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与政策建议

现状与政策建议（精选十篇）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1

我国税收随着经济发展而保持稳定增长, 使国家财政有能力增加公共支出, 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近年来, 我国财政税收政策日益向民生倾斜, 呈现了“税收增速”与“民生改善”的因果效应。如免征农业税, 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 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出台下岗职工再就业、农业龙头企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税收政策, 体现了国家关注民生的政策导向和意图, 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一、当前我国税收政策对民生的影响

1.名义高税负演变为实际高税负

我国的现行税制诞生于1994年, 而在当时, 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不强, 纳税人的诚信水平不高, 以至于税收的征收率偏低。在如此的基础环境下, 要实现既定的税收收入目标, 现行税制的设计, 必须着眼于“宽打窄用”——以较高的“法定税负”框架去适应偏低的“实征税负”现实。例:即便政府当年确定的税收收入目标只有5000亿元, 但按照当时的税收征收率为50%的判断 (许善达, 2004) , 也须至少搭建一个能够在名义上征收到10000亿元税收收入的税制框架。

而现如今, 税收征管水平明显提高, 名义高税负已经演变为实际高税负, 给纳税人带来了过重的税收负担。一方面, 一些企业和居民普遍认为税负重。另一方面, 税务部门又称未采取任何增税的行动。看似矛盾, 但深入一层, 分别站在两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仔细考究, 又会意识到, 无论企业和居民, 还是税务部门, 所道出的都是实情。如此的矛盾现象之所以出现, 其中的谜底只能在于, 在税收征管水平得以迅速提升的背景下, 中国“法定税负”与“实征税负”之间的距离在一步步拉近。也就是说, 企业和居民所称的税负加重, 源于“实征税负”而非“法定税负”的提升。税务部门所称的税负未变, 源于“法定税负”而非“实征税负”的稳定。“法定税负”未调, “实征税负”在增, 这就是中国现实税负水平问题的一个重要实情。

2.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萎缩, 吸收就业能力下降

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材料能源涨价, 新《劳动法》的实施, 更严厉的环保政策, 更严格的安全标准, 日益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等挤压着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生存空间。我国整体经济连年高增长, 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工资却长期不涨。

资料显示, 我国个体经济已明显萎缩, 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下降, 国家工商总局曾发布一组数据: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 2004年下降为2390万户, 减少了770万户, 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到2005年, 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 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按每个个体户平均安排两个劳动力计算, 减少了1600多万个就业机会。

注册一家小公司,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财务会计、税收等一套手续都要一应俱全, 不管有无收入, 都要与各个相关的部门打交道。另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 估计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收费和罚款, 规模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假如按照2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 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步履维艰。

3.税收在促进住房、汽车等热点消费上发挥作用不够

“十一五"期间, 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消费品由万元级向十万元级升级, 住房、汽车、教育等项目成为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重点, 而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这些消费上面几乎没有大的作为。例如:美国政府为鼓励居民购买住房、个人接受教育, 允许个人购买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教育贷款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 而我国显然缺少这样的激励政策。再如:当前对汽车生产环节征收17%的增值税, 在消费环节按不同车种排气量的大小设置了3档税率, 气缸容量小于1.0L的轿车税率为3%, 气缸容量大于或等于1.0L、小于2.2L的轿车税率为5%, 气缸容量大于或等于2.2L的轿车税率为8%, 轻型越野车气缸容量小于2.4L的税率为5%。此外还要征收10% (1.6升以下调整为5%) 的车辆购置税。再加上城建税等附加税费, 汽车购销双方需要负担额外的流转税成本在33%左右, 税负过高不但制约我国汽车产业发展, 也制约我国居民汽车消费能力。

三、改善民生的税收政策建议

1.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 纳税的负担包括心理、时间上和经济方面等。税收执法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创新工作方法, 提高服务水平, 为纳税人提供方便, 节约纳税成本。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 1994年税制改革前, 我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 到1996年达到4.73%, 据估算, 到上世纪末我国的税收成本率约为5%～8%, 而美国同期只有0.58%。所以应提高征管效率, 降低征税成本。国地税两个部门, 相同或相似的, 可以合并的工作应当合并, 建立一个公共的税务服务部门, 避免重复劳动, 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同时也减轻税务部门的负担, 提高纳税与征税效率。税务部门还应加强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咨询辅导, 探索提供个性化纳税服务, 规范税收法律援助及救济服务, 拓展网上办税功能, 降低税收成本, 提高办税效率。

中小企业及个体经济, 由于规模小, 人员少, 业务不规范, 财务制度不健全, 税务机关要给予一定的帮助, 给予辅导, 建立专门的服务与辅导部门。强化服务意识, 改变工作态度。由于中小企业及个体经济吸收就业能力强, 对解决就业问题, 意义重大。应积极扶植发展中小企业及个体经济, 给予税收政策支持。

2.处理好依法治税与服务民生的关系

坚持依法治税, 加强税收征管, 确保税收收入持续平稳增长,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提供财力保证。强调税收服务民生而弱化执法刚性, 防止片面强调执法刚性而忽视服务民生;既维护税法的权威性, 又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依法治税与服务民生的和谐统一。

3.对低收入人群提高退税率与补贴率

在我国, 个人所得税仅仅是国人日常所缴税收的一部分, 由于我国实行含税价, 因此, 每购买一件商品, 每享受一次服务, 都要向政府交一次税。最简单的例子, 你去餐馆吃一次饭, 最后的结账金额中有5.5%就是税收, 分别是营业税和城建税, 而假设你买一包8元钱的香烟, 其中有4.7元作为消费税进入了国库, 此外, 如果你买一件100元的衣服, 其中就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因此, 建议对低收入家庭其消费所交纳的税款应该予以返还。

将低收入家庭日常基本消费所负担的税收, 纳入个人所得税的抵免范围, 作为扣除项目从应纳个人所得税中扣除, 不仅可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同时, 由于抵扣的依据——税收发票必须由商品或劳务供给者提供, 因此, 为了得到抵免, 消费者就会主动索取发票, 避免了商品和服务经营行为的税收流失。由于个人所得税抵扣而造成的税收减少, 通过减少营业税和城建税及其他税收的流失, 得到一定的补偿。

凭发票抵扣个人所得税, 既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保障了这部分人的权益, 又规范了税收征收与管理, 严肃税法, 避免了税收流失, 提高居民依法纳税的意识。

4.降低名义税负, 减轻税收负担

由于居民纳税意识和诚信度的提高, 以及税务部门征管水平的提升, 税收的征收率得以迅速提升, 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的差距逐步拉近, 这是1994年税制设计时没有出现的现象, 也是当时没有考虑的因素, 因此为了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必须降低“法定税负”。我国名义税负水平应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征收管理水平的提高, 做相应的调整。

5.开征物业税, 促进居民房地产消费

在房地产税收政策方面, 建议将现行的房地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 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 同时取消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设置的各种乱收费项目。开征物业税, 实际上是将开发商建房时收缴的一部分税, 改由购房者以后每年缴纳。从理论上说, 在购买新房这一环节, 消费者至少可减低10%～20%的购房成本。而初始房价下降, 老百姓改善住房的机会和能力增大, 会大大提高住房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李忠华, 李晓彬.我国税收对民生影响的理性分析与对策[J].商场现代化, 2008 (30) .

[2]刘隆亨.《个税法》修改中的几个理论问题[J].法学杂志, 2006 (5) .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2

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农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业信息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不少的发展瓶颈和矛盾。农业信息化面临的问题

农业信息化调研课题组调查发现农业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部门多头并进，出现了条块分割、各行其道的局面；农村通信服务的成本高、收益差；农业信息技术成果实际应用不广泛；部分基层农业信息服务组织运行不佳；农业信息共享、发布机制不健全，农业信息资源利用有待改善。

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瓶颈和矛盾：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决定了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农业信息化的管理体系有待理顺；试点政策短期性与农业信息化建设长期性的矛盾；农业信息需求与供给对接困难，难以进入良性循环。总体来说，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呈现出来的特征是“硬件”（信息基础建设、服务体系架构）已经得到改善，但是“软件”（农业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亟待取得突破。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巩固，小规模的家庭生产将长期存在，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基于农户的信息服务仍是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农户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从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417份农户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样本农户信息终端拥有情况已得到明显改善，但信息来源仍然较为封闭，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体系介入农业生产经营的作用并不明显。在需求方面，样本农户的信息需求多为与生产、销售相关的信息，不同地域样本农户的信息及服务需求有一定差异。在消费方面，农户有一定的信息支付意愿，但支付能力和承受风险能力均有限。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户禀赋方面，户主的年龄、学历、经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会影响农户的信息支付意愿。同时，风险偏好、信息缺失、示范效应、有用性认知、信息渠道也是影响农户信息支付意愿的因素。

农户采纳信息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信息（技术）的有用性、易用性认知会影响其获取信息的态度，进而影响其获取信息的行为，并影响其实际应用结果。因此，农业信息服务的关键是要向农户提供有用性高、易用性好的信息。基层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研究 从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基层农业信息服务站问卷调查结果看，样本信息服务站硬件设施、工作人员配备良好，但运行效果一般；在业务方面，样本信息服务站大多仅从事信息服务相关业务，由于自身“造血”功能缺失，资金不足成为样本服务站的核心困难，导致服务站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在信息中介服务方面，呈现有效信息需求和有效信息供给同时不足。

农业信息化建设推进建议

应遵循因时而异、因地制宜、长期推动、低成本、注重实效等原则，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具体的举措包括：

