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组织（精选六篇）
证据组织 篇1
随着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的快速发展,传统企业的独立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而虚拟组织(Preiss,1991)作为一种策略,能够使拥有共同利益的企业互相联结起来,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获得更多的信息与资源,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当前对虚拟组织的理解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组织是一个按照“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原则组建起来的临时性的动态联盟体,每一个成员贡献出自己的核心能力,实现技能和成本分担,以把握快速变化的市场机遇[1][2],这种情况下,虚拟组织与动态联盟的内涵相似;另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组织是资源、能力虚拟化的企业,是与传统的实体企业相对的一种先进的法人企业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虚拟组织与敏捷企业的内涵一致。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前者,而对企业视角的虚拟组织研究鲜有涉及。
本文从盟主企业出发,突出企业特性,把企业层面的虚拟组织界定为企业虚拟组织,即盟主企业在虚拟化及网络化进程中,通过强化核心能力以实现功能专长化,利用外部合作网络以实现功能延伸与扩展,进而构成已形成的或潜在的具有互动关系的企业集合[3]。同时,将盟主企业与其虚拟网络中的合作企业间的关系定义为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4]。
目前,虚拟组织理论中对伙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伙伴选择与伙伴综合评价等方面[5][6],而对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及关系质量少有关注。对盟主企业自身来说,伙伴关系质量的好坏对能否及时把握下一个市场机遇,能否节省满足市场机遇的时间与成本,能否建立伙伴间长期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早期对关系质量的研究较多出现在市场营销领域,集中探讨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质量。后来,逐渐将对关系质量的研究从营销领域扩展到B2B领域。Johnson(1999)提出B2B背景下的关系质量应为营销渠道中成员关系的总体深度与气氛。随着企业间合作的日益增加,合作企业间的关系质量也开始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Young等基于近关系理论对战略联盟中的关系质量问题进行了探讨[7],宋永涛等对供应链关系质量及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8]。而关于企业虚拟组织背景下伙伴关系质量的研究还较少。
目前,关系质量的评价方法主要有调查问卷、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模糊评价法虽然能够处理不确定的信息,但它要求人们对问题有一个归一化隶属度向量的认识。由于伙伴关系质量的评价包含了诸多不确定和主观因素,评价指标既有定量又有定性,是一个典型的多属性评价问题。现有的评价方法尚未充分考虑评价体系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问题,因此很难准确地反映盟主企业与伙伴企业间关系质量的好坏。证据推理理论能够科学地处理评价体系中定性与定量并存、不确定信息和主观知识以及专家评语模糊的合成问题,已有文献将证据推理用于动态联盟和供应链的伙伴选择等方面[9][10]。本文从盟主企业层面研究虚拟组织中伙伴关系质量,建立其关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针对评价体系中定性与定量指标共存的问题,结合证据推理的递归算法和推理合成步骤来完成关系质量的综合评价,这对于虚拟网络中单个企业尤其是盟主企业虚拟组织运行具有一定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1 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
1.1 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
Crosby 等[11]从人际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关系质量就是顾客在过去满意的基础上,对销售人员未来行为的诚实与信任的依赖程度。Holmlund[12]则提出B2B状态下的关系质量是指商业关系中合作双方的重要人士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商业往来(效果) 的综合评价和认知。阮平南[13]将关系质量的研究扩展到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中,认为在复杂的企业网络中,关系质量的定义是关系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关系满足各自需求程度的共同认知评价,目的是加强关系双方的信任与承诺。本文认为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是指在虚拟网络中,盟主企业根据一定的标准,在伙伴关系持续阶段对与其合作的伙伴企业的一种认知与评价。盟主企业客观准确地对伙伴关系质量进行评价,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加强关系双方的信任与承诺,而且最终成为企业间维持长久关系的一组无形利益。
1.2 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的评价体系
为了使评价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客观性,首先必须尽可能地建立较为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Mohr和Spekman(1994)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承诺、合作、信任、沟通质量、参与以及冲突的共同解决等是成功的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而Lee(1994)基于权力依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将伙伴关系质量归纳为信任、企业共同理解、利益与风险共享、冲突解决和承诺等五个维度。Smith(1998)将其总结为信任、满意与承诺三个维度。可见,信任与满意是多数文献所公认的关系质量结构的重要维度(Naudé和Buttle,2000)。企业虚拟组织的实质是盟主企业结合各伙伴企业的核心功能和特定资源,形成具有互动关系的企业集合以抓住市场机遇实现共赢。伙伴关系的产生是通过盟主企业与合作企业双方相互协作实现的,这个协作过程除了某种特定的短暂的市场机遇外,还包括长期的关系行为。从合作企业角度来讲,相互信任、双方满意并遵守承诺的高质量的伙伴关系能为企业及时抓住下一次市场机遇打下基础。因此,本文结合企业虚拟组织的运作特点,以信任、满意和承诺作为企业虚拟组织中盟主企业和伙伴企业间关系质量的三个维度。
其中,信任是一种主观态度,也是企业虚拟组织中合作各方在面对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彼此间的信赖。企业声誉是多个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考察和评价的结果,具有客观性。在通常的企业合作行为中,对于没有交易记录的企业进行合作时,企业声誉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信任来源(Kwon&Suh,2004)。因此,企业声誉会直接影响盟主企业对该伙伴企业的期望,进而影响盟主企业对该企业的信任程度。从资源论的角度出发,核心功能的互补性能够促进盟主企业与伙伴企业之间的信任,进一步提高联盟成功的期望。同时,信任的形成也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积累过程(谢凤玲,2009)。对于企业虚拟组织伙伴间相互信任的建立而言,伙伴之间有效的沟通能够加强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满意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往往是共享价值观(Zucker,1986)的结果。企业虚拟组织伙伴间若存在共享价值观,就会加强合作企业之间的满意度。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合作伙伴间的利益分配是否合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公平性最能影响伙伴间的满意度。
在中国企业虚拟组织背景下,承诺必须建立在法律制度前提下的保证合作企业履约强制措施的基础上。盟主企业与伙伴企业在面对共同的市场机遇时必须有共同的目标,才能最小地减少机会主义,从而增强承诺的履行。而Anderson&Weitz(1992)发现信息共享能激励合作伙伴对他们的合作关系做出承诺。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如表1所示的包括信任、满意与承诺的三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的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评价体系。
2 证据推理算法与步骤
2.1 问题描述
假设有n个待评价对象T={t1,t2,…,tn },决策者按照综合评价等级H={H1,H2,…,HN}对每一个评价对象的关系质量S进行综合评价。首先S可划分为q个一级指标,记为fk(k=1,…,q),fk再细分为l个二级指标fkh(k=1,…,q,h=1,…,l)(如表1),这l个二级指标中包括定量和定性指标。然后对fk内的二级指标fkh进行评价与合成,得到fk的评价,最后将一级指标fk再一次进行合成,最终达到对最高层关系质量S评价的目的。
2.2 定量与定性指标的表示方法
(1)定量指标的转换方法 在定量的指标中,盟主企业对伙伴企业的评价数据通常是用具体的数值来表示的。要把这些定量评价转换为以H={H1,H2,…,HN)为评价等级的分布评价形式,需要盟主企业依据过去的记录、知识和经验提供等价规则。例如,设H={Hn|n=1,2,3}={一般,好,非常好},盟主企业可能认为合作时间超过6年的伙伴企业更值得信任,关系更好,也就是说,[6年,+∞]与H3是等价的;类似地,盟主企业可能认为不超过4年的伙伴企业对双方关系质量的感知是一般,即[0,4年]与 H1等价。基于这些规则,可以将定量数据转化为以H1,H2,…,HN为评价等级的分布评价。
(2)定性指标的表示 定义一个一级定性指标f与其q个二级指标fk(k=1,…,q),w1,w2,…,wq 分别是指标f1,f2,…, fq的权重,满足
(3) 对二级指标定义评价等级H={H1,H2,…,HN}
(4) 定义评价对象ti(i=1,2,…,n)关于指标fj(j=1,…,q)的分布
Y(fi(ti))={(Hn,λn,j(ti)),n=1,2,…,N},
式中: λn,j(ti)—ti在指标fj下被评定为等级Hn的信度,它满足
2.3 证据推理合成步骤与算法
对于评价对象ti,其证据推理步骤[10]如下:
(1) 构造基本概率分配函数
