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导作用(精选十篇)
政府引导作用 篇1
1994年, 我国提出了“三金工程”计划, 即以“金关” (外资专用信息网) 、“金卡” (电子货币) 、“金桥” (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三大项目为中心, 在三到五年内建成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首府及500个城市的公用数据网。 (2) 1999年, 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和普及, 中国政府提出了“政府上网工程”, 意味着新一代电子政务正式起步。电子政务是现代政府管理观念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重要产物。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和知识经济的挑战, 许多国家政府都把电子政务作为政府政务的优先发展战略。政府网站中的一些栏目属于介绍政府组成部门和政务, 如政务公开、公共服务、行政审批、招商引资等;或是重要政事新闻, 如政务动态、人事任免等;而国内许多政府网站中“连线政府”栏目可以说是属于电子政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电子公告服务。电子公告服务, 指在互联网上以电子布告牌、电子白板、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板等交互形式为上网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条件的行为。 (3) 作为政府网站中的BBS, 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权威性和公信力, 使公众与政府实现实时联系, 拉近公众与政府间的距离, 实现两者之间信息直接有效的反馈。
政府网站中的BBS与公众沟通方式不同, 政府网站的BBS有两个重要的作用和任务:一是对BBS中的公众言论进行“把关”;二是对由BBS中的言论引发的公众舆论进行引导。
一、电子政务与传统政务的区别和功能
直接与公众沟通是实施电子政务的目的之一, 也是与传统政务的又一重要区别。公共服务意识加强, 公众对政府电子政务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加。我国的电子政务进入到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来加强公共服务, 让公民、企业和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参与到政务建设中的阶段。 (4) 传统政务的缺陷在于容易疏远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也容易使行政服务的中间环节缺乏有力的民主监督, 以致产生腐败现象。而电子政务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标是使政府对公众的需求反应更快捷, 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政府通过互联网可以让公众更方便地了解政府机构的组成、职能、办事章程和各项政策法规, 提高办事效率和执法的透明度;同时, 普通公众通过互联网这种快捷、廉价的通信手段, 与政府领导直接进行信息交流, 反映公众呼声,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更便于发扬民主, 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政府作为国家管理部门, 其本身上网开展电子政务, 有助于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我国政府部门的职能正从管理型转向管理服务型, 承担着大量的公众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更应及时上网, 以适应未来信息网络化社会对政府的要求, 提高工作效率和政务透明度, 实现政府办公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
传统新闻媒体等到社会问题凸显、矛盾已经激化时, 再进行舆论监督, 这是一种“马后炮”似的做法。为此, 前瞻性舆论监督应该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方向, 它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 为政府的正确决策和人性化管理提供了新的沟通平台。而政府网站中的BBS则利用论坛的形式将社会矛盾集纳到一个政府有效控制的范围内, 往往能在问题出现的初期获知相关信息, 具有某种前瞻性的舆论监督优势。这种舆论监督有助于社会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政府网站在舆论引导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005年11月13日, 吉林市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 成百吨苯流入松花江, 最高检测浓度超标108倍。随着松花江的水流, 污染带从80公里蔓延到200公里, 导致下游松花江沿岸的大城市哈尔滨、佳木斯, 甚至俄罗斯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等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是中国面临的首次严重的城市生态危机。
11月14日至21日, 位于吉林市松花江以下的沿岸城市吉林省松原市, 市民在未被告知原因的情况下连续停止供水7天。当地媒体的报道仅限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件本身, 但没有提及污染后果。11月21日, 哈尔滨市政府向全市发出停水通告。
哈市第一次发布的停水通告以维修管道隐瞒实情, 后来才说明是江水受到污染。因而, 停水初期哈尔滨市民因不清楚、不相信停水的原因而造成社会恐慌。一时间, 政府“内紧外松” (所谓“内紧外松”, 是指某些信息只在内部流通, 让内部紧张行动起来, 而对外保密、封锁信息、保持外部平静的氛围。“内”指的是组织内、系统内。“外”指的是组织外、系统外的社会。) 的危机处理策略, 而媒体面对危机的集体失语, 造成了市民的不满, 政府和媒体的形象大打折扣。简单地说, 当舆论问题发生的时候, 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解决问题, 二是转移热点。 (5)
11月27日, 停水的日子已经结束, 但政府的公关危机并未结束。曾经苯超标达108倍的水现在是否真的能安全饮用?政府的通告、媒体的报道, 可信度有多高?如果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将事件的详细情况通报给新闻界, 并且在自己的政府网站上对事件加以解释, 就会在这场突发事件中把握主动权。
在敏感时间, 消息承载的不仅仅是告知的作用, 而且肩负着舆论引导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当中, 国外媒体也将异常关注政府相关信息, 互联网信息是他们了解事件的一个重要渠道。在网络环境中, 各种各样的言论丛生, 使人真假难辨, 有些言论甚至是具有煽动性和攻击性的, 但政府网站由于其背后政府背景的公信力, 往往使其公布的信息具有权威性, 使网络中的流言不攻自破。对于一些一时间难以解释清楚的事件, 不推脱, 不敷衍, 给网民以真诚和希望。政府网站就是政府工作的一扇窗户, 因此政府也要利用好这扇窗户, 在国际舆论中把握主导地位。目前, 网上的舆论引导, 应当是寓引导于服务之中。首先, 提供全方位信息。其次, 优化信息结构。有创意地提供信息。 (6)
在社会的转型期, 各种利益交织复杂, 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政府要做好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敏感事件的解决和疏导工作, 使群众的情感有一个可以宣泄的地方, 这样将更有利于政府群众工作的开展。《声明》的立场非常鲜明, “对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的网民进行调查、威胁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也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7) BBS作为一个网上自由言论的基地, 应该留给网民以一定自由的空间。作为BBS中的言论, 它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片面、错误的言论。对于一些本身危害性不大的言论, 我们不应该一味地用在网上删帖、网下通过IP地址寻找当事人的做法。洛阳市政府信息中心在《声明》中承诺, “网民如遇到被恶意调查或威胁, 请立即举报, 我们一定严查, 决不姑息。” (8) 但是, 对于BBS言论中宣扬民族歧视、影响群众团结、宣扬封建迷信的帖子, 不仅要及时地删除, 触犯法律的, 还要依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惩治当事人。
三、政府网站在网络传播中的控制和引导技巧
政府网站在充当“把关人”角色的时候, 也同时履行着议程设置的作用。议程设置是指“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知。 (9) 它的最大作用在于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当前突出重要的问题上来, 这样往往会使公众对党的政策方针, 政府的施政措施能有一定的接触和了解。网络BBS的把关相对于传统媒体严密的把关系统来说是松散的, 它的“把关人”处于相对缺席的状态。虽然论坛上的版主和管理者承担着“把关人”的角色, 但网络BBS把关是缺少权威和强制力的, 效果不是特别显著, 缺乏实质的把关作用。一切言论活动, 包括新闻传播活动, 不得有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正常秩序, 这是国际公认的准则。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肯定了人人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并且认为人们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就承担了某种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10)
目前对于网络传播主要有以下两个层面的控制策略: (1) 加强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建设, 这是一种硬性控制手段; (2) 加强网络道德规范, 虽然这只是一种软性的控制手段, 但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手段。 (11) 政府网站中的“议程设置”行为也不应突出矛盾、激化矛盾, 而是要求因势利导, 有时候对矛盾淡化处理, 有时候“内紧外松”, 将矛盾问题写成内参, 供领导机关参考解决, 反而更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每个时期, 政府工作都有其重点, 要将网民的思想集中到为国家、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建言献策的轨道上来。2002年, 呙中校在互联网上发表署名“我为伊狂”的网文《深圳, 你被谁抛弃?》, 引起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高度关切, 评价呙中校说:“因为深圳情结, 为‘情’所困, 又为‘情’所驱, 所以仗义执言, 对深圳发展建言, 有句话叫做爱之深、责之切!”面对中国网民, 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其网站的BBS中进行舆论引导时, 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切记言语不能粗暴, 逻辑思维严密, 用词要精准。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像一切个人权利一样, 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完整的结束时, 也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 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利。 (12) 通过互联网发表意见是公众的权利, 是拓宽民主渠道的一种新方式。如果公众的意见是合理的要求, 正当的呼声, 理性的情感, 那它对社会的进步就是有益的。 (13) 同时还忌讳对问题简单化处理, 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 关注BBS言论的甚至是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当事人, 他们既然在网站上反映情况, 就会一直关注事件的解决, 一旦他们发现他们所反映的情况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如果在网络中再针对此事件作一议论, 将更加不利于事件的解决, 并且有失控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 BBS舆论传播的现实价值在于将媒体话语权的解放并延伸到大众。正因为如此, 它的影响力才日益扩大, 而对于它的引导就应相应地提上议程。总之, 在由官方主导的舆论调控矛盾重重的情况下, 强调它与强势传统媒体的合作以把握舆论导向, 是一个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法。” (14)
电子政务不能囊括所有社会生活涉及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 它也不能超越职能, 代替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行使权利。例如洛阳市政府的“连线政府”———洛阳市政府信息中心综合科, 虽然它代表着市委、市政府, 但它最终还是由市委里的一个职能科室来处理的。政府网站中的“连线政府”的建立, 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虽然它还处于成长期, 但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 公众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 它必将推动行政事业的发展, 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切实依法、依据办理好群众的每一件诉求, 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是构建和谐洛阳的重要途径。”洛阳市政府在关于其政府网站的《声明》中还称, “办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电、来访、来函、来帖, 确保人民群众投有门、诉有声、回有音是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15) 为广纳民意、集中民智, 构建畅达的群众诉求渠道, 洛阳市政府门户网站开通了政府与公众交流的平台———“政府连线”栏目, 由政府各相关部门对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政府网站的BBS里网络管理者对帖子的思维一调整, 论点全面了, 主题深化了, 群众情绪理顺了, 政府也主动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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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荣:《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 《现代传播》, 2007 (3) 。
【】政府引导基金详述 篇2
未来政府引导基金将会在政策与市场竞争的引导下逐步走向市场化,这将有利于提升各地创投引导基金管理团队的运营水平与专业能力,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创投企业募资困难等问题,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投资。阅读提示: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政府引导基金概述、引导基金的发展历程、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政府引导基金地域分布、政府引导基金级别分布、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分析、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区别。
一、政府引导基金概述
1、引导基金的定义与特点2008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从广义上来说,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的政策性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都属于引导基金。狭义上的引导基金主要是指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的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投资资本供给,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通过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种子期、起步期等创业早期的企业,弥补一般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投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重建企业的不足。引导基金的运作原则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和科学决策、防范风险。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引导基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非营利性。引导基金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并非商业性基金;第二,不直接参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其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创业投资;第三,市场化、有偿方式运作。引导基金应按照市场化的有偿方式运作,而不是通过政府拨款、贴息等无偿方式运作。
2、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作用与意义作为创业投资领域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应充分发挥宏观指导与调控职能,保障创业投资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创业投资提供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克服“市场失灵”问题,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同时,作为资本的提供主体之一,政府也会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方式,引导并规范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说,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近年来,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角色正在逐渐转变——由直接投资者转变为间接投资者,不再设立创投公司,而是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具体来说,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引导社会资金集聚,形成资本供给效应引导基金的设立能够有效地改善创业资本的供给,解决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创业投资的投资期长,风险大,流动性差;不像股票等证券投资可以迅速变现、流动性好,民间资本偏好于证券市场,而创业投资等股权投资整体资金供给不足,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资本供给不足问题。因此,政府设立引导基金,通过政府信用,吸引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以及民间资本、国外资本等社会资金聚集,形成资本供给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这为创业投资提供一个很好的资金来源渠道。(2)优化资金配置方向,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对象是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从而起到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对高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目前,我国创业投资者偏好于投资期短见效快的IT类、教育、餐饮等领域项目,而对于成长期较长的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项目投资偏少,这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所鼓励的方向不协调,创业投资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政府信用吸引社会资金,可以改善和调整社会资金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培育出一批以市场为导向、以自主研发为动力的创新型企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3)引导资金投资方向,扶持创新中小企业政府引导基金有一个较强的政策导向——扶植极具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目前,国内很多创业投资机构及海外基金均出现投资企业阶段不均衡的特点,多倾向于投资中后期的项目,特别是已经能看到上市前景(Pre-IPO)的企业。而处于种子期与初创期的企业具有很高的风险,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却很难吸引到资金的投入。创业早期企业存在融资困难,而中后期企业资金供给相对过剩。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处于初创期的企业,从而可以培养一批极具创新能力、市场前景好的初创期企业快速成长,为商业化创业投资机构进一步投资规避一定的风险,引导其后续投资,用“接力棒”方式将企业做强做大,最终实现政府目标的创业投资机构和商业化的创业投资机构共同发展,建立起政府资金和商业资金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创业投资体系。(4)引导资金区域流向,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扩大地区间的创业投资资源不平衡现象,经济条件优越,发展条件越好的东部地区,越容易获得创投资本;而经济条件恶劣,发展越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越难获得创投资本。创业投资资本分布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中西部地区,争取更多的中西部投资项目,有利于缓解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好处。