做好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 农业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有效解决各自为战、叠床架屋的局面，需要从中央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对农业信息化建设进行整体部署。首先是理顺管理体制，成立农业信息化领导小组，明确农业信息化建设各阶段的主管机构。通过强势的领导体系，打破部门界限，摒除部门利益，形成联动工作机制，制定日常工作制度，保证建设经费、信息资源、人员的整合和共享。其次是要制定好农业信息化宏观发展规划，科学地界定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边界，确定农业信息化各发展阶段的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方案。同时，顶层设计还应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功能定位，明确各自分工。

探索供给机制，完善财政支持体系 当前农业信息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推动，为改变这种局面，有必要通过安排不同物品的供给制度，引导建立多元化供给机制。在财政支持方面，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的专项建设资金支持以及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价格监管等手段的运用，逐步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第三部门共同支撑的机制。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和信息化水平差异，需要创新财政支持体系，在不同的地区尝试运用不同的手段，避免“一刀切”的扶持政策。

整合各方资源，打造知名信息平台 网络时代具有“眼球效应”和“赢家通吃”的特征，多方、各级分别建立平台只会导致资源分散，不利于服务质量提升，而少量的信息平台反而有利于发挥“眼球效应”，降低用户搜寻成本。建设农业公共信息平台不在多，贵在精，应通过合理机制将各部门有限的财力有效整合，合力办大事。同时，应大力向用户宣传信息平台，以形成集聚效应。

分析用户需求，加快农业信息开发 解决农业信息的交流和知识共享问题不能寄望于政府单方面的“给”，而应靠农民的“拉”，把农民的需求视为农业信息化的“第一公里”，从农业信息资源中开发出对农民有用、易用的信息产品，处理好信息（服务）“接地气”的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一困境。由政府直接开发并供给满足农户需求的信息的效率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实践中，可以尝试其他的供给机制，如引入第三方进行“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方式，扶持农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导入社会服务，搞活信息服务体系 为促进农村信息服务站的可持续经营，一方面可与电信等部门合作，共建信息服务窗口，同时有步骤地引导信息服务站自主开展一些经营性业务；另一方面，为保障信息服务站的公共服务功能，政府可以对服务站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补贴，并辅以一些社会管理职能，用活服务站，提高农民拜访服务站的积极性。

扶持关键技术，强化成果推广应用 为有效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应用，应当引导和鼓励国内相关机构积极研发和推广适应农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应用系统和各类信息产品，扶持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关键技术的开发。一方面面向

特定用户，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示范及应用，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另一方面也要面向普通农户，加强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注重农业信息资源的知识化沉淀，提升信息的价值，并强化查询智能化设计，改善信息平台的易用性，为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有效信息。

作者单位：农业部信息中心 刘涵

（来源：农民日报）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3

[关键词]农村低保;城乡分割;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农村低保”)是对传统农村社会救济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是按照低保标准保障农村贫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居民低保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农村低保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实施,是消除贫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继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事业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低保发展现状

中国最早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的地区是上海市。1994年,上海市通过实施农村低保制度,探索科学有效的农村贫困群体救济方式。1995年,民政部结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分别在山西省阳泉县、山东省烟台市、四川省彭州市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建设试点。民政部于1996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指导方案》,要求把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来抓,认真部署,逐步推进。

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再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对农村低保制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民政部公布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底,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2 133个县(市)开展了农村低保工作,有1 593.1万人、777.2万户得到了农村低保,分别比上年增长93.1%和91.4%;2006年共有325.8万户、775.8万人得到了特困救助,由于部分特困户逐步纳入了农村低保,特困户的数量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2007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探索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补助资金支持财政困难的地方。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发布,要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适时进行调整。2007年中央财政下达的农村低保补助资金是3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超过70亿元,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覆盖了2 068万人。全国各地年低保标准的平均数为857元,其中最低的600元(甘肃省),最高的2 560元(上海市),月人均实际补助水平28元。此外,农村特困救助对象(“特困户”)还有474.2万人,月人均救助14元,这部分人在2007年下半年转为低保对象,到2007年末农村贫困居民已全部纳入农村低保体系。到2007年底,全国农村享受低保人数已达3400多万人,给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生活困难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1]

二、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1.城乡低保标准差距较大,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农村低保的发展

2007年1—7月,全国农村低保人口月均计划安排民政资金36元,实得29元,分别相当于城镇低保水平的34%和28%,建立在公共财力基础上的低保的实际城乡差距,甚至大于更多基于市场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2]以北京市为例,城乡居民的低保标准相差就很悬殊。市区居民的低保标准是月人均290元,另有40元的粮油帮困补贴和多种配套救助措施;而农村居民的保障标准是月人均170元,且缺乏其他附加救助。同样,青海海东全区城市居民执行的年人均低保标准为1 08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低保标准为279元。[3]由于城、乡低保标准不同,在城乡接合部或部分征地转居的地区,往往出现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居民,有的享受城市低保,有的享受农村低保,两者之间的悬殊差距常常引发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低保水平的城乡差距更大。

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资金投入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占总人口80%的农民只占到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而占总人口20%的城市居民却占到全国该项支出的90%。从1991—2001年的社会保障资金水平来看,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而农村只占到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两者差距之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4]而农村社保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传统的农村集体补助和投入,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以“五保”、救灾救济、优抚等为主要内容,家庭保障成为主要保障方式。包括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内的低保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也在城乡采取两种不同的做法。

显然,严重落后于城市的农村低保制度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在财力不变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如福建和辽宁,由于领导干部的重视,低保覆盖面有了大幅度上升。这说明,低保制度的关键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财政支出的倾斜。

2.各地区之间保障水平很不平衡,中西部省份缺乏稳定的低保资金来源

除了东部发达地区,一般地方都参照国家每年公布的贫困标准来确定农村低保标准。2007年国家公布的贫困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693元,中西部地区农村年低保标准一般在600至800元之间(如山西省是676.5元),东部地区一般在1 000至2 000元之间(如浙江省确定的农村低保线接近1 800元,福建省为1 200元)。从2006年实施农村低保的23个省、市、自治区的情况来看,各地的低保补助水平也不一样,北京等9个东部省份月平均50.9元,河北等9个中部省份月平均25.3元,内蒙古等5个西部省份月平均25.5元。[5]比较而言,我国东部地区94.4%的农村社会救助人口是享受低保者,而中西部地区只有37.7%的救助对象是享受低保者。[6]但实际上,中国的大多数急需获得低保的农村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低保制度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有能力为这项制度的开展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

国家规定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以地方为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村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大投入,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任何一级政府来说,这笔钱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地方财政状况好的时候,执行起来问题不大,一旦财政状况不好,就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来说更是如此。缺乏稳定的新增低保资金来源,是中西部地方政府不敢贸然实行低保的制约因素。随着将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过渡为农村低保制度,西部省份将面临因保障人数增加以及保障标准提高而导致的资金需求压力。

农村税费改革缩减了乡(镇)和村一级的财政收入,地方财政状况持续吃紧。通常情况下,越是财政紧张的乡(镇)和村,贫困人口往往越多,分担低保经费的任务就越重,落实经费保障的压力就越大,结果就是常常不能落实。2007年7月农村低保人口人均计划安排,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是48元、30元和25元,但前7个月平均实际发放标准分别是44元、20元和19元,均低于计划发放标准。[2]尽管中央财政会对财政困难地区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给予资金补助,但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还是让人担忧的。

3.农村低保标准低,覆盖面不足,保障对象界定困难,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

很多地区就农村低保标准制定的依据和程序做出了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的标准制定是不科学的、甚至是随意的。有些地方基本上是在原先特困户救济标准的基础上,参照当地生活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制定的,“以钱定人”的情况比较普遍。这导致农村低保标准普遍偏低。农村低保全面推行后,在主要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2007年全国平均的低保补助水平比2006年底明显下降了(2006年底全国平均月人均低保补助为33.2元)。[7]事实上,有些地区的保障标准过低还有认识方面的原因,即认为农民多少可以利用土地自我保障,象征性地给点补助就可以了。

长期以来,农村低保覆盖面较窄,相当部分贫困农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使得农村贫困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只是处于零敲碎打的小规模状态。我国农村绝对贫困群体的成因主要有五种:一是疾病,二是体残,三是年老体弱,四是缺乏劳动力或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低下,五是生存条件恶劣。这部分人占我国农村人口的3.5%左右。2007年上半年统计表明,农村低保人数只占农村人口的0.36%,低保制度发展比较缓慢。以特困救助为主的省份如黑龙江、江西、重庆、贵州、西藏、青海,低保对象占所有救助对象的比例低于10%;占10%~30%的有安徽、湖北、广西、云南和宁夏;占30%~50%的有山西、河南、湖南;占50%~70%的有新疆。[6]

目前各地低保对象一般由村乡县逐级确定,复杂且准确性差。由于国家没有明确立法,在确定保障对象的范围方面,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规定范围,地区差异性很大。比如对于有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贫困对象,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条件的家庭中的成年子女等,各地认定标准不一,使受保障对象的界定很不规范。同时,各地认定低保对象的主要依据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但该方法没有考虑致贫原因,不能完全反映贫困农户的真实面貌;二是农村居民收入有其自身特点,年人均纯收入难以准确评定。另外,农民的非种植业农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临时性收入等情况变化异常复杂,这些都造成了受保障对象界定的困难。

