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角度分析（精选八篇）
财政学角度分析 篇1
占座, 顾名思义, 就是对公共资源 (座位) 以放在该位置上的自己所属物品作为标识而占有并排除他人使用的行为。在校园里, 这种现象频繁发生在图书馆、自习室或者即将上课的教室。先到的人通过放置自己的书本、水杯等私人物品宣告对该座位的占有权。
首先,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 占座, 从根本上看, 我认为是供需的不平衡, 特别是对同学们眼中所谓的好座位的供应远小于同学们对其的需求。对学校来说, 教学设施等资源是一定的, 正是由于座位资源的有限, 对学生来说, 教学设施就是稀缺资源, 座位就是较为典型的混合产品, 即是具有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它是能随学生人数的增加而产生拥挤, 进而会减少每个学生可以享用公共产品的利益, 不具有非排他性。同时, 不同的座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以及学校缺乏明确的约定和规则, 那么, 没有明确的使用权就必将通过竞争来获得。占座行为就是学生为获得座位使用权所采取的竞争的具体方式和配置稀缺资源的必然产物。
但是占座是一种对资源占而不用的状态, 其普遍现象是在人离开之后造成的长时间的座位空缺。“占而不用”, 这种长时间的空缺给他人使用座位造成了障碍, 形成对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 并且使他人的福利损失和机会成本增加。
其次, 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 占座是出于占领有限资源的竞争活动, 提前占座就意味着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好资源, 能得到比他人更多的福利。但是要想获得稀缺的资源, 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例如早起。但对占座的学生来说, 获得好座位的收益明显大于其付出的机会成本, 所以他们往往偏好占座并付出代价。可以说, 先获得座位的使用权就意味着先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成本。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公平。同时, 越希望想得到好座位的人越会提早占座, 其获得座位的可能性就越大, 座位对于他们的收益也就越大, 座位发挥的功效也就发挥得最大。在一个公平的竞争前提下, 座位, 也就是有限的资源, 永远也只属于那些为之付出更多努力的人。而且, 我们认为:为占有座位付出更多劳动的人, 往往是对座位有较高评价和期望的人, 他们既然把座位看得极重要, 又因为付出了必要的劳动而能认识到座位的来之不易, 我们有理由相信, 大多数情况下, 座位会在这种人身上发挥更大的效应, 做到物尽其用。这也是竞争选择的结果。所以, 在这个程度上说, 占座也是一种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同时, 通常来说, 占座的人为占座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得到的收益来说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么占座无疑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
但是, 从公平的另一层面说, 占座又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平等的占有好座位的机会, 占座的存在, 剥夺了同学平等地获得好座位的权利, 特别是对于“隔夜占座”这一恶劣现象。同样, 从占座现象的普遍“占而不用”上说, 座位的空缺没有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 却使他人的情况变得更坏:有空座位却不能使用, 不得不去其他的地方寻找空闲的位置, 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 也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从这个方面看, 占座导致的资源配置又是无效率和不公平的。
从上面几点看, 我认为:占座本身是竞争的结果, 并不会引起资源的浪费。真正妨碍其效率和公平、造成资源浪费的是妨碍座位的正常使用, 比如常见的占座“占而不用”, “隔夜占座”现象。适当程度的占座被认为是善意的, 它能极大地缩减寻找座位所消耗的时间, 提高学习效率。善意占座之所以是合理的, 是因为它能最优化分配自己的时间, 增大了占座人的福利。这种福利的增加, 缓解了学校公共资源的浪费, 抵消了他人无法使用被占座位资源的福利损失和成本增加。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主编《财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龚里《校园占座现象及其治理方法的经济学分析——一个资源配置中恶性竞争模型的案例研究》 (J) , 《经济研究》2007, 30-32。
财政现象从财政学的角度看 篇2
财政学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 研究对象：国家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分配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方法。具体化表现：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及其统一。
实证分析法: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描述事物，说明研究对象“是什么”（WHAT），它着重刻画经济现象的来龙去脉，概括出若干可以通过经验证明正确或不正确的基本结论。规范分析法:先确定若干准则，然后据以判断研究对象目前所具有的状态是否符合这些标准，如果存在偏差，应当任何调整。它所由要回答的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第一章第一节政府与市场市场失灵 ：所谓市场失灵，就是说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达到社会福利的最佳状态。表现形式①公共产品 指一类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物品。②外部效应 指某一个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给其它个体造成了消极（负效应）或积极（正效应）的影响，却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或没有取得应有报酬的情形。③市场垄断:在市场机制下，每个主体的行为都无法影响或左右市场价格，自由竞争使得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如果存在市场垄断行为，则经济主体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要素流动受阻，市场失衡且失灵。④信息不充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消费都属于个人行为，都不可能掌握必要的信息。⑤分配不公。⑥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最明显的表现是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 政府干预和财政介入1.公共产品存在的地方，属于非市场经济领域，针对“免费搭乘”现象，政府可以运用政治权力，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公众课税，取得财政收入，并由此获得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2.针对外部效应，政府主要是从纠正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入手。产生负外部效应的企业行为应当征税，或制定排污标准或采取限价措施；有正外部效应的行为，实施财政补贴。3.针对垄断，政府一般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来解决。4.针对信息不充分，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向社会提供有关商品供求信息、价格趋势以及宏观经济运行和前景预测资料。5.针对分配不公，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解决。6.针对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政府可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解决。政府干预失效: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并非总是有效的。政府的运行总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和前提，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权力不能创造财富，却可以支配财富，甚至凌驾于经济之上支配经济，这正是政府机制的缺陷和政府干预失效的原因。政府失效的表现形式1.提供经济信息不及时或失真。2.决策失误3.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
公共物品 ：由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机构--公共部门供给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具有非排他性（一些人享用公共物品带来的利益而不能排除其它一些人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和非竞争性（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私人物品：由市场供给用来满足个别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混合物品：同时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特征的物品。具有非竞争性，排他性。3.公共需要特征：1．社会公共需要是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它不是普通意义上人人有份的个人需要或个别需要的数学加总，而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的，具有不可分割性，必须由政府集中组织来满足2．社会公共需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无差别共同享用的需要，一社会成员享用并不排斥其他社会成员享用3．社会成员在满足公共需要是也要付出代价4．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质手段只能是来自社会产品的剩余部分。第二节财政概念1.含义：财政是一种分配活动，属于分配范畴；财政活动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财政表现为政府的集中性分配活动；财政活动的主体或目的是提供公共物品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财政分配的对象是一部分国民收入，即主要是剩余产品价值。一般来说，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并使他们相协调，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以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2.资源配置职能：即运用有限的资源形成一定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及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由政府的介入或干预所产生的，其特点和作用是通过财政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财力，引导资源的流向，弥补市场失灵。其目标是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必要性：市场机制不能提供具有非竞争性、非排它性及存在“搭便车”问题的公共物品；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市场机制具有“不完全性；市场无法提供供非竞争性产业、耗资大、周转慢及起主导作用的产业的投资。措施：通过确定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确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支配资源的规模和范围；通过安排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确定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状态和财政资源内部的配置比例；通过政府投资、税收和补贴，调节社会投资方向和经济结构；通过安排中央与各地方财政之间的分配比例，确定部门与地区间的资源配置。3收入分配职能：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初始分配；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已经进行或完成的各种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结果所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调整或再分配。目标就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重新调整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即实现公平分配。措施：税收，通过税种设置和差别税率，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及财富占有水平；转移性支出，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改变收入分配差别的程度；公共支出，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向公众分配社会福利，也可对实际的收入分配结构起到调节作用4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经济稳定指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还包括国际收支平衡并内含适度的经济增长。措施：灵活地调整财政收支（总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关系；通过财政自身的制度性安排，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集中性
