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主体

补偿主体（精选五篇）

补偿主体 篇1

土地的征用一般带有强制的色彩,我国的农地征用一般是指有偿的征用,征地补偿也就是征地的收益的再分配,在这次分配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失地农民往往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一方。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 57% 。有预测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 。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 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中国将占用耕地超过5400万亩,按照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表明到2030年左右,我国失地农民的人数将会超过1. 1亿人。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往往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进行抵抗,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创新土地征收的补偿机制,保证农民征地过程中的收益,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探求土地征收制度与补偿机理,本文对征地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策略进行分析,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均衡的问题,为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2博弈模型相关利益主体的分析

2.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然而地方政府是一个经济人,它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它有着自己的经济目标就是追求发展本地经济,提高财政收入,这就会产生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指定政策来征用农民土地的动机。 它采取的策略就有合理征地和不合理征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策略为监督检查和不监督检查。

2. 2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最核心的利益主体就是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有着两种选择合理补偿和不合理的补偿,失地农民也有两种选择就是上访或者是不上访。

3博弈模型构建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分析,并假设其都为理性的经济人,有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即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的博弈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征地补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可以选择合理补偿也可以选择不合理补偿,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其将会获得收益为D,此时农民可以选择顺从或者是抵抗, 如果顺从则地方政府获得收益D,农民的收益为0,如果抵制,农民可以选择上访向上一级反映情况,那么农民需要承担一部分成本为M,抵制有成功和失败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农民的效用不同,假设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为P1( 0 < P1< 1) ,农民将会获得一部分收益L,同时也要承担成本M,其期望效用函数为: P1× ( L - M)- ( 1 - P1)× M; 失地农民上访成功,地方政府便会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检查,其被查处的概率为P2( 0 < P2< 1) ,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 P2× C +( 1 - P2) × D

则支付矩阵为( 见下表) :

由上表可知,当失地农民选择顺从的时候,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得到经济收益D ( D >0) ; 当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的时候,地方政府的选择取决于- P2× C + ( 1 - P2)× D与效用0的大小, 如果- P2× C + ( 1 - P2)× D >0,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 如果- P2× C + ( 1 - P2)× D < 0,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

当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时候,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的选择取决于P1× ( L - M) - ( 1 - P1) × M与效用0的大小,当P1× ( L - M) - ( 1 - P1)× M > 0时,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 当P1× ( L - M) - ( 1 - P1) × M <0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分情况对该模型进行讨论: ( 1) 当P1× L - M > 0时, 即M/L < P1< 1时,地方政府采取不合理的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抵制,上访; 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失地农民没有纯策略均衡,地方政府也没有纯策略均衡。求解该情况下的混合战略,假设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为 α,农民顺从的概率为 β。

那么 α × ( - M)+ ( 1 - α)× ( P1× L - M)= 0, 求得: α =1 - M/P1L

结论是在失地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满足M/L < P1< 1, 地方政府以1 - M/P1L的概率合理补偿,以M / P1L选择不合理补偿; 失地农民以1 - D/P2C + P2D的概率选择顺从, 以D/P2C + P2D选择上访抵制。

( 2) 当P1× L - M < 0时,无论政府选择合理补偿还是不合理补偿,失地农民的最佳选择就是顺从,此时存在纯战略均衡解( 不合理补偿,顺从) 。

4分析博弈结果

根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结果,其均衡解为( 不监督检查、不合法征地) ,对于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其纯战略均衡解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征地的成本很低,造成地方政府大量征地,会威胁影响到我国的征地安全,要使失地农民得到保障,提高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那么必须提高农民的收益L或者是降低农民抵制的成本M。博弈结果说明我国现阶段的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地方政府有着不合理征地补偿的利益动机, 农民由于其获得收益较低,上访或者抵制成本较高,选择顺从,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5根据博弈结果完善我国征地补偿机制的建议

5. 1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明确征地范围

《土地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却并不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利益有着自己的界定,必然会与中央的政策产生不一致,导致侵害农民权益事件的发生。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提高地方政府不合理征地的成本,能够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征地行为。

5. 2完善征地补偿标准,推进土地征用的市场化进程

我国征地补偿目前采用的产值倍数法和区片综合定价法,不能很好地保证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要在征地的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机制,由征地企业去和农民进行协商补偿,避免政府在其中的 “寻租”行为。

5. 3健全征地补偿过程中的争议与纠纷裁决机制

允许农民拥有申诉权,成立农地纠纷解决机构,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监督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降低失地农民的维权成本。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用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征用部分农地。征地补偿过程涉及多方的利益主体,各方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从而形成博弈。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征地过程中的利益主体,通过博弈的结果分析征地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性,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补偿主体 篇2