没有全国性的《社会救济法》,没有一部完整的对救济对象、救济内容、救济标准、经费来源、救济方式等加以规范的法律,立法滞后导致无法可依,是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目前只有极少数地方出台了操作性较强的农村低保管理办法,大部分农村地区还缺乏制度化措施,无统一的操作规程,管理上缺乏制约机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占用、挪用救助资金的现象,给农村低保制度带来了消极影响。

三、完善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

1.坚持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两个独立并行、封闭运行的系统,在制度形式上应该是统一的,城乡都应纳入社会保障的总体框架之中。政府应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一方面,应逐步削减政府在城镇的福利开支,取消或降低城镇居民的福利补贴,如食品补贴、交通水电补贴、住房补贴等;同时,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应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轻乡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前政府采取的“挖农补工”的政策,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走的大量利润,应适当返还给农村和农民,把此资金作为建立农村保障机制的基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同时,国家应当在政策和资金上向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来构建农村低保制度,既可借鉴城市居民低保制度建设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又要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别于城市的做法,使农村低保制度既符合社会保障的一般性质与特征,又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

2.完善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的资金筹措机制

资金问题是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核心问题。应建立中央、省、市(县)、乡四级资金负担体系,理顺以政府为主、集体为辅、社会互助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渠道,确保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一是建立以市县为主的资金保障与管理机制。为了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都能享受或领取到足额的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应改变县、乡、村共同负担的做法,改由市、县财政负担。因为一个市、县辖区内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会太大,易于在最低保障标准上达成统一;另外,市县一级政府与省、中央级政府相比,具有地区信息优势,便于发挥管理职能。二是整合救济资源。中央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贫困人口实施救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政府对公民生存权的保护,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将中央各种专项救助资金纳入农村低保范畴,突出中央政府的责任,建立覆盖面更广的农村低保制度,有助于形成合力,充分利用资源,提高农村低保资金的保障度,防止一些地方因财力困难而出现农村低保中的“以钱定人”的不规范做法。三是进一步扩大其他辅助资金来源。可以考虑采取与社会保障费同步征收的形式筹集资金,这样就把企业和个人(尤其是高收入者)的缴费义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种筹集方式具有征收面广、标准统一、力度大等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低保金再分配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城乡之间、居民之间过大的贫富差距。要鼓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民间和个人为实施农村低保提供捐赠和资助,尝试将部分福利彩票和个人收入所得税纳入农村低保资金。

3.合理确定低保对象和保障标准

保障对象的认定应以低保线为依据,但并不是说低于低保线的农村家庭都应实施保障救助。低保制度要坚持既保障农村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又不养懒汉的原则。因此,核定保障对象需要结合分析贫困形成的原因。一般而言,具有当地正式农业户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人都可申请享受农村低保。与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相比,低保制度的保障对象有所扩大,除了“五保户”、“特困户”外,还应包括下列人员:家庭成员无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无劳力户;家庭主要成员因严重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以致家庭生活困难者;家庭主要成员因长年有病而基本丧失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以致家庭生活困难者;家庭主要成员因病、灾死亡,其子女不到劳动年龄或是在校学生,生活特别困难者。各地对低保对象收入的计算宜采用因地制宜的办法: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已经实现了城乡低保一体化运行,可考虑按照申请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与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低保金;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部分东部地区,基于家庭收入难以准确核算、但困难家庭的情况左邻右舍都清楚等实际情况,可在初步核查申请人家庭收入的基础上,更多地依靠民主评议等办法来确定低保对象。

确定保障标准,既要保证低保对象基本生活的需要,又要克服完全依靠低保的依赖思想;既要考虑地区间标准大体一致,又要考虑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标准上的差距。因此,各省可以设立不同的保障线,发达地区可以高一些,贫困地区可以低一些。建议在救助标准上,应遵循“低标准,广覆盖”的原则,有层次性和差别性,根据救助对象的特征和需求的不同,实行分类救助、标准有别。这符合低保制度的功能定位,即能满足农村困难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随着该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可小幅调整标准,将保障目标逐步向发展权过渡,同时兼顾医疗、教育保障。

4.采取与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相配套的改革措施

首先,加强低保制度的法制建设,实现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农村低保制度最终需要通过制定低保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低保制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使低保工作步入有法可依的法制化轨道,从而确保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不受侵害。现在,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市、县两级政府应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出台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细则;乡镇人民政府应出台操作规范,村委会结合民主管理和村务公开,应制定简便易行的农村低保操作规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有关农村低保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在国家层面,可以在总结《城市低保制度条例》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实际制定相关条例和低保法,以规范国家、地方政府及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规定农村低保工作的组织结构与人员编制,明确保障对象、保障标准、申请与审核程序、资金筹措与管理等相关内容,尽快将农村低保纳入法制化轨道。

其次,制定与低保制度相配套的优惠政策。对于按照低保线给予救济后生活仍很困难的特困居民,可以对他们的水电费、子女教育的学杂费等实行减免政策。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经营者实行减免税金和工商管理费等优惠政策。为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应发动全社会扶贫济困,可对保障对象在生产、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而这些政策必须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如享受低保的贫困农民,可以减免义务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工商税收、医疗费用等,从多方面解决保障对象的实际困难。

[参考文献]

[1]潘跃.全国31省区市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2020年将全覆盖[EB/OL].(2007-08-07)[2009-04-13].http://www.022net.com/2007/8-7/422831172984612.html.

[2]程漱兰,薛莉.农村低保:已经上路更要一路走好[N].中国信息报,2007-09-10(3).

[3]陈兴龙.贫困地区如何建立农村居民低保制度——以青海海东地区为例[EB/OL].(2007-11-16)[2009-04-13].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100788/6527365.html.

[4]陈玉光,刘效敬,刘玫.建立农村“低保”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6(1):33.

[5]李立国.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EB/OL].(2007-09-26)[2009-04-13].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26/content.6789880htm.

[6]张国华.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现状、问题及其成因[J].中国发展,2007(4):78.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4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问题,政策建议

2015年3月23号,我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世界气象日做了《 科学认知气候关注气候安全》 的重要讲话,指出持续变化的气候将增大造成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 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单产下降,主要河流径流量减少或变化不稳定,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物种迁移等生态恶化程度加深,我国面临的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专为农业生产者量身定做的保险, 其功能主要是对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对其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相应的赔偿,从而减少甚至避免农业生产者的损失。 随着农业的发展和自然灾害的频发,农业保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自2007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指出:“ 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明确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农责任,促进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农业保险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分担农民损失、促进农业专业化生产和稳定农民农业收入方面也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当前,农业保险的覆盖险种不断增多,业务规模也随之大幅度扩大,保险主体日益多元化, 农业保险受到全国民众的普遍关注。

1、农业保险的保费规模和赔付率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由表1可知,在保费规模上,通过2004—2014年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随着农业保险的深入开展,保费增长了7倍, 赔付率也由最高的81%下降到了51.2%,基本稳定在6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农业保险正在逐渐步入正轨,审核等工作相较于以前更加规范精确。 2014年我国农业保险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达到1.66万亿元, 同比增长19.42%; 参保农户2.47亿户次, 同比上升15.42%;向3500万户投保农户支付赔款214.6亿元,同比增长2.86%。 据统计,2014年我国保险保费以325.7亿元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 资 :2004—2014 年《 中》 、《 中国保险年》 、中国保监会网站整理。)

2、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和地域范围不断扩大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之前,在承保险种上,农业保险已经覆盖了农、林、牧、副、渔业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央财政补贴的保险品种有玉米、水稻、小麦、棉花、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能繁育母猪、奶牛、育肥猪、天然橡胶、森林、 青稞、藏系羊、牦牛等,共计15个类别,基本覆盖了大部分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 2015年2月1号,一号文件明确表示将主要粮食作物制种保险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目录在地域覆盖范围上,至此保险品种将达到16种。 在地域上, 2004年—2006年期间,主要是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少数地区得到了财政补贴,而目前补贴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区。

3、服务体系与机构不断健全

近年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保监部门不断地密切合作,其目标就是要加强农村保险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县乡保险机构为主、政府“ 三农”保险服务办公室为辅、行政村保险协保为补充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 在青海,各级政府通过搭建四级管理机构,由各级领导成员组成“ 三农”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对相关农业保险问题直接统一、快速有效处理。 而陕西则另辟蹊径,通过大量的“ 基础设施”建设来完善农村保险服务体系,现已设立各县乡保险分支机构177个“, 三农”保险服务办公室1136个, 以此协助保险公司深入农村开展保险基层服务工作。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案例分析——国元公司“保险+信贷”模式

安徽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23家国有企业共同成立的, 注册资本8.9亿元人民币,其宗旨就是防范和化解农业风险。“ 保险 + 信贷”的农业保险模式,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在向农民发放生产贷款时,同步提供责任保险的金融服务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转移农民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能如期还贷的违约风险,从而有效解决农民因无担保、无抵押而贷款难的问题。

1、家庭农场贷款保证保险

家庭农场贷款保证保险是国元保险公司与农行安徽省分行合作、专门针对家庭农场抵押难、担保难、贷款难的实际推出的一项创新性业务。 农行根据公司出具的《 承保意向书》 ,进行贷款前调查、审查、审批;公司在接到农业银行的通知之后,为贷款人签发正式的贷款保证保险单。 农业银行接到保险单后发放贷款, 与一般的农村信贷比较, 具有保险金额( 贷款金额) 高、办理速度快、总体贷款成本低等特点。 按照约定,家庭农场贷款保证保险单户贷款金额不超过300万元,贷款利率原则上不超过国家基准利率的130%,贷款保证保险费率为贷款本息总金额的2%。 贷款本息如果出现损失,实行5∶2∶3的比例分摊,即保险公司承担50%、银行承担20%、政府承担30%。

