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模式（精选十篇）
欧盟模式 篇1
针对以上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布置的近几年医疗器械监管工作重点,主要是完善以下4个方面:
完善医疗器械技术检测体系建设。一是继续完善医疗器械检测机构总体布局,构建以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内设置的医疗器械检测机构为主,隶属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具有专业特长和技术实力的检测机构为补充的医疗器械检测机构基本格局。二是要通过宏观调控和国家财政项目支持,填补空白检验项目,提升检测能力。三是要进一步规范对检测中心的管理,坚决取消不合格的认可项目,切实发挥好医疗器械技术支持体系的重要作用。
加强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继续加强技术力量;健全注册工作协调机制;完善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和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积极研究和规范特殊品种的监管。建立药械组合产品审评审批机制,促进新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强化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参照国际惯例,结合工作实际,规范试剂标准品的管理。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还要继续做好注册核查工作。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尽快组建国家医疗器械标准化委员会。二是加大对基础性、通用性标准的制修订力度,加强对生物材料类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的审查。三是加大培训和交流力度,提高标准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通过以上任务的完成,建立国家医疗器械标准管理机构,加强对全国医疗器械标准工作的指导和规范。
扎实做好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加快推进医疗器械分类和命名工作,细化并补充完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同时,着手研究制定《医疗器械命名规则》。二是探索开展医疗器械编码和信息化建设。三是继续加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流通监管工作。四是继续加强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
通过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我国医疗器械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我国在医疗器械监管模式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一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
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欧盟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
1医疗器械指令
目前,欧盟已颁布实施的医疗器械指令有三个,包括:
(1)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指令(EC-Directive 90/385/EEC)。该指令适用于心脏起搏器、可植入的胰岛素泵等有源植入医疗器械,于1993年1月1日生效,1995年1月1日强制实施。
(2)医疗器械指令(EC-Directive 93/42/EEC)。该指令适用于除90/385 EEC指令和98/79 EEC指令规定以外的一般医疗器械,于1995年1月1日生效,并于1998年6月14日强制实施。
(3)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EC-Directive 98/79/EEC)。该指令适用于血细胞计数器、妊娠检测装置等体外诊断用医疗器械,于1998年12月7日生效,2003年12月7日强制实施。
上述指令是欧盟范围内统一执行的医疗器械管理法规,其法律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日本的药事法(The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3个医疗器械指令虽然颁布的时间不同,但相互关联。医疗器械指令(EC-Directive 93/42/EEC)是在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指令(EC-Directive 90/385/EEC)的基础上制订的,二者又同为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EC-Directive 98/79/EEC)的编写基础。3个指令的格式、内容、基本要求大致相同,并针对医疗器械的不同特点而规定了特殊条款。当新颁布的指令对已有指令的基本要求进行修改时,已有指令同时进行相应修订。
2欧盟对医疗器械管理类别的划分
欧盟根据医疗器械的风险不同,划分为不同管理类别,采用不同管理措施。风险越高的产品管理措施越严格。
3上市前的评估程序
盟对不同管理类别的医疗器械产品制定了不同的评估程序,由公告机构(即第三方认证机构)负责执行。较低风险的产品,仅需要简单确认其符合指令要求即可,甚至不需公告机构参与,而对于复杂的医疗器械,则需要公告机构进行严格且复杂的评估程序给予评估。评估后,当认定所评估的医疗器械符合指令要求时,该医疗器械产品方可准许标识EC标志,并开始在欧盟市场中流通和使用。
医疗器械指令(EC-Directive 93/42/EEC)中有6个符合性评估附录,用于在该指令的条款11中规定的各类器械的评估。
4对上市后医疗器械的监督和保护措施
已发布的3个医疗器械指令中都制订了医疗器械上市后的监督措施和保护措施。欧盟以法规的形式建立不良事件的报告、收集、评估、公告制度,力求保证医疗器械一旦在上市后出现不良事件,最大限度减少危害,降低同类事故的重复发生,使病人或使用者的安全健康得以保护。
5临床研究
制造商在对医疗器械进行申报时,应提供临床评价(clinical evaluation)资料以证明申报的医疗器械符合欧盟医疗器械相关指令中规定的基本要求。临床评价资料包括对已发表的涉及医疗器械产品安全、性能指标、设计特点、预期用途等文献资料的临床评价和对申报医疗器械已进行的所有临床研究结果的评价。
除非可以通过现有的临床数据对产品安全有效性进行判定外,植入类医疗器械和Ⅲ类医疗器械应进行临床研究。制造商在对医疗器械开展临床研究前,应将方案上报给临床研究中所涉及的成员国的主管机构。对于植入医疗器械、Ⅲ类医疗器械和长期侵入人体的IIa、IIb类医疗器械,其制造商如未在上报方案后的60天内接到主管机构在考虑公众健康和国家政策情况下而做出的反对决定,即可开展其临床研究。同时,如在制造商上报临床研究方案后的60天内,伦理委员会认可了制造商提交的临床研究方案,相关主管机构也可授权制造商在方案获得伦理委员会认可后即刻开展临床研究。对于其他管理类别的医疗器械,当临床研究方案通过伦理委员会认可后,主管机构即可通知制造商开始临床研究。当某成员国拒绝或终止了一项临床研究,应将结论及判定依据通知其他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
临床研究完成后,制造商则应将研究结果上报相关成员国的主管机构。如临床研究因安全问题提前终止,制造商则应该通知所有成员国及欧盟委员会。
综上所述,欧盟医疗器械监管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按风险高低划分产品的管理类别
医疗器械种类繁多,从简单的非无菌医用手套、手术刀片到原理复杂的磁共振设备、心室辅助装置等。管理部门的监管资源有限,无法使用同一模式对全部医疗器械进行统一监管。因此,按照风险的高低将医疗器械划分为不同管理类别,加强对高风险医疗器械的监管是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最大限度保护人类健康的一种科学管理模式。
但是,欧盟对医疗器械的分类不同于其他国家。欧盟将体外诊断医疗器械单独划分为四个管理类别,并将一般医疗器械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他国家一般为三类)。针对不同管理类别的医疗器械制定适当的管理模式。更多的适当的管理措施可提高监管的科学性,提高监管效率。
(2)管理灵活,法规适用性强
欧盟的指令是一个协调性的法规,旨在将各成员国协调到一个监管模式下。因此,欧盟的医疗器械管理法规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造商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证明产品符合指令的基本要求,比如通过风险分析、试验室试验和同类产品临床数据的收集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上市前评估程序多样
欧盟医疗器械指令中设立了多种上市评估程序。对于低风险产品,由企业自行管理,不需公告机构介入。
对于中等风险的医疗器械,由公告机构介入到制造商的体系和生产中。对于高风险的医疗器械,公告机构需对生产者设计文档进行审查。对于同一类别的医疗器械,既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一系列产品安全有效,也可以通过对某类产品进行型式检测确保其性能符合指令要求。制造商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符合性评估程序。
(4)分权管理
欧盟的医疗器械管理部门将产品的具体审批权交给由各成员国指定的公告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监督和管理。此种管理模式下,节约了行政资本,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但此种管理模式也会带来一些不足:不同成员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一致,难以保证各公告机构的审查人员的经验、认知水平和审查尺度完全统一;另外,公告机构间的竞争关系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各公告机构审查要求的一致性。
摘要：主要介绍了近年我国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重点及欧盟发展相对成熟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
关键词：医疗器械监管,工作重点,欧盟医疗器械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6号)
[2]《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局令第16号)
经营模式已被欧盟摒弃的“4S店” 篇2
人民币不但不能少给，而且要大大地多给。在路边店吃个驴肉火烧要四块钱，星级酒店的火烧个儿小肉少，但你要付十块钱。为什么？因为这里一杯凉水也要收你五块钱。所以，快出保时，车主们都会打听到哪里维修保养更合适。4S刀子快是著名的，洗个节气门起步价也得50，黑一点的要百八十，而找个快修店，不过二三十 元。在4S，工时有时还可以商量着打点折，配件那是宰你没商量，虽可保证原装正版，但一样的东西要比汽配城至少贵三分之一。
是4S太黑吗？让4S的老板们说起来又是一肚子的苦水。4S店建得像星级酒店，那是厂家的要求，一个普通的4S一天开门关门就要万元左右的费用，现在新车利润薄，售后上不把刀磨得快点真对不住自己那点投资。
4S看起来家大业大，可风险也大。汽车厂家会给每家4S店下达一定数量的销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4S店每个月必须从厂家提走一定数量的汽车。问题往 往会出现在这个指标上。尽管这一指标来自厂家对市场的分析和预期，但人算不如天算，市场的变化有时候会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但指标一般不会随之变更。为了 多卖车，厂家在定指标时当然会选择就高不就低。
经销商的风险在于，如果一个月完不成任务，就会出现库存，连续出现库存，大量的资金会沉淀在库存车上，无法持续流动。而如果经销商没有资金购进下一批车，不但不能拿到厂家对该月销售车辆给予的补贴和奖励，还要以高出平均提车的价格购进车辆。
更严重的后果是，资金链条一旦断裂，4S店就会陷入瘫痪。这时，经销商的动作会是拚命跑量，不惜大幅优惠让利，甚至赔钱也要卖车。在销售指标上，经销 商还会面临一种压力，那就是厂家对经销商“强者恒强”的策略。4S店完成的销量越大，厂家给的奖励政策越好，反之，销量越小，单车的利润也越小。这可能让 经销商陷入两难境地，为了提高利润率，要提高销售指标，这时库存风险大；如果追求保守的指标，则可能赚不到多少钱。销售指标是压在经销商心头的一块巨石，很多人为它寝食难安。又想挣钱，又怕库存，又担心资金链断裂，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更让经销商发指的是，有些厂家盲目扩大产能，在销售不畅时会强行向经销 商压货，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把库存压力转嫁到经销商身上，造成更多的资本沉淀。但面对厂家的强势，经销商也只能吞下苦果。
车主挨4S宰，4S又被厂家坑，看来厂家真是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这一切都要从那个《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说起。此办法虽然出自政府有 关部门，但内容上总让人疑心是汽车厂家的手笔，它让经销商的小命牢牢地攥在了厂家的手中，厂家可以翻云覆雨，经销商却要风险自担。反正厂家不花钱，就逼着 4S拚档次、拚豪华、拚排场，终于拚出一个卖车的花花世界。殊不知，现在多数老百姓买车是作为一种生活工具的，不是用来臭显摆的，所以大可不必制造出一个 豪华的卖场，再借机让老百姓也为豪华集点资。欧洲是4S店模式的策源地，但从2003年开始，4S店经营模式最终被欧盟摒弃。新法规将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分离，销售企业代理某汽车品牌不必一定按 厂商的要求建造厂房、购置设备、雇佣专业维修人员，允许多品牌、多渠道、多样化经营。对于非授权的汽修厂，厂商应提供所有相关技术信息和培训，允许使用质 量相当的非原厂零部件等。