设fj(j=1,2,…,q)是第j个指标,mj(Hn)表示从指标fj角度支持评价对象ti的符合第n个评价等级Hn的基本概率;mj(H)表示fj被评价后余下的不能被估计为某个评价等级的剩余概率。mj(Hn)和mj(H)的计算如下:
mj(Hn)=wjλn,j(ti),n=1,2,…,N (1)
(2) 证据的合成
对ti的指标fj合成的概率分配可以通过如下的递归证据推理迭代算法,对所有基本概率分配进行合成而求得:
mI(i+1)(Hn)=KI(i+1)(mI(i)(Hn)mi+1(Hn)+mI(i)(Hn)mi+1(H)+mI(i)(Hn)mi+1(Hn)) (3)
可以得出,∀n,1≤n≤N,m(Hn)=mI(q)(Hn),m(H)=mI(q)(H)由mI(q)(H),mI(q)(Hn)可求得到ti的综合分布评价:
Y(ti)={(Hn,λn(ti))|n=1,2,…,N},其中,
可以证明
(3) 计算ti的效用区间,可根据平均效用来排序。
若所有估计是完全的,则ti的效用为
若所有估计是不完全的,即所有估计信度和不为1,则ti的极大、极小和平均效用计算如下:
3 算例分析
某盟主企业在伙伴关系质量评价问题中,经过初步筛选,确定了三个备选伙伴企业 t1,t2,t3,设关系质量评语为一般、好、非常好3个等级,即专家的评语集合为 H={Hn|n=1,2,3}={一般,好,非常好}。假如盟主企业在进行评价时对H1、H2、H3这3个评价等级有不同的偏好,确定这3个评价等级的效用值分别为u(H1)=0.4,u(H2)=0.8,u(H3)=1。表1是依据盟主企业与3个伙伴企业间联盟活动的数据和知识,并参考专家意见给出的各伙伴企业原始评价值及各个评价指标的相对权重。
(1)对于定量指标合作时间f13,盟主企业提供了如下等价规则: (6年,+∞)等价于H3;(4年,6年)等价于H2;(0,4年)等价于H1。
(2)对于定量指标核心能力契合度 f12,盟主企业提供了如下等价规则: (0.8,+∞ )等价于H3;(0.4,0.8)等价于H2;(0,0.4)等价于H1。
(3)对于定量指标契约履行度f31,盟主企业提供了如下等价规则: (0.7,+∞)等价于H3;(0.3,0.7)等价于H2;(0,0.3)等价于H1。
(4)按照2.2中式(1)～(2)得到3个伙伴企业评价指标的分布评价如表2。
(5)按照2.2中式(3)～(5)对评价体系中二级指标进行合成,得到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如表3。
(6)在此基础上再次运用证据合成公式,分别得到盟主企业与3个伙伴企业间关系质量S的综合分布评价,见表4。
(7)按照2.2中式(7)～(9)分别计算平均效用根据3个评价等级的效用,即u(H1)=0.4,u(H2)=0.8,u(H3)=1,得出3个伙伴企业的极大效用、极小效用、平均效用,分别为
(8)排序决策
根据(5)中得到的数据对合作伙伴关系质量的平均效用进行排序为
4 结论
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评价是一个涉及诸多不确定和主观因素的多属性评价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的特点与运行机制,建立企业虚拟组织伙伴关系质量评价体系,并尝试建立了基于证据推理的伙伴关系质量评价方法,并应用于案例研究。结果证明,证据推理方法在处理主观问题时,更具有客观性和灵活性,更有利于盟主企业调整策略,维持健康长久的伙伴关系。
证据组织 篇2
自2001年底美国的安然事件发生以来, 国内外大型上市公司相继曝出会计造假丑闻, 如美国的世界通信、施乐公司, 我国的中航油、四川长虹等。暴露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的薄弱以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徒具形式等问题。为此, 美国在2002年率先颁布了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强制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随后, 中国也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内部控制的制度, 包括在2007年沪深两市相继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指引》, 2008年5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本文对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分析, 探讨在《指引》实施及《基本规范》出台的前提下, 上市公司组织架构缺陷的现状如何?是哪些因素导致上市公司组织架构出现缺陷的?内部控制制度哪里还需完善?对我国上市公司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有助于上市公司更好的认识组织架构缺陷, 改善组织架构缺陷, 。同时也为完善我国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国外学者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和识别以及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 (1)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和识别。2008年,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发布了内部控制审计准则5号———《与财务报表审计相结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AS5) 。AS5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定义进行了修改。重大缺陷是指内部控制缺陷或其集合有可能导致年报或中期报告中的并非无关紧要的错漏无法被预防或发现。实质性漏洞是指内部控制缺陷或其集合有可能导致年报或中期报告中的重大错漏无法被预防或发现。Hamersley等 (2008) 认为内部控制缺陷可分为实质性弱点、重要缺陷、控制缺陷。Doyle等 (2007) 则认为可将内部控制缺陷分为公司层面缺陷、会计账户和交易层面缺陷。虽然美国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规范对缺陷的识别和严重程度评价有较为具体的操作指南, 但这些操作指南仅限于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 是围绕“重要账户和披露以及它们的相关认定”来进行的。我国的《评价指引》要求企业基于五目标进行全面评价, 《审计指引》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 并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予以披露。”美国基于财务报告内控的缺陷识别与认定对基于五目标内控评价与审计中的缺陷识别与认定的借鉴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2)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因素。Ge等 (2005) 认为, 较弱的内部控制通常与投入会计控制的资源不足有关;那些收益确认政策有缺陷、缺乏职责的分离、期末会计报告的程序和会计政策有误、不恰当的会计调整的公司更容易产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Ashbaugh-Skaife等 (2007) 认为, 那些经营业务比较复杂、组织结构刚刚发生变化、会计风险较高、独立审计师辞职频繁以及对内部控制系统投入较少资源的公司更容易产生内部控制缺陷。Doyle等 (2007) 认为, 那些规模小、成立时间短、盈利能力较弱、业务复杂、成长速度快或者正在重组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二) 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相关成果: (1)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和识别。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 指出企业建立与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 应当包括下列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内部控制缺陷也相应地分为五部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中, 将内部控制划分为三大类, 即内部环境类指引、控制活动类指引、控制手段类指引, 进一步可以细分为十八个小部分, 基本涵盖了企业资金流、实物流、人力流和信息流等各项业务和事项。这十八个内部控制部分也相应对应着十八个内部控制缺陷。《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中, 将内部控制缺陷按其成因分为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按其影响程度分为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杨有红和李宇立 (2007) 认为, 无论是内控评价还是内控审计, 对内控缺陷的识别以及缺陷严重程度的划分都应该基于目标导向来进行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和评估。田勇 (2011) 则认为, 总体来说,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认定、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还基本处于探索阶段,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还不是很详细, 系统地进行内部控制缺陷分类还很困难。 (2)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因素。田勇 (2011) 认为, 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显著负相关;重大重组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显著正相关, 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显著负相关, 审计委员会规模、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相关性不显著。樊秀珊和赵丽萍 (2009) 认为, 内部控制缺陷产生的原因可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包括配套措施和相关指引体系尚未出台、内部控制方面的专业人员缺乏;内因包括内部控制设计的全面性和成本效益之间的矛盾、内部控制设计完整性和重要性之间的矛盾、内部控制的制度性和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本文实证部分主要关注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因素,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提出以下假设:
(1) 企业发生重组, 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越大。重组住住伴随公司大股东的变更、主营业务的转换、原有业务部门的削减、公司有经验的员工流失, 这些都会导致内部控制差错的产生。而在发生重组的公司由于组织结构的急剧变化, 而原有的内部控制环境和内部控制程序对吸收新的组织都需要时间进行适应, 在磨合期组织架构内部控制差错的发生概率很大。因此, 提出假设:
假设1:公司重组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