2、涉农保单质押贷款

涉农保单质押直接贷款,是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以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出具的农业保险保单作为抵押物,直接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办专项贷款的模式。 同时,农业规模经营主体还可以凭借保险机构出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单作为抵押物,经融资担保机构担保后,再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其发放贷款。 国元保险公司主要开展了大宗作物保单质押贷款和设施农业保单质押贷款业务。 大宗作物规模经营主体参加该项保险后,把提高了保险金额的保单质押给银行,银行按保险金额的70%以内贷款给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融资成功之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对涉农保险的购买积极性和购买力明显提升,承保覆盖面迅速扩大,风险保障水平也显著提高,这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当地保险业务的开展,而且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

三、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环境下,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随着农业保险险种的不断扩大和地域范围的全覆盖,出现了许多影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路障,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国内外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农业保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植。 由于中央到地方关于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尚且处于萌芽期,还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与做法,加之各级政府缺乏熟知农业保险理论和经营管理的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不管不问的局面。 另外, 由于农业占GDP比重相对较低, 在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政绩,这也构成了各级政府不愿进行关注、下大气力解决问题的原因。

2、农民参保意愿普遍不强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并且受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的影响, 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运作, 中国大部分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直接影响了百姓参保的意愿。第二,侥幸心理作祟。 由于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都是动物和植物。 不少农民就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如果平时对其耕地或养殖场多加些投入精力便可省下一笔费用,可是当遇到自然灾害大部分农民便会重新返贫,对以前不参保的决定懊悔不已。 第三,生活压力大。 如果仅仅只靠农业收入,大部分农民家庭无法负担起昂贵的医药费、子女升学等相关的费用,所以抱着能省就省的生活思想,农民参保意愿不强。

3、理赔难度大、成本高

理赔难度大主要体现在一般的财产保险的赔款可以根据损失前财产的价值精确计算,而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十分特别,不同时期价格波动比较大。 理论上赔款应根据以损失发生时的价值量予以评估计算。 然而,往往损失发生时农作物还没有成熟,因此要正确估测损失程度、估测未来的产量及未来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难度很大。 成本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农村交通不方便,进入现场调查取证的难度比较大,而且我国缺乏大量对农业保险熟悉的业务员。

4、相关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

2009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中对农业保险的相关实施法则界定不清晰,操作性不强。 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 我国保险法对政府的主导地位也是含糊其辞, 其后果是直接导致政府在农业保险上处于很尴尬的位置。 如果政府积极推动,则会被视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增加农民负担;如果任由其发展,则又会被扣上懒政、不积极作为的帽子。

5、覆盖面低,险种较少

按照种植面积计算,2014年我国主要农作物的保险覆盖面只有55%左右,而同期美国主要农作物的参保率则高达80%以上;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的农业保险主要是建立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农协会来保证近100%的参保率。 从保险品种看,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品种共有几十个,其主要是为了保障参保农民的生产成本; 而美国目前已经有150多种农作物被纳入农业保险范畴,可选择投保的品种则超过300个。 基于此,应该增加农作物的保险覆盖范围和险种,由此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投保。

四、农业保险的政策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

特别是近期党中央决定向党组织涣散的地区选派第一书记的决定,切实提高广大第一书记对农业保险相关政策的了解,使他们在面对基层农民的时候能够将这个惠民政策讲的清楚,让农民听的明白。 同时我们政府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积极组织专家学者深入乡村开展知识讲座, 具体讲解农业保险的有关知识,引导农民自愿参保投保。

2、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农业保险的内容相对固定下来

我国应加快立法进程,将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经营原则、经营主体资格、运行方式、农民的参与方式、精算制度等内容做出具体的规定,确保其可操作性。 同时要明确各乡镇机关职能部门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上的定位,为农业保险制定合乎实际的安排。

3、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

首先, 各级政府需要对承保公司予以适当的财政补贴,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补贴范围和金额;其次,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预算,提高补贴比例;最后, 进一步挖掘一些龙头企业在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促使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队伍。

4、扩大农作物的承保覆盖范围,增加险种

增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需要紧密结合政策推行的实际情况,推出真正符合农村生产生活需要与提升收入水平的保险产品。 比如针对蔬菜大棚、鱼塘承包、水果种植等险种, 按承保对象的收入和风险接受程度制定特色的、 有差别的费率,充分发挥保险根本性的功能———防损防灾的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

5、强化农村保险组织体系的建设

积极吸取国外先进国家农业保险的经验,在乡镇乃至几个农村建立农保办公室,归国家农业部管辖。 各基层农保办公室则具体负责各项政策的实施与意见反馈,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规范、有序、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庹国柱:略论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4).

[2]周延礼:我国农业保险的成绩、问题及未来发展[J].保险研究,2012(5).

[3]包琼:对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调查与思考[J].西部金融,2014(5).

[4]魏松: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J].北方经济,2006(6).

[5]周洋: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几点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14(20).

[6]曾光:农业保险财政投入问题若干思考[J].地方财政研究,2010(2).

[7]化庆安: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面临困境与对策建议[J].金融纵横,2011(7).

[8]巴曙松:对我国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创新问题的几点看法[J].保险研究,2013(2).

[9]杨晓娟、刘布春、刘园:中国农业保险近10年来的实践与研究进展[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2(2).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5

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今年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做深“三大工程”，要求以扩大服务面为目标，在乡村机构网点覆盖的基础上，抓好客户金融服务覆盖；对农村信用社又同时提出了优化网点布局，稳步增加农村服务网点，持续推进网点的向下延伸和空白乡镇的网点覆盖等工作要求。农村信用要实现机构网点和金融服务“双覆盖”，既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自身立足农村，谋求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农村信用社既要商业可持续发展，又要实现服务“双覆盖”，还存在较多的实际困难。因此，XX联社对辖内金融服务双覆盖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希望通过政策扶持和政策引导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当地农村金融服务质量。

一、基本情况

1.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XX区辖11个镇，2个乡，共167个村，2012年末，户籍总人口39.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0.19万人，城镇居民人口8.86万人。2012年末，XX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33465万元，比上年增长16.5%，经济总量在全省区县排位中居第103位；实现农业增加值126828万元，比上年增长4.5%；

年末全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6户，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71.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9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实现地方公共财政收入9726万元，比上年增长20.0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80元，比上年增加2598元，增长17％；农民人均纯收入7589元，增长14.71%。

2.乡镇区域内金融机构设置情况

XX区辖内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农行、工行、农发行、城商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而邮储银行分布在辖内各乡镇，部分乡镇还有农行及工行的营业网点，XX农村信用社网点遍布城乡，覆盖全辖13个乡镇，是辖内机构网点最多、客户资源最广的金融机构。

3.机构网点设置、人员，电子机具配备情况

XX联社现有网点22个，其中城区网点5个，乡镇网点17个，在职员工183人；全区信用社共设立ATM机17台，在全区各乡镇设立金融服务点189个，在各行政村设立金融服务点483个，在各乡镇设立POS机15台。截至2012年末，全区信用社累计设立双覆盖网点数726个，较2010年初增加709个。

二、当地金融服务需求情况

XX区农业生产方式单一且发展不平衡，产业化程度不

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新农村建设步伐发展不均衡；工业经济整体实力不强，总量偏小，横比仍滞后，核心竞争力弱，招商引资潜力挖掘不够，聚集度尚不成气候；第三产业发展仍然落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产业聚集度不高，商气不浓。因此，XX区金融服务需求主要呈以下特点：农户有储蓄需求，但以现金形式为主，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普遍存在需求；小微企业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尤为迫切；受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少、金融服务推广难，尤其是那些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行政村，长期以来金融服务严重缺位，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金融支付结算工具欠缺，制约支付结算业务发展。

三、农村金融服务工作开展现状

XX联社始终坚持“三农”服务方向，紧紧围绕联社工作目标和重点，按照“立足农村，面向三农”；立足社区，面向中小微企业，服务区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以支持产业结构和城乡统筹发展为重点，努力改善支农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一是优化网点布局，在全区各个乡镇装设置营业网点，实现双覆盖，近年来，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对20余个网点进行修改造，力争把每个网点都建设成实力更强、功能更全、效率更高的服务窗口。二是为了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便利的银行服务，以信息化助推城乡金融一体化，ATM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短信银行等电子化服务体系覆盖城乡，让广大农民可以享受到现代化、全方位、多功能的自助金融服务。截至2012年末，已投入资金逾200万元在全辖全面布放EPOS便民取款点672个，实现行政村100%双覆盖，使农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办理转账、查询、取款、还贷等金融业务，并在全辖各村民委员会建立了“农户联络点”180个，加强与农户的沟通和联系，加大各项金融知识、金融服务和新业务的宣传。三是强化措施，保证“三农”资金需求，凡是农户在资金上有需求，还款来源上有保障的，都积极予以贷款支持，进一步提高小额农贷覆盖面、受惠面及满足度，较好地解决了“三农”贷款难问题，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并做好辖内退耕还林、粮食直补、生猪补贴、低保等各类政府补贴的代理发放。

不论是物理网点、便民取款点还是POS机的设立和运行都需要大量的人力，XX联社在人员编制紧缺的情况下，抽调科技、行政人事等部门员工落实以上工作，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力资源的紧张；同时，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布设便民服务点、ATM机等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而收入仅仅以获得手续费为主，总体处于亏损状态。