欧盟模式 篇3
［关键词］ 欧盟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布鲁塞尔化”集体身份 国家角色认知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62－10
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生效确立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是欧洲联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取代了1970年确立的欧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EPC）而成为冷战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新动力。而且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呈现为一种“布鲁塞尔化”（Brusselisation）的独特一体化模式，即“在有关决策和行动过程中，成员国的主导和控制作用已经弱化，决策机制逐渐从一种水平的、离散的结构趋向垂直和集中，开始以布鲁塞尔为中心形成并输出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CFSP的机构、组织和决策的重心从各个成员国的首都向以布鲁塞尔为主的联盟决策中心转移和集中，并且在某些决策层面呈现出超国家主义的发展趋向。这一现象和过程可以称作‘布鲁塞尔化’”［1］。换言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成员国的政府间合作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从而在传统上属于“高级政治”的外交和安全领域里建构起了欧盟的集体身份，但这一集体身份又必须依托于成员国具体的外交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因此，考察成员国之间的互动行为是分析欧盟集体身份“布鲁塞尔化”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建构主义学派的角色理论分析欧盟成员国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探讨成员国的角色认知偏好和政策选择差异对欧盟集体身份的政治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建构主义理论范式中的身份和角色
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建构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概括为：“①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②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2］1简言之，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结构建构行为体的身份（identity），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其基本理论范式可简约为“结构——身份＋利益＝行为——结构”［3］。在这一范式中，身份是联结国际体系结构和行为体行为的桥梁，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哲学范畴中的身份指涉的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即要回答“我或我们是谁”的问题。温特将国际政治中的身份界定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2］282。他探讨了四种身份：个人/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个人/团体身份是行为体的基本身份，它由自行组织、自均衡的结构建构而使行为体成为独立的实体。类属身份是由国家内部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建构起来的，是行为体的内生属性。角色身份是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它存在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之中。集体身份是行为体超越自我边界使其包含他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在这四种身份中，个人/团体身份和类属身份是通过国家内部的互动过程而形成的，是国家作为自行组织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不需要他者的承认。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则是通过国家间的互动形成的。［2］282-289
国家间的互动是经由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和对外行为的实施而进行的。建构主义者以身份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将身份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归纳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间接的，身份使行动者能够诠释外部世界，它影响了行为体理解世界的方式；第二种来自于行为解释的社会身份理论，行为体的行为原因是由组织内外的差异所导致的；第三种与角色理论相关，行为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就有与自己身份相对应的行为。［4］由此可见，要充分认识身份和国家间互动的关系，就要借用角色理论（role theory）这一理论工具作具体的个案分析。
角色理论将行为体的“身份”具体化为“角色”（role）概念，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行为体层次上的政策偏好和行为特征，在国际政治理论谱系中可归类为建构主义学派的研究范式。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是与特定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并在一定规范基础上所产生的期望”，可被视为“决定于各种集团身份的回应体系”。［5］角色理论认为，如同演员在舞台上对彼此的表演作出相应的反应，在社会体系中的社会成员也必须调整各自的反应以适应对方，“行动者由于各自不同的自我概念和角色扮演技巧而拥有独特的互动方式”［6］。凯尔·霍尔斯蒂（Kal Holsti）最早将角色理论引入到国家对外政策分析之中，提出了国家角色（national role）的概念，即“外交决策者对适合于本国的一般的决策、义务、规则及行动的自我确定，同时还包括了国家在持久性基础上对国际体系和区域次体系中应有功能的自我确定”［7］。李斯贝·阿格斯塔姆（Lisbeth Aggestam）认为国家角色包括角色预期（role expectation）、角色认知（role conception）和角色扮演（role performance）三个方面。角色预期是来自行为体外部的主观预期；角色认知是行为体在特定的对外政策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规范性预期（normative expectation）；角色扮演是行为体在对外政策行为中实际采取的决策和行动。［8］88国家角色是结构（structure）、相互作用（interaction）和意图（intention）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所谓结构是指社会关系及其实践模式和对现实的共有认知，它关注于制度如何确定规范和规则，强调国家和国际体系结构不仅由物质性因素构成，而且还包括规范性因素。相互作用是行为体学习并通过扮演角色而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行为体在谈判进程中确定自己的角色，角色则在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意图导致行为体的角色认知具有持久性和向心性，带有意图和目的性的角色是制度约束和行为体偏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8］89-90简言之，角色理论将行为体视为追求合理目的的理性个体，有明确的利益和认知偏好，注重行为体的交流、感知和学习过程，将行为体的行为视为是经认知而内化了的制度规范的体现。
角色理论提供了阐释国家身份（对欧盟而言是欧洲身份）如何影响对外政策行为的有效途径，它在两方面有助于理解行为体的行为：“一是在方法论上，角色概念将身份建构与对外政策行为模式相联系，阐释了文化规范和价值是如何被转化为可预期的对外政策的文本声明和行为趋向的。……二是在认识论上，角色概念将对外政策的议程与结构相挂钩，结合了对外政策的意图与形成政策的制度。换言之，对外政策既不是一个简单的适应结构性力量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角色不仅涉及了判断和技能，而且在角色运作（role operate）中还包含了一种结构的观念。”［8］82-83概括起来说，角色预期和角色认知反映了国家对物质性客观因素的主观认知，并通过角色扮演作用于国家的外交行为，从而将国家对外行为的主客观因素与具体的对外政策选择有效地衔接起来。
欧盟集体身份的“布鲁塞尔化”进程
“欧盟集体身份的观念已成为当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特征”［9］。国际政治中的身份“是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它指导着行为体的政治行动和基本世界观。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表明在一个与其他行为体相区别的特定集团中具有成员资格”［8］82。也就是说，集体身份是“我们”对“我们”归属于特定集团成员资格的认知以及这一成员资格对于“我们”的意义，同时集体身份也规定了谁属于“我们”、谁属于“他者”，从而划定了集团之间的边界。所谓欧盟的集体身份，也就是指成员国认知和接受自己作为欧洲联盟一员的观念，并在行为中体现出这一身份，同时也意味着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被国际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所认可。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走向建立欧洲政治身份的一个关键的建设性要素”［10］12。《马约》在前言中明确宣布，成员国“决心实施一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包括最终制定一项可适时走向共同防务的共同防务政策，借此增强欧洲的同一性和独立性，促进欧洲与世界的和平、安全与进步”［11］。这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迈向了建立一个政治和防务共同体的更高阶段，是欧盟集体身份的集中体现。首先，条约第一次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体、司法与民政事务领域的合作并列为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使之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其次，条约规定成员国的外交与安全合作“涉及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所有方面”，明确指出形成共同防务政策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归宿，并将西欧联盟正式纳入联盟的共同防务框架中，赋予了欧盟作为防务共同体的新功能。第三，条约规定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理事会以全体一致或特定多数通过的决议，形成共同立场并逐步实施联合行动，强化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效力和执行手段。