收支活动及其他财政税收政策，消除经济增长中的“瓶颈”，保证经济增长协调与高速的最优结合；切实保证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第二章第一节财政支出分类分类：按费用类别，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其它支出。按经济性质分，购买性支出：又称为消耗性支出、真实支出或有偿支出，指政府以购买者的身份在商品和劳务市场上购进所需商品和劳务时发生的支出，政府购买支出的直接补偿是获得等价的商品和劳务；转移性支出：又称为补助支出或无偿支出，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渠道或形式，把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转移给居民或非居民。政府通过转移支出并不获得直接的经济补偿。财政支出范围 1.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经费，如三大家、公、检、法、国防军事等2.为科教文卫事业提供经费（部分或全部）3.为公共工程提供经费4.为社会公平实现提供经费。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经济性因素，指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体制的选择、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政治因素，政局是否稳定，政体结构的行政效率；社会性因素，人口状况、文化背景等。调整和优化：总量控制；结构控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协调各类支出的比重、数量。从政策的角度看，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逐步实行公共财政；政府角色的置换。
第三章一节社会消费性支出1.行政管理支出概念：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政法机关和外交机构行使其职能所发生的费用开支。内容：行政管理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外交、外事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公检法支出.2.国防支出：概念：指财政用于国防建设、国防科研事业、军队正规化建设以及民兵建设方面的费用支出。内容：国防费；国防科研事业费；民兵建设费；动员预编费；招飞事业费；专项工程及其他支出等。3.科教文卫支出：概念：指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的经费支出。
二节 财政投资性支出含义：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投入资金用以转化为实物资产的行为和过程。特点：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但必须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倾向于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投资；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原则：弥补市场失效原则
；维护市场配置功能的原则；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原则。农业的财政投入：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起点和基础；稳定农业是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特殊性：周期性；需求弹性小；生产力水平低，劳动效率低。
第四章 转移性支出第一节社会保障支出 1.社会保障：国家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福利，依照一定的法律和规定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一种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特征：普遍性；福利性；强制性；互济性。社会保障制度：指国家和社会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一项重大社会政策和措施体系。包括：社会保险（为丧失劳动能力或暂时失去工作的人提供收入保险制度，包括：老年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救济（政府对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和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或发生其它不幸事故而生活困难者提供资金与实物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包括，自然灾害救济 ；贫困救济；孤寡病残救济）社会福利（国家和社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在享受基本生存权利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居民劳动报酬和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的给予和服务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免费上学、免费养老、冬天的烤火费、夏天的降温费等）社会优抚（政府或社会对现役、退伍、复员、残废军人及烈军属给予抚恤和优待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具体包括抚恤、优待、优抚社会化服务）第二节 财政补贴概念：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任务和社会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向某些特定企业和个人提供的无偿补助和津贴。特征：政策性、灵活性、时效性功能：稳定物价，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安定；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进对外贸易增长，增进技术交流与合作；调供需结构，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
第五章财政收入概念：财政收入是政府为满足支出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力原则，通过国家集中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资财收入。
分类:按财政收入形式，包括税收、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包括政府收费、债务收入、公产收入等。国家预算收入按收入形式：
各项税收;专项收入;其他收入;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税收概念及其特征概念：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地向经济组织和居民征收实物或货币所取得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本质是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实现的特殊分配关系。特征: 强制性(税收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通过法律、法令形式加以规定征收的);无偿性;固定性
税收术语和税收分类1.纳税人:纳税义务人，又称纳税主体，是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2.课税对象,称为税收客体，是税法规定的征税的目的物，是征税的根据。税源：指税收的经济来源或最终出处。税目：是课税对象的具体项目或课税对象的具体划分。3.课税标准：是国家规定征税时的实际依据，或称课税依据。税率:指国家征税的比率。是应征税款占课税对象数量的比例。我国现行税制实行的税率有：比例税率(对同一征税对象，无论其数额大小，都按相同比例征税的税率;优点：①分配结果的透明度较高，税负一目了然。②纳税人名义税率相等，形式上较公平。③有利于纳税人自行计算和税务机关征收.缺点：①缺乏弹性，适应性不强。②对不同收入者和征
税对象存在着实际的不公平，仅适合于对流转额的征收)定额税率(对课税对象的单位直接按规定的固定征税数额的税率。（如资源税）一般对盐、石油、煤适用)累进税率(随征税对象数额的增大而提高的税率。有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之分。)全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象全部数额按相应等级的累进税率计算征税。超额累进税率：把征税对象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分别规定相应税率，分别计算税额，各级税额之和为应纳税额。5.起征点与免征额: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的对课税对象开始征税的最低界限。免征额是指税法规定的课税对象全部税额中免于征税的数额。
二、税负转嫁的方式:前转(又称为顺转，指纳税人通过抬高销售价格将税负转嫁给购买者)后转(又称为逆转，指在纳税人无法实现前转时，通过压低进货价格以转嫁税负的方式)
第五节税收效应
一、税收经济效应 指纳税人因国家课税而在其经济选择或经济行为方面作出的反应。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二．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税收将纳税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政府手中，使纳税人的收入下降，从而降低商品购买量和消费水平。替代效应：税收对纳税人在商品购买方面的影响，表现为当政府对不同的商品实行征税或不征税、重税或轻税的区别对待时，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使纳税人减少征税或重税商品的购买量，而增加无税或轻税商品的购买量，即以无税或轻税商品替代征税或重税商品。
三、税收的经济影响1.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人们对工作以取得收入或是享受闲暇之间进行的选择。决定因素：个人的偏好；工资率的高低；其他收入水平的高低；政府征税等。⑴收入效应：征税后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维持既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而减少或放弃闲暇，增加工作时间。⑵替代效应：由于征税使劳动和闲暇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劳动收入下降，闲暇的相对价格降低，促使人们选择闲暇以替代工作。⑶若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征税对劳动供给主要是激励作用，它促使人们增加工作；若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征税对劳动供给就会形成超额负担，人们可能会选择闲暇替代劳动。⑷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有闲置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有空闲的岗位却无人问津或有人又不能胜任。即存在着结构性失业。
第二节商品课税特征： 课征普遍，有商品交换就有商品课税；以商品和非商品的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实行比例税率，计征简便；税负易转嫁。增值税：1.概念：以生产经营者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和进口货物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间接税。增值额；价差。即C+V+M中的V+M部分；或等于产出减去投入，就企业而言，增值额是指该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扣除外购商品或劳务的金额。2.特点：征税范围广，税源充裕；实行多阶段，但不重复征收；对经济活动具有中性效应；税负易转嫁。纳税人：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及进口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计算：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消费税：1.概念：国家为体现消费政策，以特定消费品为课税对象征收的一种税2.特点：仅以特定消费品为课税对象。四大类商品；征税环节具有单一性。（产制环节或进口环节）；平均税率水平较高，产品差异大；按销售收入全额计税，收入不受成本、费用影响；税负易转嫁。3.征税范围：过度消费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方面造成危害的特殊消费品。如烟、酒、鞭炮、焰火；奢侈品或非生活必需品。如贵重饰品；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小汽车；不可再生或不可替代的石油类消费品。4.纳税人：为中国境内从事生产、零售和进口应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营业税1.概念：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征税的一种税。2.特点：一般以营业额全额为计税依据；按行业设计税目、税率；计算简便，便于征管3.征税范围：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娱乐业。4.税率：差别比例税率