四、存在的问题

目前本地区各乡镇只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三家金融机构，而真正扎根农村、服务“三农” 的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由于存在对农村资金投放较少、资本充足率不足，不良贷款率较高、股权过分分散、风险共担机制未形成等方面的缺陷，其服务“三农”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同时，虽然XX联社在改善辖内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农村的文化差异，使多数群众在办理支付结算业务时，主要还是习惯使用传统的现金结算，对各类支付结算工具的应用存在认识不清、不愿使用的现象。

五、政策建议

涉农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与其商业化运作之间客观上存在矛盾，因此建议针对农村金融出台相应的政策扶持措施，并将其制度化、长期化。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村金融扶持力度很大，但从目前情况看，农村信用社60年来的历史包袱仍然沉重，风险状况依然严峻，业务经营仍很困难，如不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单靠其自身努力很难实现为农村地区提供有效、优质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业务的良性发展。建议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方面向农村信用社优惠倾斜，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其消化历史包袱，引导和激励其加大“三农”投入；对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财政支持，对农村信用社可以适当降低各种税负；按照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小额担保贷款风险损失补偿的模式，财政可以考虑为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支农贷款提供风险损失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6

摘要：本文运用1996年－2008年财政教育支出相关数据，从支出总量、结构以及地区分配等方面分析现状，并提出完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教育支出；支出结构；地区差异

教育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无不大量投入资金，成为提供教育服务的主力军。在我国，教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在逐年递增，但在教育支出总量、结构以及地区分配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

一、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现状

1.财政教育支出整体投入不足

教育经费短缺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政府投入不足则是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根本原因。根据表1显示，自1996年以来，随着我国GDP的增长，财政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也在不断增长。但是从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则远低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教育法》规定的“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CDP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的目标”。

2.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

从教育经费在各级教育的分配比例来看，财政教育支出分配比例不合理。

如表2所示，财政对各级教育的支持力度虽不一致，但总体上看规模都是不断增长的。从财政教育支出在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结构的分配上看，各级支出人均投入相差过大，对基础教育重视的不够，对其投入相对不足；而对高等教育投人比重过大，使教育投资内部结构不合理。2002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投入开始呈下降趋势，财政教育支出的级差趋于逐步缩小的趋势。

3.财政教育支出地区差异过大

我国目前各地区的教育支出水平严重不平衡，落后地区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地区的水平。2008年，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居前三位的省区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其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分别是662.18亿元、465.33亿元和418.87亿元；位于最后三位的省区分别是海南、西藏、青海，其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分别是48.54亿元、40.37亿元和39.14亿元。从中可以看出，位居第一位的广东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是最后一位青海的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的16倍，地区间的教育支出差距过大。

二、完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对策建议

1.从总量上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属于公共事业，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中应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提高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确保现有预算口径的教育支出稳定增长，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同时可以通过发行公债等方式扩大筹集教育资金的渠道，从总量上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2.调整教育支出的分配结构

不断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在保证财政性教育投入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加大初、中等教育的投资力度。义务教育(一般指小学和中等教育的初中阶段)应成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重点，将义务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增加对义务教育的公共投人，提高义务教育中公共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实行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样才能解决我国整体教育素质偏低的状况。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投资也不能减少，在扩大财政性教育投资规模的同时，调整教育支出结构。高等教育还应该大力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全社会参与战略，采取自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办学模式。

3.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促进教育水平均衡发展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7

关键词：绿色建筑,发展,政策,制度

绿色建筑是当前建筑行业的主流趋势, 能源的缺失, 自然资源的持续减少, 都警示着环保的重要性。推广绿色建筑能够促进我国的环境优化、民生改善、节能减排以及城乡建筑业建设模式的发展路线转化, 而且能够推动生态文化的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也曾多次对于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性进行强调。但由于我国建筑业的能耗较大, 所以节能工作的压力也始终比较大。但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我国建筑的舒适标准是偏低的, 但每平方米的采暖所需耗能量却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这也充分说明, 高耗能也并不是对居住舒适度的绝对保障。所以现今建筑企业的重点应当是加强对绿色建筑的推广, 促进绿色建筑事业的发展。因为绿色建筑能够在整个建筑的全寿命期内, 最大程度的节省能源、降低污染程度、保护生态环境, 从而提供给住户更加舒适高效的居住空间, 所以绿色建筑不但具有很高的居住舒适度, 也能有效的对能源进行节省。不仅能够达到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 也能够提升建筑行业的工程效益, 可以说是建筑业发展的大趋势。

1 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我国的绿色建筑事业是从建筑节能工作开展后开始起步的, 建筑节能工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面展开的, 并且在开展后, 针对建筑节能的相关规章及政策也开始不断出台。2005年时绿色建筑的理念第一次被提出, 而后的两年间, 相关部门就建立了相应的绿色建筑法规政策, 绿色建筑工程正式启动, 截止2012年年末, 全国累计评定出的绿色建筑评定标识项目已经达到了700多项, 总体建筑面积超过了7 500 m2。而且许多绿色建筑项目也有效的体现了我国建筑方面的先进性与科学性进展, 比如2013年6月揭牌的江苏省绿色建筑与生态智慧城区展示中心就是十分优秀的范例, 其结构是拱形, 被四部分用钛锌板所制成的伞形顶盖所覆盖, 而建筑的这些区块都是可以拆卸且可以进行回收与再利用的。另外屋面还具有光伏、墙面直绿化、雨水收集及循环水利用等科技化的节能功能, 这样的绿色建筑不但体现出了绿色建筑的优势, 也有效推动了绿色节能事业的发展, 对节能理念进行了有效的推广。

2 我国绿色建筑政策的挑战

1) 对绿色建筑的认知有差距。绿色建筑的理念自产生以来虽然得到了较好的推广, 但社会上对绿色建筑的认知仍然存在部分错误, 有认为绿色建筑就是高科技高成本建筑的错误倾向。这对绿色建筑的广泛普及产生了影响。而且部分地方的政府还并未把绿色建筑环节提升到改善民生及改变城乡建设的重要高度来看待, 普遍存在主动性与紧迫感不足的问题。而且多数规划师与建筑师对于绿色建筑的概念还不够熟悉, 施工企业对于绿色建筑市场的投资回报量也没有清楚的了解, 所以对项目的决策产生了影响。消费者对于绿色建筑的优势与环保效果也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觉得有或没有都不重要, 所以市场需求也还需要提升。而相关部门及专家还并未对怎样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形成共识, 还会有对国情缺乏考虑盲目推崇西方的绿色建筑评价准则的情况产生。而且不结合建筑的全寿命期来进行多方面思考, 盲目的利用尖端技术也会对绿色建筑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2) 相关的制度体制不健全。现有的绿色建筑评估准则覆盖范围还有不足, 部分的指标存在设置不科学的情况。绿色建筑所涉及的学科及环节都相对较多, 虽然相关的各个学科都已经有了标准的体制, 但相互之间还缺乏有效的协同与融合, 导致施工、设计、运行维护及验收等各方面的专业技术准则与评估准则配套性不足, 相关的标准项目不足, 特别是缺乏相关的定额准则, 很难有效的对建筑工程实施有效的约束与指导。3) 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不完善。绿色建筑的相应政策与法规系统都还存在不足, 尤其是能源法、建筑法、节能法等方面都还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位, 导致绿色建筑事业缺乏强大的法律支撑。而且设计、施工、运作、策划、拆除的全寿命周期建设管理体制还不够强, 特别是在大范围发展绿色建筑的前提下, 怎样对绿色建筑的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是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现有的相关制度, 对于建筑设计、施工及节能方面有充分的重视, 但对于节材、节水、节地、环境维护、垃圾回收及建筑拆除等方面还并没有充分的重视。4) 缺乏技术支撑。现今绿色建筑的基础研究环节还比较薄弱, 难点重点技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与突破, 而且目前还并未形成合乎建筑功能及地区特色的技术体制, 建筑工程中的策划、设计、咨询、评估、建设、测评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及专业机构都尚有缺乏。由于发展较慢, 而且建筑产业与建材的结合度较低, 各项建材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产业的技术支撑力偏弱。

3 政策建议

1) 对发展目标及路线进行明确。应当将绿色建筑的发展作为建立环保、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措施。落实好国家发布的战略策划, 强化各相关部门的协调、统筹及协作, 用绿色观念对城乡的建设工作进行指导。把实际情况与理想目标进行有效的结合, 有序的推进, 最主要的是为建筑业的后续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 而不是一味追求绿色建筑的星级评价标识项目总数。不但要树立起绿色建筑的理想标杆, 还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妥善的分阶段目标确立。2) 对相应的法规体系进行完善。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绿色建筑的评鉴标准需要加紧制定, 而且对办公楼、商场、宾馆与住宅的评价准则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要出台更多适应医院、机场、学校、车站等公共设施的详细评鉴准则。对政府进行投资的建筑, 应当尽快对建设基准、核定造价定额及工程预算进行修订。对现存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补充, 为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依据。3) 对建设过程实行严格的监督。需要以现有的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体制为前提, 逐步建立起绿色建筑的审核体制, 加强立项、策划、土地出让、施工等环节的管理。在土地出让的环节中, 要将绿色建筑发展的相应要求作为土地出让的前提条件, 在施工图纸设计审核标准中要加入绿色建筑的审查项目。没有经过审查的工程不可颁发施工的许可证明。另外, 应当建立起建筑物拆除的审批体制, 对于不合乎拆除条件的建筑物不可予以报废拆除。

4 结语

我国是人口密集的大国, 建筑行业则是支撑着庞大人口生活质量的基础产业, 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快, 能源及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增加, 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背道而驰, 也违背了自然发展的规律, 而绿色发展是能够有效帮助国家脱离这种困境的生机产业, 这一项目具有的节能、节地、节材、节水的环保理念, 能够大幅度节省国家的资源、并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地维护, 所以绿色建筑必然是建筑行业发展, 乃至国家发展中的一大趋势。

参考文献

[1]卜增文, 孙大明, 林波荣, 等.实践与创新:中国绿色建筑发展综述[J].暖通空调, 2012, 42 (10) :31-32.