一、地补偿分配案件特点

1、涉及人员多。土地补偿分配纠纷案件，涉及的人员比较多，有时涉及几十人，有时涉及上百人，最少也有几个人。这种案件处理不好是经常引起村民集体上访的导火线，因此处理好土地补偿分配纠纷案件对稳定社会，创造和谐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2、补偿分配乱。表现在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导致实践中许多补偿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收益主体不明确主要是源于我国在立法上对农村土地权属界定不清。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到底谁是“集体”，相关立法却没有明确指出。《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己经属于乡(镇)农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然而，现行的立法模式并没有为“集体”作出严格界定，对所有权主体多级性和不确定性的规定，反而造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导致了集体土地人人所有，却人人无权。当面临补偿金的时候，潜在的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还有，截留补偿金的不正常现象大量存在，补偿金落实到真正土地权利人手中的所剩无几。争议最多的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许多地方并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甚至完全没有发放到农民手中，而是被层层的截留。

3、被告出庭少。土地补偿分配纠纷案件，都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由于农村土地不断的减少，使得依靠土地维持生存的农民更加注重土地补偿分配的多少，村小组一般是争议案件的被告方，对于土地补偿款项的分配来说，参加分配的主体越少，分配人员的人分得的土地补偿款就越多，参加诉讼的代表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多数是小组长，在村民小组的利益与原告利益冲突时，选择不出庭，导致缺席的判决多。

4、纠纷原因单一。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一般情况多是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在分配土地补偿款项时，在村民中实行不平等分配，不分给一小部分村民而引发纠纷。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小组认为户口新迁入或者新生入户或已经出嫁女户口未迁出的，认为这些人对村民小组贡献较少不分给土地补偿款，从而引起纠纷。

二、赔偿分配主体争议问题

实践中，土地补偿分配主体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纠纷双方对此争议相当大，主要表现在：

1、强调户口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原告一方，多数是出嫁女户籍还在原籍，其认为其本人的户口尚在村民小组，没有迁移，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强调村民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大多是被告一方，村民小组一方认为，虽然出嫁女户籍在原籍，但其已经不具备村民条件，不能以户口为由申请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另一种情况是入赘男子，其户口虽然迁入本村，但其属新入户本组，未能与其他村民一样承担以前相关的费用，不能享受与其他村民一样的待遇。

三、案件处理的方式

1、出嫁女及其子女要求分配征用土地补偿费的处理。

对于这种情况的，被告一方反映的尤其强烈。审判中，被告一方经常以村民小组自治为由，强调村民小组有权决定本小组对集体所有财产的分配，这一法律规定相违背。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应当受到保障。因此，出嫁女及其子女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来源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用而获得的补偿的权利，对于被告的主张，实践中，一般均不给予支持，基本上均败诉。

2、入赘男子要求分配征用土地补偿费的处理。

作为被告一方，经常以村民小组通过了村规民约，村规民约经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通过，而且村规民约已经生效为由，拒绝分配给入赘男子土地分配补偿款。但该约定是必须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不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否则，这种约定是对村民自治的滥用。实践中，关于入赘男子能不能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的问题，多数法院认为，村规民约或者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违反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条款无效，入赘男子也应当与其他村民一样，享受同等待遇。

3、新生子女要求分配征用土地补偿费的处理。

被告一方认为，新生子女在征用土地前，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刚出生就要求分配补偿费，显得不公平。实践中，我们认为，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新儿从出生时就是该村的一分子，就应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农民的土地是有限的，一旦土地被征用后，其将可能永远失去依靠该土地生存，土地补偿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因此，应当支持新生子女要求相应的补偿份额。

4、对于全家移居到城镇面户口还在农村的人员要求分配征用土地补偿费的处理

补偿主体 篇3

在文献[2]对电力建设项目内部利益主体产权结构演变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针对电力建设项目外部环境系统, 首先通过梳理电力建设项目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基础上, 探讨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电网公司、基层组织、当地居民三方合作动态博弈机理;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行为特征, 构建了基于外部利益主体努力程度进行利益分配的冲突协调补偿机制模型, 并借助Swarm工具对该利益冲突协调补偿机制进行了仿真比较分析, 验证了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协调补偿机制的有效性。

一、电力建设项目外部利益主体博弈

(一) 博弈描述

电力建设项目组织系统是一个全方位、大幅度、多渠道、高灵敏度、强适应性的开放系统。它不仅要面对项目内部环境, 还要面对外部环境。对于后者, 其具有完全不同于内部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根据各个利益相关者对电力建设项目的投入不同, 项目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基层组织、居民 (或村民) 等。它们在电力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而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项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还是依托电力建设项目这个载体而发生的,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还是需要通过和电网公司签订显性或隐形的契约, 才能达到自身利益的实现, 因此, 探讨电力建设项目外部治理机制作用机理还需要将电网公司也作为一个主体纳入, 这样更加有利于探讨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激励问题。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博弈如图1所示[3]。