国家预算含义：是经法定程序审批的国家财政收支计划，它是国家筹集和分配集中性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是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特点：国家财政收支计划；法定程序审批的法律文件；实现财政职能的重要工具。原则：1．完整性原则。2．统一性原则。3．真实性原则。4．公开性原则。5．性原则。国家预算管理含义： 国家依据法律法规对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进行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等活动的总称。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依法管理原则。
复式预算含义：将同一预算的全部财政收入和支出按性质划分，分别编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收支对照表，以特定的预算收入来源保证特定的预算支出，并使二者有稳定的对应关系（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零基预算含义：是指在编制预算时，对每个部门的工作任务进行全面审核，然后再确定各部门支出预算。特点是编制预算时，不仅对内新增的任务要进行审核，而且要对以前确定的项目进行审核。3．部门预算含义：是反映政府部门收支活动的预算，是我国当前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财政政策概念：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结构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组成 1.税收政策2.支出政策3.预算平衡政策4.国债政策财政政策的功能 ⑴ 稳定功能，主要表现为，政府能够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有目的的干预。当经济出现膨胀性缺口时，政府可采取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等政策手段，减少社会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经济出现紧缩性缺口时，政府可采取增加支出成或减少税收等方法刺激社会总需求 ⑵发展功能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货币政策 1.概念：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2.组成：由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构成。3.基本目标：稳定货币。4.货币政策手段：①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②存款准备金制度。③公开市场操作。④利率5.分类：从总量调节出发，货币政策可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1.双松政策――松财政、松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减税（降低税率）和增加财政支出规模等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来扩大信贷支出的规模和增加货币供应量。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和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宜采用“双松”的政策组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就业的同时，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很大。
2.双紧政策――紧财政、紧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其手段主要是增税（提高税收）和减少财政支出；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来减少信贷支出的规模和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投资和消费。在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政府面临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时，宜采用这种政策组合。但是，这种政策组合虽然可以有效抑制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容易矫枉过正，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3.紧财政、松货币政策。当经济基本稳定，政府开支庞大，促使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宜采用这种政策组合。紧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政府开支，抑制需求过旺。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由于行之有效的松的货币政策不易把握，这种财政政策政策组合难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使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采用该模式。
从财政学角度认识普遍服务基金 篇3
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不仅仅涉及快递领域, 而且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分、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如何公平竞争。这些问题是现在全社会、新一届政府关注的重点。所以, 邮政普遍服务基金问题直接层面上不关系全局, 但实际上需要全局性的理念来解决。
基金应来源于税收
首先, 邮政普遍服务是保障公民最基本通信自由的一种服务。从法理上讲, 这种服务应该由政府向公众提供。特别是邮政普遍服务更是事关民生。《邮政法》明确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 包括地方政府应当扶持促进邮政企业提供邮政普遍服务。我国邮政普遍服务带有专营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 向快递企业征收基金解决亏损问题, 正当性是不够的。而且, 邮政企业的服务中并非全部是普遍服务, 还有一些带有竞争性、收益性的领域。从国际上看, 很少有国家设立。所以, 它的设置有没有迫切性, 有待商榷。
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资金来源不应当指向某一个对象。不少国家都是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来筹集邮政普遍服务基金, 这种财政支出的来源就是税收。从法理上去理解,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消费者都通过纳税承担了服务的成本。而且《邮政法》相关条文也赋予了各级政府支持邮政普遍服务的职责。所以, 通过财政支出, 由预算来统筹安排更加合理。
快递公司业务领域主要是市场竞争性的, 利润比邮政普遍服务要高, 但是邮政企业在提供普遍服务专营时, 还有其他一些增值业务, 而且这些业务也是专项受益, 即垄断经营的形式。也就是说实际上通过专营和政策倾斜, 邮政企业已经是获得了相应的补偿。这两种来源是最主要的邮政普遍服务的资金来源, 而且应该能够解决其亏损问题。
将来如果市场进一步开放, 快递公司在更大范围内参与了邮政普遍服务业务, 可以考虑让所有普遍服务的经营者承担一部分基金来源。但现在不能通过向快递公司来征收基金, 然后达到补贴邮政企业亏损的目的, 这是二元分割的做法。如果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对象是快递企业, 会给企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市场环境。这也不符合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而且, 向快递公司征收基金, 也可能带来快递服务价格上涨, 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的结果。另外, 从我国的整个税费改革、公共财政建设来看, 逐渐在减少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是大势所趋和改革需要。
基金征收不符合立法精神
目前, 国家征收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法律基础是《邮政法》第三章第十七条:国家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我认为, 《邮政法》授权或者允许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 但是法律并不要求一定要设立, 如果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邮政普遍服务的资金来源, 更符合立法的精神。如果国家邮政局以这个作为借口, 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当然, 我不赞成开征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但如果开征, 政府部门一定要对基金征收要素进行明确规定, 即谁是缴费人, 费率是多少, 征收的方式如何。这些都需要提前做出明确的规定, 也是最核心的要素。现在从我国来看, 几乎所有行业的基金收费在法律方面的规范都很滞后。基金收费由政府决定, 甚至很多由地方政府制定和征收, 缺少法理依据。从国际上来看, 即使是非税收入, 也要有法律依据才能征收, 跟税收的权限一样。今年“两会”,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了税收立法权问题, 即将税收立法权从政府转移到人大。
基于财政角度的农村贫困问题探讨 篇4
一、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
(一) 地域性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 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及西部地区。表1反映了我国不同年份的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情况。从表1中可以看出, 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从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 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05年的1 202万人增加到了2013年的4 209万人, 少数民族八省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则由880万增加到了2 562万人, 而东部和中部分别只由324、839万增加到了1241万、2799万人。从农村贫困人口的相对数量来看, 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占到了全国的一半以上, 2008年甚至高达66%, 而少数民族八省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到了1/3以上, 2008年达到了将近40%。从贫困发生率来看, 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要远远高于东中部以及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而少数民族八省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则还要比整个西部地区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计算
(二) 反复性
脱贫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对于那些刚刚脱离贫困线的农民来说, 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再次陷入赤贫的恶性循环当中, 甚至是一些脱贫多年早已远离贫困的农民也可能再次陷入贫困的境地,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八省区, 返贫的现象更加突出。因病返贫、因老返贫、因教返贫、因灾返贫、因婚返贫、因超生返贫等比比皆是。根据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 2001—2009年期间, 每年的贫困人口中有2/3是返贫人口, 特别是2011年2 300元新贫困线标准的颁布, 使农村贫困人口激增至1.28亿, 返贫人口迅速增加。
(三) 特殊性
在农村的贫困人口中有一些特殊群体, 包括少数民族和残疾人, 该群体贫困发生率更高、贫困程度也更严重。在2013年国家公布的592贫困县中, 少数民族贫困县有200多个, 占将近40%。从贫困人口所占比重来看, 2013年, 少数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2562万人, 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1.1%, 是其乡村人口占全国比重15.4%的2倍多;少数民族八省区贫困发生率为17.1%, 高于全国8.6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中的另一类特殊群体是残疾人口。按照国家目前2 300元的贫困线标准, 40%以上的农村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根据全国农村6 225万残疾人来计算, 就是说差不多有2 500万农村残疾人属于贫困人口, 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0%。
二、农村贫困的成因