[2]历锐.绿色建筑体系的发展[J].价值工程, 2012, 31 (19) :55-57.

[3]隋红红.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法规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12.

[4]田慧峰, 张欢, 孙大明, 等.中国大陆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及前景[J].建筑科学, 2012, 28 (4) :15-16.

[5]李学征.中国绿色建筑的政策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 2006.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8

一、房地产业市场现状分析

房地产业关系国计民生, 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1998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 我国的房地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图1知, 房地产投资额占GDP比重仅在2003年比上年略有下降之外, 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2007年、2008年所占比重更是达到了近12%。2008年统计公报显示, 房地产业投资完成额30, 580亿元, 其中90平方米以下住宅6, 416亿元, 经济适用房983亿元, 经济适用房投资完成额占3%。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 整体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房地产业市场销售量明显下降, 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和住宅新开工面积增幅明显下降, 土地购置面积、完成土地开发面积同比为负增长, 市场信心明显不足, 但是2008年房地产业投资额仍占GDP近12%的比例。

受总体经济形势影响, 2008年房地产业增长不快, 但是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一是房地产业所占GDP比重较高;二是房地产业关联度强, 可以带动上下游众多产业的发展;三是房地产业近几年市场扩张能力强、需求弹性高、而且生产率不断上升, 解决了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四是从长远看, 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刚性需求、以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和旧房拆迁改造等需求, 决定了我国房地产业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

二、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分析

(一) 市场配置作用分析。

一般认为,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实质, 即其本质是市场机制, 更进一步讲, “看不见的手”就是客观的市场经济规律。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 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资源达到最佳配置, 政府不应该加以干预。按照这种观点, 对目前国内房地产业低迷现状, 政府不应该加以任何干预, 而应由市场来进行自我调节。但是, 市场本身有局限性, 特别是房地产买卖双方处于信息不完全, 房屋供给与需求矛盾, 以及市场理性人假设的问题, 使得房地产商不可能降低价格以减少库存、收回流动资金。房地产本身是一个投资巨大、周期较长、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行业,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有着密切的资金信贷关系, 地产商不可能主动放弃高利润。所以, 让市场来调节房地产业是不能保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

(二) 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分析。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目的就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充分就业、保持物价平衡以及贸易平衡。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第一季度的房产交易量已有回暖的迹象。但是, 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 房价依然偏高, 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不断高涨的房价, 要保证“居者有其屋”, 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政策, 让房价回落到大多数百姓能接受的价位, 这不但能解决目前内需不足的矛盾, 而且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也大有裨益。当前形势下, 政府应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引导、规范房地产企业正常经营、发展, 为房地产业发展营造更加适合的发展环境。房地产业和其他行业一样, 并不是只能维持高利润而不能亏损的行业, 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 房地产业应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积极配合宏观政策, 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三、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一) 完善相关房地产制度。

坚决遏制投机性购房, 限制投资性购房, 满足实际住房需求人的购房意愿。借鉴国外房地产税收体系, 如法国要求居民个人缴纳的房地产税包括居住税、建筑土地税、控制住宅税和财富税, 可以尝试制定征收物业税, 考虑到土地增值是房产增值的主要因素, 将土地和房产一起作为征税对象, 物业税主要用于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 所以物业税应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即对所有住宅进行征收后, 再对低收入者、无收入者以及失去劳动能力者进行税收补贴或返还。

(二) 制定房地产成本公开制度。

近期公布的年报显示, 2008年, 房地产行业利润竟然高达61.64%, 远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说明房地产行业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政府不应该出台政策维持房价在高位运行, 而应该健全法规、制度, 要求房地产公开土地成本、建材成本、税收、管理费用等, 让成本、价格逐步透明, 抵制暗箱操作, 杜绝寻租腐败行为, 鼓励竞争, 允许合理利润, 排除暴利, 让房地产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 完善、利用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是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和法制化的主要形式。其目的是帮助经济有困难的人群解决住房问题, 2008年末, 我国公积金处于闲置状态的有5616.27亿元 (金融时报:2009年3月24日) , 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但是很多有真实购房需求的购房者却因不符合公积金贷款要求而被拒之门外。政府应不断完善公积金制度、加强住房公积金监管的办法与措施, 适当扩大公积金适用范围, 让真正需要帮助的购房者能享受到政府的支持, 既可以扩大内需, 又可以减轻购房者的资金压力。

(四) 落实政策, 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

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并且严格控制房屋建筑面积和房屋交易条件, 加强保障性住房监督和管理, 加快集中成片棚户区的改造, 改善老百姓的住房条件。

四、结语

当前经济形势下, 房地产业应该在政府引导和监督下, 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进行审查、监督、支持, 企业自身不断创新, 规范内部管理, 开发满足大多数居民居住的产品, 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使房地产业步入绿色、环保、和谐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朱中一.保持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J].城市开发, 2008, 11:6~9

[2].洪广欣.如何理解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J].探索, 2008, 6:190~193

[3].魏涛.法国个人房地产税体系透视[J].涉外税务, 2008, 12:44~47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9

1 问题的提出

1.1 农村新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优化社区服务和管理,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新社区建设, 是原来的社区建设的2.0版本, 内容更加丰富, 标准要求更高, 社区模式更多, 社区范围更大。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缺乏问题, 推动社会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让公共服务惠及全体民众, 实现城乡社区服务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农村新社区建设是夯实基层基础的需要

近年来, 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从面临的形势来看, 基层基础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部分经济水平发达的和区位优势明显的村成为“城中村”, 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相互交错;部分规模较小和位置偏僻的村则成为“空壳村”, 村干部人选渠道狭窄、素质较低、管理水平不高, 这些现状, 折射出我国基层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研究治本之策, 积极探索有利于农村长治久安、科学发展的农村结构新模式。

1.3 农村新社区建设是农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

农村新社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了农村社会治理,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服务、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实现农村社区化管理。从村到社区之变, 理顺了居民自治组织、社会服务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关系, 使政府管理和服务基层的职能得以在社区平台上整合集聚, 各种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得以在社区平台上发展壮大, 农村新社区真正成为农村居民的自治组织和公共服务组织, 成为了老百姓真正的家。

2 温州市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现状

时至今日, 温州市农村新社区已历经一轮的建设发展, 对其发展现状加以梳理和剖析, 对于指导各地构建新型城乡公共服务体系颇有裨益。基于此, 我们对温州市鹿城区等8个县 (市、区) 进行了调研, 并随机抽取57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收到有效问卷576份。

2.1 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总体进程

作为国家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 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大力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 早在2011年市委一号文件中就提出了建立健全农村新社区管理服务体制的实施意见, 并出台了《温州市城乡社区规范化建设暂行办法》, 按照“一年搭框架、第二年抓深化、第三年全面达标”的总体进度要求, 计划通过3年左右时间的努力, 将该市现有5405个村组建成800个左右农村新社区, 每个农村新社区的面积和人口约相当于撤扩并以前的一个乡, 力争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农村管理社区化”, 使农村新社区真正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一总体规划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在我们的调查中, 45.1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的村已进行了农村新社区建设, 11.98%的人表示没有, 另有42.88%的人表示不清楚。在新社区建设现状的调查中, 更多的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 表示进展慢、变化不大的占到37.15%, 表示尚未进展、停滞不前的占到8.85%, 7.12%的人则表示不知道有农村新社区建设, 而表示进展快和进展正常的分别占到10.94%和35.94%。

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 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了对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支持。42.71%的人表示十分支持, 52.43%表示基本支持, 而表示不大支持和反对的分别仅有3.65%和1.21%。

基于上述调查我们认为, 温州市近几年农村新社区建设是有成效的, 但距离总体规划目标和农村居民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

2.2 农村新社区建设与治理体制改革现状

2.2.1 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模式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是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温州市目前的做法是采用“转、并、联”的模式, 根据村庄布局实际和“宜转则转、宜并则并、宜联则联”的原则有区别地推进。在调查中, 25.35%的人认为自己所在的村社区组建模式为“城中村”转社区模式, “村、居、点”合并模式的占41.15%, “多村”联合模式则占到27.26%。

在具体的治理结构中, 无论是何种“转、并、联”模式都采用村、居双轨的过渡式的治理方式, 社区管理公共服务, 村“两委”则管理生产。目前这种村、居双轨的过渡方式互为补充, 有效的推动了农村新社区改革。一方面, 传统的村“两委”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村民与村“两委”的关系问题上, 48.26%人表示相互融洽, 9.38%的人表示相互对立, 41.67%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对于村民自治, 29.17%表示非常拥护, 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52.78%的人认为比较支持, 基本上能发挥民主作用;13.02%的人表示不感兴趣, 大事的决定权还在村领导的手中, 另有4.34%的人表示完全不信, 村里的信息村民从来不知道。另一方面, 村两委在自身的素质能力以及资源统筹方面又存在较大的局限。