《马约》生效后，欧盟不断充实和完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1999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增加了共同战略（common strategies）的决策形式，并增加了“建设性弃权”（constructive abstention）的决策程序，即决策的基础仍然是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但弃权不意味着否决，不妨碍某项决策的通过。2003年生效的《尼斯条约》为推行“强化合作”原则扫除了障碍，在没有军事或防务意义的情况下，联合行动或共同立场可以由理事会以特定多数通过，即8个以上国家、54票的支持就可以通过和贯彻欧盟制定的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同时取消了有关西欧联盟的重要条款以反映科隆会议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所取得的进展，此外还加强了政治与安全委员会（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的地位和作用。2004年10月，欧盟25国首脑签署《欧盟宪法条约》（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正式赋予欧盟法律人格，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其他两大支柱合并在一起，融入欧盟的整体对外关系中，成为第三部分“联盟的政策和运作”（Part III: The Policies and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第五编“联盟对外行动”（Title V-The Union External Action）中的第二章 ，并设立欧盟外交部长、组建欧盟外交部。［12］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与演变进程中，欧盟集体身份呈现出一种“布鲁塞尔化”的政治建构态势，也就是“既不是在‘政府间化’，也不可能‘共同体化’，却又兼具两者的基本特性或某些特征”［13］，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盟采取了介于国家和超国家之间的体制结构和权限划分。《欧洲联盟条约》确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表明成员国已认识到对外政策作为欧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需要更多的一致性，有必要将各成员国外交机构之间的合作制度化为欧盟超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功能。同时，欧盟三大支柱分立的结构又使成员国在这一政策中仍能保留相当部分的国家主权，保留了成员国的独立性。《欧盟宪法条约》将三大支柱合并的同时，又明确规定各种权限之间的界限不能因此而有任何混淆（Article III-308）。这意味着政府间合作性质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超国家性质的共同体模式之间仍有明确的界限，不可混淆。按条约规定，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权限主要是确定一般指导方针，包括欧盟采取的行动、立场以及为实施这两项“欧盟决议”（European decisions)而做出的安排（Article III-294）。成员国的权限则在于积极并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一政策，与欧盟的行动保持一致，并避免采取任何违背欧盟利益或可能损害其有效性的行动。［14］100-101所以欧盟的集体身份是依靠成员国在欧盟指导下采取的具体行动付诸于实践的，成员国仍然是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本单位。
第二，欧盟建立了以政府间主义为主导原则的决策机制，但不断加大超国家机构的介入力度。根据《欧洲联盟条约》，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作为欧盟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原则、一般指导方针和共同战略；欧盟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是决策的核心，对如何界定和执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做出决定，有权采取联合行动和共同立场，并有责任保证联合行动的一致、协调和有效，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负责召集会议，并代表联盟处理纳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事务；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参与欧盟理事会的工作，协调成员国的利益，同时代表欧盟向外国和国际组织派驻代表团，具体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则以知情权、咨询权和行政预算上的审议权间接地监督这一政策。《欧盟宪法条约》在此基础上新设立了欧盟外交部长（The Unio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一职，取代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主持外交事务理事会，为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提供协助和准备，并确保欧洲理事会及其所做出的相关“欧盟决议”得到实施。欧盟外长在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上对外代表欧盟，并代表欧盟与有关的第三方进行政治对话，在国际组织合作及会议上阐述欧盟的立场（Article III-296）。欧盟外长同时还是委员会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之一（Article I－27）。显然，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决策中，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两大政府间合作性质的机构占有主导地位，而代表欧盟整体利益的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共同体支柱下作为主要的倡议和执行机构的作用，欧洲议会的作用就更为有限。尽管设立欧盟外长使得欧盟委员会能直接参与对外政策决策，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但外长是由欧洲理事会经特定多数投票后产生、由欧盟委员会同意任命的，这表明这一职务本身就是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第三，欧盟在决策程序上也努力维持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的平衡。《欧洲联盟条约》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程序的基本规则是理事会作为决策机制的核心，其决议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成员国的弃权不妨碍有关决定的通过；同时，理事会还可以在以共同战略为基础所采取的联合行动、共同立场或其他决定，实施某项联合行动或共同立场的决定，任命特别代表等问题上采用特定多数通过某些决议。一致同意也就是国家享有否决权，这是政府间合作方式的根本原则。特定多数则意味着在欧盟内部，如赞成某一问题的国家达到了法定的特定多数而制定或通过了某些规则，那么就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并且持反对意见的少数国家若违反这些规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是欧洲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在法律上体现了其“超国家性质”。［14］98特定多数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暴露了欧盟内部存在着少数反对者，而将各国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不利于欧盟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树立其集体身份的权威性。因此《欧盟宪法条约》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决策程序上基本照搬了《欧洲联盟条约》中的有关规定，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特定多数，并不能运用到有关军事或防务的决策中。［15］同时条约还规定，如果理事会有1/3的成员投弃权票，并且这些成员代表了联盟人口的1/3，那么有关决定就不得通过（Article III－300），这就为成员国变相地行使否决权留下了一个程序上的缺口。
欧盟集体身份中的国家角色认知差异
欧盟集体身份的“布鲁塞尔化”建构模式在本质特征上是政府间主义的，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前提是主权国家间的自愿合作，每一个国家都保留各自的外交主权，并对任何共同政策的形成握有否决权。这就决定了欧盟作为一个对外政策行为体，“其稳定性取决于成员国一致采取共同的角色认知，并根据对彼此的角色和预期来调整各自的行为”［8］91。
李斯贝·阿格斯塔姆认为欧盟内部存在着“领导”（leader）、“伙伴”（partner）以及“独立”（independent）三种角色认知。“领导”是行为体如何认识权力，在安全共同体中，权力表现为对形成特定共同行动的规范产生影响。“伙伴”是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进行紧密合作而产生的对“特殊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的认知，和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有关，对集体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独立”包括保持行为体在对外政策上的独立性和强调国家利益的首要地位。［8］92欧盟成员国对这三种角色的认知偏好在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时就外化为各自的具体政策选择。法国、英国、德国是欧盟中的主导大国，而波兰则是新入盟的中东欧小国的代言人，它们在合作目标与合作形式两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合作目标上，欧盟是留守在大西洋主义内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还是在欧洲主义的推动下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独立一极；在合作形式上，是继续维持政府间主义，还是完全上升到超国家主义。这些国家不同的角色认知偏好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策选择差异使相互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对欧盟集体身份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国对“独立”的追求牢牢扎根于它对欧盟的“领导”之中，没有“领导”欧洲一体化的支撑，法国的“独立”就是空中楼阁。法国历史上辉煌的思想文化成就与其在近代欧洲列强争霸中屡战屡败的屈辱记忆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法兰西民族特性中以追求独立自主为目标的大国梦。戴高乐的“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之为法国”的大国情结贯穿了法国参与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进程，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力争恢复其世界大国地位一直被法国历届政府视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法国恢复和维持其大国地位的问题在于它拥有的文化、语言、历史因素及其大国意识构成的“软权力”有余，而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权力”不足。冷战时期，身为“中等强国”的法国曾成功地利用了美苏矛盾和联合欧洲来加强自身地位，实现了“用二等车票坐一等车厢”的目标。正如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4％ ,可是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却总是超过它的实力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是如此”［16］。但在冷战后，法国失去了在美苏两极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政治舞台，军事手段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又进一步弱化了法国的核大国地位，同时法国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上也落后于德、日。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开始更为倚重欧盟。法国始终坚信自己的强大与欧洲的复兴共命运，“法国应当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动力，而一个和谐的欧洲共同对外关系也将带动法国国际地位的提升”［17］。这一角色认知赋予了法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即“法国负有领导欧洲走向一个政治联盟的历史责任和政治义务”［8］93。法国是推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坚定、最积极的支持者。一方面，法国力主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合作使欧盟成为一个不依赖北约、拥有自主决策和行动能力的安全和防务共同体，壮大欧盟在国际事务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底气。另一方面，法国借此来进一步强化欧洲一体化这个牢牢套住德国的“紧箍咒”，抵消德国统一对法国在欧盟中的主导地位的冲击。为此，法国不仅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继续强化法德同盟，而且还积极推动建立英、法、德“三驾马车”，以让英国参与和分享欧洲事务的领导权来换取英国军事力量的加入，提升欧盟整体的防务力量，并分担法、德在共同防务建设上的巨额财政负担。同时，法国根深蒂固的大国情结又决定了法国政府不愿也不能在对外事务上完全受制于欧盟而失去本国的独立性。因此，法国始终走的是通过政府间合作采取联合行动但又不完全一体化的中间路线，主张建立某种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决策程序，在重要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上由理事会以一致同意的方式做出决定，而在一些决策的执行上可以采用特定多数同意原则。［18］这种大力倡导欧洲主义而又紧抓着政府间主义不放的政策使法国往往在领跑欧洲一体化的同时，又不时地伸出脚来绊住欧盟前进的脚步。
