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文化批评

躁动的文化批评（精选七篇）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1

一、文化批评的时代

“文化批评”的理念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西方人文学界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研究信念, 很多学科都把这个理念作为自身存在之合理性的必然借口, 许多学者都身不由已地投入到这场文化批评的运动当中。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 “文化批评”这种思想并不新鲜, 仅从近代以来, 西方人文学界就已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文化批评时代”:一次是十九世纪末, 以马克思主义、韦伯的社会分工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权力意志论为代表;另一次是二三十年代两次大战的间歇期, 主要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美国的纪实批评主义三方面的批评模式。这两次文化批评时期虽各有其薄弱之处, 但它们留下的理论创见和实践依然是这一次自六十年代悄然兴起、八九十年代达到热潮的文化批评时代的精神资源, 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 几乎已成为学者们“不言自明”的理论先见了, 如同一个新生儿身上带着父母的基因一样。

但这一次文化批评的时代毕竟有自己的新的语境和新的理论工具, 因而也显示出不同于前两次的独特之处。这就是当今“后现代主义”时期的特殊语境, 反权威、反中心、反理想主义已成为学界的普遍信念, 实际上处于“对共识的怀疑”的危机之中;经过解构主义的恶作剧式的解构, 每门学科想要获得承认的第一步便是该学科的学者必须对自己学科的“存在之合理性”作出反省, 同时, 也促使学人反思, 自己的“解释的背景”和“表述的可能性”。总而言之, “表述的危机”成为人文学科中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强烈地被感受到的一种焦虑。因而, 在丧失共识性的同时, 统一框架的设想也成为被耻笑的乌托邦, 每个人都得清醒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 因为他是学者, 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 为社会而存在。”6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在为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异化着他们的人性, 五光十色的生活刺激着都市人的感官, 同时也肢解着他们的灵魂。对于当代中国的艺术家来说, 对当代人的关怀与否是他们能不能在这个都市化的时代有意义地生存之关键。

艺术家不可漠视他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当代的中国社会为艺术家提供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自由空间, 搞艺术成了许多人向往的一个职业, 艺术家在自己得到解放的同时, 也应该指向其他个体, 为社会的发展, 为中国人的全面发展, 解放提供更多的思想上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p100

地谨守住自己的研究所具有的广泛的相对性和适当的普遍性——这是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新的理论工具最主要来自三方面:福柯、吉尔兹和罗兰·巴特。福柯以侦探的眼光发现了隐含在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 吉尔兹像法官一样宣告一切文化都是文本, 而罗兰·巴特 (后期) 就像一个精熟法律条文的律师一样用符号学的方式解读着法律 (即文化) 中的权力规则并玩弄着法律中的漏洞。这些新工具和以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武库的多种工具组合成了每个学人自己独特的理论背景, 当他们以此去解释社会-历史这样一个超级大文本时, 既能体验到阐释的乐趣、创造的振奋、批评的快意和实验的涌动, 同时, 也必然会感受到表述的焦虑。

二、人类学的转向

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 二位作者出版了此书, 因而此书既是人类学 (本文中提到的人类学均指“文化人类学”, 下同) 在此时代危机中的产物, 也是对危机的应对。

应对的第一步是为人类学的合法性作出当代阐释。每一项事业都有其多种可解释性。但人们解释它的侧重点则是由解释者所身处的思想语境所赋予的。正如接受美学所认为的那样,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因时而异。当人类学走过百多年的历史来到二十世纪末时, 它也不得不为自己在文化批评时代中的存在必要与潜藏的生命力作出对质疑的回应。二位作者于是把人类学的任务疏理为两方面:一是对异质文化的细致描述;二是通过民族志的工作方法对本土文化进行批评。以前人们对人类学的任务仅仅理解为前一方面所包含着的“拯救”功能和“发现新奇”功能, 但作者通过简要的梳理告诉人们:人类学历来就具有文化批评的功能, 它和描述异质文化一样, 都是人类学家对社会作出的允诺, 只不过多年来这一方面的允诺实现得不够有力而已。于是人类学在当代学界获得了立足的充分理由, 甚至在读完全书后, 我都已相信了人类学在当代学界还有其必要理由——缺乏人类学的

2、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M].李政文等译.昆明:云南出版社, 1999.

3、王林.从中国经念开始[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5.p12.

4、孔新苗, 张萍.此刻、此地、你我共有[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5、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p124.

6、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p42.

何谦, 男, 1977年10月生于江西铅山, 2008年6月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安顺学院艺术系讲师。

当代文化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人类学中的伟大传统:相对主义和“两面性视野的个案并置法”以及最核心的人类学贡献——民族志, 这些都是人类学固有的文化批评传统, 一直是思想界批判、抵抗欧洲中心主义 (早期人类学没这一点) 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论支柱和资料依据。还有, 民族志中往往使人看到“高贵的野蛮人”, 他们对自然的尊重、亲密的社区生活和保留了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已成为对西方现代文明发展所造成的这三方面的“缺乏”的畸形社会生活的强有力批评。这些都是人类学传统中潜含着的、固有的文化批评功能。因而, 其在当代学界中理应占有一重要位置。

应对的第二步是对人类学的“民族志”工作方法所具有的文化批评的重要意义作进一步的发扬。作者力图使人们意识到, 民族志将是强有力的文化批评的方法与工具。“民族志和民族志批评的力量在于它们对细节的注重, 在于任何归纳过程中对场景的持久尊重, 在于对持续的意义复杂性和任何情境中的多种可能性的充分认识” (第6章) 。为了进一步发扬人类学的文化批评意义, 作者把“文化批评的理念”解释为:“首先把批评者放在与被批评者的关系之中;其次是批评家必须能够提供可以替代其所批评的状况的建议” (第5章) 。由此出发, 可以看到人类学 (尤其是民族志) 非常符合 (尽管不是唯一, 但也几乎是“最符合”) 这两条信念, 因为民族志恰恰以其深厚扎实的工作方法能够出入于两种文化之间并最有可能通过比较来进行言之有据的批评和提供可替代性模式。这也许是作者从人类学立场出发的一种“修辞”, 因为据此二条标准衡量, 将会发现许多其他的文化批评方法并不都与此相符, 许多批评都只能是揭示文化在物质运作中的权力蕴含与文化对人们生活真实面的遮蔽, 而根本不具备提供可替代性模式的功能。在此, 作者可能已把人类学的功能悄悄地部分转换成了政府部门雇佣的某些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功能了。因而, 作者虽然两次提到弗里曼对米德在萨摩亚进行的民族志工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攻击, 但依然多次把米德作为人类学者中自觉运用文化批评并对美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成功典范, 弗里曼的指责被轻描淡写地弹回去了。尽管如此, 作者通过大量引述六十年代以后的人类学经典作品和条理清晰的论证, 使人无法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学将在文化批判中迸发出巨大的激情以实现它对社会的第二个允诺——文化批评的民族志之花将开得非常灿烂。