(2) 企业上市时间越长, 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越小。企业上市时间越长, 说明企业经历外部监督的时间越长, 包括证监会、广大股东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等, 这些外部监督促使企业不断完善自己的组织架构。同时, 企业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取得较大的收益、获取广大的资金来源, 必须不断提升自己, 其中包括对组织架构的提升, 以吸引更大投资。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企业上市时间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负相关
(3)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导致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 公司经营成败往往与董事会结构及其运作效率直接相关。美国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最成熟, 美国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即CEO) 岗位分设的比例相当高, 国内很多学者也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岗位分离有利于企业内部权力制衡, 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如 (邓建平、曾勇、何佳, 2006) 。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
(4) 董事长任职年限越长, 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越小。随着董事长任职年限的增加, 董事长对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了解也在不断增加。与新上任的董事长相比, 任职年限较长的董事长较能做好公司治理和内部机构设置的工作。同时, 任职年限长的董事长对企业也具有了较大的忠诚度, 对工作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董事长任职年限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负相关
(5) 公司子公司数量越多, 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越大。公司的子公司数目越多, 经营情况越复杂, 其内部控制出现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大 (De Fond et al., 2002;Bushman., 2004) 。一般情况下, 子公司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市场, 经营环境和法规环境不同, 这会增加公司内部控制的难度。尤其在子公司的发展战略、年度财务预决算、重大投融资、重大担保、大额资金使用、主要资产处置、重要人事任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子公司数量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
(6) 公司规模越大, 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越小。大公司拥有充足的资源去建立科学的企业组织架构, 制定完善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 在建立内部控制系统时还可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而且, 大公司会有更多资源用于内部审计和管理咨询, 这些都有助于提高组织架构内部控制质量。此外, 根据代理理论 (Agency Theory) 可知, 公司规模越大, 其代理成本就越高, 委托人就越关注代理人的责任履行情况。大规模的公司其治理结构比较完善, 更容易受到委托人的监督, 代理人会建立严密的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系统, 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相对较少。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公司规模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负相关
(7) 控股股东的性质会影响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控股股东是拥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股东, 即掌握50%以上绝对控股权, 或者虽不占绝对控股地位但与其他股东相比具有优势表决权的股东。控股股东性质是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可知, 国有股东存在着较严重的代理问题, 所有者权益被严重弱化,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国有股股东为了更好的监督代理人, 会对企业采取一些相应的行政干预。宋绍清、张瑶 (2008) 认为, 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 控股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选择牺牲小股东的利益。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国有控股股东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 境外和境内自然人控股股东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显著负相关
(二) 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 本部分以公司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作为被解释变量 (因变量) , 以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自变量) ,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SAS软件对样本公司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回归拟合。回归模型构造如下:organization_stru_d=β0+β1M_A+β2internal_restru+β3Lnage+β4CEO_Chair+β5ln Chairage+β6loss+β7Lnsub_com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自变量) ,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SAS软件对样本公司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回归拟合。回归模型构造如下:organization_stru_d=β0+β1M_A+β2internal_restru+β3Lnage+β4CEO_Chair+β5ln Chairage+β6loss+β7Lnsub_com+β8Growth+β9Lnmar-ketvalue+β10Lnsale+β11non_topfour+β12cross_list+β13IT_MANAGE+β14control_owner+β15perc_contr_owner+β16region1+β17region2+β18region3+β19×hy1+β20×hy2+β21×hy3+β22×hy4+β23×hy5+β24×hy6
模型中具体变量定义为: (1) 因变量定义。本文选取上市公司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 (organization_stru_d) 作为因变量。当上市公司存在以下情况时, 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存在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一是企业在年报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自愿披露的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二是年报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各地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上市公司组织架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并要求上市公司限期整改。组织架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为1, 不存在缺陷为0。 (2) 自变量定义。自变量符号及具体描述见表 (1) 。值得说明的是, 本论文所指企业所在的地区主要是指经济区域, 不是指自然地理区域。根据国务院关于经济区域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琼、港, 中部地区包括黑、吉、晋、豫、皖、鄂、赣、湘, 西部地区包括陕、甘、宁、云、贵、川、渝、青、藏、疆、广西、内蒙。 (王傲兰, 2003) 。
(三)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首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 以及结合各上市公司官方网站投资者关系这一栏披露的年报信息, 下载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的PDF格式的年报, 研究共采集了109份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的年度报告信息。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信息, 首先, 通过查找上市公司的年报, 从年报附录中所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查找出公司存在的内控缺陷所在。由于有些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未必会将缺陷在年报中披露, 所以, 还要通过其他渠道查找公司所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利用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国泰安数据库, 通过《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中查找当年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审计师以及审计报告时间等信息;通过《中国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 从“违规公司”与“违规个人”两个不同角度收集上市公司违规处理数据, 从而找出公司所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通过《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 查找上市公司管理层人员基本情况、持股数量、股权结构变动情况、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情况及股东大会情况等数据资讯。