二、引导基金的发展历程(1)探索起步阶段(1984-2004年),第一只政府引导基金成立。自1984年我国开始由政府推动创业投资的发展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地方政府开始引入国际先进经验,探索新的创业投资政策。1999年8月,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了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在2000年至2001年间投资设立具有基金性质的机构,其设立与运作是我国政府出资引导创业投资的最早尝试。2002年1月,中关村管委会出资设立的“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是我国第一只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具有“引导”名义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逐步试点阶段(2005-2007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自2005年起,股权私募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逐步繁荣及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十一五”规划的出台,对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2005年,中央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资金进入创投业。2006年3月,由国家开发银行和中新创投共同组建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设立,总规模为10亿元。2007年,财政部、科技部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项用于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同年,规模为1亿元的第一支国家级创业引导基金宣告成立,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数据统计显示,在2006-2007年之间,全国共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12支,基金总规模近35亿元。(3)规范化运作阶段(2008-2010年),政府引导基金指导意见出台。2008年10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制订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获国务院批准,并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后,各级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终于有了操作指南,为政府引导基金组织和设立明确了法律基础。《指导意见》明确了引导基金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引导基金在两个层面发挥引导作用:一是引导社会资金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二是引导所扶持创业投资子基金增加对创业早期企业的投资。随着指导意见的出台,各地创业引导基金的设立进入高潮,规模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2006年的2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88.5亿元。这一期间,国内资本市场的复苏、中小板的逐步壮大以及2009年中国证监会正式开设创业板,也从宏观上优化了创业投资的外部环境,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创业投资的全面发展。2009年10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与七省市人民政府联合设立了20支创业投资基金。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116支,基金总规模超600亿元。(4)全面发展阶段(2011-2013年),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2011年8月,为了加快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的实施,加强资金管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参股基金应集中投资于节能环保、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先进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高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领域。该办法的颁布对引导基金的投资范围进行了划定,有利于推动地方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小型创业企业的发展,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设立政府引导基金343支,基金总规模超2700亿元。(5)积极转型阶段(2014年至今),向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型。2014年5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成倍扩大中央财政新兴产业创投引导资金规模,加快设立国家新型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完善市场化运行长效机制,实现引导资金有效回收和滚动使用,破解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400亿规模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9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政府与市场携手增强创业创新动力,建立总规模为60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从接二连三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到2015年初设立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再到现在600亿规模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政府越来越重视市场化运作在推动创业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只政府引导基金,基金规模达2.18万亿元。2015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297只,基金规模1.51万亿。
三、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支政府引导基金,基金总规模达2.2万亿元。2015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297支,基金规模1.5万亿人民币。从中央层面看,2015年新设立了两大基金,一是总规模为400亿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参与超过1800亿,并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二是总规模600亿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撬动社会资金千亿以上。从地方层面看,随着中央鼓励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态势明确,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政府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及科教文化、产业投资等各个领域,出现了一批诸如“一带一路”、PPP、文创、产业引导等主题基金。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形式上,各地方政府根据投资方向和重点,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股权投资基金有东莞长安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龙岩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重庆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有集美区产业引导金、唐山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荆门市市级产业引导基金等;天使投资基金有重庆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上海天使投资引导基金、青岛天使投资引导金。
四、政府引导基金地域分布纵观我国引导基金的区域分布,可以看到,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VC/PE发展较好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势头强劲,同时民间企业与产业园区云集的一些二线城市也先后跟进创立政府引导基金扶持当地产业发展。总体而言,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引导基金设立密集,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设立的引导基金相对较少。具体来看,江苏和浙江地区是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最密集的省份,云集了大批地市级、区县级引导基金。环渤海地区中,北京、天津、山东地区引导基金设立较多。中西部地区引导基金起步时间较晚,但近几年也逐渐活跃起来,湖北、四川、陕西、内蒙古是引导基金设立数量较多的地区,并不断出现十亿级规模以上的引导基金。偏远地区也成立了政府引导金,如西藏2012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新疆成立了新疆自治区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乌鲁木齐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引导资金,广西成立了南宁北部湾引导基金,宁夏于2014年成立了宁夏政府引导基金。目前,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已形成以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为聚集区域,并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全面扩散的分布特征,中西部地区成为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新的沃土。此外,政府引导基金有逐渐往区县级扩展趋势,尤其以长三角地区为典型,长三角区域内各区县聚集着大量中小企业,是紧缺发展资金的企业聚集地,是资金需求的源头,因此存在其设立的必要性。从设立数量来看,北京地区累计成立88支政府引导基金,居各地区之首;另外广东和浙江地区引导基金设立相对活跃,基金数量分别为85支和84支。其次是华南地区,基金规模和数量分别为114.785亿元和23支。从基金设立规模来看,湖北以5,471.28亿规模稳居各省之首,紧随其后的是北京和广东,基金规模分别为4,367.25亿和1,451.83亿。
四、政府引导基金级别分布2015年,各地方政府纷纷积极主导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设立主体也由省级单位逐渐延伸至市级及区级单位,掀起了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的新浪潮。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支政府引导基金,基金规模达21,834.47亿元,平均单支管理规模为27.99亿元。其中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最大,226支基金规模总额达到9,980.37亿人民币。但是基金设立数量最多的是地市级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共有417支基金,基金规模8,243.00亿。预计2016年会有更多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开花结果,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将很快落实配套政策和更多财政资金,并在原有创投引导基金运作机制之上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完善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创新资源配置。未来引导基金将会在政策与市场竞争的引导下逐步走向市场化,这将有利于提升各地创投引导基金管理团队的运营水平与专业能力,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创投企业募资困难等问题,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投资。
五、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分析引导基金在中国的出现,借鉴了国外政府扶持股权投资的行业实践与成熟经验。作为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重要手段,引导基金以“母基金”(FOFs)的方式运作(所谓FOFs,即投资于基金的基金,其与一般的基金不同,是以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对象的特殊基金)。引导基金通过与GP合作成立子基金来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我国引导基金的政策导向性决定了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为此,投中研究院总结了引导基金在设立、募资、管理、投资及退出等几个方面的的特性,以揭示其在中国的运作模式。
1、引导基金的设立模式(1)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根据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要求,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与担保收益;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益;个人、企业和社会无偿捐赠的资金等。目前,国内的政府引导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独立完成,二是政府与政策性银行联合出资设立。绝大多数已设立的引导基金资金均来源于政府财政出资,只有少数的早期政府引导基金资金来源于政策性银行,比如,由地方政府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吉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山西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由地方政府联合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成都银科创投及重庆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2)引导基金的法律结构在引导基金设立的法律结构上,《指导意见》指出:引导基金应以独立事业法人的形式设立,由有关部门任命或派出人员组成的理事会行使决策管理职责,并对外行使引导基金的权益和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目前,各地引导基金的运作主体除了独立事业法人之外,亦有部分引导基金以企业法人制(公司制)设立,在不同的法律结构下,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监管模式以及考核激励体制均有所不同。独立事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因其事业单位的性质,更为强调“社会服务”、“让利于民”的特点,其基金管理多委托第三方管理机构,少数成立事业编制基金管理团队,对于管理团队的考核与同级国有企业类似,相对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企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多采用公司制,由于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其一般会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获取基金收益,对于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相对市场化,某些地方已在实行参股激励方式,已经在向专业的市场化FOFs转型。
2、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对于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地方政府一般会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或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行使引导基金决策和管理职责,管理委员会一般不直接参与引导基金的日常运作。管理委员会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市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作为成员单位。各地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职务分配等均有区别,因此其权利重心也不相同,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引导基金中会扮演不同角色,并对引导基金的投资决策及管理模式等产生影响。但总体来看,引导基金的管理主要归口发改委和科技部门两大系统,前者主要导向是推动本地创投业发展,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推动中小科技企业融资。对于日常管理及投资运作,各地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亦有很大差别:有的会新设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或以公司制设立并对其自行管理,有的则委托相关事业单位或外部机构管理。目前,引导基金的管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成立独立的事业法人主体作为基金的管理机构。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门成立了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创投办),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南京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运作,也是由专门成立的南京市创业投资发展中心负责。二是委托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政府投资平台公司负责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比如石景山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以石景山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运作;石家庄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投资运作。三是委托地方国有创投企业负责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如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为苏州元禾控股集团,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管理机构,广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则委托广州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四是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由公司制引导基金自行管理。前者如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此类公司并非引导基金的出资主体,而仅作为受托机构负责基金管理运作;后者如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由公司内部团队负责基金管理运作,内部治理按照《公司法》执行。五是委托外部专业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管理。如上海杨浦区人民政府引导基金委托美国硅谷银行,金山区、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盛世投资,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凯泰基金等。此外,2009年成立的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2012年成立的荆州市创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均曾委托浦东科投作为其管理机构,也可算作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的典型代表。在基金管理费方面,对于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来说,一般会得到2%左右的固定管理费。由于多数引导基金出于政策导向,主要以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为主要目的,并无营利要求,因此,管理机构获得业绩分成的情况并不常见。少数引导基金为鼓励基金投向本地,会设置一些奖励机制,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定,按照市场通行规则,在各出资人收回对子基金实缴出资的前提下,将子基金投资净收益的20%奖励子基金管理机构,其余80%部分由各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为鼓励子基金更多投资深圳本地项目,子基金到期清算时,对于来自深圳本地初创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50%;对于来自深圳本地早中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30%。另外,部分引导基金决策机构通常会招标或指定一家境内商业银行,作为引导基金的资金托管银行,具体负责资金保管、拨付、结算等日常工作,并对基金运作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大部分引导基金的资金的监管、拨付等工作划归当地财政局,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的资金账户仅起到资金中转的作用,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此外,有的引导基金理事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引导基金运作绩效进行评估,日常运作中会聘请中介机构对所参股创业投资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及各类审计工作。