应对的第三步是作者倡导人类学的回归:回归文化批评, 回归本土文化。前一种回归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它不仅是对时代危机的应对, 也是人类学内部的必然趋势。回归本土文化亦同样是内外的观念变化所致。从外部来说, 随着全球经济化、一体化的浪潮席卷, 人类学对异质文化的描述任务在降低, 因为已几乎不可能再有“原始”的社会群落, 人类学的部份对象“失落”了;并且由于影视业、旅游业的飞速发展, 人类学的部份任务也被取代了;再者, 人们对原始浪漫的情调的兴趣也转移到问题越来越多的本土文化之中。如果民族志再固守海外作业, 将会发生一种“倒逆的民族志效果”, 如作者所举的例子:一个接受人类学者调查的印第安人竟先去捧读一遍克鲁伯的大作才会作出回答——信息时代里原先的部落已把别人对他们的民族志研究当作自己文化中的一部份了。这样的民族志显然已不再有足够的“拯救母题”和“发现奇异母题”之功能。因而, 民族志的战略性转移——回归本土——势在必行。民族志的对象并未消失, 而只是变得更为复杂, 也更具挑战性了。同时, 回归本土也是为了回归文化批评, 也是在民族志已充分向人们展示其相对主义功能之后, 将更好地发挥其在相对之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任何一门学科在当代都已不再可能独守一种功能:绝对的相对主义其实就是相对的绝对主义, 而绝对的普遍主义则不仅是绝对的相对主义, 更是可怕的绝对的绝对主义。民族志的回归潮, 若能在相对主义 (同情) 和普遍主义 (批评) 中找到一个较佳的契合点的话, 以它严谨的科学性和谨慎的自我反省, 将会取得与海外作业同样辉煌的成就。问题只是:那个较佳的契合点在每个人的实际实践中应当如何把握呢?二位作者并未明确指出, 笔者也还未寻求到, 也许只有在实践及其效果的考察中, 人们才能反省出来。

三、文本实验的时代

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其实只是作者写作的背景, 在本书中所占篇幅并不大, 因为作者把它们内化了贯穿在自己的叙事策略之中。作者更关心的问题是:人类学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中“表述的可能性”。这就由人类学的两种允诺决定了两种表述的文本实验:一是描述异质文化的, 二是批评本土文化的。对六十年代以来的这两种文本实验进行归纳、分析、评较以及对文本实验的可能性进行挖掘是本书的精华之所在, 也是作者的学科反省意识的体现:梳理前人的成就, 以为后人的开拓留出更大的空间。同时, 作者也声明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实验和概念冒险的时代”, 还需警惕“实验时期的危险”——“将它的未成熟说成定式” (第2章) 。因此作者在引述那些取得较大成果的文本时, 也不时指出其实验性质中不完善的一面;同时, 作者的自省也在无意中提示着读者:你面前的文本也是实验时代的产儿, 你在阅读时请不要丧失自己批评的权力。

作者从人类学内部反思的起点是“解释人类学”, 因为它不仅“将人类学研究重点从对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探讨转移到对象征符号、意义和思维的研究” (第2章) , 也更多地关注人类学者自身的“建构解释的过程”和“意义构建的过程” (同前) 。毋宁说这两方面的思考已转化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来对面临的批评进行应答:对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的批评的应答是“关于经验的民族志”, 而对“民族志的反历史和反政治本质”的指责所作出的应答作者则归结为“政治经济民族志”。这两种实验倾向都可归在第一类文本实验中:描述异质文化——但也有部分“政治经济民族志”可作为对本土文化的批评实验。在人类学文化批评的实验中, 作者又归纳出“认识论的批评法”和“泛文化的并置法”两种批评方法, 但实际上都是人类学中“变熟为生”手法的变异而已, 每种方法再可依其身份认可的态度又分为弱式和强式, 这样一组合, 就共有了四种方法。 (由于作者在民族志海外作业文本实验与对本土的文化批评方法实验中又多有大类型中再分若干小类型, 使得笔者引述起来较为繁琐, 并且每一类型中又有若干作品分析, 更不易述清, 故笔者采取的策略是:列一份导游图式的“附录”置于文后, 以俟有兴趣者进一步阅读。)

四、对“文化批评”的批评

这一部分里, 我将不再拘泥于对本书的引述, 而是试图在中国学界即将普遍接受“文化批评”这一西来思潮的前夕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标题中的第二个“批评”并非斥责, 毋宁说正是怀疑的思考) , 尤其是从本人的文学理论专业出发。

1、文化批评的实质是什么?

其实质是西方学界中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一个延续, 处在这个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是人在现实中的自由状况 (人的权利的实现程度以及人性的丰富可能性) , 因而最警惕极权主义的出现, 尤其是在二战以后, 他们的思想尽管在各个研究领域中会有不同的方法更替, 但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从未丧失, 这一方面有其深厚的知识谱系与勇敢的思考传统作支撑, 同时, 也由于他们生活的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就已给他们足够大的思考空间与实践空间。因而他们能对政治的权力保持一种批判的、离向式的传统, 尤其是对那些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真理的“唯一拥有者与阐释者”们的批判。但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并没有这样的靶子, 他们所要面对的是更细小的目标, 这就迫使他们必须把嗅觉练得更灵敏, 因为追捕一只狐狸总比猎捕一头蠢驴要难得多。生活给他们的更为明显的压力是来自金钱, 大工业化以后的商品化的社会把政治的权力巧妙地转移到自身中来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神圣化了的宗教实践, 而仅是自由批判中较为有力的一种资源:马克思发现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组织模式, 而生产力又决定着生产关系。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把文化当成了一种生产来进行批判, 而福柯在受尼采和马克思的启发后更发现所有的话语都蕴含着权力。于是, 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过后, 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依然是一个充满权力的社会, 但已被巧妙地运作于商品生产和文化生产之中。因为商品生产的意义也可归为一种文化的认可, 因而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文化”。所以也可以说文化批评的实质就是:在文化系统中发现蕴含的权力 (“权力”的含义已由政治权力扩大为一种“人为的并维持着的差异”, 此外, 它还有主体建构的生产功能) 。通过解构主义的催化剂, 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生出了一大堆后现代子女, 其中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长得最为茁壮。再经过各种奇特的嫁接, 文化批评于是在各人文学科中蔚然成风。

2、文化批评是万能的吗?

