，有四种情形：第一，将公共信息向不特定相对人公开；第二，将公共信息向特定相对人公开；第三，将特定相对人的信息向不特定相对人公开；第四，将特定相对人的信息向特定相对人公开。

（二）依申请公开行为

依申请公开行为与其它依申请行政行为（又称应申请行政行为）一样，构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1]政府公开行为的标的即政府信息，可以是法律事实也可以是法律行为，可以是抽象行政行为也可以是具体行政行为。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中的依申请公开行为，所针对的是申请人即特定相对人，只能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需要通过“条例”来获得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保障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中只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一种。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例外

就其实体法意义而言，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相对人行使其自由权的条件和保障。就其程序意义而言，具体行政行为是“通过程序的基本权利保护”这一要求的具体落实。从已经发生的争议来看，尽管政府信息公开也有有关程序性、形式性问题的争议，但主要还是有关把握信息公开的例外问题的争议。

（一）信息公开中的“例外”概况

众多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条例”颁布实施后，当公众真正以此为依据去查询政府信息时，却频频遭遇“玻璃门”。例如，2005年董铭告上海市房管局拒绝信息公开一案，被告即以房产登记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开，但在案件审理中，却又当庭出示了部分申请公开的文件；在案件二审时，被告又突然声称所申请公开的“房地产权属数据”根本不存在，致使对该信息是否应予公开已无进一步审查的必要。[2]

究其原因，首先，条例并未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界定，这就使行政机关在实际操作中拥有很大的裁量权，可以轻易地将其不愿公开的信息归入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大口袋而拒绝公开。其次，由于条例并未明确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并且“条例”第14条第1款又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这就使公开的例外事项范围在实际运作中大大扩张。最后，“条例”第13条又将“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作为申请公开的前置条件，这与国外信息公开立法通常对申请者不作主体资格限制的做法不相一致，无形中也对信息公开范围再次作了限制。[3]

（二）如何把握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

那么，如何在现实中把握好公开的“例外”规定呢？关键是要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即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关系，这也是落实信息公开制度最大的难点。判定“例外”的标准，一方面要以公共利益为主导进行利益权衡，另一方面，对于可公开可不公开的内容，应当尽可能公开，这也是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大趋势。

1.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的关系。

信息公开和国家秘密之间的关系是《条例》所涉及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价值并不冲突，二者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国家秘密的界定应严格按照现行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权限和程序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基于公共利益，也可以在经过法定程序解密并删除涉密内容后予以公开，这正是条例“以公开为原则”精神的体现。

2.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商业秘密的关系。

政府信息公开与商业秘密的关系是《条例》涉及的第二类重要关系。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文件，商业秘密是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和管理性特征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如何衡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大小是界定公开与否的难点，从《条例》的角度，公共利益应当是首先考虑的因素，私人利益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或大于公共利益时，才能得到保护；所以应当从有利于尽量扩大公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公共健康或环境保护的角度予以考量。比如，不能因为污染企业的商业秘密权而拒绝向公众公开其相关信息，否则，将可能导致公共健康和环境权益的损害。

3.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的关系。

落实《条例》还要处理好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的关系。隐私权是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条例》所涉及的隐私是指行政机关掌握的构成个人隐私权的信息。目前，个人隐私权虽然还有待于法律的进一步明确，但实践中判定的标准依然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衡量，这与上述商业秘密公开与否的界定标准相类似。需要强调的是公务人员个人信息的公开问题，建议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确立针对公务人员的“隐私权减损原则”，规定其与职责相关的个人信息不因隐私权而免于公开，因为在这些信息中存在着公共利益，公众有权、也有必要了解的相关信息，这也正是官员财产公示等相关制度存在的理由。

正如本文所讨论的，需要通过“条例”来获得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保障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中只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一种。众多信息公开申请在申请事项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或信息不存在等借口前铩羽而归。这源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开的例外事项规定得过于原则和不确定，例外事项也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所在。故而，欲充分发挥信息公开制度的作用，体现政府在提供信息方面的服务功能，就必须在现实中把握好公开与“例外”的关系。而针对申请公开争议不断增长的势头，我们必须走好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才能更加有效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作者单位：沙县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1]叶必丰.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44.