欧盟模式 篇4
一、指导思想
任何具体制度的构建都是在一定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跨国破产历来存在属地主义和普及主义两大阵营。属地主义认为一国的破产宣告效力仅及于破产人在该国的财产, 这就人为割裂了破产人的整体性, 导致同一债务人在不同国家中的多重、分散又彼此封闭的破产程序, 有损破产法公平、效率价值的实现。普及主义主张由特定法院对破产债务人的所有财产行使全部管辖权, 并赋予该程序普及的效力。相比而言, 较属地主义更为合理。但其以各国间的法制信任为前提, 且涉及不同国家破产立法的冲突和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等问题, 绝对的普及主义在现实中也总是困难重重。
欧盟规则力图在破产普及主义与属地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最终采取了实用主义立场, 希望建立一种既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 又可在更广领域实现国际合作的制度安排。它强调破产人主要营业地的法院控制主要破产程序, 尽可能扩大主要程序的域外效力, 缩减承认限制;但同时也允许在主要程序之外平行存在属地破产程序, 其效力及于域内, 在向普及主义目标推进时也给属地主义留下了一定空间。客观地说, 这是两大主义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产物, 但它以更务实的态度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鉴于目前尚无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 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实用主义”未尝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二、具体内容
对于跨国破产, 国际上一般有四类管辖权依据:债务人主营业所所在地、债务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债务人国籍国。由于破产案件涉及到对一国境内财产的执行, 各国立法都规定了本国法院对案件的充分管辖权, 并在司法实践中尽可能扩张其管辖权, 导致对案件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合理分配管辖权, 在众多依据中选择一条较为通用、能为多数国家接受的标准, 并适当协调与其他管辖权标准的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欧盟规则采用了主从程序模式处理此问题。
1. 普及性的主要程序
基于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管辖权启动的破产程序是主要破产程序, 这是一种普及性的程序, 除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国的法院外, 其他任何成员国的法院均无权开始。它对债务人的所有财产 (无论它们处于何处) , 都具有普及的效力, 但不涉及处于已经开始次要程序的国家境内的财产。适用于主要程序的准据法, 将是开始该主要程序的成员国的法律, 并涉及清算者权利、撤销权、乃至财产分配等重要的实体权利。
规则规定, “主要利益中心”是指债务人对其利益进行经常性管理, 由此可由第三方查明的地点。尽管规则正文中没有对“主要利益中心”的定义, 但却提供了一条可反驳的假设, 即注册办事处为公司或法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如果有迹象表明债务人在另一个成员国境内的经常性场所进行营业管理, 并且这种管理能为第三人所知悉, 则可以推翻上述假设。
欧盟规则的一大特点是赋予主要破产程序普遍性效力, 即只要其他成员国没有开始另外的破产程序, 并且没有采取相反的保护措施, 则主要程序法院任命的破产清算人可以在其他成员国行使程序开始国法律赋予它的权力, 并有权根据规定, 将债务人位于其他成员国境内的财产进行转移。规则同时规定, 自主要程序在开始国生效之日起, 其他所有成员国均应承认其效力, 并且, 只要在别的成员国没有开始从属程序, 则无须其他手续, 主要程序的判决在任何别的成员国所产生的效力, 与程序开始国的效力相同。
2. 地域性的从属程序
基于债务人营业所管辖权启动的破产程序为从属程序, 适用从属程序开始国法律, 它不限于本国的债权人, 向所有债权人开放, 但效力仅及于债务人位于其境内的财产。规则将“营业所”定义为“债务人利用人力、物力进行非暂时的经济活动的任何经营场所”, 显然, 只有纯粹的财产存在, 并不足以取得开始从属程序的管辖权。
欧盟规则允许从属破产程序的存在, 以保护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和本国债权人利益。它的从属性主要表现在当债务人在本国的破产财产支付了对这些财产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后, 从属程序任命的清算人应转移剩余财产给主要程序, 本国债权人可能仍需参与外国主要程序的破产分配。
3. 主从程序的衔接与协调
两种程序间的具体协调, 主要通过各自的清算人来完成。规则规定, 在遵守各国有关限制信息交流的前提下, 主从程序的清算人有义务彼此交流可能有关程序的任何信息。此外, 清算人之间有相互合作的义务。从属程序的清算人应给予主要程序的清算人提交有关从属程序财产清算或使用建议的机会。如果通过从属程序的财产清算, 可能满足其中享有优先权的债权, 则剩余财产应移交主要程序清算人, 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规则的普遍性与地域性原则的结合。
三、对我国的启示
2007年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对跨国破产做出了规定, 弥补了我国立法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但该条款仅为原则性规定, 在操作上缺乏具体制度的支持。对基于不同管辖权标准开始的多重破产程序未做任何的区分和细化, 也就不可能赋予它们不同的法律效力。这种过于概括、模糊的立法必然导致缺乏稳定的法律预期, 法官完全凭对跨国破产立法原则的理解处理具体案件, 处于无所适从的窘境。考虑到新法实施不久, 对于某些规则的细化可能会在将来以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补充, 建议参考相对成熟的欧盟规则, 在跨国破产案件管辖权问题上, 引入主从程序模式, 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周辉:浅议跨国破产的域外承认, 2002年国际经济法年会论文集
[2]EC Regulation, art.3 (1)
欧盟简介 篇5
检索日期：2007年10月6日检索地址：百度百科
【简介】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EU），是由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又称欧洲共同市场)发展而来的，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
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和近5亿人口（2007年1月），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的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
【成立过程】
欧洲统一思潮存在已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高潮。1946年9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即舒曼计划），旨在约束德国。1951年4月18日，法、意、联邦德国、荷、比、卢六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1955年6月1日，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建议将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6国外长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1965年4月8日，6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条约于1967年7月1日生效。欧共体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2年2月1日，各国外长正式签署马约。经欧共体各成员国批准，马约于1993 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共体开始向欧洲联盟过渡。
【成员国】
欧共体创始国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
至2007年1月止共有27个成员国，他们是：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瑞典、芬兰、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组织机构】
欧洲共同体的基础文件《罗马条约》规定其宗旨是：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不断的、1
愈益密切的、联合的基础，清除分裂欧洲的壁垒，保证各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就业的条件，并通过共同贸易政策促进国际交换。在修改《罗马条约》的《欧洲单一文件》中强调：欧共体及欧洲合作旨在共同切实促进欧洲团结的发展，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欧共体下设：
①理事会。包括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原称部长理事会，是欧共体的决策机构，拥有欧共体的绝大部分立法权。由于马约赋予了部长理事会以欧洲联盟范围内的政府间合作的职责，因此部长理事会自1993年11月8日起改称作欧洲联盟理事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分为总务理事会和专门理事会，前者由各国外长参加，后者由各国其他部长参加。欧洲理事会即欧共体成员国首脑会议，为欧共体内部建设和对外关系制定大政方针。1974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决定，自1975年起使首脑会议制度化，并正式称为欧洲理事会。1987年7月生效的《欧洲单一文件》中规定，欧洲理事会由各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组成，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马约则明确规定了欧洲理事会在欧洲联盟中的中心地位。理事会主席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半年。顺序基本按本国文字书写的国名字母排列。
②委员会。欧共体委员会是常设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欧共体条约和欧共体理事会做出的决定，向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出报告和建议，处理欧共体日常事务，代表欧共体进行对外联系和贸易等方面的谈判。委员会由17人组成，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各2人，其他成员国各1人。主席由首脑会议任命，任期2年；委员由部长理事会任命，任期4年。
③欧洲议会。欧共体监督、咨询机构。欧洲议会有部分预算决定权，并可以2／3多数弹劾委员会，迫其集体辞职。议员共有518名，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各81名，西班牙60名，荷兰25名，比利时、希腊、葡萄牙各24名，丹麦16名，爱尔兰15名，卢森堡6名。议长任期2年半，议员任期5年。议会秘书处设在卢森堡。每月一次的议会例行全体会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特别全体会议和各党团、委员会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
④欧洲法院。欧共体的仲裁机构。负责审理和裁决在执行欧共体条约和有关规定中发生的各种争执。
⑤审计院。欧共体审计院成立于1977年10月，由12人组成，均由理事会在征得欧洲议会同意后予以任命。审计院负责审计欧共体及其各机构的账目，审查欧共体收支状况，并确保对欧共体财政进行正常管理。其所在地为卢森堡。
此外，欧共体还设有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咨询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
〖附：欧盟机构英文名〗
欧盟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
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