卢梭有句名言:“人是生来就自由的, 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套用到对文化的看法上亦有道理:“人生来就受文化的滋养, 但无往而不在文化的枷锁之中”。当人们把整个人类的活动都视为一种文化活动时, 弗兰肯斯坦的悲剧也就发生了:人创造了文化, 但却无法再控制它——而文化反过来控制了人。于是由对文化的顶礼膜拜转向了对“文化批评”的顶礼膜拜。

在没有共识的时代里, 文化批评悄然成为了“共识”, 这亦是一个绝妙的反讽。解构者不仅被自身解构, 还成为了自己意欲解构的替代物。因而必须对“文化批评迷信”持一种警惕态度。即各学科在共同营建文化批评联盟时也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局限性。如本书的二位作者大力倡导的人类学回归文化批评, 我认为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太过于追随某一思潮而放弃自身的特质, 本身就不符合后现代状况中的思维方式。诚然, 人类学在文化批评中可大显身手, 但它的沟通异质文化的功能显然被忽视了。当今社会尤其需要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交流对话, 就更需要人类学这位异质文化的保护神发挥其更大功能。所以我想, 人类学在发扬文化批评的功能同时, 也不能忽略这一沟通功能。

同样, 文学研究界 (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 也面临同样的危机与挑战。文学自身具有三种品质:审美、技巧艺术和与现实的关系, 归纳得更简单些就是审美功能与政治功能。而若文学研究完全向文化批评缴械, 那么它只发挥了政治功能 (广泛意义上与现实-历史中的文化事件、现象的关联) 这一面, 也就是说, 文化批评在使文学研究从文学中发现人与权力文化的关系而试图从这一方面来解放人的话, 它也同时丧失了从文学中通过艺术感染力来解放人、升华人的功能。这样, 文化批评将迫使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萎缩, 尤其无法去面对讲求纯艺术技巧的虚构性作品 (如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小说) 和具浓厚神性象征意味的诗歌 (如里尔克) 。

所以, 文化批评并非万能的, 它并不能替代各学科自身的特质, 也许可以发扬某一方面, 但总有另一部份无法被替代。

另外, 文化批评面对现实世界时它也不是万能的, 它尽可以使人们对现实中的各种状况 (如服饰、广告和食品等) 作出“文化隐喻”的揭示, 但却无法否定这些社会现象在文化构建中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再者, 文化批评者的个人文化认同也值得再“批评”。

因此, 我的主张是:让文化批评部分地为各门学科服务, 而不要让各门学科完全服务于文化批评。

当然, 这种主张也许也仅是一种理想而已, 在实践研究中“主张”总是一个遥远的地平线。

3、中国学人的应对策略

尽管上一小节的分析我保留了对文化批评持有的较为慎重的怀疑态度, 但在这一节里, 我仍将为中国学界将迎来的文化批评时代而欢呼。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要比西方学者多一倍, 他们主要面对着后工业化社会里的后现代状况:商品—文化—权力。而我们不仅要面对同样问题, 更还要面对着:“官方—文化—权力”这一组更为艰险的问题。借助文化批评, 可以使人们对我们当前的现实看得更清楚, 分析与揭露也才会更为有力。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匆匆学完了西方近两百年来的各种学术思潮, 但悲哀地发现无一在中国生根开花。因为我们学得不够精, 而且变得太快, 而这次文化批评无疑是一次良机, 因为它所包容的思维方式、工具方法、分析模式与批评理念几乎是整个西方近一百年来各种精良思想的大综合, 并且其研究指向是面对社会而不仅仅是分析书本, 有较多的实践品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亦曾有“文化热”, 但热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转型;这一次如果能再有“文化批评热”, 那么新的思想解放高峰亦不难预料。

但还有一种危险需要警惕:文化批评不能沦为官方的工具而变成只针对大众文化的手术刀。它在中国必须担负起的双重责任是:既解剖大众文化中的商品气息与政治权力, 又要解剖官方权力中的文化隐喻, 使其脱魅化。当然, 对学科而言还有上一节中分析的危险。

文化批评在中国, 将像奥德休斯穿过斯库拉与卡鲁伯底斯海峡一样……

参考文献

[1]《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 王铭铭、蓝达居译,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98年3月

批评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 篇2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批评家们的艺术判断力并没出问题,我们只是怀疑批评家们的功利心在起作用。操守是批评家的品质,素养是批评家的资质。对此,我们少说为佳。我们更要关心的倒是批评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问题。

时下的艺术批评呈现一种价值取向的混乱无序状态。因为有了欧美的经济、科技、军事强势,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国际化思潮与全球一体化的类似声音。我不太明白,艺术文化为什么也要一体化或国际化?急切纳入所谓国际化的风潮,正是当下中国艺术批评的一个主导强音。这种声音曾经来自民间,并一直以一种边缘化状态做一种学术前卫的鼓噪。但不知何时,它渐次为官方所接受,正逐渐成为一种非边缘化的主张在导引着中国艺术。我非常不解,所谓国际化标准是由谁确立的?是美国上世纪中叶兴起的波普艺术,还是欧洲的立体主义、抽象主义以及装置、观念艺术?我们不断摹仿、移植、借鉴西方而成的所谓“当代艺术”的文化母语是什么?没有文化母语的当代艺术,其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何在?

我们可以学习任何民族文化的异质文化的优良元素,但我们的民族习惯与传统文化心理是不是在这个时代就不应得到尊重?而若不然,自掘自我文化坟墓者竟是自己人。唯欧美马首是瞻的批评虽然也让中国当代艺术风起云涌了一阵子,但是,我们也理应正视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广泛的中国受众。人们到北京798和宋庄像赶集市一样参观的当代艺术,其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是耐人寻味的。“当代艺术”的思想价值正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锋芒,在现实关注中,它因具有先锋的超越性、独立性而“与时相违”——滑稽的是,它在民众还不明就里的态势下已经被官方接纳和认可了。我们的体制接纳了批评我们的政治的艺术,而那种批评的文化取向却是值得思问的!

