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治理（精选六篇）
劳动争议治理 篇1
关键词：国家治理,公共治理,适用性,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鉴于改革开放后体制转轨带来的诸多问题,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从权力结构的调整转向了权力的运行方式,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逐渐淡化,趋向于对公共治理的探索。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政治学界开始主要以译介为主,如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21世纪以来学者们又试图探索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一派学者主要以中国不具备公共治理的条件和对象以及中国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对公共治理的排斥等为由,彻底否定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尽管中国目前不具有实施公共治理的完备条件,但公共治理对于解决中国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在政治文件中提出以来,许多政治学者越过了公共治理在中国适用性的论争,直接对国家治理进行研究。政治学界就此掀起了国家治理研究的热潮。
那么,“国家治理”热是否是受到了公共治理的影响?是否意味着公共治理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是适用的?那些对公共治理适用于中国持否定观点的学者给出的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如果这些理由不成立,是否就意味着公共治理对中国问题是适用的?是否有局限性?下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地分析。
一、公共治理的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的消极回应
为了克服在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面临的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公共治理理论把公民社会组织纳入了治理机制,与政府、市场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在这种多元共治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者之间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受控于另一方,呈现出“无中心”的特征,“有的组织有可能在某一特定的交换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不易有哪个机构得以发号施令”,[1]它们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公共治理这种多方共治的办法在处理公共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得公共治理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公共治理的全球化趋势致使中国也无法回避。当前,主导着中国政治话语权的“国家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影响。然而,国家治理并不是公共治理理论适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力证明,相反却是对公共治理的一种回避和排斥。
公共治理理论诞生的重要背景是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再造所带来的去国家化趋势,可以说是公共治理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只有在政府活动中去除国家的主导作用,才能与市场、社会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当前我国权力结构本身的调整工作并没有完成,政府的主导行为仍然发挥作用。但又迫于公共治理全球化趋势的压力,政治权威或政治文件不得不在字面形式上借鉴或借用“公共治理”中的“治理”,与国家相结合,形成“国家治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概念。例如,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涉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王浦劬明确指出,“国家治理”是处于党的领导之下的。[2]何增科认为政府治理“主要以合法的强制性力量为后盾来动员资源、约束行为、提供公共服务以增进公共利益”,[3]这也就意味着与政府治理基本内涵相一致的国家治理,也是依赖于强制力而存在的。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与西方依赖于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治理方式相去甚远。国家治理并不是建立在利益相关人的平等地位之上,与具有“平等”精神、多元共治的公共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国家治理”试图把西方努力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公共治理变为中国政治权威性主导的社会经济管理。所以,中国在谈国家治理时,无非是通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达到“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的最终目的,国家治理的落脚点还是“服务于并配合既有的政治结构”,并不是致力于公共目标的达成。总之,作为“公共”的治理,最终改造为“国家”的治理,而服务于中国的一元化政治结构。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国家依然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但“国家在元治理中的角色更多的是组织协调”,[4]“国家”若是在治理过程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则无可厚非。然而,没有充分理解“元治理”的一些中国学者,却误将“国家”置于治理主体的首要地位,毋庸置疑这种误解在处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仍然将国家推向主导地位,改变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这实际上并不是对“公共治理”在中国适用性的一种支撑,而是一种变相的否定。
二、对公共治理的中国应用性的质疑及其逻辑困境
既然国家治理热现象并不是公共治理在中国适用性的印证,而是一种否定。那么公共治理是否适用于中国问题呢?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一度持否定态度。学者们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理由主要有:第一,中国面临的问题与西方不同,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制度改革、提高现代化国家能力,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政治秩序已经建立起来;第二,中国没有实施公共治理的社会条件,如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理性参与的能力等;第三,中国一元化的政治结构或者政治权威对公共治理的排斥。
反对公共治理适用于中国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西方,也就是说中国不存在公共治理所解决的问题。杨雪冬认为,中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政治秩序,[5]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依赖于现代制度,因此我们不能越过制度改革阶段直接进入治理时代。