通过《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 查找上市公司相关的财务数据, 包括净利润、营业利润、营业收入、总资产等。除了以上的数据库之外, 还通过检索相关财经类网站报道, 采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和相关解释变量信息。如在新浪财经频道, 通过对各个上市公司的检索, 在其披露的公司简介、诉讼仲裁、违规记录、公司高管等栏目查找所需要的内控缺陷以及相关驱动因素的信息。在109个公司样本中, 存在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有60个, 不存在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为49个。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在全部样本中, 存在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组和不存在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组的上市公司样本的均值、标准差、中位数与总数。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重组的均值与总数为0.067和4, 经检验显著低于不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的均值0和总数0。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CEO兼任董事长的比例为13.33%, 经检验显著高于不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的CEO兼任董事长的比例8.16%。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控股股东特征的均值0.424和中位数0, 经检验显著低于不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控股股东特征的均值0.612和中位数1。初步说明相关假设的正确, 基本符合预期。而公司上市年份、当年亏损、子公司的数量、企业规模和交叉上市在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显示出于不存在组织架构缺陷组的显著差异, 其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按照地区分类, 可以看到, 在东部 (region1) 、中部 (region2) 和西部 (region3) 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51、40、18, 分别占样本总数的46.79%、36.70%和16.51%, 由此可见注册地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占了绝大多数, 西部地区的数量很少。按照行业分类, 金融行业 (hy1) 、公共事业 (hy2) 、房地产业 (hy3) 、综合业务业 (hy4) 、工业 (hy5) 和商业 (hy6) 的样本量分别为:0、21、13、13、54、8, 分别占样本总数的0%、19.27%、11.93%、11.93%、49.54%、7.34%。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就行业来说, 工业企业占了近一半, 其次是公共事业, 占了近二成, 综合业务业、房地产业和商业基本上都占了一成左右, 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少。
注:*表示变量系数在10%水平显著, **表示在5%水平显著, ***表示在1%水平显著。
(二) 回归分析
从表 (3) 分析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1) 董事长任职年限 (ln Chairage) 与组织架构缺陷显著负相关, 表明董事长任职年限越长, 企业越不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假设4得到验证。 (2) 子公司数量 (Lnsub_com) 与组织架构缺陷显著负相关, 表明企业子公司数量越多, 企业越不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假设5不成立。这可能是由于子公司多的企业都是大企业, 组织架构相对完善。 (3) 企业规模 (Lnsale) 与组织架构缺陷显著负相关, 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越不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假设6得到验证。 (4)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CEO_Chair) 与组织架构缺陷显著正相关, 表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导致企业出现组织架构缺陷。假设3得到验证。 (5) 控股股东特征 (control_owner) 与组织架构显著负相关, 表明国有控股股东的公司相比个人控股股东的公司更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假设7得到验证。 (6) 西部地区 (region3) 与组织架构缺陷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较少, 地区监管力度不够, 导致企业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 (7) 工业 (hy5) 与组织架构缺陷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中有很大企业都是工业企业, 对工业企业形成了很好的监管。
五、结论
本文通过采集中国部分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报信息, 对上市公司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得到以下结论:董事长任职年限越长, 企业组织架构缺陷越少;企业子公司数量越多, 越不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这可能是由于子公司多的企业都是大企业, 组织架构相对完善;规模越大的企业越不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容易导致企业出现组织架构缺陷;国有控股股东的公司比个人控股股东的公司更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西部地区的企业容易存在组织架构缺陷;工业企业较其他行业较不易存在组织架构缺陷。本文认为, 大部分公司都存在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 可见组织架构是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优化的重点部分。因此, 政府监管部门应重点关注组织架构缺陷的影响极其驱动因素, 督促企业纠正和调整。同时还可发现, 在影响组织架构缺陷的驱动因素中, 有关公司治理的因素影响最大, 如董事长任职年限、子公司数量、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控股股东特征。因此, 企业应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加大力度。此外, 本文在实证部分小样本研究存在着抽样误差, 影响指标的选取也比较有限, 今后可以采用大样本减少抽样风险, 选取其它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摘要：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10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组织架构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董事长任职年限越长, 企业组织架构缺陷越少;企业子公司数量越多, 越不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规模越大的企业越不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容易导致企业出现组织架构缺陷;国有控股股东的公司比个人控股股东的公司更容易出现组织架构缺陷;西部地区的企业容易存在组织架构缺陷;工业企业较其他行业较不易存在组织架构缺陷, 为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组织架构,驱动因素,内部控制缺陷
参考文献
[1]杨有红、李宇丽:《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认定与报告》, 《会计研究》2011年第3期。[1]杨有红、李宇丽:《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认定与报告》, 《会计研究》2011年第3期。
[2]王慧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困境破解及框架构建》, 《审计研究》2011年第2期。[2]王慧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困境破解及框架构建》, 《审计研究》2011年第2期。
[3]田勇:《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研究》, 《金融市场》2011年第2期。[3]田勇:《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研究》, 《金融市场》2011年第2期。
[4]樊秀珊、赵丽萍:《基于内外因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分析及其优化》,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11期。[4]樊秀珊、赵丽萍:《基于内外因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分析及其优化》,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11期。
[5]宋绍清、张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财会通讯》2008年第10期。[5]宋绍清、张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财会通讯》2008年第10期。
[6]齐保垒、田高良:《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6]齐保垒、田高良:《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7]Doyle, J., Ge, W., McVay, S., AccrualQualityandInternalControloverFinancialReporting.TheAccountingReview, 2007.[7]Doyle, J., Ge, W., McVay, S., AccrualQualityandInternalControloverFinancialReporting.TheAccountingReview, 2007.