电力建设项目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症结突出表现在是电力建设项目走廊需要占用土地, 以及对周围的辐射和环境影响等问题, 其关系到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 各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通过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同内部利益相关者一样, 项目外部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看作理性的经济人, 他们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这种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 并且也受电力建设项目预算刚性的限制, 相互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利益诉求差异和冲突, 因此, 需要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进行协调, 即外部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博弈也是对各个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 这关系到电力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 利益三方合作博弈分析

围绕电力建设项目, 各外部利益相关者目标存在差异, 导致各参与方行为不协调, 甚至冲突。电力建设项目的土地征用过程中, 存在着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 实际上也是电网公司、基层组织、农民三方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实际上电网公司、基层组织、当地农民三者的博弈关系可理解为两个环节, 即电网公司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以及基层组织向农民征地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上述不同的博弈过程有所不同。

1. 电网公司-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在电网公司委托基层组织就项目建设征地过程中, 电网公司和基层组织是双方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活动。电网公司在电力建设项目中应该采取一定的土地征用策略, 通过设计科学的委托合同条款, 激励约束基层组织的行为符合自己的预期目标。下面通过建立电力建设项目征地相关主体相互之间的博弈模型对之进行具体分析。

电网公司、基层组织都属于风险中性。

基层组织选择努力程度α (α∈D) 来完成对土地的征用, 且α与其机会成本Φ相关。

电网公司因基层组织努力收益, 即电网公司得到的效用由基层组织的努力程度和其他一些不可预知的外生随机变量θ (或称为自然状态, 均值为0) 共同决定, 且是α的单调递增的凹函数。

基层组织努力成本为C (α) , 即因努力所付出的负效用, 且是努力水平的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基层组织的努力成果不确定且不可控制, 电网公司只能根据得到的最终效用设计报酬等间接影响其行为;电网公司对基层组织报酬激励支付函数为线性, 其中μ>0为基层组织获得的最低必要固定报酬, 0≤β≤1为根据电力建设项目的实际绩效评价值而对其的激励约束强度。

为促使基层组织接受电网公司的委托顺利开展对农民的征地工作, 对基层组织的有效报酬机制设计必须同时满足其参与约束 (IR) 和激励相容约束 (IC) 两个条件。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电网公司与基层组织的项目征地委托代理的一般模型为:

2. 基层组织-当地居民双方利益关系分析

在电力建设项目土地征用过程中, 基层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博弈过程类似于电网公司与基层组织的博弈过程。根据实际工作中的惯例, 电力建设项目征地补偿谈判中基层组织与当地居民的博弈过程一般不会超出基层组织第三次提出的方案, 即从基层组织角度看, 第三次方案一般为最后方案, 此时的补偿方案或分配方案农民必须接受[4]。以下讨论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在电力建设项目征地中的三轮次讨价还价博弈。

电网公司委托基层组织对项目建设用地进行征用, 电力建设项目全部预算资金为A, 项目建设征地费用占全部建设项目预算资金的比率为, 征地概算额B。

电力项目建设征地博弈过程中, 局中人基层组织和农民皆为理性经济人, 是一个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在基层组织和农民讨价还价过程中, 存在谈判费用付出和工期延误损失, 而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消耗保留系数”分别为0≤ρ1≤1和0≤ρ2≤1, 由于征地补偿主要是对农民, 农民应该得到更多的补偿保留, 同时也应满足ρ1<ρ2。

首先由基层组织根据电力建设项目用地情况提出一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供农民选择, 若接受, 则双方的博弈结束, 若不被农民接受, 则需由农民重新提出自己的修改补偿标准方案;电力建设项目的公用性和时限性要求, 则基层组织在第三轮提出的补偿标准具有强制执行力。

对于完美信息博弈, 可运用逆推归纳法方法对其对其求解分析, 其逻辑基础是理性的先行为博弈方, 在选择行为时必然会考虑后行为博弈方后面阶段的行为选择, 通常只有在不再有后续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才能做出明确选择。

通过分析求解, 可得此博弈存在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解, 即为此时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收益。限于篇幅省略其具体过程。

在本三轮循环动态博弈模型中, 若基层组织在第三轮次博弈的出价补偿标准是合理的补偿费用, 则在政策征地强制执行的情况下, 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最终收益就不应低于这个合理的补偿费用, 即:

由式 (2) 可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真正能保证电力建设项目征地的顺利进行, 电网公司需要根据国家政策精神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必须将电力建设项目全部预算资金拿出一定的合适比例作为电力建设项目征地概算的基本资金;同时, 应该明确规定征地概算的下限水平, 这是保证农民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费用的前提, 也是保证电力建设征地权威和征地和谐的基本要求。

3. 上述三方利益关系分析

要切实电力建设项目征地激励机制的机理中关系, 还必须将电网公司、基层组织、当地居民三者之间的博弈行为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即在电力建设项目征地过程中, 首先要在保证农民得到合理的项目征地补偿费用前提下, 电网公司如何通过设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基层组织的行为尽量符合电力建设项目征地费用最小化目标。