[2]沈颖.信息公开第一案的阳光效应[N].南方周末，2004-9-2.

具体行政行为 篇4

一、建立健全法律规章

目前, 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方面的全国性法规仅有财政部第35、36号令这两个部门规章, 且尚属于暂行阶段, 显然约束力不强, 难以适应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因此, 必须加快其法制化建设步伐,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法规体系。要加强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必须从建章立制入手, 对以往的规章、办法进行清理, è建tÈ/t立/、完善符合现行管理模式的一系列法规制è度øø.., 把资产的形成、管理、使用、调配、处置等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的法规制度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承担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职能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 研究制定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的综合性法规、规章, 规定管理的目标、原则、范围、程序、组织形式、监督检查以及法律责任等, 确保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2) 建立科学规范的资产形成机制, 建立资产形成审核制度, 对超过一定金额的大额资产的投资、购置进行决策前审核, 防止资产形成的随意性。

(3) 建立资产使用、管理责任人制度, 明确管理职责和管理权限。

(4) 制定“非转经”资产和培训中心等单位的收益管理办法, 按有偿使用原则征收资产占用费, 并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5) 加强行政监督立法。行政监督立法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尽快建立健全各种行政监督法规, 才能为积极有效的行政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程序。行政监督的立法既需要制定基本法规, 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 既要制定实体法规, 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 明确规定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方式与具体手段等内容。

二、深化管理机制改革

1. 大力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对传统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改革必须切入传统资产管理机制的终级层面, 使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资产管理与资产使用分离, 核心是产权管理, 即对各级政府的行政事业性资产实施产权集中管理。就是在严格遵守行政事业性资产的国家所有权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占有使用权的原则下, 各级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 打破部门利益格局, 对产权实行集中管理。同时, 各行政事业单位仅履行占有使用者的职能, 在只有使用权的前提下按制度规定去利用这部分资产。对行政事业性资产实行集中管理有两层含义。

(1) 不同单位的国有资产的集中管理。各级党委、人大、政协及政府系统的资产都应统一管理, 各民主党派、社团、宗教所占用的资产中, 凡是由财政拨款形成的资产, 也应该纳入集中管理。

(2) 不同类型资产的集中管理。目前, 不同类型的行政事业性资产是按资产类别分别由不同的专业部门管理的, 这种专业性的管理虽然能更好地结合不同资产的自身特点来实施, 但若在总体上没有集中的统一管理, 各自为政, 就会造成资产管理上的混乱。对不同类型的行政事业性资产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便于资产的集中预算和优化配置。

2. 推进人事配套制度改革

目前还存在用人机制不够灵活、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管得过多与监管不力同时并存等问题, 从加强对行政事业性资产的管理的角度, 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应该是按照人事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及《〈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 不断完善和实行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如纳入行政序列, 应实行公务员制度, 对这部分单位所占用的行政事业性资产纳入统一管理范围, 作为保障性资产进行统一调配和使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如转为企业, 应实行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 按照传统上资产随人走的改革原则, 可将些部分行政事业性资产及时转交各级国资委, 作为企业经营性资产以保值增值为主要目的进行管理;从事公益活动的事业单位, 应实行以聘用制度为基础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 对于其现有行政事业性资产的管理比较复杂, 暂时可确保经费投入, 如在特定情况下取得的经营性收入, 也必须上缴财政, 长远可借鉴国际经验, 制定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其资产与财务管理方式, 依法治理。

3. 强化资产运营过程的管理

行政事业性资产的运营过程主要包括购置、使用和退出三大步, 与其相对应, 要不断制定完善和严格实施行政事业性资产的预算、调剂和退出制度。

(1) 购置上, 要在集中管理的基础上, 做好行政事业性资产的统一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各单位预算管理中的行政事业性资产要进行汇总, 统一管理, 使之成为本级政府的国有资产预算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预算的编制、审定、执行、监控、分析、调整、考核等各方面, 加强与财政预算管理之间的联系, 要运用资产预算和统计报告对存量资产进行分析, 对资产的使用效益进行科学地评价, 从而使资产的预算与各单位承担的工作职责相一致, 通过不断强化资产的集中预算管理, 来逐步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