3、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式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引导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其扶持对象主要是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程序备案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企业。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目前来说,我国引导基金的主要运作模式有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融资担保及投资保障等。阶段参股:是引导基金目前的主要运作模式,是指引导基金向创业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退出,主要支持发起设立新的创业投资企业。在该模式下,引导基金按照创投母基金(FOFs)的方式运作,与创业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子基金,然后子基金投向创业企业,在此过程中,引导基金不参与子基金的日常管理,仅仅充当出资占股角色。子基金中引导基金的认购比例一般不超过25%,且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该运作方式能够通过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初创期企业,从而起到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跟进投资:是指对创业投资机构选定投资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一般来说,创业投资机构在选定投资项目后或实际完成投资一年内,可以申请跟进投资。引导基金应按创业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50%以下的比例跟进投资,且每个项目投资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引导基金跟进投资形成的股权委托共同投资的创业投资机构管理。风险补助:是指引导基金对已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予以一定的补助。《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按照最高不超过创业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风险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人民币。风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弥补创业投资损失。投资保障:是指创业投资机构将正在进行高新技术研发、有投资潜力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确定为“辅导企业”后,引导基金对“辅导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可以给予“辅导企业”投资前资助,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辅导企业”高新技术研发的费用支出。
4、引导基金的投资条件对于参股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均要求尽量不参与子基金管理运作,尊重创投机构决策程序及市场化管理运作。但是,部分引导基金还是会在参股子基金中扮演一定决策角色,比如黑龙江省引导基金要求在所扶持创投机构的董事会或决策部门中至少须有1个席位,并行使相应的权利;河北省中小科技企业引导基金以及石家庄市引导基金,均要求投资对象为公司制基金,并按股东权利执行管理。(1)参股基金的注册地与投资策略限制出于“政府引导”目的,引导基金对于参股基金的注册及投资策略有诸多规定。多数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在本地注册,部分地市级引导基金仅要求基金注册于本省。基金注册资本要求在3000万至1亿元不等,上海市创投引导基金甚至要求新参股设立的创投基金规模不少于2亿元(种子期基金规模原则上不少于1亿元)。对于子基金的法律形式,多数引导基金可接受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少数引导基金仅限公司制基金,如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青海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等。对于基金管理公司,部分引导基金要求在本地注册,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多数则未作要求。(2)参股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制首先在投资区域上,多数基金要求参股基金主要投资于本地辖区,要求投资比例不尽相同:如北京市中小企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北京区域内创业期中小企业的资金额度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安徽省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投向安徽省早期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比例不得少于年投资总额的50%;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湖北省内企业的资金总规模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60%。不过,由于地域投资比例要求对投资机构项目源有较大限制,因此,在实际运作中,部分引导基金在参股之后逐步放宽了投资限制。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引导基金在最初发布管理办法中,要求参股基金对园区企业的投资总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在实际上该引导基金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参股基金并未受限于这一规定;2010年成立的青岛市创投引导基金,最初要求参股基金投资于青岛辖区企业不低于基金总额70%,而目前仅求其中引导基金出资部分投资于青岛。(3)参股基金的投资行业限制行业方面,引导基金的限制并不严格,包括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地方优势产业等都在鼓励范围内,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应重点投向深圳市政府确定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他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且每支参股自基金投资与上述约定产业领域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60%,投资于初创期项目和早中期项目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由于这些行业与创投基金自身投资策略较为契合,因此,行业要求很少对创投基金构成障碍。(4)参股基金的投资阶段限制投资阶段方面,引导基金作为政府服务功能的一个载体,其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显,因此,多数引导基金对于其参股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的比例有明确要求,比如江苏省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浙江省创投引导基金等要求投资初创期创业企业的投资额比例不得低于全部投资额的30%;湖北创投引导基金要求子基金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早中期投资对象的资金规模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60%;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创业早期文化创意企业的金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初创期、早中期项目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
5、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由于引导基金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引导基金退出及利益分配的过程中,通常遵循“保障政府资金”和“让利于民”的原则。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引导基金可以通过上市减持、股权转让、企业回购等多种途径实现退出。目前来说,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引导基金在所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存续期内将其所持股份有限转让给其他社会投资人或公开转让,但原始投资者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是引导基金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到期后清算退出。引导基金投资形成股权的退出,应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引导基金的运作要求,确定退出方式和退出价格。一般来说,引导基金的参股期限为5-10年,在被调研的50家引导基金中,尚无退出案例。
六、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区别
1、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异同目前来说,国内的引导基金虽然是以FOFs的方式进行操作,但是与市场化的FOFs在各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引导基金仅具备了FOFs的“形”,但尚不具备FOFs的“神”,其本质原因在于,引导基金其本质源于政府职能的延伸,而市场化FOFs则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在进化过程中的产物。首先,就其相同点而言,引导基金和FOFs都是不以直接投资于项目而以投资基金作为基本策略,并通过对基金投资组合的管理实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投资组合匹配。在投资流程、操作方式上引导基金可大量借鉴市场化FOFs的行业实践。第二,在不同点上,首先在基金的理念和价值观基础上,引导基金是以实现各种既定的政策目标如创业扶持、经济振兴或产业战略转型为目的,而市场化的FOFs始终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一点就决定了引导基金不会站在市场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且,在基金的募集、投资、投后管理、退出等各个环节上,引导基金和市场化FOFs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政府引导作用 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 融资 政府引导作用
引言
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政府的引导作用是起决定性的。长期以来,很多专家学者总是习惯用企业、银行、政府的定向排序思维去探讨研究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千篇一律地将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放在第一位。其实,如果将固化已久的定向排序思维调整为政府、银行、企业,则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那就是,政府的引导作用,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也需要政府“有形的手”从法律法规层面去推动市场运作,实现市场有效地对资源进行配置,给中小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的引导作用着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金融、税收、财政政策法规方面支持力度加大
以2003年国家出台施行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为依据,充分肯定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明确了政府所要担当的责任和义务,由此,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小企业通过金融、税收、财政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得到较快发展,但仍需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
(一)加快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在依法规范中小企业银行、基金、农村信用社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同时,尽快修订完善与当前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法律条文,如修订《公司法》,降低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门槛;修订《担保法》,提高抵押担保贷款抵押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等。
另外,也应通过放开市场,允许民营资本涉足银行、互联网金融;通过利率市场化,缩小存贷款利率差;通过“新三板”的上市,开发多层次资本市场。诸如以上,都需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约定和引导。
(二)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自2012年国家出台《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后,各地结合实际相继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以江苏为例,通过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开展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业务收入,均可按2009年江苏省出台的《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费。从2014年起未来三年,随着国家对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政策范围面的扩大,江苏省届时会有34万户小微企业减免税收64亿元。
同时,也应正视中小企业目前面临人工成本过高、利润过薄、市场过软、生产能力过剩的现状,因此,政府为中小企业减负和缓解中小企业压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税收政策上能给予更多的优惠,从另外一个角度,间接辅助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三)加大财政资金项目投入
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和资金注入方式实施的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促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推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市场开拓等,自2006年后,中央财政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引导资金规模逐年在扩大。以江苏为例,截至2013年,全省共有3546个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项目获得国家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资助; 2014年,全省共有81个中小企业科技服务项目,获得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立项。
同时,也应看到与受益于国家利好政策的中小企业相比,相对于那些未能得到过专项资金资助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是否存在专项资金项目设计的科学合理性问题,扩大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项目资助机会,这是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在规划“三大体系”建设方面进度成效显现
以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为支撑,通过对以上内存资源和外延资源的有效集聚,进而实现“三大体系”的高度融合,才能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开拓更多的融资渠道,助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和完善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加快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多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评估体系,为政府、银行、企业提供信用信息审查、企业信用查询、税收征管保障等资源共享服务。以江苏为例,于2011年5月启用的江苏省企业信用基础数据库和服务平台,至今已完成了40个省级部门和13个省辖市的信息归集,归集信息类有279个,数据项有3176个,有效入库信息计1.3亿条。江苏省企业信用基础数据库和服务平台的建成,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活动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信息数据,全面具体地反映了企业的信用状况,有利于约束企业行为,强化社会信用意识,防范信贷和投资风险。
但也应看到,就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法人代表的信用评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包括企业主个人及家庭其他投资、负债、居住、收入、纳税等资料,还有经营决策人员、技术人员的职业经历、品行等情况,除由涉密机关提供外,可以利用行业产业社会组织、属地社区组织及企业所驻园区管委会等部门机构提供其个人必要信用信息。
(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以政府、银行、企业合作发展为基础,自199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实施机制、体系建设双重并举,同步建立信用保障、金融支持、多渠道参与、可控风险、市场化服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和建立以地方为主、中央财政适度补贴的中央和地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以江苏为例,于2008年组织实施的“百亿元中小企业担保贷款项目”,即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按1∶1比例为各县(市、区)担保公司提供再担保,在全省形成20亿元总担保能力,带来商业银行为全省中小企业提供新增100亿元贷款支持。endprint