欧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欧盟审计院：The Court of Auditors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地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欧盟中央银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欧盟投资银行：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经济实力】
欧盟的诞生使欧洲的商品、劳务、人员、资金自由流通，使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高。
欧共体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12国面积为236.3万平方千米，人口3.46亿。1992年欧共体12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8412亿美元（按当年汇率和价格）。欧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1992年外贸总额约为29722亿美元，其中出口14518.6亿美元，进口15202.7亿美元。
欧盟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至2000年间经济增速达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1.9万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2.06万美元。欧盟的经济总量从1993年的约6.7万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近10万亿美元。
目前，欧盟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可以称得上是个经济“巨人”。
【主要活动】
1、在内部建设方面，欧共体实行一系列共同政策和措施。
①实现关税同盟和共同外贸政策。1967年起欧共体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率，1968年7月1日起成员国之间取消商品的关税和限额，建立关税同盟（西班牙、葡萄牙1986年加入后，与其他成员国间的关税需经过10年的过渡期后才能完全取消）。1973年，欧共体实现了统一的外贸政策。马约生效后，为进一步确立欧洲联盟单一市场的共同贸易制度，欧共体各国外长于1994年2月8日一致同意取消此前由各国实行的6400多种进口配额，而代之以一些旨在保护低科技产业的措施。
②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1962年7月1日欧共体开始实行共同农业政策。1968年8月开始实行农产品统一价格；1969年取消农产品内部关税；1971年起对农产品贸易实施货币补贴制度。
③建立政治合作制度。1970年10月建立。1986年签署、1987年生效的《欧洲单一文件》，把在外交领域进行政治合作正式列入欧共体条约。为此，部长理事会设立了政治合作秘书处，定期召开成员国外交部长参加的政治合作会议，讨论并决定欧共体对各种国际事务的立场。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后，政治合作制度被纳入欧洲政治联盟活动范围。
④基本建成内部统一大市场。1985年6月欧共体首脑会议批准了建设内部统一大市场的白皮书，1986年2月各成员国正式签署为建成大市场而对《罗马条约》进行修改的《欧洲单一文件》。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逐步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包括有形障碍（海关关卡、过境手续、卫生检疫标准等）、技术障碍（法规、技术标准）和财政障碍（税别、税率差别），于1993年1月1日起实现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为此，欧共体委员会于1990年4月前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282项指令。截至1993年12月10日，264项已经理事会批准，尚有18项待批。在必须转化为12国国内法方可在整个联盟生效的219项法律中，已有115项被12国纳入国内法。需转化为成员国国内法的法律，平均已完成87％。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宣布其统一大市场基本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
⑤建立政治联盟。1990年4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联合倡议于当年底召开关于政治联盟问题的政府间会议。同年10月，欧共体罗马特别首脑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政治联盟的基本方向。同年12月，欧共体有关建立政治联盟问题的政府间会议开始举行。经过1年的谈判，12国在1991年12月召开的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政治联盟条
约。其主要内容是12国将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将最终实行共同的防务政策。
此外还实行了共同的渔业政策、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设经济货币联盟等措施。
2、在对外关系方面，欧共体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关系。
至1993年，已有157个国家向欧共体派驻外交使团，欧共体委员会也已在107个国家及国际组织所在地派驻代表团。欧共体同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缔结了贸易协定、经贸合作协定或其他协定，并与一些地区性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欧共体于1975年5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
【相关知识】
1、欧盟的主要出版物：《欧洲联盟公报》、《欧洲联盟月报》、《欧洲文献》、《欧洲新闻—对外关系》和《欧洲经济》等。
2、欧盟的会旗：1986年5月29日正式悬挂，会旗为天蓝色底，上面有12颗金黄色的星，表示欧洲联盟12个成员国。制作会旗的目的是表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增强人们对欧洲联盟和欧洲同一性的印象。
3、欧盟的会徽：1988年1月开始使用，会徽的底呈蓝色，上面12颗星围成一个圆圈，象征着欧共体12个成员国，圆圈中间为各成员国国名。
4、欧盟的盟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
5、欧盟的铭言：“多元一体”。
6、欧盟的庆典日：每年的5月9日为“欧洲日”。
7、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euro)：1999年1月1日正式启用。除英国、希腊、瑞典和丹麦外的11个国家于1998年首批成为欧元国。2000年6月，欧盟在葡萄牙北部城市费拉举行的首脑会议批准希腊加入欧元区。这次会议还决定在2003年以前组建一支5000人的联合警察部队，参与处理发生在欧洲的危机和冲突。2002年1月1日零时，欧元正式流通。2006年7月11日，欧盟财政部长理事会正式批准斯洛文尼亚在2007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这将是欧元区的首次扩大。同时该国将成为新加入欧盟的10个中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
【欧盟简史】
欧盟（The European Union）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在法国首都巴黎签署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又称《巴黎条约》），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
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旨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条约（又称《罗马条约》）。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组建。
1965年4月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
1967年7月1日，《布鲁塞尔条约》生效，欧共体正式诞生。
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欧共体。
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成为欧共体第十个成员国。
1986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欧共体，使欧共体成员国增至12个。
1993年11月1日，根据内外发展的需要，欧共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
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
2002年11月18日，欧盟15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决定邀请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十个国家加入欧盟。
2003年4月1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上述十国正式签署加入欧盟协议。
2004年5月1日，十个新成员国正式加入欧盟。
欧盟模式 篇6
德国外长施泰恩迈尔会后说，英国脱欧程序必须尽快启动，脱欧具体谈判必须尽快开始，以避免使欧盟陷于前景不明的“悬空”状态。卢森堡外长阿瑟伯恩也表示，英国不要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说：“这既不适合欧盟，也不适合英国。民众已经开口，我们必须实施这一决定。”
法国外长艾罗也要求尽快开启脱欧程序。他说：“我们立刻开始。我们现在期盼着，第50条规定的脱欧程序启动。”艾罗表示，英国首相卡梅伦既然要求公投，也必须承担其后果。由于卡梅伦宣布10月以后才辞职，而且将把脱欧谈判留给其接班人，由于卡梅伦和其可能的接班人鲍里斯·约翰逊均已表明，英国并不那么着急脱欧，六国外长担心英国有意拖延时间。
会前曾有媒体透露，德国和法国外长准备了一份提议，将促进欧盟改革，建设一个“更加灵活”的欧盟。施泰恩迈尔会前说，欧盟成员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因此欧盟发展也必须有“多种速度”。
“多速欧洲”论重新被摆上了桌面。提议应该提交六国外长会议讨论，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欧盟发展前景仍持乐观，并表示将迎接新挑战，建设一个新的欧盟。但是，声明没有提及德法外长的提议，外长们在会后表态中也没有提到。不过，无论申根协定、还是统一货币欧元，欧盟的发展其实始终是“多速”的。
欧盟模式 篇7
一、欧盟经济分工合作模式及经验借鉴
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组织, 从区域合作开始到一体化进程, 开启和引领了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 也是当今全世界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成功的典型。
1. 形成了完整的区域政策体系和政策工具。
欧盟自成立以来, 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 制定了一系列的区域政策, 如共同贸易政策、共同农业政策、地区结构政策等等, 形成了完整的区域政策体系, 并综合实施了多种区域政策工具作为区域治理的手段, 其中, 欧盟基金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主要有结构基金、凝聚基金、入盟准备基金等, 分别用于援助成员国经济发展迟缓地区调整、改造经济和社会结构, 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援助欧盟最不发达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为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提供一般性援助、结构性政策援助以及农业和农村发展特殊计划所需资金援助。欧盟利用基金工具支持区域政策、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实践, 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缩小地区差距的经验之一。
2. 完善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体系。
欧盟在其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评估等各个环节, 都制定了严格的制度, 保证了区域政策的规范运行。共同体各个机构的设置遵循权利分散、相互制约、保持平衡的原则, 保证了每个成员国都能参与机构的组成和权力的分配, 从而在执行区域政策时机构之间既相互制衡, 又相互协作, 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兼顾了效率。
为保证区域政策的顺利实施, 欧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构筑了欧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涉及欧盟区域政策的方方面面, 从目标、工具、规划、实施到监督和评估, 涵盖了区域政策执行的各个阶段, 使得任何政策的执行都不会存在“脱法”的状态, 从而为欧盟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3. 专门的区域政策执行机构。