[8]Doyle, J., Ge, W., McVay, S., 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8]Doyle, J., Ge, W., McVay, S., 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证据组织 篇3
一、文献评述
现有的关于审计费用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定价之间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 研究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 二者皆在一定程度上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效应。
Hoitash等 (2008) 发现审计费用随内部控制问题的严重程度改变, 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更强。因此审计师应该将资源集中于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Krishnan和Visvanathan (2005) 研究发现, 审计委员会会议多、审计委员会里财务专家比例小、审计师变更频繁的公司报告的内部控制漏洞较多, 没有内部控制漏洞的公司进行财务预测较多, 审计任期和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报告没有显著的关系。Ellen Engel, Rachel M.Hayes, Xue Wang (2010) 利用2000年至2004年的美国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研究, 发现, 支付给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总报酬和现金报酬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 并与审计委员会对财务报告实施内部控制的需求呈正相关。
Andrew J.Leone (2007) 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是影响审计费用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的影响因素是控股子公司个数、涉及行业类型、资产负债率、前两年的盈亏状况、审计年度的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成本, 而会计收益率、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在回归方程中并不显著。Stephen Owusu-Ansah等 (2010) 发现, 对2000年在希腊上市的145家公司进行了研究, 发现审计师变更与审计费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K.Raghunandan等 (2006) 的研究表明, 客户规模、子公司数量、客户涉及的行业数量是影响年报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当内部控制发现有缺陷时, 审计人员可以通过增加实质性测试来降低测试风险增加实质性测试, 很可能会增加审计费用。2004年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与没有披露缺陷的公司相比, 审计费用高出43%。Hoitash等 (2008) 研究发现, SOX 404条款实施后第一年的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Hogan等 (2008) 研究表明, 在控制了公司规模、风险和可审计性后, 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 有更高的固有风险和信息风险, 且这些风险都与审计费用正相关。Elder等 (2009) 也认为审计费用、审计意见的变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变化呈正相关关系。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理论,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审计费用与组织结构内部控制缺陷呈正相关关系, 即上市公司组织结构越不完善, 因此而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把审计费用 (LNaudifee) 作为被解释变量, LNaudifee表示上市公司当年审计费用取对数。
2. 解释变量。
本文依据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等18项应用指引, 选取其中组织结构缺陷 (organization_stru_d) 这一项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 organization_stru_d表示上市公司组织结构是否存在缺陷;若存在缺陷, 则设定为organization_stru_d=1, 否则organization_stru_d=0。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下同。
3.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 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1) 企业上市年份 (LNage) ; (2) 企业规模, 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Nasset) 表示; (3) 上市公司经营的复杂程度, 以上市公司子公司数量表示 (LNsub_com) ; (4) 企业经营状况, 主要是通过考察企业当年是否存在亏损的情况, 以变量 (loss) 表示; (5) 企业的成长性 (Growth) 。
(三) 模型设计。在此基础上, 为了检验前述假设, 采用多元回归进行验证, 模型如下:
(四) 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2008至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并剔除所有金融类上市公司, 最后共得到2 492个样本数据。本文所涉及的公司财务数据和审计费用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 并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新浪财经网、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8年度审计快报》中获取部分补充资料, 涉及内部控制信息的数据由笔者手工整理。本文利用Excel和SPSS16.0软件采用混合横截面方法完成计算和回归分析过程。
三、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其中在所有2 492个样本中, 组织结构缺陷的平均值为0.36。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说明了沪深两市所有样本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中企业规模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67.7%, 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 企业的子公司数量与审计费用也呈现出1%显著性水平下的正相关关系, 并且相关系数达到5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组织结构与审计费用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 这与我们前面的假设相矛盾,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笔者认为由于组织结构过于单一, 导致组织结构存在过度的缺陷, 进而相应的减少审计的环节, 从而降低审计费用。
(三) 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表4是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 organization_stru_d的系数为负, 与我们的假设不相一致。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组织结构缺陷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 而与之前的假设相矛盾。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国外企业进行, 而国内在内控缺陷对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方面还尚未作出相关研究, 一个理论在国外利用或许适应, 而拿到另一个国家, 则应根据该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我们国家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 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完善, 尤其以中小公司占据绝大比例;而中小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较简单, 组织架构相对很不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 存在严重的缺陷, 组织结构的相对简单, 却给审计带来了相当程度上的便利,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审计师的审计工作, 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在理论上是有这个可能的。
就控制变量而言, 我们发现上市公司上市年份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 表明企业上市年份越长, 需要花费的审计费用越少。企业上市时间越长, 企业的运营也相对越成熟, 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应的越完善, 存在的缺陷相对较少, 进而减少审计师的审计工作, 减少审计费用。同时, 企业规模与审计费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企业规模越大, 需要花费的审计费用越高。企业规模越大, 业务相对越复杂, 审计师需要采集更多的审计证据, 故而审计费用较高。此外, 子公司的个数得出的结论与公司规模是一样的, 都与审计费用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原因同企业规模类似。发生亏损的企业, 支付的审计费用较高, 这是因为亏损企业内部存在重大的缺陷所致, 审计师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寻求审计证据, 从而直接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审计费用为研究对象, 从内部控制缺陷的角度, 选取财政部颁布的十八项缺陷中的一项 (组织结构缺陷) 为变量, 检验了组织结构缺陷对审计费用之间的影响。我们的验证得出了与以往国外相关学者研究不同的结论:组织结构缺陷与审计费用之间显著地负相关, 这是与我国的制度特点和实际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的。这也表明, 我们国家有待进一步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组织架构的设计、完善审计机制的机理等。
笔者认为,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国外的经验, 不应只对特殊和特定的上市公司的报告进行强制性规定, 应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性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披露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我国在2006年先后由上交所、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同期发布的还有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这些规则本身就存在诸多差异, 因此给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 要真正实现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规范, 提高其信息披露的质量, 在理论上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和指南必不可少。证监会和各证券交易所应当尽早推出与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相配套的应用指南, 将基本规范中的原则、要素、框架有效地加以运用, 这是规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必要前提, 也是提高审计质量的基本依据所在;应加大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强制上市公司披露存在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以及审计师所指出的内部控制问题。同时, 为了提高内部控制效率,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 必须披露拟采取的改进措施。S
摘要：本文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基础之上, 结合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组织结构理论以及内部控制理论, 从审计费用入手, 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中的组织结构缺陷进行了实证研究, 旨在发现审计费用与组织结构内部控制缺陷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 进而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以及组织结构的设计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关键词：组织结构,内部控制缺陷,审计费用
参考文献
[1].Hoitash, R., Hoitash, U., Bedard, J.,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 under the Sarbanes-Oxley Act.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08.
[2].Krishnan, J., Audit Committee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An Empirical A nalysi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5.