(2) 使用中, 要推行行政事业性资产的调剂使用制度。对行政事业性资产进行合理调剂, 主要还单指闲置资产而已。目前, 行政事业单位积压闲置资产比重相当大, 对于各行政事业单位需要新购、建的资产, 首先要从现有资产中调剂。为此, 在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的基础上, 应开展闲置资产的申报、登记和评估定价, 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同时, 也可以按照有偿转让的原则委托中间机构进行调剂, 促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优化组合。在实行国有资产调剂的过程中, 行政事业单位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要求定期报告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状况,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对其进行监督和检查, 以确保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制度的落实。

(3) 要建立和完善行政事业性资产的退出制度。退出制度包括两项重要内容:一是资产处置制度。资产处置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对所占用的国有资产的报废、有偿调出和变卖。无论以哪种方式处置行政事业性资产, 都必须要以相应的制度为依据, 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二是行政事业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的审批制度。行政事业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必须经过评估、审批和登记, 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自行转换。

4. 加快实施绩效管理

对行政事业性资产实施绩效管理, 应从明确绩效管理主体、建立有针对性的考核方式、打牢绩效管理制度的基础、搞好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加强制度建设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 明确绩效管理主体。从现实情况看, 明确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主体为各级财政部门, 组建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 开展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 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仍为较理想、具有较强可造作性的方案。不过, 建立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体制, 还需要划分财政部门与行政主管部门、各事业单位, 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包括中央及省级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关系。

(2) 区别行政事业性资产中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不同资产, 建立不同的考核方式。对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管理绩效主要考核保障履行政府公务的能力和效果。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要作进一步区分, 其中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其国有资产参照行政单位管理;准公益性事业单位中的经营性国有资产, 视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主要考核其经济效益;如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超过了50%, 或者目前有些事业单位在性质上不属于公共物品范围, 则应由国资委按企业资产进行绩效考核。

(3) 巩固绩效管理制度的基础。不断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的关系, 一方面将存量管理与增量管理相结合, 努力提高使用绩效。另一方面加强各单位财务管理基础工作, 为资产绩效管理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

4) 破解行政事业性资产绩效管理的技术难题, 搞好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对行政事业性资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既要考虑行政事业性资产的共性, 也要重视各部门各行业的特点。行政事业性资产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用指标体系, 另一类是某一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专用指标体系。通用指标体系可在不同部门、单位之间进行比较, 体现各部门、单位资产使用效益差异, 如资产完整率、资产闲置率、资产负债率、人均资产额、人均办公用房面积等;专用指标体系则反映部门或单位特有资产使用情况的指标, 在各部门、单位之间没有可比性, 如图书借阅人次、专用医疗设备使用率、专用车辆破案率等。对这类指标可按主管部门或行业设置, 在总的资产考核分数中占一定比例。

(5) 加强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法律制度建设, 为绩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重点是加快《国有资产法》的立法步伐, 尽快为行政事业性资产绩效管理`Hà提FA供A法律依据。同时健全和完善认定、登记、使用、处置、核算、统计、评估等行政法规体系, 为行政I事AK业A性资产绩效管理提供具体操作规程。

三、强化监督管理

1. 实施严格的内部控制

(1) 预算控制。按照财政预算改革的要求, 财政将加强对计划预算的审查监督, 保障计划的科学性, 强化预算的约束力, 堵塞腐败漏洞。

(2) 授权批准控制。单位在处理经济业务时, 必须经过授权批准以便进行控制。一方面, 明确授权批准的范围、授权批准、权限、授权批准责任和授权批准程序, 另一方面, 要把授权批准权限的分解和审批额度的分配与核算管理制度的建立、财务公开性制度的建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以防止滥用职权审批情况的出现。

(3) 关键点控制。抓住业务处理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和弊端的几个点。如:在内部控制中, 授权批准与执行业务、业务经办与审核监督、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业务经办与财产保管、财产保管与会计记录等不相容岗位或职务应实施分离, 因为这是关键控制点;在进行会计核算时, 明细账和总账之间的核对是关键控制点;为保证银行存款金额正确性, 由非出纳员核对银行对账单和存款余额就是关键控制点。