但也应看到,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由于信用担保行业在我国尚处发展初始阶段,从人员构成、业务能力、专业队伍等方面到行业结构还都需要有个调整的过程,如在合规经营、治理机构、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强化监管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跟上。
(三)建设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作为承担政府部分职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其核心任务就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从民间融资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全方位服务,促进中小企业与银行、担保公司、风险投资者之间的对接,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是建设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个根本方向。以江苏为例,2009年建成的江苏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网,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提供快速、高效、多元的融资服务,实现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之间的紧密融合。截至2013年,江苏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网统贷平台批准准入额度合计84.4亿元,贷款余额40.67亿元,累计放贷59.4亿元,为企业节约财务成本超过2亿元。
但也应看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会计审计所、法律事务所、税务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在资质上、服务类别上、区域属地上都亟待实行规范管理,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平衡发展。
三、在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方面推动融资渠道创新
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涉及范围涵盖银行、证券、期货、信托、融资租赁等,在创新融资渠道、参与协调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建设方面,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一)信贷产品要创新
结合中小企业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求,积极探索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推出新的贷款品种,目前银行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产品主要有七类,如抵押(质押)贷款类、循环额度授信类、应收账款类、联贷联保类、票据类等。在创新信贷产品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公益性、引导性、示范性及杠杆作用,通过政策性贷款、股权投资和补助等方式给予中小企业资金支持,如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更多民间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改变了以往对单个企业进行直接补贴的方式,就是信贷产品质变、量变的一种创新。以江苏为例, 2012年12月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信用增进担保非公开发行面值7500万元人民币的常州长青交通科技股份中小企业私募债在深交所成功备案,此项目是该公司继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中期票据和公司债推出后,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上取得的又一新突破。
但也应看到,银行信贷仍然是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的首选,贷方市场占主导地位,由此,国有或商业大型银行缺乏信贷产品创新的主动性,所以很难满足中小企业融资产品的需求。
(二)融资模式要创新
目前各家银行都在结合自己的信贷产品推出各具特色的融资方式,其中直接融资模式最占优势,这种货币资金供给者和货币资金需求者之间直接发生信用关系的特点,就在于使资金需求者可获得长期资金来源的机会,因而受到中小企业的认同。以中行江苏省分行为例,自推出债务融资工具以来,其短融、超短融、中票、资产支持票据等,累计发行量已超过11万亿元,存量规模超过5.4万亿元,截至2014年2月,占据全部公司信用类债券存量的六成以上。
但也应看到,直融作为中小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信贷渠道之一,一旦遇到货币政策收缩,无疑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信贷分配空间。
(三)金融体制要创新
实现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需求与金融资金相配置,必须通过金融体制创新来完成,在国内金融机构以国有和商业股份制大银行为主体的前提下,很多经济、金融政策都是围绕大企业、国有企业、效益好的企业量身定度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尚未形成规模,然而在大型银行中(除专业国有银行外),仅有中储银行明确有定位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功能。以中储银行为例,率先于2008年将贷款对象拓展到中小企业主;2009年,又将贷款对象拓展到企业法人;其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开展至今,已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有2000多个县市支行开办了小微企业信贷。
但也应看到,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努力作用下,各大银行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经营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机构,都发挥自身业务强项,推出中小企业融资产品,且因融资条件等过于复杂,再加上宣传推广不到位,虽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上发挥了一定作用,还是相对存在金融产品供给服务跟不上的状况。
四、在服务于中小企业工作中转变政府职能
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要突出政府在服务于中小企业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只有集中政府、银行、企业和社会各方智慧和力量,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实现,为此,还要继续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强化政府主导地位和政策效应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强调政府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负有指导、规划、协调、制度保证的责任,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运行提供各种有效服务。以2008年度为例,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等,国家从宏观层面密集出台了《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引导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加大服务力度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通知》、《关于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的指导意见》、《关于在从紧货币政策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政策性文件,以此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工作开展。
围绕中央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监管组织也相继制定了一些保护性、支持性、开放性政策规定,正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由此所产生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如当年较快地遏制了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就最具典型说服力。
(二)强化政府协调机制和联动效应
如何将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涉及中小企业扶持解困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政府金融办作为政府管理、服务、协调金融工作的职能部门,在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改善金融环境、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加大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以江苏为例,截至2013年,江苏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12397家,全年实现中小微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3.31万亿元,新增4111亿元;全年共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98支,发行额145.51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9%和35%。endprint
建立政府与银行间常态化协调机制,全覆盖推动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开展,江苏银行业首推“续贷转贷”,即允许被列入银行“名单制”管理的小微企业在续贷过程中部分转贷,预计到2014年底,将有5000家小微企业节省续贷“过桥”资金近10亿元。
(三)强化政府金融服务和创新效应
随着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力度的加大,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税收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等方面,政府都实施了扶持政策,受到国家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税收政策的惠及,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所承受的各种负担也相应减轻。以江苏为例,在2014年国家工信部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江苏企业负担综合指数为0.611,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最低,较经济发达省份均值0.8左右排名第一位。
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江苏于2014年8月出台《江苏省财政关于促进金融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对“新三板”成功挂牌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另还提出设立“江苏金融创新奖”,意在用这种评比表彰的形式激励江苏银行业改革创新。
五、结语
在2014年6、7、8三个月间,国务院针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并于2014年6月和8月先后下发了《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从关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高度,共就保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阶段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细化至任务分工明确、目的要求明确、责任过程明确、督促检查明确等各个环节,在充分体现两部《意见》的务实性、前瞻性和包容性的同时,极具历史开创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此举,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和长远意义。以两部《意见》的出台为标志,可以这样理解为,2014年是中央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开启之年。
综上,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政府引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把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全局之重的一项改革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如在适当时机组建政策性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不失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是着眼于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的经济国策所致,更是金融业自身结构调整的一个趋势;就于此,在当下政策宽松、体制出新、格局优化、环境改善、经济平稳的大背景下,对中小企业而言,抓住国家宏观调控机遇,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发展思路,在人才储备、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现代管理等方面做足功课,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综合实力,方能赢得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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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作用 篇4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的集体行动屡见不鲜, 其中包括爱国主义的、反对政策的、民族团结的、维护公民权利的等行动。这些行动出现的原因一般是通过某一事件作为导火索, 引发群众的一致反响。但是这些反响最终并没有全部转化成集体行动, 或者说这些集体行动并没有全部成功, 有一些反响最后不了了之或是集体行动最终失败, 但是有一些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 使得全国上下都形成了一致的思潮。而这些集体行动从开始到最终, 有一股力量默默影响着群众, 这就是政府, 在人民内部, 政府并非通过武装, 而是通过话语在社会上起到影响作用, 这种影响既可能是起推动作用的正功能, 也有可能是起控制作用的负功能, 最终达到一种双方力量相互妥协的均衡状态, 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 集体行动越发不能避免, 所以对政府话语的研究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基于此,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话语的影响作用集体行动中如何成为可能, 以及它怎样影响集体行动, 在哪些方面影响集体行动, 其目的是对集体行动形成从一种新的角度进行解释, 这有利于明晰集体行动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外在作用。
1.2 文献回顾
现在中国的集体行动很多, 据统计, 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从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7年的8万余起。在短短的几年中, 集体行动增长如此之快, 这已经演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各级政府在防范和化解集体行动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2009年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把集体行动的防控列入了考评各级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要指标, 这说明政府开始通过政治性手段来干预集体行动”。 (陈先兵, 2010) 但是对于集体行动本身来说, 它面临着一个困境, “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下以及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 虽然有公共利益的个人会自愿地为促进共同利益而行动, 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中, 便会滋生搭便车现象”。 (谢丽娇, 2008) 出现这样的现象后, 一般可以通过第三方的强制力量来解决, 其中第三方则是指“接受民众权力让渡的国家, 通过权力的让渡,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彼此之间相互礼让, 从而得到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信任”。 (谢丽娇, 2008) 但是国家具体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这不得而知。以中国目前的形势看, 如果政府在对待民众之间的集体行动中采取暴力手段, 那么则有可能在社会中引起更大的轰动和不满, 这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谢丽娇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促进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 但是, 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有不确定性。在中国, 社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社会关系网络所构成的, 而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多是服务于个人的, 具有自私性。虽然有一些其他关于社会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关系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关系, 但是却没有看到社会网络存在的方向, 即该社会网络是该行动者哪一方面的社会网络, 一般这样的网络都是与权力相关的网络, 并且这些研究更倾向于该社会关系网络对行动者本身的利益, 并没有考虑到这些社会网络本身也影响着行动者最终的集体行动。二者的作用是相互的, 而这样的权力关系网络最终是由政府控制。“当权者利用关系网络对来动员其他人的支持和拥护, 并瓦解行动者的抗争”。 (石发勇, 2003) 同理, 行动者本身处于的组织制度中, 不论是政府的或是非政府的组织, 最终也是要回归到政府权力的影响中去。
1.3 论文框架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解释集体行动, 从关于集体行动的两个不同理论出发, 认为集体行动中的行动者由两部分人群组成, 即以感情为驱动力的行动者和以计算个人利益为驱动的行动者, 而这两部分人群的“门槛”是不同的, 通常前者的门槛较低并且通常会很坚定, 后者的门槛较高并且容易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对于以感情为驱动力的行动者来说, 政府话语的促进作用比阻碍作用要更容易得到发挥, 在本文中, 重点是对以利益为驱动力的行动者进行研究, 因为他们的“门槛”是更容易被影响的, 这里着重研究政府话语和态度对这些行动者“门槛”的影响, 政府话语对行动者的影响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人际关系网络, 这是一种间接影响, 政府话语通过影响普遍群众, 利用行动者的人际关系网络, 通过不自觉的影响, 使得行动者重新对其作出利弊分析, 这种影响多是以政治性的潜在威胁或政治荣誉来影响。而第二种影响是通过行动者处于内在的组织体系来影响行动者, 例如党组织、团组织、国有企业、社区等, 利用组织来对行动者进行引导和约束, 运用这种直接的方式, 使得行动者在体系内不得不作出改变, 迫使自己放弃既得利益。
2 理论前提
2.1 门槛模型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中提出并发展了门槛模型, 他认为一个行动者在行动上选择“做与不做”关键在于一个“门槛”:“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 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均衡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门槛模型是以“理性人”作为假设前提的经济社会学模型, 该模型认为一个人参与到集体行动前会考虑“在我加入之前会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其均衡结果有两种情况, 格兰诺维特进行了举例说明, 在一个可能发生集体行动的100人的情境中, 假定发生集体行动的门槛概率分配如下:第一种情况是, 一个人门槛是0, 一个人门槛是1, 一个人门槛是2, 以此类推, 最后一个人的门槛是99, 那么就会有100人参加了集体行动, 均衡结果是100。第二种情况则是, 将门槛分配或重新组合, 改为门槛是1的人为2, 这就导致行动中没有门槛是1的人跟上, 那么集体行动到此为止, 均衡结果是1人参加了所谓的“集体行动。”