我们先考察一下中国当前具体状况。中国目前出现了政府和市场的失灵,但其失灵的原因与西方则不同。西方政府和市场失灵,是因为它们现有的功能已经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需要运用一些弥补手段辅助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公共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政府和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政府和市场功能的弥补,而不是替代。但中国的政府和市场失灵则表现为政府执行能力的不当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排斥,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秩序没有建立起来。面对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失灵,我们需要的是政府能力的再造。这也即是说目前中国仍然处于现代化转型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国家与政府的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化建设,以及激发市场潜能的发挥。而这与西方“去国家化”的治理要求相去甚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有等到现代化任务完成以后,我们才能运用公共治理呢?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环保、跨国公司的管理等问题,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对其已经不再起作用。对于环保问题,如果由政府部门来解决,一方面管理的成本会非常高,另一方面不良官员的寻租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不利的结果。经济全球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削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使得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失去了中心地位,政府想管但也已经没有能力来管。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借助社会组织、企业等其他力量与政府进行合作共治,才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中国并不是不存在公共治理的问题。事实上,在处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目标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出现了公共治理的应用实例,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认为公共治理不适用于中国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不存在公共治理的社会条件,例如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理性参与的能力等。实施公共治理必须满足两个社会条件,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精神。[6]也就是说公共治理依赖于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理性的参与能力。然而李景鹏在《中国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中却指出,中国公民社会的状况与西方还有很大的差距,官本位的思想仍然很严重,[7]中国公民仍然不具备公共参与的理性能力。
公民社会即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8]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公民社会虽然如李景鹏所说不强大,但已经逐渐成长起来。近年来,公民社会组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有了明显的增多,而且它们的作用在社会中已经不可取代。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约有56.1万个,涉及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领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多样、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参与社会治理、畅通协商民主渠道和建言献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9]
然而,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尽管已经显现出来,相对于西方的而言,确实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10]诚如学者沈承诚所认为的,引入治理理论,必须以非营利组织的充分发育作为其发挥优势实现功能的社会条件和载体,没有非营利组织的充分发育,就不可以在公共管理领域引入治理理论,否则必然造成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相对均衡状态的异化和扭曲。[11]诚然,在公民社会不发达的情况下引入公共治理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但并不能把可能带来的弊端当成公共治理完全不适用的充分理由。公民社会不成熟不发达,只能表明公共治理的实践及其领域受到一定的抑制,并不能就此证明公共治理没有适用性。相反,从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来看,它们能够为公共治理提供一定的空间和参与主体。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可以把公共治理当做一种手段,来推动公民社会组织更加成熟地发展。也就是说公共治理的实践与尝试既能最有效地巩固现有的公民社会,还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说中国公民没有公共参与的理性意识和能力,这也是不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已经觉醒,这种觉醒主要凸显在公民对个人利益的重视上,在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人们再也不认为个人利益无足轻重了,而逐渐意识到,个人利益不能无限度地服从国家或集体利益。[12]至于参与能力,在关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公民无所谓缺乏能力,都会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是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公民的判断力有限,但还存在公民组织及其代表。公民可以借助于一些平台听从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意见,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主办的大案法律援助平台,多次为民众免费提供了法律援助。
至于第三个理由:政治权威的抑制致使中国不存在公共治理适用的政治土壤。这个理由更加没有说服力。
李景鹏指出,行政权力决定一切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管理”向“治理”转变是几乎不可能的。周雪光认为国家治理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基本矛盾,即中央集权制度趋于一统治理,体现在国家政策、资源调配、人事管理上的一元化统理,[13]这种矛盾在其看来是不可调和的。[14]
正如这些学者所说,中国的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趋于多元化,政治结构仍然是一元化的,行政权力在现实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公民生活仍然有过多的干预,给公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也一直强调要“简政放权”。然而,这种做法事实上只是对政府权限的调整,并不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目前中国的政治结构是没有大的变化的。这种行政权力处于主导地位的一元化政治结构,决定了其政治权威是排斥“权力多元化”的。而公共治理恰恰要求权力主体多元化。因此,当前的政治权威对公共治理可以说是抑制的。
郑杭生指出,这种从政治结构入手来对公共治理的适用性进行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结构决定论”。[15]它否认了政治结构的弹性和可变性。当前,我国法制化的建设以及民主化的发展,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型,为公共治理理论提供了具有弹性的适用空间。王诗宗也指出,公共治理并没有降低国家或政府的重要性,而是要求重新设计、建构国家,[16]这正好与国家职能的转变相契合,因此政治权威对公共治理的抑制并不是没有缺口的。此外,政治权威的抑制并不能成为放弃一种合理东西的理由,引入合理的东西可以借此改变既有的政治现状。当然,在变革的时代引入合理性的东西对既有的政治现状做出改变时,政治权威从来就是惰性的。既有的政治力量面对改革往往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改变现状意味着对他们权益的损耗,所以他们并不希望改变政治现状。但时代变革并不是以保守力量的意愿为依据的,而是以正当合理性为依据。因此,认为中国不存在公共治理适用的政治土壤,并不能构成放弃引入公共治理的理由。