(4) 会计电算化控制。会计电算化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促进了会计工作的规范化, 提高了会计工作的质量。通过会计电算化特别是会计管理电算化利用会计核算提供的数据和其他有关数据, 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 借助计算机会计管理软件对单位内部管理实施控制,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事前控制, 是电算系统构成人、硬件、软件及环境实施的控制。如系统组织和管理控制, 系统开发和维护控制, 文件资料控制、系统设备、数据、程序、网络安全的控制;事中和事后控制, 是对电算化处理活动进行的控制, 常用的方法有输入控制、处理控制、输出控制。

2. 加强有效的外部监督

(1) 加大各种形式的审计监督力度, 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财务管理人员的作用, 组织精兵强将, 坚持突击资产清理与定期审计监督相结合、账后审计与账前审批相结合、外部监督与内部制衡相结合, 来加强审计监督。

(2) 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利用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的技术力量, 实施监督。

(3) 进一步加强政法机关的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的违法行为。

(4) 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构筑严密的外部监督网络。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对浪费和侵占国有资产的人, 应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钱卫清.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报告.中信出版社, 2004.

[2].李忠信, 王吉发.国有资产管理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3].刘玉平, 温来成.国有资产管理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4].程启智.中国:市场失灵与政府规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典型案例 篇5

案情3介绍：原告：魏某，女，65岁，农民。

原告：宗某，男，40岁，农民。

被告：某县人民政府

原告魏某与原告宗某，系同一村寨住宅相邻的两户农民。两家关于宅基地的划线已有多年纷争。他们曾在当地乡政府的主持下立过协议。今年5月，魏某翻建住宅，两家矛盾再次激发。乡政府多次协调不成，宗某天天上县政府上访。该县政府直接出面协调，最后做出“关于魏家与宗家宅基地使用权中界线的处理决定”。《决定》的内容是：“双方宅基地的中界线以魏家东房山后墙角外线向东量4．5寸为一点，以东房山前角外线为另一点，两点连成一条直线向南延长到两户南院墙，线以东归宗家使用；线以西归魏家使用。”

魏某与宗某收到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后，均表示不服，便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当地法院在立案时，关于应以民事案件立案，还是以行政案件立案有不同意见。主张以民事案件立案的理由是：两户农民宅基地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主张以行政案件立案的理由是：两户农民不服并所控告的是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县政府做出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不是民事行为。

请问：你的看法是什么?

案例3点评：本案属于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不是一个纯诉讼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理解“行政裁决”的有关行政法理。

在行政法理上，行政裁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行政机关所作的裁决”。否则，既可能扩大了行政裁决的范围，也可能缩小了其范围。中国行政法学上的行政裁决，已被界定为具有下列特征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一，裁决机关是行政机关。如果做出裁决的机关是司法机关或民间组织，就不属行政裁决。

第二，裁决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不包括行政关系。根据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这种民事关系一般被限于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归属关系。第三，作为裁决机关的行政机关是作为第三人，而不是当事人身份出现的。就是说，行政裁决机关是民事纠纷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而且以具有独立身份的中间人身份出现。第四，行政机关做出裁决是一种依职权的单方行为，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左右。虽然行政裁决处理的是民事关系，但行政裁决行为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强制性做出的。既然行政裁决是行政行为，那么，当事人对其不服提起诉讼的话，属于行政诉讼而不是民事诉讼。

在本案中，魏某和宗某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显然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县人民政府对魏某和宗某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处理，属于一种行政确权行为。这种权力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设定。《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所以，该县人民政府做出“关于魏家与宗家宅基地使用权中界线的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裁决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 篇6

关键词：政府经济行为,法律责任规制,信息公开化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市场运行的规则不健全,经济制度的缺失等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政府经济行为规制有着诸多的问题。如垄断性行业规制的失衡出现的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社会性规制的缺乏致使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经济规制制度规制的过于宽泛使得向企业伸手,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现象时有出现。以下本文将着重从我国政府经济行为规制的具体措施上进行阐述。