格兰诺维特认为, 在社会中, 新发明的传播、谣言与疾病、罢工、投票等很多社会现象都存在着门槛模型。并且模型的稳定性取决于已经参与集体行动中的人与该行动者的关系, 一般认为, 亲密关系的人更具有影响力。通过动态的情境中, 集体行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它不再是在理论上被诉诸的非理性行动。格兰诺维特认为, “门槛模型的最佳解释力发挥于分析行动者的行为互相取决于他人时, 而很少既有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化安排影响他们”。对于这一点, 笔者认为至少在中国是不成立的,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化安排很大程度上是影响行动者的, 这一点将在后文加以解释。
在中国, 政府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 尤其是在重大事件上的话语把握, 和正面的宣传及倡导, 虽然这类话语多是口号式宣传, 实质上意义相对较小, 但是却明确了政府的态度和努力的方向。此外, 中国从传统以来, 政府的话语影响力很大, 群众对信息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政府话语的影响, 因为这一般会被认为该信息是通过官方或是正式的渠道获得的, 十分具有权威性。
鉴于政府话语在影响人们行动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本文将进一步发展该模型, 把“政府话语”纳入格兰诺维特定义的“行动影响的他人”之中,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重点分析这第三方力量是怎样影响一个人的“门槛”以及它怎样引导或控制集体行动。
2.2 集体行动
对集体行动有两种非常有影响力的解释, 第一种是以勒庞为代表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的集体行动, 他认为集体行动的存在是建立在行动者们共同的情感上的, 各个行动者的职业、身份、地位虽各有不同, 但是在成为一个集体、形成全新的感情后, 个体的自我意识丧失, 人们在狂热的感情的驱动下, 最终导致了集体行为的发生。第二种是以奥尔森为代表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集体行动, 他认为共同利益促成了集体行动, 不认为行动者个体在集体行动中丧失了自我意识, 而是对成本收益经过计算后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现实的集体行动中, 完全受心理驱动或完全受经济利益驱动是很罕见的, 在集体行动中, 会有一些行动者是出自感情, 而也会有一些行动者处于观望态度, 在其中鱼目混珠, 以谋求自身利益。从后者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门槛”是理性计算与外界因素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外界的因素, 可以来自以感情为驱动的行动者, 也可以来自第三方的作用, 其中最有权威的第三方则是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其话语对这些人重新衡量利益有影响作用, 通过对这些人的“门槛”影响, 最终达到集体行动的实际发生或对其进行遏制。这样的情况保证了“门槛模型”在分析集体行动中的有效性。
此外, 随着当今网络化程度的高涨, 集体行动的界定要更加广泛, 在网络上的虚拟行动通过语言使得人们最终出现一致性的口径和态度, 也可看做是对集体行动的扩展。然而在虚拟化的集体行动中, 由于可以不付诸实际行动, 其中人们态度的不确定性会更强。
2.3 权力的界定
关于权力的界定,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作出比较经典的解释, 他认为:“权力是主体A违背主体B的意志而遂行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性。”史蒂文·卢克斯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总结提出了“权力的三张面孔”, 在他的《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一书中, 归纳总结了权力的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韦伯定义的权力观, 即如果A的某种作为导致B不得不做出本来不想做的行为, 则A对B有权力。第二种是权力观由Bachrach·Baratz提出, 他认为, 权力的重要功能不在于使人被迫作出或接受自己本来不愿意做出或接受的决定, 而在于使人没有机会做出某种决定。接下来卢克斯提出了第三种权力面孔, 权力既不在于使人被迫作出或接受本来不愿意的行为, 也不在于使人没有机会去作决定, 而是在于根本就不会想到作什么决定或不作什么决定。”这三种权力观层层递进, 表现形式越来越隐蔽, 从控制行动到控制思想, 从客观层面深入到主观文化建构中, 最终使人们在主观上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权力的影响。
从以上观点出发, 政府拥有权力, 并且政府对权力的掌握随着社会的发展, 从第一种形式向第三种形式过渡, 政府话语权是政府拥有的权力之一, 在封建专制时代, 政府的话语主要表现在第一种形式的权力上, 而现在的政府, 在施加权力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在文化、习惯上的影响, 通过不自觉的方式影响群众, 从而达到既定目标。
在集体行动中, 政府正是运用第三种权力, 通过对政府话语的传播, 有意对行动者的“门槛”加以控制和引导, 从而减少集体行动或引导集体行动。
2.4 政府话语
政府话语是国家或政府控制舆论的一种手段, 话语权是国家或政府拥有权力的体现。当社会出现集体行动时, 政府需要在最快时间内作出回应, 以稳定社会情绪, 引导舆论方向, 掌握话语权。这种话语影响两类人, 第一类是集体行动之外的无关者, 另一类则是集体行动之内的以利益为驱动的行动者。与此同时, 政府的话语一般不会仅仅从政府这个单一的角度出现, 为了在解释力上更具权威, 政府会通过媒体、网络对政府已经表明的态度进行进一步宣传, 并且会通过社会上的非政府人员来评论, 引发群众讨论, 并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另外, 政府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 “明显地摆出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等类似的价值判断, 很少根据某一具体特定行动者来分析事件的性质。”因为这是处理事件最简单快捷的方式, 并且是最容易使广大社会群众理解明白的方式。这样对于一个集体行动来说甚至对于社会上的广泛的群众来说, 就不自觉地把人潜在地分成了两类。顺应政府的话语, 则被认为是对的、好的, 如果违背政府的话语, 则会被认为是错的、坏的。更加危险的是, 这样的认定并非是政府方面强制认定的, 而是由社会上的群众来不自觉认定的。当政府的态度影响到了更多的人时, 如果集体行动与政府态度相一致, 则会更加容易地进行, 如果与政府态度相违背, 那么集体行动就会被遏制。
3 影响的两个维度
接下来本文将要论述的是人际关系网络与组织制度对行动者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如何成为可能, 以及政府话语如何影响这两个维度。
3.1 人际关系网络
人际关系网络这个概念比社会资本、社会网络要更加具体, 人际关系通过网络的形式被组织起来。人们可以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来获得社会上的资源。人际关系网络通常非政治性, 即该网络的组成倾向于亲人、熟人、朋友等, 没有较强的体制性约束。本文之所以用人际关系网络这个概念而非社会资本,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人际关系网络更加具体, 并且更加突出它为个人的利益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的运用中。
政府话语在什么性质的集体行动中采取控制手段, 什么性质的集体行动中采取引导手段?一般, 当该集体行动违背了国家或政府的意志时则会采取控制手段, 当该集体行动代表了国家或政府的意志时则会采取引导手段。行动者参与的集体行动是政府所抵制的, 那么突出的个人利益的权衡则是政治性的惩罚。行动者参与的集体行动是政府所引导的, 那么突出的个人利益的权衡则是政治性的褒奖。
政府话语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来影响集体行动中的行动者, 是采取了间接的形式。格兰诺维特在阐述“门槛模型”和集体行动时, 强调了以利益为驱动的行动者会受到周围熟人的影响。当熟人更多地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时, 该行动者参与集体行动的“门槛”会降低, 当熟人更多地选择不参与集体行动时, 该行动者会提高行动的“门槛”。政府话语何以可能影响行动者, 其前提是该行动者周围的人际关系网络处于一个较为理性的状态。政府话语的影响一般是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如果是控制某一集体行动, 则会在话语中直接表明或暗示, 如果你参与了, 不仅危害了国家利益, 你的个人利益也将受到损害, 政府话语在此刻会更加强调后者, 即“你的个人利益将会被损害”, 并且这种利益更强调政治利益, 即“你可能会触犯法律、会被逮捕等”。总之, 这样的惩罚是在政治层面上的。在人际关系网络中, 该行动者的人际关系网络对该行动者的关注也更加侧重于对他个人利益的考虑, 是一种亲人、熟人、朋友的关心, 这里面的情感因素会占据更大部分。而在政府要推动某一集体行动时, 话语中则更加注重国家利益, 激起行动者的爱国、荣誉等心理。而在人际关系网络中, 亲人、熟人、朋友更加注重的是让行动者赢得这份荣誉, 并且这份荣誉可能带有的是某些政治性的奖励, 即“被国家评为某某模范等”, 所以这就是政府话语何以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影响行动者的逻辑。
3.2 组织制度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行动者身处的组织制度也可看做是更广义的人际关系网络, 但是在本文中, 该组织制度更加强调的是非感情性的关系网络, 并且是政治性的组织制度, 例如党组织、团组织等。组织制度具有较强的约束性。
中国人受组织单位制度的影响年代久远, 在改革开放以前, 农村传统的宗族是最重要的组成单位, 在城市, 每一个人都是“单位人”, 受到单位的制约非常严重。现在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 社区组织在城市中兴起发展, 人的归属从单位转变到社区。在我国, 国家的权力机构的纵向组织结构非常突出, 并占有优势地位, 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从中共中央一直深入到基层, 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力量也深入到企业、学校等其他组织中。这样的严密权力贯彻使得国家或政府在组织制度层面上的影响成为可能。
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党组织、团组织有某种联系。尤其是党员与团员, 从小到大一直受到党和团的教育, 在思想上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权力的制约, 所以这样的人不大可能参与国家或政府反对的集体行动。即使不在党或团组织体系中的行动者, 他们所属的单位中的党团机构也会进行干预, 这就使行动者在客观的组织制度中被束缚, 从而被迫退出集体行动。同样, 当某集体行动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支持, 在社会的各组织中也会积极推动, 并且辅之以利益的诱导, 集体行动得以很好的贯彻和推动。
4 结 论
本文的假设是认为集体行动的成员由两部分组成, 即以心理为驱动的行动者和以利益为驱动的行动者, 其中, 后者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是由他们的“门槛”决定的, 这“门槛”是多方利益权衡后的结果, 并且该“门槛”并非一直不变, 而是可以受到支配和影响的。其中最权威的第三方则是政府话语影响, 政府话语的影响不仅作用于行动者本身, 也作用于行动者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其身处的组织制度体系中。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 欠缺实证方面的研究, 但是笔者认为该逻辑假设是具备一定的解释力的, 行动者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组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政府或国家的影响, 这种影响或是促进或是控制, 这从一定程度也揭示了社会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 即社会人是不能脱离国家或政府管制而单独存在的。
摘要: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2009年中国的维稳开支已高于国防开支, 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内部矛盾的日益深化。近些年来集体行动屡见不鲜, 政府成为了调和矛盾的重要力量。中国政府掌握权力, 所以政府享有权威的话语权, 这种话语权表征着政府态度, 而这样的政治话语如何控制或引导集体行动?本文将致力于运用门槛模型, 试图从人际关系网络和组织制度两方面解释政府话语在集体行动中起到的控制或引导作用, 以新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现象, 从而有利于今后对社会中集体行动的把握和深化认识。
关键词:门槛模型,政府话语,集体行动,权力,人际关系网络,组织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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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山东政府引导基金 篇5
由谁主导?
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贾文涛表示,既然是政府引导基金,就必然有政策引导和产业聚焦的作用存在。比如,以济南市为例,在政策引导过程中,就是要围绕济南市中央商务区建设、水生态文明市创建、海绵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要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形式撬动社会资金,政府做不了的要委托给社会去做。在产业聚焦过程中,主要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的发展,从中寻找济南市融入国家大的发展战略的机会。
潍坊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市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刘锡田表示,为提高政府引导基金的使用效益,规范基金管理,潍坊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潍坊市现代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组建市加快产业转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领导小组,负责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具体由市财政预算安排,投入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形成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的政府性引导基金(母基金),通过合资、合伙等方式,与国内外金融机构、专业基金合作设立子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运作。
刘锡田表示,潍坊市不断明确政府引导基金的扶持重点,有效突出对产业园区、公共平台、龙头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创业等关键领域和重点项目的支持。在原则上,财政部门不干涉基金的投入方式和投入方向。因此纵观潍坊市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的投入模式也是五花八门,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府主导方向。
烟台市财政局副局长张云鹏表示,今年以来,烟台市政府通过压减一般竞争性领域投入、统筹整合各类资金,全市筹措资金20亿元,设立了各类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截至目前,政府引导基金出资设立的各类投资基金11只,规模达到51亿元。其中,产业发展方面的基金43亿元,科技、天使以及创业投资方面的基金8亿元。预计2017年全市基金总规模将达到700亿元。下一步,综合考虑烟台市的产业结构与资源禀赋,政府引导基金将主要投向园区建设、健康医疗、滨海旅游、现代农业、科技创投、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关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要行业。
总而言之,三地地方财政均表示,虽然政府引导基金名为“政府”,但均为完全市场化操作,即使基金根据市场利益投向了非当地政府主要支持产业领域,只要从市场层面论证通过,并不排除投向其他领域的可能。
是否有“区域隔离”通病?
从采访到的三地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人员中,记者了解到,虽然这些基金都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但均明确表示,与其他跨区域基金相似,只要项目可行,政府引导基金是可以投向行政区划范围外的项目的。虽然比例并不大,但各地均有投入到其他城市的先例。
山东省财政厅金融与国际合作处处长李学春在采访中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表示,由于各级财政的各自独立性,例如地级市向辖区县、同省地级市之间投资,应该也都算做跨地区投资。“毕竟资本是逐利的,社会资本与我们合作的前提之一,就是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它,给它划出一个区域来投资,这是不对的。如果算上在辖区县、邻市等的投入,其实我们的政府引导基金的自由度相对还是很高的。”
如何避免“一窝蜂”投资?
贾文涛表示,以济南市为例,考虑到济南市本身的地域和发展优势,对政府引导基金的投向在初期就有所控制。例如,今年拟发起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济南市现代服务业投资发展基金。投资范围主要包括现代服务产业中的消费升级、金融及衍生服务、医疗健康和文化传媒等领域。重点投资现代服务业中的信息服务(互联网、通讯、计算机)、文化传媒(动漫、出版、新媒体)、教育(在线教育、职业培训)、现代物流(仓储、物流)、医疗健康服务(医疗服务、康复训练、保健)、农业服务等。
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济南市财政局规定,该基金投资于济南市相关企业的资金不低于基金总规模的65%或者政府出资额的3倍,其余资金可在全国范围内投资现代服务业企业。
而这种方式不仅在济南,在其他地市,甚至其他省市也都有类似要求。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传统基金“轰炸蓝海”以致于快进慢出被套的风险。
张云鹏在介绍烟台市政府引导基金时也表示,为了避免出现与其他地区投资重复等情况,烟台市着重引导基金向本市的特色产业投放。
他介绍说,烟台市具有良好的健康医疗产业基础,近年来充分发挥海滨疗养和医疗资源优势,依托现有的医药健康企业、专业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发展医疗服务、医疗设备、健康管理等产业,结合社会资本力量共同开发,必然能够打造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健康产业中心。烟台市作为财政部、商务部确定的8个养老服务产业试点地区之一,国家、省、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与有关企业成立了规模20亿元的健康养老产业基金。下一步,烟台还要征集设立首期规模10亿元的健康医疗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医药制造、医疗器械、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康复保健等大健康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是烟台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产业。”
张云鹏表示,与传统意义上“无工业,不发展”不同,现代产业并不仅仅拘泥于传统工业的改造升级。“比如有一些传统工业城市根基厚重,追赶他们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不如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他表示,烟台农业资源丰富,品牌优势明显。农业作为烟台的传统产业,目前正在经历大规模的转型升级和集群、集约发展,资金需求非常大。下一步,政府引导基金将出资募集设立首期规模2亿元的现代水果产业基金,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大规模,并逐步增设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海洋渔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等。
但一些天然具有工业产业优势的城市,例如潍坊,显然也把工业转型升级放到了当地政府引导基金投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刘锡田表示,除了特色农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潍坊政府引导基金也致力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点支持机械装备、汽车制造、石化盐化、纺织服装、食品加工、造纸包装等6个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如何分配财政资金所占比例?