(一) 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落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贫困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无论是县域生产总值平均规模还是人均GDP, 都远远低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以2010年为例, 全国县域经济地区生产总值合计20.11万亿元, 县域平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为100.78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2580元;而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地区生产总值合计2.9万亿元, 仅仅占全国县域经济地区生产总值的14.4%, 县域生产总值平均规模只有49.21亿元,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8.8%, 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1170元, 相当于全国县域经济人均生产总值的49.5%。差距之大, 可见一斑。
(二) 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总体情况来看, 农村贫困地区中三大产业的比例失衡, 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从历年《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国家贫困县的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比全国县市的平均水平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 尽管近几年有所下降, 但仍然要高出6—8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 在第一产业中, 种植业比重大而养殖业比重小。一方面, 在种植业中, 能带来较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比重小, 而粮食种植比重大。但是, 由于受国际粮价以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近十几年来我国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 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话, 甚至粮食价格是在下降的, 而粮食单产却没有明显提高, 导致那些以种粮为主的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无法成为脱贫致富的助力。另一方面, 少量的养殖业也因为过于分散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对于农民脱贫意义不大。
(三) 自然条件恶劣以及基础设施落后
自然条件, 包括地理位置、资源储备、水文气候等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 更易遭受自然风险的冲击。先天禀赋的不足, 一方面阻碍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供也是巨大的障碍。由于技术或者成本等方面的原因, 同样数量的财政资金投入, 在自然条件差的农村贫困地区只能提供更少数量的基础设施, 造成农村贫困地区水电路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提供不足。据统计, 截至2012年底, 全国还有3 917个村不通电, 影响近380万人;连片特困地区还有3 862万农村居民和601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全国仍有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四)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小, 效益低
从财政扶贫资金规模看, 近10年中央财政投入的专项扶贫资金逐年增加, 从2004年的122亿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406亿元, 年均增长14.3%, 但同期中央财政支出从18 302亿元增加到了68 491亿元, 年均增长15.8%, 而且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基本上都在13%以上, 最高年份达到了26%。扶贫资金的增长率极不稳定, 只是近几年才有所提高, 拉高了平均数。从贫困人口人均占有扶贫资金数量来看, 大部分年份在200—600元之间。尽管由于贫困线的调整等原因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剧烈变化, 从而使得每年的人均扶贫资金数量不具有可比性, 但不论怎么说, 每人每年几百元的扶贫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
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上看, 一方面, 由于扶贫对象并不明确, 使得扶贫工作没有明确的指向性, 导致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大打折扣;另一方面, 我国的扶贫县退出机制不健全, 十几年来, 我国贫困县只增不减, 很多贫困县只是名义上的, 为了能获得扶贫资金, 即使实际上早已摆脱贫困的境地, 却仍然不愿意摘下贫困县的帽子, 经济百强县同时又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例子并不鲜见。这使得本来就不充裕的扶贫资金不能全部用于真正的贫困者, 其使用效益可想而知。
三、农村反贫困的财政建议
(一) 加强产业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 财政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 通过财政引导, 加强对能体现当地特色的龙头企业的引进和培育, 应该在财政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 提高对龙头企业的吸引力。其次, 财政贴息贷款应该向龙头企业倾斜, 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对于那些既不破坏环境, 不浪费资源, 又能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和就业的龙头企业, 应当优先获得财政贴息贷款。再次, 通过税收优惠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农村贫困人口就业, 对于那些雇佣农村贫困人口的企业, 应按照雇佣人数的多少, 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或者由财政出资进行培训。最后, 通过财政补贴, 加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 并加强与龙头企业的对接, 借助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议价能力, 并且减少了中间环节, 无论对贫困农户还是对企业来说, 无疑都是有利的。
(二)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要针对基础设施等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结合目前农村贫困的现状, 财政应该在农村基础设施提供过程中做好以下几点。第一, 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力度,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把投资重点放在自来水、农村道路、水利灌溉设施、电力设施等方面;第二,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除了增加财政自身投入外, 还要以财政资金为基础, 开拓新的融资模式, 引导民间资金进入, 如可以采取减免税、财政补贴、财政贴息、BOT等方式;第三, 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维护机制, 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 由财政出资, 雇佣贫困人口对基础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
(三) 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 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
一方面, 应当综合考虑GDP增长、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 建立扶贫资金投入增长机制, 提高扶贫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另一方面, 要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 提高使用效益。主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 加强扶贫资金分配管理, 由地方扶贫部门提出初步意见, 财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研, 论证项目的可行性之后, 严格按照程序及时下达资金分配方案;第二, 严控资金投向, 保证扶贫资金用于真正的贫困地区, 以村为重点实施扶贫项目,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把扶贫资金按比例用于生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培训等;第三, 坚持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凡涉及到政府采购的扶贫资金,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 通过招标等方式,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摘要：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在我国农村地区尤为严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反贫困各种措施和力度逐步加大, 产生了积极的扶贫效果。然而, 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数据表明, 我国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 所以就要通过分析农村贫困的特征, 找出阻碍农村脱贫的各种因素。在众多的反贫困政策中, 提出财政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手段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反贫困,财政扶贫,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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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控制角度谈财政票据管理 篇5
关键词：内部控制,财政票据管理,问题,建议
财政票据是财务收支和会计核算的重要凭证, 也是相关部门对日常财务管理进行监督和检查的重要依据。票据管理是收入和支出的重要保障, 也是防止资金浪费和流失的重要前提。相关部门要重视对财政票据的管理, 相关管理人员也要重视财政票据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根本上保证财政票据管理的合理和科学。
一、财政票据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相关概述
(一) 建立健全的票据管理制度
在票据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建立健全的票据管理制度是有必要的。现在我国很多地方正在不断完善票据的管理工作, 重视对非税收入的管理, 以保证各项体制的正常运行。相关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对票据管理工作进行不断的规范, 完善票据日常管理过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 降低因为管理不善而导致的各种问题。相关部门要不断完善票据管理机制, 对财政票据的使用范围、管理程序、法律依据等进行明确的定位, 保证财政票据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合理, 降低财政管理人员的工作难度。
(二) 重视审批岗位的设置
财政票据的审批工作, 直接关系到财政票据管理的合理性。相关部门要重视财政票据的审批, 将财政票据的购领、核销等权限进行下放, 并由相关工作人员对财政票据的购领资格、范围及购领情况等进行初审, 然后交由综合科进行相关的复核工作, 综合科再结合票据的审核情况和意见等对票据进行发放和缴销。相关工作人员要重视财政票据的审批流程, 确保票据审批各项工作的合理性, 提高财政票据的审批质量和审批效率。
(三) 智能化管理在财政票据管理中的应用
目前, 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快速发展, 财政部门要不断更新财政票据的管理理念, 将智能化技术应用与财政票据的日常审核和管理过程中, 促进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模式的推广。财政票据的电子化管理已经被应用于很多地方, 并建立了非税收入管理系统, 通过网络操作, 进行日常的票据购领、使用、监控等工作。电子化管理在财政票据管理中的应用, 减少了财政票据管理的工作量, 通过智能系统对财政票据信息的统计和审核, 促进财政票据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
(四) 加强对财政票据管理工作的监督力度
财政票据管理涉及到资金问题, 如果监管不力, 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财政票据管理的监督力度, 在财政票据的使用过程中对其进行重点的监控。发现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避免因为监管不当, 导致财政票据管理工作的混乱。
二、财政票据管理中的常见问题
(一) 票据管理制度不完善, 内部控制薄弱