三、公共治理自身实践价值与实践范围的局限性
当前,中国有着实施公共治理的有利条件,尽管这些条件并不充分。同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对中国实施公共治理理论条件不充分这样一种情况的折射),旧有的管理方式已经无法对其进行解决,公共治理理论却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但公共治理在实践价值和实践范围上还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公共治理本身可能的失败。
公共治理尽管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方式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正如“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一样,公共治理也会失灵,公共治理中自组织的协调效果并不总是优于继续依靠市场力量或自上而下的控制,[17]因为即使是在公民社会发达的西方,自组织协调作用发挥依赖的条件也不会处处存在,永远存在。
公共治理需要治理的主体或者公民的充分参与,缺乏参与的条件治理就无法进行。在现代化的民主生活中,往往充斥着参与悖论:在公民的参与意识已经觉醒同时也具备相应参与能力的情况下,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本应增强,而现实情况是政治冷淡的常态化,[18]即公民在公共事务处理中采取一种不参与的态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公民自身而言,迫于现代生活的压力公民无暇顾及自身生活以外的公共事物,或者公民对现有的参与机制不满意而又无力改变,致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政治冷漠,因此即使有参与的途径公民也不愿意参与或者消极参与,使得公共治理无法运作;第二,在中国,政府还没有彻底完成现代化转型,在公共领域依然具有主导地位,在涉及自身利益时政府有意淡化公众的参与,不为其提供参与的相关途径,垄断话语权。
多方共治中合作的失效常常会导致治理的失败。对公共问题的治理不仅需要充分的参与,还有赖于自组织间的有效合作。自组织间的有效合作主要体现在对合作规则的遵守、对责任的承担以及对义务的履行等方面。若是自组织不遵守合作规则、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那么就会造成无效的合作。在合作规则的遵守上,政府管控思维的惯性依然影响着政府行为,在合作时常常给其他主体施压,破坏相关的规则,而治理是只有被多数人或者至少被它所影响的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19]例如,合作共治在解决社会问题或者经济问题时,由于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往往会产生分歧。尤其是在地方性社会经济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合作主体的地位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地方政府难免对其他主体进行操纵。这种现象在近几年的强制性拆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我国近几年来的地方拆迁事件中,政府与民众起初大都本着合作的原则就各方利益进行谈判。然而一旦双方利益无法平衡,具有强制力的政府就会胁迫民众,破坏规则,甚至由此引发暴力冲突,致使合作失效,造成治理失败。合作共治本是一个协商、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的意见充分而自由地进行交流,就问题的解决达成一致的见解。然而由于各方主体理性反思能力并不是等值的,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中,没有理性反思能力的一方势必会影响到合作的效果,甚至改变合作的性质。此外,当解决问题的方案形成以后,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各方主体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缺少这一环节,之前的合作也是不会有成效,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第二,公共治理理论只限于解决部分公共利益问题,不是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上的核心问题。
公共治理只是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新方法,并不是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本身的核心问题。一种管理方式的变通无法取代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本身的变革。公共治理理论也只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新观念,这种观念涉及的只是一种建立在“去国家化”的基础上的管理技巧,它并不是政治学研究的经典问题,更不是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一直是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目前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既有政治体制对整个社会进行治理问题,而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问题。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已经完成的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因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治理来解决。公共治理尽管可以在中国既有体制的空隙中尽量发挥作用,并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政治现代化注入一定的能量,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无法通过公共治理完成的。我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是政治改革。政府在进行体制改革时,政府本身尚未完成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同时又消极避开传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传统改革途径中的有利因素又遭到了摒弃,这无疑会为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双重的危害。因此在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改革的推动力不得不依赖于开明的领导人。但这种改革是畸形的,势必不利于治理的发展。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机制能够确保每一届的领导人都是开明的且具有同等开明的能力。如此公共治理难免就会回归到“人治”的境地。
劳动争议治理 篇2
根据公司2010年年中会议上甘国耀总经理的重要讲话及华银铝发（2010）20号《关于在全公司开展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通知》的精神，为切实开展好此项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和全体员工的素质，推动氧化铝厂的各项管理工作上一个新台阶，经厂党总支支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深刻认识开展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重要意义