所谓当代艺术一方面承载了过重的思想包袱,几近于哲学拷问和宗教救赎,一方面又游戏人生色情暴力,几近于涂鸦与消弭一切生命生活价值。这种东西反映了一种西方社会和所谓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畸形世界观。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大加肯定和推崇这种所谓“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没有什么理想的人文意义。在欧美世界,它也是渐渐受到冷落的。与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人们排起长龙来参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艺术展场的观众稀落,这本身已足证明。

我们也该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批评了。

作为有悠久历史和伟大传统的国度,我们欠缺必要的文化自信力。我们在改革开放乃至文化的输出与引进中,首先应该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说话”,不应舍本逐末,数典忘祖。我们的当代艺术创作群体主要是60至80年代间出生的青少年,大家很清楚,这几代人所接受的是什么教育。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这不怪他们,怪我们的教育与舆论导向。他们又生活生长在“文革”期间或商品市场大潮的极功利化年代,他们的玩世心态与逆反传统情绪正是他们“自我”的症结所在。有良知的批评,正应该引导他们更多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增加一种社会责任和道义感——而不是“病态”地表现现代人类的“病态”。如果不然,中国艺术领域的文化传统将更加混乱支离乃至断绝。这是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批评当代艺术,并不等于我认为当代艺术家不优秀。恰恰相反,我认为其中不乏优秀的艺术家。批评家的情形很难概括。够品质的批评家是一个社会的良知,是一个领域的文化良心,该做什么很清楚不过了。但目前的艺术批评令人遗憾。起码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都令人置疑。

人类社会走向所谓的“国际化”或“一体化”还有距离。而在既往的国际化中,我们看到的是种族歧视与强势文化侵吞弱小文化。那不是现代文明的理想吧?而中国文化之价值重估与自觉,乃是中华民族崛起与复兴的前提。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也有自己的价值!不必一切另起炉灶,妄自菲薄。

90年代文化批评的历史性登场 篇3

其一, 社会文化转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 呼唤中国的文化研究。

90年代, 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大众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 使我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发生重大变化,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文化现象进入了文学领域。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文学现象, 诸如广告、传媒、通俗读物, 日常生活等均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大众文化、城市文化、性文化、影视文化、校园文化甚至广告等文化现象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瞩目。有论者将这一变化描述为“文学已经离开了经典文学时代而开始进入了泛文学时代”。90年代已不是一个生产文学经典的时代, 而是主要生产文化读本的时代。那种在经典文本基础上形成的文学理论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而是更需要如何解读非经典时代的文化现象的文化理论, 它呼唤一种不同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文化批判眼光, 因此, 要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 原来的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够, 必须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进行批评。必须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 而文化批评的开阔性显然能够提供这样的大语境。

其二, 文学阐释的需要。

从90年代的文学作品来看, 大都是以一种文化文本的面目出现的。当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变成一种文化文本, 当作品中的“文化性”有余“文学性”不足的时候, 批评家大概只有动用文化批评的武器才能与他的批评对象相称, 才能有效“对话”。比如对晚生代作品的批评就是如此。由于晚生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借用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写作观念、写作策略和写作技巧, 所以晚生代的文本无疑给人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经验、文化经验和阅读经验。面对这样的文本, 批评家的审美判断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 当他们试图进行审美批评的时候, 他们发现其实那是无美可审的, 而这些文本与外部文化场域联系紧密, 他们独特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更带有文化层面上的特征, 形式主义批评的内部研究已无法适应阐述这些文本的要求。如对棉棉、卫慧作品的解读。我们几乎无法对卫慧、棉棉的创作进行传统式的单刀直入的批评。依照传统的价值标准批评时, 让人总觉得批评有些隔靴搔痒, 同时发觉有一种潜在的批评对象在笔下漏掉, 大大削减批评的厚度。无法解释为什么轻易就可以看透的如此低俗的创作会成为当前文化的热点?正如有人说的卫慧们不会向人们说她们是因丑而炫丑;为她们炒作的批评家及媒体也不会承认他们是因为丑而推销丑。支持他们进行同谋写作的肯定是一种被包装成美的文化观念。因此, 当有些人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把她们的文本及支撑她们文本的流行于社会的文化观念一起作为批评的研究对象时, 卫慧、棉棉的问题于是便说得明白而富于深度。这就意味着批评者在解读这类文本时必须从批评心态上、批评视阈上由局限于文学文本转为将整个文化场域纳入观照范围, 也只有这样, 从文学外部观照才能看到内部看不到的东西。所以, 面对这样的批评文本运用传统的批评方法常常失去阐释的有效性。正是面临着对这些文本的“失语”危机, 批评家才努力调整批评策略、方法, 力图达成与文本的“对话”。面对90年代文化性的语境, 文化批评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其三, 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需要。

八十年代以前, 在我国批评界独领风骚的一直是社会学批评, 文学批评突出和强化的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批评关注文学的外部研究, 比较注重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 而相对忽视对文学自身的“文学性”深入研究。80年代中期后, 在强调文学的审美性, “文学回归自身”的口号下, 文学批评又一头扎进了文学语言、形式技巧、文学修辞等文学内部的研究中。这对纠正以往忽视对文本的细读和挖掘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 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些矫枉过正。即把文学看作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 完全把它与社会、读者隔绝开来了。这种所谓的“片面的深刻”, 使文学研究陷入僵化和封闭的境地。而此时文化研究的兴起, 无疑起到了纠偏。文化批评使文学批评在“文学性”之外重新引入了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视角, 将文学从“纯文学”和“文学性”的幽闭中拯救出来, 赋予了文学批评更厚重的内涵和更现实的意义, 文学重新由小溪汇入了大海。

由于文化研究 (文化批评) 并不把研究视野局限于文学文本, 它把种种非“文学性”的对象引入了文学研究, 展开对文学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 从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了文学以新的质素与空间。如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没有简单地从政治、美学维度评价, 而是把分析引向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关注上来。南帆的《文化的维度》立足汉语言文化大背景, 以文学真实、修辞、叙事话语, 人类几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重新解读, 这些研究者们都不满足于对文本内部的简单读解, 而是从文化这个综合的视角揭示隐藏于一个独立文本内部的秘密, 有利地强化和提升了了文学批评的境界和视野。文化批评还以多学科研究的聚焦来逼近批评对象。王一川则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放在中国现代学的大框架下展开, 他认为需要走出单纯现代文学和现代诗学的限制, 借助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优势, 从事通串性研究。从而形成了研究的多维视野。文化批评打破了学科界限, 使人文学者在处理当下问题时, 有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和视野。