济南市某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合伙人表示,财政资金在政府引导基金中是必要的,但一旦财政资金投入增长速度超过每年基金的盈利速度,也有可能造成财政资金在基金中总占比逐年增加。在增加到一定比例之后,则有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去市场化”风险。
记者本次走访的几个地方财政局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看来,大多数财政人都不希望财政资金在政府引导基金中占到过大的比例。并表示财政资金一定是会逐年向政府引导基金中增加的,但增加的是资金总量,并非外界所传闻的是按比例逐年增加。
贾文涛表示,财政资金在政府引导基金中投入多少,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如果市场需求较大,例如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考虑将专项资金中的更大比例投入基金中。假设今年投入25%,明年的需求更大,可能会投入30%,这不是行政手段决定的,而是市场的客观需求。”
这种投入是否有上限?各地财政人均表示,当然有。刘锡田表示,现在以潍坊为例,需要资金的产业还是远大于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提供的资金量。“你也看到了,在省级项目推介会上,有那么多的项目都缺乏资金。即使是重点推介项目,很多也都得不到资金。地方政府的力量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必须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做这些事。所以现在说投入上限这件事,是很难预估的。”
张云鹏也表示,现在的资金投入量,还远远达不到预期标准。“结合三年滚动预算编制,我市将通过继续压减一般性专项资金,统筹部分新增财力和中央、省切块下达专项资金等多种途径,加大政府引导基金注资规模,3年内全市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达到40亿元,为招引设立更多的股权投资基金做好准备,奠定基础。”
退出机制如何设定?
济南市华科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人刘锋表示,政府引导基金在退出机制上和普通基金并无差别,都是采用和业界相同的“5+2”或者“7+3”等退出方式。其他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也均表示,既然政府引导基金采用全市场化运作机制,那么在退出机制上和普通基金不应该有区别。这几乎可以说是业界达成的共识。
但在回报系统上,由于政府引导基金的特殊性,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入驻本地及展开合作,各地都不同程度的推出了优惠政策。例如,济南市根据市政府相关规定,设立了财源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实体经济、总部经济发展、鼓励招商引资、吸引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企业落户等。对政府股权投资母基金出资的子基金,符合条件的,政府引导基金出资三年内不分红,如基金出现盈利,合作方可随时优先按协商价格回购政府股权。
无独有偶,潍坊财政也表示,政府引导基金根据子基金投资领域、投资对象、风险状况等,制定不同的出资条件和收益分配方案。其中,对主要投资种子期或初创期中小企业等风险较高、收益不确定但社会效益较好的准公共服务项目的子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可给予出资人或其他社会投资者适当让利。对主要投资成长期或成熟期企业等预期收益较高的子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坚持与出资人或其他社会投资者同等水平的回报。而烟台财政局则表示,除普遍享有的适当让利外,烟台市政府还将重点打造基金产业集聚区,促进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发展。进驻该市的投资基金,将在办公用房购置租赁、子女入学、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
政府引导作用 篇6
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家经济与城市化的快速增长, 城市规划已成为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环节。
所谓城市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城市规划是旨在引导市场实现社会目标的城市经营的工具, 城市规划目标的实现是规划与市场紧密互动的结果。规划若要引导城市开发, 政府就必须理解城市经济及土地房地产的经济规律和管理市场的方法, 就必须掌握规划管理引导市场投资实施规划目标的手段和措施。
1 城市规划对经济发展的含义
城市经济发展是指城市经济运动的总演化过程, 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的扩大与质的提高。从宏观方面来说, 城市经济是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不同的城市所处的区域位置、资源条件、产业状况、周边环境、人口素质等条件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把城市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 其经济运动演化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性。正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 才决定了城市规划的地方特征, 它是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空间战略上的必要手段。所以, 城市规划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而在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过程中, 加强经济问题的研究, 是提高城市规划水平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2 城市规划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城市规划本质是引导, 是政府对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宏观调控。具体来说, 城市规划的引导和调控, 其经济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2.1通过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 体现和贯彻国家的经济建设政策, 引导城市各项建设的合理发展, 有助于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供给与消费结构的平衡, 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的。
2.2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完善经济功能布局, 使城市的经济环境更加适合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
2.3确定城市建设的开发方针, 统筹安排大型建设项目的选址和投资环境的选择, 发挥城市整体投资利益, 实现城市规模经济效益。
2.4保证城市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 满足城市生产与生活的共同需要, 逐步实现城市规划的公平和效率原则。
2.5限制有害公共利益的建设行为, 并在符合城市规划原则的条件下, 实行规划激励政策, 鼓励个体或群体投资者向低收益的社会公共设施投资, 扩大全市性的公益性项目的建设。
2.6规划可以有效保护城市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景观, 提高城市在经济建设中的文化价值。
2.7贯彻国家城市发展方针, 控制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 确保城市建设与自然系统承载力的平衡, 使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得到合理发展。
总之, 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规划, 具有其自己的规律而发挥着独特的经济作用, 规划的干预职能与市场机制愈紧密, 规划愈能在经济发展中为城市创造新的财富和价值, 愈能提高城市在国家甚至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但是,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两个方面, 不可能十全十美, 因此, 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政府干预系统的内在缺陷。同个体和群体经济组织相比, 政府系统内的官员和规划管理者的直接经济利益动机要弱得多, 加之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经济信息不能及时反馈, 城市规划自我调节机制缓慢而迟疑, 常常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和满足市场迅速发展的需要。同时, 规划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 也仅仅是一种影响城市空间需求的引导和协调作用, 最终的开发项目建设与否的决定权, 还是取决于投资者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内在动机和外在压力的双重缺陷, 会造成城市规划干预系统的低效率。
⑵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干预是由政府官员来操作的, 城市规划技术人员参与规划编制和管理过程, 但不是规划和政策的主要决策者, 而现实社会中许多利益集团不可能不对负责制定政策和最终决策的官员产生影响和压力, 政府干预也很难完全杜绝规划管理上的泛政治化倾向, 甚至为了城市的某些政治目的或短期效益, 超越法律的那些违背规划的城市建设行为, 已是经济社会中屡见不鲜的常例。
⑶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作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是客观的。与市场经济机制比较, 城市规划干预的必要性来自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它毕竟是一种人为的干预。由于客观因素多变, 人为干预难以驾驭全部经济过程, 不可能很好把握客观经济规律, 有时还受到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尤其是国际资本进入城市后, 增加了世界因素的不确定性, 使市场调节机制更难以凭常规来操纵。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干预政策的失败, 直接影响到城市规划实施的正常发挥。
3 城市规划的政策措施及建议
首先,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随着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 政策措施需要不断进行更换。既要发挥城市规划在城市经济发展作用中的优势, 又要尽量避免城市规划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还要考虑到城市规划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正确的、适时的进行城市方面的规划, 使之具有前瞻性以及适度的超前性。
其次, 由于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区域经济和社会背景, 它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具备的经济系统特征也不尽相同, 因此, 在制定政策措施时, 必须根据城市具体情况, 在国家总体利益的前提下, 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经济政策和措施要点, 切忌雷同化。如确定城市经济的增长率, 就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确保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 避免盲目贪大求快, 超过城市实际承担能力, 否则, 必然会出现城市发展规模和建设规模的过量现象, 进而造成经济运行的紊乱, 使整个城市经济增长过程被迫推迟。
另外,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浪潮中, 政府要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调控作用, 尤其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结合。
⑴要使新型工业化战略与城市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在确立新型工业化战略时, 要把与城镇化的关联度、影响力作为选择工业发展方向的重要条件。
⑵要使新型工业化战略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发展工业,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
⑶要使合理的工业布局与城市的空间布局相结合。通过对工业园区或厂址的优选, 引导工业布局与城市空间发展走向协调与融合, 逐步形成工业的集聚, 从而带来人口、建筑、商业的集聚和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频繁交汇, 达到在发展工业园区的同时推进城市协调发展的目的。
⑷要使工业产业的专业化与城市基础设施的优化相结合。有必要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法定的滚动修编工作, 与时俱进地重新对原功能分区进行有的放矢的整合, 调整工业用地布局, 降低区域开发成本, 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共享的发展空间。
⑸要使工业经济资源转移与城市资源空间配置相结合。
⑹要使工业布局指向的影响力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相结合。一方面, 必须把握工业布局指向由原料向市场、科技转化的趋势, 把信息、技术和人才及品牌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 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手段, 通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服务管理水平、科技实力、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等城市竞争力构成要素水平的提高, 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优势;另一方面, 要从调整老化的产业结构, 培植新兴的支柱产业、培育顶尖的品牌和改变落后的增长方式入手, 不断提高工业的整体档次, 进而达到增强城市资金融通能力、扩大城市对外经济能力和提高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城市竞争力的目的。
结语
实践证明, 城市通过城市规划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职能, 对于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资源, 探索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合理布局, 提高城市产业水平和经济效益,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加强政府对城市规划经济作用的认识, 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机制, 寻求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最优组合, 是城市规划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公共活动中心[S].城市规划资料集[R].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刘文俭, 黄芳.青岛:中国城市经营的一个范例[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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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佛山三水区政府.佛山市三水区城市总体规划纲要 (2003-2020) [R].2004.