不考虑农民的消耗, 即ρ2=1时, 而电网公司的项目土地征收效用和基层组织的努力水平密切相关;农民的最终受益是电网公司的出价V, 而电网公司的项目征地补偿效用 (m A-V) ρ1, 损耗保留系数ρ1代表基层组织的努力水。

电网公司的项目征地收益不仅取决于基层组织的努力, 还取决于外界随机因素等, 即R是ρ1的随机函数R (ρ1, θ) = (m A-V) ρ1+θ, 其中m, A和V为已知数。

基层组织的努力负效用函数为C (ρ1) = (m A-V) ρ12, 基层组织接受征地委托的机会成本为己知数。

由上假设可知电网公司的收益为U[R (ρ1, θ) ]=μ+β[ (m A-V) ρ1+θ], 其中参数μ和β定义如前。因此, 电网公司的项目征地期望利润为:

同理, 基层组织的项目征地期望报酬为:

电网公司如何设计促使基层组织的接受项目征地委托甚至努力完成征地任务, 问题的关键是要形成对基层组织的项目征地的参与约束和足够激励。

基于上述假设, 将各式代入委托代理的一般模型 (1) 中, 可得:

其中, , 且, 即为基层组织选择的不为其他任何努力水平。引入拉格朗日函数, 求上述模型最优解为。因此, 电网公司委托基层组织对农民的电力建设项目征地委托最优激励报酬计算公式为:

要想在基层组织接受项目土地征用委托并激励其努力开展工作, 可以考虑参照其对风险的承受程度, 将项目土地征用效用全部都作为基层组织的报酬分享提成, 以提高其对电力建设项目征地风险的承担。若基层组织属于风险偏好型, 此时, 电网公司不但不需要想基层组织支付固定报酬, 而且还可以向基层组织收取一定的承包费用, 以督促其努力工作。因此, 电网公司对基层组织的最优报酬激励机制是在电网公司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提高其对风险的承担程度, 实施完全承包经营制。

出于分析方便,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假设电力建设项目预算总资金、征地概算费用所占比例等是基层组织和农民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 这可能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因为这些是属于电网公司的私人信息, 在即使是公用性的电力建设项目, 其费用支出其也是有一定的灵活性, 故才有需要博弈参与人努力争取更多的利益分享。为进一步探讨三方的博弈关系, 下一节中将通过在不确定条件下借助Swarm仿真工具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分析。

二、电力建设项目外部主体利益冲突协调补偿机制

(一) 补偿机制模型构建

为了便于进行仿真, 对模型进行了以下假设[5]:

电力建设项目经历个基层组织, 在第基层组织中有当地居民。

项目每个利益相关主体获得收益的多少是依据各自谈判能力及努力程度来确定。

电网公司用于电力建设项目政策补偿的概算费用是个定额。在对每个基层组织进行分配时是依据当地政府政策规定的补偿标准, 根据各个基层组织的情况给定一个下限标准。然后, 通过和基层组织的谈判情况及其努力程度来确定具体补偿上限。

项目征地过程中, 基层组织需要付出两方面的努力, 即接受电网公司的项目征地委托而对电网公司负责的努力程度, 为获得尽可能多的提留而对当地居民开展工作的努力程度。

计算电网公司的努力程度与其对应的基层组织的努力程度时, 假设每个基层组织的努力程度以的比例与电网公司的努力程度进行换算。

计算基层组织的努力程度与其对应的当地居民的努力程度时, 假设每个基层组织的努力程度以的比例与居民的努力程度进行换算。

电力建设项目主体利益冲突协调补偿机制涉及到电网公司、基层组织、当地居民三方利益相关者。电网公司在项目建设中的最终利润取决于其努力收益Rg (αg) 、Cg (αg) 努力成本以及谈判成本Cg′ (t) , 且是前者和后二者之差。而Rg (αg) 又取决于其初始收益ke、努力程度、谈判底限D′以及基层组织对电网公司的努力程度αgj, 故电网公司决策模型如下。

其中, D'为基层组织在电力建设项目中与电网公司的谈判下限, h1g, h2g为常数。对于基层组织而言, 在电力项目建设中因接受委托而获得的利润取决于其在电力项目建设中的所获取的收益Rb, i (αp, j, αg, j) 、对居民的努力成本Cp, j (αp, j) 、谈判成本Cb‘, j (tb, i) 以及对电网公司的努力成本Cg', i (αg, i) 。其中, Rb, i (αp, i, αg, i) 又取决于其初始收益、及其对被占地居民的努力程度。基层组织的决策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

其中, αp, i, j为第i个基层组织中, 第j个当地居民在电力建设项目中的努力程度, D"为基层组织在电力建设项目中与当地居民谈判下限, h1b, i, h2b, i和h1g, i为常数。