其四, 满足批评家参与现实的愿望。

语言文化批评 篇4

关键词：语言,文化,美,深

一、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语言文化批评”是山赵奎英先生提出的, 如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

首先, 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 没有语言, 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

其次, 以文化为视野。文学审美论把文学从工具性中解放了出来, 可它自身也存有缺失。文学不仅具有审美价值, 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 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 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 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 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 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

二、语言文化批评的特点1政治学旨趣

语言文化研究从它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著名观点, 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 为主要关注大众文化而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大众化倾向

中国批评界和学术界接受的文化批评观念是与两个文化研究流派分不开的, 一个是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 另一个则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加特与当时英国新左派人物雷蒙·威廉斯、汤普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最早尝试在文学研究中引人大众文化分析, 把文学批评方法用于通俗文化分析, 并尝试着进入到人类社会普遍意识的发展中, 对文学进行整体文化观照, 由此进一步深化了文化批评的实践。

三、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 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 但语言文化批评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 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化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 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 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 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 即立足于文本, 从文学作品最基木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起来, 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 与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 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语言文化批评汲取了众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 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 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的蕴藉性,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

四、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首先, 文学要美。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 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立足整个文本, “美”是对文本的全面要求。而且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笔者认为“真”要注意二个基木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 它们便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一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 不必事事真实, 但必须情真意切。二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统一, 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总而言之, 文学作品不是直接的现实, 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 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 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 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 才能光扬文学的那种独到魅力。

其次, 文学要深。美不仅要真, 还要有启迪、有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 也以文化为视野, 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 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语言表达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 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时, “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

文本如果失其“美”, 就成了历史、成了哲学、成了心理学, 就迷失了文学本身。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 美要深, 要有启迪;深而不涩, 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五、总结

当代语言文化批评是将政治和语言包容于自身的一种人类活动。批评家想要通过自己的批评, 建立或拓展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 从而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或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人们建立起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渠道, 使社会机体得以健康发展。在今天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 文化批评虽然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 但它毕竟可以让我们对一些文学、文化现象进行反思。

参考文献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5

谈到媒介与民主, 或许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 “现代的民主观念与印刷媒介的发展密不可分” (1) 。印刷媒介的普及带来了公共教育的发展, 于是, 知识和信息的垄断被打破, 社会中所有的阶层, 尤其是中下阶层, 都开始寻求自身的政治权利, 民主程度得以显著提高。正是伴随着印刷术出现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 才使欧洲社会真正走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的小册子,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所创办的报纸,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青年》、《湘江评论》等, 都标志着印刷媒介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催化剂作用。正如卡莱尔所指出的那样:印刷术相当于民主, 发明了印刷术, 民主就不可避免。

迄今为止, 我们所有的法典、法律都是由文字的形式确立下来的, 有关民主的观念也是经由文字, 尤其是印刷文字传递给我们的。波兹曼认为:“18世纪民主观念的三项特质:语言、个体、叙事。” (2) 依靠语言的媒介, 不管是口语媒介还是印刷媒介都强调意义的关键作用, 也就是说, 若要产生一定的意义, 必须要使用以语言作为思考的工具。印刷文字强调言之有物, 注重读者对于信息的深入理解与思考。在某种程度上, 具备了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能成为有文化的人, 也正是这种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使得文字和书籍成为传统意义上文化的代名词。而电视却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毫不相干, 因为它是摒弃理性的, 同时还颠覆了线性逻辑的思考方式, 由此破坏了这种文化存在的基础。那么, 那些快速、视觉、数位的传播方式, 与“民主”的可行性两者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电视采取数字化的信息模式到底对现代民主有着怎样的威胁?

波兹曼认为, 电视具有极强的霸权性, 极为不利于民主的发展, 这并非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重复, 波兹曼选择了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他告诉我们, 构成社会的个人无法对任何新的流行传播形式保持漠然。那么, 电视在何种程度上, 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证据说明电视对于个人言论、民主思想的影响。

首先, 电视是对公共领域中对话的一种威胁。根据盖普勒的调查显示, 人们的行为态度是在家庭、学校、宗教和同龄人的压力下形成的, 电视会加强而非改变这样一些态度。电视最早出现时, 往往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看电视节目, 这非常有利于观点的产生, 因为人们可以在电视机前自由讨论, 并迅速形成几种意见, 这是民主发展的前提。不可否认, 电视在最初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促进了社区环境的迅速融合。随着电视的普及, 到了今天, 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善于仅仅做一个观者。他们不再发表任何言论, 而只是默默地根据电视的引导来形成自己的观点。或者说, 电视将适合某一集体的信息带给个人, 个人不再是作为个体出现, 而仅仅是作为具有共同需求的某一集体的成员而存在, 因为观众总是在一种群体生活中获得信息。这样, 尽管阅读电视信息的空间是私人的, 但是信息却是公共的, 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进行解读, 个人思考习惯和思想被压制。事实上, 电视已经摆脱了原来节目和观点的单一性, 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电视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也使得今天的人们失去了对公共事务进行对话和讨论的兴趣。

第二个证据来自电视对其他媒介的影响。收音机是第一个遭遇电视机影响的媒介, 当然, 它并没有在这场竞争中被“处死”, 而是在使用方式上得到了改变。收音机现在变成了一种便于携带, 而又比较私密的媒介。收音机走进了汽车、厨房, 而电视取代了它在客厅中的位置, 当然也取代了它作为家庭娱乐中心的位置。同样, 电影也不得不在与电视的竞争中改变自己早先吸引力的来源, 不得不生产更少、更昂贵的、通常来说高质量的声画图像。此外, 电视同阅读习惯也是相矛盾的。阅读强调读者对于信息的深入理解, 对个人的想象力和抽象性也有很高的要求,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阅读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而看电视是一种集体行为或家庭行为, 经常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进行。因此, 阅读和看电视不仅处于竞争状态, 而且也表现出互补性。这就使得阅读在媒介谱系中承担了一种新的角色, 发展了理解、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电视媒介压制了印刷媒介所培养起来的认识论, 并迅速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 成为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电视在对其他媒介的压制中, 恰恰产生了不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 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中进行阅读的。相反, 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 无须通过讨论继续下去。” (3) 由此, 公众无法通过平等、公开、无拘束的讨论就社会的普遍利益问题形成公众舆论。