赣州市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模式初探 篇7
根据美国全美创业投资协会的定义,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在实践中,人们更多地把创业投资与科技型的高成长性创业企业联系起来,由创业投资机构向这类企业提供股权资本,并为其提供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在被投资企业发展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取中长期资本增值收益。
政府主导型的创业投资基金,亦称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出资,并吸引有关政府、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海外)资本,不以营利为目的,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投资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或新设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以支持创业创新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所以,又称这种基金为“基金中的基金”或“母基金”。
无论从发源上,还是从后期的发展以及创业投资资金的完善,美国是到目前为止发展创业投资基金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创业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以有限合伙制为主,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民间的企业和个人。但回顾其发展历史,政府也曾在创业投资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起过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如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案》(SBIA),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和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几百家小企业投资公司累计向近10万个小企业投资130多亿美元,培育出了苹果、联邦快递、英特尔、美国在线等一批著名公司。
2 政府主导的创业投资基金的本质特征
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引导基金的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通过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起步期等创业早期的企业,弥补一般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投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重建企业的不足。
与传统投资基金相比,间接性是引导基金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业务模式方面,引导基金自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主要是通过参股方式即“母基金”方式,与民间创业投资机构共同发起设立新的创业投资企业(即子基金),或在信用体系健全的地区,通过提供融资担保方式支持创业投资机构通过债权融资增强投资能力。引导基金起到变压器作用,放大政府资金。由于政府的引导作用,无形中也加大和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完善。二是让利对象方面,引导基金作为政策性资金,目的是解决创业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但在运用过程中直接受益的是创业投资企业,而不是创业企业,即通过让利于创业投资企业,以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规定子基金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资于创业早期企业,尤其是需要政府重点扶持和鼓励产业的创业企业,如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三是管理模式方面,引导基金作为政府联接市场的载体,政府不参与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
3 赣州市建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必要性
赣州市是江西省最大的行政区,位于赣江上游,江西南部,简称赣南。赣州市东接福建省三明市和龙岩市,南临广东省梅州市、河源市和韶关市,西靠湖南省郴州市,北连本省吉安、抚州两地区,处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内地延伸的过渡地带,也是内地通向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之一。
2009年12月2日,赣州市首只创业投资基金———赣州高能矿业及能源基金与首批五家拟投资企业在赣州举行投资签约仪式。目前,该基金已经募资达5亿元人民币,将主要投资到赣州市的矿产经济和能源项目建设中。赣州市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促进赣州市加快培育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有利于赣州提升自主创新平台,优化自主创新环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有利于赣州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发起设立,对于吸引境内外资金参与创业投资领域,提升国际知名创业投资机构参与国内创业投资事业的信心,培养优秀创业团队,将产生重要影响。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健康发展能够带动更多子基金的发起设立及相关领域的发展,成长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4 赣州市政府引导型创业投资基金的模式探析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创业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都是通过实施具体政策扶持和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增加创业风险投资资本总量,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风险,增加创业风险投资资本的流动性,开放创业板市场,为促进技术转化和产业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因此,改变我国创业风险投资目前的融资现状,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就成为目前促进我国创业风险投资业与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政府引导基金的不同特征,同时考虑到创业投资基金在地市实施还比较少,笔者从研究和探讨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赣州市本地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提出地市一级建立政府引导基金的基本模式。
(1)发起人。地方政府出资主导设立的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一般以政府相关机构作为发起人,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本着筹资与兼顾有利于基金良好机制形成与运作的原则,有目的地选取本地区有实力的创业风险投资公司、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一些实业企业等参与发起。
对于赣州市而言,则可以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是财政部门作为发起人。选取赣州市规模比较大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和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实业公司参与发起。对参与发起的单位的实力、信誉、形象等各方面的要求都要比较高。
(2)基金类别。一般来讲,投资基金从组织形态的角度可以有公司型和契约型两种形式。赣州市可以选择采取公司型基金形式,投资人参与积极性较高,也更为方便运作。如江苏省实施的模式都是以公司型基金形式存在的。
(3)基金规模。创业风险投资的回收期比较长,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建议赣州市引导基金的规模可以设在1亿以上人民币,其中主要以60%-70%的政策性拨款,其余部分可由其他投资机构如当地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参股出资。
(4)存续年限。根据相关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事先确定有限的存续期限,建议最短不低于8年期。为了发挥投资基金分散投资的优势,投资项目要分散,赣州市是地市一级基金,可将其存续期限定为10年左右。
(5)资金运用。赣州市政府引导基金应主要用于投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资领域以所在市、县有产业技术资源基础或先导优势的行业为重点,如南康市的家具产业。赣州的矿产如稀土丰富,可以与新材料、新能源与矿业产业及机电一体化等重点发展的相关行业为重点。引导基金的委托管理要坚持“阶段性持股”的理念,以“投资—培植—退出增值—再委托管理”为资金运作模式。
5 结束语
鉴于我国在地市一级建立政府引导基金经验不多,实践的难度很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探讨如何帮助和解决当地经济发展中投融资的问题。赣州市还面临着整体经济的欠发达、资本市场环境的不完善、中小企业数量多、资本实力有限等多方面的困难,无论对于研究此问题的学者还是经济发展的实践者都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王松奇,王元.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2]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2005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民主与建设投资出版社,2005.
论政府引导下民间资本的发展机遇 篇8
关键词:民间资本,金融业,铁路交通运输业
一曲 《春天的故事》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借着改革的春风民间资本迅速复苏,并实现不断增值,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条不断翻滚着波浪的地下金融暗河。如何妥善管理这庞大而汹涌的金融暗河,引导民间资本通过正规途径实现合法运营,激活沉睡的民间资本,充分释放民间资本所蕴涵的正能量,这着实需要政府的大智慧。
1民间资本的特点
1. 1民间资本储量巨大
据央行统计资料表明: 截至2012年11月底,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已达92. 77万亿元,其中个人存款余额高达40. 29万亿元,个人存款中比较稳定的储蓄存款达39. 26万元,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有可能通过民间金融的各种组织形式转化为民间资本。据估计中国民间借贷市场的总规模已超过4万亿元,民间资本市场已成为庞然大物。
1. 2民间资本具有极强的逐利性、自发性和盲目性
2010年,民间资本进行投机炒作,导致大蒜、绿豆等农产品价格疯涨以及温州炒房团家族式炒房活动,这些都是资本逐利性的表现。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对 “专家” 的盲从以及投资搭便车的心理使得民间投资人盲目投资且易于跟风,由此产生的羊群效应,经常会造成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
1. 3民间资本法律地位不明,从事地下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元资本结构发展为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并存的二元资本结构。然而民间资本并未取得与国有资本同等的地位,在一些垄断行业依然存在限制性准入障碍。由于引导缺位,民间资本常常参与投机炒作、高利贷、非法集资等地下活动,加之民间资本流动具有极高的隐蔽性,使得民间资本得以长期在地下运行。
2政策出台———迎来民间资本的春天
2005年1月12日,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 “老36条”出台。 2010年5月13日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 “新36条”出台。2012年5月18日, 铁道部发布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2012年5月26日,银监会出台了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2013年8月19日,国务院公布了 《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 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意见》。
加强对民间资本的规范化管理非常必要,但若对民间资本的进入领域设置过多限制性障碍,将会促使民间资本流入高风险领域,甚至参与违法活动,严重威胁金融安全和金融秩序。如何实现民间资本的疏导分流? 上述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政策为我们指出了民间资本未来的流向。
3民间资本的分流方向
3. 1民间资本参与金融领域的竞争
3. 1. 1民间资本流向金融领域的必要性
( 1) 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 “瓶颈”。目前造成中小企业在银行出现融资难的原因有三: 一是中小企业规模小,银行业对中小企业存在观念上的规模歧视。二是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混乱、投资风险高等因素,借贷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产生 “逆向选择”, 放弃信用等级不高的中小企业。三是基于成本交易理论, 中小企业贷款额度较小,大型商业银行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相比之下,民间资本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天然的草根优势,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具有 “急、少、频”的特点与民间金融组织贷款门槛低、交易成本小等优势,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 2) 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有着特殊的金融地位,这一优势却淡化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意识。从市场经济中培养出的民间资本则更具有 “狼” 性,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和机遇。有 “狼”存在的金融市场,将促使大型国有控股银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发掘自身潜力,从而推动整个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
( 3) 规范民间金融。民间金融的运行具有高度的隐蔽性,洗钱、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由于民间融资常常与正规金融逆向而行,这就会对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抵消作用,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由此可见,引导民间资本合法进入金融领域,有利于使长期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民间资本纳入政府监管的视野。
3. 1. 2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可行性
( 1) 市场利率化改革深入。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 国债市场已实现完全市场化,存款利率可上调10%, 2013年7月我国又取消了贷款利率下限,至此,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已步入深水区。国家放开资产定价权,交由市场主体自主定价,有利于实现金融产业的整体优化, 为民间资本的进入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 2) 银行业利润丰厚。近年,银行业业绩一路走高。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 2013年上半年,沪深股市2467家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11392亿元,其中,数量占比仅为2.15%的金融企业实现净利润达到6767.84亿元,占比高达59.4%, 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规模更是占到了总利润的54. 3% 。而民间资本对于利润丰厚的银行业更是垂涎已久。
( 3) 政策顶层制度设计不断完善。2013年7月1日,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俗称 “金十条”,就明确提出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该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破除前方道路上设置的路障,使民间资本更具信心的在这条道路上前行。
3. 1. 3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途径
( 1) 成立民营银行。民营银行是指民营资本总体所占份额超过总股本50%,具有现代银行治理和风险防范体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截至2013年9月底,已有华瑞银行、苏宁银行、中联银行等10家民营银行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名称预先核准,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前景一片大好。在我国有着 “银行不倒”的传统,这反映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为民营银行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差异化经营提供了较为安全的市场环境。
( 2) 组建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是指为当地农户或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机构。2013年10月13日,我国第1000家村镇银行———甘肃永登新华村镇银行挂牌成立。 2013年10月9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该征求意见稿小幅放开股东条件,规定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5%”以及 “且发起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该条件的修改明确地传递出鼓励民间资本组建村镇银行的信号。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2013年上半年全国83% 的村镇银行实现盈利,利润总额高达50. 6元。
3. 2流向交通运输业———注资铁路运输业
3. 2. 1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运输业的必要性
( 1) 铁路建设资金存在巨额的资金缺口。2013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6500亿元,其中基建计划投资5300亿元。2013—2015年,铁路建设投资需求规模为1. 8万亿元,年均需求6000亿元左右。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承继了原铁道部的所有负债。截至2013年3月,铁路总公司总资产为45565. 80亿元,权益为17171. 82亿元。由此可推知铁路总公司的负债已达28393. 98亿元。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得出,铁路运输业有着巨额的资金缺口,而补充该资金缺口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吸收民间资本。
( 2) 实现铁路公益产品供应效率化。铁路业长期以来通过垄断来实现规模效益,然而现实中却由于垄断造成铁路运营效率低下。在铁路业引进竞争机制,发挥民间资本的 “鲶鱼效应”,促进铁路运输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从而实现铁路公益产品供应效率化。
3. 2. 2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运输业的可行性
2013年8月19日国务院公布的 《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意见》明确提出 “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放开城际铁路、市域( 郊) 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同时,进一步明确经营补偿制度 “对于铁路承担的学生、伤残军人、涉农物资和紧急救援等公益性运输任务,以及青藏线、南疆线等有关公益性铁路的经营亏损,要建立健全核算制度,形成合理的补贴机制。”向地方政府下放城际、市郊等路线的铁路经营权,为民间资本进入铁路业提供了机会。补偿制度的出台,解决了民间资本进入后面临的公益性支出过大问题。这些政策的支持是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运输事业的有力保障。
3. 2. 3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运输业的途径