欧盟除了其“理事会”、“议会”和“委员会”等宪法性机构外, 针对区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专门设立了“地区委员会”、“地区发展委员会”等作为针对区域问题的“专门机构”。地区发展委员会的职责是监测各成员国区域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实施效果, 并每两年向欧盟呈递地区发展状况报告, 有效地保证了区域和地方的利益要求得到主张。
除此以外, 在区域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还根据法律的要求设立具体实施计划的管理机构、审计机构、核实机构和监督委员会, 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符合成员国和共同体的目标要求, 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欧盟在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 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的参与, 而且强调上述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拥有超越各成员国的权力, 以及这些机构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4. 区域创新战略 (R IS) 计划。
欧盟区域创新战略计划是在欧盟区域创新和经济绩效受到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出台的。该战略受助于欧洲主流产业政策———结构基金 (Structure Fund) 的支持, 并包含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和一个监督、评估体系。其目的在于鼓励落后地区制定并实施一个长期战略框架, 利用结构基金以促进创新, 从而帮助落后区域在研发和创新等领域进行赶超。
欧盟区域创新战略是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鸿沟”的一项重要战略调整, 是帮助非核心区域在科研、技术开发和创新等领域进行赶超的极具启迪意义的成功实践。
二、泛珠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模式及经验借鉴
2004年6月, 内地9省区与香港、澳门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正式启动, 成为我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泛珠三角区域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九个省 (区) 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简称“9+2”。泛珠三角区域横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 不同地区产业发展差异明显, 经济互补性强, 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泛珠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正逐渐成为实现“9+2”合作各方共同利益、促进港澳繁荣稳定、推动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模式, 可以为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发展提供借鉴。
1.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首先, “9+2”各省区共同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第五条阐述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 这项制度是我国多年来发展区域经济经验的总结和创新。它确定了“9+2”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发改委主任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办公制度和部门衔接落实制度, 作为政府间的协调机制, 并在广东省设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其次,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成为推动“9+2”合作的两大平台, 合作各方通过论坛和洽谈会的形式确立了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基本原则、合作思路和合作重点, 开展广泛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为合作各方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
2. 牢固树立“优势互补、区域成员共赢”的合作理念。
泛珠三角区域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 面积大, 人口多,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资源和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 这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得以进行的前提, 通过寻求合作可以实现泛珠三角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推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区域分工合作, 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产业实现梯度转移, 在泛珠三角这个巨大的市场内, 就能获得较大的规模效益, 同时降低交易成本, 释放潜在的合作利益, 实现区域合作成员的共赢。因此, 泛珠三角优势互补模式是以粤港澳的市场优势结合其他省区的资源优势, 以粤港澳的经济带动能力促进其他省区的发展, 以实现区域内部的资源配置优势, 在增强粤港澳国际竞争力的同时, 加快其他省区的工业化进程。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自成立以来, 合作各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9+2”各省区的总体经济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3. 把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主线。
泛珠三角区域内部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落差, 客观上存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的需求, 抓好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是切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关键。泛珠三角以产业发展较为成熟且合作水平较高的粤港经济为基础, 加大其他省区与粤港产业对接力度, 特别是主动承接广东省产业转移, 实现粤港与其他省区的产业合作是泛珠三角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的主线。在第五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上, “9+2”各方为进一步推进泛珠区域内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达成新的共识:各方将加强沟通对接, 建立产业合作联席会议制度, 设立产业合作专责小组;研究合作共建跨省区产业园区的财税、金融、土地、环保等配套政策, 联手推行企业和产品资格互认制度和检测报告互认制度, 建立区域内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提高区域产业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加快推进各方融入泛珠区域产业合作中去。
三、对开展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启示
对于开展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 欧盟的成功经验和泛珠三角的实践带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 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 建立统一市场体系, 是区域分工合作的重要基础。
泛长三角是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 而不是行政区域。通过区域分工合作, 使资源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产业梯度转移都需要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作为基础。为了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 一方面, 需要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划、建设和协调, 尽快建立区域内安全、方便、快捷的综合交通网络;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消除人、财、物和信息流动的障碍, 促进经济要素在区内双向自由流动和结合, 创造一个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环境, 使各省区的比较优势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实现优势互补和合理分工,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能力;另外, 要进一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取消不利于市场统一, 妨碍公平的地方性政策, 努力消除限制地区流通的障碍, 实现区域一体化, 逐步形成开放、竞争有序、公平公正的区域统一大市场。
2. 打破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 建立统筹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和机构, 是区域分工合作的重要保障。泛长三角应建立一个“超行政区”的专门机构 (类似欧盟地区发展委员会) , 其职能在于监督区域政策的执行以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 该机构应对区域内各合作主体的行为具有充分的约束力和强制性,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不断推进和协调发展。
要加强长三角与长江下游省份安徽的战略联盟, 通过与安徽全面合作的一系列制度和非制度安排, 共同打造以沪苏浙皖四省市为合作主体的“泛长三角”, 形成长江下游及河口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新态势。
探索泛长三角合作机制。尝试建立三个层面的协调机制框架, 即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决策层采取吸纳安徽加入的三省一市行政首长座谈会的形式;协调层采取泛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形式;执行层采取各专题组的形式。同时, 强化已有的泛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论坛作为泛长三角区域各省市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3. 实施区域创新战略, 缩小区域内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差距, 是区域分工合作成功的关键。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加大是长三角泛化面临的问题之一, 作为长三角泛化首选的安徽省, 其经济发展水平与长三角平均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当然,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区之间出现发展水平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欧盟区域创新战略 (RIS) 的实践为泛长三角区域内落后地区或非核心区域通过区域创新, 在科研、技术开发和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赶超, 从而缩小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的“鸿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因而, 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关键就在于实施企业、市场、政府协同合作的区域创新战略, 通过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自主创新, 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提供新的增长引擎。泛长三角区域要发挥科教优势, 加大科技合作, 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网络等新兴产业, 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让科技引领区域可持续发展。