无效劳动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影响生产经营正常运行、损害企业利益、浪费及没有价值的劳动行为。甘总在公司2010年年中工作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无效劳动对企业的危害，要对无效劳动行为进行严肃认真地治理，要让每一位员工的劳动对公司有价值。特别是当前一段时期，煤电油等大宗原材料仍处于高价态势，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实施，将使铝产业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国家严格控制高耗能的企业的投资审批，特别是耗电量大的电解铝项目，电价涨了，铝价跌了，铝行业面临重新洗牌，电解铝产业的缩水必将直接影响到原材料氧化铝的生产销售。与此同时，我们氧化铝企业的盈利基础还不牢固，竞争力还不强，产业结构调整对铝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比较突出，加上我们自身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公司的40万吨结构调整项目尚在实施过程中，两三个月内尚难发挥效益，因此公司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我们绝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松懈、怠慢。我们要认清形势，保 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巩固和扩大成果，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确保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目标的全面超额完成。因此公司在此时提出在全公司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治理无效劳动活动，对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开展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指导思想
我们要进一步在全厂范围内全面查找管理的短板和漏洞，挖掘管理潜力，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要求每一个员工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做好本岗位的工作，要有当好岗位主人翁，立足岗位发展的意识，要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努力做到我的岗位我做主，我的岗位我负责，人人争当“救世主”，人人均当“多事佬”，人人敢比“诸葛亮”，这才是推动公司发展的根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本职工作做好了，公司的发展就有希望，职工个人和公司就会得到共同的长足发展。营造“执行力至上”和培养一支有理想懂技术善经营的职工队伍，谨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让公司发展更持续、更健康、更长远。
三、目标要求
氧化铝厂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我的岗位我做主”，全体岗位人员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自省自查存在的无效劳动行为，使我厂的各项工作健康、持续、高效发展。具体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
我们要立足于全公司工作大局，紧密结合氧化铝厂的发展实际，深刻认识开展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重大意义，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为实现公司“战略管理型国内一流氧化铝企业”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切实解决突出问题。
开展治理无效劳动活动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自我做起，注重查找和解决影响我厂在生产、检修、劳动纪律、安全、管理等方面无效劳动的行为和意识，切实提高全体员工的工作效率、降低消耗和生产成本，提高我厂产品市场竞争力，最终提升我厂各项管理工作水平。
四、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主要任务和方法步骤
（一）参加范围
氧化铝厂全体员工（含劳务派遣工）。
（二）时间安排
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时间为1个月，从2010年6月13日开始，到2010年7月12日结束。
（三）方法步骤
治理无效劳动活动分为宣传发动、自查互查、整改提高三个阶段，按照以下步骤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6月13日至6月22日）。
1、厂部、车间、班组要逐级召开关于开展治理无效劳动的宣传动员会议，认真组织员工学习华银铝发（2010）20号《关于在全公司开展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通知》、氧化铝发（2010）13号《关于在全厂开展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通知》两个文件及甘总在公司2010年 年中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让每一位员工都积极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
2、厂部、各车间要通过制作横幅、黑板报、标语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营造全员参与、人人有责的活动氛围。
第二阶段：自查互查（6月23日至7月2日）。
各班组、岗位员工认真自查互查身边的存在的无效劳动行为，就无效行为的存在，如何去改正、提高工作效率？要求每位岗位员工写出自己的建议，车间（科室）根据本部门无效劳动的具体事例形成文字材料报厂综合科。
第三阶段：整改提高（7月3日至7月12日）。
1、对本部门的无效劳动集中力量进行整改，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切记不能走过场，力求取得实效。
2、各部门集中力量解决无效劳动问题，优化、创新和完善管理体制，进一步抓整改、抓落实，一定要达到提高员工整体素质、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目的。
五、治理无效劳动活动的组织领导 成立氧化铝厂治理无效劳动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程好德
副组长：陈中源、王福代、覃卫东、黄喜进、甘辉煌
成员：周生阳、韦忠平、谢崇光、黄启、施伟、罗春鸿、周平、赵志强、廖好、李庆元、蒋金军、曾建龙、甘俊、蒋文玉、周丹、唐素丽
陈中源副厂长负责主抓此项工作，日常工作由厂综合科负责处 氧化铝厂 5 理。
“土地财政”对劳动者的排挤及治理 篇3
一、“土地财政”对经济的危害
“土地财政”对经济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人为改变了产业结构
“土地财政”通过低于成本价向制造业企业供给土地，放松企业对工人的劳动保护和福利等，甚至放松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而降低了制造业的经营成本，使本来需要淘汰的工艺得以使用，不能使企业的技术得以强制性地升级。同时，土地在非农化使用时，必须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而这种投资又主要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出，“土地财政”主要推动了低端制造业、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不是来自于市场自然形成的需求，也不是来自于企业的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政府的人为推动，这样形成的产业结构是畸形的，不平衡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二）人为抬高房地产价格，使经济出现泡沫化
“土地财政”利用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特征人为抬高房地产价格。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经济的重心和就业的机会不断向城市移动，这就是我国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进程。而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城市的住房需求不断增加。“土地财政”正是基于人们对城市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加，从而抬高商住用地的价格，增加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这也抬高了房地产的价格。