由于近几年来, 我国财政票据管理理念不断更新, 陈旧的财政票据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新型财政票据管理模式。很多地方将智能化和电子化的管理模式应用到财政票据的日常管理工作过程中, 但是仍然没有重视对传统票据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导致财政票据管理的相关规定与票据管理的实际情况不协调, 造成票据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
(二) 票据种类繁多, 管理混乱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日常的票据数量更加庞大, 种类更加多样化, 导致票据管理工作效率低下和管理过程的混乱。目前我国常见的票据有医疗收费、幼儿园收费、水电暖费、土地出让金及非税收入缴款书等, 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区分和核对, 不仅导致了财政票据管理过程中的混乱和日常管理工作的繁琐, 而且不利于相关部门对票据进行合理的区分和监管。
(三) 财政部门对票据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票据种类繁多, 票据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达标, 不重视对票据使用过程的监管, 使票据使用情况混乱, 甚至出现违规使用票据的情况。当出现违规使用票据的时候, 相关负责人并不能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罚, 也没有制定系统合理的处罚措施对其进行警戒, 导致票据使用情况的混乱。
(四) 手工票据的存在导致监管工作的难度
虽然电子技术已经被普遍应用于日常的财政票据使用和管理工作中, 但是有很多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 综合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仍然存在大量的手工票据。手工票据由于本身的特性, 在日常的收集和管理过程中容易造成遗失和使用不规范等情况, 都为票据的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难度。同时, 由于手工票据的局限性, 监督部门并不能对手工票据的使用情况进行合理科学的监督和管理, 使手工票据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漏洞。
三、基于内部控制制度的财政票据管理建议
(一)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完善票据管理制度
虽然很多地方越来越重视财政票据管理, 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财政票据的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 但是我国财政票据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关部门要加大财政票据制度建设, 结合实际的财政票据管理情况, 对现有的财政票据管理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 也要加大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让票据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对财政票据的管理情况和使用情况有充分的认识, 避免管理工作不合理导致的财政票据使用问题。
(二) 加大财政票据管理考核力度
财政部门要对日常的票据管理工作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分工, 在人员缺乏的情况下, 建立财政票据管理工作组, 对财政票据进行统一的管理。重视对财政票据管理工作的考核, 将财政票据管理的考核流程和考核内容进行明确的划分, 并将财政票据的管理考核纳入管理人员的综合考核中去, 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 对在财政票据管理过程中表现比较好的人员进行激励, 对财政票据管理过程中表现不合格的人员采取一定的负激励, 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日常工作中的不足, 不断改进, 提高我国财政票据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
(三) 重视对财政票据使用过程的监管
财政票据的使用情况直接体现了相关部门的管理水平。财政票据的申领、使用、缴验和销毁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流程和标准执行。同时, 相关部门要做好票据的保管和登记工作, 并建立票据台账, 对票据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首先, 财政各归口科室加强对票据的日常监管, 要严格按照单位的相关规定对财政票据工作进行执行和管理。其次, 财政部门要严格限制手工票据的使用, 确保各单位对票据使用的规范性, 对财政票据使用不合理的相关部门和单位可以停止供票以示警告。最后, 设立电子邮箱、电话、信箱等举报平台, 鼓励群众对违规使用票据的情况进行举报, 确保财务票据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四、结语
财政票据管理是财政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财政票据管理的特殊性, 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风险。财政部门要重视对财政票据的管理, 从根本上提高我国财政票据管理水平, 促进财政部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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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角度分析 篇6
公共财政预算作为政府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 最能反映政府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的优先领域和关注重点。政府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来体现政策方向、兑现政治承诺和发展优先领域, 体现政府的民生关注重点和程度。那么政府在聚集资源, 分配资源的过程中, 是否有效、合理, 小则直接关乎我国财政管理的效率和效果问题, 大则直接关乎到民生问题。因此, 研究财政预算的效率和效果十分有必要。
政府编制预算过程中, 预算数与最终的决算数不一致, 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否则政府编制预算就没有意义了。那么, 预决算差异程度和范围有多大?到底这种预决算差异是基于组织松弛角度的有效行为, 还是一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预期行为理论的有害行为?
二、预算松弛理论分析
(1) 预算松弛定义
国内外的大量文献表明, 分析预算松弛现象一般是从微观层面着手考虑与分析的。Schiff&Lewin指出, 若预算难度降低了, 预算负责人的得益反而提升, 那么预算负责人出于理性人角度的考虑, 完全有可能在预算编制时, 有意地降低预算的难度, 从而预算越容易执行, 其得益自然会增加。这时, 一种预算松弛现象变产生了。按Schiff&Lewin的定义, 预算松弛是指预算负责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有意地降低预算的难度, 从而获得更大的得益。
Young基于业绩评价的视角对预算松弛进行了阐述, 他指出, 预算松弛即预算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编制预算时, 故意地低估得益或能力, 却同时高估其消耗或资源。
(2) 预算松弛的计量
预算松弛的计量主要是数据类型的选择, 对于数据类型的选择不同, 预算松弛的计量选择也有所不同。当前对一般预算松弛的计量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 比较财政收支与过去几年的实际收支数。第二种, 比较财政收支与当期财政收支实际数。具体的计算方法见表1的公式 (1) 和 (2) 列示。第二种方法也被称为财政收入超收率的预算松弛或财政支出节支率的预算松弛, 本文章的预算松弛计量采用第二种方法。
(3) 预算松弛成因
1. 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
可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来解释预算松弛, 预算松弛实际上是预算责任人作为理性人的一种自利行为, 就是因为这种自利行为使得预算松弛有害。从实质上来说, 预算松弛就是一个代理问题。
2. 从组织松弛理论视角
组织松弛理论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解释预算松弛。Bourageois (1981) 指出, 由于预算松弛提供的某些资源缓冲可以使预算责任人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风险, 从而使预算责任人心理上的紧张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因为预算松弛主要是可以在他们应对不可预知的情况时提供一定的自由度, 进而舒缓由风险产生的压力。Karilukka (1988) 认为, 预算松弛很可能满足不时之需, 当有风险存在而且风险很高时, 完成任务时所需的资源在事前就很难以确定。因而, 从组织的松弛角度来说, 预算松弛是一种应对环境变化的有效手段, 对组织是有利的。
客观来讲, 预算松弛本应该是个中性的概念。倘若是基于应对环境发生变化而采用的组织松弛管理手段便是有益的行为;如若由代理问题而产生预算松弛则是对组织有害的行为。
三、一般预算的财政预算松弛分布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直辖市, 从2008年到2010年, 共93个样本点来分析一般预算松弛的分布情形。根据我国2008-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中的数据, 按照上文中列示的公式 (8) 、 (9) , 计算出各年度各省直辖市一般预算收人、支出松弛分布如表2所示, 一般预算收入、支出松弛整体区间分布如表3所示。
一般财政收入的预算松弛呈现的特点如下 (见表2) :1.在31个省直辖市三年中, 一般预算收入松弛比例达到100%, 预算支出松弛接近99%, 预算松弛分布广泛;2.从预算收入、支出松弛程度上来看, 预算收入松弛最高达到42.46%, 平均而言也达到11.34%;预算支出松弛最高达到39.15%, 平均而言也达到15.80%。
表3的数据显示:
1.31个省份3年共93观测点中, 预算收入松弛、预算支出松弛所占比例接近100%, 预算编制松弛分布广泛;
2.预算收入松弛度主要集中在0-0.2区间中, 达到82.79%, 预算收入松弛分布集中;预算支出松弛度主要集中在0.1-0.3, 比例接近77%。表明, 预算收入松弛分布集中。
3.从表中数据看, 在0.1-0.3区间中, 预算收入松弛程度样本点所占比例要小于预算支出松弛程度样本点所占比例。
综上,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一般预算松弛在我国省级层面分布十分广泛, 且松弛程度分布较集中;第二, 从整体上讲, 省级层面上的一般预算收入的松弛程度要低于一般预算支出的松弛程度。
四、从三个角度看一般预算松弛
(1) 从预算松弛成因理论的角度来看
基于上述的预算松弛成因理论分析, 预算松弛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从总体上来说, 预算松弛应该是中性概念。第一, 从组织松弛角度考虑, 由于环境变动性较大, 从而使得预算与实际差别较大, 这是一种有意行为;第二, 预算技术层面所致。即政府在编制预算过程中技术欠佳, 管理欠规范, 导致编制的预算数与实际数存在偏差。第三, 从政府行为的委托代理关系角度考虑, 即人为的因素, 如故意制造预算松弛, 这种是一种有害的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省级层面一般预算的财政预算松弛之所以分布如此广泛与集中, 其主要是因为委托代理关系所致, 简单来讲, 即是人为主观因素所致。原因有如下几点:
之一, 假设一般预算松弛产生是由于环境因素所致, 那么一般预算松弛的分布应该是随机的, 呈现正态分布。然而, 本文的统计分析中并不是这样显示的, 反而是一般预算支出松弛均呈现预算数要大于决算数;一般预算收入松弛均呈现预算数要小于决算数, 这种现象的产生真的是因为环境变动所致吗?因此, 上述现象并不是环境因素所致。
之二, 假设一般预算松弛是由于预算编制技术水平所致, 那么一般预算收入松弛均呈现出预算数要小于决算数;一般预算支出松弛均会呈现出预算数要大于决算数。预算技术水平正常情况下, 并不会导致数据呈现如此“一致”的偏差。进一步讲, 随着我国财政预算改革的深入, 预算技术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之三, 假设一般预算松弛是由于编制与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所致。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中, 有这几种现象, 一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预算监督弱化、不严肃、不全面;二是各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分离, 财权集中而事权分散;三是财政收支与地方绩效评估挂钩;四是, 各级委托代理人信息不对称, 财政收支的透明度不足。这四种现象提供了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的动机和机会。
(2) 从预算体制角度来看
若一种现象是持续的, 是规律性的, 那么这种现象就不能局限在现象层面去解释。一般预算早已超越现象的层面, 它更是作为我国现行财政预算的体制之一。紧接着, 本文将从预算的三个环节来研究一般预算松弛。
1. 预算编制。
在此环节中, 我国长期以来通行的做法是基数加增长的模式, 简单、方便且成本小, 但这种编制方法却并不是十分科学的。前几年的增长点大致是2~3个百分点, 近两年是4~5个百分点。而这种预算编制体制的安排, 在很大程度上, 为预算松弛的产生提供相当大的便利。
2 预算执行。
本文重点分析我国税务机关以及其特色的税收管理体制。在实际中, 我国的税收机关通常在两条线上工作, 其一是硬性的税收征收指标, 各级税务机关必须完成这项指标;其二便是我国的税制, 在这条线上又要求税收机关按照现行税制征税。这两条线并不是耦合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两条线的分离势必会造成征税“超收”。况且, 各级政府的支出在保证总体战略目标的基础上, 仍然有很大的操纵空间, 支出是否合理、科学, 支出执行的效果是否具有针对性, 值得考究;另外由于各级政府层级的问题, 信息是否对称, 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等, 这些都为预算支出松弛奠定了基础。