4. 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是推进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主旋律。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 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整合与产业一体化。泛长三角的提出, 使得长三角核心区的产业链向周边地区延伸, 在更大空间范围培育产业集群, 使中心城市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主旋律就在于通过产业转移和对接, 利用各自优势,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增强竞争力, 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一方面, 长三角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 已经导致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供给紧张, 商务成本及用工价格普遍上扬, 客观上需要一个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市场容量大、交通条件好的经济腹地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产业层次, 长三角产业资本加速转移已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 随着长三角产业区域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 地处长三角腹地的安徽必须遵循产业转移的规律, 抓住发展机遇, 将产业转移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 借助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平台, 集中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 为优化整个泛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布局发挥积极作用。
摘要：欧盟是当今世界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成功的典型, 从区域合作开始到一体化进程, 开启和引领了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泛珠三角区域自成立以来, 合作各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成为我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文章通过对欧盟和泛珠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模式的研究得出一些经验性的结论, 为“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欧盟,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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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克明.安徽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的若干思考.安徽省政府网站
欧盟模式 篇8
一、可抵扣进项税额确定方法的改进
前文可抵扣项目成本假设为购进固定资产总额,忽略了其他可抵扣项目成本。银行业“营改增”是在其他服务业“营改增”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银行的营业支出中属于购买服务而非货物的部分也可以抵扣,故可以银行业总营业支出为基础测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根据卢汝岳、夏桢媛(2013)的研究: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营业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员工费用-折旧和摊销+本年度新购入电子设备总额。
以中国银行为例,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营业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员工费用-折旧和摊销+本年度新购入电子设备总额=1 788-229-288-194+1 503=2 580。同理可得, 各个银行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如下文表1、表2、表3所示(数据来源:“东方财富通”公布的上市银行2012年的三大财务报表)。
二、可抵扣进行税额抵扣税率的改进
前文中不区分购进固定资产项目与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统一适用17%的可抵扣增值税税率, 没有区分购进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项目可抵扣税率的差异。
现提出以下三种改进办法:
方案一:假设可抵扣项目采用购进固定资产总额。方案二:不区分购进固定资产项目与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统一适用17%的可抵扣增值税税率。方案三:将购进固定资产与非购进项目区分,购进固定资产适用17%的可抵扣率,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适用增值税税率x。以下是该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
1. 采用方案一:在计算显性业务应纳增值税的时候, 采用显性业务收入总额,与接下来隐性业务应纳增值税采用的隐性业务增值税总额相匹配,可抵扣项目按照资产负债表中增加的固定资产金额如表1。
以中国银行2012年的报表数据为例,可以得到数据如表1所示:
单位:亿元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通2012年上市银行的年报”。
显性业务收入比重=显性业务收入/营业收入,隐性业务收入比重=隐性业务收入/营业收入。
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以中国银行为例:其中,显性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其他业务收入=699+261=960(亿元)。下文显性业务收入计算过程同上,因此不一一列举。
显性业务收入比重=5 078.24/ 25 767=19.7%,同理得隐性业务收入比重为77.62%。含税收入总额为25 767亿元,营业费用为10 224亿元,可抵扣项目成本为6 390.3亿元。
增值税制下所得税和增值税之和=[含税收入总额/(1+x)-营业费用总额]×25%+增值税总额。
营业税制下税负总额=(收入总额-营业费用总额-营业税总额)× 25%+营业税总额。
营业税制下税负总额=(25 76710 224-25 767×5.5%)×25%+25 767× 5.5%=4 948.638 75(亿元)。
令税改前后的总体税负相等,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可抵扣进项税额采用固定资产总额的情况下,不能抵扣的占60%,可抵扣的占20%,总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比较少。要想达到营改增前的水平,计算得出的平衡点增值税率为负数,说明国家需要加大对银行的财政补贴力度, 才能减轻银行的税负。
2. 采用方案二:假设不区分购进固定资产项目与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统一适用17%的可抵扣增值税税率。 采用“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营业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员工费用-折旧和摊销+本年度新购入电子设备总额”的计算方法,通过查找“东方财富通”公布的上市银行的三大报表,可以计算出各个银行的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银行日常生产经营购入的固定资产、电子设备、办公用品符合抵扣条件的,按相应税率抵扣,可抵扣的税率为17%,资产减值损失、本年度折旧和摊销的可抵扣税率设为x。以中国银行为例,可以得到数据如表2所示:
单位:亿元
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营业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员工费用-折旧和摊销+本年度新购入电子设备总额=1 788-229-288-194+1 503=2 580 (亿元)。
同理可得,其他各个银行的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
则修正后的数据如下所示:
增值税制下所得税和增值税之和=[含税收入总额/ (1+x)-营业费用总额]×25%+增值税总额。
采用该种计算方法,税负减轻了很多,因为隐形业务占比高,显性业务占比低,隐形业务加大了银行的税收负担,二者相互作用可抵扣进项税额,减轻了银行的税收负担。
3. 采用方案三:将购进固定资产与非购进项目区分, 购进固定资产适用17%的可抵扣率,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适用增值税税率x。
以下是该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若采用“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营业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员工费用-折旧和摊销+本年度新购入电子设备总额”,则须将购进固定资产可抵扣进项税额与非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单独核算,可以得到数据如表3所示:
单位:亿元
以中国银行为例:
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总费用基础=营业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员工费用-折旧和摊销+本年度新购入电子设备总额=1 788-229-288-194+1 503=2 580 (亿元)。
如表3所示,各大上市商业银行显性业务收入比重为:5 078.24/25 767=19.7%。同理得隐性业务收入比重为77.62%,含税收入总额为25 767亿元,营业费用为10 224亿元,可抵扣项目成本为15 682.26亿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成本为6 390.3亿元。
营业税制下所得税和营业税税负总额=(收入总额营业费用总额-营业税总额)×25%+营业税总额(实际营业税率及附加为5.5%)=(25 767-10 224-25 767×5.5%)× 25%+25 767×5.5%=4 948.638 75(亿元)。
增值税制下所得税和增值税之和=[含税收入总额/ (1+x)-营业费用总额]×25%+增值税总额。
欧盟模式下,增值税总额为显性业务的销项税扣除进项税之差,前文中不区分购进固定资产项目与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统一适用17%的可抵扣增值税税率;事实上,购进固定资产和购进劳务的增值税率是不一样的,故应将购进固定资产与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加以区分,购进固定资产适用17%的可抵扣率,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适用其各自的增值税率。由于资料取得的局限性,假定非购进固定资产项目的增值税率为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率,设为x。
令税改前后的总体税负相等,可得营改增后的平衡增值税率。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综上所述,根据可抵扣进项税额总费用基础计算出来的税负平衡点接近15%。欧盟基本免税法下,虽然对隐性业务实行免税,但由于其相应进项税额不得抵扣,这部分进项税额实际上构成了银行业的增值税负。营改增后银行业的税负能否减轻,取决于免税额和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之间的较量。正如财政部研究员孙钢所说:“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还存在比较高的技术难度,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进项税额抵扣额如何确认。营改增本来是想避免双重征税,如果说扣除不是很到位的话,那么这个目的可能很难达到。”
鉴于此,本文建议在欧盟基本免税法框架下,对于银行隐性收入对应的进项税额可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其按适当比例进行抵扣,这也是部分欧盟国家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高峻,凌金.欧盟基本的免税法在我国的运用[J].财会月刊,2013(12).