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人们的投资渠道较少。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就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人们对房地产进行不断投资是基于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的市场预期，而这种预期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导致，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种预期是不可持续的，必然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建立在不合理市场预期之上的投资，一方面使投资偏离了经济的内在需求，使这种预期不能持续，不能兑现，使房地产投资出现泡沫化；另一方面，就是市场的暂时繁荣，抢占了其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使房地产业出现“一枝独秀”的局面，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会降低整体经济的效率，长期下去，必然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
（三）大量消耗土地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压力
“土地财政”需要大量消耗土地资源，在我国人地矛盾突出的现实的约束下这是难以为继的。“土地财政”一方面通过抬高房地产的价格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对制造业用地的过多提供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这种土地资源的使用是效率低下的。由于对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低下，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就缺乏经济基础，这就人为地加剧了我国的人地矛盾，更不利于土地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四）经济活动的短期化、互斥化
“土地财政”把我国非常宝贵的土地资源进行贴现变卖，刺激了当前的投资，特别是房地产业的投资。由于人为地改变了对房地产的需求，包括制造对房地产居住需求的紧张状况和人们对房地产业的投资需求，使房地产业出现暂时的繁荣，这就使经济活动出现短期化，不但支撑房地产业繁荣的土地资源是难以为继的，而且支撑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产业、居民收入和对房地产的需求都是不能够持续的。
“土地财政”还使经济活动出现了互斥化，具体表现在：房地产业的“一枝独秀”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排斥，房地产业的过高利润率过度吸引了经济资源，影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房地产的高价格与居民生活相排斥；“土地财政”对土地资源的消耗与资源、环境保护相排斥等。
二、“土地财政”对劳动者的排挤
（一）居住、生活成本的提高对劳动者的排挤
“土地财政”利用居住是居民的必需品和生活服务随人而定、不能流动的特点，人为抬高商住用地的价格，抬高了居民的居住、生活成本。居住、生活成本的提高，核心是“土地财政”收入和资本获利造成的，这实质上是部分剥削了城镇劳动者的收入，这样的剥削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使一部分房产所有者依靠租金生活。这显然不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人力资本积累受阻对劳动者的排挤
广大劳动者在城镇工作、生活，不仅需要住房，而且需要教育、医疗等各种其他服务。而由于高房价、高房租大量使用了居民的收入，这就挤占了居民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这种情况使广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受阻。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就要求广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和升级。而广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受阻显然不能适应就业岗位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也就是说，劳动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对劳动者的生活起着威胁和排挤作用。
（三）产业的不可持续对劳动者的排挤
“土地财政”由于特殊的政策造成地区性基础设施、房地产、低端制造业的繁荣，但这些产业的发展挤占了其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当产业结构被迫需要调整升级时，劳动者不得不承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本，如劳动者技能转换的成本、劳动者的地区迁移成本等。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是不连续的，劳动者技能的转换也是不连续的，这种技能转换不能在劳动实践中逐渐得以实现，而是需要劳动者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才能实现。这不但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成本，而且可能造成劳动者的结构性失业。这就在不同程度上排斥了劳动者，使生产的发展与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者的就业不能同步。
三、对“土地财政”的治理对策
“土地财政”实质是地方政府的企业化经营行为，它背离了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对经济和劳动者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必须从根本上给予治理。
（一）理顺政府财政管理体制
“土地财政”也有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的现实原因。在我国分税制改革以后，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要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与其可以支配的财力之间存在缺口，这成为欠发达地区要克服的财政困难。因此，中央政府要完善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各个地区、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够提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保证劳动者在各个地区都能得到大体相当的均等化服务水平。在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地方政府就没有了实施“土地财政”的迫切需要，也没有了实施“土地财政”的借口。
（二）科学制定对地方政府的评价指标
地方政府不能把自己的财政收入、GDP等作为自己追求的指标，这种企业化目标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相悖的。况且，各地的经济禀赋、经济发展基础等条件差异巨大，把这些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的业绩也是不科学的。地方政府活动必须回归到其公共服务上来，如就业、教育、科技、医疗等。因此，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应指向就业、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环保等指标上来。
（三）回归土地公共资源的本性
土地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资源，政府不应当以营利为目的来经营土地，而应当合理分配土地的使用，满足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对土地的需求。土地资源用在它最需要的地方是土地的最有效利用。具体来讲，政府要合理地规划使用土地，把土地合理分配到住房、教育、科技等公共事业、工业商业用地等各个方面，兼顾到各个方面对土地资源的使用需求。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只重视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土地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一特征。如各个地方的廉租房普遍过少，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只有土地资源有效地使用在各个方面，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土地才能真正回归到公共资源的经济属性。