3. 在预算的审查环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虽行使审查、监督的职能, 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形式上走一些程序。
预算监督的弱化为预算松弛的持续存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 各级政府在“超收”与“超支”这两方面并未走合理的程序, 而是理所当然地相互转化, 最终形成了一本糊涂账。
综上所述, 上面的三个环节交互作用, 导致一般预算收入松弛与指出松弛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3) 从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来看
1.预期理论与一般预算松弛。
简单来讲, 预期理论说的是人们在决策时通常是风险规避型, 面对同样的收入与损失, 对应的效用得益要小于效用的损失。也就是说人们在决策时, 通常是“损失厌恶型”或风险规避型。因此从预期理论的角度来讲, 预算松弛的存在也是情理之中。
2.启发式认知偏向与一般预算松弛
首先, 启发式认知偏向, 概括来讲包括三种典型的决策偏向:过度自信偏向、可得性偏向以及锚定效应。各级政府机构在参与预算、执行预算过程中, 一方面有种同类省份攀比的效应, 另一面还有一种与以前年份的预算收支情况类比的效应。这两种效应导致各级政府在实际行为中往往会不切实际、或是过于冒进。
其次, 可得性偏向就是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会依据最先想到, 最快速得到的信息。在政府财政收支管理过程中, 各级政府机构在决策时通常只是根据那些最容易得到的信息去决策, 传统的基数加增长模式是最典型的例证。
最后, 在锚定效应下, 人们在定量估测时, 通常将这个值锚定在某一个固定区域。若财政收支预算编制过程中, 这个固定区域从实际情况讲是锚定错误的, 又不及时加以修正的话, 势必会导致财政收支预决算的分离, 一般预算松弛便得以形成。
我们把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 某一年, 或某一任期作为一个决策的简单生命周期。那么政府在年初或任期初, 往往过度支出, 在年中会采取措施形成超收, 年末量力而行, 以保证收入、支出的预决算差异在可控的利于自己的范围内。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为预算松弛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2008年到2010年省际层面一般预算收支数据, 研究我国一般预算的财政预算松弛。首先, 本文选择合理的预算松弛的计量模式, 计算了我国各省份一般预算的预算收支的松弛程度, 并据此得出三年中预算松弛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 一般预算松弛的分布十分广泛, 且比较集中;二是一般预算支出松弛程度要高于一般预算收入松弛程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接着从三个视角即预算松弛成因理论视角、预算体制视角、行为经济学理论视角详细分析了我国一般预算的财政预算松弛。
关键词：一般预算,预算收入松弛,预算支出松弛,行为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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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角度分析 篇7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1998年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以来, 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 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公众对房地产行业最切身的感受, 是住房价格的暴涨。最近十年以来, 以一线城市为主的部分城市中, 住房均价上涨十倍不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自2003年以来多次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平平, 并未遏制住价格上涨势头。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将继续, 如果放任房价的上涨必将对这一进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 导致地方政府愈发依赖作为非税收入的土地出让收入, 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虽然如此,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使得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土地财政的内涵
土地财政, 简单的讲就是地方财政收入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的现象。对于土地财政的准确定义, 有学者界定为“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收入, 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来源”, 也有学者将土地财政更广泛的界定为“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和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所征收和获取的一切收入”。笔者认为后一定义更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 因此将综合分析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土地财政中的地位。实际上, 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获取的收益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税收两个方面[4]。而房地产方面的税收, 从纳税人的角度又可以分为三种:开发商的税收、卖房人的税收和购房者的税收。
(一)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虽然中国的第一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案例是在1987年, 但土地出让收入真正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地位是在1998年以后。1998年的住房分配制度改革, 是改革开放后房地产行业的真正起点, 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自此愈发倚重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一般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成交额即为地方政府财政获取的收益, 但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地方政府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也需付出一定的成本, 针对不同具体情况其成本内涵也不相同:对新增国有建设用地而言, 包括农地征收成本、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平整、土地指标费用等;对于存量国有建设用地, 其成本包括征收安置成本、拆迁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平整等。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权限在县、市一级政府手中, 但出让收入并不是县、市独得。通常情况下,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在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会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再分配, 出让土地相关的一些费用, 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等也是一样。各地分配的比例并不相同, 但总的趋势是层级愈高的地方政府获得的比例也愈高。而县、市一级政府计入土地开发成本的一些费用, 比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费用, 通常也是上交给上一级财政。
(二) 地方政府获得的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之后的中国财政体制和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而长远的影响。根据分税改革方案, 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 划分为地方税。这样, 也就意味着房地产相关税收大部分为地方税收。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税源, 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也有充足的动机推动房地产业发展;而反过来, 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愈发地依赖房地行业。
具体来说, 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十几个税种[5]。其中, 前五个税种是针对房地产行业设置的税种, 其余税种则是是房地产行业涉及到的税种。
具体而言, 耕地占用税是针对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种, 实行分地区定额税率。房产税以房屋为征税对象, 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 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作为存量房地产中比重最大的个人住房, 属于免税范围。2011年1月, 上海和重庆开始试点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意图控制房价过快上涨, 但是两地分别给予的免税面积让这一试点的效果大打折扣。土地增值税可以说是房地产行业目前税率最重的税种, 它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最高累进税率为60%。契税是以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 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实行3%～5%的幅度比例税率。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开征范围的土地为征税对象, 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标准, 按规定税额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行为税, 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定额税率。
房地产销售的营业税按照成交价的5%计算,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是营业税的附加;印花税的税率较低, 分为定额和比例两种税率;个人转让房产会征收个人所得税, 新国五条的出台让这一税种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另外, 房地产企业也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广东、湖北、陕西的土地财政比较
东、中、西部, 是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最鲜明的标志。笔者分别从东中西部选取典型的省份广东、湖北、陕西, 通过比较三省份数据的方式, 分析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一) 地方财政收入对房地产相关税收的依赖
在统计的过程中, 相关的营业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项税收不会单独列出房地产行业所缴纳的份额。因此, 本文将房地产相关税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分别计算上限和下限。即, 以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五项只在房地产行业征收的税项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作为下限, 将包含房地产相关的全部税项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作为上限。通过比较三省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时间纵向对比来看, 自1998年以来广东、湖北两省地方财政收入中房地产税收的比重在不断增加, 尤其是房地产直接各税的比例增加速度更快, 到2011年仅房地产直接五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15%左右。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对营业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贡献, 这一比例还要更高。而陕西省的情况则是, 房地产直接各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在稳定上升, 但速度非常缓慢, 且有波折。而如果考虑房地产相关各税, 陕西省地方财政收入对房地产相关各税的依赖程度则是在下降的。