电视与政治

文字阅读强调理性、连续性和批判性, 书籍强调使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早期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的出现, 尽管在阅读方式上是对纸质媒体的一次冲击, 但并未从根本上颠覆文字的传统力量。因为最初大量的电视内容还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进行表现, 仍将文字作为进行公共事务讨论的话语基础。而商业电视的兴起, 改变了电视内容的表现, 从此, 文字的梦魇才真正开始。商业电视用迅速变幻的图像进行叙述, 进而用娱乐的方式来帮助观众理解和接受。这样, 随着观众分析能力和批评能力的降低, 他们会减少对历史的关注, 转而关心目前的消费兴趣。保持严肃的政治话语受到巨大冲击, 人们不再关心主题、本质和思想方面的内容, 而增加了对图像和风格的兴趣。由此导致严肃的政治事件也不得不采用娱乐的形式来展现, 于是政治生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人们沉浸于电视所展现的虚拟世界, 对外界事务的关注降低。

电视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什么, 而且关注如何知道, 它把所有的信息都以一种娱乐的、空洞的碎片呈现在我们面前。政治竞选中候选人的成功过去取决于他的政治信仰和施政方针, 而现在更多地与他的发型和服装有关。在2006年美国的纽约州参议员竞选中, 希拉里与其对手之间展开的关于容貌的调侃, 就成了双方辩论的精彩一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就色情电话所展开的攻击也成为选民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那么, 究竟是选民的兴趣造就了政治的倾向, 还是政治的娱乐化造就了选民的审美取向?

托克维尔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国民主》一书中说道:美国的政治是印刷文字的政治, 那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政治。人们阅读书籍, 阅读报纸、杂志、海报和小册子, 他们总是在与思想打交道, 寻求生活的可能性。而到了一个以图像为主导的文化中, 你将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庄严地看着电视上被称作辩论的事情, 但是这里所进行的对话并不严肃, 这种对话不是专心进行的。因为对话者并没有真实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所代表的是政党的意见;因为他试图通过外在的内容强化自己语言文字的力量;因为选民所关注的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如他的外表怎么样, 他的表现是否足够自信、足够幽默, 他看上去能不能传达一种决断和权威的感觉。在政治领域, 印刷文化向图像文化的彻底转变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重新界定了政治, 把它界定为一个美学的问题, 而不是逻辑的或分析的或社会学的, 或者任何政治在传统意义上所代表的问题。

由此, 波兹曼指出:现在, 我们将要获得一种新的政治——电视政治:一场政治竞选可以在三十秒的广告之后开始, 一场政治辩论可以在两分钟之后出现结果。尽管有些竞选人吐字不清晰, 在语言上不能准确进行表达, 但是在电视上, 他的着装是吸引人的, 他的语调是具有煽动性的, 由此这个人也便是充满魔力的。政治作为最为严肃的公共话语已经被电视迅速实现了视觉化和个人化, 甚至实现了娱乐化。可以说, 电视抢先占领了我们文化的各个领地, 向我们呈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娱乐主题, 或者说, 在电视上所有的主题都是以娱乐形式呈现的, 在这一点上, 电视会摧毁我们对公共事务的任何理性理解。电视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由此, 公众用严肃的方法理解和讨论公共事务的能力将逐渐降低。这样, 无论电视观众还是批评者往往会认为电视与其他的传媒形式, 如书籍、报纸、电影等相比, 会缺少一些文化资本。而事实上, 电视也正是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实现着对严肃主题和神圣感情的消解。波兹曼在一次采访中, 坦言自己“看电视新闻是为了获得某种娱乐, 因为图像总是令人感兴趣” (4) 。

如果我们愿意暂时抛却电视带给我们的肤浅而虚假的欢乐, 愿意从更深刻的角度考察电视的出现, 我们就会发现, 当电视开始接管文学的角色时, 公共话语的重要性、精确性和价值就开始毁灭。因此, 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极其关注电视媒介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其鲜明的价值判断。 (本文为河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07BS032)

注释

1尼尔·波斯曼[美]著, 吴韵仪译:《通往未来的过去——与18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第160页, 第163页。

2哈贝马斯[德]:《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90页。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6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奠定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核心理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 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起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 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 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 一些学者开始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进行译介, 出现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果, 到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中, “女性意识”、“躯体写作”、“社会性别”等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内涵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1. 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核心。它最早出现在朱虹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一文中。文中介绍, “妇女意识”是一个跨国界、种族和社会存在的抽象概念, 是妇女研究的中心观念, 也是妇女文学批评的标准。它首先由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 后来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权术》等著作都发挥了波伏娃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 实际上最早是由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一间屋》中提出来的。从伍尔芙到波伏娃到米利特, 她们的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权制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 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 要求妇女解放。这也是女性意识的要义和中心所在, “女性意识”由此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在我国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中, 女性意识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 它成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标准和尺度, 是界定女性主义文学的最重要依据。

2. 躯体写作。

躯体写作一词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 随着欧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时渐为人们所知。躯体写作“说到底, 还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 如何突破传统限制, 保持女性写作的想象自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 从性别角度揭示了女性写作的特殊含义, 并阐述了“躯体写作”的概念。她通过揭示女性写作在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传统中遇到的阻力, 说明“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意义。从而说明“躯体写作”真实的内涵绝非一种纯粹生理上的躯体感受, 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代替性和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她呼吁“妇女必须参与写作, 必须写自己, 必须写妇女, 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对“躯体写作“的观念的认同, 使中国女性写作真正回到女性自身。如王安忆、张洁、铁凝等大批女作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对男性中心话语的挑战, 通过“身体书写”, 在“性”的描写上大胆泼辣, 无所顾忌, 无所不至, 以女性话语书写生命体验、女性经验, 赤裸裸地坦露女性的性觉醒、性期待、恋父恋母情结、性恐惧、自慰等女性的一切神秘话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摆脱男权文化传统的批评标准, 对这些书写女性经验的文本持褒扬的态度, 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 在批评界发出异样的声音———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意识, 具有女性主义思想, 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