2.2.2 农村新社区组织建设现状

据调查结果显示, 在组织建设方面, 目前有67.71%的受访者知晓社区居委会, 占比最高。其它的社区组织则知晓程度相对较低, 有23.44%的人知晓社区建有社区党组织, 知晓社区管委会占比为23.78%, 知晓村民代表会议组织为23.96%, 农村新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分别占比11.11%和6.60%。在社区居委会、党组织组织发挥作用的问题上, 表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和同意的比例分别为11.98%、25.35%和43.75%, 另有9.02%的人表示有些反对, 表示反对的比例则为1.56%。这表明当地政府对农村新社区建设的宣传力度较大, 对党组织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尚有潜力可挖。

2.2.3 农村新社区政治生态现状

农村的政治生态是以往农村社区建设抑或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在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对政治生态现状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1) 对于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 调查结果显示, 非常愿意参加的占到了23.61%, 比较愿意参加的占比46.53%, 表示无所谓和不愿意分别占到22.05%、7.81%。 (2) 权益受损的救济途径, 20.83%选择沉默, 什么也不说;而直接找社区居委会诉说或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分别占比31.25%和30.56%, 另有7.64%选择与干部对着干;9.72%会选择到法院起诉。这表明村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的意愿较强, 成立居委会后仍希望参加村委会选举, 维权意识也在增强。

2.2.4 农村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基础设施建设是较为直观的体现农村新社区建设成果的一项指标。就目前调查的情况而言 (多选题) , 大部分的受访者给予了较为中性的评价, 即在调查的几个选项中给出了较为“中立”的评价, 在很好、较好、一般、不好、很不好、不好说六个选项中近半数受访者选择了一般。而在环境、治安、卫生、道路、绿化、照明等选项中, 绝大多数受访者给出了一般以上的回答, 占比在80%~90% (见表1) 。由此可见, 就现阶段而言, 农村居民对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态度是积极的, 但也不难看出, 离大部分人的期望仍然存在差距。

注:括号内数据为所占比例 (%) 。

2.2.5 农村新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公共服务是农村新社区建设的重要方面, 也是新社区优越性的体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 能给社区居民带来最大的实惠和利益。在社区经常开展便民服务的调查中, 完全满意的人占8.51%, 比较满意的占20.49%, 认为一般的占33.85%, 另有21.18%、15.97%的人表示有些不满意和不满意。就服务的需求而言 (多选题) , 55.90%的人表示迫切需要老年人服务, 占比最高;48.26%的受访者表示迫切需要劳动就业服务;分列三、四位的则为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 比例分别为47.92%和34.38%。在文化建设方面 (多选题) , 47.92%人表示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实施比较齐全, 孩子上学方便;26.22%人表示有图书馆、社区文化站等学习的场所, 并对村民开放;选择建有文化广场, 有健身活动的场地占比则为52.43%;表示没什么适宜自己的活动场所的则占比17.19%。调查中还发现, 在闲暇时间, 新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仍比较传统, 在调查中选择人数最多的是看电视、上网、睡觉, 占到了受访者的73.44%;其次是与人闲聊和读书看报, 比例分别为10.52%和5.01%;而参加文化知识或劳动技能培训和社区文化体育活动的比例则不高, 分别5.01%和6.02%。这表明农村新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健全, 但在便民服务、文化知识或劳动技能培训和社区文化体育活动等方面尚需加强。

3 农村新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新社区建设作为一项全新的工作, 涉及认识程度、利益协调、生产结构、生活方式、群众意愿等一系列因素, 当前, 温州市在农村新社区建设中, 面临以下问题需要破解。

3.1 村民参与程度不高

村民是农村新社区建设的主体, 也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离开了村民的参与和支持, 改革将难以持续和深入。从目前的情况看, 农村新社区的建设仍以政府主导为主, 在调查中 (多选题) , 43.06%的人认为没充分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做得不够是影响新社区建设的主要原因 (见表2) 。另一组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推断, 在农村新社区建设核心政策“转、并、联”的了解程度上, 很了解的仅占1.91%, 比较了解的仅占8.33%, 而从未听说过的比例则高达49.48%, 另有40.28%的受访者表示只是听说过。

3.2“三生”发展不同步

理想的农村新社区建设应当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 同步发展。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 出现了“三生”不同步的现象。新社区的建设, 在改善村容村貌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农村新社区建设目前取得显著成效的调查中 (多选题) , 56.42%的人选择了“改善了村容村貌”, 而选择“发展了农业生产”和“提高了农民收入”两个选项的比例分别为20.83%和27.08%, 认同感较低。此外, 选择“推进了乡村文明”的人数占到36.98%。由此可见, 目前农村新社区的建设一定程度上还停留以“农房集聚改造”为核心的硬件改良上, 以居住环境为核心的乡村生态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对于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促进生产增收方面仍旧比较薄弱。

3.3 社区公共服务不足

在农村新社区建设存在主要问题的调查中 (多选题) , 47.05%的受访者选择了社区服务很少, 在11个选项中比例最高。在上文现状部分的调查数据也显示, 社区在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作用的群众认同感不高 (见表3) 。

3.4 社区组织发挥作用不够

通过“转、并、联”的改革, 目前绝大多数农村已经形成了村居双轨的治理结构。农村新社区居委会和村“两委”各司其职,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新社区居委会在农村治理结构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主要原因是因为新社区是由若干个村“转、并、联”而成, 这些村的“两委”仍处于强势, 村干部为维护原有利益对新社区有抵触情绪, 这也是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主要障碍。

3.5 精神文明建设缺乏有效组织

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新社区文化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较多的受访者表示社区建设有健身文化广场或图书馆以及社区文化站等文化活动场所。但另一组数据又显示, 绝大部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仍较为传统, 以看电视、上网者居多。有的社区利用乡镇“撤扩并”后闲置的办公大楼配置了一流的硬件, 利用率却不高。由此可见, 社区文化设施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其内在原因是社区的精神文化生活缺乏有效的组织、引导, 缺少平台。

3.6 财政扶持力度不够

农村新社区的建设覆盖面大, 建设标准较高, 相应的资金需求量很大。尽管温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投入了大量的财力, 但仍难以满足建设的需要。调查中有41.49%的受访者表示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是造成农村新社区建设的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既然政府大力推动新社区建设, 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 那么对农村新社区与城市社区的财政支持要逐渐接轨, 一视同仁。

4 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农村社区是村落式的社区, 农村新社区 (即城乡一体新社区) 是城镇式的社区, 其服务功能应比农村社区程度更高更全。与原有村庄相比, 农村新社区的内在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更加齐全、环境更加优美、服务更加完善、群众自治更加到位。

4.1 坚持民主选举, 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开展民主选举, 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特征, 是实行基层自治的前提。农村新社区的选举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法律上说, 目前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只有村委会和居委会, 新生的农村新社区选举是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还是参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或者另外创制一套全新的办法?是否可以先撤村再进行社区选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 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 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 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走撤村的法律程序, 如果村内矛盾较少, 撤村又可与集体资产量化挂钩, 是比较可行的。从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两个方面, 特别需要明确“非本社区居民能否参选”、“新居民是否有选举权”等问题, 笔者认为, 他们应该享有选举权, 只有这样, 才能在另一个层面实现农业转移农民市民化。在条件不成熟的地区, 可暂实行农村新社区居委会和原村两委并存的格局, 但要理顺关系。在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 建议研究修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 把农村新社区居民委员会也纳入进去。

4.2 坚持“三生融合”的新社区建设方向

2013年12月在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 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 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 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因此, 在农村新社区的建设中, 生产、生活、生态要同样重视。以“三生融合”的思路, 把绿色GDP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 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 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 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同时要注重单体设计与整体景观协调, 村镇建设在统一中寻求特色, 在突出特色中满足规划的统一要求, 建设美丽农村新社区;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 优化开发格局, 发展绿色经济, 保护生态系统, 扩大生态修复范围, 优化体制机制, 打造宜居宜业的低碳新社区。

4.3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农村新社区中心原则上设在村民较为集中、方便村民办事和活动的地方, 注重整合辖区内现有的管理服务资源。按照“整合一批、腾挪一批、提升一批、转化一批”的思路, 扎实推进党员活动中心、社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服务中心、文体服务中心、卫生计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等六大服务中心建设, 为社区居民和基层党员提供包括便民服务、社会管理、文体计卫、居家养老、金融服务等在内的公共服务, 不断增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建立健全政府公共服务网络, 推动职能部门服务资源向农村新社区延伸, 对审批及与审批服务有关的项目, 实行“一站式”服务。着力加强农村新社区的物业管理服务、教育服务、卫生医疗服务、商贸流通服务、文体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等, 把农村新社区服务业作为社区经济增长点和扩大居民就业新渠道来抓,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投资机制, 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社区兴办超市、农贸市场、再生资源回收、通讯、家政等服务项目。要建立长效的社区管理机制, 保证社区正常有序运行, 中心镇 (街道) 范围内的农村新社区城管执法和环境卫生管理, 要及时纳入城市综合管理范围。要加快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