[3].Engel, Ellen;Hayes, Rachel M.;Wang, Xue.Audit committee compens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monitoring of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 2010.
[4].Leone, Andrew J.Factors related to in-ternal control disclosure:A discussion of Ash-baugh, Collins, and Kinney (2007) and Doyle, Ge, and McVay (2007) .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 2007.
[5].Owusu-Ansah, Stephen;Ganguli, Gouranga.Voluntary Reporting on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An Analysis of Large U.S.Companies.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2010.
[6].Hogan, C., Wilkins, M., Evidence on the Audit Risk Model:Do Auditors Increase Audit Fees in the Presence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
[7].Elder, R., Zhang, Y., Zhou, J., Zhou, N.,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Client Risk Management.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2009.
证据组织 篇4
关键词：网络犯罪,刑事证据,电子证据,刑事证据立法
前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 物证、书证; (二) 证人证言; (三) 被害人陈诉; (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 鉴定结论; (六) 勘验、检查笔录; (七) 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在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九讲《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制度》的讲稿中指出:视听资料是利用录音、录像等反映的形象、声音以及电子储存的数据来证明案件及事实的证据, 因此通常可将电子资料归入视听资料, (2) 以作为我国法律认可的证据之一。如果高教授的主张完全正确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论题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6年, 此时我国司法界对网络犯罪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立法机关对网络犯罪以及认定网络犯罪所必需的电子证据还没有充分认识, 由此可推论出在立法原意中视听资料并未包含电子证据。笔者不主张对法律条文做出这种扩张性解释。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及特性
对电子证据的研究, 只有在准确理解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基础上, 才能避免发生认识上的混乱, 才能对电子证据有科学的认识。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 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应当是电子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电子证据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电子证据内涵的客观事物的总和。逻辑学没有必要明确回答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 但是电子证据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如果不能掌握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就不能正确制定电子证据的规则、原则, 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证明力、归类及其审查判断等方面的研究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
关于电子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对象范围的描述仍有认知上的差异, 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首先电子证据的产生、存储和运输离不开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支持;其次, 经过现代化的计算工具和信息处理设备的加工, 信息经历了数字化的过程, 转换为二进制的机器语言, 实现了证据电子化。“电磁记录物”、“数码信息”、“计算机存储的材料”、“电子数据”等用语实际上正说明了电子证据的独特存在形式。再次, 电子证据是能够证明一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这是其作为诉讼证据的必要条件, 因此, 不能把保存在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中的数据都看成是电子证据。笔者认为, 由于电子证据的研究在司法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还是一个新课题, 因此对电子证据的概念一时难有定论。令人欣慰的是, 目前的研究者虽然对电子证据的理解程度和角度有所不同, 但是对电子证据的本质属性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这就为进一步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打下了基础。
电子证据的承载介质包括硬盘、磁盘、光盘在内的计算机软、硬件, 毫无疑问它具有一般证据所具有的客观存在性。然而其作为伴随计算机犯罪一同进入理论研究视线的新事物, 必然有着以往各种犯罪证据所不具备的特殊属性。
(一) 高科技性
电子证据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和先进成果, 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诉讼证据上的体现。其记录的内容如果不以数据形式存在介质中, 而且只能在电脑语言程序中才能解读, 才能为人感受和被识别。
(二) 客观存在性
任何行为的实施过程, 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留下痕迹, 网络虽然是虚拟世界, 但依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如果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犯罪活动, 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电子证据不会像一般的刑事物证那样, 容易受到风云雷电等天气或者温度环境变化的影响, 而是一经形成便会真实记录并始终保持最初原始的状态, 而且能够多次使用。
(三) 多样性与复杂性
电子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而且在实际案例中的表现更具有复杂性。网络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 电子证据可以是一封电子邮件, 或者是一个带有病毒的数据包, 或者是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诽谤造谣的网络留言。以黑客犯罪为例, 虽然每台计算机的网络地址具有唯一性, 但黑客们可以很轻易地盗用他人网络地址或者使用特殊工具隐藏、改变自己的真实网络地址, 使得网络犯罪并不同于其他犯罪可以从证据上直观地了解案情、确定嫌疑人。
(四) 证明力的欠缺性
电子数据或信息是以“比特”的形式存在的, 是非连续的, 易被篡改、伪造、破坏或毁灭。在刑事诉讼中如果采用电子证据, 只有经过专家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前提下, 以鉴定结论或者“专家证人”的形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另外, 电子证据还具有直观性强、收集迅速、易于保存、易于消逝、易于操作和反复使用等特性。总之, 电子证据是一种不同于现有七种证据的新式证据。
二、电子证据的独立性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诉讼证据, 但是这种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无法回避。“实践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实客观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结合国际通用的证据规则对此予以应答”。电子证据具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高科技、性欠缺性等特性, 决定了它既不属于书证, 也不属于视听资料, 更不是属于七种证据形式的电子化, 而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一种证据类型, 应当作为单独序列证据, 理由如下:
(一) 电子证据与书证区别
书证是指用文字、图画、特定符号等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 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 但诉讼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
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 区别是十分明显的。1.从载体上看, 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 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2.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 现实的物质都可以成其载体, 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 主要是磁性介质与光电介质, 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3.从两者的特性来看, 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 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 被破坏篡改的书证很容易鉴定出来。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 易被删改、易被复制, 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 依现有的技术难以鉴定, 并且难以恢复;4.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 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 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 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易破坏性脆弱性, 证明力相对较弱, 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 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二) 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区别
电子数据记录等不属于视听资料。目前, 各大银行均使用银行卡。使用银行卡在自动柜员机上进行电子资金划拨或者自动取款, 以及使用银行卡在网上银行进行资金划转, 整个过程均只有电子记录, 且只有银行单方面的电子数据记录。这种电子资金划拨的电子数据记录以及其他的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电子签章, 既不属于可视的, 也不属于可听的, 是无法归类进入视听资料的范畴。目前, 涉及电子数据记录的这一类案件常常发生, 如果认定这些电子证据为视听资料, 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须有其他证据佐证方可认定, 则对银行等相关机构是非常的不利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现实的。