2.从地区横向对比来看, 广东、湖北、陕西三省对房地产相关税收的依赖程度依次递减,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中西部的情况差别。从房地产相关各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即表1中的上限来看, 湖北省的数据与广东省的数据差别愈来愈小, 而陕西省的数据则并无太大变化。这一点恰恰印证了近年来房地产业的火爆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 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依然较少受到房地产开发商的青睐。
注:地方财政收入数据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房地产直接相关税收, 是指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各项之和, 房地产相关各税除前述直接相关税收外还包括营业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 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二) 地方政府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
许多学者在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进行实证研究时, 分析的是国有土地出让价款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 如顾乃华、王小霞、陈雄辉、谢安忆等。但是地方政府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中, 除了原有的国有土地外, 需要征收农村集体用地和国有土地来获得新的可出让国有土地。实际上, 虽然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撑, 但是改革开放后城市规模和范围的急剧扩张、频繁见诸报端的征地冲突中都暗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地方政府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中, 大部分是从农村集体土地中征收而来的, 其需承担相应的征收补偿、基础设施开发等相关成本。在2002至2010年的《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 详细的列出了各省市国有土地出让价款和纯收益, 本文即以这一时间段的数据做详细分析。数据如表2所示。
从时间纵向比较来看, 三省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数量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果仅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似乎地方财政收入越来越依靠土地出让。但是事实上, 随着社会变迁、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对土地价值的认可等因素, 政府征地的成本也在提高, 甚至高于了国有土地出让价格的上升幅度。这一点, 可以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净收益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例的波动窥见。将土地出让价款减去纯收益的数额视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的成本, 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操作国有土地出让的收益率虽然自2003年以来呈下降趋势, 但截至2008年仍可以达到20%～40%的水平, 这一水平可以说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之所以地方政府仍然看重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正是因为征收土地用于出让的模式仍然可以有较高的收益率。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讲, 地方政府也是会追逐利益的, 包括政绩、财政收入等各方面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 即使有中央政府的各项严厉调控政策, 仍然难以阻挡各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偏好。
注:地方财政收入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及纯收益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从地区横向比较, 经济发达的广东2011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已经达到了1 350亿元以上, 这是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陕西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之中:2002年, 陕西的这一数据是广东的1/8, 湖北是广东的1/3;到2011年, 陕西是广东的1/5, 而湖北是广东的1/2强。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三省2008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与2007年相比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回落。这与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下滑有着必然的联系, 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土地财政的重大问题, 即土地出让收入受房地产市场情况的强烈影响, 改革土地财政依赖严重的现象势在必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学者、媒体对土地财政的现状和改革的必要性并无争议, 但如何改革却是众说纷纭。房地产, 作为社会财富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是地方财政理所当然的重要支撑, 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因此, 土地财政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减小地方财政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 有目的地调节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不同环节的税收依赖。从而达到减轻地方财政受房地产行业波动的影响, 消除房价暴涨、征地冲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目的。
1.针对性地土地财政改革必须注意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别, 尤其是东中西部之间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的现实情况。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 促进了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 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因素造成的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也愈发的凸显。从房地产的数据来看, 东部一线京沪穗深城市的土地拍卖楼面地价高达4万～5万元/平方米, 而西部一些城市的房价也不过3 000元/平方米, 即使作为西部核心城市的成都、西安、重庆等大城市, 房价水平也只相当于东部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水平, 不同区域城市出让土地的收入自然也是差之千里。可以说, 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高, 其改革土地财政的制度需求也就不强烈。与东部地区相比, 中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空间很大, 房价的适度上涨可以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宏观经济的增长。如果因为东部地区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 而将调控政策施诸全国, 对中西部省份而言并不是好事。
2.房地产不可移动、价值量大的特性使其必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改革土地财政现状的内涵在于改变地方政府依赖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收, 进而避免地方财政受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 而并不是要地方财政完全不依赖房地产行业。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也表明了这一点。作为西方国家中房地产税制最完善的国家, 美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中, 有约30%来自物业税, 个别如新泽西州的泽西市甚至达到96%。但是美国的房地产税收的特点是更倚重房地产保有环节, 以不动产税, 即房产税为主要税种。这一税制的作用是可以保持地方财政在这一块的收入持续而稳定。从长远看, 伴随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出让, 地方政府保有的土地存量下降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需要, 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也将向此方向发展。重庆、上海两地的房产税试点为我国进一步地推广房产税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此, 可行的制度改革路径是: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推进完善的前提下, 逐步推广开征房产税, 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样, 一方面可以充实地方财力, 降低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开发环节税收的依赖;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控制房价的高涨。开征房产税的主要原则是地方政府依据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 根据调控房价的需要, 充分考虑长远发展, 确定房产税的税率和免税面积或者免税套数等细节, 并通过上层立法限制地方政府随意变更房产税税制, 迫使其审慎开征。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土地财政改革不走样。
3.土地财政改革路径有必要注意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从前文数据可以看到, 东部地区的典型省份广东的地方财政收入中, 土地相关的收入至少占到20%以上, 中西部的湖北、陕西的比例略低, 但也有10%以上, 而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获得的财政收入数字可能远高于这个比例。如果采取贸然的改革措施, 势必对地方财政造成重大影响。在地方债务压力巨大的当下, 可能会引起系统性的风险。基于此, 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 成为改革土地财政相关的房地产税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所必须考虑的限制因素。因此, 可行的制度改革路径是, 首先要增加房地产持有环节的税收, 即在全国范围推广住房房产税, 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 但是考虑地区差异性, 应采取由东至西逐步降低的差别税率且给予中西部省份较大的免税面积;之后可以逐步减少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的税收, 促进房地产供给和存量房地产的交易, 稳定住房价格;最后, 配合一定的产业支持政策, 辅以“限房价、竞配套”等行之有效的政策, 合理控制国有土地出让, 降低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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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角度分析 篇8
关键词：纳税人权利,民主财政,公共财政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即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弥补市场缺陷, 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对公共领域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然而实践表明, 中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至今仍不完善, 尤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方面仍有不足。究其原因, 是由于民主财政的建设相对滞后。公共财政的实质是民主财政, 是一种按照民众的意愿, 通过民主的程序, 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政府之财的制度。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二是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公共需要;三是公众有较多的财政参与度[1]。其中, 公众的财政参与度最为关键, 是衡量民主财政机制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