（四）平衡不同流动性经济资源的关系
资本、技术、劳动力、环境等经济资源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活动，实质上就是流动性较强的经济资源利用其流动性强的优势剥削流动性弱的经济资源，这必然造成经济发展内部的不平衡、不可持续。
实际上，资本、技术等流动性强的经济资源来自于劳动力、环境资源的支撑、生产和创造，没有劳动力和环境资源，就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资本和技术。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不同流动性经济资源的利益关系。
平衡不同流动性经济资源的关系，首先在制度上要禁止地方政府单纯追求土地出让金的活动，鼓励各地方政府重视教育、科技、人力资本积累、环境保护等，这有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其次，要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护自然环境，防止流动性强的经济资源对流动性弱的经济资源的剥削。平衡不同流动性经济资源的关系，使一个地区更加重视流动性弱的经济资源的利益和积累，才能巩固一个地区的生产之基、创业之基，才能保证一个地区的长期、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坚实的、稳定的。
劳动争议治理 篇4
因劳动湖进、过水闸闸底较高, 全年绝大部分时间江水不能自然进过, 使劳动湖成为死水。多年来, 由于部分城市污水排入湖内, 两端居民向湖内及湖岸倒垃圾, 大气降尘及湖水颗粒物自然沉淀[1,2], 致使水域面积逐年缩小, 污染严重。湖水处于严重富营养化状态, 每年夏季藻类大量繁殖, 湖水臭气四溢, 湖岸十分脏乱, 使城市内河变成污染源。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对劳动湖进行了治理改造, 主要是对沿岸进行了景观建设, 使其成为市内重要景观之一, 但湖水污染仍较严重, 亟待进一步治理。现就劳动湖污染现状及治理措施作一探讨。
1 劳动湖水质污染现状及原因
1.1 水质污染监测与评价
据监测结果分析, 在检测的11项污染物中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总氮、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标, 其中溶解氧和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标率分别为33.3%和66.7%, 其他各项指标均为100%, 表明劳动湖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严重 (见表1) 。
根据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进行评价, 劳动湖水质为V类水体标准。评价结果表明, 劳动湖的主要污染物为总磷和总氮, 污染负荷已达80%, 表明劳动湖湖水富营氧化严重。
1.2 污染特征及原因分析
监测结果表明, 劳动湖为有机污染, 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劳动湖湖水常年处于闭流状态, 更替缓慢, 自净能力弱;沿湖西岸共有17个排污口, 其中雨水口4个, 生活污水口9个, 工业废水口3个, 每年接纳污水227.26万t, COD649.6t, SS 353.6t, BOD5224.6t, 总磷2.415t。
2 治理措施
2.1 清淤
湖底淤泥中含有大量氮、磷及其他营养物质, 在水中释放出后, 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因此需对劳动湖进行定期清淤。同时, 也可增加劳动湖水深, 增强城市雨水调蓄功能[3,4,5,6]。
2.2 控制排污量
劳动湖沿岸共有排污口17个, 年排入湖内污水总量为227.26万t。因此, 应控制污水排放量, 做到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相结合[7,8,9]。
2.3 定期换水
劳动湖水污染主要是由于水中氮、磷含量过高, 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每年冬季湖水完全不流动, 劳动湖底泥释放出的氮、磷量较大, 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为防止藻类大量繁殖, 劳动湖需在5月换水1次。同时, 湖水经过6个月的下渗、蒸发, 水量已不能满足劳动湖设计水位145.00m的要求, 需要进行补水。劳动湖5月换水后经过3个月, 湖水中氮、磷含量不断升高。8月前后气温较高, 各种条件均适宜藻类生长繁殖, 因此应进行第2次换水, 从而使劳动湖水质达到使用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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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治理 篇5
三、强化队伍建设，提高综治工作水平
面对当前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多、情况复杂的新特点，特别是与社会安定稳定息息相关的劳资纠纷、职工社会保险、企业用工矛盾等问题，都需要劳动保障部门去关注、去协调、去解决，都需要我们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为此我们在强化队伍建设，提高综治工作水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认真学习。结合民主评议行风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组织全系统重点学习十六大精神，学习规定的必读文章和有关法律、法规，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提高劳动保障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增强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依法行政。对涉及群众投诉问题，严格按照程序，认真受理，做到有诉必理，有理必查，有查必果，深得群众的肯定。推行依法行政，简化办事程序，做到制度上墙，全面佩卡上岗，设置离岗去向牌等，实行首问首接制和一次性告知制，推行服务承诺制和办事限时制，依规办事、依法行政。三是自我防范。各单位能严格按照要求，搞好内保工作，重要部位还设置了防盗网和铁门，节假日安排了值班人员。今年以来，全系统内工作人员没有发生过一起违法违纪事件，无参加非法练功组织和各类非法活动、无发生黄、赌、毒案件、无发生失盗失窃和火灾事故，保持平稳的工作局势。
劳动争议治理 篇6
自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总体而言在不断提高。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职业介绍机构的数量和从业人员在不断增加, 以职业介绍所为核心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劳动者就业和失业的保护性法规逐步建立, 劳动力市场进入到较为规范的运行阶段。但是, 我国劳动力市场近二十年的发展也暴露出一定的深层次问题, 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场分割的存在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市场分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城乡分割。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重要因素,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身份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 他们到城市务工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其次, 地区分割。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加剧了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从地区间同一行业的工资水平差异中即可看出。不同地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突出, 各地工资水平因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并没有完全由市场形成,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 加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再次, 体制分割。体制分割主要指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两种市场就业后的条件和待遇明显不同, 在体制内市场就业的一般为正规就业, 不仅工作环境好, 就业稳定而且待遇高、福利好。