视听资料也不能包含电子证据。从传播媒体来看, 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 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 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 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 (如照片) , 也有复合媒体形式 (如影视节目) , 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 它既可以是文字的, 也可以是图像的 (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 , 也可以是声音的, 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 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
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 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 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三、电子证据在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已经悄然进入了网络虚拟时代, 刑事犯罪也突破了以往常规的犯罪形态。比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 国际、国内电子商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伴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电子商务诈骗犯罪案件的屡屡发生, 严重影响到电子交易双方的正当利益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其他利用虚拟电子环境的犯罪现象不时发生。
我们有的学者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的应有内涵, 完全没有必要再在立法中规定电子证据为第八种刑事证据。其理由无非是认为电子证据表现形式 (图像、文字和声音) 与视听资料别无二致, 这是对电子证据的片面认识。相信他们在更多地了解计算机工作原理、对网络加深认识后会改变看法的。
笔者认为将电子证据立法确认为刑事证据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录音、录像为代表形式的“视听资料”更多的是基于电磁技术、模拟信号产生的, 与完全基于电子计算机二进制产生的电子数据在生成原理上截然不同。第二, 电子证据不仅包括声音、图像的形式, 还应包括每台电脑的网络IP地址、网络监控记录、服务器日志等许多不具直观性的形式。第三, 司法机关面对似乎一夜间便出现的网络犯罪颇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究其原因便是立法在此处的疏漏。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证据证明犯罪、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等问题都需要立法机关有个明确的“说法”。第四, 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各环节, 我们正在进入电脑网络时代, 将计算机电子证据单列为一种刑事证据形式完全有必要。
另外, 在实际诉讼过程中, 既有相互印证使用的、并存的多种形式的证据, 也可能没有, 或者相关的证据都是电子资料。在这种情况下, 电子证据能否使用及其效力问题将成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关键, 法官必须做出对电子证据采信与否的裁定, 这种情况下更突显出对电子证据立法确认的必要性。
四、结论:电子证据亟待立法确认为刑事证据
鉴于电子证据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存在, 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间的关联性, 也由于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 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另外, 电子证据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如文本、图形、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 , 也使它难以完全归入任何一个传统类型的证据当中。在确立电子证据的具体规则时, 如果考虑到这些重要特点, 我们就会把电子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类型, 进而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原则、收集方式及其运用作出有利于实务操作的规定, 以适应计算机网络与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现实。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研究 篇5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研究问题已不算一个新颖的课题了,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 仍未找到科学合理解决的方案。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填充此项研究的理论基础, 以期在法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并尽快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根据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 将其分为如下七大类: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陈述;6.鉴定结论;7.勘测笔录以及现场笔录。根据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 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8种形式: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关于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的转换与衔接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思想不同, 观点不统一
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许多法律界人士都对都对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正因为这种分歧的存在, 就造成了不同的人对这两种证据的衔接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证据法学新论》一书认为:“证据法学中存在着两种证据观, 一种是实质证据观, 另一种是形式证据观。实质证据观不是把事实的反映形式看作证据, 而是把事实本身看作证据。”实质证据观指明证据是事实, 这就确立了证据客观真实的风骨, 即:证据是第一性的, 是客观的、外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所谓形式证据观是指从反映形式上理解和把握证据, 即把事实的各种反映形式看作证据。所谓的人反应事实的基本形式包括以下几种:思维形式、文字形式、言辞形式、图画形式, 音响形式。但这五种形式中除了思维形式是虚拟的, 不能直接发挥作用外, 其它几种均能在司法和诉讼证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来看, 形式证据只是抓住了证据所反应的形式, 而忽略了其实质, 解释问题比较片面与肤浅。尽管如此, 实质证据与形式证据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除此之外, 法学界还存在着与两种证据观相对应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的形式不同, 亦没有经过刑事司法等部门的认定, 因此不能直接提交到法庭质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提交到法庭上。因为与案件相关联的事实都可以被称之为证据。也就是说应该对行政部门收集的证据予以肯定, 至于是否可以被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 需要由司法机关来判断。
2. 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对案件移送标准规定的不明确
随着近几年来行政执法的越来越规范化, 行政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只移送案件而不移送证据和只移送次要证据而不移交首要证据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但是在证据移送过程中, 行政证据移送的总量少, 多数是个体证据而非证据链, 因此很难反应案件的细节。另外, 言辞证据较多且制作不规范也导致了许多案件不被受理仍然处于尚未移送或者尚未衔接的状态。
同时, 在证据移送的时候不同机关对证据的具体认定还有差异。有的案件看起来尚未满足移送的条件, 但是在当地影响较大, 舆论压力强, 关注度高。这种案件就让行政机关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左右为难。还有些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可以移送的案件, 公安检查机关缺认为不构成犯罪, 因而不予以接受。这些现象的出现就导致了部门之间对案件的推诿或错误接纳, 对案件的有效查处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如何实现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合理转换衔接
1. 端正思想, 树立正确的证据观
法律各界人士都应该清楚法律的严肃性, 法律的神圣不容亵渎。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只有树立正确的观念才有正确的行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司法人员缺乏正确的证据观念, 导致一些冤错案的发生。因此, 要坚定地贯彻诉讼法, 树立正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观念, 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 最大程度的避免冤案错案的出现, 切实保障人权。
2. 立法完善我国的证据衔接制度
笔者认为, 我国的证据衔接制度出现了问题, 证据衔接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在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问题上, 只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证才能使得两种证据之前实现合理的转换。而对证据衔接制度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需要明确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的范围和方式, 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能够落实到证据转换的实践中去。其次, 对犯罪案件的移送制度进行立法细化。只有严格界定出移送的标准才能提高法律审判的准确性和保证法律运行的高效性。第三, 立法严惩执法机关人员徇私舞弊的行为, 这一点最主要的是要完善对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立法规定。《刑法》第402条规定了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徇私的动机和舞弊的行为。这一条法规中对犯罪条件的严格规定成为了许多犯罪嫌疑人推脱罪责的口实。因此, 法律应该对执法人员明知应当移交但故意不移交的行为做出属于犯罪事实的明文规定, 以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结语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对我国的机关执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社会各界应引起高度重视, 尽快使两者证据衔接的问题得到质的改变, 保证我国法律的权威性以及体现出人权的不可侵犯。
参考文献
[1]孙康.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J].学习论坛.2012年3月.