在考虑当地居民补偿的情况下, 其在电力项目建设中的所获取的利润取决于其在电力建设项目中的收益Rp, i, j (αp, i, j, αp, ij) 、所付出的努力成本Cp, i, j (αp, i, j) 以及谈判成本C'p, i, j (tp, i, j) 。其中, Rp, i, j (αp, i, j, αp, ij) 又取决于αp, i, j, α, i, 以及当地居民在电力建设项目中的初始收益kp, i, j。当地居民的决策目标函数可以表示成:

(二) 基于Swarm的情景仿真分析

设有一个电网公司, 两个基层组织, 每个基层组织有100个当地居民, 且每个居民的努力成本和谈判成本函数都是相同的;电网公司与基层组织的努力程度初始值为10个单位, 当地居民的努力程度初始值为0.11, 努力程度的调整幅度为0.1;电网公司总的谈判空间为1 000, 其中电网公司与基层组织的基本谈判空间为100, 授予基层组织与当地居民的谈判空间为900。基层组织内则按照其努力程度所占比重进行分配。相关数据如表1所列。

从图2可以看出, 随着谈判博弈次数的增多, 电网公司的利润也在不断地下降, 最后维持在一定的均衡水平, 由于该利益补偿机制是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的利益均衡机制, 因此若考虑谈判成本, 也就是谈判达成一致的时间成本时, 则较早达成一致, 电网公司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从图3可得, (1) 随着博弈次数增加, 基层组织的努力成本不断增加; (2) 谈判能力弱的地区 (基层组织1) , 其努力成本上升更加明显, 而谈判能力强的基层组织2, 其努力成本上升却较缓慢。可能原因是基层组织1要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电网公司以及当地居民周旋。

由图4可以看出, (1) 随着谈判博弈的延续, 基层组织的利润都呈下降趋势, 并且不断的趋于博弈均衡状态; (2) 对于项目不同基层组织而言, 其利润变化存在明显差异特征。如对于基层组织2而言, 随着谈判博弈的延续, 其利润下降相对较缓慢。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其谈判能力较强, 谈判的空间加大, 其谈判的成本反而会增加, 因此, 其利润变化并不明显。这样,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补偿机制有效的均衡了不同基层组织之间的利益差异, 减少了相互之间的冲突, 同时, 也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

由图5可知, (1) 随着双方谈判博弈次数的增多, 当地居民的利润在波动中都有所下降; (2) 同时对于不同谈判敏感性的当地居民, 其利润随着谈判延迟的程度, 其变化幅度有所不同。尤其谈判能力越弱的居民1, 其利润下降的越快。可能原因是谈判能力强的居民分清形式, 意识到努力付出越多, 而补偿回报未必相应增加, 故不断减少自身努力, 最终其获得的总的补偿收益增加相对较少, 利润也就越少。同样, 基于外部利益冲突协调补偿机制平衡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 减少了主体间的冲突, 增强了电力建设环境的和谐。

结束语

通过对电力建设项目主要外部主题利益诉求进行梳理分析, 指出其利益冲突的主要变现为电力建设项目用地的利益冲突和补偿激励;基于兼顾经营性和公用性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个性差异特征, 探讨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电网公司、基层组织、当地居民三方合作博弈机理。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基于占地补偿的电力建设项目外部主体利益冲突协调补偿机制模型, 并借助Swarm工具的方法对该补偿机制进行了仿真比较分析, 验证了冲突协调补偿机制在政策范围内的可操作性及有效性。为维护各方利益, 减少彼此之间的相互冲突, 优化电力项目建设外部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摘要：在电网公司、基层组织以及当地居民完全信息合作博弈机理基础上, 从谈判成本和努力程度两方面着手, 构建了基于占地补偿的电力建设项目外部主体利益冲突协调补偿机制模型, 并借助Swarm工具对该补偿机制进行了仿真比较分析, 验证了该机制在政策范围内的可操作性及有效性。

关键词：电力建设项目,利益冲突,协调补偿

参考文献

[1]刘贞, 刘宁, 鲜康, 等.电力建设外部环境中的冲突趋势及原因分析[J].电网与清洁能源, 2009, 25 (10) :10-16.

[2]王恩创.电力建设项目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 2010.

[3]赵宏.电力建设外部环境中多方利益群体博弈模型[J].电网与清洁能源, 2010, 26 (4) :6-10.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 (第三版)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补偿主体 篇4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财政政策

一、主体功能区的含义及各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

1.主体功能区的含义。

所谓主体功能区是指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 按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划定的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它是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符合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潮流和一般趋势。主体功能区不同于过去划分的综合经济区, 它属于一种典型的经济类型区。这种经济类型区的最大特点, 就是区内发展条件和经济特点的相对一致性。同时, 主体功能区又是按照其在全国或上级区域中所承担的不同主体功能而划分的功能区, 不同主体功能区所承担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是不相同的。

2.各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

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论述, 必须以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作为区域经济的重点。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 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 重点开发, 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国类主体功能区, 确定主体功能定位, 明确开发方向, 控制开发强度, 规范开发秩序, 完善开发政策, 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对各主体功能区的定位:

(1) 优化开发区是集聚经济和人口, 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城。主体功能是要通过向重点开发区域转移产业, 减轻人口、资源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外也要有生态区、农业区、旅游休闲区。

(2) 重点开发区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城。主体功能是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增强承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域超载人口的能力。

(3) 限制开发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校弱、大规模集策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城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城。主体功能是保护生态环境, 在生态和能源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也可以发展特色产业, 适度开发矿产资源。

(4) 禁止开发区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城。主体功能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逐步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生态屏障和自然文化保护区域。

二、主体功能区对生态补偿的内生性

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深化了区域间利益的不平衡。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所划分的四类主体功能区, 在发展模式和外部功能上存在巨大差异;国家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 在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和干部政绩考核等方面对四类主体功能区区别对待, 各有侧重。这种内在结构和外部政策的差异深化了各主体功能区之间利益的不平衡。

1.区内功能限制导致发展机会的损失。

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 为了维护其生态服务的主体功能, 必然对妨碍功能实现的相关产业进行限制和禁止, 而这些产业 (如资源开采、钢铁、化工等) 在中国现时经济发展阶段又是利润最高, 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效果最明显的产业。按照产业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某一产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 其利润水平和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大体经历一个由低到高, 而后再不断降低的过程。在产业发展的上升期和扩张期, 高的利润水平诱使各区域竞相发展该产业, 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 (我国目前资源开采、钢铁、汽车、化工等产业就处于这一发展状态) 。而主体功能区 (划) 的基本理念则要求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内妨碍其主体功能实现的产业进行限制和禁止, 必然使这两类功能区丧失参与高利润产业竞争的机会, 是对其发展权利的变相“剥夺”。

2.为实现主体功能而承担额外成本。

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 提供生态服务是其主体功能。为实现这一功能这两类区域不但要丧失一定的发展机会, 还要为生态恢复和建设承担相应的支出。以东北地区大、小兴安岭为例, 为保护其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不但要禁止森林资源的砍伐和相应木材加工业的发展, 还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封山育林、森林防火、林木管护等工作中去,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大量的失业林业工人及其家属需要妥善安置。这方面的投入往往是巨大的, 是地方政府所无力承担的, 从而成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桎梏”。

3.人口生态迁移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流失。

鼓励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内的人口向重点开发区转移, 其内在的机理和过程使这两类功能区本就“干瘪”的公共服务, 其效率和效果不断降低。按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 个体人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其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率是不同的, 概括来说大致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在逐渐降低的过程, 从绝对被供养者到供给者再到被供养者 (从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率方面的考量) 。而人口迁移的内在机理和过程以各种制度和社会性因素为载体 (如就业、升学、购置不动产等) , 在迁移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择优”机制, 即实现迁移的多为“投入-产出”率较低的人群。人口迁移的内在机制和过程使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公共服务的效率逐渐降低。对于人口迁出区域,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投入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而迁入区域却得到现成的产出, 因而降低了人口迁出区域公共服务的产出效率, 使本不丰富的资源不断“流失”, 是一种变相的“剥夺”。

而主体功能区却要求不同区域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即无论是承担经济功能还是生态功能, 居民都可以享受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公共服务。这就要求财政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财政生态补偿既是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其目的是调动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 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综合体, 又是一种不同主体功能区获得基本相等的公共服务的根本保障措施。

三、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建议

1.完善立法, 规范运作。

名不正则言不顺,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国外大量的时间业已证明, 在依法行政的国度里, 要推动一项触及各方利益的工作, 首先必须立法, 从法律角度予以规范运做。从法律法规上确定财政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并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资金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进行统一规定和协调。考虑到生态补偿工作的急需, 建议分三步走:一是抓紧出台《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若干政策措施的指导意见》;二是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 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三是在《条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修改完善, 力争出台《生态补偿法》。

2.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税收政策, 增开资源税。

生态补偿机制是通过市场规则合理解决环境保护与受益、破坏与赔偿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最好手段。应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各项税收政策, 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财力保证。根据环境破坏程度对不同地区的矿山企业分期、分批开征差别税率的生态补偿税, 使治理污染的费用能够等额转入企业产品成本中, 解决环境成本外部化问题, 同时能够增强企业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生态补偿的目的, 是强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资源税收入用于生态补偿, 符合税制设计原则。在资源税收入中规定一定比例, 专项用于生态补偿资金, 这在操作层面上是可行的。根据我国资源税结构和规模, 建议资源税中央共享部分, 全额用于生态补偿;资源税地方收入部分的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 提取一定比例用于生态补偿。

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投入政策。

环境是公共产品, 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 中央和省级财政都应设立生态环境建设专项资金, 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证。重点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流域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 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将支持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矿山生态恢复支出纳入财政转移支付。同时各级政府应充分运用财政贴息、投资补助、排污收费等投入渠道, 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生态环境。积极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 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或赠款, 形成多元化的融资体制。