体制外市场就业的一般为非正规就业, 工作环境差、工作不稳定、工资福利待遇较差。正是这种市场分割的存在, 身处体制外的劳动者很难通过体制内市场就业, 其合法权益也很难有所保障。最后, 行业分割。行业分割有两种情况, 一是功能性行业分割, 主要因为行业间不同的技能和学历、资历要求等原因出现的行业分割, 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很难在行业间流动;二是体制性行业分割, 主要因为体制原因和政策阻力, 导致行业市场准入困难, 造成垄断行业, 从而出现分割。我国的行业分割中两种情况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使劳动者在择业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分割收益”多的地区和行业。如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时, 一般会优先考虑沿海或发达城市、收入高的行业和领域、单位的性质及其稳定性等因素, 这样极易造成人才流动的结构性失衡, 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就业歧视的存在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歧视是指对待个人或群体的不公正态度。劳动力市场在发育过程中产生的歧视行为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和体制上的原因。歧视行为的存在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会使社会总福利减少或遭受损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歧视多种多样, 诸如学历歧视、经验歧视、年龄歧视、身材、容貌、毕业院校的歧视等等。
劳动力市场体制不健全阻碍了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首先, 缺乏必要的就业指导和培训制度。我国目前的就业指导和就业培训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功能, 能够得到就业指导和培训的劳动者数量很少。一是因为劳动者接受就业指导和培训的意识和观念不强, 二是因为我国的就业指导和培训的宣传力度不够, 许多需要帮助的劳动者并不知道和了解哪里有就业指导和培训的机构, 如何接受指导和培训。同时, 一些培训机构不重视市场调研及未来急需职业预测, 不能提供水平较高的与市场需求接轨的培训。其次, 执法监督力度不够, 市场秩序混乱。而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尚不够完善, 有些领域还存在法律和管理真空。有些领域虽有立法但因为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有法不依的现象较为普遍。再次, 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平台尚需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时间较短, 信息网络建设一直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要环节。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不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信息障碍;二是用人单位、劳动者与职业中介机构的信息障碍;三是用人单位、劳动力和政府间的信息障碍。
二、政府培育和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以治理失业的对策
我国劳动力市场从发展类型上看应是政府主导型的, 其孕育、产生、发展和完善的整个过程都与政府的政策推动密不可分。政府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今后的发展和完善中仍需发挥重要作用。
进一步培育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主体观念及组织行为。随着我国劳动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 劳动力市场的主体, 即劳动力供给主体——劳动者和劳动力需求主体——企业已基本确立。首先, 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尚需进一步培育。国家应逐步触动更深层次的企业制度改革, 如明晰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组织制度。减少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 给国有企业更大的用工自主权和决定工资的自主权。其次, 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的主体意识尚需培养。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劳动者在求职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没有树立起与企业平等的主体意识。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劳动者的主体意识, 加强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的培训, 增强其适应岗位的能力, 只有培养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 才能真正建立起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的机制。再次, 为更好地发挥劳动力市场企业和劳动者的主体作用, 政府应协助劳动力市场主体构筑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组织。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主要组织是工会。在劳动力日益市场化的今天, 政府应采取措施让工会由一个行政机构过渡到专门为劳动者维权而存在的组织, 从根本上转变其职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组织是企业家协会, 企业家协会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形成了劳资关系的三方协商机制, 但在三个组织中, 企业家协会的地位最低, 一旦需协调劳动关系时并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政府应在法律上明确为企业维权的各级雇主组织并赋予其相应的职能, 使其最高级别的组织与全国总工会 (为劳动者维权的最高组织) 处于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由此可见, 培养真正能够为企业维权服务的雇主组织在我国已势在必行。只有维护劳动力市场主体权益的组织健全, 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组织行为才能更加理性化, 劳动力市场主体才能真正市场化, 并走向成熟。
打破劳动力市场割据局面, 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割据的根本在于相关制度的彻底改革。首先,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管理不仅是一国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而且也是一国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改革开放后, 为打破城乡分割局面, 国家及各地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提出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 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的改革目标。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放宽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条件。截止到2007年我国已有山东、辽宁、广西、重庆等12个省、市、自治区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取消了原来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 将原来的这两类户口统一称之为居民户口。