证据组织 篇6
(一) 实体法之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做了细化的规定, 包括程序性的问题, 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则引入了瑕疵证据的概念, 并针对法定七类证据分别规定了要直接排除的情况和能够补正的情形。
以上三个法律规范共同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据排除体系, 即以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为基石的证据排除体系, 前两类规则共同针对的是非法证据, 补正规则针对的是瑕疵证据。由此可见, 中国证据排除体系的核心就是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两个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 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所涉及的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概念针对的主要是证据“三性”中的合法性而言的。证据的“三性”, 指的是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只有具有“三性”, 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证据的合法性.是指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形式和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共同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二) 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将不合法的证据进一步区分为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既兼顾了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证人权的观念, 由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法制还不健全, 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我国有限的诉讼资源和相对落后的侦查技术不足以支撑瑕疵证据的全面排除。[1]虽然目前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的保障人权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如果一律排除不合法证据, 将可能导致放纵犯罪的恶果。因此, 允许侦察机关对轻度违法的瑕疵证据进行补正, 而对于严重违法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能够很好的解决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和保证人权两个重要任务之间的矛盾。
此外, 划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能有效杜绝司法实务中滥用补正的情况。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实际已存在大量的瑕疵证据补正情况, 由于缺乏对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明确规定, 导致很多非法证据也被当成瑕疵证据进行补正, 极易引发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法将不合法的证据划分为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明确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界限, 有效避免了瑕疵证据适用的随意性。
二、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界定
(一) 非法证据的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非法证据可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1.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非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非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在理论上, 对如何界定非法供述以及非法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很大的争议。究其根本, 是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理解的分歧。
第一, 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综合一些国际条约的界定, 一般包括:1.暴力取证;2.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证;3.用不人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4.使用药品取证等等。[2]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刑讯逼供的定义, 但在刑法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逼取口供的行为。笔者认为, 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行为并非都构成犯罪行为, 刑事诉讼法中刑讯逼供的概念范围应大于刑法中的规定。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刑讯逼供不仅应包括肉刑、变相肉刑, 还应包含采用如服用药物、催眠等精神强制方法。
第二, 如何理解“威胁”从字面含义来看, 威胁不仅包括暴力威胁, 而且包括其他能使他人产生畏惧情绪的手段方式。威胁属于一种精神强制方式, 那么它需要达到什么程度, 与刑讯逼供的精神强制方式有什么区别笔者认为, 威胁的精神强制要求低于刑讯逼供的精神强制。只要一般的人在这种威胁的情况下会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或者称述, 就可以认定为非法的证人证言或者被害人陈述。
2.非法实物证据的界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需要排除的非法实物证据需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二是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三是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这三个条件形成了非法实物证据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通过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 所谓的非法实物证据指的就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 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中的严重怎么判断笔者认为, 只要在裁判者心中形成对于该证据真实性的质疑, 且该证据会影响到案件定罪和量刑就达到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程度。
(二) 瑕疵证据的界定
“瑕疵证据”, 即取证程序存在瑕疵的证据, 瑕疵证据属于侦察机关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而仅仅是以轻微违法的方式获得的证据。瑕疵证据, 虽然也存在违法情节, 但因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 因而只要能够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该证据仍然具有证据能力, 可作为证据使用。[3]
总体上看, “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 如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重要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签名等。[4]这些证据在审查者看来, 虽然违法, 但客观上很可能是真实的, 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 因而给予侦察机关以补正的机会, 以节约侦查成本并保证有力打击犯罪。
此外, 根据现有规定, 不同证据的属性对不同证据的要求是不同。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相比, 对前者要求更高。无论是规定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 还是讯问人没有签名和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情形, 侦查人员实际上已按照正确的程序履行职责, 只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记录。相比而言, 询问证人的地点等方面的违法程度明显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瑕疵的违法程度, 如果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地点违法、讯问人员存在造假可能, 都是属于重大违法情形, 应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 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理论区别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既有瑕疵证据的规定, 也有非法证据的规定, 因而为我们分析两者的区别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1.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不同
侦查人员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证据, 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思维具有压制性, 以致于这些诉讼参与人只能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进行叙述, 因而极有可能违背了其真实的想法, 背离案件的真实情况, 造成冤假错案。
而瑕疵证据中, 侦查人员并没有刑诉逼供等可以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诉讼参与人自由叙述的行为, 只是在程序上有所疏漏, 从外观上看, 这种疏漏不足以影响证据的真实性, 不会妨碍案件事实的查清。
2.违法程度不同
非法证据中, 侦查人员的行为是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严重违法, 甚至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在瑕疵证据的情况下, 侦查人员只是遗忘记录、没有签名、忘记材料等轻度违法行为。
3.侵权程度不同
所谓“非法证据”, 大都是侦查人员通过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所获取的, 而“瑕疵证据”的形成过程, 虽然通常会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违规情况, 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侵权现象。[5]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为例。《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所取得的供述, 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的讯问笔录, 没有提供翻译的盲聋哑、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做的供述, 都是非法证据, 应当排除。同时, 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这三种情形如果侦查人员补正或者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可以采用。由此可见, 非法证据取得过程中, 侦查人员侵犯的是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宪法权利以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利, 而瑕疵证据的产生仅侵犯了诉讼参与人的一般程序性权利。
(四) 审查起诉中如何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 由于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 因此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任何一类瑕疵证据, 我们都可以要求侦查人员补正或做出合理解释, 在补正之前这类证据是效力待定的, 只要补正恰当, 就可以使得这类证据具有完全的证明能力;而对于非法言词证据, 法律直接规定其是无效的。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一旦认定错误, 将直接影响检察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 甚至会打破据以定罪的证据链条。
笔者认为, 在审查起诉实践中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1.发现方式不同
实务中, 一般都是通过认真审查案卷发现瑕疵证据的, 比如记录的文字错误, 缺少签名、盖章, 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人的基本情况等等。
相反, 对于非法证据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方式发现。在办案的过程中, 我们会在阅卷时发现某些犯罪嫌疑人供述不稳定,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都会在讯问中特别问到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是否都是如实供述等等。此外, 有些在公安机关处一直供述稳定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中也可能突然翻供, 提到曾经遭受刑讯逼供。因而, 发现非法证据的直接来源一般是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2.通过理论方法综合判断
首先, 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否会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例如, 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影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但是如果讯问犯罪嫌疑人不在指定的地点, 那么这种违法行为就极可能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了, 因为不在办案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就极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 因此前者属于瑕疵证据, 而后者属于非法证据。
其次, 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侵害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不同, 瑕疵证据情况下, 侦查人员只是侵害了诉讼参与人的一般程序性权利, 而取得非法证据时, 侦查人员的行为往往是侵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宪法性权利或者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权利, 比如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 又如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 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侵犯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权利。
三、结语
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对于证据排除体系的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最重要理念博弈的产物, 在现行法的框架下, 如何正确理解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概念以及如何将二者正确区分, 对于检察实务工作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 理论上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侵权的程度等方面有所差异, 在实践操作中, 我们借助理论的指导, 可通过审阅案卷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能够及时发现并区分这两类证据。
摘要：“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以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为基石的证据排除体系。实践中, 要做到恰如其分的运用这些规则, 前提是要正确地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瑕疵证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独特的规定, 它的规定适应了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的实际需要, 有其规定的合理性。理论上, 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违法程度、侵犯权益、对案件事实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在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实务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案卷材料等方式来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关键词：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区分标准
参考文献
①杨冠宇, 孙军.《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年第4期.
②樊崇义.《“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检察日报》, 2012年3月.
③万毅.《解读“非法证据”—兼评“两个证据规定”》, 载《清华法学》, 2011年第5期.
④陈瑞华.《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载《法学家》, 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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