4.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并将横向补偿纵向化。

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让生态受益的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政府直接向提供生态保护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以横向财政转移改变四大功能区之间既得利益格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 提高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人民生活水平, 缩小四大功能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初期, 需要横向补偿纵向化, 即在中央确定横向补偿标准后, 将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向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转移支付统一上缴给中央政府, 由中央财政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将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拨付给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政府。这是在当前行政体制下比较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强的措施。就现在行政管理体制而言, 资金横向转移很困难, 这种补偿机制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由生态受益地区向生态效益提供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标准、数量都难以确定。这是因为:每级地区都可能涵盖多个同一级别的政府, 每个同一级别的政府又下辖多个层级的政府, 因此, 政府之间的财政资金横向转移将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 政府行政级别越低, 网络越复杂。横向转移极易出现应补未补、补偿过度和补偿不足等不公平和效率低下现象。考虑到横向转移支付的复杂性, 横向转移纵向化是化复杂为简单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第五篇第二十章.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2]王卉彤, 石刚.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财政金融政策研究.生产力研究, 2008, (12) .

[3]王琪.实施差别化财政政策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宏观经济管理, 2008, (7) .

[4]夏静.构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政策.新西部 (下半月) , 2008, (1) .

[5]郑雪梅, 韩旭.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思考[J].地方财政研究, 2006, (10) .

补偿主体 篇5

从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到2011年6月9日, 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逐步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长期规划。2011年11月5日, 甘肃省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该规划强调甘肃省的发展模式不再是单纯追求GDP的模式。由此可见, 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 主体功能区规划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主体功能区的大背景之下, 各个地区都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研究平衡生态补偿者与生态收益者之间关系的方法。

1 主体功能区的内涵与类型

1.1 主体功能区内涵

主体功能区是指依照区域分工与协调发展原则, 将生态承载力、开发力度、发展潜力不同的区域确定为定位空间单元。不同空间单元即不同规划区域, 其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即某一地区所具备的主要功能, 它影响着地区格局、国土利用以及人口分布。因此, 形成合理的开发方式, 规范国土的空间利用是主体功能区划分的意义。

1.2 主体功能区类型

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分为开发型和保护型两大类, 其中开发型包括重点开发地区、优化开发地区;保护型包括限制开发地区、禁止开发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规定了主体功能区的分类:

其一, 发展潜力较大、现有开发密度较高, 但是资源环境承载力有下降趋势的地区被划归为优化开发地区, 这种地区往往都是区域龙头, 处于经济核心区。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重视改善人居环境, 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在优化空间结构的同时, 控制“恶性膨胀”。

其二, 环境资源承载力较强、发展潜力居中、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区被划归为重点开发地区。重点开发地区在完善基础设施、规范土地供给, 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 也要重视生态保护, 并逐渐发展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和人口的核心发展区。

其三, 环境资源承载力低、发展潜力低下且大规模发展经济的地区被划归为限制开发的地区, 这类地区周边生态脆弱, 在以往的开发模式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 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力度, 引导超载人口向重点、优化发展区转移, 严格限制掠夺似的开发模式。

其四, 资源环境承载力极低且不适宜开发的地区, 诸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休闲旅游区、重要水源地等被划归为禁止开发区。“十一五”规划中指明24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1个世界文化自然遗产、187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565个国家森林公园、138个国家地质公园属于禁止开发区域。该类区域要控制人为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并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实行强制性保护。

2 生态补偿与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

2.1 生态补偿的内涵

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 , 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 ,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 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 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由此可见, 生态补偿是一种经济激励手段, 通过调节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追求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其一, 对生态系统本身破坏后恢复及保护进行成本补偿;其二, 对生态环境的补偿, 即用经济手段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控制, 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其三, 对保护者投入环境的资金与机会成本进行补偿, 即对有利于环境的经济行为体进行经济补偿, 反之, 不利于环境的经济行为体应给予赔付;其四, 对重点保护区投入保护资金。

2.2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内涵与特征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一种新型的生态补偿方式, 以主体功能区为主体, 通过经济、政策和市场手段, 进一步加大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的保护力度并通过激励机制与协调制度安排, 调动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与一般意义的生态补偿相比,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具有更多优势:

其一, 是国家战略性。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国家的长期区域发展战略规划, 对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的生态保护以及生态补偿机制完善都有益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相统一, 促使产业合理配置,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因此,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公平, 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

其二, 是机制科学性。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之前, 中国还没有出台过这样详实的国土规划。依据此次科学的规划, 对不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发展潜力不同的地区制定具体的生态补偿机制会更加科学、客观。主体功能区功能不同, 实施的政策与绩效评价则不同。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应给予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资金提供与技术支持;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应极力保护好环境并提供生态产品。主体功能区层次划分科学, 从而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会更科学。

其三, 政策配套性。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推行时已经配套了一系列政策机制, 包含人口、经济、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方面。良好的市场机制、配套制度是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前提与保障。因此,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具有明显的政策配套性。