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户籍制度不会马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我国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如计划生育、土地承包、农村集体收益分配、退伍安置、选举权等, 此外现行体制下城乡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仍存在着事实上的差距, 这些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但都需要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 因而户籍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 面临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其次, 推进档案制度改革。档案是国家推行的一些福利政策, 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不可或缺的材料, 而且居民在职称评定、调动工资、各种政审时也离不开人事档案。但我国人事档案在管理上仍存在较多问题, 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使得用人单位在审核劳动者信息时很难通过档案核对其真实信息, 对劳动者新的奖惩也无法添加进劳动者的档案中, 造成档案的名存实亡, 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现在有些地区已建立起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制度, 只要劳动者或用人单位有委托管理档案的要求都可以按照规定在指定的档案管理机构存档, 这一做法值得推广。再次,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 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 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给我国社会保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的重点主要有:一是“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异地转续仍存在技术性和体制性难题, 使流动就业人员的保险关系难以转续。在社会保险全国转续难以短时间内解决的背景下, 应先考虑建立社会保险的省内转续。省内转续取得实质性进展, 获得一定经验后再考虑省际间转续, 国家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要平衡各地区的利益, 制定省际间转移比例, 对统筹基金按比例实行强制性提取。二是健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用来调节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社保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靠政府的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来保证运行。应尽快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重点研究与之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 (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条件、企业年金条例等) , 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障费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等。
消除市场歧视, 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歧视行为, 减少因市场歧视给相对弱势群体带来的利益损害是我国也必须正视、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政府必须积极作为。首先, 进行全社会的反歧视教育, 树立良好的公平竞争观念。完善反歧视的法律性规范。其次, 应在法律法规中对“歧视”及“歧视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再次, 畅通受歧视的弱势群体的维权渠道, 明确对用人单位的奖惩机制。通过建立各种公益性维权组织和公益诉讼制度, 将反歧视纳入其工作调节范围。
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目前为止我国在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 但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法律真空, 为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法律体系, 我国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首先,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配套法律法规建设。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后,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劳动法》的两个配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为完善和更好地贯彻《劳动法》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草案) 》正在讨论中, 但还有一些配套法律, 如《集体合同法》等的建立稍显滞后。其次, 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法规只有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于2000年颁布的《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2001年人事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人才市场管理规定》及各地方制定的相关规定, 立法层次不高。在我国市场秩序有待规范的情况下加强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实现主要由行政手段管理市场到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管理市场的转变已势在必行。再次, 从立法内容上看, 应扩大劳动法律关系调整和适用的范围;逐步建立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用立法。
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 加强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首先, 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信用体系, 提高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信用度;整合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资源, 提高劳动力中介组织的运作效率;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 实现全国劳动力供求信息资源共享。其次, 加强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 培养高素质的公共服务队伍。政府应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 主要措施有:将竞争性就业服务剥离出其服务范围, 使这些竞争性服务更好地市场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功能, 提高工作效率, 增强其对就业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 出台针对特殊人群的特殊就业政策;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门化的公共服务队伍。
摘要：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 治理失业问题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治理失业问题的关键是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本文主要通过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政府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以治理失业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失业治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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