制度有其需求方和供给方, 制度的形成是由需求方推动还是由供给方推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民主财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其需求方是纳税群体, 供给方是国家或政府, 二者都是民主财政的主体。民主财政的建立与完善与否, 关键就看政府和纳税人在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是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而纳税人的作用更为重要。英国之所以能够最早建立起完善的民主财政制度, 正是由于强烈的纳税人权利意识以及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护。纳税群体为了自觉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 通过民主机制建立和完善民主财政制度, 形成限制政府权力、维护纳税人公共利益的长效机制。
一、纳税人权利意识缺失阶段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时代,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民众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 儒家思想推崇“家天下”的礼制和封建宗法制度, 重在强调个人对社会及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人民成为君王这个封建大家长的子民, 而非公民。封建思想造就了民众的草民意识、臣民观念和小农意识, 培养不出独立的公民意识, 更不用说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了。这就形成了百姓纳税后自给自足、管民相安无事的供养性财政, 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建国后,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一百多年的封建统治。虽然“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已经到来, 但是在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确立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下, 财政权力高度集中, 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和决策权, 供产销等各个环节都依赖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 具有名副其实的行政性特点。在“国家分配论”的影响下, 国家的财政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 国家或政府被看做财政的唯一主体, 个体利益被统一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中, 并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这种环境下, 国家利益吞没了纳税人的个体权利, 国家优先于纳税人, 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完全是按照政府的意愿、根据国家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贯彻的, 财政制度改革也迫于政府自身的财政压力, 并非纳税人的要求。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 传统封建思想使得纳税人不具备权利意识, 政府在主观上也没有考虑到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问题, 在这一阶段中国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处于缺失状态, 民主财政自然无从谈起。
二、政府自觉保护纳税人权利阶段
市场化改革以后, 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在此期间, 理论界掀起了一次关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的争论, 过去的“国家分配论”逐渐让位于“公共财政论”, 而“纳税人权利”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公共财政体制下, 政府与纳税人实际上是契约关系, 政府和纳税人均是财政的主体, “纳税人有享受公共物品的权利和依法纳税的义务, 政府享有依法征税的权力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2]。纳税人通过纳税从政府那里“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收的税用在哪、怎么用, 也应该通过民主程序按照民众的意愿实施。因此, 建立民主财政机制基本形成共识。
此后, “纳税人权利”这一概念逐渐出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 政府也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主动保护纳税人权利, 最明显的就是在立法层面确立纳税人主体地位, 明确保护纳税人权利。1992年9月4日颁布的《税收征管法》在第1条就明确指出:“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 保障国家税收收入, 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制定本法。”“这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税收法律中, 它奏响了中国自觉保护纳税人权利的第一声。”[3]随后的一系列立法过程中, 例如《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 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依法治税和依法行政, 使得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得到更高的重视, 对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这段时期关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主要依靠政府自觉主动地、通过立法过程进行确认, 还有理论界的学者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推动, 但纳税人自身对纳税人权利的诉求和主张显得并不强烈。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传统思想的影响, 纳税人意识没有培养起来, 比如很少有民众关心甚至质疑政府将税收用在了何处, 依然认为纳税只是自己的一项义务。另一方面中国在纳税人保护的体制方面还不完善, 例如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不高、纳税人缺乏有效的民意表达渠道, 以及纳税人实质上的权利如知情权、监督权等依然不明确和不完整等, 导致对纳税人形式上保护多, 实质上保护少;政府信息的结果公开多, 过程公开少;政策制度过程中纳税人被动接受的多, 主动参与的少。因此, 中国此时纳税人权利的行使与保护还处于初级阶段, 形式大于实质, 离民主财政还有差距。
三、纳税人与政府互动阶段
以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的颁布为标志, 中国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物权法》的宣传以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 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空前增强,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纳税人主动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 例如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不再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 反而有权要求政府对自己的合法利益损失予以补偿;第二, 纳税人主动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民意, 例如在关系民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召开听证会, 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意识到充分合理自主地表达意见是自己的一项权利, 应该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第三, 纳税人逐渐敢于对政府提出意见甚至提出质疑, 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渠道, 不少纳税人敢于主动质疑政府某项政策的有效性, 勇于揭发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腐败、不公等现象, 推动了政府的政务公开。这些分别促进了民主财政机制三方面的实质性发展, 一是纳税人权利得到实质性保护, 二是民众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 三是民主监督机制的健全, 由过去的人大监督发展到全民监督。
从这一时期看, 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发展非常迅速, 对民主财政机制的推动非常明显, 对政府形成了较大的改革压力, 政府在政策的制度过程中必须更加重视纳税人的意见, 必须加快健全民主财政机制。这进一步证实了在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 由制度的需求方即纳税人推动比政府推动更有利于民主财政的建立。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中国民主财政建设过程中, 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市场化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 纳税人自身缺乏权利意识, 政府在主观上也没有注意到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问题, 民主财政机制处于空白阶段;第二阶段, 市场化改革初期到《物权法》颁布以前, 表现为政府开始自觉主动地通过立法保护纳税人权利, 但纳税人自身权利意识依然不足, 没有行使纳税人权利的意愿, 但立法层面为民主财政机制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形式上的民主财政机制基本形成;第三阶段, 以《物权法》的颁布为转折点, 纳税人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迅速增强, 形成纳税人与政府的互动局面, 共同推动民主财政机制的建立。
四、对进一步健全民主财政机制的政策建议
1. 培养正确的纳税人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
中国尚处在纳税人权利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 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还不成熟, 这时公民往往容易觉得政府欠自己太多, 只看到自己付出的, 看不到自己得到的, 因此外部性不可避免。虽然纳税人通过行使权利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监督, 有利于在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保护自己的利益, 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有效遏制腐败现象, 但是如果利用不好纳税人的监督权利, 反而会降低政府的政策效率。“阿罗不可能定理”指出, 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 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 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
2.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使纳税人能够用脚投票。
纳税人行使权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脚投票, 如果对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满意, 就选择离开, 前往公共服务更好的城市定居, 这样才能真正给政府形成压力, 政府唯有以人为本, 致力于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才能避免人才流失和经济下滑。然而户籍制度与太多公共服务的享用挂钩, 是人口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 从而限制了人们作为纳税人用脚投票的权利, 移居其他城市的高成本使得许多纳税人被迫放弃选择城市, 只能被动地接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 只有进一步推动户籍改革, 废除户籍对人口流动的阻碍, 才能真正还纳税人用脚投票的权利, 实现民主财政。
3. 完善公共支出效率评价体系。
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 提供公共产品的各公共部门之间不存在竞争, 衡量公共部门的产出又相当困难, 因此“政府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压力, 并且普遍具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倾向”[4]。公共支出模式容易存在浪费严重、效率低的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公共支出效率评价体系, 为纳税人监督政府财政效率提供标准, 才能保障民主财政机制的有效运行, 提高财政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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