3 甘肃省生态现状及主体功能区划分

3.1 甘肃省生态现状

甘肃省位于东经90°13′~180°64′和北纬32°31′~42°57′之间, 是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地理版图不规则、地貌复杂多样, 东西1655km、南北530km的狭长地带上囊括了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和隔壁六种地形, 并且甘肃是唯一兼有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的省份。陇南山地、隆中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地、河西走廊构成甘肃六大地形区域。巨大的地域跨度使甘肃省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过渡性、组合性等特征。其生态功能不仅对当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更影响到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

甘肃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环境脆弱, 且由于甘肃省长期属于资源输出省份, 省内的矿业与重工业也导致全省生态环境破坏, 面临着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草场超载放牧、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缺乏等问题。

3.2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划分

甘肃省兰州大学的牛叔文等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算来评价不同区域单元“生态重要性”。具体方法是: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 选取评价指标, 依据各类生态系统的面积和单位面积上可产生的服务价值核算单项服务价值, 使生态效益货币化, 而后加和进行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公式为, 其中为第p个评价单元第i种生态系统的面积;为第p个评价单元第i种生态系统的第j种服务价值;为第p个评价单元的总面积) , 计算出甘肃84个评价单元7个方面 (气体和气候调节、水源涵养与保持、土壤形成、环境净化、生物多样性维护、生物产品产出、文化娱乐) 的生态服务价值, 并将这84个评价单元依据计算数值分为五类。具体如表1所示:

省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工作是十分复杂、细致的, 因此甘肃省可以依据此方式并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具体划分甘肃省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地区。

4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4.1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原则

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应是“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受益、谁补偿, 谁污染、谁付费”, 通过对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补偿, 提高保护者的收益, 从而增加保护行为主体的外部收益, 调动其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积极性。

4.2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以县为基本单元, 随级别的降低, 补偿关系逐渐具体, 各基本单元可采用垂直生态补偿、水平生态补偿以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要解决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发区生态补偿的“谁补偿谁, 补偿多少以及如何补偿”的问题, 必须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和制度创新, 并在监督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步修正不同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

其一, 垂直生态补偿。环境保护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政府应当承担起公共物品的营建、保护和维护, 政府要对生态补偿承担主要责任。垂直生态补偿是指通过上级给予下级的财政拨款进行生态补偿, 例如: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专项拨款。补偿的内容和标准多种多样, 根据生态服务的内容和类型而定, 主要对生态服务供给者给予一定补偿。

其二, 水平生态补偿。水平生态补偿是指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区域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采取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横向财政援助的直接原因是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因提供生态服务与生态产品而损失的经济成本应由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承担一部分, 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受益者根据收益的多少和距离的远近, 进行阶梯式生态补偿。补偿方式包括直接转移支付, 如:直接提供现金、粮食和其它物资援助等;间接转移支付, 包括多种形式的帮扶支援, 如:鼓励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企业搬迁到优化开发区, 优化开发区接纳和安置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移民”等。

其三, 政府与市场结合补偿。除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与完善的生态补偿政策以外, 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逐步建立生态资源市场交易机制, 如欧盟的排污权交易体制 (EUETS) 。这种交易机制之中, 减排量成为一种商品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 这种方式使得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扩大, 生态补偿效率提高。同时, 开展生态补偿贷款项目、直接投融资项目、生态补偿相关衍生品交易活动等生态金融业, 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行分区域调控的补偿标准。

5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保障措施

5.1 制定生态补偿相关法规

我国目前以《环境保护法》为主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对于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 尤其是对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相关法制规定明显不足。依据“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受益谁补偿, 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次要注意与《刑法》、《环境保护法》、《税法》等现行的法律法规的配合衔接、协调统一。

5.2 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基金

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资金的直接来源, 然而中央财政压力巨大, 投入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 应充分发挥金融信贷在生态补偿方面的融资功能, 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外部性内在化机制、区际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基金、区域生态补偿基金、资产证券化等途径都是拓宽生态补偿基金的渠道。另外, 我国应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捐助和国际相关组织的支持, 同时完善相关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 高效利用资金, 避免重复建设。

5.3 建立生态补偿跨区域协调监管机构

众多补偿主体、补偿对象及补偿途径联结形成复杂、网络化的生态补偿协调机构体系, 只有补偿机构体系健全和规范, 才能使补偿金征收与发放的工作规范化。目前, 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保护部门、政府、居民之间责权不明、效率低下, 缺乏各主体功能区间的协调体系, 导致生态环保工程不能高效实施。因此, 应建立专门的统一协调机构, 全面负责有关生态环境补偿的相关事项, 推进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参考文献

[1]毛显强、钟瑜等, 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 12 (4) .

[2]牛叔文、李永华等,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划中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 (3) .

[3]李炜、田国双,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及展望[J].学习与探索, 2011 (3) .

[4]柴发善、卢有治,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J].社科研究, 2009, 12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