3. 社会性别。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论述中, 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这种悄然的变化, 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形成回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把自己的理论思维重心转移到“性别”这个概念上。她们将性别分解为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两部分, 认为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 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的由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文化设定。人们按这样的设定和期望对自己进行他塑和自塑、他律与自律, 构成一整套等级制的性别关系, 将本来是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进行制度化的刻板定位, 形成一种尊卑高低有序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性别关系模式, 这是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自我身份所必须加以颠覆的。社会性别理论为女性文学研究解释妇女的受压迫被歧视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根源, 为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男权中心文化提出了合理性依据。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论引起中国女性主义学者们的思考和重视。他们开始从性别视角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所体现的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性别视角的运用来看, 已出现一些十分可贵的研究成果。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这个书名, 已成为标志着女性的历史性觉醒的格言。刘慧英在她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中指出, “社会性别的偏见, 在一些男性作家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 使文坛几代男作家难以摆脱它的阴影”, 刘慧英认为这就是几千年父权制中心意识形态对男人和女人的强制性塑造内化为一种顽固的性别心理定式。

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波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 文学成了精神分析这一心理科学的最好盟友。20世纪80年代以来, 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复归, 取得了辉煌成绩, 并成为女性主义学者最为有力的批评武器。

1. 弗洛伊德主义是从文化压抑与力比多的转移与升

华这一基本结构开始立论的, 压抑与升华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中心词汇之一。在弗洛伊德看来, 人的精神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层次。本我就是力比多, 是人的肉体里面的冲动的本能欲望, 自我是人的意识, 超我是被自我意识所认同的一些社会准则、文化理念。本我作为一种肉体中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 它总在人体里奔突冲撞, 具有强烈的毁灭性。而超我为了维护社会与文化的稳定则不断地通过自我对力比多进行压抑, 双方构成一种紧张的情势。力比多在被压抑之后, 或者潜入意识的深层, 或者升华为一种创造性力量, 而人类文明往往就在这种创造性力量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在中国, 漫长的封建宗法家庭社会体制对妇女的压抑是极其严重的, 这不仅表现在儒家文化的礼教总是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观念与教条来压抑禁锢女性的性欲望, 而且也表现在典型的父权文化体制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剥夺了中国女性的书写权力与表达欲望。在这双重剥夺与压抑下, 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很少有人能够突破父权文化的重围,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 中国女性书写发展到完全可以与男性书写分庭抗礼的程度。女性作家无疑对弗洛伊德的压抑学说会特别感到亲切。

2. 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潜意识。

正是由于超我对本我的压抑, 力比多被封闭而没有自己的宣泄渠道, 于是固结在精神结构深处就形成了一块黑暗大陆。这块黑暗的大陆在人的理性处于迷茫的时候, 会突然浮出意识地表, 影响、制约着人的言说与行为。女性主义学者对潜意识理论的青睐, 则是因为这一心理学理论表达了女性的一种文化痛苦。在女性主义看来, 人类文明史上的种种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女性自我应该言说什么、怎样言说, 始终是被男性文化所封闭的一块黑暗大陆。正是这一认识使得“黑色”变成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流行色, 而“黑暗大陆”、“黑暗意识”则成了女性主义文学自觉张扬起来的叛逆大旗。

一些女性学者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视角, 研究当代女作家们的作品, 揭示作品中被遮蔽、被掩盖的主题。例如王安忆的“三恋”写人的本能欲望是怎样驱使着人的情感与决定着人的行为, 残雪的小说以梦呓的方式超越了纯粹的性别界限, 触及了更为深刻、广泛的人类问题。就中国文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史而言, 陈染也许最为引人瞩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她的作品第一次真正将精神分析与性别意识结合起来, 将性驱力的揭示由异性之恋开掘到了同性之恋与自恋的深度。女性作家们所表达的“本能欲望”、“性驱力”、“梦呓”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梦”、“潜意识”、“性本能”等的阐释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解构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多层面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解构主义反对二元对抗, 只承认多元, 否认权威和中心, 认为宇宙与万物的生成是一种生生灭灭的运动, 是无休止的结构—解构—重构;毁灭—再创造的万物生成。解构理论以对现存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与话语体系的解构, 与反叛父权统治, 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 在精神价值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 女性要获得在历史文化中的本体身份, 首先要使自身从被描述、被界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获得语言的权力。在这一方面, 解构哲学给女性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首先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进行了质疑及拆解, 从哲学的高度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透视女性“第二性”的表象背后的文化奥秘, 揭示男女这一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形式或与历史文化中的“性改制”之间的因果关系;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 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颠覆传统文学观念, 重建新型的妇女形象与妇女传统, 打破女性地位、命运与生理之间的本质主义联系, 反对对女性作抽象、恒定、超越历史与语境的限制, 强调不同时代种族、信仰、生活方式、性爱倾向等造成的女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指向。

2.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 解构主义由于对现行意识形态, 对迄今为止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定式, 甚至对人类现在的全部知识都持有一种怀疑、否定态度, 而体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 使它成为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众多具有边缘文化身份, 受到主流文化排挤和压制的文化思潮与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武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 解构主义文论首先提供了阅读文本的新策略。无论对男性和女性作者的文本, 都需要反对作者霸权式的意义独白, 重视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立场;其次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消解, 提供了消解等级对立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 在所有的二元等级对立项中, 男女之间的对立关系可能最严重、最根本、最持久。解构主义启示女性主义学者思考男女等级压迫现状的产生与运行机制, 并进一步探索改造这一现状的可能性。

3. 解构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 表现出反人本主义倾向。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必须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 但自身除外。而女性主义文论说到底是一种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现实统治和文化压迫, 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 以最终改变这种不利于妇女的两性对立状态, 谋求女性的平等解放的学术, 因而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如果对女性本身进行消解, 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学说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就值得怀疑因此, 女性主义学说既要借鉴解构主义, 又要注意自身的存在, 不要被充满虚无色彩的解构主义所解构。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对于西方各种学说的研究与理解中, 逐步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 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借鉴西方各种文化学说的基础上, 应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话语, 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 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 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

摘要：中国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明显受到西方各种文化学说的影响。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西方解构理论三个方面, 论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与发展的文化渊源。同时指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在借鉴学习西方各种文化学说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具体实际, 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关键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解构理论

参考文献

[1]王政.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M].北京:三联书店, 1995.