1 对政府经济调节权力和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制

规范政府经济行为,首先应当从其权力来源方面着手,通过实体的规制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保证权力行使明确规定,也就是采取政府职权法定和“凡未授权即禁止”的原则,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树立“有限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以从源头上预防政府无法律依据,滥加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行为。

作为掌握管理权力的政府部门,应负责地对待其手中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而不至于走向反面。政府经济行为的规范以确保其服务于人民的利益,维护正义,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政府经济行为的权力范围应限定在为完成以下目的而应给予的必要权力范围内:培育、完善市场体系,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自由交换的经济,它客观上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一旦政府行为不当,侵害了市场主体的权益,法律应当提供一种对其利益损失进行充分有效补偿的机制和救济的渠道,如果不对政府行为设置相应的责任,不仅经济法制定的基本规范将失去有效施行的基础,而且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难以得以恢复。政府及其经济管理部门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制主要有以下两种:

1.1 经济法责任规制

政府经济行为的责任是一种经济法责任,“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承担的特殊义务”。政府及其经济管理部门只要违反了经济法律、法规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不仅是经济法责权利相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且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要求。让政府及其经济管理部门真正承担经济干预不当的责任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是政府经济行为规制的其它任何方式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1.2 行政法责任规制

由于政府主要通过行政行为来行使权力,因此,确立政府经济行为的责任主要应以行政法律责任为主,也就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或应负的法律责任,之外,再辅之以行政违宪责任以及政治责任等责任体系予以补充。让政府及其经济管理部门真正承担经济干预不当的责任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是政府经济行为规制的其它任何方式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2 对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规制

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下,程序性规范尤为不足,为政府及其经济管理部门恣意裁量、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对政府经济行为应当实行程序规制,加强程序立法,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严格依程序执行,以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

2.1 经济立法程序规范完善

我国传统上的经济法规规章多由政府部门自行制定,缺乏一种民主磋商、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的机制,难以保证出台的立法不会有失偏颇,权责取舍不均衡。我们可以公开发布拟制定法律法规的意见征求稿,给受经济决策影响的利害相关者以参与决策形成、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这即是保障决策公正科学的需要,更是经济民主的要求。

2.2 要确保经济执法程序当公正合理

对政府的经济执行行为应作出必要的程序限定,给行政相对人以要求说明理由、进行辩解、申请复议的权利。要求实施政府经济执法行为时,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其享有的权利和可能获得救济的方式,如果执法人员未能履行此项义务,则相对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此为理由抗辩政府执法行为。

2.3 经济司法程序应公正合理

长期以来,建立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一直为学界所倡导。对于现代社会中最普遍存在的政府宏观调控及市场规制行为建立有效的司法救济程序更是当务之急,有学者倡导建立新型的经济公益诉讼以弥补经济法中救济程序的不成熟、不完善,对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加有效的司法保障的建议应有所采纳。

3 对政府经济行为的信息公开化规制

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表明,保守信息秘密很有可能是为了满足政府官员以及相关特定利益集团的隐秘目的和诉求[2]。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经济行为当然要作到政府信息公开化。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获得政府掌握的政务信息、市场信息、服务信息、客观决策信息等诸多信息,以此来分析市场、考察社会、安排个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使社会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

3.1 吸收异域先进的立法经验,制定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我国有关政府公开的具体规定散于大批法律法规中,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法律对有关问题进行规范和明确,各地方和各部门在改革中也缺少相互协调和配合,使某些措施迟迟难以出台。因此应尽快制定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法,这不仅是加入WTO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3.3 在巩固办事制度公开成果的基础上,引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由于中国实践中的政府公开多局限于办事制度公开,这对公众了解政府工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固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固定的公开形式,使办事制度公开的宣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角度考虑,建议以政府公报的形式对各个部门的办事制度进行发布。随着网络的发展,还应尽早启动政府上网工程,将有关的办事制度输入到网络中,并以简便的方式为公众所用。

3.3 修改保密法等法律,科学地界定保密与公开的关系

贯彻政府透明度原则,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不能因为公开性而影响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只有对非保密文件进行合理的分类,并明确哪些可以公开,哪些不应该公开,才有可能科学地定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化。