欧盟模式 篇9
欧盟委员会最新预计2015/16年度欧盟玉米的饲料用量为5 980万吨, 比早先的预测降低了300万吨, 不过仍比上年增长30万吨。
由于本月调低玉米饲料用量数据, 2015/16年度欧盟玉米期末库存相应调高到了1 920万吨, 较早先预测值高出370万吨, 但是仍然比2014/15年度的预期期末库存减少170万吨。当前年度期末库存高企的原因在于玉米丰产。
欧盟委员会预测2015/16年度欧盟玉米产量为6 801.4万吨, 播种面积为922.1万公顷, 单产为每公顷7.4吨。吉
欧盟模式 篇10
欧洲法律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都是在成员国缔结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欧盟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欧盟法通常是指欧洲联盟缔约国国之间签订的或是欧洲联盟有关机构制定的, 旨在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共体和欧盟建立及内外活动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狭义的欧盟法就是指《欧洲联盟条约》本身。本文讨论的欧盟法则是站在广义的立场上分析, 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欧盟法的性质和特征。那么如何理解欧盟法, 如何从概念上真正把握欧盟法的内涵和外延?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将欧盟法归于既存的法律部门或者将欧盟法归类为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产生的法律文件?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探究欧盟法的法律性质, 从而进一步明确欧盟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二、欧盟法的法律性质
欧盟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 迄今在中外法学界仍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各种学说观点层出不穷, 有人认为欧盟法是“超国家法”, 也有人将欧盟法界定为“联邦法”。关于欧盟的性质, 日本法学家大谷良雄认为欧盟是以传统形式的国家条约为基础成立的, 但又与国际机构有着若干本质上的不同, 它略微近似于“一面使成员国继续存在, 一面又限制其主权, 它是在一个虽然具有主权因素, 但又不完整的国家团体。”[1]笔者认为以上种种界定均有其合理性, 造成欧盟法性质的不确定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复杂有关。随着1993年《欧洲联盟公约》的诞生和欧盟的成立, 三大支柱的建立使欧盟法的定性更加复杂, 2004年10月29日问世的《欧洲宪法条约》更加给欧盟法的性质铺上了一层谜纱, 这个条约冠以“欧洲宪法”的名称, 意味着欧盟拥有自己的宪法。同时将第一支柱的“超国家法”与第二、第三支柱法律的界限模糊化, 统一为“欧盟的政策与职能”, 凸现了欧盟法的独立性和超国家的特征。因此, 新的《欧洲宪法条约》的出现似乎给欧盟法的界定增添了新的变数[2]。
1. 欧盟法不同于国际法。
欧盟法是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之上的, 而国际条约的制定和签订则是各成员国意志相互妥协退让的过程, 是“合意原则”的充分表达, 各成员国通过自愿地转让部分国家主权给欧盟组织, 从而实现欧盟一体化进程。所以, 欧盟法的产生就明显带有传统“国家法”的痕迹和特征。成员国是欧盟法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3]。尽管欧盟法同国际法有相似性, 但欧盟法在某些方面有显然不同于国际法的性质。
首先, 从主体上讲, 国际法上的主体是国家, 国际组织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组织。个人不具有国际法的主体资格, 另外国际法院的判例也未承认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资格。然而欧盟法则不同, 其调整行为的主体可以是成员国的政府亦可以是成员国的个人, 同时为个人创设了权力和义务。欧盟法中的部分法律对个人产生直接的效力, 成员国国民可以依据条文来主张国内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其次, 两者法律渊源不同。国际法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而欧盟法除了根据“合意原则”产生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基础性条约以外, 其他法律大多是由欧盟理事会制定、欧盟委员会负责实施的二级立法, 欧盟有自主立法的权限。同时欧洲法院多年来的判例也形成欧盟法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4]。
2. 欧盟法不同于联邦法。
现在的欧盟虽然是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 但它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法主体, 虽然不是联邦国家, 却具有联邦国家的某些特征。欧盟法在成员国法院直接适用, 与之冲突的成员国法无效。然而, 欧盟法与联邦法之间有明显的不同。首先, 从调整对象上来看, 欧盟法主要是调整欧盟统一大市场当中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而关于政治政策、外交和国防安全方面的法律依然由成员国掌握和调控;而联邦法的调整范围包括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国防安全等诸多领域, 而经济和文化领域则属于各州或者各国的立法权限。因此, 欧盟法显然不是联邦法。其二, 欧盟法的执行方面不同于联邦法。《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192条规定, “强制执行受执行地所在国家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管辖……只有欧洲法院的决定可以中止强制执行。但是对于强制执行方式不正常的指控, 有关国家的法院有裁决权。”由此可见, 由于欧盟法自身缺乏强制执行力, 欧盟法强实体弱程序的特点使得欧盟法的执行需要依靠成员国相关机构的配合。
三、欧盟法与成员国国内法的关系
在欧盟内部, 并存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根深蒂固的成员国法律体系和比较完整的欧盟法律体系, 两个法律体系各自有着存在基础和运作方式。这种独立性和互补性决定了欧盟法和成员国国内法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欧洲法院以其司法实践表明, 处理欧盟法和成员国法之间的关系, 既不能完全按照国家法与国内法之间理论和原则来处理, 也不能适用联邦法与成员邦法的理论和原则, 而应该在尊重基础条约的精神实质、反映欧洲联盟的特殊性的基础上, 以欧洲统一运动的目标为最高准则[5]。
欧盟法与成员国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欧盟法在成员国内部是否具有直接效力和直接适用性?二是当发生欧盟法与成员国内法的规定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的问题。实践中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确立了欧盟法的两大基本原则——直接效力原则和优先于成员国法原则, 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欧盟法与成员国法之间的关系。
1. 欧盟法的直接适用和直接效力。
“直接适用”和“直接效力”分别涉及欧共体法与成员国法之间关系中的两个重要的方面。“直接适用”针对的是一项欧共体法在各成员国运作的方式, 并未涉及是否产生直接效力的问题;而“直接效力”则说明一项欧共体法在成员国正式生效后的效力 (尤其是针对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言) 。《欧共体条约》第249条明文规定应该在“所有成员国国内直接适用”。但是基本条约仅赋予条例直接适用性, 并未赋予指令和决定这种法律属性。而且基础条约没有解释“直接适用”的问题, 欧洲法院也回避这一问题[6]。“直接效力”原则是欧洲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确认和发展起来的, 其含义是:欧盟法律自颁布生效之日起, 为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个人直接创设权利和义务。公民个人可以依法请求国内法院保护, 成员国国内法院必须保护欧盟法赋予个人的权利, 即使这些权利与国内法存在冲突[7]。
欧洲法院从欧共体条约有关条文的“精神, 总体结构和措辞”来分析, 在Van Gend en Loos一案中第一次确立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这个效力原则可以细分为纵向直接效力和横向直接效力两个方面。如果个人可以在国内法院援引《欧共体条约》的某一个条款或某一个规定来起诉政府不履行这些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时, 这类法规便具有纵向直接效力。本案中欧洲法院认为, 在欧盟法这个新的法律秩序中其主体已经不仅是成员国, 还包括国民。关于《欧共体条约》条文的直接效力问题, 目前欧洲法院已经形成了大量案例, 从中可以得出并非所有条款都具有直接的效力, 并且在认定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标准, 如其内容是对成员国规定一定的义务, 规定成员国履行义务不得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成分[8]。那么欧盟法条文是否产生直接效力呢?如果个人可以在国内法院援引条约或欧盟法的法规, 对其他个人主张权利, 则这类法律被认为具有横向直接效力。例如关于服务的规定, 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定和竞争规则等一些条款就适用横向直接效力的原则。欧洲法院通过确立直接效力原则, 为正确解决欧盟法与成员国国内法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条道路, 有利于欧盟法律秩序的稳定和欧盟的统一。
2. 欧盟法的优先地位。
《欧共体条约》并未对何者优先作出具体的规定。在没有基本条约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实践中欧洲法院和成员国法院的努力逐渐确立了欧盟法的优先地位。首次确立欧盟法优先原则的是1964年的“柯斯塔案”。本案被告为一家意大利国有电力公司, 原告为一自然人, 当被告向原告收取电费时, 原告拒绝支付, 理由是被告公司的设立违反了欧共体法, 而被告辩称其公司是根据意大利国有化法令而设立的, 在时间上后于《欧共体条约》以及意大利有关转化《欧共体条约》为国内法的规定。欧洲法院指出, 《欧共体条约》与一般国际条约不同, 它“创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 共同体机构拥有“从对主权进行限制到国家向共同体移交权力中得到的真正权力”;法院同时指出, 坚持国内法优先将使基础条约的许多条款变得毫无意义。由此可见, 欧盟法的优先效力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同时, 《欧洲宪法条约》的问世首次在欧盟法的基本条约历史上明文规定了欧盟法的优先地位, 使其长期由判例法发展出来上升到由基本条约来确定。欧盟法优先适用原则的确立, 标志着欧盟法已经将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主权的原则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 欧盟在法律上的优先地位是欧盟在政策上的优先地位的制度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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