( 1) 组建铁路发展民间投资基金。2013年5月22日,江西省铁投公告设立总规模150亿元的铁路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的设立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资本,解决了铁路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是实现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运输业的一项大胆性尝试。
( 2) 积极参与新型铁路筹融资模式。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新型铁路融资模式,其中较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融资模式是BOT ( Build - Operate - Transfer) 和PPP ( Public - private - Partnership) 。BOT模式是通过签订契约,利用民间资本进行铁路建设,建成后民间资本拥有一定期限的铁路经营权,经营期满后无条件交还政府管理。PPP模式是政府投入一部分资金,民营企业参与铁路建设的部分工程,实现公私合作。我国的北京地铁4号线就是采用PPP模式进行建设运营的成功项目。
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舆论引导 篇9
当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和最复杂的新媒体虚拟空间。2015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手机旅行预订以194.6%的年度用户增长率领跑移动商务类应用,O2O市场快速发展,成为引领行业的商务模式。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不仅是信息传播领域的重大变革,而且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反映在社会舆论方面, 使得我国的舆论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也为政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新媒体舆论环境的特征
(一)舆论传播格局日趋多元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 传统媒体已经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处,各种新媒介形态不断涌现,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使公众从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转变成为接受与传播合二为一的现代公民。尤其是以可以联网的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使舆论随身随意、即时互动的传播。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公众参与社会管理、通过某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渴望日益高涨。由于新媒体缺乏传统媒体的金字塔式管理结构,也使得各种失实报道、虚假信息、网络谣言有了肆意传播的空间。
(二)网络暴力现象日益突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成为一种新的表达社情民意的渠道,由于网络虚拟性和匿名性的特征,新媒体用户具有自主搜索、浏览、采编、散播信息的主动权,传统的舆论监督方式难以有效监控个体网民及其行为, 外加上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网络暴力的危害进一步加大。当前,相对于飞速发展的新媒体实际情况,在我国对其的管理手段和监管技术还相对滞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公民有序参与机制尚不完善之前, 网络暴力行为依然会长期存在。
(三)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逐渐增强
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传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的广泛应用营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新的空间———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其代表产物便是互联网。在虚拟世界人可以借助网络匿名性的特点有效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乃至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以及社会关系都能够进行虚拟,如组建虚拟家庭、领养虚拟宠物、进行虚拟角色扮演等等。
但在一定程度上,虚拟并等于虚幻。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虚拟世界已经介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性不断增强。新媒体的网状传播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各种抒发个人观点和意见的舆论场, 使得网络成为了群体聚合的最佳场所, 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群”聚到同一个网上虚拟社区,并通过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互动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等无一体现了虚拟世界网络集群的力量,为政府舆论引导增加了难度。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舆论引导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 、媒体引导观念落后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同时也是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时期: 政府权利逐渐退出市场,民主法制建设逐渐增强,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建立,政务公开也逐步实施。但这种转变不到位,部分政府官员观念仍然陈旧,缺乏应对新媒体的知识与意识,相应的媒体应对机制有待完善。
尤其是在舆论引导工作中, 许多政府部门依然没有完成从传统的“领导”转向“服务”的理念。特别是当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导致矛盾激化的时候,某些群众选择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继而引发社会舆论, 这些舆论在适当条件下会迅速演变为社会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同时还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损害政府和领导干部公共形象。
(二)部分官员媒介素养不足
“政府”是个抽象的概念 ,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政府公职人员的工作水平。所谓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实际上是政府里每一个工作人员媒体素养的总和。
虽然政府一直以来也尝试着使用新媒体辅助执政,如开通政务微博、进行网络问政,开通共产党员微信等,但在其试用尺度的把握上,依然不够娴熟。近年发生的昆明市发改委对其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不雅照反复无常的答复,湖南临武县政府对“城管用秤砣打死瓜农”的群众质疑的轻率解释,《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后国家能源局办公室的“家奴式”新闻发布等等鲜活的案例, 无不暴露了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媒体素养缺失,对负面消息、新媒体舆情的传播和影响评估不足。这些简单粗暴的应对方法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民主社会完全不可行。
(三)舆论管理体制建设滞后
目前, 我国地方政府普遍不同程度上存在新媒体舆论引导体制不顺、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
一是法律滞后。我国是世界上新媒体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随之而来的是原有的体制机制的滞后。目前我国有30多部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但立法层级偏低,大多属于部门规章,对于与新媒体相关的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缺乏明确规定,操作性较差。二是管理体制不顺畅。新媒体的主要载体互联网和手机既属于信息产业范畴,又具有媒体属性,新媒体管理本身涉及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许多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多头管理、职权交叉或管理空白等问题。随着商业利益渗透,“网络水军”制造出大量“网络泡沫”,恶化了新媒体舆论环境。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舆论引导措施
(一)转变观念、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交流方式单纯,信息传播周期较长, 即使发生突发事件, 传播给公众的也常常是“旧闻”,难以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因此政府舆论引导可以采用淡化、弱化的方法,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媒体上用一篇简单的通稿进行报道。而在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呈现爆炸式的传播和增长,如果仍然沿袭传统做法,那么在真相大白之前的“真空期”舆论很可能失控。2003年发生SAS疫情的前期之所以谣言四起、舆论哗然 ,就在于政府舆论应对迟缓,没有及时地公布真相,导致媒体和公众纷纷不加求证地引用片面、不真实的消息,加剧了不实新闻的扩散。
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应转变观念,做到一要主动。对于关乎自然灾害、公共安全、公共权力行使等易于引发公众关注、形成舆论焦点的事件,政府部门要依据职权及时发布调查结果,还原事实真相,不应被动地等到谣言出现、一片恐慌后再去辟谣。二要注重实效。利用传统报道和新媒体报道相结合,选取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主流声音覆盖面和影响力,可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开设微博,设置网络评论员,利用手机媒体等方式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事件详情。三要真实,所发布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要有一定的信息量。
(二)加强培训、提升领导干部媒介素养
要想提高领导干部应对新媒体的能力, 一是加强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培训力度, 利用一切机会提高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帮助各级领导干部了解有关新媒体的理论知识、运作模式、传播特点和规律。可以定期邀请高校和新闻媒体界人士,采取举办培训班、报告会、讲座,进行媒体应对情景模拟训练等多种方法,帮助各级领导干部了解有关新媒体的理论知识、运作模式、传播规律等,以及与新媒体对话、与公众交流沟通、打造政府良好形象的技巧。
二是要重点培训领导干部掌控传统媒体的技能,虽然身处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 但是公众在舆论爆发时对权威声音的信任渴求仍然存在。而传统媒体在权威性上拥有新媒体无法比肩的优势。传统媒体是党的喉舌,是舆论传播领域的“领头羊”、是传播正能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平台。因此,领导干部要想有效引导新媒体舆论,要想牢牢把握舆论的发展方向,就必须要牵好传统媒体这只“领头羊”,来吸引新媒体跟进宣传。
三是要加强实践技能培养, 在具体工作中锻炼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和技能。在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新媒体引导管理的主体意识, 不能再把眼光局限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要注重培养与网络、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兴媒多接触的习惯,经常“上网看看”、“在线聊聊”、“网上蹲点”, 加强与新媒体的沟通,建立起良好的政媒关系, 逐渐适应现代社会媒体监督的趋势,让新媒体成为领导干部了解世界、掌握资讯、科学决策、推动工作、化解矛盾的平台。
(三)强化制度建设、建立有效应对管理机制
在新媒体时代,舆论往往借助新媒体迅速传播。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建立有效的舆论应对管理机制。一是要建立舆情预判机制,这是科学、及时地进行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和回应机制,密切关注重要政务相关舆情,及时敏锐捉外界对政府工作的疑虑、误解,甚至歪曲和谣言,加强分析研判,”尤其是要实时监测搜索量大的敏感关键词和转发量大的微博信息, 尽早捕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问题以及群众的态度、意见和诉求。以便制定应急政策和预案。
二是打造新媒体主流舆论阵地。政府一是要针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完善政府信息传播平台,加强新媒体舆论宣传阵地建设。尤其要加强政务网站建设, 使其在舆论宣传中能够有效发挥主阵地作用。同时加强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建设。鼓励相关政府机关单位和部门,开通政务微博、微信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实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走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之路 篇10
首先,硬件设施的不完备、不发达。目前在石家庄市内还没有一个专业的大型现代化展览场馆。众所周知,发展会展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纵观河北地区,除了廊坊、唐山已拥有专门的会展中心外(廊坊5.5万平方米,唐山2万平方米),秦皇岛等地的会展业也逐渐走向专业、国际化,但大多数城市均没有专业的会展场馆。曾经举办的会展活动,也都是利用现有的博物馆、体育馆等非专业场馆。已有的专业会展场馆仅占总量的52%,大大限制了会展活动的规模与效益。作为河北省会城市的石家庄,暴露出硬件问题的综合原因还在于环境以及当地对会展的认识。
其次,一个地区的展会办的好与不好,这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展览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北京、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等交流中心,广州是华南最大的物品集散地之一。反观河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地处华北中北部,有着环渤海、环京津的优越地理位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但自己本省的支柱产业不发达,从而为自己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使得承办单位在选择省会石家庄办展的时候没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就地理位置来看,石家庄属于京津两地的南大门,地处华北平原要塞,东西比邻山东山西二省,这也就制约了在华北平原的石家庄自身起到的只是一个中转站的作用而全然忽略了自身经济企业的发展。而对于展览业来说石家庄人恰恰忽视了自己立足于华北平原纵横连接七省市的地理优势。
在月初石家庄的展会中,大多数参展商对石家庄的展览市场表现出更多的是无奈。在如今这个市场带动展览业,展览业表现市场的年代里,把一个城市更好的介绍给全国,让全国的企业都认识到自己城市的优势并前来投资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办展会。我们看到了石家庄人的努力——在此次展会开始的当天,在石家庄刚刚结束一个医疗器械展。可是这些远远不够。如今的展览市场,展会大多呈现出多、乱、杂等几个不好的方面。因此人们呼吁精品展会的出现。可是在石家庄的展览市场来说,并没有出现过过多展会的情况。显然,这使我们开始认识到这是石家庄贸促会和当地企业之间协调的原因。
这又牵涉到石家庄展览市场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政府相关机构引导。这个问题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是一个通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当地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总比我们预期的要小。
2004年,在河北省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季允石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发展会展经济和会展产业,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 政府已经高度意识到会展业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把发展会展业当作一项重要的事情来做。
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应该是引导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大方向的旗语。近年来,湖南、安徽、辽宁、成都、山东、上海、浙江等全国很多省市,会展经济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的成立了会展办、会展行业协会,有的设立了发展会展业专项资金,有的出台了鼓励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政策等等,政府已经高度意识到会展业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纷纷把发展会展业当作一项重要的事情来做。而在河北石家庄地区则出现了政策落实不到位、政府机构组织办展的情况也不多等等的尴尬局面。
行业协会是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与纽带,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参谋与助手。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规范一个行业的行为,引导一个产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保护期已过的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经济事务将由政府转向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来完成。
在石家庄,政府机构及相关组织以尽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使得会展业管理规范化、运行市场化、组织开放化、功能到位、服务有效、行为规范。目前也培育出了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国际信息产业展览会等一些不错的展会,准备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但大多数展会还是暴露出诸多问题。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以及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完善。
2004年7月底,《河北省会展业发展规划纲要(2005-2010)(草案)》编制完成,政府开始确立了未来五年在全河北地区的会展业发展5年计划。这对石家庄人来说也正是一个在全国会展业打一个漂亮翻身仗的开始信号。
然而,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是,当客观事物牵涉到人的时候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会展意识的问题。
借助4月初在河北省博物馆举办的广告印刷展览会来说,外地参展商要比石家庄本地企业多很多。这样一种局面除了是因为石家庄本地没有一家大型的国际化大型企业、没有自己的支柱行业外,就是当地企业对会展所带来的商机认识的不够、不足以及专业人才的匮乏。
在石家庄当地专业的展览公司少的可怜,专业的会展人才更是少之又少,这当然一方面和政府相关政策出台以及实施力度有关,另外就是行业宣传的不到位。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在于政府以宏观调控为基点,出台并落实相应的政策,以发展为重心以建设为准绳,抓住市场的脉搏,进行全方位的政企结合式发展道路。
而这一切首先暴露出来的就是行业宣传及意识的问题。而让我们惊喜的是,在4月初的展会上,石家庄人第一次采用了网络信息直播的形式,由北京秀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及盛浪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把该届展会的信息直接、准确、快捷的发布到网络中,以扩大展会在虚拟空间中的影响。这是石家庄人发展会展业所选择的一条新的道路。它既扩大了展会的影响力,又让展会的信息得到全方位的传播。我们看到了石家庄人的努力。
一个行业的发展不能只靠展会;同样,会展业的发展,只靠一纸“纲要”也是无法进行的。这是一个从硬件到软件循环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经济发展的过程,需要相关各界全面的关注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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