3.4 以多种形式实现政府公开,赋予民众政府信息请求权

政府信息公开,依其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依职权的主动公开和依公民申请的被动公开两种。前者是指法律规定公开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政府部门必须通过适当信息发布渠道主动向公众公开。政府部门主动公开的内容,一般包括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和公众有关的机关的职能、工作方法、程序以及对公众普遍适用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性文件、行政措施等内容。

3.5 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评价制度和救济制度

评价制度可以从信息公开的时效性、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及信息反馈效果等方面设定评价指标。救济制度是信息公开法的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它可以启动公众对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监督程序。如果没救济制度,不赋予公众获得行政和司法的救济权利,信息公开制度对政府行为的规制作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我国目前的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都未规定当事人可以因为信息申请被拒绝而提起复议或者诉讼,因此我国的政府公开制度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还缺少任何救济制度。我国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

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解除规制时代多年,而我国正向经济规制型国家转变。处于弱规制下和受到多种约束的各种市场主体由此所出现的问题都是我们现阶段所应重点关注的。规范我国政府经济规制的行为有利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平与正义。

参考文献

[1]韩志红.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斯蒂格利茨,宋华琳,译.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J].英国牛津大学,1999

[3]高萍.经济发展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的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1.

[5]夏大慰,史东辉.政府规制:理论、经验与中国的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陈江.民营公用事业有效供给的规制经济学分析[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6.

具体行政行为 篇7

随着时代的进步,服务业迅速的发展。而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的即时性,意味着顾客参与将不可避免。顾客参与必然会影响服务过程的生产以及自身的服务感知质量,从而对服务结果产生影响。

近年来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顾客参与,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顾客参与及其影响,对顾客参与和感知控制、忠诚等构建的概念关系都有较深的研究。在国内,对服务行业中有关顾客参与的探讨与研究才刚开始起步,有较多的问题仍未解决。

以前研究发现,顾客参与服务有利于减少其对服务产品的预期期望与感知的差距,从而提升顾客满意水平。但却很少有学者探讨顾客参与的具体方面,如合作行为、信息交流等,是否都与顾客满意存在正向关系,以及这种正向关系的显著性水平也有待探讨。

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数据分析,试图经探讨顾客参与各维度是否与顾客满意存在显著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方向性的确认。

二、研究假设

1. 顾客参与和顾客满意

本文综合各方面观点认为顾客参与是顾客消耗自身的一定精神和物质资源,卷入到其购买产品和服务过程中的程度。

并采用Philip Kotler的定义,认为顾客满意是指:“顾客通过对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可感知的效果与其期望值比较后,所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

2. 顾客参与各维度及研究假设

彭艳君与景奉杰(2006)运用探索性研究技术,总结和研究出顾客参与的五个维度:事前准备、信息分享、合作行为、人际互动、建议提供。本文主要选用彭艳君顾客参与五个维度的划分。

事前准备是指在顾客接受服务之前所做的预先准备行为与活动,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服务,形成较为实际的心理期望与获得效益的过程。信息分享是指顾客将信息传递到服务生产与消费,期望得到更好的服务来满足他们需求的过程。合作行为是顾客在参与服务中,应履行的义务。同时作为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和最终结果的部分控制者,会对服务过程有更好的认知与了解。人际互动包括支持、承诺等因素。人际互动中,双方相互了解,从而会有效的影响服务质量和顾客期望,应该会显著的影响到顾客的满意感。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a:事前准备和顾客满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H1b:信息分享和顾客满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H1c:合作行为和顾客满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H1d:人际互动和顾客满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H1e:建议提供和顾客满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三、研究方法

1. 问卷设计

问卷共有测项20项,每个选项采用7分Likert量表,需要调查对象对被测选项指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2. 数据收集

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芜湖市各高校学生以及在步行街上拦截行人。有效问卷为376份。另外77.2%的受调查者为女性,符合美发行业的顾客分布。

四、数据分析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中,KMO值为0.891,并通过Bartlett's检验(p<0.001),说明数据具有因子分析的条件。

为验证顾客参与量表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以及模型的稳定性,我们主要通过结构方程来测试,经测算,其中NFI=0.91、CFI=0.93,表明研究模型内部一致性较好。综上可知,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2. 假设检验与分析