4.4 加强社区组织建设

在条件成熟地区, “村转社区”后村委会淡出历史舞台, 其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要解决3个问题: (1) 集体资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由谁来行使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地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三资合一”的模式, 温州采取的是“资地分开”的模式, 把村级集体经济中的非土地资产与土地资产分开, 对非土地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 而土地资产则建立土地合作社, 保持集体所有性质不变。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承接主体, 两个合作社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建议合并土地合作社和股份经济合作社。 (2) 股改、地改如何抓到位的问题。 (3) 农村集体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是全部量化变现分到人, 还是转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 还是维持目前封闭型的集体经济形态?笔者建议转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实施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 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 夯实改革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 要发扬民主, 做到民主管理, 科学决策, 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居民代表大会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同时, 社区组织应充分吸收有代表性的村干部进入, 适当把握区域结构的平衡。

4.5 注重社区文化建设

“村转社区”, 自上而下地把不同地域、人缘和民俗的村民结合在一起, 离散了村庄原有的自然组织结构, 冲击了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村集体的预期和认同。在这种背景下, 务必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在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加强文化生活的引导, 搭建平台, 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的载体。结合当地的风俗、传统, 打造“一社一品”的文化品牌, 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和信任, 打造社区生活共同体。

4.6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对农村新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 要强化财政扶持, 增加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确保社区日常运转经费, 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整合各部门扶持农村发展的专项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的绩效。同时要保留农村集体供给, 鼓励和引导集体经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同时还要鼓励农村能人供给。增强家乡认同, 完善激励机制, 推进民间精英 (如企业家、侨领等) 带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摘要：温州市作为民政部与浙江省政府合作共建的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 积极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特别是在村级组织“转并联”改革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上取得较大成效。通过对该市农村新社区建设现状的调研入手, 分析了农村新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坚持民主选举, 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坚持“三生融合”的新社区建设方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注重社区文化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现状与政策建议 篇10

一、上海市共有产权房的现状分析

1、共有产权房概念。

共有产权房制度是政府基于全国发展现状, 在结合市场机制同时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的由地方政府让渡部分土地出让收益, 然后以较低的价格配售给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家庭的社会保障性质商品住宅的制度。

上海的共有产权房, 最初是作为经济适用房 (下面简称“经适房”) 出现的, 于2011年在上海全市开展。经过四年的推行, 2014年住建部宣布上海成为全国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城市之一。

2、上海市共有产权房供给现状。

2012年, 上海市政府制定的《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1-2015) 中指出:“着力推进共有产权保障房制度, “十二五”期间预计新增供应达到预售标准的共有产权保障房2500万平方米、约40万套, 明显改善本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从共有产权房供给数量和价格来看 (以2013年为例) , 2013年上海市政府共筹建3万套房源。根据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公布的共有产权房选房结果可知, 2013年上海市选房通过户数共27461户, 共有产权房的建筑面积在50-80平方米。同时, 共有产权房价格从2011年至2013年价格均维持在5000-9000元/平方米, 涨幅5%-10%。相较于市场上普通住宅2-3万元/平方米的价格, 已经相当利民。由此可以看出, 政府始终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共有产权房制度的探索与实施。

从共有产权房准入准则来看, 自2010年以来, 上海市共有产权房的准入门槛一直在降低, 截止2015年已经历经五次调整。2012年, 上海降低共有产权房的准入标准, 月收入达5000元的也可以申请;在2013年的调整中, 将单独申请共有产权保障房的单身人士年龄从之前的男性满30周岁、女性满28周岁调整为男性满28周岁、女性满25周岁;2013年10月末, 上海共有产权保障房开始摇号选房;2014年, 政府第五次放宽准入标准, 规定3人及以上家庭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限额从5000元调整为6000元, 人均财产限额从15万元调整为18万元;2人及以下家庭的申请条件, 还可以在前述标准上上浮20%。

3、上海市共有产权房需求现状。

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 其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 城市化进程也逐年加快。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7年年末户籍人口1378.86万人, 常住人口2063.58万人;2013年年末户籍人口1432.34万人, 常住人口则突破2400万人, 达到2415.15万人。在这其中, 有30%以上的城市居民收入处于中低水平。并且2013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7.5平方米。考虑到高收入群体住房的影响, 也不排除一些经济困难却不符合共有产权房购买标准的家庭, 政府3万套的共有产权房的供应是远远不够的。

2012-2013年上海共有产权房摇号选房结果更加深刻地证明了这点:选号结束后预计累计受益家庭达到6.5万户左右, 如果将两代同住家庭考虑在内, 这部分家庭房源大多保留, 因此实际受益家庭近10万户左右。同时, 共有产权房可以释放房地产高端靠市场、低端靠保障双层格局中的“夹心层”群体的购房需求。由此可见, 共有产权房政策的推行尤为重要。

二、上海市共有产权房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共有产权房在经适房的基础上推行, 从2011年至今其政策经过不断地推进、演化, 但其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现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共有产权房供需失衡。

相较于以往的经适房, 共有产权房部分政府出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购房难题, 但其供需异位的现象依然存在。以2013年为例, 政府供应房源3万, 实际申请并通过的仅27461户。共有产权房的目标人群是中低收入家庭, 但这部分人群的人均月可支配额并不高。按照共有产权房70平方米、8000元/平方米、购房者出资70%的情况来算, 购房者需承担39万, 除去20%的首付, 每月还贷近2000元对于收入中低人群也是不小的压力;更不提共有产权房由于控制成本大多距市中心较远交通不便。受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限制, 真正能够买得起房的人往往并不是社会中的中低收入群体, 因此虽共有产权房政策一再降低准入门槛, 实际达成的结果仍值得探究。

2、共有产权房供应存在牟利行为。

政府在实施共有产权房政策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工作疏漏, 乃至暗箱操作, 导致一些不符合共有产权房准入标准的关系户更甚是一些收入水平较高的“富人”获得购房权利。不仅如此, 但就符合购房标准的家庭来说, 私下出租共有产权房、改变住房使用性质或另寻渠道再次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行为屡见不鲜。对于这些群体的牟利行为, 我国现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完善, 无法彻底抑制此行为的出现。同时, 从正常购入共有产权房的家庭来说, 房贷的压力抑或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 都可能引发断供, 导致共有产权房被回收, 原投入无法收回。而共有产权房上市再交易时, 政府回购个人产权估价虚高, 就会存在政府牟利行为;同样的, 购房者在回购政府产权时, 市场估价的降低, 也能使其获得额外收益。

3、共有产权房运作机制不完善。

共有产权房供应存在建造、申请、分配、售后监管和退出等各个环节, 某些环节中存在的漏洞容易使共有产权房失去住房保障的功效。从建造环节来看, 政府委任房地产商负责共有产权房的建造, 但房地产商的趋利本性会影响房屋的质量及审查。从申请环节来看, 即便通过公开选号公示但不够严格的审查使得虚假证明横行, 交易对象的家庭状况不能确定, 政府和购买者的产权比例的分配准则也不明确。从售后监管环节来看, 由于监管力度不高及购买人信息统计不完全, 从而导致政府的补贴利益外溢。从退出环节来看, 共有产权上市再交易时回购的产权价格受到市场评估的影响, 政府和购买者共担风险, 两者的退出问题难以解决。而政府在交易时拥有的优先购买权利, 可能使共有产权房变成“官员特权房”。共有产权房供应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 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运作机制的运行成果, 完善共有产权房运作机制刻不容缓。

三、完善上海市共有产权房政策建议

针对上文提出的共有产权房供需失衡、牟利行为的存在以及运作机制的不完善三个方面的问题, 下文将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希望政府能积极改正现下存在的问题, 切实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住房,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1、保证共有产权房供应数量, 增加共有产权模式。

事实证明, 共有产权房的实施有利于缓解中低收入群体和“夹心层”的住房难问题。但往年供需失衡现象的出现, 大多源于共有产权房的准入门槛和价格问题。政府应根据居民实际能承担的经济压力将共有产权房划分为出售与出租两类, 即政府与购买人共有产权, 满足有能力承担部分产权的中等收入家庭购买需求;或政府给予房产商政策优惠并与之共有产权, 以低价格出租给低收入家庭保障其住房需求。同时, 政府应在保证共有产权房每年实际竣工数量的同时, 控制成本使共有产权房的价格处于购房者可接受的较低水平。

2、加强监督力度, 完善信用体系。

明确共有产权房的购买群体, 是共有产权房政策的首要问题。上海市政府应建立覆盖全城的信用体系, 并实时监控政府工作的开展实施情况, 从根源上杜绝共有产权房购买者虚假申报及私自更改共有产权房使用性质行为的出现。在加强政府监控力度的同时, 也应重视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作用。通过媒体的积极引导和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 规范政府行为。

3、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完善共有产权房运作机制。

上海市共有产权房政策推行时间不长, 其相关法律法仍不完善。如共有产权房转让出售的处罚、上市再交易公平的分配原则、可否租赁、能否质押贷款等细节性问题都未作出明确性规定, 只能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 从而导致制度存在不稳定性和随意性, 容易造成“捡漏”行为的出现,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势在必行。同时, 共有产权房运作机制的环环相扣, 不仅要求政府加强每个环节监控, 更要改进每个环节实施手段实现机制的顺利运作。建造环节, 加强对房地产行为的监控;申请环节, 实名制信用体系监管;售后监管环节, 完善政府内部机制;退出环节, 建立售后动态管理。各个环节紧密相连, 各自协调发展才能使整个共有产权制度的平稳运行, 最终实现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 0.4—聚焦民生》[Z].2011

[2]中研网.从经适房到共有产权房上海准入门槛一再降低[EB/OL].2014.

[3]新浪网.“十二五”期间新增保障性住房100万套.2012

[4]上海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