文化批评在现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分析 篇7

一文化批评视野的开阔性发展

在20世纪众多的文学作品致力于构筑一个广大市民阶级的世界, 描写市民生活, 描写城市与人民, 主流文学普遍采用阶级评判方法。而针对现实的剖析, 有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背景分割的理论, 实际上, 老舍是这一评判理论批判的代表, 他的理论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张捕捉文化领域下人性和人伦关系, 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探讨, 对国民特性进行反思和探讨。在论及传统道德观时, 文化批评的立场往往希望站在文化启蒙价值之上。在文化批评视野不断开阔的时候, 主张释放中国文化的真实力量。在新的形势下, 这种开阔性的眼光更加需要向深处发展, 向文化内生力量发展, 在更加开放的新世纪, 我们的文化需要有屹立不倒的根基, 有文化批评作为过滤文化发展的底色。

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 文化发展的步伐要与物质相依, 如今的文化大都局限在权力金钱, 局限在消费享乐, 质朴和本真似乎与人们越来越远。时下的文化批评视野要开阔, 首先要看得到物质世界外部环境的变化与问题, 也要看得见问题的本质与核心。错离人们太远的文化要看得见原因, 这是关于文化批评视野的选择性。其次是关于文化批评视野的现实性, 很多的情况下, 文化批评都是与空中楼阁相契, 但是为人们所认可、所坚持的文化批评应该是理性客观、基于现实, 不是脱离实际、一味空想、一味形式的文化批评。说到文化批评的初心, 还是基于现实为现实服务的。如果连文化批评都是弄虚作假的, 文化领域还怎么保有清新、保有朝气?

二文化批评的理性发展

文化批评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来自于知识更新的需求, 也源自于当下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现实的挑战下, 本土文化要跳过难关向前一步发展是离不开文化批评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陆续进入中国, 引起一股热潮, 同时一些在实践中打磨出来的理论也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化领域, 带动文化批评向着理性客观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 很多的网络平台非常繁荣, 在网络上文学的发展异常活跃, 借助网络, 文化批评貌似是更加方便、更加大众、更加家喻户晓了。可是,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批评现实下, 文化批评离文学发展越来越远, 离理性越来越远。口诛笔伐, 文化批评貌似离人们越来越近, 可是其思想的本质却是越来越远。

回归理性的文化批评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社会精神文明状态, 有利于思想的建设, 对于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有莫大的积极意义。文学研究影响人们生活, 文化批评可以针对当下飘忽不定的文化心态, 可以针对当下盲目从众的文化消费习惯, 也可以针对花花世界里文化错乱的发展方向。文化批评的面积可以广泛, 但立足的地方要带有理性。文化批评要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 要使用一种文化的眼光去了解现当代文学的状态。此外, 文化批评的理性积累还需要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 需要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评判历史与现今文学的优与劣, 去洞悉、去发掘、去解剖、去解释、去改变, 文化批评的理性高度是需要站在历史和现实二者的基础上探测未来, 刺痛现当代文学的弊端, 像揭开伤口一样, 让文学保持清醒。

三与时俱进的文化批评砥砺现当代文学

1. 文化批评是现当代文学的清新剂

文化批评对现当代文学起净化作用。严格地说文化批评是一种文学研究方式, 在文化批评的研究方式下, 现当代文学在潜移默化中会向一条严峻有深度的道路靠拢,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当下的时代泛娱乐化, 这不仅是娱乐圈和大众圈的现象, 也波及文学圈。大众传媒以惊人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可是当娱乐至上的现象出现, 我们不禁吃惊, 我们的文学怎么了, 所有人津津乐道的是娱乐八卦, 大家痴迷的是博眼球和求关注, 似乎文学圈越来越低俗, 越来越功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态, 是我们文学的病态, 是文化批评应该有所诛伐的对象。我们的文学要想恢复精神领域的饱满, 要想有再次前进的力量, 我们就要有文化领域的文化批评。需要文化批评帮助祛除歪风, 需要文化批评与时俱进, 针对时代文学里的怪现象拿出让人清醒的灵药。

2. 文化批评理论具有可实践性

文化批评所涉领域广阔, 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 它绝对是实践性的, 不是空泛的理论。文化批评贴近生活实际, 有一套理论和标准并且符合常识, 是如今天马行空的现当代文学的一面真实的镜子。文化批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在保存自身文化更显艰难的今天面临着更多的难解之题, 但是文化批评始终是我们意识形态里的解剖刀。面对各种生活现实, 面对各种社会大环境, 文化批评为我们开辟了系统的言说渠道, 为我们的文学发展拓展了理论范式的规则。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文化批评领域, 高尚的趣味爱好、精准的判断理解以及贴合实际的思想意境已经给了我们生活的质感和美感。文学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硕果, 着眼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 依托冷静、细致和谦逊的文字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批评有多种理论, 以一种近乎挑剔的眼光从社会的整体形态看待文学。拒绝形式主义的批评, 也不局限于一种视角。从多视角看待现实状况, 发现时常为人们所忽视却内含价值的东西。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存在, 同生活密不可分, 同民族密不可分, 也同世界密不可分。举个例子, 多媒体问世以后, 很多电视文艺作品在人们生活中传播, 由于市场的不规范, 许多文学作品艺术性不高但有一定的大众反响, 然而低俗始终是不能久行于世的。文化批评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 关注的是文化的发展, 是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化因素, 是文化的持久吸引力。

3. 文化批评坚守着文学的本真

时代的发展让文化现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同时这个圈子里也有不少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文化批评始终是这杂乱领域里的旁观者, 看得清, 看得透。快餐式文化的发展造成三五天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大杂烩只有广度没有深度。这几天流行“国民岳父”, 接下来是“国民老公”;这几天流行火星文, 接下来是甄嬛体。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深刻, 没有思考只有流言。新世纪以来, 文化批评鲜见从不同的思维角度解剖人们的街谈巷议, 解读当下的文化故事, 还原文学的真善美, 而这正是文化批评的重任。

四结束语

文化批评的关键词在于文化的精神价值, 对于现当代文学而言, 把握好文化批评, 时而警醒, 时而反思, 应该看到文化批评对于文学进步、文学创新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摘要：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毋庸置疑是沿着文化批评所改造的轨迹飞速前进的。新形势下, 文化批评需要更加立足于文化实际, 远离凭空虚构;需要更加全面, 远离片面。只有当文化批评不再局限于文学外部环境, 不再局限于形式主义, 现当代文学才可以拥有持久动力, 才可以回归文学本身。

关键词：新形势,文化批评,现当代文学,作用分析

参考文献

[1]金岱.当代文学批评:回眸与进路一种[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