(1)假设分析

基于以上的数据分析,故本研究假设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①在假设H1a中,影响路径系数为-0.2-1,结果与假设相反。在假设H1c中,影响路径系数为0.09,H1c假设得不到支持。

②在假设H1b、H1d、H1e三个假设中,其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55、0.41、0.35。

假设均得到支持,假设成立。

(2)研究结论分析

研究发现,顾客参与中信息分享、人际互动、建议提供均与顾客满意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事前准备对顾客满意具有负向影响,不确定合作行为对顾客满意有显著正向影响。

现具体分析如下:

①通过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得到部分结果与假设成立的。

说明我们分析假设的成立是合乎常理的,符合了实际调查与研究检验的结果。

②研究发现事前准备会对顾客满意产生负向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作者思考可能是在做出假设的时候是基于注重头脑中的固有认知和经验,未曾考虑到美发行业中的服务提供者和顾客的客观状况。

原因如下:

a.在我们所考虑的事前准备中,我们只强调事前准备这个因子,但对其结果却未考虑。事前准备结果的好坏,不会因为顾客事前准备的充足与否而发生较大的改变。如果事前准备是负面的,而且现在普遍存在的“会员卡”变相强制顾客消费者接受服务的现象,影响顾客的心理状态与预期,降低顾客的感知效益,从而会影响顾客的满意度。

b.在现实中,美发业存在着夸大宣传,过度承诺的现象。顾客可能受美发店的广告误导,形成过高的心理期望。这种心理预期在与顾客到美发店所得到的实际效益做比较后,很容易会形成心理落差,致使可感知效果小于预先期望,降低顾客的满意度。

③在我们的假设中,合作行为与顾客满意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未得到证实。

可能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原因:

a.美发业毕竟是属于中度参与的行业,不像如个人健身、金融理财等高参与度的行业,在参与美发的服务中,可能更多的是符合一种膝跳弹射反应,即一种被动的刺激和参与,如美发中的发型要求、洗发要求以及被动要求的抬头、低头等一些行为,缺乏具有更深层次的情感性投入,难以提高顾客满意度。

b.由于美发行业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和相似性,缺乏一种差异的服务。故顾客可能更多的把美发店的一些行为和服务看做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在参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中,心理所认知的更多的是明茨伯格所提出的“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而根据明茨伯格的观点,“激励因素”与顾客满意水平具有较大的关联,因此参与服务中的合作行为可能不会显著的对顾客满意产生正向影响。

五、总结

本文经过调查分析,创造性的探讨了顾客参与各维度与顾客满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顾客参与量表,拓展了顾客参与的行业适用性以及顾客满意的研究范围和实际价值。

在探讨顾客参与各维度和顾客满意关系中,重点探讨与事先假设不相符的现象,思考其中的现实性原因,为服务管理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价值。突破性的发现了顾客参与的事前准备以及合作行为不会有效的导致顾客满意。在一定程度上推翻我们的固有认知,服务提供者应避免出现此现象,扩大自身的美誉度,提高服务水平。同时美发业应设计更好的互动式的服务流程,重视合作行为和人际互动,建立与顾客良好的关系纽带,实行关系营销;重视服务的多个方面,努力打造完美服务,给予顾客良好的服务体验,提高顾客的感知效益,提升顾客满意度。

由于研究的人力、时间等资源的有限,样本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可能无法完全适应整个美发行业。在行业选择中,由于受到美发服务行业的特定的属性的限制,且未曾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分析,故本研究中的结论可能无法有效的适应其他的服务行业。

摘要：基于服务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割和即时性,顾客参与不可避免,同时这种参与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顾客自身的满意度。因此,研究服务行业中顾客参与如何影响自身满意度将尤为重要。本文以中度参与的美发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数据调查与分析,着重探究顾客参与各维度与顾客满意的关系。

关键词：顾客参与,顾客满意,美发业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洪瑞云,梁绍明,陈振忠.市场营销管理[M].2版,梅清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彭艳君.服务中的顾客参与及其对顾客满意的影响:述评及最新视角[A].中国营销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